行政领域范文10篇

摘要：药品流通与药品安全密切相关，成为我国药品监管部门进行药品监管的核心工作之一。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及合理化的药品流通监管，对提升社会公众的用药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分析药品流通的过程及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当前药品流通领域存在的监管体系稳定性较差、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队伍不成熟等问题。最后，从完善监管体系及法律体系，创新监管方式等方面，针对性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药品流通；行政监管；问题；对策建议

药品安全与公众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当前，民生成为我国政府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而药品安全与社会民生密切相关，成为改进社会民生的重要内容。同时，药品流通是决定药品安全的重要环节之一，是我国药品监管部门进行药品监管的核心工作。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及合理化的药品流通监管，对提升社会公众的用药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受我国国情影响，药品安全的行政监管事关公众生命健康，与国家安定、社会发展进步具有一定程度关联。目前，涉及药品流通监管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以及《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等。虽然上述法律法规对药品流通环节的监管进行了明确规定，但相关监管法规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漏洞。受多种因素影响，近年来，与我国药品流通领域相关的安全事件频发，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的身心健康，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当前，我国药品流通领域在分段监管方面，尚有一定的不足。各个监管部门，在职能方面存在职能交叉重叠，在监管内容方面存在监管不到位现象。同时，现有法律法规对药品流通领域的部分违规内容惩戒力度较小，违法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受巨额违法获益诱导，部分企业存在违法经营问题，致使药品质量出现问题，甚至引发严重的安全事件。近年频发的安全事件表明，我国药品监管领域的问题依旧突出，药品监管形势仍然非常严峻。在药品流通领域安全事件频发的背景下，探究我国当前药品流通领域的行政监管问题，并有针对性提出相应对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因此，针对我国药品流通领域的行政监管问题，首先，分析了药品流通的过程及特点；然后，梳理我国药品流通领域存在的行政监管问题；最后，有针对性制定对策建议，以完善我国药品流通领域的行政监管体系。

1药品流通的内涵及特点

药品流通是指药品经企业生产后，通过各级商经营销售至医院或零售药店，最终达到消费者，包括企业、商、医院、药店和消费者等多个相关者。我国的药品流通领域涉及相关者较多、流通环节的交易渠道较为复杂。本文通过查阅文献、实地调研等方式，梳理了我国药品流通环节，见图1。我国药品流通领域的自身特性明显，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三个特点：①功效特殊、储运标准高。药品具有商品特性，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一方面，药品可用以预防和治疗疾病，是社会公众身体健康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因药品通常由多种成分组成，受其物理化学特性影响，其对外部环境条件及温度湿度等要求较高。②专业性强。就药品的医药特性而言，其具有组成成分多样、治疗机理复杂、使用方法多样等特点，综合可见药品的专业性较强，其生产过程中需专业研究人员严格把控，其用药过程需要医师进行专业指导，由此致使在流通过程中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性。③流通环节复杂。因药品在流通过程中涉及生产企业、商、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医师等多个利益主体，增加其流通过程中的复杂性，使其流通过程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监管机构的监管难度。

2我国医药流通领域的行政监管问题分析

摘要:律师见证一开始是在民事领域实施并迅速“走红”，律师见证作为“私证”正一步步渗透到行政领域，参与到行政行为中。但是行政领域的律师见证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在行政行为中由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共同委托律师见证，见证中更加注重被见证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同时推动我国证明体系改革，提升律师见证的法律地位，将更好的实现律师见证制度介入行政领域。

关键词:律师见证;行政行为;合法性

律师见证制度进驻行政行为，律师见证业务在行政领域的蓬勃发展不仅是律师行业的福音，也是行政机关及广大民众的福音。律师见证不但可以保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真实性、公正性，也可以增强行政行为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但是由于律师见证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行政领域的特殊性，行政领域的律师见证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

一、律师见证及其在行政领域的应用

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1996年7月2日颁布的《关于印发<机电产品出口招标办法>的通知》第二十九条“招标工作由注册律师进行法律见证，并出具律师见证书”，这是律师见证第一次直接以文字表达的形式出现在部门规章中。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1998年4月28日颁布的《关于解决外商投资企业董事不出席企业董事会会议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五条“对于已经批准成立的企业，因严重亏损或其他原因而无法继续经营的，确需解散的，且合资、合作一方或数方股东所委派的董事两年以上不出席或者不招募董事会会议，致使企业董事会不能做出企业解散的有效决议，经其他股东多次书面催告，仍无任何音信的，经中国公证机关公证或律师见证，其他股东可以向企业原审批机关申请解散企业……”更是第一次将公证处公证与律师见证相提并论。虽然律师见证直接文字表述及应用出现较早，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96年5月1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并未将律师见证列为一项明确的法律服务，也未对“律师见证”进行准确的定义。即便如此，法学界和律师界的普遍观点还是认为律师见证是包含在《律师法》第二十八条、第六项中的“非诉讼法律服务”。律师见证的准确定义出现在2007年中华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见证工作细则》中的第二条，“律师见证是指律师应客户的申请，根据见证律师本人亲身所见，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依法对具体的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的一种活动。”可见，虽然律师见证的出现、合法化及应用是很早之前的事，但是律师见证的定位却出现的比较晚，且法律地位不明。从律师见证以直接文字表达出现的法律文件可以看出，律师见证最早出现的领域是涉外经济事务。现如今，律师见证被视为与“公证”相对的“私证”已经在民事领域风靡，正一步步渗透到行政领域。很多地区都对政府的采购行为实施律师见证制，例如山东省济南市已经全面开始实施政府采购的律师见证制，委托律师对政府采购、招投标、政府谈判等方面提供专项的律师见证服务以及相关法律事务的咨询。现在，律师见证不仅仅是介入政府采购、招投标等带有一定经济色彩或者说民事性质的行政行为，也开始介入不带任何经济色彩的行政行为。例如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洋坪镇政府对于部分非法占地行政处罚决定的强制执行也实施了律师见证制度，委托本单位法律顾问以外的律师事务所对行政处罚决定强制执行过程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律师见证。那么行政领域为什么会允许律师见证这一“私证”的进入并且成为一种风尚更有甚者成为一种制度建设呢？首先，实施见证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是相对于行政机关的第三方机构，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是独立于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而存在的，是中立的，不属于“官方阵营”，其公平性比较可信。其次，律师见证主要是对行政事务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查和见证，在行政行为的实施过程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可以得到有效保障，不合法的行政行为可以由律师直接指出，行政机关予以取缔或改正，促使行政行为的合法化，推动法治建设的进程。再次，基于行政相对人对于律师见证公平性的认可，以及对行政行为真实性、合法性的保障，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障，更容易建立起国家信赖及国家荣誉感。最后，律师见证会对见证的整个过程进行记录，对于见证行政行为的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并作出律师见证书。对于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来说都不失为证据保存的有效途径之一，减少行政主体及相对人在争讼阶段证据收集的成本和压力。

二、行政领域律师见证存在的问题

第一条(目的)

为提高本市文化领域行政执法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工作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市文化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权相关的行政强制权和行政检查权（以下统称行政处罚权）的行使，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实施和配合部门）

*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以下简称市文化执法总队）是市人民政府直属的行政执法机构，主管全市文化领域综合执法工作，集中行使文化领域行政处罚权。

摘要：不得自证已罪原则在行政调查领域的适用，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一个宪法问题。在我国，从长远来看，不得自证已罪原则的适用，包括刑事诉讼领域和行政调查领域，是必然的趋势。在行政调查领域，适用不得自证已罪原则，应当考虑行政法本身的特点，与行政程序中的证据规则配合使用。

关键词：不得自证己罪原则行政调查刑事侦查

简单地说，行政调查就是行政机关的信息搜集活动，它普遍而广泛地应用于各个行政领域，为行政机关实现行政职能、达到行政目的所必须。行政调查中，经常要求公民提供有关的信息、资料。这必然涉及不得自证己罪原则的适用问题。在美国，不得自证己罪原则是一个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则，由宪法修正案规定。所以，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在美国行政调查领域的适用是一个宪法问题。在我国，虽然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尚未完全确立，但是，行政调查领域中是否适用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关乎公民权利的保护，同样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关注。

一、不得自证己罪原则的渊源和内涵

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可以追溯至拉丁法谚Nemoteneturprodereseipsum，即没有人必须作为对抗自己的证人，NemoTeneturSeIpsumAccusare，即没有人必须自我抗诉。

公元13世纪教皇英诺森三世建立了职权宣誓制度，即法院可以依职权命被告宣誓自己必须据实回答所有问题，若拒绝陈述将受处罚。职权宣誓制度被英国1487年设立追诉异议人士的星法院和1585年设立的追诉异教徒的高等宗教事务法院采纳，但许多英国教士在宗教法庭依据上帝的律法或是自然法拒绝宣誓作证。当时星法院和高等宗教事务法院的很多判决后来被普通法法官以职权宣誓制度违反自然法为由，予以废弃。与此同时，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在普通法院以Lilburne案为代表的一系列判例中逐渐得以确立。到了18世纪初，不得自证己罪权利成为英国根深蒂固的公民权利。

摘要：由于行政领域的特殊性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宗旨以及其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要求，“以人为本”在行政领域就存在方向上的不可逆性，这种性质集中体现在党政机关干部（或称公务员）要指向群众、指向多数人的利益和全局的利益，这样才能落实好“以人为本”的本质精神；为使以人为本取得更大成效，在把握了以人为本的正确方向后，还应该做到延时指向和即时指向，要构建对民生足够关注的信息反映机制和快速处理问题机制、并突出关注那些无以为本的人，做好这些工作对于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显得十分重要而迫切。

关键词：以人为本；行政领域；不可逆

以人为本是我国在世纪之交提出的有关执政兴国的重要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夯实执政基础、更好地实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让改革的成功果为人民共享”的目标要求；是各级政府推进社会和谐、为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是中国共产党凝聚力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如何让这一思想成果在行政领域中开花结果，这里就需要讲究方向性问题及具体的实施细节，方向错了或实施不当，那么尽管以人为本是如此正确，但其效果并不理想或不尽如人意。所以在这里就需要讲究方向问题，这就是在行政领域中的不可逆性。只有充分认识以人为本在行政领域中的不可逆性，才能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崇高理想、履行宗旨、做到淡泊名利、清正廉洁，简言之就是使以人为本在行政领域中实施取得更大成效。

一、对“以人为本”在行政领域中的不可逆性的成因探析

由于行政领域的特殊性以及我国共产党执政的客观要求，“以人为本”只能是朝一个方向去作为，而不能相反，否则就会违反行政运作方面的执政为民、权为民用的理念以及违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

1.行政领域的特殊性要求。行政领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公众之所以把权力让渡出来，就是因为需要一个代表公平与正义的力量来接受，而这接受者（往往是政府）为公众办事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最初在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时就是简单的让渡，几乎没有让渡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利益伴随，只是后来才有让渡者交租或纳税，拿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拿了纳税人的钱就得为纳税人服务。以公众的纳税作为基本运作经费的公共权力机关应该为纳税人谋利益，应该以公众利益为重，这成了现代民众对政府的最基本的诉求。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强调以人为本，其方向只能是公共权力机关面对公众去思考如何以人为本，如何把此理念贯彻在实践中去，而不是相反要求群众对你如何地以人为本。

内容提要：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命题里，依法执政是根本，依法立法是前提，依法行政是关键，公正司法是保障。建立和发展依法治国的真实前提，必须检索和反思中国立法，对行政领域的立法进行全面检讨。重申立法有限的基本理念，实现对立法权的监督和制约，破除立法“本位”思想，确立立法平衡思维，摒弃法律万能观念，克服立法膨胀现象，消除重实体轻程序的立法倾向，明确程序立法方向，树立正确的法律制度的秩序观，维护立法统一和法律稳定，对于通过立法促进制度文明和“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立法有限，平衡思维，立法膨胀，程序立法，立法秩序

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民社会呼唤法治；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治国家推进法治。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进程越来越引人注目。中国的法治化需要一个根本、一个前提、一个关键和一个保障。执政是根本，立法是前提，行政是关键，司法是保障。[1]世界各国普遍将司法视为法治实现的最终屏障。但中国司法的独立、自主和中立还要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艰难以及越来越受人关注的司法腐败，甚至让一部分人对司法能否担当保障法治的重任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信心；十几年来，政府贯彻依法行政原则，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状况有所改善，但行政的专横和随意远没有根除。法治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法律规束住行政权。人们对法律能否施展出规制住桀骜不驯的行政权的能耐仍心存忧虑。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将目光聚焦在行政和司法领域，将法治的希望寄予行政不再专横、司法能够公正。尽管近几年来，人们已经开始在价值意义上论及法的善恶，倡言制度文明，但相对而言，立法是人们最少考虑的领域。这并不意味着立法不存在令人担忧的问题。实际上立法领域存在着若干误区，比如，立法不受监督制约的误认，讲求“本位”的立法思维，推崇“立法万能”观念，重实体轻程序的立法倾向，立法无序和僵化的法律稳定，等等。[2]立法上的这些误认、思维、观念和倾向以及它们导引的立法实践足以形成一个虚假的法治前提，使中国社会远离法治。走出立法特别是行政领域立法上存在的种种误区，建设和发展真实的法治前提，对实现行政法治化和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分析立法现象，可以将立法视为立法权的运作过程。前资本主义时期，国家权力也包含着立法、行政与司法等权力因素，但就象征与实力而言，行政权显著地处于主导地位，甚至可以认为，国家权力基本上就是行政权力。因而那个时期并不存在独立的立法过程。近现代以来，随着分权理论的成熟与实践，以议会为主要载体的民主政治确立了立法权的荣誉和地位。在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中，立法权还曾经历了无上荣光的“议会至上”的时代。[3]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国家，尽管立法权不一定具备相应的政治实力，但它被视为人民主权的最直接的体现，甚至在国家权力架构中起码是象征性地被置于最高权力位置。当然，无论国家权力框架如何，权力关系怎样编织，经验地看，相比较而言，行政权容易专横，司法权容易武断，立法权不象行政权和司法权那样易于异化。在人们看来，立法权较之行政权和司法权更令人放心。[4]这很容易地导致了一个危险的认识上的误区，好像立法权没有被监督和受制约的必要。在一种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立法权监督行政权和司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不能反向制约立法权的宪政体制中，[5]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视为最优越的根本性的民主制度，如果对立法权提出质疑，就会被指责为怀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在这样一种制度文化环境中，存在立法权没有必要受监督和被制约的认识误区就更自然不过了。

实际上，任何一种权力都存在着滥用的潜在危险，权力越集中越庞大越容易出现滥用，权力越与资源配置和利益安排相关联越容易滋生腐败。分权是减少和防止权力滥用的明智选择，但分权体制中的各项权力依然存在滥用的可能，只不过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专横和武断有更多的现实表现。尽管分权体制中立法权的运行机制比较其它权力特别是行政权的运行机制而言更易于避免专制，但由于立法本身就是配置资源和安排利益的过程，立法权与其它权力相比较与资源配置和利益安排关联最密切，因而也难以根除立法领域的权力滥用的可能。假设立法权滥用的潜在危险成为现实，完全可以套用一句流行的话，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专横和武断不过弄脏了水流，立法权的滥用则败坏了水源。[6]尽管立法权较之行政权和司法权异化的现实表现要少，但就权力滥用的危害而言，却比其它两权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引言

行政效率通常是指行政管理中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资源与所获得的行政效果之间的比率关系。一般认为，行政效率越高越好。行政管理学的开创人伍德罗?威尔逊在《行政研究》中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政府怎样才能最富成效地做好本职工作（Wilson，1887）。稍后，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同样以“效率最大化”（maximumefficiency）作为其管理思想的核心（Tylor，1911）。尔后，虽然在管理思想上不断推陈出新，曾对“效率至上”（gospelofefficiency）的理念做过一定程度的校正，但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政府再造”运动，仍旧以“追求政府效率”为其宗旨（奥斯本、盖布勒，1996）。目前，我国很多行政机构也都在积极进行各类行政实验，但很多政府治理创新大致还是以“效率”为旨归，比如山西省地税局的“两个示范”项目（毛寿龙、卢晓忠，2009）。可见，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行政效率从来就是人们追求的一个重要维度，而对这一概念（特别是其局限性）的探讨，也就成为本文的主题。

二、效率的重要地位

可以说，在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史上，正是对行政效率的追求才让行政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成了一门独立学科。行政学发展的很多里程碑式的事件，也通常与效率概念相连，如著名的西沃之争(theSimonvs.WaldoDebate)虽因方法论中的分歧而起，但后来的争论焦点还是回归到效率的中立性或道德性差别上了。尽管这种争论始终没有输赢之分，但围绕着效率的“两种观点都已整合到公共行政学的教科书中去了”（颜昌武、刘云东，2008）。也就是说，人们围绕效率概念所做的思考，一直在推动着公共行政学进行范式演化。西方的行政实践也告诉我们，效率常常成为政府改革的抓手，如克林顿上台后不久即让副总统戈尔负责进行了一项以“增进效率、去除繁缛”为目标的政府体制改革（Gore,1993）。在我国的行政实务中，对效率的吁求同样重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就反复表示要“推进行政制度改革”“、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等。有学者对此解读说“：推进行政管理制度和方式创新，就是要切实改变那种依然存在的拍脑袋决策、越权决策、不按程序决策的行政行为，要善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管理手段，优化管理流程。”①如此则可推论，“十二五”中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观点，其实还处于科学管理的范畴，而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用科学化、标准化的管理方法代替经验式的管理方法，从而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这种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各地行政创新努力的反映。山西省地税系统曾在2007年制定并推行了《实务标准化操作示范》，着眼点正是“科学管理、提高效率”，即力求税收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标准化，从而“可方便快捷地把事情办好，务求有利于提高税收工作的效率，有利于提高纳税人办税效率，同时不增加纳税人和基层税务干部的负担”，让“复杂问题简单化，平面制度立体化，建立一个一看就懂、一用就会的傻瓜式办税模型，从而大大提高执法效率”（毛寿龙、卢晓忠，2009）。其实在我国，行政人员对效率的关注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史记》上讲，两千多年前的秦孝公就特别崇信效率，甚至说“只要能让秦国强大，就给他封官分土”，②很有点古代“猫论”的意思，结果招来了著名的行政改革家卫鞅。然而，卫鞅给孝公灌输的行政路径分别是“帝道”、“王道”，但孝公认为这些行政路径“久远”而“不能待”，用现代词语来说就是“太慢、效率太低了”，丝毫不感兴趣。后来，卫鞅讲“霸道”，以其高效强国之长，令孝公心向往之，这也就铸成了秦国后来的行政取向，并进而影响到中国几千年来的行政诉求走势，甚至与当今学者提出的“北京共识”在“效率导向”方面还有些共同内核。

三“、北京共识”中的效率

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其发展速度与经济总量令世界瞩目，对此做研究的学者很多，从各个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因果性解释理论，本文对此不打算做专门的讨论，只是说一下其中与本文主题相关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概念，即“北京共识”（Ramo，2004）。这是因为，“北京共识”蕴藏的一个重要判断就是：中国高效的行政模式造就了辉煌的经济成就。所谓“北京共识"是基于”华盛顿共识"而衍生的概念。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是“小政府、私有化、自由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倚重企业家精神和自发秩序的经济发展模式，但中国并没有完全遵循上述原则，却反而获得了似乎更为强劲的增长势头，对此，雷默用“北京共识”做了解释。北京共识的内涵虽然不一而足，但据有些学者的分析，其首要因素就在于“：中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以及在这个党领导下的强有力的政府，尤其有一个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邹东涛，2006）用行政学术语来讲，就是说中国的行政效率高。依照公共选择理论的框架，中国的行政模式可以大大压缩决策成本（BuchananandTullock，1962），同时，按照古德诺的理解，一个强大的党更可以用来贯通中央与地方，协调政治与行政，从而可大大强化决策的执行效率（Goodnow，1900）。这在我国的行政实践中可以找到很多印证，比如，凡是中央决定了的事情，其完成效率通常极高，包括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组织汶川玉树的救灾工作、国庆大阅兵等大规模任务，其推进速度之快、成效之高、资源调集之得力，堪称世界无双。反过来讲，有人提出的“西方民主导致低效”之命题，不无道理。201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了著名的“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而其反面，即“五搞”，也许恰恰能诠释“北京共识”的核心内涵，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及科学发展观”、实行“民主集中制”与“地方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国家资源的统一调配制度”。这样看来“，北京共识”的逻辑酷似威尔逊在《行政研究》中所描述的“大陆”模式，即决策人数少，则可克服太多民众的意见所带来的纷乱性，因为如果完全采纳广大民众意见的话，将寸步难行（wilson，1887）。这样，决策者的单一化将“有利于快速采纳一个方案并加以推行”。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提过一句名言“：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理由是“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我们是等不起的”。无独有偶，目前奥巴马谋求连任的竞选口号居然也是“我们等不起”（wecan''''twait），③这种效率导向的口号，仿佛是两千多年前秦孝公所谓“吾不能待”的历史回响，同时也让我们感到奥巴马自觉不自觉地正在从“北京模式”中汲取中国效率的亮点。

[摘要]在节能领域，广西各级工信系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其中包括对违法违规用能企业给予行政处罚。目前，各级工信系统将节能领域的行政处罚权委托给依法成立、有资格的节能监察机构实施。行政处罚权的委托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主管部门对工业企业节能监管人财力方面的不足，但由于委托制度的不完善，节能领域行政处罚权的委托若实施不当，就会存在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弊端。文章在研究目前行政处罚委托的理论和有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广西节能领域执法工作的现状，提出完善节能行政处罚委托工作的建议，以便能充分有效保障工业企业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行政处罚委托；节能监察；监督

1行政处罚委托的涵义

1.1学界对于行政处罚委托的理解

对于行政处罚委托，学界大致有以下主张：行政处罚委托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委托是内部行政行为，行政处罚委托是一种外部行政行为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合同行为。另外，也有一种“行政辅助”的说法，是指行政主体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借助私人或组织的帮助行使权力。行政辅助人要以行政机关的名义，在行政机关的指示下协助处理行政事务，且不具有独立的行政主体资格，受行政机关的指挥监督。

1.2行政处罚权委托的实质和效果

第一条(目的)

为提高本市文化领域行政执法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工作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市文化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权相关的行政强制权和行政检查权（以下统称行政处罚权）的行使，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实施和配合部门）

**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以下简称市文化执法总队）是市人民政府直属的行政执法机构，主管全市文化领域综合执法工作，集中行使文化领域行政处罚权。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必要性分析；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现状与问题；进行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思路和途径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行政伦理就是行政领域的伦理、这是进一步推进行政伦理建设的必然选择、这是反腐倡廉、消除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现实需要、这是世界各国行政伦理管理的普遍趋势、我国在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加强行政伦理立法、建立监督行政伦理规范执行的专门机构、完善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培训制度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是进一步推进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反腐倡廉、消除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现实需要;是世界各国行政伦理管理发展的普遍趋势。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进行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必须加强行政伦理立法;建立监督行政伦理规范执行的专门机构;完善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培训制度。

论文关键词: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

行政伦理就是行政领域的伦理，是指调整行政主体在国家事务的治理和管理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的，并能以善恶进行评价的行为规范，以及行政制度、体制、规则、程序等行政构件所体现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倾向(本文主要指国家公务员个体的行政伦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政府的道德状况、行政人员的道德水准、行政构件的伦理德性等对社会建设和发展有深刻的影响，为此，必须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当前，我国公务员的行政腐败、行政伦理失范等现象还大量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力度缺乏所致。因此，在我国正处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研究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一)这是进一步推进行政伦理建设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