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制范文10篇

摘要:当前行政争议在社会矛盾争议中呈现出越来越突出的趋势，且越来越复杂化，这就意味着行政争议救济的途径也必须多样化。但是现状是行政调解的中立性不足且范围尚不确定、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受到质疑，行政诉讼的效率有待提高，紊乱的信访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各种救济方式的落实情况也不佳。要完善争议救济机制，使每个行政争议都有出口，就要将各种救济途径的功能及其优势弄清楚，它们不再是分散的个体，而是相互衔接彼此配合的整体。

关键词:行政争议;行政救济;制度完善

一、什么是行政争议

争议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的变动和调整，行政争议的产生事实上也与利益密不可分。行政争议与我们所熟知的其他争议有所不同，它因争议双方的地位不对等而自有其特殊性。什么是行政争议，它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它与其他争议的区别在哪？首先，行政争议的产生是基于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管理行为。换言之，如果争议的产生是基于行政主体在其民事行为而不是行使行政职权的话，那么就是民事争议或是刑事争议了。其次，争议的其中一方必然是行政机关，且以其特定的行政行为为前提。最后，行政争议是公权和私权的较量。引起行政争议的情况有很大原因是行政主体行为的不规范甚至是违反法律规定，总结有如下表现：一是行使职权超越法律权限；二是适用法律错误，或者不严格执行；三是不遵守法定程序；四是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在行政相对人提出申请时，不进行实质性或形式性审查和处理；最后是行政处罚不公正，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权时没有根据事实、情节等秉承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酌情考量。

二、行政争议救济机制概述

（一）行政争议救济机制的内涵。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总是多元的，行政争议的解决途径更应如此。行政机关是行政争议的救济主体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救济主体不仅仅只有行政机关，而行政机关参与的争议解决不一定都属于行政争议救济途径，如其对民事争议的裁决，诸如行政裁决、行政仲裁不属于行政争议救济机制的内容。（二）我国行政争议救济的途径。在行政管理手段日益多元化，争议情况多发且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法院不堪重负，司法界应努力寻求诉讼外的救济途径成为争议解决的法治路径。行政争议救济机制应当包含各种层次的争议救济途径，才能满足日益复杂化的争议解决需求，通过各种途径的相互衔接、补充，使行政争议能够更好的得到解决。行政救济途径，是不是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简单糅合在一起呢？笔者对此抱着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的两大途径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规定的是什么情况可以向什么单位寻求救济，并且通过某种方式给予救济。而救济方式的其中之一就是国家赔偿，即行政相对人通过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或其他解决途径获得国家的赔偿从而达到救济的目的。很显然这三者不属于一个层面的内容，途径和方式不可混淆在一起讨论，而应分别研究。从救济途径上看，除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之外，还包括行政调解、信访、立法救济等。从方式上看，除了行政赔偿，还包括行政补偿，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多种方式。1.调解制度。在我国行政争议救济的实践中，调解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渐渐得到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认可，成为一种正式的行政争议救济途径。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行政复议调解和行政诉讼调解仅限于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和行政赔偿、补偿案件。虽然调解制度在行政争议案件中适用的范围仅限于三类，但是其中因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而导致行政争议的案件数量就不在少数，这就代表着行政复议调解以及行政诉讼调解还是有着不小的运用空间。2.信访制度。信访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始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各级政府设立信访办公室，接受各种来访和来信，但主要涉及诉讼信访和行政争议信访。在纠纷日趋复杂多样的今日，信访也是人们寻求实际问题得以解决的一种途径。信访制度建立的初衷也是党和政府为了更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信访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表达利益诉求的主要方式之一，承担着重要的公民权利救济功能，但是不能把它视为一种优于司法救济的主途径。3.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实施条例》的颁布使得行政复议作为一种解决行政争议的法定、传统的途径，在解决行政争议的过程中比诉讼更有专业性，这个专业性不是指裁判的专业性而是行政机关比起法官更能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恰当与否有着更清晰的认识。它比起诉讼更高效、快捷，节约成本。4.行政诉讼。不可否认诉讼是解决争议的权威途径，司法机关能够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若发现被诉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可判决撤销、责令及时履行、变更处罚，也可对其提出司法建议，使行政相对人获得救济。5.立法救济。很多行政相对人在权利受到行政机关侵犯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起诉，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不断地去上诉，浪费司法资源不说，有时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宪法和组织法赋予了我们监督行政权的权力，这是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的预防同时也是对相对人权利的补救，称为立法救济。由人大及其常委会代表人民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权进行监督，改变或撤销行政机关的决定，以此达到救济的目的。（三）行政争议救济的方式。确定了行政争议救济途径之后，在采取某种救济途径之后，应根据公民受侵犯权利的性质和受侵犯的程度来采取相应的救济方式。针对行政过程中的救济方式主要有履行、撤销、变更、补正等。针对行政行为已经造成的损害结果即行政结果上的救济方式主要有国家赔偿、行政补偿，还有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

提要：抽象行政行为是当今各国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一项最重要的手段。长期以来，由于对抽象行政行为存在不同认识，也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和复议法一直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之外，我国远未建立起对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的有效机制。而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正是一个国家实现行政法治的重要标志，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深入研究。本文试图分析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的现状，结合国外的一些做法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监督机制的设想。

关键词：抽象行政行为、监督机制、建立、完善

抽象行政行为，是相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个学术概念。带有普遍性的观点认为，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制定和普遍性行为规范的行为，其范围包括行政立法行为和其他一般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具体是指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行为。这一行政行为相对于行政机关针对某特定对象采取的行为，具有对象非特定性、效力的未来性和规范的反复适用性三个特征，因此被称为抽象行政行为。

一、目前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的途径及存在的问题

1990年10月1日实施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2款规定，对于因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1999年4月29日通过的我国《行政复议法》第7条就纳入行政复议申请范围的抽象行政行为的范围和方法作出了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一）国务院部门的规定；（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前款所列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

本文作者：刘丽红工作单位：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以行政系统的科学化促进行政机制的外部平衡

从系统的外部环境看,系统的扩展有其必然趋势,因为系统的目标范围随着系统环境的复杂化而不断扩大。所以,必须处理好系统的行政权力分配,通过行政沟通网络组成协调的行政系统结构,从而使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达到动态的平衡。(一)建立受限的行政权力系统社会发展史表明,行政权力系统是社会生产和国家管理职能发展的结果。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国家管理活动日益纷繁复杂,传统社会功能普及型的国家管理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管理专业化分工发展的要求。同时,社会民主的发展也使得国家权力再也不可能过度集中在某一国家机构手中。缺乏独立性、自主性会妨碍行政权力系统主动积极性与创造精神的发挥,不利于行政系统效能的提高,不利于行政权力与行政功能的有效行使。理论与实践也都表明,行政权力系统的独立性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最终造成行政权力系统的瓦解崩溃。因此,建立既独立又受制约的行政权力系统是实现我国行政机制内外平衡态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国一直存在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政治现实问题,使行政权力系统实质上处于从属依附地位,甚至出现党政并行的二元化行政权力系统现实[1]。这种体制曾为建立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府起过很大作用,但却导致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甚至出现过政府长期动荡不安乃至近于瘫痪等现象。另外,司法系统对行政系统的监督、控制也很乏力,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权力系统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行政机制正常功能不能有效发挥等问题得以产生的体制性原因。因此,理顺党委、人大、司法、行政四系统间相互关系,建立既独立自主又合理受控的行政权力系统便成为我国当前行政机制改革的首要目标。(二)形成畅通的行政沟通网络开放性是生态系统赖以实现生态平衡的一个基本特性,它表明生态系统要想维持内外平衡,就必须不断地与外界生态环境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但是,我国当前行政沟通网络仍然存在着许多缺陷与不足,不利于行政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流,严重地阻碍了我国行政机制内外平衡状态的形成。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建立畅通无阻的多渠道行政沟通网络就成为我国当前行政机制改革的急迫要求。首先,要控制一切政治沟通渠道等类似不合时代要求的错误做法。事实上,在一个各方面都瞬间万变和信息量爆炸式增长的当代社会里,信息系统流失是不可能也用不着控制全部政治信息沟通渠道的[2]。在这一基础上,首要的是要建立起齐备的多渠道的行政信息沟通网络,包括改造现有的决策参谋与咨询机构,使之成为高效率、高素质的政府信息交流机构。其次,增强行政机制的透明度,建立公开行政制度。要使民众对一切行政目标、行政程序、行政过程、行政行为都有知情权,消除种种机密性障碍,打破我国行政机制仍然存在的相当程度上的封闭性,增强行政机制的透明度,从而为畅通、高效的行政沟通网络的形成创造有利的内外环境。再次,坚持依法沟通原则,为社会公众参与行政沟通网络提供法律保障。

以行政行为的法制化确保行政机制的内部平衡

从行政管理的生态性角度出发,我们注意到,依法行政已成为现代行政机制的显著特征。在政府行为规范化的众多形式中,法制化无疑是最高形式,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合理的行政机制的形成要有法律保障,行政机制改革过程与改革成果也要有相关法律配套,而且应该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健全依法行政的生态激励机制,从而发挥法律的积极作用,形成一个依法行政的生态型体系。(一)加强行政法内部的生态性建构行政法的出现本身就是行政事务发展的产物。在我国,行政立法的技术、手段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更何况,法律存在着自身的弱点,法的保守性决定了它一经确立,就产生了一种自身资源的缓慢衰竭,构成了它本身的一种形态的消耗。这就要求法要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调整自身,然而这种调整依然是一种动态与静态的结合。在立法上,对权力的制约常常因此而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它能够推动行政权力充分地正常发挥职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会阻碍行政权力的持续有效运作,滞缓行政权力有效地为全社会服务。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首先,要加强行政组织立法,建立和完善国家行政机制的系统结构规范。也就是说,要适应行政生态环境与行政机制内部运行规律的客观要求,对现行宪法和政府组织法规的内容进行必要的调整与完善,使行政机制功能、机构与编制的设置与划分能依法规范,改革成果也由法律巩固与支持;其次,要加强行政程序立法,依据行政机制生态环境的均衡发展要求,实现行政运行程序化、协调化、规范化;再次,要加快各种社会经济制度与社团组织法律法规的研究与制定工作,通过制定与国家行政机制内外要求相适应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明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党、政府、企业、社团及公民个人各自的角色、职责、权力和义务,调整行政系统在新生态环境下的行为模式,使行政机制尽快形成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新的行政生态环境。(二)改善行政法系统运行的软环境行政法的颁布和实施仅仅是依法行政的一个方面,注重法律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价值取向。依法行政的实行还需要行政系统为其提供一个运行的软环境,即人们对法律的认同和遵守。因此,培养健康的行政文化对于依法行政来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法治的两个方面: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3]这实际上为我们道出了法制的两个最基本条件,即法和法的遵守,行政法亦是如此。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的攻坚期,直接对行政系统内的主体核心部分进行改革,打破行政改革中结构性、制度性瓶颈迫在眉睫。信息时代使改革主客体合二为一,这要求行政系统更加重视行政归属主体的多样性和主体创造性的发挥,加强公民的权利意识,强化人民的权力意识。

以行政体系结构的动态化促成行政机制的动态平衡

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的政府职能定位和行政管理体制及管理方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党的十七大要求“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指出:“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高效政府,依然是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

一、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社会

环境的需求而履行的职责和功能,它反映政府的实质和活动的内容与方向。转变政府职能意味着政府职能范围的重新调整,包括政府履行哪些职能和如何履行职能的问题。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强调经济自由,因此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的要求和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职能是有限的,需要排除政府不适当的干预。我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全能型政府职能,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如高标准的市场准入要求,过多的行政审批项目和程序,各种行政壁垒,部门、地区封锁等严重损害了市场的完整性和公正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市场配置资源,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市场不能或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领域,即“市场失灵”和“市场低效”领域,则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即是凡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则由政府出面给予解决。而我国现行的政府职能和行政管理体制仍沿袭了很多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职能宽泛,行政审批事项过多,行政机关分工过细以及权力过分集中,政府信息不透明等都与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相悖,这在客观上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管理体制。

二是应对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WTO规则是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公正、透明、权利保障等基本理念建构起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多边的开放的自由经济机制。WTO规则要求各成员方必须放弃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权力,防止政府对自由贸易不适当的干预。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融入了世界经济竞争行列,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给我国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必须营造良好的经济法制环境,努力提高政府的预警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时局把握能力、风险应对能力,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入世不仅是企业的入世,更是政府的入世,这就迫切需要对政府职能和行政管理体制予以调整和完善,发挥政府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应有的作用。

三是适应公共行政民主化、社会化、多元化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社会正在从传统的农业型社会逐步走向工业型社会和信息化社会,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诸如生产布局、投资走向、金融往来、科技开发、人才争夺等融为一体,并影响到政府公共民主进程的加快,社会正朝着权力分散化、利益多元化发展。对公共行政进行民营化、市场化的改革,让更多的民间企业和组织参与公共行政,通过吸收民间资源和技术来提高政府的行政供给能力,已成为发展方向。为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推进公共行政民主化、社会化、多元化发展,必须转变现有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适应公共行政民主化、社会化、多元化发展。

行政体制和机构改革，不仅仅是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更深层次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又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研究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应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一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第二，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应是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体制。综合这三方面的要求，改革的我国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建立和强化以下运行机制，即:强化效率效益机制、强化规范约束机制、强化协调指导机制、强化廉政监督机制。

(一)强化效率效益机制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需强化效率机制，一方面是由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所决定的，同时，又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当前，需要着重从市场经济要求的角度去认识强化行政管理效率机制的必要，险。

效率观念是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作为市场中的商品生产者，不但其生产的产品对人们要有用，而且其生产该种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要低于同类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其产品在市场上才具有竞争力，才能实现其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才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所以，商品生产者都非常重视其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和社会逐步建立和发展起了一系列调控和管理经济活动的机构，这些机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商品生产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因而必然会影响其经济效益。市场经济的运行，不但要求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必须讲求效率，也同样要求政府和社会的经济调控和管理部门以及一切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有关的行政部门都要讲求效率。市场经济社会奉行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信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我国当前为了吸引外资，改善投资环境，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提高行政办事机构的工作效率。

我国新的行政管理体制需强化的效率机制包括以下几种具体的效率机制:

1、社会效益与成本效率相结合的效率机制

刑法修订以后，渎职犯罪涉及的行政执法部门多、罪名多，而检察机关渎职侵权检察部门的工作人员，多数对行政执法单位不了解、不熟悉，更谈不上对行政执法机关易犯罪的部位，行政执法人员犯罪的手段、特点的研究。这就意味着，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大多停留在老方法上，明显缺乏外部的联系与协作。这就有可能导致在查办行政执法人员犯罪时，感到束手无策，找不到切入点，造成渎职侵权案件成案率的现象。

近年来针对这个存在的问题，较为流行的一种主张是：与行政执法单位建立联系协作机制，使之得到有效的运行。这样既可以在学习涉及行政执法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的各个罪名立案标准，司法解释时，邀请这些单位进行专项业务辅导与培训。也可以在全面查办行政执法人员渎职犯罪时，依靠这些单位领导和工作人员，选准突破口。因此，与行政执法单位联系协作机制有效运行是一种极好的手段，应该在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中大力提倡，而且将来是一个发展方向，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些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及工作人员对与行政执法单位联系协作机制缺乏了解，更谈不上掌握和有效运行。即使表面上有这种机制，往往也流于形式，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那么什么是联系协作机制；联系协作机制的运行必须具备什么条件和要求；怎样才能使这种机制得到有效的运行。下面笔者就想在这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什么是联系协作机制

在社会实践和司法实践中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笔者认为：从广义上来讲就是有关司法机关与行政执法单位按照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哲学原理，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双方各司其职，名负其责，相互联系，相互协作的组织体系和工作运行制度。从狭义上来讲就是渎职侵权检察部门与行政执法单位相互联系，相互协作的组织形式和活动制度。

二、联系协作机制的运行必须具备什么条件和要求

1、必须掌握行政执法单位的特点与规律。近几年来，我们结合查办案件，通过与这些单位的联系和接触，总结出了行政执法单位具有四个主要特点：①职务的特殊性。绝大多数的行为与主体身份直接相对应，身份、职务不同，行为性质不同。只有特定职务岗位，才能构成相应的犯罪。②职业、行业的特殊性。某些行为只能发生在特定的行政执法单位和从事特定的公务活动中。具体到某种犯罪，发案的行业，部门和部位相对同一、固定，行为表现形式及其构成大体一致。③行为带有“公务”性。行为往往与公务活动密切相关，或发生在履行公务过程中，或以“公务”名义实施非公务行为。④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与其他犯罪不同，行政执法单位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总的数量相对较少，但往往涉及大局，其社会危害主要不是体现在数量上，有时几起甚至一起案件就可能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由此可见，渎职侵权检察部门与行政执法单位建立联系协作机制很有必要。

完善行政救济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

我国现行行政救济机制主要由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信访以及集会、游行、示威五大制度组成。其中尤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信访制度应用率最高，此三者为行政救济机制的基本制度。

我国现行行政救济机制运行的情况怎样呢？它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究竟发挥了多大的功效和作用呢？

我国现行行政救济机制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逐步建立和形成的（其中信访制度则有较长久的历史）。应该说，这个机制自建立和形成以来，其运行情况总的来说是顺畅的，它对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防止其滥用权力，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但是，无庸讳言，这个机制由于建立和形成的时间较短，以及中国当下正处于转型时期，受各种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它还很不完善，还有很多缺陷，其体系、结构、内部各种制度及其相互关系的设计还有很多不合理处，其作用和功能远不能适应控制公权力滥用和保障公权力相对人权益的需要。

我国现行行政救济机制的缺陷和其作用的不如人意处通过以下三个案例可见一般：

健全行政运行机制，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与服务方式，是加强机关效能建设的必然要求，更是建立廉洁高效政府改善地方经济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深化机关效能建设中通过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运行机制，解决长期以来决策与执行不分、监察不力的问题。

一是建立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机制。健全决策的程序化机制，对重大决策要按照调查研究、确定目标、制订方案、咨询论证、提出决策、实施反馈的程序要求去做，防止决策失误。健全决策的咨询机制，对重大决策事项应当事先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充分发挥各种决策等研究班子及咨询组织的“外脑”和智慧团作用。对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要向社会公布，实行听证制度。健全决策的问责机制。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效能问责体系，明确问责事由、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行为，对领导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及其结果进行科学的评估，对因盲目决策、失职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实行效能问责制度。

二是建立快速有效的行政执行机制。建立行政机关职能执行机制，形成行为规范、有章可循的“以制度管事管人”的执行制度，通过明确行政执行责任，简化行政程序，使上级的方针、政策得到准确快速执行。建立快速有效的办事机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优化办事流程，杜绝“人情风”、“关系网”，一切以法律有关纪律、规章制度为准则，尽可能地简化手续，量化标准，使人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建立科学的行政执行力考核机制。采用科学的方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行力、执行结果以及综合素质进行全面监测、考核、分析和评价，不断改善执行手段，提高执行效率。

三是建立全方位参与的监督机制。权力的正确行使，必须通过监督予以制约和规范。为加大各监督机构的整体合力，建立设置一个核心作用，能够统一组织管理协调和指挥工作的独立行政效能监督机构，实施多元联合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包括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行政机关的日常监督，监察机关的专门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的广泛监督在内的监督体系。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整合资源，建立信息共享、职能衔接和联合督查的协调机制，加强各种权力之间的制约和平衡，切实履行机关效能的监督职能，共同为改进与完善行政管理这个大目标努力。此外，还应建立效能建设长效机制，全员接受的教育机制，全天候通畅的反馈机制。

四是构建以扩大民主为基础的考评主体体系。把与考核对象工作、生活联系密切、知情度较高的上级、同级、下级和基层群众作为评价主体，形成一个评价立体群。构建以实绩为核心的考评内容体系，把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考评的根本目的，把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作为政绩的重要内容，把重实干、求实效作为实现政绩的重要途径，把人民的需求作为评价政绩的主要尺度。构建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为手段的考评方法体系。

论文摘要：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安全事故频频见诸报端，有不少官员被依法追究行政法律责任，其影响之大被媒体形容为中国掀起“问贲风暴”。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对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完善的思考，问责应当形成常态机制，而不能是运动式的追责效果．在这方面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廉政公署”制度，健全公务员行政问责机制。

论文关键词：问责风暴行政法律责任廉政公署行政问责机制

近年来，国内安全事故频发，受害面广，伤亡惨重。有人戏称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密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从木耳中我们认识了硫酸铜；而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矿难事故亦频频见诸报端。有不少官员因此被免职或引咎辞职，其中不乏省部级领导，媒体甚至形容中国掀起官员“问责风暴”，①中国政府整顿吏治的决心不可谓不强。但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安全事故还在隔三岔五地发生，这除了客观上的技术原因之外．还因为我们没有建立完善的行政法律责任体系。公务员行政责任的规定刚性不足柔性有余，欠缺公正有效的追究行政责任的常态化机制，现行问责体制不足以让公务员在日常执法中产生必要的责任心．以至于一时的“问责风暴”对公务员的警示作用也只能是暂时的。所以，事故发生了，给老百姓利益造成损害了，追究公务员行政责任固然是需要的，但追究责任的关口前移，让行政法律责任意识成为公务员行为思维的惯性，防患于未然，才更为重要。

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主体因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而依法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它是行政违法以及部分行政不当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根据责任主体的不同，行政责任可以分为行政主体的责任与公务员的责任。行政主体概念是抽象的。它所承担责任的方式是通报批评、赔礼道歉、承认错误、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返还利益、恢复原状、停止违法行为、履行职责、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纠正不当的行政行为以及行政赔偿等。

行政主体的一切行为都要通过具体的公务员来实施，可以说，公务员的行为合法与否，直接决定着整个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因此，相比较而言，公务员的行政法律责任更为关键。它所承担责任的方式如通报批评、赔偿损失、行政处分等，无论在名誉上、发展前途上，还是在财产上都更触动公务员个人的切身利益，也才能成为约束行政行为的最根本工具和手段。踊实践证明，只有完善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体系。才能有效引导公共权力以一种良性的方式运行，而责任缺位的结果必然是权力的滥用或不作为。

考察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的现状，应当说法律规定是不胜枚举，既有纪律责任、执法责任，也有违法行政行为因触犯刑律而引起的刑事责任。嘲当然，我国公务员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形式以行政处分为主。《公务员法》规定的行政处分种类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其中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不得晋升工资档次；受撤职处分的，按照规定降低级别。此外，在国家赔偿中，公务员如果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应当承担赔偿费用的全部或部分。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立法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星提及到普遍规定的历程。行政法制建设的成绩是；目共睹的。目前几乎各级各类行政法律规范中都有行政法律责任的规定，如《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南京市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评议试行办法》、《武汉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全国人大关于行政事项的全国性立法就更元需赘述了。但是，关于行政法律责任的条款普遍刚性不够，欠缺有效的追究行政责任的机制，雷声大，雨点小，制度设计不能在广大公务员心中普遍激起责任意识的涟漪。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滥用行政职权干预经济生活破坏正常竞争秩序的行为，行政法律责任承担仅仅表述为“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其第30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违反本法第七条规定．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或者限制商品在地区之间正常流通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可以想见该条款由于行政责任的弱化足以让人们质疑其对经济生活的规范力及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性。又如，《行政处罚法》有关听证程序的规定虽说开启了我国听证制度的先河。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就是这样一部法律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不举行听证或走形式的听证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仅仅可在第55条找到这样的说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类似立法对行政法律责任柔性规定的缺陷是造成行政权滥用或不作为的最本质根源。翻即便如此。由于传统体制下形成的行政权威远未打破，行政机关自身的自律能力不强。

一、行政立法过程的参与理念一般情况下，政策的形成都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即始于法案的制作，终于对法案的通过。在近代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依法律行政”一直是支配性行政原理。根据三权分立的精神，政策应该形成于权力机关，执行于行政机关，裁判于司法机关。在这种意义上，行政的作用仅仅体现为“执行”。然而，随着国家职能的转变以及行政的内涵和外延的扩展，在整个国家政策形成过程中，行政机关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狭义的“执行”。

在现代福利国家，伴随着行政介入领域的显著扩大，行政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前的行政原理需要重新架构。特别是在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计划行政领域，基本上采取了如下构造：法律并不直接、具体地进行利害调整，而是仅仅提供利害调整的平台，将实际的利害调整任务委任给行政过程。这样，委任立法不断增加，行政权力迅速扩展，各国普遍出现了从“依法律行政”向“依计划行政”乃至“依程序行政”的原理转换。人们对福利的不断追求，导致行政权力运作的专业化、技术化并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决定了传统上专属于代议机关的立法权逐步转移为行政权力，这就相应削弱了代议机关通过法律对行政权力进行支配的力度。于是，寻找和确认替代性或者弥补性的规范、制约机制便成为必然和必须的了。

首先，在作为“全体国民的总体意思表示”的法律制定过程中，无论是实行典型的三权分立制的美国，还是一直延续议会至上主义的英国，乃至德国、法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大多数法律案都是由行政机关提出的，整个立法准备阶段基本上都是由行政机关来左右和操作的。所谓代议机关制定法律，只不过是最后采取由代议机关通过的形式而已。例如在日本，内阁提出的法案占国会制定法律的法案的大半，且其运作过程几乎是纯行政性的：首先是各省、厅将政策立案，然后经行政机关之间以及行政机关和议员之间协商、执政党审查等，最后由内阁将法案提交国会，在委员会及全体会议上进行审议和通过。①从国民主权、主权在民或者人民主权的观点来看，这种权力运作模式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民主主义原理要求行政权力的运作必须在“全体国民总体意思表示”的范围内、以民主的方式、以尊重国民权利的手段来进行。

其次，在行政机关具体实施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行政”的“决策”过程或者阶段往往被定位为专属于行政裁量的领域，形成了较为独特的行政运作机制。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排除外界参与，甚至排斥法治主义的适用，使得本来应该以实现国家或者公共利益为目标，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己任的行政机关与广大民众的沟通渠道越来越狭窄，也成为滋生官僚主义和许多官僚走向贪污腐败的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有关立法过程乃至其他行政过程中的公开、参与机制也就逐渐显示出必要性和重要性。

再次，民主主义原理的普及和完善，促进了行政过程中的各种参与机制不断建立和完善。在现代行政法学原理下，民主主义原理得以在各个行政领域贯彻，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乃至一般民众参与行政管理政策形成过程，成为民主主义的基本要求之一。现代国家为行政权力的运作设置了种种民主参与机制，包括行政政策形成过程的参与机制、行政计划编制过程的参与机制、行政立法过程的参与机制、行政执法过程的参与机制、行政监督和救济过程的参与机制乃至整个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于是，行政公开、行政听证、专家论证、征求意见等各种各样的制度得以确立，并不断得以推进，人民在行政立法乃至一般的行政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受到空前的重视。

最后，运用传统的手法对行政权进行统制的局限性也佐证了参与机制的重要性。在近、现代国家的宪法中，大多都规定了主权在民或者人民主权的原理。然而，由于间接民主制或者代议制的发展，使得国家权力的行使往往并不能正确表达甚至脱离人民的意思表示。尤其是伴随着国家行政权力渗透到各行各业乃至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行政权进行统制的传统手法，即立法统制、司法统制和行政的自我拘束等手法都呈现出局限性。尤其是代议机关对行政权进行统制的局限性，凸现了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对于行政权力的制约和规范作用，也佐证了对于实现宪政民主的重要意义。我国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也明确规定了人民主权的原理。《宪法》第2条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便是对这种宪法原理的制度保障，它要求把握民众的需求并不断提高民众的满足度，通过民众直接参与行政过程，达到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能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