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纠纷解决制度范文10篇

内容摘要：当前我国行政纠纷解决制度存在诸多问题，面对日益严峻的纠纷形势，当务之急是完善各项行政纠纷解决制度，构建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从而公正、高效的解决行政纠纷。在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调解和基层负责行政纠纷解决的专门委员会制度位于第一层次，行政裁决、行政仲裁和行政复议等准司法性的制度位于第二层次，行政诉讼位于第三层次，信访制度作为补充。其中，法院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应当成为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

关键词：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公正和谐社会

一、我国行政纠纷的现状

当下，我国正步入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体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时期。在政府继续强势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行政机关与老百姓之间矛盾多发，纠纷频出，尤其是近些年来“群体性行政争议较为突出”，[②]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然而，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面对数量众多、种类各异的行政纠纷时，却遇到了如下一些问题：首先，大量行政纠纷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没有获得有力保障；其次，对所有行政纠纷的处理缺乏通盘考虑，各种行政纠纷解决制度缺少配合，相互之间脱节现象严重，未能发挥制度群体的组合优势；再次，重复处理行政纠纷，一些纠纷经过了重重程序却长期不能得到解决，没有一种最终的纠纷解决机制为行政纠纷的处理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最后，所有行政纠纷解决制度都面临权威性不足的困境，行政纠纷解决的结果很难得到当事人的信服。

可见，我国当前行政纠纷的形势较为严峻，现有的纠纷解决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下，认真审视和思考行政纠纷和行政纠纷解决制度，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内容摘要：当前我国行政纠纷解决制度存在诸多问题，面对日益严峻的纠纷形势，当务之急是完善各项行政纠纷解决制度，构建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从而公正、高效的解决行政纠纷。在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调解和基层负责行政纠纷解决的专门委员会制度位于第一层次，行政裁决、行政仲裁和行政复议等准司法性的制度位于第二层次，行政诉讼位于第三层次，信访制度作为补充。其中，法院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应当成为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

关键词：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公正和谐社会

一、我国行政纠纷的现状

当下，我国正步入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体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时期。在政府继续强势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行政机关与老百姓之间矛盾多发，纠纷频出，尤其是近些年来“群体性行政争议较为突出”，[②]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然而，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面对数量众多、种类各异的行政纠纷时，却遇到了如下一些问题：首先，大量行政纠纷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没有获得有力保障；其次，对所有行政纠纷的处理缺乏通盘考虑，各种行政纠纷解决制度缺少配合，相互之间脱节现象严重，未能发挥制度群体的组合优势；再次，重复处理行政纠纷，一些纠纷经过了重重程序却长期不能得到解决，没有一种最终的纠纷解决机制为行政纠纷的处理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最后，所有行政纠纷解决制度都面临权威性不足的困境，行政纠纷解决的结果很难得到当事人的信服。

可见，我国当前行政纠纷的形势较为严峻，现有的纠纷解决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下，认真审视和思考行政纠纷和行政纠纷解决制度，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本文作者：米晓波工作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纠纷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纠纷无所不在，行政纠纷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行政纠纷与日剧增，而行政纠纷的解决机制特别是法律解决机制却面临“失灵”危险。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行政纠纷，有必要探讨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目前的困境及其解决，探索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的完善。

一、行政纠纷、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及其困境

行政纠纷是社会纠纷的一种，当相对其他纠纷又有其特殊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行政纠纷当事人双方往往是不对称的。理论界对行政纠纷的界定没有原则的区别，即“行政纠纷是指在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国家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发生的有关行政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争执。”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行政纠纷日益增多，行政纠纷的解决日益重要。行政纠纷的解决机制一般分两大类：一类是法律解决机制，其特点是依靠国家的司法、行政等资源为纠纷双方提供公平公正的解决程序和解决规则，主要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信访制度。另一类是非法律解决机制，主要特点是依靠当事人之间的私力救济和社会第三方力量解决纠纷，它包括当事人和解，协调，第三方调解等内容。但由于行政纠纷当事一方往往是公权力主体，因此非法律解决机制用得较少，但有越来越受重视的趋势。从上可以看出，行政纠纷的最主要解决手段就是法律解决机制，但是我国文化传统上具有道德倾向，再加上我国现有法律解决机制的不完善，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发挥有效的作用，并且随着行政纠纷的日益增多和日益复杂，明显表现出疲态，人们对它的态度也充满了用之不便，弃之可惜的无奈。究其原因，之所以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会出现当前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外在环境来讲，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浓烈的道德倾向和强烈的“厌诉”的传统法律心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法律、诉讼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假使还有一点点其他的可能，人们就不会选择法律方式，更无论说是纠纷的对方是掌握着压倒性制度资源的政府。从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的本身来讲，由于我国制度发展的滞后，法律解决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先天不足，法律解决机制内部衔接和协调不够，缺乏统筹安排和整体设计,使得这样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再加之法律解决机制受相关制度的限制，在很多方面都北限制了手脚，在以后的发展方面后天乏力，无法完整的发挥出法律解决机制的应有作用。

二、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的缺陷及其完善

由于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先天和后天的劣势，法律解决机制不论是从个别组成的机制还是从整体机制来讲，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一是行政诉讼受程序所累，不能发挥其全部作用。行政纠纷的解决需要效率性，高效快捷的解决是纠纷解决的应有之意。诚如有的学者所言：“行政业务讲求效率,行政争议如由法院管理，因诉讼烦琐缓慢，势必将无法符合效率的要求”。很多时候，正义可能就在繁杂的司法程序中被耗尽，诉讼者最终得到的可能是失败的正义。二是行政复议始终生活在政府的巨大阴影中，其公正性始终存在争议。在我国，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适当性审查，并做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依据现行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复议机关通常是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本身或者是该机关的上级机关。由于行政机关之间存在隶属关系，难免存在上下级之间互相包庇的现象，而这正是对行政复议公正性争议的最大来源。三是我国信访制度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实践证明，信访制度仅仅限于政治制度，缺乏法律的有效规则，这种规范性的缺失也成为信访制度最大的软肋。鉴于此，现有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急需完善，以应对不断增加和日益复杂的行政纠纷。首先，应当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如前所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有限是其有效解决各种纠纷的障碍之一，尤其在行政纠纷广泛出现的社会转型期中，这种阻碍正日显突出。因此，修改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以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分必要。其次，应当保证行政复议机关的独立性。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比行政诉讼相对宽泛，但是其缺乏独立性，因此有必要将现有的行政复议部门从原有的行政机关中分离出来，赋予其独立的法律地位，同时保证“行政复议官”的专业性。在此可以借鉴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和美国的行政法官制度。再次，要肯定信访制度，但要对其进行法律的规范，使其成为一个纠纷解决的法律化的规范化的有效机制。

本文作者：王欣新孙向齐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现代社会,人人都是消费者,消费纠纷大量而普遍地发生。其中一些消费纠纷,由于标的价值较大或者损害较为严重,消费者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通过传统的法律解决机制解决纠纷。但是,大多数消费纠纷涉及的争议金额不大,通过传统的解决机制处理,往往会发生与其可能得到的利益不相应的人力、物力、时间等高额成本。面对解决纠纷可能付出的高昂代价,消费者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听任侵权行为的发生。因此,为小额消费纠纷设计更为方便、快捷,且成本低廉的解决机制,成为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深入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解决小额消费纠纷所面对的特殊问题

小额消费纠纷是指消费者在接受商品或服务过程中与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因合同或者侵权而发生的标的较小的争议或纠纷。小额0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确定标准与不同国家、地区的生产力和消费水平有关。如在日本小额诉讼程序中,小额诉讼的标的为30万日元以下。美国小额诉讼法庭受理的小额诉讼案件标的一般在2000美元以下。在英国,作为简易法院的郡法院主要受理数额不超过3000英镑的民事案件。在设计、完善小额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时,我们应注意小额消费纠纷的特殊性及其对解决机制的特殊要求。11小额消费纠纷发生的经常性和普遍性。现代社会中,消费群体十分庞大。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依赖各种形式的消费来得到满足。食品、衣服、化妆品、电器等消费品人们会经常使用,反复购买,这使得以小额消费品为标的的交易大量频繁发生,继而导致小额消费纠纷的普遍发生。根据国家统计局、劳动部、全国总工会、民政部、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对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的71个城市的部分家庭所作的调查表明,在全国城市居民中,因消费而蒙受经济损失的4900万消费者中,有4810万人受到的损失在3000元以下。[1]全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也表明,在消费者投诉的案件中,绝大多数是小额消费纠纷,小额消费纠纷的发生与解决,对消费者权益有着重大的影响。但长期以来,中国在立法上对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缺乏必要的关注,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忽视了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特殊要求,不能充分发挥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21小额消费纠纷的社会性。由于小额消费发生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已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利益保护的问题,而且是关系民生福祉、关系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小额消费纠纷的社会化品质使得我们必须超越私法自治的范围寻求更加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如果忽视小额消费纠纷的社会性及其解决的公益性,就难以找到解决纠纷的正确途径。消费关系中的市场失灵,更说明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单个消费者的力量,国家公权力对消费纠纷进行介入和矫正是十分必要的。31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成本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主体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是否进行某项活动以及以多大热情进行,取决于该活动给其带来的利益大小。消费者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小额经济纠纷,在多数情况下不愿意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不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问题,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就不会有大的改观,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小额侵害也得不到根本扼制。41小额消费纠纷解决的效率问题。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0,现代诉讼制度把迅速裁判视为当事人的重要权利。对消费者而言,解决小额经济纠纷的效率如何更是影响权利行使与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纠纷解决周期过长,不仅使当事人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增加,并会造成精神负担,而且由于法律秩序的长期不稳定,还会损害法律的威严和社会对司法程序的信心。因此,建立科学、快捷、高效的小额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是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提高纠纷解决效率的方法除了设计特殊的纠纷解决程序,如小额仲裁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外,更重要的是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尽量简化程序、限制期间,摈弃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束缚,使各种社会资源得到合理利用。51合理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对公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意义。公平可分为实体上的公平与程序上的公平、实质上的公平与形式上的公平。实体上的公平是指当事人在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上大致相当,不能重此轻彼。程序上的公平是指当事人在行使权利时地位平等,无高低之分。但无论是实体上的公平还是程序上的公平,都只能在形式上给消费者的权利以公平保护。这种形式上的公平是法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但不是最终目标。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主要是从实质上保证公平。实质公平是保护结果的公平,而不是起点的公平。现代消费社会中,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地位与实力相差悬殊。一方面,个体消费者势单力薄,缺乏专业知识,在纠纷解决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另一方面,经营者则实力强大,信息充分,对于合同的制定和自身权利的维护细密周到。如经营者在现代消费交易中制定、使用的大量格式合同,一般消费者往往无暇细看,这不仅给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利益留下很大空间,也给公平解决消费纠纷带来了困难。在小额消费纠纷中,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由于没有充分、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面对维权的巨大障碍和可能得到微薄利益的巨大反差,消费者只能放弃抗争,无奈地听任经营者一点点地侵蚀其权益,社会公平不复存在。

二、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途径选择

解决小额消费纠纷包括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两种途径,两种途径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11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诉讼机制现代国家依靠完善的诉讼法律体系和司法体制,在解决纠纷方面形成了成熟的运作模式。诉讼程序设计周密,运作规范,又有较高素质的法官居中裁断,可以为纠纷当事人提供较为充分的权利保障。诉讼由国家司法机关对当事人的权益纠纷作出裁判,也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因此,成为现代社会解决纠纷的最基本方式。但是,消费者小额纠纷的多发性和普遍性对原有诉讼机制形成挑战。过多的消费争议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会造成诉讼爆炸0,使司法机关疲于应对。尤其是近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提高,各类消费纠纷案件逐年递增,给司法机关带来极大压力。这种社会压力促成了司法程序的诸多变革,许多国家都在尝试通过更加灵活的诉讼机制来处理大量的小额纠纷,改革复杂、费时的传统程序,设置更加简易、快捷的程序。如美国、日本的小额诉讼程序,尽可能使用纠纷合并解决技术,通过对大量案件的集体处理0,对大量同质同类的纠纷合并审理解决。在这种集体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也使单个的消费者联合起来,形成更加强大的诉讼团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消费者的弱势地位。21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非诉讼机制非诉讼机制,又称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在美国称之为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是目前在西方国家十分流行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ADR是各种诉讼以外解决纠纷方式的方法或技术的总称,包括传统的仲裁、法院附属仲裁、建议性仲裁、调解仲裁、棒球仲裁、调解、微型审判、简易陪审审判、中立专家认定事实等。[2]根据纠纷解决主体的不同,ADR可以分为司法ADR、行政性ADR和民间性ADR。[3]司法ADR即法院附设的ADR(court-annexedADR),是一种以法院为主持机构、与诉讼有一定联系但又截然不同的程序,其对于诉讼的替代功能是最为直接和显著的。法院附设ADR强调与审判程序的本质区别,通常吸收社会人士或律师进行,即使是法官主持也强调其不同于审判者的身份,程序上也更为灵活。一般认为,诉讼中调解、审前调解、诉讼和解等活动不属于ADR范畴。由于各国司法ADR的发展很不平衡,各类程序是否设置,如何设置,完全取决于其实际需要。行政性ADR即国家行政机关(包括地方政府)或准行政机关所设(或附设)的非诉讼程序,包括行政申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劳动仲裁以及申诉和信访等。随着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化,设置行政性ADR的机构仍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和政府部门被赋予了解决纠纷的职责。行政性ADR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协调纠纷行政处理程序与司法程序的关系。在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未能合理协调时,行政处理结果可能被法院推翻,由此将导致资源与时间的浪费,必然会削弱行政性ADR的作用,也会影响到行政机关处理纠纷的积极性。同时,行政性ADR中也存在如何协调公正与效益(效率)的问题,各国通常采取独立的行政法院与附属于主管行政机关的纠纷解决机构并行的做法,前者有利于保证公平,而后者效率则明显更高。民间性ADR指由民间团体或组织主持的ADR,其中包括民间自发成立的纠纷解决组织以及由政府或司法机关组织或援助的民间纠纷解决机构,如仲裁机构等。此外,行业性ADR(包括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和由律师主持的专业咨询或法律援助性质的ADR近年来也发展迅速。一般来说,非诉讼机制程序灵活,成本低廉,方便快捷,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方面比诉讼机制有更多的优势。53消法4十年广东城镇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调查报告6显示,消费者在被问及权益受到损害时,第一步通常采取何种途径解决0时,被访者选择与经营者协商和解的比例是82.5%,通过消费者协会调解的是12.9%,愿意通过诉讼解决比例仅0.1%。[4]可见,中国消费者十分倾向于通过非诉讼途径来解决消费纠纷。这主要是因为消费纠纷大部分属于小额纠纷,多数消费者希望通过快捷、有效的途径解决,而不愿花费太多的社会成本。如果说诉讼机制在保护消费者的权利公平实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那么,非诉讼机制所具有的高效、便捷机制,则是任何诉讼程序都望尘莫及的。对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而言,消费者对效率的期待有时更甚于对公平的期待。因此,非诉讼机制应该在解决小额消费纠纷的过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为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按照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县推进行政调解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现就我乡全面推进行政调解工作，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在乡党委、乡政府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根本，建立健全行政调解工作体制，创新行政调解工作机制，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在有效化解行政争议和民事纠纷中的作用，推动建立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联动机制，形成调解工作合力，积极有效化解矛盾、解决争议，为我乡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工作范围

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规定，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由行政机关主持，对行政争议和民事纠纷通过说服劝导，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解、达成协议、消除矛盾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

三、工作原则

本文作者：孙仲玲工作单位：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及类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因承包地的使用、收益、流转、调整、收回及承包合同的履行等事项发生的争议。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呈现出一些特殊性:一是纠纷数量上具有扩张趋势。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增值效应变得更加突出，一旦土地权益受到危害，当事人有较之过去更为强烈的诉求愿望，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逐年上升。二是诉讼主体多元化。伴随农村经济结构由单一性向多元化的转变，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集体经济组织(发包方)与农户(承包方)发展为各类经济组织、公司等与承包人之间、承包人之间等更为复杂的关系。三是纠纷的类型的复杂性。农村土地纠纷比较复杂，大量纠纷以平等主体间权利义务冲突为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如合同、民事侵权;涉及乡(镇)政府或其他政府部门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以及政府部门做出错误的行政行为引发的纠纷，则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性质。［1］四是纠纷规模具有群体性。农村土地纠纷大多涉及人员多，群体性特征明显，若不加以控制则矛盾很容易激化，容易引发群体事件或集体上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类型大致可分为: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

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通常是指以集体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为代表的发包方和以农户为代表的承包方之间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发生的纠纷。如: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与承包户签订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的合同;层层转包甚至一地多包，从中渔利而引发纠纷;违法收回已经发包给农户的承包地;强行收回外出务工农民、进入小城镇落户农民及出嫁女等的承包地等。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关注民生促进行政法学研究；关注民生定位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关注民生掏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进行讲述，包括了构建以行政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行政司法救济中贯彻纠纷解决观、行政诉讼原本就是一种专门解决行政纠纷的制度、随着国家政策对民生的高度关注，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需依法维护的“诉的利益”也产生了重大变化等，具体资料请见：

论文关键词：民生行政司法救济

论文摘要：我国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善民生、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些国家政策的调整为我国行政法学发展提供了宝贵契机。尤其是，改善民生的国家政策将推动行政诉讼研究，有序参与的民主政策促进行政司法救济的研究，而利益统筹政策将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对这一领域的热切关注将直接影响我国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行政法学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已成为一门充满无限生机的学科。每一种行政法理论背后，皆蕴藏着一种国家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不但确立党的纲领而且确立了国家的未来发展纲领，随着我国的国家政策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对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课题。

一关注民生促进行政法学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前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表明了执政党及其政府力图解决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勇气和决心，彰显了对现代国家社会功能的崭新认识。在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民生问题已非简单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就业、环境、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收入分配等都与民生改善息息相关。在民生问题成为政府基本的施政目标之后，行政法学无疑应当更加关注社会性规制研究。从“十七大”报告的论述上看，发展民主政治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行政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将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然而，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进行密切合作的背景下，行政法学的使命就远非拘泥于对公共权力的驯服，它不仅要防范公权力作恶更要激发公权力行善。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因公权力的行使侵犯私权利而引发的行政争议也日趋复杂，如何确定及依法保护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已成为行政司法领域急需探讨的问题。

摘要:“纠纷解决目的”是行政诉讼法从民事诉讼领域引入的立法目的价值,旨在于扩张行政诉讼机制的纠纷解决功能,为行政诉讼的协调和解程序提供法理支持,但是,行政诉讼领域的纠纷解决具有其自身的特殊含义,而且与行政诉讼固有的“权力监督”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通过调和“纠纷解决”和“权力监督”的这种紧张关系,可以反省行政诉讼制度在满足“纠纷解决目的”功能实现上的界限,设定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制度的合法性边界,从而更好地确保公民权利保护的实效性。

关键词:纠纷解决目的;权力监督目的;协调和解制度;行政诉讼法

目前在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立法目的修改问题已经成为学界的热点。讨论的焦点在于,行政审判方式的改革是否需要转换行政诉讼的现有立法目的模式,在“权利保障”和“权力监督”之外增加“纠纷解决”作为目标。

从立法情况来看,大多数行诉法修改建议稿均将纠纷解决列为行诉法的立法目的之一,增加纠纷解决目的似乎已经成为一项行诉法修改的必然选择。(注:见:胡建淼:行政诉讼法修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法条建议及理由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2;马怀德: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及理由说明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85)无论是与德、日将权利救济和权力监督并列作为行诉法目的,抑或英、美将权利救济作为行诉法目的的做法相比较(注:JohnH.Reese,BurstingtheChevronBubble:ClarifyingtheScopeofJudicialReviewinTroubledTimes,73FordhamL.Rev.1103,1192(2004);Allen,M.andTompson,B.(2002)CasesandMaterialsonConstitutionalandAdministrativelaw,p16,7thed.(Oxford:ClarendonPress).),把“纠纷解决目的”提升到行诉法基本目的高度,构成了我国行诉法修改的一项显着特色。

首先,行诉法上的“纠纷解决目的”本身是一项认识模糊的命题。首先,学界大多沿袭民事诉讼法“纠纷解决目的”的学理来研究行诉法上的“纠纷解决目的”,行政诉讼法上的“纠纷解决目的”与民事诉讼法上的“纠纷解决目的”的区别并不明显。

其次,行政诉讼制度在满足“纠纷解决目的”功能实现上的界限问题并没有得到关注。传统的行政诉讼基本理念是围绕着权利保护这一基本目标而展开的,程序的具体设计是以对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判断的获得为指向。在这种追求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形式性判断的诉讼程序中,行政纠纷一次性解决的理想要求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呢?行政诉讼在追求正确、慎重地做出裁判的过程中,给追求诉讼制度运作的效率性和判决结果的实效性留下了多大的余地?实际上,对权力的合法性监督与纠纷解决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如何认识和调和这一对基本价值之间的冲突,就成为行诉法立法目的理论上难以解决而且重要的基本问题。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关注民生促进行政法学研究；关注民生定位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关注民生掏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我国的行政法学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已成为一门充满无限生机的学科、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前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表明了执政党及其政府力图解决民众最关心、在行政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将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诉之利益”的定位是行政诉讼中的基础性概念、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需依法维护的“诉的利益”也产生了重大变化、利益统筹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构建以行政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行政司法救济中贯彻纠纷解决观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我国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善民生、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些国家政策的调整为我国行政法学发展提供了宝贵契机。尤其是，改善民生的国家政策将推动行政诉讼研究，有序参与的民主政策促进行政司法救济的研究，而利益统筹政策将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对这一领域的热切关注将直接影响我国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

论文关键词：民生行政司法救济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行政法学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已成为一门充满无限生机的学科。每一种行政法理论背后，皆蕴藏着一种国家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不但确立党的纲领而且确立了国家的未来发展纲领，随着我国的国家政策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对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课题。

一关注民生促进行政法学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前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表明了执政党及其政府力图解决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勇气和决心，彰显了对现代国家社会功能的崭新认识。在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民生问题已非简单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就业、环境、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收入分配等都与民生改善息息相关。在民生问题成为政府基本的施政目标之后，行政法学无疑应当更加关注社会性规制研究。从“十七大”报告的论述上看，发展民主政治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行政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将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然而，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进行密切合作的背景下，行政法学的使命就远非拘泥于对公共权力的驯服，它不仅要防范公权力作恶更要激发公权力行善。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因公权力的行使侵犯私权利而引发的行政争议也日趋复杂，如何确定及依法保护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已成为行政司法领域急需探讨的问题。

编者按：行政调解与行政管理在基层、化解在初发阶段、解决在行政程序当中。为贯彻落实办公厅《关于构建“大调解”工作矛盾纠纷意见》、《关于加强行政调解工作的意见》、州委办公室、州政府办公室《关于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实施意见》精神，做好我州行政调解工作，促进我州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此，我提出以前几点意见，请各有关部门和机关单位认真学习和落实贯彻。公务员之家

一、行政调解的范围

行政调解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其他组织，根据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在分清责任、明辨是非的基础上，通过说服教育和疏导，促使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从而化解矛盾纠纷的活动。行政调解的范围包括：

（一）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包括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在行使职权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因行政管理产生的行政纠纷。重点要解决好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社会保险、劳动人事、治安管理等方面的纠纷。

（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与行政机关职能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纠纷。要重点解决好劳动、医疗、交通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环保、经济合同、婚姻家庭等与行使行政职能有关的民事纠纷。

（三）民事纠纷发生后，因行政职权的介入，又引发的行政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