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监督范文10篇

1对基本命题的认识

所谓行政监督是指监督主体对于行政机关以及内部工作人员是否依法行政所进行的监督。行政监督的必要性源于人类的两点共识，其一，必须制止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其二，为了防止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必须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对行政机关及内部工作人员不进行有效的监督，滥用公共权力的腐败行为就会加速扩展。可以肯定，在现代社会中，对于行政监督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对腐败现象的诅咒和斥责，其价值功能除了宣泄不满情绪之外，最多也仅仅能形成一种反腐败的舆论氛围。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人人喊打”的舆论氛围虽然增加了权钱交易的“道德风险”，却从来不能制止腐败现象的滋生或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的存在。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呢?

2行政监督有效性的分析与选择

2.1行政监督的经济性分析

经济学家麦克切斯内（McChesney）提出“政治创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的概念。前者是指政府行政人员利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诱使私人企业向他们“进贡”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后者是指政府行政人员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从而迫使私人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与自己分享。在社会公共领域，由于政治创租和抽祖的存在，使得寻租活动(rent-seekingactivities)更具有普遍性和经常性。因此，强化行政监督就显得尤其重要。为了从经济利益的权衡中抬高由寻租活动带来的风险成本，理论和实践都证明“高薪养廉”在一定条件下是有效的廉政措施。但是，一旦如此，在中国当前背景下又会进一步强化人们择业时对行政工作岗位的竞争。即便如此，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和效率仍得不到制度保证，隐蔽行动（hiddenaction）下的寻租和出工不出力的问题由于公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公共权力也难以受到公众的普遍监督。

2.2如何对行政监督做制度安排

现代国家的行政活动的性质复杂而多变，从客观上要求行政系统拥有强有力的行政监督体系；同时，为了实现对行政管理活动的有效监督，从主观上更要求行政监督活动应从多方面、多角度展开，积极发挥个人的主观作用，提高监督人员的行政管理能力，从而实现行政高效能。而行政监察，则是整个行政监督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行政管理活动能够有序运行的根本保障。在我国现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监察思想已经有了一个崭新的锐变。

一、古代“人性论”思想———为现代行政监察思想注入新鲜活力

从古至今，监察制度就与国家政治发展的跌宕起伏息息相关，而行政监察的第一属性就是政治性；行政监察追其本源就是一种对权力的制约。“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构建离不开对人性的本源分析，没有对人性的一种前提假设，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①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君王的思想就等同于国家的政治意志，监察思想更是无法逃离此种限制。孟子认为，人的善是与生俱来的；人的恶是因为环境造成的，并非他的本性；他主张借教化以维持统治秩序，相信道德可以约束人的行为。而荀子却有相反的主张；他认为，人性本是“恶”的，只有通过教育、指导才有可能向“善”发展。同样认为人性本恶的学者韩非子却认为：只有法律的约束才能制约人性。有学者认为，腐败是权力滋生的“毒物”。但是，笔者认为，导致腐败的真正因素是“人”，是人性的自私与贪婪。政治统治需要一种制度来维持稳固，监察就应运而生。人性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研究人性的善与恶，可能解决不了现有的政治制度中的恶性问题，但是，各种学科的飞速发展，已经给予了我们全新的启示：我们要将心理学与社会学应用于“人性论”思想的研究，为当代的监察思想注入新鲜活力。针对“人性论”的研究，我们发现，道德约束更能与人性发展完美契合。我们推崇“人权”“、民主”，我们就应该积极发挥人自身拥有的主观能动性来完成社会中的各种管理活动。市场经济的出现，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私人领域不再受到公共的干预，公共领域也相对独立；使得公共领域能够为私人领域提供公正，并且保障和维护公共利益，避免其与私人利益产生冲突。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实践中公共领域基本被政治领域所占据，所谓的公共管理已经打上了政治化的烙印。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的行政管理是，认为腐败是一元化的领导引发的。然而，笔者并不同意此类观点。众所周知，政治化的进程直接拒绝了道德的生存，法治与道德的彻底分离并不能避免腐败的发生。所有的行政监察活动都是由一个个的“个人”来完成的，个人的“自由心政”在整个活动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我们总在强调要提高行政监察工作人员的素质，其实这就是在强调道德制约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国特殊的“人情社会”文化传统下，我们应该适当的引入道德制约，提高道德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为道德的发挥创造条件与环境，使道德因素在行政监察领域内发挥所长。

二、监察权的独立———成为现代行政监察思想的核心

首先，中国古代的监察官的任免都是由君主一人决定，不能独立开展工作，监察事务受到了君主的严格限制。其次，如有“谏官”敢于直言君主的过错，就需“冒死直谏”，而听不听“谏言”完全取决于君主的意愿。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未能完全独立。而在当代，根据《行政监察法》第3条的规定，监察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就是：“监察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不受其他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监察权是国家监察机关为保证行政职能的有效行使，实现国家的目的和任务，对有关行政机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权力，是行政监察机关最主要的职权。因此，独立行使职权主要就是指独立行使监察权。然而，在我国仍然存在行政监察机关与党纪检查，以及和其他检察机关监督职责界限模糊不清的尴尬局面，很显然，这就是监察权力不够独立的重要体现。由于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所以，在我国的行政系统中，违反法纪的行为同时会导致违纪。因此，行政监察与党纪检查，行政监督与党风纠错就出现了交叉重叠的情况。另一方面，针对国家行政机关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的监察也陷入了困境。权力界限的模糊不清，成为了行政监察工作面临的重要考验。在行政监察机构拥有检查处理权的同时，检察机关也拥有着相同的权力。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特别强调打击政府工作人员的经济违法犯罪活动———利用职权贪赃枉法、索贿受贿、贪污公款等等，这与司法检察机关的职权界限交叉重叠，造成了实际中的纪检监察机关逾越了自身的权限，取代了司法检察机关的职权，凌驾于司法之上的局面。

三、结语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大厅工作人员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行为，依照本制度举报。

二、举报人可以采用电话、电报、信函、当面举报等方式，也可以委托他人举报。

三、举报人应当尽可能据实告知被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违法违纪事实的具体情节和证据。

四、行政效能监察投诉中心负责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大厅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

政策行为的检举、控告。

五、设立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布电话号码*。

摘要：我国现行行政监督体系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不强，各个监督主体的监督不到位；公民参与政治的制度建设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不足；缺失公民社会的大环境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政府行政效率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为此必须通过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完善制度建设，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拓宽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实现监督形式的多样化；积极营造公民社会等途径来解决。

关键词：公民参与；行政监督；行政效率

20世纪中叶前后，一些国家的公共行政领域发生了变化，公共行政由“等级为中心”向以“公民为中心”转变，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行政民主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世界范围内，公民有组织地参与公共事务以及第三部门的建立推动了民主化进程。公民参与已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公民所具有的一种普遍性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开始强调“公民的有序参与政治”，并把它作为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公民参与是加强行政监督，推进政风建设的有效手段，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是行政决策科学化、政治民主化的保证，对建设法治政府，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一、当前我国行政监督体制下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在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目前还存在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不强，公民参与的广度、深度还不够，公民参与制度化保障还不健全，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不畅等。

摘要：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创建期间，党所掌控、运作政权的权力体系始终践行人民性宗旨这一根本属性，而这离不开刘瑞龙的贡献。就如何实行有效的行政监督，作为淮北行政公署主任的他进行了创新性的实践探索并提出了一系列内涵丰富的思想，诸如启动行政监督的前提在于民主性，保障行政监督的运行在于制度性，实施行政监督的主体要具有人民性，开展行政监督的类型务必多样性等。今天，梳理和分析这一时期刘瑞龙的行政监督思想，对当下的反腐败斗争尤其是推行行政权力的阳光透明运行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价值。

关键词：淮北抗日根据地；刘瑞龙；行政监督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为抵御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而且她所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也呈现出清正廉洁的现象，让苦难的民众看到了民族复兴的新希望和社会发展的新前途。以当时的淮北抗日根据地为例，其廉政建设除了体现在以党的组织为载体的权力体系运行的规范有序之外，还特别表现在党所掌控、运作政权的权力体系始终践行人民性宗旨这一根本属性。而这离不开当时担任淮北行政公署主任刘瑞龙的贡献，例如为了预防和遏制根据地的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和履行职责时的失范乃至失效行为，他十分注重实施行政监督，并且在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行政监督思想。今天，深入地考察和梳理这一期间刘瑞龙的行政监督思想，既有助于推进党史人物的研究，更对当下的反腐败斗争尤其是推行行政权力的阳光透明运行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一、启动行政监督的前提在于民主性

党领导下的行政权力的形成之所以具有正当合法性，根本上在于其是由追随党的内外民众所让渡的部分权利而凝结成的。同样，行政权力运行过程要规范有序、结果要合理有效，也归根结底取决于是否实现政治的民主以使行政权力运作成为有限的权力运作、行政权力作用的客体成为权利有保障的客体[1]222。正是基于上述的判断，以及考虑到抗战期间根据地的行政权力的运行还承担统一战线的功能，当时担任淮北行政公署主任刘瑞龙就非常重视民主政治对行政监督的重要性，多次表达了民主政治是实施有效行政监督的前提和基础这样的思想。如在1940年9月苏皖区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刘瑞龙在所做的《苏皖边区的群众工作》报告中就强调实行民主以反对贪污就是目前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1943年2月的淮北苏皖边区第二次民政会议的讲话中更是明确“彻底实施民主政治是今后完成任务的基本环节”[2]206，认为缺乏民主元素的行政权力运行只会直接导致“政府相当孤立”“没有老百姓对政府的严格监督，干部容易腐化，难于进步”[2]208，以及从根本上影响未来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真的县区乡都不能把民主搞好，即无资格做到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今天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将来民主共和国的基石”[2]208。就为何行政权力运行中民主缺位从而致使监督流于形式，刘瑞龙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既与行政权力运行所处的外政治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例如总体处于一个封建官僚的国度，旧官僚习气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有关；也离不开行政权力运行的内政治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诸如行政权力形式主体民主教育不够和运用民主的能力不足、行政权力运行中某些授予环节的错位等。同时，刘瑞龙也就如何大力发展民主政治以有效实现行政监督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实践。（一）大力加强对各级行政领导干部的民主教育作为行政权力运行的形式主体，各级行政领导干部是否具有民主的意识和素养以及运用民主的能力，直接影响着行政权力运行的科学合理性，也关乎行政权力能否自觉接受监督而成为保障、维护人民利益的权力。鉴于此，1941年在为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创办的《政府工作》所写的发刊词中，刘瑞龙就强调“帮助政府工作干部进行思想意识的锻炼与修养，这个问题已成为今天政府工作中的严重问题”[2]70。同年在行署的施政报告《为实现苏皖边区施政纲领而斗争》中，指出除“战斗的”“廉洁的”之外“民主的”也是各级领导干部所必须具备的工作作风。如何进行民主教育，刘瑞龙认为可以采用整风轮训的方法进行，让广大领导干部懂得民主的基本知识诸如民主的战略意义及其怎样领导民主、进行民主生活等；也可以在贯彻群众路线的民主生活中进行自我学习和提高，从而认识到行政人员威信的树立不是依靠威力、特权而是主要“靠民主的运用”[2]310。可见，民主教育是推进当时党领导下的行政监督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它有助于消除中国古代行政监察“人治”思维根深蒂固的影响[3]53。（二）积极实施边区各级政权机关的民主化改造彻底贯彻“三三制”，使“三三制”不仅仅是宣传口号而更是必行的政策，从而解决现实中因“左”的包办而致使三三制流于形式这类现象的滋生；健全各级民意机关特别是使参议会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并将其视为判断各级政权是否真正实现民主的标志之一；建立各级行政委员会，使行政权力在运行中坚持和实践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基层行政建设，实行民主改造；等等。上述的民主化改造，就是要促使根据地的各级行政机关在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及社会管理过程中处于一种民主化的常态状态中。（三）严格开展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顿政风运动行政权力运行中出现的“官僚主义”虽然不能等同于“腐败”，但是它易割裂行政权力与群众的联系，使权力在行使和运用中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民众的监督。对于淮北抗日根据地党领导下的行政权力为何滋生官僚主义，刘瑞龙认为这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客观的原因在于过去封建官僚政治陈规陋习的影响和人民政治文化水平低；主观的原因在于一些行政干部不了解抗日民主政权的本质。而要克服政权中的官僚主义，除认真实行广大人民的民主之外，刘瑞龙强调必须开展整顿政风运动，在政权内部从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干部着手实施“三个批评”即“同志的自我批评，同志之间的相互批评及领导的自我批评”[2]359的有机结合。由于“官僚主义是民主主义的反面，没有民主精神就是官僚主义”[4]316，因此，开展反官僚主义就是旨在促进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能够自觉地树立、实践民主精神和平等精神。（四）着力推进党政关系的民主化党政不分，一方面影响了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形象，从而削弱了党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变相地意味着各级党委监督行政权力的丧失。要充分发挥党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功能，更在于以党政行为的民主化来示范、带动行政权力运行的民主化，这就务必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理顺党政关系。在担任淮北行政公署主任期间刘瑞龙也就如何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有价值性的思想。如认为党对政权的领导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包办代替式的领导，要尊重政权工作的独立性；党委对政权的领导只能通过自己的党员及其党团来实现党的决议；各级政权中党的组织要监督、指导行政权力对党的政策的执行，而不是公开命令式的；党的领导机关及党员要成为贯彻执行政权法令、决议的模范[2]213-215；等等。

二、保障行政监督的运行在于制度性

当前，我国行政监督已初步形成多层次、多方位、“撒网式”的监督格局，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不可否认，各种监督尚未充分形成合力，监督力度不够和效果不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进一步探索提高监督整体效能的有效途径，真正把各种监督形式有机结合起来，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200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对象、情形、方式、程序、适用范围和后果都作了明确规定，表明了问责制度在领导干部监督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也为在公共行政监督体系建构中，如何理解与发挥行政问责的应有作用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在分析行政问责的内涵、行政问责与其他监督方式的关系的基础上，探讨如何能使行政问责与其他监督方式协调配合，建构以行政问责为基础的公共行政监督体系，以期形成监督合力。

一、行政问责的内涵

行政问责一说古已有之，它是随着官僚政治的产生而产生的。《孟子•公孙丑》中提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者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者去。”说明担任行政官职的人员，倘若不能较好地履行其职责，就应该主动辞职;担任谏官的，倘若有言不谏，也应该辞职。而在当今，关于什么是行政问责，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还没有统一的解释，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关于行政问责的办法也多各有所侧重。在行政问责的内涵中，问责是其核心，行政则是其外延范围的限定。当前，对于行政问责的理解经常存在两方面分歧:一是行政问责的主客体界定;二是行政问责的“责”的界定。

1．行政问责的主客体界定

对于行政问责主体的理解中主要有两类观点，一是认为行政问责是行政系统对其行政人员的问责，属于同体问责;二是认为行政问责是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公众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问责，属于异体问责。当前我们所实行的行政问责，主要是通过行政机关内部自上而下的运作来完成的，可以说它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一种监督方式;但是，同体问责将自律的政府视为实施行政问责的积极主体，忽视了来自政府部门之外的动力和压力。虽然在整个问责主体体系中，行政系统应该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但行政系统外的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政党组织、公民与媒体等问责主体的作用也绝不可忽视。也就是说，完整的行政问责主体应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种形式。行政问责的客体是指，须为相关行政事务做出解释、接受质询并承担相应后果的行政组织或行政人员。它分为组织客体和个人客体两类，所谓组织客体是指组织须以其整体名义承担行政责任;个人客体则是指行政人员以其个人名义承担行政责任，它又可以根据身份的不同分为行政领导客体和一般公务员客体两类，行政领导客体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各级政府首长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

2．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

摘要：我国现行行政监督体系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不强，各个监督主体的监督不到位；公民参与政治的制度建设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不足；缺失公民社会的大环境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政府行政效率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为此必须通过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完善制度建设，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拓宽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实现监督形式的多样化；积极营造公民社会等途径来解决。

关键词：公民参与；行政监督；行政效率

20世纪中叶前后，一些国家的公共行政领域发生了变化，公共行政由“等级为中心”向以“公民为中心”转变，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行政民主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世界范围内，公民有组织地参与公共事务以及第三部门的建立推动了民主化进程。公民参与已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公民所具有的一种普遍性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开始强调“公民的有序参与政治”，并把它作为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公民参与是加强行政监督，推进政风建设的有效手段，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是行政决策科学化、政治民主化的保证，对建设法治政府，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一、当前我国行政监督体制下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在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目前还存在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不强，公民参与的广度、深度还不够，公民参与制度化保障还不健全，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不畅等。

摘要：行政监督工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对基本命题认识分析的基础上，从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督网络的角度对行政监督有效性进行分析。

关键词：行政监督；有效性；内部监督机制；外部监督网络

1对基本命题的认识

所谓行政监督是指监督主体对于行政机关以及内部工作人员是否依法行政所进行的监督。行政监督的必要性源于人类的两点共识，其一，必须制止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其二，为了防止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必须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对行政机关及内部工作人员不进行有效的监督，滥用公共权力的腐败行为就会加速扩展。可以肯定，在现代社会中，对于行政监督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对腐败现象的诅咒和斥责，其价值功能除了宣泄不满情绪之外，最多也仅仅能形成一种反腐败的舆论氛围。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人人喊打”的舆论氛围虽然增加了权钱交易的“道德风险”，却从来不能制止腐败现象的滋生或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的存在。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呢?

2行政监督有效性的分析与选择

2.1行政监督的经济性分析

1对基本命题的认识

所谓行政监督是指监督主体对于行政机关以及内部工作人员是否依法行政所进行的监督。行政监督的必要性源于人类的两点共识，其一，必须制止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其二，为了防止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必须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对行政机关及内部工作人员不进行有效的监督，滥用公共权力的腐败行为就会加速扩展。可以肯定，在现代社会中，对于行政监督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对腐败现象的诅咒和斥责，其价值功能除了宣泄不满情绪之外，最多也仅仅能形成一种反腐败的舆论氛围。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人人喊打”的舆论氛围虽然增加了权钱交易的“道德风险”，却从来不能制止腐败现象的滋生或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的存在。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呢?

2行政监督有效性的分析与选择

2.1行政监督的经济性分析

经济学家麦克切斯内（McChesney）提出“政治创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的概念。前者是指政府行政人员利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诱使私人企业向他们“进贡”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后者是指政府行政人员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从而迫使私人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与自己分享。在社会公共领域，由于政治创租和抽祖的存在，使得寻租活动(rent-seekingactivities)更具有普遍性和经常性。因此，强化行政监督就显得尤其重要。为了从经济利益的权衡中抬高由寻租活动带来的风险成本，理论和实践都证明“高薪养廉”在一定条件下是有效的廉政措施。但是，一旦如此，在中国当前背景下又会进一步强化人们择业时对行政工作岗位的竞争。即便如此，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和效率仍得不到制度保证，隐蔽行动（hiddenaction）下的寻租和出工不出力的问题由于公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公共权力也难以受到公众的普遍监督。

2.2如何对行政监督做制度安排

摘要：行政监督工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对基本命题认识分析的基础上，从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督网络的角度对行政监督有效性进行分析。

关键词：行政监督；有效性；内部监督机制；外部监督网络

1对基本命题的认识

所谓行政监督是指监督主体对于行政机关以及内部工作人员是否依法行政所进行的监督。行政监督的必要性源于人类的两点共识，其一，必须制止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其二，为了防止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必须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对行政机关及内部工作人员不进行有效的监督，滥用公共权力的腐败行为就会加速扩展。可以肯定，在现代社会中，对于行政监督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对腐败现象的诅咒和斥责，其价值功能除了宣泄不满情绪之外，最多也仅仅能形成一种反腐败的舆论氛围。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人人喊打”的舆论氛围虽然增加了权钱交易的“道德风险”，却从来不能制止腐败现象的滋生或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的存在。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行政监督的有效性呢?

2行政监督有效性的分析与选择

2.1行政监督的经济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