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环境范文10篇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行政环境以及变化

政治环境：权利体制、行政体制等；经济环境：经济发展、生产力、所有制等。文化环境：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全球化、多极化。所谓行政环境就是处于特定行政系统边界之外的，能够对该系统的存在、运行与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各种事物与情势的总和。行政环境也是针对特定行政组织而言的，不存在抽象性的行政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1）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让市场来决定资源的合理配置是2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根。（2）依法行政与法制国家的确定；依法行政也是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对政府活动的要求是政治、经济及法制建设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依法行政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本保证。我国法治将经由法治国家进而向法治社会的纵深发展。（3）公务员的职业化也说明政府行政能力的科学化，公务员职业化是指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建设起一支具有公共行政管理的知识和才能的高素质队伍[3]。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行政系统演变

我们通过对历史的纵向分析与观察不难看出，行政环境的构成、影响都呈现出动态性的特点。当情况发生转变时，环境因素可能会成为行政系统构成成分；反之亦然。相类似的，行政环境内部结构也具有动态性，对于同一行政系统的不同发展时期或者对于不同行政系统，行政环境的内在结构都会有所不同。而且，同一环境因素对行政系统的影响也不同。比如，同样的居民人口与素质结构因素，对于自由放任时期与国家干预时期行政系统的影响性质及程度很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别。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行政系统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制度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精髓，又切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4]。

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使行政环境与行政系统形成良性互动

3.1行政系统的确立应以行政环境为基础

1引言

当代著名行政学家里格斯在其所著的《行政生态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公共行政，不能只是从行政本身作孤立的描述和比较，必须进一步了解它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影响一个国家的生态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在书中他归纳出了最重要的五种：经济、社会、沟通网、符号系统、政治架构，并深度剖析了这几种生态因素与公共行政之间的关系，当然他的阐述主要是结合其另一主要理论———即根据不同的社会形态，里格斯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行政模式：融合的行政模式、棱柱的行政模式和衍射的行政模式，并分别以这三种行政模式的代表国家古代泰国、现代泰国、现代美国为例。本文主要是通过解析美国的生态因素与公共行政之间复杂的关系，从而达到对中国公共行政模式的认识以及指导的目的。

2美国行政生态环境与公共行政的关系

2．1经济因素与公共行政

在像美国这种现代工业社会中，经济结构是“市场—企业”的结构，即社会经济运作遵守价值规律，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在这种经济结构下，整个美国的行政制度也呈现出市场化、商品化的特点。例如，公共行政人员的“才力”就相当于商品，他们出售自己的才力服务于行政，公务员的身份只被看作是一个职业，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是“契约式”。因此可以把美国行政机构看做是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里，每个行政官员用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完成其规定的任务，实现其特定的目标，简而言之，行政机构就是经济市场的相对物，二者都是功利理性的、经济有效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美国自由的经济市场亦需要专业的公共行政的监督管理。所以说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与其特有的公共行政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无市场经济制度的支持，则行政制度不能自存；反之，无行政制度的支持，则市场经济制度亦趋于崩溃。

2．2社会因素与公共行政

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试点地区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9053件，其中诉前程序结案案件7903件，提起诉讼案件1150件；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全国共计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0925件，其中诉前程序结案案件9497件，提起诉讼案件272件。通过对比上述两组工作数据，可以发现，目前大量的公益诉讼工作主要在诉前程序得以解决。究其原因是方方面面的，本文中不再赘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诉前程序在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过程中，起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然而，在诉前程序的实践中，检察机关也面对了大量的新问题，亟待解决。下面笔者将从实践操作的层面，探讨研究。

一、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关于“公益”的界定。在环境类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应当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在我国目前的立法环境下，大多数国内学者认可的国家利益为包括一国在生存安全、国家主权、经济发展、领土完整、国际地位等方面的需求，又包括国际和国内、政府和民众、生存和发展、物质和精神等多个方面的利益。但是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国家利益的主体为一国国内的全体人民或大多数居民。在司法过程中，对于“公益”的最终确认，就需要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结合个案所涉及的案件情况进行考量，这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定的争议与分歧。目前实务操作中的最大难点也就在于此。比如在实践中遇到的情况，某地基于垃圾处理的需要，在某处设置垃圾处理厂，其气味刺鼻，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但其存在符合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要求少数人的利益作出牺牲，对于少数特定人群的利益是否也属于社会公共利益？当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与不特定的社会大众的利益产生冲突时，检察机关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对案件线索进行审理？（二）调取证据的难度。对于环境保护类公益诉讼案件，不可避免的要对于环境进行技术检测，作为司法从业人员，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掌握专业的环境保护术语，因此必须委托他方出具鉴定结果，而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对于专业的环境保护领域的检测，大部分情况下，环保局出具的最终鉴定结论更具有可信性，而环境保护类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相对方也是环保局，那么就会不可避免的产生一种利益冲突在其中，对于检察机关的取证难度也将加大。（三）责任人的确定。在实践过程中，多数环境类公益诉讼案件的情况是外地或者外区人员在夜半时间于区域内的偏僻角落偷排废水、废酸等污染物质，而这些偷排的地点多为周边几区的交界地带，管理松懈，同时往往没有治安摄像头进行监控的空白地带，相对人是难以寻觅的，然而对于受损土地的治理又是迫在眉睫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由谁先行承担起修复的责任，在找到相对方后再进行追偿呢？（四）环境恢复与刑事侦查的冲突。刑事犯罪的侦查、移诉、审判期限是非常长的，而公益诉讼案件要求尽快恢复被损害的公共利益。这时就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刑事侦查案件中固定证据的需要与环境利益的保护之间会产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两者进行平衡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针对问题的解决思路

（一）成立专门的司法部门，进行公益诉讼工作。首先，是在法院成立专门的环境类法庭，进行环境类案件的审理工作。目前在试点地区存在如下几种模式，如江苏地区是由中院成立专门的环境庭审理环境类民事、刑事、行政类案件，而如重庆市则是将环境类刑事案件的管辖权统一集中到某个基层法院进行审理。其实不管采用哪种方式，究其实质都是由专门的审判庭对环境类问题进行审理。这样其实也是考虑到环境类案件对于专业性的要求。目前试点地区均取得良好成效。其次，检察机关应成立专门的公益诉讼部门，进行公益诉讼专项工作。目前，公益诉讼工作主要由检察机关的民行部门承担，但是实践中存在的情况是民行部门本身的人员配置少，同时还有大量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进行。从工作性质来看，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与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有着本质的区别，由民行部门兼管公益诉讼工作不是长久之计。从法律地位看，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是监督部门，监督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工作，而在公益诉讼案件中，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与监督者的身份无疑是相互冲突的。检察机关应成立专门的公益诉讼部门，招纳、培养一批专业人才，专门开展公益诉讼，尤其是环境类公益诉讼案件工作。（二）建立环境类案件诉前证据审查制度，进行先期证据保全。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环境保护与刑事犯罪侦查的冲突，我国未来立法可以考虑参考国外的诉讼体制，在诉前程序阶段，就将法院引入，对于涉案污染地域进行一次先期的证据审核，以照片、鉴定等书面形式将证据予以固定，之后由法院出具相关的裁定确认这些书面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这些证据予以留存，将来庭审时予以直接采纳。在确认这些书面证据达到证明标准且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情况下，在法院出具相关裁定准许相关行政机关、当事人对于涉案污染地域进行先期治理，相关行政机关、当事人依裁定对污染地域进行治理，也不会影响后期刑事案件的审理。（三）成立专门的环境保护基金。在笔者看来，我国未来立法可以参考美国的《超级基金法》，设定一项专门的环保基金作为对这种寻觅不到相关责任人的环境侵害案件的修复基金。《超级基金法》所确立的各项原则在学界存在一定争议，笔者在此不在赘述，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设立专门的环保基金，用以支出环保损害修复当责任方暂时不能确定、无力支付或情况紧急时，由“专项基金”先行垫付治理、赔偿费用，并由“专项基金”向责任方追偿。关于基金的资金来源，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广开渠道。笔者认为，一方面可以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收取的惩罚性赔偿作为基金的来源。在实践中，如果是刑事类案件发现的公益诉讼案件，往往会要求公安机关以罚金的方式予以收取，而如果是民事公益诉讼的惩罚性赔偿的去向则会存在争议。那么如果将类似案件中的惩罚性赔偿的一部或者全部投入这个环保专项基金当中，可以说是很好的解决了上述问题。将环保类案件的惩罚性赔偿的全部或者一部分用于未来的环保修复费用，可以说是适得其所。另一方面我国未来的立法也可以参考美国的《超级基金法》，对于尚未注册成立的可能会产生环境污染的企业，在其成立之初，就要求其预交少部分的环境保护基金，作为批准其设立的硬性条件。而对于已经注册成立的可能会产生环境污染的相关企业，要求其补缴一部分的环境保护金。还有就是可以在税收方面进行一定比例的调整。2016年12月通过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法》已于2018年1月1日起实施，在未来的立法工作中可以考虑将环保税中的一部分税款拨入该专项基金，用于环境污染的治理。另外，也可以考虑接受社会资金的捐献等。（四）加强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联系配合机制。上述多项制度在未来的构建中都离不开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密切配合与沟通协作。为了达到环境保护的最终目的，同时也是出于尽快维护公益、节约司法成本的考虑，在未来的工作中，各级检察机关应加强与各级地方政府、各级环保部门之间的交流沟通合作，搭造沟通衔接平台，创建信息共享机制，将可能造成公益受损的情况，在苗头阶段及时解决。各级政府及环保部门也应积极与检察机关形成合力，共同面对当前环境污染领域的巨大挑战。综上所述，随着公益诉讼制度的全面铺开，环境类公益诉讼案件的诉前程序中仍存在着大量的问题亟待未来立法的解决，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问题的不断暴露，解决问题的手段也不断增强。绿水青山，未来可期。

作者:单新源 张 迪 单位: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检察院

国家政策对于每一个地方而言都是一样的，只是执行的力度不一。创业者需要衡量的是你所中意地方的不同政策，包括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税收政策、融资政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外贸等政策。

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效率，创业者也应该把行政管理环境作为重要的创业考察因素。

案例1：企业离不开政策扶持的大环境

案例说明

温州科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9月，是中国温州第一家留学生企业，公司主要致力于通信网络测试系统的研发和销售。目前，科赛技术已通过“双软认证”，主要产品“Connsis-DTSxDSL自动测试系统”已获国家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的立项。

案例分析

1问题的提出

我国现行的环境行政处罚种类大多规定在环境法律法规的“法律责任”或“罚则”章节中，并根据是否与《行政处罚法》设定的处罚种类相同将其划分为一般环境行政处罚和特殊环境行政处罚。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环境法律法规中至少设置有下列环境行政处罚种类(不含名称相同者)：警告；罚款；停止生产和使用；责令重新安装和使用；限期治理；责令停业和关闭；没收违法所得；责令拆除；没收设施；没收销毁；取消生产和进口配额；责令限期建设配套设施；责令退运该危险废物；责令进口者消除污染；责令搬迁、停业、关闭；责令停业治理；排除妨碍；收回海域使用；产品和包装物的强制回收；补种牧草，恢复植被；吊销采矿许可证；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责令停止破坏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取消批准文件；采取补救措施；责令停止建设；责令停止开垦；指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为处置；征收滞纳金；交纳滞纳金；行政拘留等等。

上述当然并未穷尽所有由环境法律和行政法规设定的所谓“环境行政处罚”种类，但上述行为是否从性质上真的全都属于行政处罚？是否符合我国的《行政处罚法》设置的实体标准与程序标准？这样大量的环境行政处罚种类和方式的设置是否都符合环境管理的科学规律？是否达到了处罚设置的功能和目的？改变目前环境立法处罚种类设置的混乱和无效率，将对准确认定环境行政违法行为，保证环境行政处罚的准确适用，提高环境管理效率和效果有着重要意义。

2界定环境行政处罚种类与其他行政行为

由于大量的环境立法并没能从行政法理上准确把握住行政处罚的内在特性，而一概在“罚则”或“法律责任”章目之下给予笼统规定，致使理论认识和环境执法都对环境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行为的边界存在一定模糊性。如果环境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属于环境行政处罚，那么行政机关就必须遵循《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处罚法定、事先告知、举行听证等要求，如果进入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同样将按《行政处罚法》的标准来作合法性审查。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不属于行政处罚，而属于其他行政行为，那么它就受其他法的调整，如《行政许可法》或未来制定的《行政强制法》调整。因此首先界定环境行政处罚与非行政处罚之界限，不仅为行政法理问题，更关乎环境行政执法实践。

2.1环境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厅），各直属单位，各派出机构，计划单列市环境保护局，副省级城市环境保护局：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中办发〔2006〕27号）明确指出，行政复议是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渠道，是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为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结合环境保护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环境行政复议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环境行政复议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环境行政复议是促进环保部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其载入宪法。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把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二）环境行政复议是维护群众合法环境权益、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凸显。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许多矛盾通过行政复议的形式反映出来，环境行政复议案件呈现增多的趋势。加强环境行政复议工作，能将相当一部分环境行政纠纷化解在初发阶段、化解在基层、化解在环保系统内部，有利于保障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

（三）环境行政复议是对环保部门行政许可等执法行为进行监督的重要方式。环境行政复议是环保部门内部的层级监督，是环保部门内部自我审视、自我约束、自我纠错的重要手段和法律监督制度。通过行政复议这种简便、高效、专业的监督方式，能够有效预防和纠正环保部门的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促进环保部门依法行使职权。

摘要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中存在诸多问题，运用环境行政调查研究与资料归纳的研究方法，对环境行政执法主体和环境行政执法依据中存在的问题分析研究，建议改革现行的环境管理体制，完善环境行政法规，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

关键词环境行政法学行政执法研究

国家环保总局在2007年首次动用“区域限批”政策来惩罚严重违规的行政区域、行业和大型企业，即停止审批其境内或所属的除循环经济类项目外的所有项目，直到它们的违规项目彻底整改为止。这是环保部门成立近30年来首次启用这一行政惩罚手段。从我国一系列对环境保护的行政手段来看，国家进一步加强对环境保护执法的力度，使环境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有效执行。

一、我国环境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环境行政执法是加强环境行政执法力度是我国各项环保方针，政策贯彻实施的基础。然而，我国环境行政执法的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障碍，降低了环保部门的行政执法能力，影响了我国环境保护法制建设的进程。

（一）环境行政执法依据中存在的问题

赋予环境侵权受害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督促环境职能部门及时履行其环境监管职责，保护环境资源如前所述，环境受害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两个主要情形，前者是违法审批(行政作为)，后者则是疏于监管或不予监管(行政不作为)。在这两种情形下，环境职能部门都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在实践中，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盲目地追求“经济建设”的错误的政绩观，进行地方保护，在环境方面干预执法或者不作为，从而变相成为了环境违法的“保护者”。许多地方环境污染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的处理，表面看责任在生产单位，但本质根源实际上在政府。政府不履行环境责任以及履行环境责任不到位，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环境事业发展的严重障碍［2］121。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比如损害涉及利害关系人众多、受损利益单个不大而总量巨大、损害结果往往不具备可逆转性等，因而，加强环境的事前的审批监管和日常的例行监管十分重要。在我国尚未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情形下，赋予环境受害人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既可以督促环境职能部门依法审批，促使其承担起日常监管的职责，也可以为环境职能部门提供监管的线索。这样才可能将潜在的环境污染消灭在“萌芽”状态或者限制在有限的规模中。避免实践中往往出了问题后再进行片面的罚款或其它处罚的事后监管的不利局面，从而达到既推动行政法治建设又达到保护环境资源和贯彻维护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目标。(二)有利于保护环境侵权受害人的合法权利1．有利于保护环境侵权受害人与公众的环境权。一般而言，环境权是指公民享有良好的环境品质的权利。当前，许多国家已经将环境权列入公民的基本人权。作为一种宪法上的基本人权，环境权具有宪法位阶，对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具有当然的拘束力。我国虽然没有将环境权写进宪法，但已经制定了大量的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但是如果在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中这些法制得不到有效的贯彻，公民的环境权也就会被架空。因此要想保护环境受害人的环境权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物质精神方面的权利，就必须赋予环境受害人进行行政诉讼的权利。其次，众所周知，环境侵害一般不仅损害某一个具体的受害人的利益，而是往往会损害大量的相关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社会的公共利益。正是因为这样，许多国家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以达到监督政府和保护众多人的权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在我国尚未建立行政公益诉讼情形下，赋予受害人进行行政诉讼的权利显得更加紧迫。2．保护环境受侵权人的诉权。法彦有云“凡无救济即无权利”。公民的环境权同样如此，必须为之设置救济制度。而进行诉讼当然是一种主要的救济途径。因此，公民的环境权与公民的环境诉权是密不可分的。诉权是当事人资格的必要条件。所谓环境诉权，是指环境当事人请求司法机关以裁判的方式处理它们之间的环境纠纷的一项权利。由于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因而，原告是“行政相对人”，但可惜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中却把“行政相对人”曲解为“直接的行政相对人”。但是，目前的理论界认为间接相对人完全可以具备原告资格。国外环境保护的救济措施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放宽了诉讼资格的限制。公民环境诉讼的原告往往并非是利益直接受害者，甚至有些国家赋予潜在因环境污染等将来可能受损的公民和其他关联主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在环境权直接保障的案例中，菲律宾的JuanAntonioOposaandothersvTheHonourableFulgen-cios．Factoranandanother就是一个著名的案例。45名儿童代表他们自己以及尚未出生的后代起诉环境与资源部部长，诉请撤销所有已经发放的伐木许可证，并且停止发放新的许可证，理由是该部发放的大量伐木许可证导致菲律宾森林资源急剧减少，从而损害了宪法所保护的环境权［3］39。其次，诉权还表现为当事人选择诉讼类型的权利。也就是环境受害人到底是选择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那是受害人诉讼类型选择权。在诉讼竞合的情形下，我国目前也没有哪项法律制度明确规定先行政诉讼还是先民事诉讼。这与有关国家的宪法诉讼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启动宪法诉讼往往贯彻“成熟性原则”或“穷尽救济原则”，但涉及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竞合时却没有任何国家做出了类似的规定。换而言之，这本质上是当事人选择诉讼类型的权利。3．保护环境侵权受害人其他的权利。在普通的环境民事诉讼中，环境受害人往往处于极度不利的情形。通过赋予他们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以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曲线救国”的目的。首先，受害人的分散性使得受损利益具有分散性，虽然总量巨大，但单个的利益不太大，它容易被造成环境侵权的生产单位通过法院以“变相调解”等方式“逐个击破”。而行政诉讼原则上不适用调解制度，从而避免这种不利的局面。其次，单个的环境侵权的受害人由于“能力”的有限性，很难与环境侵权的生产单位相抗衡。一方面，单个受害人的经济力量十分有限，精力有限，而生产单位财力一般比较雄厚，还可以聘请强大的“雇佣军”———律师团队。另一方面，单个受害人的技术能力有限，而环境侵权的确认往往涉及大量的技术难题，普通的环境侵权受害人难以收集证据和进行论证。走行政诉讼道路，从表面上看，单个的环境侵权的受害人也很难与代表国家权力的行政权相抗衡。但是，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被告行政机关对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在实践中还要对相关“因果联系”等负有“论证责任”。环境行政监管机关要想“胜诉”，就必须进行依法监管，并且要提供证据。从实践来讲，环境行政监管机关还应当提供“最近”的监管的证据。相对于环境受害人而言，环境行政监管机关进行监管时，由于其具备的技术条件以及国家行政权的运作的便利条件，对生产单位调查取证远比普通的环境受害人的能力大得多。相关的信息与证据，环境受害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取得或者依照知情权的行使方式获取。根据“不准翻供”的诉讼原则，这些证据和因果联系的论证，在将来可能进行的民事诉讼中是“十分难得”和非常有用的“武器”。

有关当事人的法律地位的构建

(一)原告1．原告的确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2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与第41条“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以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学术界提炼出原告资格的“合法权益”要件与“法律上利害关系”要件。［3］127环境侵害受害人符合这两个基本要件，因而具备原告资格。2．原告资格转移。依据《行政诉讼法》第24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原告资格在以下情况可以发生转移:一是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二是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作为环境侵权受害人，不论是公民还是法人或其他组织，是有可能发生上述情形的，因而存在原告资格发生转移的可能性。3．共同原告。由于环境污染往往涉及面广，损害众多人的利益，依照《行政诉讼法》第26条的规定，原告一方为“二人以上，因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或者因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为共同诉讼”，多个原告即可以构成共同原告的情形。当原告数量众多，法院依法可以采取代表人诉讼或者集团诉讼模式解决，从而避免“累讼”以达到诉讼经济效益目标和避免前后判决矛盾的情形。(二)被告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法定条件有三:第一，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这里已经包含行政主体与责任主体要件);第二，实施了原告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三，人民法院通知其应诉。在环境侵权的行政诉讼中，被告即是违法审批或不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的行政主体。依据《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3款的规定，环境侵权行政诉讼中同样也可能存在共同被告的情况。同样，依据《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5款的规定，被告也会存在“被撤销”而发生“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被告资格转移的情形。(三)第三人———环境侵权单位的法律地位依据《行政诉讼法》第27条“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规定，在环境受害人依法对相关环境职能部门提起行政诉讼时，环境侵权单位具备第三人的资格。首先，行政诉讼的被告恒定为行政主体，因而环境污染单位不可以成为共同被告，只能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行政诉讼。其次，由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是要求环境职能部门撤销违法审批或者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因而环境污染单位一般只能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环境侵权受害人行政诉讼的裁判

如前所述，环境行政诉讼主要存在于两种情形，即违法审批与审批后不予依法监管。因此，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55条、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解释》第53条至60条等的有关规定，环境受害人提起的行政诉讼的一审裁判主要有下列情形:1．驳回起诉判决。驳回起诉判决，是指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查，认定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判决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适用的条件是:被告依法审批和依法进行了环境职能监管、监管时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起诉理由不成立;被诉的环境职能部门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等情形。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于“维持判决”颇有诟病，认为它超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应将维持判决统一为“驳回起诉判决”［4］。本人赞同这种观点。2．履行判决。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履行判决，是指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查，确认作为被告的环境职能部门没有依法履行(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监管相关破坏环境的生产单位的职责的情形确实存在，依法作出的责令环境职能部门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的判决。适用的条件是:相关环境职能部门依法负有监管职责;环境职能部门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环境职能部门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监管职责没有合法或正当的理由;环境职能部门继续履行法定监管职责仍然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民法院作出履行判决时，应当确定一个合理的履行期限。3．撤销判决。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撤销判决，是指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由于具备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落实到环境受害人的行政诉讼中，撤销判决一般适用于环境职能部门的违法审批行为，原告要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环境行政职能部门违法发放许可证照等，从而“剥夺”环境污染单位“合法污染”的依据，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4．确认判决。确认判决是指人民法院经过审查，确认被诉的环境职能部门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形式。传统的确认判决认为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确认被诉的环境职能部门行政行为合法或者有效;一是确认被诉的环境职能部门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如上所述，本人认为对于前者的“确认”应该与“维持判决”同理，归于“驳回起诉判决”之类。因此，本处的确认判决就是确认被诉的环境职能部门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形式。适用的条件是:被诉的环境职能部门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被诉的环境职能部门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这既可以针对环境职能部门监管中的事实行为，也可以适用于一些环境职能部门的某些形式瑕疵行政行为。5．赔偿判决。赔偿判决，是指人民法院经过审查，确认环境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受到被诉的环境职能部门行政行为的侵害并且造成了现实的损害的，在环境受害人的请求下依法判决环境行政职能部门予以赔偿损失的判决形式。因此，赔偿判决往往构建在“确认判决”的基础之上的。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行政赔偿请求人未经确认程序而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案件，在判决时应当对致害行为是否违法予以确认。环境受害人行政诉讼中的赔偿判决适用情形是:被诉的环境职能部门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客观的损害结果存在;被诉的环境职能部门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与客观的损害结果有因果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环境职能部门与实际造成环境侵权的生产单位的法律关系则另当别论。鼓励环境侵权受害人通过多种途径解决环境纠纷问题，尤其是在传统的民事诉讼之外开辟新的路径，有利于把环境职能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起来，即可以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还可以促使政府切实落实环保责任、保护社会环境等公共利益，弥补当前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缺失的弊端。

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的界定

环境公益诉讼指致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公民、环保组织或特定国家机关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并不是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之外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它只是一种与诉讼目的及原告资格有关的诉讼方式和手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

1.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一方为特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个人。此处所指的特定国家机关为人民检察院，它最有权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及个人可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诉讼。

2.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为管理环境的政府部门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也包括按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

3.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是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

4.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而非提起诉讼当事人自己的私利。

对于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传统法律制度采取的是单轨制保护模式，即由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来维护环境公益。然而，对于没有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公共权力，其权力本身的扩张性和腐蚀性，是每一个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仅仅依靠道德力量所无法改变的。环境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其利益的保护同样受到制约。尽快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充分发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的巨大潜力，是促进我国环境保护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趋势。

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的界定

环境公益诉讼指致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公民、环保组织或特定国家机关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并不是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之外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它只是一种与诉讼目的及原告资格有关的诉讼方式和手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

1.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一方为特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个人。此处所指的特定国家机关为人民检察院，它最有权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及个人可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诉讼。

2.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为管理环境的政府部门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也包括按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

3.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是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