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革新范文10篇

现代社会随着行政权的膨胀和积极行政的日益兴起,行政纠纷日益增多,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诸多威胁。为了保障公民权利、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必须建立各种监督制度和救济途径,行政复议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制度设计。但是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由于存在种种弊端,在实践中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行政复议制度有进行改革的必要。主张行政复议的司法化改革的学者占据主流,本文从行政复议的行政化这个角度去剖析行政复议司法化改革应该的采取的正确切入点,以求在改革行政复议制度,使其发挥功效的同时,保证行政复议的性质的正确定位。

一、性质确定:行政复议改革的行政化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行政机关提出复议申请,由受理申请的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的行政活动。因而其性质可以被认定为:“行政复议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审查与裁决,它是行政权进行自我监督的重要方式,属干自律的范畴”。[1](P177)在行政复议的改革中,尤其是呼吁在行政复议司法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本文认为应该首先坚持,并且不能够动摇的是行政复议的性质定位的行政化,有些呼吁行政复议司法化的改革的言论,已经出现了对行政复议的本质属性的错误认识。行政复议具有行政行为的基本法律特征。认识和确定行政复议的性质,有助于发展和完善行政复议制度,保障行政复议职能的正确发挥和行政复议活动的正确运行。本文认为,行政复议在形式上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行政监督法律制度;在方法上是一种行政救济的法律途径;在程序上是一种按行政司法程序运行的程序规则。

(一)行政复议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具有行政行为的基本法律特征。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所实施的具有法律意义、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其基本构成要素是:1.主体要素。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的行为。行政主体包括行使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和被授权组织。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机构都是国家行政机关。[2](P67)2.权力要素。行政行为是运用行政权力所为的行政行为,行政权力的存在与运用是行政行为形成的条件。行政复议职能是行政复议机关享有的行政权力的具体表现形式。3.法律要素。行政行为能够形成行政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行政复议决定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都能够产生法律效果。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针对特定的对象和事项实施的管理活动。行政复议则是行政复议机关以特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审查对象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并且,在行政诉讼中,行政复议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类型,受到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因此,行政复议在形式上是依附于具体行政行为而存在的,并以此作为最基本的法律属性。[3](P235)

(二)行政复议是一种特殊的行政监督法律制度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为了能够进一步的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建立健全财务制度，有效的杜绝违法违纪的行为，从源头上预防腐败，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我国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和中国财政部《行政单位财务规则》、《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出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规定。

一、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现状

我国的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一直处在一个中等的发展水平阶段，虽然没有严重的滞后，但是发展也不是很迅速。随着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发展与壮大，就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与创新已经是势在必行的。分析当前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现状，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问题：第一、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理念落后，对于预算外的经费管理处于一种“捆不住、收不拢”的局面；第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人力资源方面的缺陷，相当一部分的事业性费用支出没有计划，在资金使用的时候没有进行提前的预算，只有在使用之后才发现是否已经超出了预算；第三、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监督难以体现，在出现利益分歧的过程中，单位成本会计往往都是先考虑自身的利益，或者是只维护自身部门的利益，对全局利益的考虑不够全面。

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改革与创新

(一)充分发挥财务管理预测功能

许多的行政事业单位，由于没有充分发挥财务管理预测的功能，往往会造成在经费的开支上面超出了基本预算。在通常情况下，行政事业单位在资金使用的时候没有进行提前的预算，只有在使用之后才发现是否已经超出了预算，明显没有将财务管理预算功能放进日常管理之中，造成了行政事业单位不能够对资金有效控制的想象出现。因此，财政部门要结合行政事业单位的现实情况和自身特点，对资金的流动情况进行有效的分析预测，将资金的优化设计提高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在一般情况下，最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完成行政事业单位的各项任务，对于任务的有效完成，就需要扩大事业性支出的比重。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和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长期实践，能够看出用于事业性支出的额度不能够低于整体额度的80%，对于行政事业单位的各项支出，要不断地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根据我国制定的《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规定》中的标准，有效的制定资金使用的额度。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事业性支出额度与整体额度的比例，并定额行政事业单位中各个部门的最高资金支出额度，对出现超额的部门要进行处罚，对有大量结余的部门要进行奖励。

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垄断从形式上主要分为行业性行政垄断与地区性行政垄断，也就是通常说的“条条分割”和“块块分割”。行业性行政垄断主要是政府为保护特定的行业及其经济利益而实施的专营，意在排斥和限制潜在进入者参与竞争；地区性行政垄断则是地方政府利用其行政权力设立市场壁垒，限制产品、技术和劳务的自由流动。从本质上讲，行政垄断是将市场排斥在外，阻碍“无形之手”发挥作用，而以公共权力这只“有形之手”来配置资源。作为转轨经济中的一种特殊现象，行政垄断主要依靠公共权力来获取产业的独占地位或达到区域市场封锁的目的。行政垄断易造成资源配置低效、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封锁、市场分割等诸多问题，且直接影响完善统一的大市场体系形成，因而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行政垄断的形成可能跟历史因素和体制遗留问题有关，但其得以延续和存在的现实基础是什么？其内部的形成机理是什么？对以上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现阶段的行政垄断改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通过梳理有关行政垄断成因的文献，主要分为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区性行政垄断两个方面，系统探讨国家理论和政府角色，并重点剖析转轨经济中的政府的双重角色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行为对公共利益的两种偏离。基于政府行为对公共利益偏离的分析框架，分别对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方性行政垄断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予以经验解释，提出有关行政垄断改革的路径和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由于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形成原因和运行机制有着较大差异，所以我们对两方面的文献分别进行梳理。对行业性行政垄断的探讨，学者们大多将政府机构假设为经济人，作为独立的利益集团与垄断厂商进行博弈的经济角度进行解释。于华阳、于良春（2008）把行政垄断定义为中国转轨经济体制下特定的制度安排，并从制度需求和供给的视角，对行政垄断形成根源与运行机制进行分析。张伟、于良春（2010）构建了规制机构与垄断厂商间的重复博弈模型以分析行业行政垄断产生及维持机制，如果规制机构更多考虑经济增长、规制机构与垄断厂商间存在旋转门以及规制权力相对集中的条件下，无论垄断厂商具备何种产权性质，厂商主动型行政垄断都有可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而出现。对地区性行政垄断的成因的争论主要集中于财政分权（于良春，2011）、政治激励（周黎安，2004）、政府职能几个方面。于良春等（2011）认为，地区性行政垄断形成的原因不在于政府竞争本身，而在于现行的政府竞争制度的不合理性和缺陷，现行财税制度下的事权与财权不对称、转移支付体系不健全、财政支出不透明使得地方政府间的同质性较差，竞争的起点不公平，是导致地区性行政垄断的重要的现实原因。周黎安（2004）从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博弈入手，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认为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越位和失位是导致行政垄断出现的原因之一。现有文献对行业性和地方性行政垄断成因的解释，主要局限于规制经济学的框架内，基于对政府角色单一假设基础上，围绕利益集团、设租抽租、政治均衡等核心概念进行的，缺乏对政府角色的分析，忽视了政府同时具有仁慈、自私、公正的多重性格。下面我们拟对国家理论和转轨经济中政府角色进行深入探讨，并以此为框架来分析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形成机理。

三、国家理论与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角色分析

有关国家和政府的论题向来就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霍布斯的《利维坦》、密尔的《代议制政府》，再到布坎南《公共财政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们一直都试图回答“国家何以出现”、“什么是好的国家制度”、“政府的职能边界在哪里”等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下面我们对国家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并分析转轨经济中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

行政管理及其有效性主要以科学、效率、效果、效益为基本着眼点，立足于改革和创新，重在实效。它涵盖着不同的层面，涉及到方方面面，是当前我国整个改革进程中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热点，也是改革总体推进中一个至为重要的环节。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入展开，对日常行政的指挥、监督、控制成为强烈的必需，科学化管理的需求日益上升。实践证明管理者素质的高低，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务效率与质量。对新时期行政管理科学化问题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行政管理要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管理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作为实践是历经无数人的努力，步步演变，才走向科学化。从最初的经验管理发展到工业化时期的泰罗制和福特制管理，管理开始进入科学管理时期，科学管理是由组织、协调、合作、发挥每个人最高的效率，实现最大的富裕等多种要素结合而成的。现代行政管理正在发生一系列的趋势性变化，行政体制的改革逐步深入。首先是从流行程序管理变为倡导目标管理。其次，是从单一管理发展为分层管理。再次，是从刚性管理发展为柔性管理。刚性管理强调硬性行政命令约束，管理思维是非此即彼，容不得权变。而柔性管理认为管理存在弹性，管理者往往根据不同的被管理者和不同的情境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从而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第四，从无风险管理发展为危机管理。不仅仅是管理模式在变，管理的指导思想也在变。如“鲶鱼效应”和“木桶原理”，面对被管理者的差异与管理环节问题的差异，最薄弱的那一个环节，可能会导致管理上的麻烦与致命伤。因此，一名优秀管理者应从最薄弱环节改进入手，去提升整体的管理绩效。只有经常性检查，经常性抓落实，抓责任制的贯彻才会获得满意的管理效果。现代科学还告诉管理者，如何将自己所管理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已是十分迫切的问题。传统的管理认为，被管理者一次充电，受益终生，知识、才能运用只须储备一次，便可应付全部的挑战。

二、现行行政管理存在的误区

当前，一些人戏称流行的行政管理模式为“领导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一些管理人士并将其作为管理上的金科玉律。这其实是行政管理庸俗化的表现，是一认识误区，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进行管理将贻害无穷。首先，将开会布置任务，理解为科学决策的替代，这首先是管理者的悲哀。这种错误的认识容易造成“会海”连绵，管理者开了会就等于事情完成了，长此以往，落实工作成为顽症。而没有落实的政策一切都是空的，管理的效能无从体现。其次，管理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把管理权限混同于单项财权行使、赚钱的行为，这是极端简单化的表现。的确，好的管理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但管理不是为了收费了事。这是管理导向的错误，会造成管理可有可无，机构形同虚设，人浮于事，最终断送了事业。再次，协调就是喝醉，这是将管理极端庸俗化的表现。当然，协调是需要将方方面面的利益进行平衡，对各方倾向、意见进行妥协，但绝对不是一喝了事。还有一种管理误区就是多定制度，认为有了制度就有了管理。从而导致规章多如牛毛，有否贯彻执行则无人问津。这种错误的认识容易造成“文山”现象，管理者须签阅大量的文件，哪有时间、精力去真正管理呢？其实，有了制度不等于就有管理，有了制度，只是为管理准备了一些基本前提、准备了一些条件，这只是管理的开始，实际上，被管理者是否自觉执行这些规章，这需要监控、需要调研，这都是管理题中之义。制订过多的规章等于没有规章，因此，规章过滥也会影响管理的效能。

三、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措施

壹、日本行政改革的演变

日本行政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于池田勇人首相于一九六二年二月成立第一次临时行政调查会。从一九六二年至六四年，临时行政调查会先后提出：强化内阁的综合协调功能、行政决策的透明化、抑制行政组织过度膨胀及排除政府权力集中在中央行政组织等建言，此一阶段的行政改革强调行政的简单化与效率化。

第二阶段则是一九八一年铃木善幸首相成立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由当时的经团连名誉会长，财界大老土光敏夫担任会长。从一九八一年到八三年先后提出行政组织简化、政策革新及制定国民负担率目标等建议。此一阶段由于遇到日本成长趋缓，以及面临财政赤字危机，大藏省希望能引进新的税制(即一九八九年所通过的消费税)，因此在行政革新外，同时提出配套的财政革新措施。

一九八三年三月，土光敏夫向中曾根康弘首相提出行政改革最终报告，中曾根内阁随即于五月提出新行革大纲，主要改革有：

一、行政组织的改革：1.强化综合整理机能：充实内阁总理大臣的辅佐与建言体制，改善内阁官房事务体制，发挥内阁总理的指导功能。2.强化行政组织的综合整理功能，将总理府人事局和行政管理厅的事务与权限合并为「综合整理厅」，使预算、人事、组织和计划的综合管理功能进一步强化，确保行政的整体性。后经多次协调，内阁设立总务厅取代行政管理厅。3.确立行政组织的自律机能。

二、政府和特殊法人的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日本国铁、电话电信等国营企业走向民营化。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和规模的日益扩大，行政管理出现了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如何改革和创新高等院校行政管理工作，已经成为当前高等院校管理中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我国高校行政管理现状

1.服务意识差。高校行政管理权力过大，直接导致学术权力萎缩，弱化了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学术地位，同时也使行政部门的服务意识淡薄、服务态度轻慢、服务效率低下，有时甚至还出现有偿服务的不良倾向，严重影响阻碍了学术的创新与发展。

2.队伍素质不高。随着高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日益凸现出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但在实际中，各级领导往往不太重视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培养，在行政人员安排上，也不讲究科学性，随意上岗，这就使得高校行政管理效率低下，整体管理水平难以提升，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加快高校行政管理改革、提高行政效率已刻不容缓。

二、高校行政管改革应树立全新理念、规划长远目标

1.树立全新管理理念。要想实现学校管理模式的根本转换，首先要树立全新的管理理念，即提高学校持续创新能力，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优化组合高校内部资源；其次，进行管理制度的改革与落实，保证每个人都要有责任意识和全局观念；最后，实行竞聘上岗，任人唯贤唯能，增强行政管理队伍的活力。

一、以德治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

以德治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产生并经过证明的科学理论成果。《说文解字》说“德者，得也”，意为作为以有收获。《史记》历史中早有记载帝尧的仁德“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他设置谏言之鼓，让天下百姓尽其言；立诽谤之木，让天下百姓攻击他的过错，并实行了禅让制，奠定了最早民主管理的意识。尧禅让舜，舜知人善任，命弃、垂、龙、禹、契、皋、益、夔等八位贤能志士担任不同职务分工，发挥他们的所长，公布五刑等，形成了“德为先，重教化”的精神之魂。先秦时期道分百家如儒、法、墨、道、兵、农、阴阳、纵横和小说家等，其中儒、法、墨、道、兵家为最，各家主张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国治”“天下平”，影响深远。

二、中国现代企业行政管理的现状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在管理尤其是行政管理上已逐渐产生许多问题，企业的未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前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如何突破这一状况。首先，应当顺从现代社会行业发展趋势，着手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调查分析，分析我国现代企业行政管理现状及其主要成因，归结如下。

1.管理决策能力有待加强

大多数企业管理过分重视企业生产经验管理工作，忽略企业文化建设（特别是核心竞争力）的意义和作用。这些企业忙于生产，企业文化建设滞后，党、团、工会组织不够健全，企业管理者对企业文化建设缺乏认识，投入力度小，造成企业文化生活贫乏，凝聚力不强，人心涣散。企业内部提拔的管理层，在企业成长中没有得到的锻炼，对于市场的判断、决策，往往采取现有的经验措施，不敢于创新，生搬硬套地或安于现状，造成了丧失市场的有利时机。2.管理队伍结构松散企业的管理层疲于应对生产、经营的任务，常常无视管理队伍的建设。企业管理知识更新滞后，管理培训也多流于形式，长期以来忽略管理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而管理干部本身因为忙碌的工作、生活的压力等，管理工作意识渐趋于麻木状态，甚至个人能力方面也得不到很好的提升，甚至丧失对企业、市场的洞察能力、预见能力。企业本身任意扩大生产规模，持续经营追求盈利的最终目标，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短期性利益，造成企业持续发展的瓶颈。

一、行政决策的涵义与类型

《韩非子•孤愤》中有“智者决策于愚人”,韩信提出过有名的“决策向东,争权天下”的思想。但是作为一门学术术语首先由美国学者提出。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决策程序就是全部的管理过程,决策贯彻于管理的全过程。我国行政学界认为,行政决策是指掌管国家行政权力的国家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标,履行行政职能,而制定与选择行政方案,作出决定的过程。这一涵义更侧重从管理各个要素出发来界定决策的内含。国家行政机关是行政决策的主体,经常会面对不同的行政决策,如果我们把这些决策归纳一下,会发现这会更有助于我们管理工作的展开。按行政决策主体地位的不同,可将行政决策分为高层、中层和基层决策三个类型。按行政决策客体范围大小的不同,可将行政决策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决策三个类型。按行政决策内容的性质不同,可将行政决策分为常规性和非常规性决策两类。按行政决策条件和可靠程度的不同,可将行政决策分为确定型、风险型和不确定型决策三个类型。此外,还可分出其它多种类型。而非常规性决策、风险型、不确定型决策更是决策者需要注意的方面,是重中之重。

二、行政决策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国家权力机关行政决策的成效往往关系着国家民族的荣辱与强盛,自古有之。中华民族是四大文明古国,有我们值得骄傲的人文历史。在唐朝,中国的封建文明达到相当的巅峰,成为天朝大国,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都前来朝拜与学习。可是到了明朝后期,也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刚开始萌芽,(此时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之时),随着清朝的建立,在对外关系上并未能采取开放包容的国策,代之以闭关锁国,结果这项国家行政决策使中国落后于西方上百年,使我们在很长时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国之不国。各类资源备受外国的掠夺,国民受尽了凌辱。整个国家也四分五裂,军阀割剧,外国列强把中国瓜分成国中国,中国社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国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各项发展迈上了正轨。但是的十年动乱,又使中国停滞了十年。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国策的确立,中国才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未班车,逐步取得了几十年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大发展。而在同时期的西方,通过央视播放的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历述了九个世界性强国的发展历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醒(西班牙的崛起正是中国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之时)。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与生俱来的强国,只有做对行政决策的国家才可能成一个大国、强国。而每个强国崛起所作出的决策都离不开创新与发展。如葡萄牙,葡萄牙皇室恩里克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所国立航海学校,把商人为贸易所进行的孤立海洋探险,规划成一个两百年来有系统、有组织的任务和策略的国家计划。利用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50多个据点,垄断了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在16世纪初的前五年中,葡萄牙的香料交易量从22万英镑迅速上升到230万英镑,成为当时的海上贸易第一强国。而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与平民哥伦布进行了三个月的利益谈判,实现了向西走也能到达东方的航线发现了一块欧洲人从来都不知晓的新大陆北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从1502年到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18600吨注册白银和200吨注册黄金,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大到国家小到部门,行政决策的成败关乎其命运,能否创新与发展关乎其成效与强盛。

三、行政决策创新与发展的必要性

全球化、知识化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行政决策的创新与发展更要与之相适应。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十一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面临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动态与多元、着眼于宏伟蓝图的实现,时间与空间的缩短,更加重了行政决策的难度与复杂多变性。正如比尔•盖茨所说,我的企业永远离破产只有6个月。现在的行政决策不仅要关注自身所处的内部环境,更要关注外部国内国际环境。突发性事件将是各国行政机关的不断面对的新情况。这些非常规性决策和不确定型决策的主要特征,也是我们要对行政决策进行创新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进行行政决策的过程中,经常会面对复杂多变的行政决策环境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非典、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一方面这是对行政决策的挑战,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机遇。这就需要我们敢于突破陈规,大胆创新,才能争取主动,抓住机遇。同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敢不敢大胆创新,已成为判别行政决策者综合素质高低和开拓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否则就会成为墨守成规的行政决策者,注定要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尽管客观环境是变化的,但无论如何变化,总有一些可以遵循的共同原则。如民主原则—决策过程民主;求实原则—问题真实、环境客观;系统原则—系统工程;创新原则—思维创新;效益原则—综合效能;信息原则—信息准、全、及时;预测原则—预先分析推测;可行原则—立足于现实或可能的条件;择优原则—比较抉择;动态原则—方案留有弹性空间。在这些众多的原则中,创新原则显得更为重要,不仅要创新,而且要在创新的同时注重发展。创新是手段,而发展是目的。

“在英国公法领域存在着一种非常强的发展趋势是行政活动的司法化倾向，这种倾向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司法的行政裁决机构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日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行政行为方式，即行政司法，其标志就是大量的行政裁判所的建立。”[1]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宪政改革，英国的行政司法体制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

一、英国行政裁判制度的传统

英国行政裁判所制度是指在一般法院以外，由法律规定设立用以解决行政上的争端，以及公民相互间某些和社会政策有密切联系的争端的特别裁判机构。它设立的初衷是为减轻公民的行政争议解决成本，作为英国普通法院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而产生的。最早的裁判所出现在十七世纪，十八、十九世纪也陆续成立了许多，但此时的行政裁判机构，更多的像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那时它们的工作主要依据政策而非法律，所以它们的权力在许多方面是行政而不是司法性质的”。[2]行政裁判所发展的黄金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福利国家口号下全面推行社会安全计划，舆论界对普通法院的保守倾向持批评态度，政府执行社会立法所发生的争端尽量不由普通法院管辖，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了大量的行政裁判所，出现所谓行政裁判所热。[3]到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行政裁判所的数量已经逾千。正如CarletonAllen所言：“在我们目前的社会和行政管理领域中，没有比各种类型的行政裁判所的激增再为显著的事件了”。[4]针对这种裁判所成立比较紊乱的情况，1955年议会任命了以奥里弗•弗兰克斯（Oliver?Franks）为首的“弗兰克斯委员会”，对裁判所制度进行专门调查研究，该委员会于1957年的报告提出了改革裁判所的一系列建议，其中的许多政策建议和制度设计为后来《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TheTribunalandInquiriesAct）所吸收，此后裁判所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其数量直线上升，同时它们的工作也变得更加复杂。它们就此逐步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司法体系的实质性的一部分。目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70种不同的行政裁判所，各自根据其章程设有各种机构。它们每年要处理的案件将近一百万例，有大约3500人从事该业。[5]英国裁判所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下几个明显的特色，从这些特色中，我们基本上可以窥探英国行政裁判制度的概貌。

1、地位的模糊性。行政裁判所究竟是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在英国行政学界与法学界存在着巨大的争议。从行政裁判所的产生来看，行政裁判所是作为某些行政运作活动的组成部分，根据议会的法案而设立的处理相关事务的机构，大多数行政裁判所由相关的行政机关对其提供支持，由行政机关向裁判所提供经费与人员工资，提供工作场所，提供网络支持，并负责一些裁判所成员的任命工作，[6]因而有学者倾向于认为裁判所制度具有行政性质，是政府机器的组成部分，是政府治理网络的一环；有的学者倾向于将裁判所视为具有补充性质的用以解决纠纷的组织网络，是一种具有司法化特征的救济机制。如同弗兰克斯委员会报告所指出的，“裁判所并非普通法院，但它亦非政府部门的附属物……我们认为，更为妥帖的是，将裁判所视为议会规定的一种裁决机制，而非行政机制的一部。”英国著名的行政法学家韦德也认为“裁判所必须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公正地实施法律规则，而不是执行行政政策，大部分裁判所所做的裁决实际上是司法性质而不是行政性质的。这类裁判所实质上具有和法院同样的职能，”“裁判所应以某种方式成为普通司法机器的组成部分。”[7]尽管“要说清楚裁判所是什么，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8]但裁判所的地位是相对独立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裁判所的主席是由大法官直接任命的，或者由部长从大法官提名的有适宜资格的人中任命，裁判所的大多数成员也和政府官员没有直接的联系，对于任何特定案件的判决，裁判所决不服从行政干预，裁判所可以超脱于政治影响之外独立作出裁决。

2、设置的随意性。英国的行政裁判所的设立毫无计划，往往是每有一次新的立法就创设一个相应的新的行政裁判所，每个裁判所都是针对某种专门立法的需要而设立，即每有一些新的社会福利计划和规章通过，就为此新设一些特别的裁判所而不是对现有的进行改组，如此导致了裁判所无规范地混乱发展，种类繁多，数目庞大。这种“一法一所”的创设模式，使得英国的裁判所体系分散，各个裁判所都有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程序与服务标准，裁判程序与裁判方式非常多样化，缺乏系统性和一致性。有些裁判所相互之间分工极细，经常发生受案冲突，如1946年设立的租金裁判所受理没有家具的出租房的争端，而1965年通过租金法时又设立一个租金评议委员会，受理有家具的租金争端，以致导致有家具房租的争端与没有家具的房租争端由两个不同的裁判所管辖。面对如此多的行政裁判所，每当一个争端发生时，往往只有专家才能了解按什么程序到哪个裁判所去申诉。另一方面，由于英国裁判所“像蘑菇一样地发展”，[9]但并不是所有裁判所都运作良好，据英国裁判所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显示，仅有20个裁判所每年受理的案件超过500件，相当一部分裁判所处于闲置状态，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3、组成人员的专业性。裁判所是独立的，对于任何案件的裁决，裁判所都绝不服从行政干预。要实现这种独立，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裁判所应当由独立的成员而不是公务员组成。为确保这种独立性，裁判所的主席和成员须在政府部门之外的事先预定的人员名单中选定，名单中的人大都能代表各方面的利益，或者是各方面的专家，行政裁判所委员会对在它监督下的各裁判所成员的任命和名单的编制可以提出一般性意见，供有关的部参考，但不能具体制定指导成员。[10]由于裁判所业务性质的不同，各种裁判所的人员组成与任命有很大差别，经常采取的一种形式是所谓均衡裁判所，由一名独立的主席和两名成员组成，主席是枢密院任命的懂法律的人士，两名成员应当从行政部门以外的，作为特定利益代表的愿意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员名单中挑选。成员的任命一般有三种途径：包括由相关的政府部长或者部门提名；由上议院大法官任命；对于实行总裁制的特定类别裁判所而言，例如社会保障上诉裁判所和产业裁判所的成员，则由总裁任命。[11]部长提名时，必须要考虑裁判所委员会的建议；要免去裁判所成员的职务时，一般要征得上议院大法官的同意。研究表明，相对年长、有时间精力及经验学识从事该工作，中产阶层的人，更有可能获得任命。裁判所的成员还必须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举例来说，学校事务裁判所的独立性也取决于它的人员组成上有一个详尽的裁判员名单：裁判所的主席从枢密院提出的名单中选任，成员由枢密院提出的名单中产生。前者是熟谙法律的专家，后者是富有教育经验的人士。

一、边境一线自治州行政生态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系

(一)经济生态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边境一线自治州经济生态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一种最基本的制约关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在特定的经济生态环境中进行的，植根于特定的经济基础，经济生态环境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起着决定作用。边境一线自治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无论是职权力配置、组织机构的设置都是外部经济环境变动在行政系统内部的反映，行政系统在与边境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同时，通过积极主动的改革促进与经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建立和完善相关机制，适应并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生态环境。

(二)政治生态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能违背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党的领导，不能脱离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偏离国家的基本发展方向。因此，边境一线自治州政治生态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着一种功能依存关系，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内容和方式。当政治生态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高度耦合时，政治生态环境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起推动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同时在对待政治生态环境方面“公共组织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考察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并努力适应它”［1］，这表明边境一线自治州通过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动适应政治生态环境的要求，并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进一步完善政治生态环境。

(三)文化生态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