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问题范文10篇

摘要：因经济、政治的重大变迁引发了中国现代行政法所面临的行政合法性危机、多元利益主体组织化和个人福利的保障等许多新问题，需要以适当扩权推进治理、以规制缓和实现善治以及发展多元行政模式等作出理论与实务上的回应。而以正当法律程序调控行政过程、通过私法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和扩展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则作为实现中国现代行政法新任务的手段，可以缓解我们今天行政法所遇到的新问题。

关键词：现代行政法、福利国家、地方自治、正当法律程序、司法审查

一、引言

“现代行政法”在中国语境中可以指20世纪以来的中国行政法。但是，我们今天教科书中所讨论的中国现代行政法的历史是极其短暂的。因为我们认可的中国行政法历史仅发端于上个世纪的中叶，至今大约50余年。在这50余年中的前30年，中国现代行政法历史是极其简陋的，其中1967年至1978年间行政法历史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的。[1]改革开放后因社会治理的需要，行政法（学）开始受到法学界的关注，但一时也难以发展起来。《行政法概要》的出版，“只想给初学者提供一个社会主义行政法学科在理论体系方面的简单轮廓，而这个轮廓，在我国又完全是属于摸索阶段的。”[2]到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行政法才渐渐被公认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虽然它不太成熟但有“显学”之趋势。尽管如此，21世纪的今天现代中国行政法仍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在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中行政法的任务以及实现这一任务的路径是什么？

二、当下现代行政法面临的新问题

虽然在20世纪100年的历史中，中国现代行政法历史是短暂的，但是西方国家以及1949年延续了大陆行政法的台湾地区行政法学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催生了中国现代行政法快速又有点畸形地长大。面对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先天不足的中国现代行政法常常显得不知所措。尽管如此，它仍然需要面对不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大致有：

一、个性化车牌、反射性利益与行政法的缺席

2002年8月12日，北京、天津、杭州、深圳作为第一批试点城市，率先启用了2002式机动车牌号，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编排车牌号。社会上一时好评如潮。然而，8月23日，继北京暂停发放个性化车牌后，深圳、天津、杭州3个试点城市亦相继因“系统故障”暂停发放新式车牌。“个性化车牌”从轰轰烈烈推出到草草收场历时仅10余天。[1]交管部门的这一行为引起众多的评论，[2]但遗憾的是，在热闹纷繁中却很少有从法律角度对此事件的分析。尤其让人疑惑的是：对这样一个由政府行政行为引起的事件，行政法却保持了出乎意料的沉默。是个性化车牌事件本身缺乏法律意涵？还是我们现有的行政法学观念存在某种不足，以致缺乏对此现象的把握和解释能力？

其实，个性车牌事件中存在一个典型的行政法问题——反射性利益及其保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从近邻日本的行政法中了解这一概念。日本的行政法理论有反射性利益与法律规定的权利之分。日本行政法理认为当国民因违法的行政活动蒙受不利侵害时，并不一定都有排除违法行政的请求权。传统学说认为，当法律为私人特别规定保护其一定利益时，该利益称为“法律保护的利益”，该利益由于行政权的违法作为或不作为遭受损害时，当事人享有排除行政违法行为的权利（法律上的利益），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排除违法行为（违法排除请求权），或者要求合法地行使行政权（行政介入请求权）。除了权利，行政关系中还存在不能作为权利被承认的利益，如反射性利益。法律完全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实现，而不是以保护个人利益为目的时，因为基于这种法律的行政活动一般都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实施的，所以，依法实施的结果，即使给国民带来利益，那也不是国民的权利，而仅仅是行政公益活动的结果，是反射性利益。换言之，反射性利益是为了实现行政目的而采取的命令、限制、禁止等的结果，国民所享受的事实上的利益，是法的反射性效果，而不是法对特定的个人予以保护的权利，故不能成为法的救济对象。[3]

有了以上认识我们便可以从个性车牌事件中找出行政法的踪迹。首先，我们从政府的角度进行分析。这一事件因政府行为而起，政府规定从2002年8月12日起四个城市的车主可以在上车牌时自由选择字母和数字编排。这样，作为车主的公民便因政府的行为获得了一种利益。只要你不否认有选择比没选择好，你就不能否认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利益。然而，也是由于政府的行为，一部分车主（在车牌暂停发放通知执行以前领到新车牌的车主）获得了自由选择的机会，享有了这一利益；而另一部分的车主（8月23日后根据公安部有关规定新车上号牌仍发放九二式号牌）则无法享有这一自由选择的利益。这一看似并不重大的利益由行政机关忽然赋予又突然收回，从表面上看不符合行政行为一经做出就应具有公定力、确定力、约束力、执行力。但政府的行为其实是有根据的。由于考虑不周，政府没有事先健全自由选择后的严格审查程序。这种审查权的失位导致新上车牌有的涉嫌侵犯知识产权（如有车主上了BMW的车牌），有的则可能对社会造成不利影响（如911、SEX001等车牌）。因此，虽然在具体做法上尚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政府停发个性车牌的行为符合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撤销的行政优益法理。

现在我们从车主的角度分析。核心问题是特定的部分车主的选择利益被剥夺，能否请求法律的救济？答案是否定的。政府允许注册个性化车牌以及随后的撤销行为都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其行为引起和影响的利益从法律性质上说应是一种反射性利益。而反射性利益，即便因政府行为而受到不利影响，也不能要求法律的救济。然而问题其实并沒有这么简单。因为我们马上会产生合理的疑问。“反射性利益”与“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划分将司法救济的范围筐定在权利范围内。但这种将利益只分为“法律规定的权利”与“反射性利益”的方法其实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周延性，即反射性利益与法律规定的权利不能涵盖所有利益。除了反射性利益与法律规定的权利之外，还有一些利益则既不能归入“反射性的利益”也不同于“法律规定的权利”，法律应如何对待这部分利益保护的要求?难道法律只保护权利吗？如果不是，那么符合什么条件的利益才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具体到车牌事件中，公民有理由质问：为什么反射性利益不应受到法律的救济？十分有趣的是车牌事件发生后虽然有很多车主对政府的朝令夕改深表不满，但却沒有公民通过法律途径对政府行为提出异议。

然而，异议者的缺席不能成为行政法缺席的正当理由。因为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有义务设想：一旦有人提出异议，甚至寻求法律的救济，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怎样的建议。如果他们寻求的是法律的理由，我们又该做何应答。在笔者看来，个性化车牌事件中行政法学对利益问题的不敏感乃至缺席，其实正昭示了当前我国行政法学一个严重的不足。这就是缺乏对利益的行政法地位的深入思考。而对利益的重视却恰恰是当代行政法的一个重要特质。

摘要: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仍嫌不足并有待完善。本文从行政立法、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监督法五个方面，对中国的行政法制度，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检讨。提出中国行政法制度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一步论述了具体制度的构建或重构。

关键词:中国行政法问题反思与重构

行政法作为宪法的实施法，调整着广泛而重要的社会关系，其与国家权力、公民权利息息相关，担负着保障行政权的有效行使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两方面的法律使命，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行政法发展起步较晚，加之社会的迅速发展进步，各项制度突显出诸多不足之处，在此有必要对中国行政法制度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检讨。

一、中国行政立法制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反思

我国当前的行政立法的数量、质量明显有所提高，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由于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立法工作难免受到经济发展程度、社会历史环境、封建主义残余观念、全民族的民主与法治意识水平、社会管理事务繁杂、行政立法主体较多、立法者的知识素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使我国现行的行政立法存在着一些问题。基于“实现和增进公民基本权益”、“依法立法”和“法制统一”这样的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行政立法的基本原则的角度[1]，考察我国行政立法法的现状，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立法的统一性在个别领域正在遭到破坏。立法的统一性指的就是符合宪法。具体地说，首先是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内容都要符合和服从宪法规定的原则；其次是一切法律、法规都要与宪法保持协调的关系，要随着宪法或其中某些条款的制定、修改或废止而相应地制定、修改或废止；再次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和一定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必须按照宪法规定的立法权限行使立法权，而不能超越。法制统一的这一宪法原则，在《行政处罚法》关于处罚设定权的规定方面得到更进一步的明确规定。《行政处罚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现行宪法的有关规定制定的，是我国行政处罚领域关于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方面法律效力层级最高的一个规范性文件，处于基本法地位。但是明显违背《行政处罚法》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及《补充规定》，直到今天也未通过法律程序予以废止，依然有法律效力。这不仅是对立法统一性的破坏，更是对有法必依的社会主义法治要求的破坏。

我国物权法明确了基本的物权制度，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实行一体保护，有力地推进了国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

在这个意义上，物权法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部法律。物权法的出台对我国物权的行政法保护与规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与考验。

基于物权的自由属性Q)，现代国家无不对物权提供全面的保护，如果仅仅依赖物权法的独立保护，公民的物权的保护力度是不够的。实际上，物权的排他性，就是划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一般认为，公权是为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而设定的权利(也被称作权力)，而私权则是为保护私人利益而设定的权利。从目的论上来看，公权是私权的产物，公权其实是以私权为目的的，法律领域中的“公”、“私”的划分，对于防止公权的过分介入私权、维护私权的神圣性具有很大的作用。从二者的关系来看，要正确的处理好公权与私权的关系，私权须遵循“法不禁止即自由”的运行规则，公权力须遵循“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的运行规则。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私权是公权的基础，没有私权也就没有了公权。传统的观点认为，物权属于私法范畴，其保护自然应该适用私法救济，至于公法对侵害私有财产权的刑事制裁和行政制裁，则属于公法领域的个别具体问题，与私法保护是相互分离的。但是，随着权利本位观念的觉醒，行政机关已经开始频繁地采用与行政相对人处于对等地位的私法方式来推行行政管理，使得行政管理与私人领域已经在比较大的范围内连成一体。而物权的社会化，突破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分析框架，其突出表现是行政权大量侵入物权领域，具体包括保护与规制两个层面。保护物权既是物权法的主要目标，也是行政法重要目标和政府的职能之一。

一、行政权与物权关系既然行政权侵人物权领域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就要正视由此带来的物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冲突，理性的选择行政权对物权的影响模式，正确处理好行政权与物权的关系。既要发挥行政权尊重与保护物权的作用，又要为物权人设定适当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与义务。从而实现物权与行政权的互动与和谐，顺应物权社会化的世界潮流。

行政权的性质是国家权力，与立法、司法等其他国家权力相比具有广泛性、主动性和自由裁量性的特性。另外，从对相对人影响的角度而言，因其拥有一些特殊的优越性，如行政权的强制性、单方面性、效力先决、行政优益性等，行政权是保护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最重要的国家权力。事实上，虽然物权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却仍然容易受到侵犯。单单依靠《物权法》的私法保护是远远不够的，物权毕竟是私权，它的生命与功能是离不开行政法的保护的。行政权对物权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以下三种情形：

一)行政权对物权的保护因为物权的私权属性，使得物权的行政法保护在物权的整个保护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具体表现为：第一，对危害公共福利和公共秩序的侵犯物权行为加以制止和惩戒，这是行政法保护物权的常规方式；第二，通过行政诉讼等行政法手段控制政府权力，从而遏制行政权力对正当的私有财产权可能构成的侵害。随着物权的社会化，行政权对物权的保护并不在是唯一的目的，“私权自治”的原则并不能完全解答财产效用最大化的问题，经济发展导致的资源紧缺，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交融都Et益加剧，因而在保护的同时，行政机关要依照行政法律法规对物权人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监督或限制。这就是物权的行政法规制。

【内容提要】目前，我国行政法还存在着诸如立法的统一性在个别领域遭到破坏、法与法之间有些规定尚不够和谐、有些法律规范和条文自相矛盾、有些规范缺少法律责任的规定而导致后患无穷以及规范的清理工作明显滞后等五大问题。这些问题应尽快地予以解决，以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关键词】行政法/问题/对策

【正文】

行政法在我国是仅次于宪法的部门法，它与宪法、民法、刑法规范系统共同构成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法制。行政法作为宪法的实施法，调整着广泛而重要的社会关系，其与国家权力、公民权利息息相关，担负着保障行政权的有效行使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两方面的法律使命，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八届人大期间，为顺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立法机构均极重视行政立法工作，立法的数量、质量明显超过往届。其中，金融、税务、房地产法律制度的改革，行政处罚法律制度的确立，已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标志着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尽管如此，但由于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立法工作难免受到经济发展程度、社会历史环境、封建主义残余观念、全民族的民主与法治意识水平、社会管理事务繁杂、行政立法主体较多、立法者的知识素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使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存在着一些问题。站在“实现和增进公民基本权益”、“依法立法”和“法制统一”这样的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行政立法的基本原则的角度，考察我国行政法的现状，我认为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五大问题：

问题之一：立法的统一性在个别领域正在遭到破坏

立法的统一性指的就是合宪法。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具体地说，首先是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内容都要符合和服从宪法规定的原则；其次是一切法律、法规都要与宪法保持协调的关系，要随着宪法或其中某些条款的制定、修改或废止而相应地制定、修改或废止；再次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和一定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必须按照宪法规定的立法权限行使立法权，而不能超越。

摘要：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在近七年的筹备和举办过程中，困难和挑战是必然存在的，关键是如何从实际出发，克服和解决好方方面面出现的问题，尤其是调整好制度上和法律上的难点。文章试图通过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的说明和分析，对如何解决奥运会筹备及举办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若干行政法律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并希望能有利于实际部门的操作，在办好这一举世瞩目的国际盛会的同时，也期待推动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奥运会；行政征用；政府采购；行政行为公开化；体育彩票

有关奥运会和行政法治的问题涉及面广，内容庞杂。笔者认为，其中有四个较为重要的问题需要研究：一是奥运会筹备期间城市规划所涉及的行政征用制度；二是奥运会筹备中的政府采购问题；三是奥运会期间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公开化；四是有关奥运会体育彩票发行的管理与运作制度。而在这些问题上，目前学术界尚未展开深入讨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会大大加快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将从一个侧面推动我国行政法治的进步。因此，研究奥运会筹办过程中的有关行政法治问题，十分重要。笔者试图通过本文，对以上在奥运会筹办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若干行政法律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希望在探讨中有所心得，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起到有利的作用。

1奥运会与行政征用制度

在我国，行政征用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出于公共利益目的，依据法律之规定，以强制的方式取得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或劳务，并给予合理经济补偿的制度[1].

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后，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与申办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座谈中指出：“要办好2008年奥运会，首先必须做好两件大事：第一，要加快体育场馆、交通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要用世界最先进技术确保工程质量，把奥运工程建成世界一流的精品工程。要采用公开、公正的工程招标办法，择优选择建设队伍，精打细算，加强工程监理和对资金使用的审计监督。第二，要大力治理环境，加强对大气、水资源污染和风沙的治理，一定要让北京天更蓝，水更清，树更茂，景更美。”[2]可见，城市规划是奥运会筹办中的头等大事。

四、构建和完善我国现代的行政法制监督机制应遵循的原则

构建和完善行政法制监督制度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法制化原则。它是指行政法制监督主体权力的确立及行使，都应有明确、具体的法侓规定。其基本要求是：(1)加强立法。即要为监督主体制定充分而完备的监督法规，其内容包括监督的职能目标、机构设置、权责划分、作用对象、裁量标准、惩罚手段、运行程序、协调方式等，以使行政法制监督有法可依，并逐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2）严格执法。即各监督主体在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监督的过程中，都要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办事，任何监督上的失职、渎职和干扰监督权行使的违法行为，毫无例外地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诚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那样：“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行政法制监督首先应进行立法上的完善，建立起一整套行政法制监督体系，应做到法律法规的内部协调统一、明确而且具体切实可行，从而使行政法制监督做到有法律上的依据。而且，这也是行政法制监督走向法制化程序化的一个重要前提。

第二，公开性原则。这里的“公开性”，系统监督活动本身应当是完全公开的，即公开的而不是秘密的检查工作，公开的而不是遮掩地宣布结果，公开的而不是仅在狭小的范围内批评缺点。列宁指出：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监督是可笑的。历史经验昭示我们，没有公开性或者公开性不强，只能给专制政治和干扰监督活动者有隙可乘。长期以来，有些人以“内外有别”为借口，欺上瞒下，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而逃避监督和惩处。应当明确，只要不涉及国家秘密，就无内外之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增强行政法制监督的公开性方面，我们大有工作可做。比如，尽快完善国家公务员财产申报和稽核制度，强制规定公职人员定期将财产向指定的国家机关申报，如有不申报或申报不实者，给予相应的制裁；强化对政府重点部门、重点行业的监督，实行招标公开、项目公开、决策公开、审批公开、程序公开；采取切实措施，大力推进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公开化进程等等。

第三，科学高效原则。行政法制监督的机制设施应体现科学原则，具体表现在机制合理，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统一协调，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动态连贯，机制精简节约。同时，行政法制监督也应体现高效原则，既是说监督主体要根据得到的有关信息，及时组织调查研究，发现并查明可能导致或已经导致违法失职行为产生的原因和条件，不失时机地实施监督，迅速消除其原因和条件，避免和纠正因此而产生的违法失职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应付千变万化的行政行为，使监督的效率提高，质量提高。

第四，独立协调原则。各个不同的行政法制监督主体的地位相对独立，在人、财、物上不受制于被监督的对象，各种不同的监督力量应各司其职，真正形成一个完整体系，而且各种监督力量应配合起来，协调一致，只有这样，对行政权的制约才能真正有效，我们所说的协调配合主要指对行政权在监督时间、空间上的协调一致。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法治的逐步建立，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正在逐步由管制转向服务，但人们同行政机关打交道的几率仍然很高。随着人们法律宣传的深入，无论是行政相对人，还是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通过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都在争强，但随之一些争议也浮出水面，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各方面的探讨。本文因此诞生。本文主要探讨了与此案例有关的行政行为，职务行为，法律适用等问题。

关键词：行政行为违法职务行为法律适用

案例介绍：

1990年4月8日晚8时许，某港公安局复兴码头派出所民警吴某在所属管辖区域的八号码头巡逻时，发现江苏海门“平山一号”民船准备卸货，便上前制止，经查询得知，该船未办卸货手续。船主称在场的航运公安局工纠队队员邹某已收其管理费，但未开收据。这在船上查看船民的邹某却让船主卸货，声称“有事我负责”。当时未佩带工纠队的标志，吴某要其出示证件并讲清收取装卸费的问题，均遭邹某拒绝。吴某要船主交验航运薄，邹某出面阻挠。为此吴某拉邹某去派出所讲清问题，邹不从，两者发生推拉。吴某随即向服务总值班何某报告。何某到码头时邹某已回工纠队办公室，就同吴某赶过去，要邹某同去派出所，邹某不从。何某便回派出所拿了一副拇指铐和一支超高压式电击器，带了两个民警，再次要邹某去派出所。当邹某拒绝后，何某、吴某强行给其套上了拇指铐，在此过程中因邹某挣扎何某对其使用了电击器（经法医鉴定，造成轻微伤害），并将邹某带回了复兴码头派出所。

事情发生后，某市某区公安分局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例》第22条的第1项“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为由，对吴某、邹某分别作出警告、拘留的行政处罚。吴某、何某不服，在法定期间内向某市公安局提出申诉。该市公安局改变定性为“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维持原裁决处罚。吴某、何某仍不服，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行政处罚裁决。

法院在审理此案中，对何某、吴某的行为是不是职务行为，应适用什么样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的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第一种认为，吴某、何某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其理由是治安民警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管理的对象是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分子，邹某在当晚没有行使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民警不该管，管了就是超越民警职权范围超越或违背基本职责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第二种意见认为，吴某、何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理由是，职务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行政机关的名义所为的行为。职务行为所依据的是国家行政权。国家行政管理权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法定性。本案民警吴某是某市某港公安局复兴派出所当晚的值班民警，其在所属辖区内巡逻警戒。该码头按规定当晚无卸货任务，装卸公司也无人值班，吴某在值班时发现民船，查询其卸货手续，是履行港口执勤民警的职责。当工纠队员出面干涉时，吴某要求出示证件，说清收取管理费的问题，是基于吴某要弄清批准卸货的原因，邹某应积极配合。

一、拆迁矛盾原因分析

1.立法理念、法律意识方而:拆迁是指为城市建设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有关机关许可而拆除权利人房屋并给予补偿、安置的行为。拆迁涉及房屋所有权人的所有权问题。所谓房屋所有权是指权利人对其所有的房屋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该项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均不得非法侵害。拆迁从性质上讲应该属于对公民则-产的征收。我国法律中虽没有明确规定“私有则一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法律对“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则一产”在《宪法》中作了承诺。也就是说:保护公民个人合法则一产安全是国家的法定义务而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法律传统中，公法文化一直占绝对优势，私权利一直得不到应有的俘重和有效地保护，无法同公权利相抗衡。在公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强调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国家、集体利益。与之相对应，国外则非常强调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公民个人的土地，皇帝的马也不许跑。”而在我国，拆迁实践中的“钉子户”一词就反映着拆迁者与被拆迁者的对立关系，暴露出立法理念之落后。

2.法律体制方而:我国日前拆迁工程相当浩大，涉及到许多样众的切身利益。这方面的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然而，在这一领域尚没有一部统一的《拆迁法》这方面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国务院在2001年6月6日第40次常务会议上通过并于2001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称《条例》)。各地政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依据此条例制定了当地的拆迁管理规定。如:1997年北京市颁布了《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关于拆迁补偿方法，规定比较混乱，因此带来了实际操作中的混乱现象。

3.执法方式与水平方而:城ili拆迁办公室是专门管理拆迁事务的机构，执掌着拆迁人权。目前存在着较多的违反法律程序、野蛮拆迁等情况，反映出执法方式粗暴单一、执法水平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被拆迁人的感情导致了此类矛盾的激化。

二、行政法视野中的拆迁问题

1.关于拆迁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

一、拆迁矛盾原因分析

1.立法理念、法律意识方而:拆迁是指为城市建设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有关机关许可而拆除权利人房屋并给予补偿、安置的行为。拆迁涉及房屋所有权人的所有权问题。所谓房屋所有权是指权利人对其所有的房屋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该项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均不得非法侵害。拆迁从性质上讲应该属于对公民则-产的征收。我国法律中虽没有明确规定“私有则一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法律对“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则一产”在《宪法》中作了承诺。也就是说:保护公民个人合法则一产安全是国家的法定义务而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法律传统中，公法文化一直占绝对优势，私权利一直得不到应有的俘重和有效地保护，无法同公权利相抗衡。在公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强调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国家、集体利益。与之相对应，国外则非常强调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公民个人的土地，皇帝的马也不许跑。”而在我国，拆迁实践中的“钉子户”一词就反映着拆迁者与被拆迁者的对立关系，暴露出立法理念之落后。

2.法律体制方而:我国日前拆迁工程相当浩大，涉及到许多样众的切身利益。这方面的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然而，在这一领域尚没有一部统一的《拆迁法》这方面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国务院在2001年6月6日第40次常务会议上通过并于2001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称《条例》)。各地政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依据此条例制定了当地的拆迁管理规定。如:1997年北京市颁布了《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关于拆迁补偿方法，规定比较混乱，因此带来了实际操作中的混乱现象。

3.执法方式与水平方而:城ili拆迁办公室是专门管理拆迁事务的机构，执掌着拆迁人权。目前存在着较多的违反法律程序、野蛮拆迁等情况，反映出执法方式粗暴单一、执法水平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被拆迁人的感情导致了此类矛盾的激化。

二、行政法视野中的拆迁问题

1.关于拆迁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