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犯罪范文10篇

摘要：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是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法律现象。把哪些严重的行政违法规定为犯罪，这取决于立法者对行政违法的关注程度。然而，我国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并未处理好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二者间的衔接关系，以致于一些严重的行政违法现象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我们应从两者的联系与区别入手，探讨两者之间的衔接，寻求解决的对策。

关键词：行政违法；行政犯罪；关系

中图分类号：D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154（2002）04007502

行政权是国家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方面为人们提供秩序，使人们能在一个有序的环境里生产、生活，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公共权力也可以被滥用，会出现违法与犯罪情况，给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带来严重的威胁。正是这一原因西方各国在规制行政权力运行时十分注意对行政违法、行政犯罪的防范与制裁。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理论与实践中对二者研究重视的程度并不够，以致于本应以行政犯罪处理的，却因无法律依据，改为行政违法，而行政违法则因责任制度不健全，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得公民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对于行政领域中的违法与犯罪研究，有利于丰富我国行政法和刑法理论，为有关行政违法和行政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预防和打击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提供适当的对策与方法，为丰富和实践行政法治原则提供切实的保障与矫正机制。

一、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及其差异性

行政违法的定义一般被概括为“行政主体实施的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承担行政责任的行政行为。”①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是两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且存在较多衔接关系的违法现象。我国行政法理论和刑法理论对这两种违法现象及其关系的涉足较少，尤其是二者的关系未受到我国法学界的足够重视。我们以为，在我国对这两种违法现象及其关系进行研究，有利于丰富我国行政法和刑法理论，为有关行政违法和行政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预防和打击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提供适当的对策和方法。

行政违法虽有多种意义上的理解，笔者在本文中仅将其限定于违法的行政行为这一范围，即指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及其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违法。所谓行政违法，是指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实施的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政行为。（注：谭宗泽、杨解君：《行政违法的研究意义与界定探讨》，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秋季号。）而行政犯罪则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使用的概念。行政犯罪是违反行政刑法的行为，但行政刑法本身又是一个多歧性的概念，因此，人们对行政犯罪概念的认识也是极不统一的，中外学者对此有若干不同的观点。（注：林山田：《行政刑法与行政犯辩正》，载台湾《法令月刊》，1989年40卷9期，第20页。张明楷：《行政刑法辨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卢建平：《论行政刑法的性质》，载《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为了与行政违法的界定范围相对应和论述的便利，本文的讨论仅限于行政机关（含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及其行政公务人员（主要是国家公务员）在行政权行使过程中的犯罪行为，而不包括相对方在行政领域中的犯罪。（注：在此，笔者以行政权力行使主体为标准将行政犯罪区分为行政机关及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犯罪与相对方的行政犯罪两类。当行政机关作为被管理者时的犯罪如走私罪，由于其与单位所犯走私罪性质相同，故不将其作为权力行使主体的行政犯罪看待。）

一、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相异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既有若干共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点。行政违法和行政犯罪的共同之处表现在：它们都具有行政违法性特征（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具有社会危害性且妨害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和行政权运作规则，它们都发生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即行使行政职权或与行政职权有关的活动过程中。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相异性具体表现在：

其一，违法性质和危害程度不同。行政犯罪属犯罪性质的行为，是种严重的违法行为；而行政违法行为只属一般违法，在性质上虽已构成违法、且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它却不具备行政犯罪的构成要件因而不是行政犯罪行为。二者的犯罪或非犯罪性质主要是由它们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而决定的。行政违法行为之所以还未构成行政犯罪，就是因为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尚未达到犯罪的严重程度，而行政犯罪则是情节严重并触犯刑律的行政违法行为。因此，“判断某种行为究竟是行政违法还是行政犯罪，就要具体分析行为的危害程度是否已经符合刑法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质和量的规定。”（注：张明楷主编：《行政刑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只有行政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比较严重的危害程度，才能认为是行政犯罪行为。

本文作者：翟燕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票据制度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汇兑、信用、支付、结算、融资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商品交易的血管里流动着的血液”。票据诈骗犯罪,即违反票据法的有关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利用票据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票据诈骗犯罪既违反了票据法又违反了刑法,其违反刑法是以违反票据法为前提,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从行政刑法的角度理解票据诈骗犯罪特征,就是结合票据法及行政刑法的相关理论来解读刑法相关规定。

一、行政刑法的基本原理

行政刑法发源于德国,以与“刑事犯”相对应的“警察犯”的出现为标志。行政刑法之父哥特斯密特认为:司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与人的意思领域,为达此目的,其所采用的手段是持续的宣誓与法律的规定等;在这些宣誓与规定中,一定要具有强制力的刑法,作为达成司法目的的强制手段,这就是“司法刑法”之意旨;与之相对,行政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与社会的福利,其促进手段是行政作为,在此行政作为中同样具有强制力的法规,用以确保行政作为之畅通无阻,此即行政刑法之意旨。①哥特斯密特的行政刑法理论得以付诸实施,体现为德国1949年的《经济刑法》和1952年的《秩序违反法》将违警罪从刑法中分离出来,并划归到行政法的范畴之中,形成了行政犯与刑事犯相分立的立法模式。继受德国行政刑法理论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多将行政刑法作为特别刑法来对待,即从刑法的角度,研究附属于行政法中的刑事规范。著名学者福田平认为:“行政刑法是国家为达到行政上的目的,课人民以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而于其违反义务时课以刑罚制裁的行政刑事法规的总称。”台湾地区也有类似观点,如林山田就认为“行政刑法是附属刑法”,“附属刑法与核心刑法同样以刑事刑罚为制裁手段,其本质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②在我国大陆,行政刑法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走的主要是建构理性主义的道路,目前形成了刑事法说的模式,即将行政刑法作为刑法的一部分,规定于普通刑法典(第3、6等章)中。此外,还包括劳动教养制度。有学者将行政刑法定位为“独立的第三学科”,既不属于刑法也不属于行政法。但鉴于行政刑法的本质特征在于行政和刑事两种责任的竞合,不具备独立的调控机制,所以不宜将其定位为独立的学科。尽管如此,行政刑法还是比单纯的刑法更加准确地描述了某些犯罪,本文试从行政刑法的角度分析票据诈骗犯罪的特征。

二、票据诈骗犯罪客体的特征

票据诈骗犯罪行为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行为人实施了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假冒他人票据,签发空头票据等虚假票据行为,行为本身侵害了票据管理制度;另一方面,票据诈骗行为骗取了或旨在骗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行为结果侵害了公私财产所有权。由于票据诈骗犯罪同时直接侵害了两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所以具有双重客体。票据诈骗犯罪的双重客体中,票据管理制度是主要客体。本罪归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金融诈骗罪一节,足见立法原意更重视其破坏票据管理制度的属性。此外,这也是本罪区别于普通诈骗犯罪的重要特征。与普通诈骗犯罪相比,本罪不仅侵犯具体的财产权,而且侵犯无形的抽象的票据管理制度。而票据管理制度是我国金融管理制度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市场经济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破坏票据管理制度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票据的信用基础,妨碍了票据的正常流通,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信用经济正在构建之中,其危害性更为严重。

传统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是权利经济、审批经济、人治经济，在传统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换时期所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与权利不愿轻易推山市场是分不开。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强必要的管理和监督，权力一旦失去了制约必将为某些心术不止、利欲熏心的人提供以权谋私的机会，必将导致消极腐败现象的产生。

近年来，认真探索腐败的原因，不难发现，除了意志薄弱等因素外，还在于他们不能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有关，预防职务犯罪单靠打击是不够的，必须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方针，努力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根源，树立—个意识、克服一个认识、坚持一个中心、做到五个坚持。

树立一个意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要认识所有行使行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和白己身份的二重性利手中权力的二重性：就是本质上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同时又是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领导者：我们手中的权力本质上是属于人民的，同时这种权力又主要是通过我们来行使的。我们一定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坚持一个中心即以依法行政为工作中心。行政执法部门必须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既不失职，也不越权，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按法定的权限、程序办，权责统一，公开透明，严格监督，就能有效地防止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弄权枉法，人情、关系、金钱大于国法等权力“寻租”现象发生，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滋生。

五个坚持：一要坚持职业道德教育，“物必自腐后生虫”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首先来源于行政执法人员本身价值观念的质变。一个执法人员一旦有了实施贪污、贿赂、徇私舞弊等犯罪的念头，任何看似严密的监督机制和严惩措施都是苍白无力的。因此，每一个行政执法单位都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对执法人员进行理想信念、职业道德教育，强化执法人的自律意识。自律是最好的自我防腐剂，也是预防职务犯罪的根本措施，每个执法人员要严于律己，清心寡欲，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所谓小洞不堵，大洞受苦，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个人犯罪都是从少到多，从小到人，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行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在执法中，必须做到正确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不越权不失职，树立爱民意识，全心全意为服务对象服务。

二要坚持法规学习，要坚持部门法及相邻法规的学习，熟悉本行业务，掌握法律法规的基本知识，增强行政执法能力。作为城建部门的执法人员不仅要学习城建管理法规及相关政策，还要学习土地法、文物保护法、森林法、行政处罚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等。做到执法中不越权，不失职。

行政执法机关是代表国家执行行政管理职能的执法机关，是受国家委托行使国家所赋予的行政管理权力的部门，是国家依法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中，它是保障国家经济秩序正常运行，国家经济建设良性循环的重要力量，在执法过程中，既是国家法律、法规的捍卫者和执行者，同时又是党和国家与人民群众密切相连的桥梁。近年来，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行政执法人员利用职权，凭借行业垄断地位等有利条件滥用职权、收受贿赂，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且对违法经营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用。据调查，某年某年，辉县市共查处行政执法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起，涉案人员人。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影响了政府威信，挫伤了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造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研究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的规律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成为摆在预防部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行政执法部门、人员职务犯罪特点：

⒈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主要集中在权力相对集中，监督机制尚未健全，审批项目涉及社会热点的一些部门

从我市情况来看，近年来，我市行政执法人员职务犯罪主要集中在土地批租和林业监管两个部门。我市地处半山区，地理特点导致我市石材多、砂资源多、林区面积大。这些部门的监管人员手里掌握着资源审批权、资源管理权和一定的处罚权，因此成为投机分子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而这些人也极易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利益交换，以权谋私，以权谋钱。年我市林业局某林场场长侯某、副场长魏某违规私批滥伐林木，导致关山林区余亩林木被毁一案就是典型例子。作为林业部门基层管理人员，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监管职责，违规越权审批，放纵滥砍滥伐，最终导致自己走上犯罪道路。

⒉犯罪主体年龄多为中年以上，学历偏低

行政执法的特殊性质决定了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但综合最近三年来我市行政执法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情况来看，基层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偏低，年龄偏大。通过分析发现，我市某年至某年期间涉嫌职务犯罪的这些人当中，高中以下文化的几乎占了一半。这些人也正处于生活、心理负担相对较重的中年年龄段。他们往往都是靠自己多年的辛苦努力才走上行政执法领导岗位的，心理上存在着捞一把的想法。从自身来看，这些人法制观念淡薄，极易在各种利益引诱之下迷失自我，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行政执法人员渎职犯罪的情况分析及防范对策

---------在质量技术监督局讲课稿

渎职犯罪已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泛滥成灾，危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妨碍国家机关职权效能的正常发挥，严重败坏党和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而行政执法人员担负着国家的法律、法规执行者的角色；代表政府机关行使管理社会的责任。行政执法人员正确地履行其职责，对于正常的社会管理活动是十分有益的，它不仅能提高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而且还能极大提高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提升国家机关的信誉和形象。相反，行政执法人员如果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则不但妨碍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严重的还会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所以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渎职犯罪应引起重视。因此，在打击和惩治的同时，如何在源头上解决或减少渎职犯罪问题，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极具重要的现实意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一、行政执法中暴露的普遍问题

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主体为执行有关法律法规，依照法定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出的影响其权利和义务的行为。其中行政处罚是国家行政管理中常见的行政执法行为之一，被广泛运用于行政执法领域。它一方面是维护行政权威不可缺少的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侵害性很大的具体行政行为，且因留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如不约束容易被滥用。近年来从行政执法的情况看，主要暴露出以下一些问题：

1、摆不正法与情的位置，办人情案、关系案多。行政执法人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和一般人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尤其是当他们作为行政执法人员身份在处理具体违章、违规、违法个案时，亲朋好友、同学邻居等各种人际关系千方百计托请过来，甚至有时是各级领导直接、间接的打招呼。在“哥们义气”、“人情难却”、“领导关照”的理由下，往往容易把握不住自己而“放一码”，造成重过轻罚，轻过不罚，甚至让应受刑事追究的人逃避法律制裁。如陈玉林杨小飞徇私枉法案.

本文作者：邱新工作单位：中山大学

自从行政刑法这一概念和理论产生以来,行政刑法的法律性质一直就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从1902年郭特希密特出版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行政刑法》专著起算,关于行政刑法的法律性质已经是一个争论百年的古老的话题了,但其争论始终集中在行政刑法在性质上是属于行政法还是属于刑法的范畴,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一、行政刑法性质的争论

—百年古老的话题关于行政刑法的法律性质的讨论,理论界主要形成了三种学说,即行政法说、刑事法说和双重性质说。

(一)行政法说该学说认为,行政刑法是属于行政法的性质。最早提出行政法学说的是被学界誉为“行政刑法之父”的德国学者郭特希密特,他认为,称行政刑法是根据其外形观察所得,从本质上来看,行政刑法属于行政法的领域I‘’。其理论的出发点在于法与行政的对立,法的目的在于保护人的意思支配范围,行政的目的则在于增进公共福利。违反法的行为是刑事犯,是直接对法益的破坏,也即是同时包含着违反实质要素(法益侵害)和形式要素(违法性);而违反行政的行为是行政犯,其仅仅是对形式要素的违反。因此,刑事犯与行政犯两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基于这种“质的差异”理论,郭氏认为应该将行政犯从刑法典中独立出来,由专门的法典加以规定,此即行政刑法。由于郭氏认为法与行政目的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从而导出了行政刑法属于行政法的结论。在我国也有学者主张行政刑法归属于行政法的观点。如有学者认为,“行政刑法其实是指国家为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实现而制订的有关行政惩戒的行政法律规范的总称。行政刑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I2j支撑这一结论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行政刑法调整的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因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而引起的各种社会关系,它主要针对那些较为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即行政上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第二,行政刑法的法律渊源一般都是行政法规范,或分散在行政法律体系的各个分支部门,或集中体现在《行政刑法典》中。第三,行政刑法所规定的制裁(也即所谓的行政刑罚)是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做出的行政处罚与行政处分,这与刑法所规定的刑罚是有本质区别的。第四,行政刑法的执法机构为行政机关而非司法机关,且其宗旨是为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保证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实现行政管理的职能和目标l2]。

(二)刑事法说该学说认为,行政刑法应当属于刑事法。如日本学者福田平认为:“行政刑法与固有刑法的指导原理相同。由于刑法的诸原则大多在行政刑法中是妥当的,故行政刑法并非只是与固有刑法的形式相同,而是形成统一的刑法的一个部门。当然,不可否认,在行政刑法中,固有刑法的一般原则被修正以适应行政刑法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并不否认作为其基行政法学研究。性格的刑法性格。因此,应认为行政刑法是作为刑法特殊部门属于刑法。而且,基于这样的理解,能够对有关国家刑罚权的法律体系作统一的理解。”131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我国行政刑法应属于刑法的范畴”【4],其理由是:第一,从形式上说,刑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刑法是指一切规定犯罪与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除刑法典外还包括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等。狭义的刑法只是系统规定犯罪与刑事责任的法律,即仅指刑法典。我国的行政刑法规范是分散在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之中的,这些显然属于广义刑法的范畴。第二,从程序上讲,行政刑法适用的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而非行政诉讼程序。第三,从实质上说,行政刑法受刑法原理的支配而非行政法原理的支配l’1。

本文作者：杜琪工作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理论最初源于大陆法系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德国学者曾对该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探讨范围涉及行政从属性的种类，行政从属性存在的必然性以及行政许可的获得、行政义务的遵守对危害环境罪的成立起何种的阻却作用等等，但就我国学界来说，我国大部分学者只是将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作为环境刑法的一个特征加以提及，很少有专门的研究。

一、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概念

“概念之定义，意为对在什么意义上适用某一特殊用语做出精确的说明。”①它表明运用概念的目的、场合不同，其概念对象所界定的外延不一样，概念所涵定的内容也会相应地有所区别。对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研究也应从其概念入手，对其概念进行详细的解析也是本文的主要任务。所谓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是指依据环境刑法条文规定，其可罚性的依赖性，取决于环境行政法或基于该法所的行政处分而言。②就我国来说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可表述为：依据环境刑法条文规定，环境犯罪的成立与处罚上对于行政的依赖性。其具体涵义有：环境犯罪通常以违反环境行政法上的要求或未获得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许可为前提；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或核准往往能够排除严重危害环境行为的犯罪性；环境刑法对于犯罪的认定和处罚须参照相关环境行政法规或环境行政命令。环境刑法的研究带给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种迥异于传统的思维方式，这种理性的思辨使传统刑法理论受到多方位的冲击。作为一种备受争议的新生事物，环境刑法的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标准。学者之间对从属性的理解几乎没有大的差异，但是对“行政”的具体涵义的理解，则必须结合一国环境刑法的立法现状才能确定。因此，在对我国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概念的理解中，有两个要点需要明确：一是“环境刑法”；二是“行政”。

二、环境刑法的界定

（一）国外关于环境刑法概念的述评关于环境刑法的定义，国外存在着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环境刑法，指与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触犯下列法律领域而言。包括：1.传统核心刑法，即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触犯普通刑法典中之相关规定，如公共危险罪、毁损罪等等。2.特别刑法，行政刑法或附属刑法中规范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而赋予刑法上刑名之规定。3.附属刑法，即环境行政法中相关环境秩序法规范，亦为广义环境犯罪之范畴。4.国际刑法中惩治环境犯罪部分，以及惩治国际环境犯罪的国家间司法协助等等。5.环境刑法与其他各种法律之关系，如宪法、行政法、民法中，一切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均属之。③狭义环境刑法，指以保护环境，制裁重大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行为之刑法条款。包括：1.环境与传统核心刑法，即与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触犯普通刑法之条文，如公共危险罪、伤害、毁损罪等等。2.环境法益与环境行政刑法，如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之刑法上刑名之罚则。④上述关于环境刑法的广义及狭义之定义，不仅给出了简单的环境刑法的概念而且明确的列举了广义及狭义两个研究范围，那么究竟那个研究范围更为合理呢？广义的环境刑法指的是与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所触犯的法律领域。首先，与环境相关包括两层涵义，一是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而设立的刑法规范，典型的如我国现行刑法典第6章第6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规定的内容；二是出于其他目的而设立的与环境相关的刑法规范。例如，我国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放火、决水、投放危险物质等一些可能与环境有关的犯罪的规定以及外国刑法中的公共危险罪、伤害、毁损罪等等。其次，不法行为包括环境违法行为与环境犯罪行为。与狭义的环境刑法概念相比，广义的环境刑法概念中包括了一般的环境违法行为，那么一般的环境违法行为能否成为环境刑法的研究对象呢？笔者的观点是，环境刑法就是规定环境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因此将一般的环境违法行为纳入环境刑法的范围内是不合适的，广义概念中“不法行为”之表述是不合理的。

本文作者：赵桂民侯云霞工作单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河北科技大学

自从德国学者郭特希密特于1902年提出行政刑法概念和理论以来,行政刑法一直倍受理论界和司法界重视。不仅在欧陆国家受到诸多法学大师的关注和争论,并形成理论体系,在日本也已成为法学界研究的焦点。在我国,行政刑法还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有些学者已经对这一特殊领域进行了研究,但是对行政刑法许多基本问题的认识还存在较大的分歧,关于行政刑法和行政刑法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至今仍处于争论辩驳之中。行政刑法的研究对刑事立法、司法有着重要意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国家为了规范市场行为,制定了大量的行政法规。如何使这些行政刑法规范与刑法典、单行刑法协调统一,加强行政刑法的立法方式和立法技术的研究迫在眉睫。目前我国的犯罪态势正发生较大的变化,特别是行政犯罪如走私犯罪、金融犯罪、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环境犯罪、职务犯罪等呈上升趋势。只有加强行政刑法的研究才能给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帮助和指导,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建构和谐社会。

一、行政刑法的性质

自从行政刑法这一概念和理论提出以来,行政刑法性质的定位就一直是理论上的争论点,对它的认定直接关系到行政刑法概念界定、研究方向和学科属性以及相关立法、司法活动的进行。理论上关于行政刑法的性质之争,实质上是关于行政刑法的法律性质之争,其焦点主要集中于行政刑法是属于行政法还是刑事法,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等。⒈行政法说。该说认为,行政刑法应当归属于行政法。德国学者郭特希特主张行政刑法属于行政法性质,其理论出发点在于法与行政的对立,其基础是行政犯与刑事犯之间有着“质的差异”。即他认为,法与行政是相对的,两者应该有其不同的目的与手段:法的目的在于保护人的意思支配范围,其手段是法规;行政的目的在于增进公共福利,其手段是公共活动。违反法的行为是刑事犯,违反行政的行为就是行政犯。前者包含直接对于法益与法规的破坏,也即是同时包含有一个实质的形式的要素;而后者只具有形式上的要素,即违反行政意思而应加以处罚的行为,因此两者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即“质的差异”。[1]据此,他主张将行政犯从刑法典中独立出来,而由专门的法典加以规定,即“行政刑法”。可见,郭氏将法与行政对立起来的结果导致了行政犯与刑事犯的实质区别,从而进一步导致了行政刑法属于行政法的结论。虽然这种观点受到了德国学者M.E.迈耶、杜纳等人的批评和反对,但它代表了欧陆国家的观念。我国也有学者持此观点,如有学者认为“行政刑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2](p113)其理由是:第一,行政刑法调整的是在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因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而引起的各种社会关系,它所针对的主要是那些较为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即行政意义上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第二,行政刑法的法律渊源一般都是行政法律规范,或分散在行政法律体系的各个分支部门,或集中体现为“行政刑法典”。第三,行政刑法所规定的制裁(也即所谓的行政刑罚)是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做出的行政处罚与行政处分,这与刑法所规定的刑罚是有本质区别的。第四,行政刑法的执法机构为行政机关而非司法机关;其宗旨是为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保证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的职能和目标。⒉刑事法说。该说认为,行政刑法应当归属于刑事法。这种观点主要为日本行政法学界所倡导。如日本学者福田平认为:“行政犯作为对国家具体法秩序的违反,与刑事犯的本质相同,是应当科处刑罚的行为,作为有关行政犯法体系的行政刑法,是有关国家刑罚权的法规。因此,成为其基调的,不是作为行政法指导原理的合目的性,而是作为刑法指导原理的法的安定性。因为在行使刑罚这种强制性国家权力出现问题时,不允许合目的性的原理作为指导原理。因此,行政刑法与固有刑法的指导原理相同。由于固有刑法的诸原则大多在行政刑法中是妥当的,故行政刑法并非只是与固有刑法的形式相同,而是形成统一的刑法的一个部门。当然,不可否认,在行政刑法中,固有刑法的一般原则被修正以适应行政刑法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性并不否定作为其基本性格的刑法性格。因此,应认为行政刑法是作为刑法的特殊部门属于刑法。”[3](p307)还有日本学者把行政刑法作为特别刑法或附属刑法来进行研究。受日本的影响,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些学者也持相同的或近似的观点。如台湾学者林纪东,他明确指出,行政刑法是指在行政法规中所附加规定的有关犯罪与刑罚的刑法规范的总称。[4](p26)大陆学者较日本和台湾学者对行政刑法的刑事法性质的理解更宽泛。如我国学者将行政刑法纳入“全体刑法学”。[5](p3)另有学者认为,“我国的行政刑法应当归属于刑法的范畴”,[6](p308)其理由是:第一,从形式上说,我国的行政刑法规范是分散在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的,这些都属于广义刑法的范畴,因此,行政刑法也自然是广义刑法的一部分;第二,从程序上说,对于行政犯罪所适用的是刑事诉讼程序,而不是行政诉讼程序,且行政犯罪的认定与处罚机关是人民法院,而不是行政机关;第三,从实质上说,行政刑法受刑法原理的支配,而非行政法原理的支配。上述争论的原因是多方面也是极其复杂的。⑴就法律文化背景而言,欧陆国家的观点源自于大陆法系的法律文化,其法律文化传统侧重于公法,受“三权绝对分立”观念的影响,刑罚权只能由立法机关规定,由司法机关执行,行政权中不能包含刑罚权,行政处罚权是行政机关份内的事,司法权不得干涉。日本的观点源于二战后受英美法系影响的“法治原则”和“人权主义”理念,从刑事法角度将行政刑法作为特别刑法,在诉讼程序上适用刑事诉讼法。我国的观点源自于“以刑为主”的传统文化,既不同于欧陆也不同于日本。⑵从法律体系的构架来看,欧陆国家的行政刑法是建立在大陆法系现实法律体系基础上的一种产物或新生物,基于公私法的划分、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的观念。日本基于二战后法治原则、司法体系和法律理念的改变,行政刑法以“附属刑法规范”的形式出现,既不同于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也不同于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中国无论从现实法律规定还是从立法实践上,行政刑法基本属于刑法的范围。⑶从国家类型的定位讲,行政刑法的出现过程也与行政国(警察国)、法治国和福利国(文化国①)有密切关系。西方国家已迈入法治国,趋向福利型国家,我国则正处于从行政国迈进法治国的过渡时期。福利型国家的基本特点是利用行政手段或行政刑法来推动整个社会福利,以达到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兼顾与平衡。未来行政法更加适合的是福利型国家类型,这也是由整个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7](p37-46)行政刑法萌芽产生于行政国背景之下,发展演变于法治国形态之中,将成熟完善于福利国理念之内。这是行政刑法发展的一般规律。⒊双属性说。我国行政刑法在现实情况下如何定位,归属趋向如何,就目前而言有三种选择:[8](p50-55)第一,认可我国已有的立法框架,将行政刑法暂且归属于刑法部门。其优势是:实践上有我国现实的立法框架和立法体系的支撑;理论上有我国主流学派的观点做支持;事实上由我国具体的法治环境所法定。其缺陷是:体制上难以实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绝对分离;容易混淆司法刑法和行政刑法或刑事犯与行政犯的界限;无法协调和解决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中出现的不相适应的矛盾,如新的犯罪类型与罪名的出现将会导致刑法典内容的不稳定,立法与司法不协调或不适应;无法解决我国行政处罚中存在的“软”与“滥”的问题;难以改变我国目前同国际社会“刑罚轻缓化”的趋势相左的“重刑主义”倾向。第二,与行政刑法较发达的欧陆国家接轨,将行政刑法直接归属于行政法。其优势有:有国外发达国家的行政刑法立法例作参照;有利于法学理论与法律体系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有利于妥善解决行政犯罪易变性和刑事立法稳定性的矛盾;有利于克服长期以来行政执法中“软”与“滥”两大难题。其劣势是:现行的法律体系一时难以适应;现实的犯罪观念一时难以改变;现有的法律资源未必够用。第三,对我国已有的相关法律部门进行整合,经过努力直接将行政刑法推向独立。其优势有:能充分挖掘和利用我国行政刑法的现有立法资源与配置;能充分化解和排除我国现行行政立法及法律体系中的各方面矛盾;能使我国行政刑法立法与司法效能达到更优。其劣势是:需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需打破已有法律部门及其框架体系;需针对我国的情况进一步加强行政刑法的理论研究。综上来看,各种选择优劣兼备,难以抉择。相对来讲,暂时将行政刑法定位或归属于刑法领域是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现实选择,但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行政刑法必将趋向独立,兼顾行政属性和刑事属性,即双重属性,这是行政刑法的理性趋向。⑴惩罚对象上的双重性:行政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行政刑法的惩罚对象是行政犯罪,是既违反行政法律又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所以行政犯罪具有双重违法性。由此决定了行政刑法既不同于行政法又不同于刑事法,而是自成体系,即既具有行政属性又具有刑事属性。⑵法律责任的双重性: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行政刑法规定的法律责任应当是行政犯罪所引起的法律责任。行政犯罪具有双重违法性决定了其所引起的法律责任也具有双重性即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因此,行政刑法应当是规定双重法律责任的法律规范。⑶法律渊源上的双重性:行政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虽然行政刑法规范分散于刑法典、单行刑法和各种行政法律之中,但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法律规范,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刑事法律规范。从行政刑法的名称上看,行政刑法兼容了行政法与刑法的双重性质,具有两者的融合性。从行政刑法规范的结构上看,由于行政犯罪既违反了行政法规范又违反了刑法规范,这就导致行政刑法规范对行政犯罪既追究行政责任又追究刑事责任,如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法》第39的规定。正如有的学者认为,行政刑法规范是“一种特殊的、双层次的法律规范。”[9]⑷执法机构和适用程序上的双重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与行政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对于行政犯罪所引起的行政责任由行政机关适用行政程序予以裁决,对行政犯罪所引起的刑事责任由司法机关适用刑事诉讼程序予以追究。行政刑法应具有适用两种程序上的协调和衔接的规定。⑸指导原理上的双重性:行政法原理与刑事法原理。由于行政机关适用行政程序裁决行政犯罪的行政责任,那么行政刑法应受行政法原理的支配;因为司法机关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追究行政犯罪的刑事责任,所以行政刑法也应受刑法原理的指导。行政刑法的发展及其领域的立法和司法的顺利进行都要充分考虑到处理两大原理的适用和协调问题。综上所述,行政刑法在法律上兼具行政法与刑法的双重性质,而不应只具有其中之一的单独属性。无论就行政犯罪、法律责任、法律渊源还是指导原理等而言,行政刑法是具有双重属性的。

二、行政刑法的概念

行政刑法的概念在不同的法律体系和法律文化及犯罪观等背景下,就有不同的行政刑法概念。⒈德国的行政刑法概念。德国早期的行政刑法概念认为行政刑法就是警察刑法,这种意义上的警察刑法依据的是行政权。及至20世纪,德国学者郭特希密特提出了行政刑法就是关于行政不法及其行政罚的法律规范的观点,并成为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国家行政刑法的主要观点。他认为,行政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与社会的福利,其促进手段是行政行为,在此行政作为中需要有强有力的法规,用以确保行政作为之畅行无阻,此即为行政刑法。《德国继续简化经济刑法的法律》和《德国违反秩序法》被认为是行政刑法的典型立法例,其主要根据就在于此。德国行政刑法的概念根据在于认为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存在区别,因此将所有行政不法行为及其制裁纳入其中,是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研究行政不法及其制裁措施。德国行政刑法中的“行政不法”和“行政罚”与我国行政刑法中的“行政犯罪”和“行政刑罚”是不同的。⒉日本的行政刑法概念。在日本,行政刑法有广狭两义之分。广义的行政刑法就是关于行政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里的行政罚包括刑法典中的刑罚方法和行政制裁方法;狭义上的行政刑法则是指行政法中有关刑罚方法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然而,一般所说的行政刑法是指狭义上的行政刑法。日本的行政刑法是作为特别刑法或附属刑法来进行研究的,即从刑事法的角度来研究附属于行政法中的刑事法律规范。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学者一般认为,根据犯罪与社会伦理关系的密切程序,可以将犯罪区分为刑事犯和行政犯,鉴于行政犯的特殊性,有必要给予与刑事犯不同的对待。所以日本学者认为,行政刑法就是规定行政犯及其刑罚的刑法规范,这些刑法规范一般附属于行政法律之中。这样,日本行政刑法规定的犯罪类型也就远远超过了刑法典所规定的犯罪类型,造成司法机关大量适用行政刑法的局面。⒊国际社会对行政刑法概念的关注。实际上对行政刑法的提法,学术界也不是众口一词。就连国际刑法学协会第14次代表大会原定的“行政刑法与刑法的关系”这一报告议题的总题目,报告人法国学者戴尔马斯•马丁在报告总题目却没有使用,而是将题目临时修改为“关于行政性制裁的法律制度与刑事性制裁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10](p114)会议认为,刑法与行政刑法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制裁方法上,但未对行政刑法的概念进行讨论,更未做出明确规定。由天各种复杂的因素影响,行政刑法的概念也不可能在国际上取得一致意见。由上可知,目前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行政刑法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国家倡导的,行政刑法是“行政违法处罚法”的概念;另一种是经日本发展的行政刑法,即行政刑法是“行政犯罪刑罚法”的概念。①有学者将福利国又成为“文化国”,但未对“文化国”进行解释,其后文也没有再使用“文化国”之词,仅使用“福利国”一词。见李晓明著.行政刑法学导论[M].法律出版社,2003.44;匡科.行政刑法研究———比较与立论[J].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卷)[C].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440.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文化国”仅出现于德国行政发理论中。有学者认为,在文化国的国度里,存在着“无文化即无法律”的法谚,文化国的刑罚具有其自身的特色,其法制精神是发展的、积极的,这种文化国的刑罚使文化国的刑法成为“比最好的刑法还要好的多的刑法”,见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上册)[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188.有必要指出,这种文化国不同于法西斯统治时期所宣扬的“文化国”,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在法西斯文化国观念下,法是文化的结晶,体现着“绝对精神”,宣扬权威的法,强力的统治,并制造领袖主义,为法西斯的种族主义、侵略政策服务。⒋我国行政刑法概念的界定。我国关于行政刑法的概念,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学术观点:⑴行政刑法是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实施而制定的有关行政惩戒的行政法律规范的总称。

本文作者：陈奇伟胡祥福工作单位：南昌大学

自德国刑法学家、行政刑法之父郭特希密特(J1Goldschmidt,又译为高尔德修米德)在其192年出版的5行政刑法6(Verwal-tungsstrafrecht)著作里首次提出行政刑法这一概念以来,行政刑法的界域等问题就一直是法学界争论不休的论题。我国学界开始注意到行政刑法是在1989年国际刑法学协会第十四次大会召开之后,但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并不多,研究水平基本处于萌芽和初始阶段[1],争论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行政刑法的界域等相关问题上。根据5辞海6的解释,界域一词主要是指事物的分界和区域。就法律而言,就是指法律的分界和法域,而法律之间的分界是指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规范对象。因此,行政刑法的界域也就是要确定行政刑法的法域及其规范对象。

一关于行政刑法所属的法域

关于行政刑法所属的法域,学界存在三种观点,即刑事法域说、行政法域说和行政法域与刑事法域双重法域说(或独立说)[2](35页)。笔者认为,行政刑法应当属于刑事法的范围。我国学者对行政刑法属于刑事法域从形式、程序、实质等法理角度作了很好的论述[3],本文试从行政刑法一词的语法逻辑的角度,结合我国法制的实际,进一步说明行政刑法属于刑法范畴,是刑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行政刑法一词从语法上讲,词根是刑法,刑法是行政刑法的中心词,行政则是行政刑法的修饰和限制成份,即定语。这从语法上可以说明,行政刑法只是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刑法的一个子部门。本文并不赞成行政刑法是一种特殊的、具有双重性的法律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政刑法才有-行政.与-刑法.之名)[4]的观点,因为按照此说法,行政与刑法是并列关系,那么行政刑法应该可以叫做刑事行政法了,如果这样,刑法作为保障法、后盾法的地位就会发生动摇。从逻辑上看,行政刑法概念的属概念是刑法,行政则是行政刑法概念的种差,刑法除了行政刑法外,还有诸如固有刑法(普通刑法)、经济刑法等,据此,也可以说,行政刑法除了其行政种差外,还具有刑法的一般属性,是刑法的一个分支。因此,按中国的语法习惯和逻辑方法分析,可以确定行政刑法属于刑事法域。从法制建设实际看,刑法是我国所有法律的后盾法、保障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对第一次规范(民事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所保护的法益进行强有力的第二次保护,是对不服从第一次规范的行为规定科处刑罚的第二次规范[5]。行政刑法正是在行政法这种第一次规范的力量难以完成保护行政法益的任务时,以补充行政法规范的目的所设立的第二次规范。我国法律体系分类的标准主要是法律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依据法的调整对象,可以将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第一次规范划分为民事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刑法作为上述第一次规范的保障法,因为其独特的刑罚调整方法,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如果将行政刑法独立,那么法律体系的分类标准又怎么确定?而且如果行政刑法要独立,则依同理经济刑法、普通刑法等势必也要独立,如此刑法作为一个传统的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将会丧失。进而推之,取消刑法这个法律部门也具有合理性,其结果是将相关的刑法规范全部在相应的第一次规范中加以规定,这显然违背了我国法律体系建构的实际,也与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划分理念相悖。从我国现有的行政刑法的表现形式来看,主要有刑法典、单行刑法中的行政犯罪与刑罚规范以及行政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刑法典、单行刑法中的行政犯罪与刑罚规范属于刑法,这是毫无疑问的。行政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从形式上看不是刑法,但从实质上讲,仍然是刑法规范。因为无论从刑法作为保障法的特征还是从附属行政刑法规范的结构、调整方法和适用司法程序上看,皆具有刑法的基本性格,行政刑法应属于刑法范畴[6]。德国等欧陆国家之所以将行政刑法界定为行政法,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犯罪观和刑法观与我国根本不同,他们对犯罪和刑罚均作广义理解,凡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命令性规定的行为都是犯罪,即行政不法(行政违法)和刑事不法(刑事违法)都属于犯罪;一切具有刑罚性格的法律效果包括刑事刑罚、保安处分、行政罚等都被认为是刑罚。而我国目前对犯罪和刑罚均作狭义理解,将一般的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刑罚与行政处罚严格加以区分。如果将我国的行政刑法界定为行政法,除了从我国的语法习惯和逻辑方法上讲不通外,还势必混淆一般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行政处罚与刑罚、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限,严重脱离目前我国的法制实际。因此,将行政刑法确定为刑事法域,是刑法的一个部门,既符合我国的语法逻辑,又与我国的法制实际相融。当然,行政刑法除了属于刑法的分支外,行政刑法还可以分为更小的分支,如环境刑法、军事刑法、公安刑法、卫生刑法等等,这也完全与我国法律体系的结构划分一致。

二5违法行为矫治法6的立法应

定位为行政刑法由于行政刑法所属法域的争议,导致对行政刑法的研究对象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2](75页)。既然我们确定行政刑法属于刑法,按照刑法研究对象的理论,我们认为行政刑法应以行政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为研究对象。但是,应当将行政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作扩大解释,除了现有的刑法典、单行刑法中规定的行政犯罪和刑事责任以及附属在行政法中的行政犯罪和刑事责任外,还应将今年全国人大列入五年立法规划的5违法行为矫治法6定位为行政刑法,作为刑法体系中的一种刑事特别法。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对现有的刑法典、单行刑法中规定的行政犯罪和刑事责任规范以及附属在行政法中的行政犯罪和刑事责任规范进行探讨,也不打算对5违法行为矫治法6纳入行政刑法范畴的理论根据进行研究,仅就5违法行为矫治法6应纳入行政刑法提出一点立法的思路。将5违法行为矫治法6纳入行政刑法的范畴,不是要将行政法规范中规定的一般违法行为全部纳入行政刑法的范围,混淆行政法与行政刑法的界线,而仅仅是要将5违法行为矫治法6需要矫治的违法行为犯罪化。因为我国目前犯罪的面太窄,我国欠缺的不是非犯罪化,而是犯罪化[7]。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同步的刑法观念,刑事法范围不断地将一些新形式的危害行为纳入,同时将一些传统的已无多大危害性的行为摒弃。现代西方经济刑法膨胀,就是犯罪化的实例,其实质上就是把一些新形式的严重行政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因此,将5违法行为矫治法6规定的违法行为犯罪化,既符合国际社会的犯罪理念,也是保障我国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和行政管理秩序的需要。我国的5违法行为矫治法6可以借鉴日本的5轻犯罪法6和香港的5简易程序治罪条例6的规定,引进西方国家的轻罪概念,将5违法行为矫治法6需要矫治的违法行为界定为轻罪,而将刑法典、单行刑法中的行政犯罪规范和附属在行政法中的行政犯罪规范规定的行政犯罪界定为重罪,均纳入行政刑法的研究范围。轻罪化主要是将那些实施了不宜刑罚处罚的轻微犯罪行为或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而一般以治安行政处罚又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行为予以轻罪化,轻罪化的目的就是要区分5违法行为矫治法6矫治的违法行为与施以行政处罚的一般违法行为,同时又与传统的行政犯罪相分离。轻罪化还有利于对上述违法行为进行矫治。既然将5违法行为矫治法6需要矫治的违法行为轻罪化,就要为此类违法行为设计相应的刑事责任。我国目前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有刑罚、非刑罚刑事制裁、单纯的有罪宣告三种主要形式。对于传统的行政犯罪即重罪依照现有刑法追究刑事责任适用刑罚,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行政犯罪实现刑事责任最基本、最主要的方法,但不是惟一的方法。由于行政犯罪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身危险性也各不一样,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行政犯罪分为重罪和轻罪。轻罪往往不需要判处刑罚而通过一些非刑罚刑事制裁方法就能达到预防行政轻型犯罪的目的。这种非刑罚刑事制裁就是在5违法行为矫冶法6中规定除刑罚以外的其他强制教育和矫治犯罪等各种刑事制裁方法。轻罪化和非刑罚化也正是我国新5刑法6颁布之后刑法改革的主流思想,这种非刑罚刑事制裁在性质上属于刑事制裁,而非行政制裁,因而必须司法化,可以依据刑事诉讼程序由相关机关提出申请,人民法院作出裁决,检察机关进行监督。鉴于5违法行为矫治法6是人大代表们针对废除已经不合时宜的劳动教养制度提出来的,如果将劳动教养制度取消,那么,对其原来适用的违法行为就缺乏相应的制裁措施,会出现立法上的断层,但将其纳入刑罚体系,又有违轻罪化和非刑罚化的思想。因此,建议借鉴西方国家的保安刑制度,在将5违法行为矫治法6需要矫治的违法行为定性为轻罪的同时,将劳动教养改革为保安处分,并将轻罪的处罚保安处分化,纳入行政刑法责任体系,作为非刑罚刑事制裁的主要方法。对违法行为(轻罪)矫治司法化和保安处分化,既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完善我国刑事责任体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