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理范文10篇

我国行政法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兴起，至今已近二十年。这些年来，行政法学获得了长足发展，为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作出了很大贡献。我国行政法学自兴起之时就强调其实践性，尤其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围绕着行政诉讼制度的立法和实务进行了大量研究，理论界与实务界合作默契，共同推动了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然而近年来，行政法的理论界与实务部门有相互疏远的趋势，理论研究的重大成果极难为实务部门采纳，同样，实务部门的创新和困难也不易为理论界关注。这种状况不仅阻碍了行政法学的发展，而且严重制约着行政法的实践，进而影响到我国行政法治的进程。无疑，有必要对行政法理论与实务的关系进行深刻地反思与检讨。本文将从探讨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应然关系着手，分析我国行政法理论与实践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而对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提出相应对策。

一、行政法理论与实践应然关系分析

对行政法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行政法学性质的定位。在法学体系中，行政法学虽面临许多理论问题，但在总体性质上属于应用法学的范畴。即行政法学应立足于行政法律制度的构建，行政法律制度既是行政法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属点。在其研究重心上，应用法学和理论法学各有侧重。应用法学以实践为基础，并以促进实践发展为宗旨；而理论法学则着重于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规律的研究，为法律制度的发展提供一般性理论指导，并不直接以现实的法律实践为研究重心。

当然，这不是说，行政法学不需要进行理论研究，而是强调行政法理论要服务于行政法的实践，并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如果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不相关联，或对实践毫无指导意义，那么，行政法学的研究也就偏离了正确方向。

笔者认为，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应然关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行政法实践为行政法理论的研究重心

摘要：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贯穿于行政法理论和基本制度的精神内核，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是全球化时代的共同课题。我国当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确立可以从欧美行政法学术传统中寻得内在的联系。强调我国行政法应当兼顾“保权”与“控权”两种功能具有规范意义。

关键词：行政法理论基础；平衡论，兼顾思想

一、行政法的理论源头是研究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前提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贯穿于行政法理论和基本制度的精神内核，反映这些理论和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理论基础可以从作用、范围、本质、目标等角度进行分析。考察外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强调“保障行政权”的欧陆功能主义理论，还是强调“控制行政权”的英美规范主义理论，都是从行政法的功能角度来阐述。我们在此给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定位为：从行政法的功能角度所确立的一个基本观念，能够奠定相当长的时期内行政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等理论体系的基石和根据，它应该对该时期行政法实践具有指导力、涵盖力、渗透力和浓缩力。

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的行政法规范体系都有各自的特点，其理论基础亦不尽相同，但它们必然与行政法的理论源头有着不可脱节的联系，只能在原有的理论源头上有所变革和调整，而不是背离。理论源头具有绝对稳定性，贯穿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始终，而理论基础要随着时展、社会变化而发展变化，是理论源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化，具有阶段性。1

行政法的理论源头与行政法的目的相关联，建立行政法规范体系的目的！决定了行政法之所以作为行政法而不是民法、刑法等法律规范体系而存在的共同的精神内核。分析古今中外行政法产生和存在的理由，2笔者认为，行政法的理论源头应当是引导、保障行政权的有效实现。

摘要：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贯穿于行政法理论和基本制度的精神内核，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是全球化时代的共同课题。我国当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确立可以从欧美行政法学术传统中寻得内在的联系。强调我国行政法应当兼顾“保权”与“控权”两种功能具有规范意义。

关键词：行政法理论基础；平衡论，兼顾思想

一、行政法的理论源头是研究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前提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贯穿于行政法理论和基本制度的精神内核，反映这些理论和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理论基础可以从作用、范围、本质、目标等角度进行分析。考察外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强调“保障行政权”的欧陆功能主义理论，还是强调“控制行政权”的英美规范主义理论，都是从行政法的功能角度来阐述。我们在此给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定位为：从行政法的功能角度所确立的一个基本观念，能够奠定相当长的时期内行政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等理论体系的基石和根据，它应该对该时期行政法实践具有指导力、涵盖力、渗透力和浓缩力。

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的行政法规范体系都有各自的特点，其理论基础亦不尽相同，但它们必然与行政法的理论源头有着不可脱节的联系，只能在原有的理论源头上有所变革和调整，而不是背离。理论源头具有绝对稳定性，贯穿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始终，而理论基础要随着时展、社会变化而发展变化，是理论源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化，具有阶段性。1

行政法的理论源头与行政法的目的相关联，建立行政法规范体系的目的！决定了行政法之所以作为行政法而不是民法、刑法等法律规范体系而存在的共同的精神内核。分析古今中外行政法产生和存在的理由，2笔者认为，行政法的理论源头应当是引导、保障行政权的有效实现。

摘要：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贯穿于行政法理论和基本制度的精神内核，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是全球化时代的共同课题。我国当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确立可以从欧美行政法学术传统中寻得内在的联系。强调我国行政法应当兼顾“保权”与“控权”两种功能具有规范意义。

关键词：行政法理论基础；平衡论，兼顾思想

一、行政法的理论源头是研究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前提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贯穿于行政法理论和基本制度的精神内核，反映这些理论和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理论基础可以从作用、范围、本质、目标等角度进行分析。考察外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强调“保障行政权”的欧陆功能主义理论，还是强调“控制行政权”的英美规范主义理论，都是从行政法的功能角度来阐述。我们在此给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定位为：从行政法的功能角度所确立的一个基本观念，能够奠定相当长的时期内行政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等理论体系的基石和根据，它应该对该时期行政法实践具有指导力、涵盖力、渗透力和浓缩力。

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的行政法规范体系都有各自的特点，其理论基础亦不尽相同，但它们必然与行政法的理论源头有着不可脱节的联系，只能在原有的理论源头上有所变革和调整，而不是背离。理论源头具有绝对稳定性，贯穿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始终，而理论基础要随着时展、社会变化而发展变化，是理论源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化，具有阶段性。1

行政法的理论源头与行政法的目的相关联，建立行政法规范体系的目的！决定了行政法之所以作为行政法而不是民法、刑法等法律规范体系而存在的共同的精神内核。分析古今中外行政法产生和存在的理由，2笔者认为，行政法的理论源头应当是引导、保障行政权的有效实现。

一、行政法理念更新之一：由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的迁移

传统的观点认为，行政法是行政机关管理国家、社会事务之法，是规制行政相对人行为之法。在行政立法中，行政目的仅仅局限于“高效的管理”，以维持社会秩序或者其他公共利益，而很少兼顾私人利益。从行政法的比例原则来看，以“高效管理”或者公共利益的名义毫无节制的漠视、牺牲私人利益的行政行为显然是不正当的。比例原则要求包括行政立法行为在内的，一切行政权力的行使都不仅要具备追求行政目的的妥当性，而且要具备必要性和比例性。比例原则的必要性内涵要求因行政权力的行使给人民或者行政相对人带来的损害应当是最小的，而比例原则的比例性内涵要求，行政权力所采取的措施与其所达到的目的之间必须合比例或相称。也即是说，行政主体在行使某项行政权力前，必须将行政目的达到的利益与给人民造成的后果之间进行权衡，只有在证明行政目的重于所侵害的人民权利时才能采取。%&’在旧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之体制下为了高度监控或者有效地“管理”人民，防止重婚等非法婚姻的滋生，也为了计划生育之国策，无论结婚或者离婚，婚姻当事人都必须通过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这一“非行政”的程序，使行政确认变质为“非行政”确认。婚姻当事人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凭空拥有了本因归属于行政机关的行政确认权力，而又并不对此承担相应的行政义务；婚姻当事人有获取婚姻状况证明的义务，而并不拥有获取婚姻状况证明的权利。徒然增大婚姻当事人的成本与不便，以求取行政管理之功效，显然是不符合行政法之比例原则的。从行政法的目的来看，寻求人民之福祉是为根本。所谓行政效率之提高、行政管理之完善也必须服从于这一根本目的。故新条例之出台，变他人证明为自我声明，实为行政法从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转变之彰显。换言之，在比例原则的规划下，行政权力之行使，须以协助相对人正确实现权利、完善婚姻家庭等私人利益为目的，集私人利益为公共利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由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的迁移有着更多的实证经验证明之。事实上，以权力辅助权利，以权利协同权力，更能达到行政管理在高效轨道上的自我良性循环，使行政管理在服务权利的基础上达到一个质的飞跃。换言之，行政法的服务本位在尊崇权利的同时，并不否认行政管理的功能或者作用。服务是目的，管理是手段，在实现行政服务这一过程中，作为手段的行政管理也在效能上实现了自我飞跃！

二、行政法理念更新之二：权利自主与权力谦抑

在我国这样一个“超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一般的观点认为，以公共利益为旨意的行政权力应当是不受或者基本不受个体权利的限制的，个体权利因其所代表的狭隘的私人利益而在运行当中趋于盲目，从公共利益的宏观角度来看，个体权利的行使往往是非理性的或者是反社会理性的。因此，权利须在行政的范围内受到一定的牵制，或者权利主体在行使权力时应当接受行政主体的指导，这是权利主体的义务。在权利义务统一论的指导下，上述解释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理论体系。由于行政权力是遂行公共利益的，行政机关被假定为没有任何自身利益——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行政机关拥有了代表社会的完整的、全能的集体理性，因此，行政权力也应当是无所不在的，对个体权利运行的规制是它的终极使命，即使是在私人关系主导的婚姻登记方面也莫能例外。在旧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体制下，婚姻当事人不仅要在结婚、离婚登记时出示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而且在结婚登记中婚姻当事人还必须到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健康检查，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婚前健康检查证明。也就是说，只有在被辅助或者被指导下婚姻当事人才有可能“正确”地实现自己的权利。关于婚姻状况证

明，如前所述，婚姻当事人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并没有行政法上的义务对应之，婚姻当事人亦无权利要求之。通过如此给当事人徒增成本或者障碍的制度设计，巧妙的使婚姻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主张兑变为毫无权利支持的程序请求，可谓以权力规制权利的典范。实证经验已经表明，权利的被规制意味着权利的被蔑视或者权利的被消灭，权力对权利的无所不在的要求意味着权力的膨胀和失范。在倡导相互制衡或者利益平衡的行政法国度里，膨胀和失范的权力意味着对人民的暴虐。就婚前强制体检而言，行政权力的行使似乎是为集体的或者个体的健康、为了国家优生的国策。从婚姻登记的行政许可之本质这一角度来看，婚姻权是不可剥夺的固有人权，婚姻登记的行政许可本质并不在于对婚姻权的普遍禁止或者限制，而在于对特定婚姻的确认和维护，这与行政法的谋求人民福祉之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婚前强制体检，既体现了法定的社会理性对于个体理性的不信任，更体现了制定法对婚姻权的极大漠视或者普遍限制。就婚姻之本身而言，它既不代表性，也不代表生育。在一个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治国度里，性、生育与婚姻都是彼此独立的存在，相互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

因为性或者生育而禁止或者限制婚姻权都是违反自然法的，也是不合理的。当然，在婚姻法本身就存在如此缺陷的情况下，似乎也没有谴责旧条例的可行性。但是，考虑到实际上新条例是在同一个婚姻法基础上的操作，我们不只可以看到立法者的智慧，更可以看到立法者对行政权力的重新审视。由于新的《婚姻登记条例》不仅取消了婚姻当事人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婚姻状况证明的规定，而且也取消了婚前强制体检，婚姻当事人的实体婚姻自主权得到了程序上的尊重和实现，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范围与行使方式，也因为当事人权利的自由行使而受到了一定的规制。权利因为没有不合理的束缚而自我张扬，权力因为对权利自我运行、自我实现的尊重或者不干涉而保持谦抑的品质，这是保证行政合法和行政合理的一个根本因素。

一、行政法核心理念变迁的历史条件

行政法核心理念自产生起共经历了‘保权说”、“控权说”及“保权一控权均衡说”三个阶段，可以在法律价值观、政治体制、经济形态这三个层次寻找历史原因来说明这一变化。

(一)行政法核心理念随法律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

到目前为止，法的价值观已经历了义务本位—权利本位—社会本位这样一个发展、演化过程。行政法核心理念发展的三个阶段是与这一过程相吻合的。

1.义务本位与“保权说”:义务本位是指在权利与义务这一法的基本范畴之中，义务是目的，权利是手段。这种立法具有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特点。为了维护社会上层集团过多的权利即特权，而给社会广大的下层公众设定了过多的义务。所以这种义务的履行必须借助于外力，义务越多，这种外力就应越大。行政权作为一种最有效、最常用的国家强制力，在义务本位的法系统中，被统治者视为一种不可替代的、须臾不得离身的法宝。因此统治者希望行政权能被强化成为一种可以肆意践踏个体权利的、无责任、无限制的权力。“保权”理念由此形成。此时，个体权利受到压抑和排挤，行政权趋向无限扩大，权力的来源非出自法律，而是自我授权。

2.权利本位与“控权说.:权利本位指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中，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这种法的特点是权利与义务对等。此时，秩序平等地体现着每个社会个体的权利，因此，社会个体对于义务的履行就有了主动性。权利本位法所面临的最大任务已非秩序的维护，而在于保护法律主体的平等性，促进自由状态的实现。权利本位价值观则意味着社会个体对政府管理尽服从的义务，要以个体权利为界限。行政权若还是无限制、无责任地行使将势必影响自由的实现。因此，.控权说”就成为反映权利本位价值观的行政法核心理念。

首先声明，我写的这些不能算是学术文章，也无意对王学辉教授的这篇文章进行面面俱到的品评。只不过因为王学辉副教授的这篇《社会转型时期行政法学的新视野》提出了许多行政法学面临的正在研究的和将要研究的新问题，许多想法正好和自己的研究兴趣不谋而合，尽管自己的学识也浅，还是想把自己的回应写在这里，与王老师与所有对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感兴趣的朋友共同讨论这些话题。

（一）行政法学的“支撑性概念”与跨学科的研究进路

想起来一年来读到的几篇行政法学理论文章，包万超在今年年初《法制日报》上发表的《作为严格规范社会科学的行政法学》，包万超在《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发表的《阅读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宋功德在《法制日报》发表的《平衡论，跨世纪的行政法理论》，罗豪才、宋功德在《中国法学》第4期发表的《论现代行政法学的激励—制约机制》。这几篇北京大学学者的文章，都代表了从社会科学的多元视角，从跨学科的研究进路解构重塑行政法（reinventingadministrativelaw）的努力，行政法学不能继续沦落为“社会科学语境中的陌生人”。中国行政法学和行政法制建设存在着脱节现象，一方面行政法学界津津乐道于行政程序、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行政法学研究中真真假假的命题，另一方面行政法律制定过程中，特别是部门行政法制定过程中，并没有几个人把行政法学的“理念”或“支撑性概念”当回事儿，这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只不过因为我们行政法学界也没有把这些东西研究透，所以实务界缺少认同感也是不足为奇的村姜明安教授认为，21世纪人类将告别刑法时代和民法时代，进入行政法时代。现代行政早已不是“最好政府，最少管理”，即使是在一向把行政法视为控制行政权利器的美国，近年来也开始以政府管制学说重新解构行政法，福利国家（welfarestate）理念的勃兴，给付行政和服务理念的兴起。经济学界开始强调用企业精神改造公营部门，构建企业家政府。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所谓“市场经济下的行政法”，应该考虑“市场、政府和社会”等多重因素，从行政法学的视角研究国家与社会、公权力和私权利、政府管制和私人自治等多重矛盾，建立一个“符合市场经济需要，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依法办事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应该强调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模式的转化，“掌舵而不是划桨”，对行政职能进行重新分解定位；注意发挥“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功用，做到刚柔并济。

因而我基本同意王学辉先生关于行政法学科的支撑性概念（我把它称为行政法学的“核心语词”）的定位，对于行政、行政权、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违法、行政责任、行政救济、合法性审查这些词语，应该放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共通语境下进行深入研究，重新诠释。

我非常赞成王学辉先生倡导用均衡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研究行政法的努力。罗豪才先生最近正式提出来的行政法学的激励和制约机制对于我们有许多启发意义，公共选择和新制度理论无疑可以全方位的重构行政法，比如行政组织法与行政改革，更多时候属于国家力量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需要重新认识政府管制的能力和限度，认识到政府管制和行政权干预运作的很重要原因在于存在“市场不灵”，如存在产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企业合谋的垄断定价，以及公益产品（publicgoods）提供中出现的“外部性”（externality）和“搭便车”

（freerider）。但是还应该认识到也存在“政府不灵”，政府管制中可能会出现信息的失真，导致管制的无效率，比如说行政许可就可能导致寻租（rent-seeking），乃至导致行政机关被企业“管制俘获”

关于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或曰行政法治的基本观念，是本世纪、特别是近半个世纪各国宪法行政法学者们“经久不衰”的议题，也是“争论不休”、难以取得共识的问题。从法德行政法院派生出行政法，到英国长期否认行政法和美国在本世纪中叶以后发展起来并深深影响整个普通法系的、具有全新含义的行政法。各国历史及各国立法与司法的巨大差异，造成世界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的性质与目的、功能与作用的认识必然是俱说纷云。对此，王名扬先生在他的英、美、法行政法三部巨著中，已有详尽、精辟的论述。台湾学者对此亦作了简明的结论：“行政法学在欧陆法、奥、德诸国发轫，而后在英、美、日等国赓续发展，其递嬗过程深受各该国历史、政治及法律等传统文化的穿梭影响；……，相去甚远，故非可东施效颦，期待一劳永逸的单纯继受。”〔1〕

英美法系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论述，在我国最具权威影响的莫过于美国的伯纳德？施瓦茨。他的点睛之笔就在于：“行政法是管理行政机关的法，而不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法。”他认为：“现在的焦点是行政程序自身-是行政机关在行使它们的权力时必须遵从的程序。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补救的法，而不是实体法”：“行政法的对象仅限于权力和补救”，即“对行政机关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必须遵从的方式；以及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2〕”施氏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中法官是在公权与私权之间走钢丝的形象比喻，对我国学者也颇具影响力。然而施氏的基本观念，如王名扬先生所说，只代表美国行政法主流派，属于狭义行政法的理念，亦非普通法系所有行政法学者的观念。

师承法德奥行政法的基本观念、二战后虽强行美制，然理念难改的日本行政法学者认为。法国革命确立的近代法治国家原理，即“法治行政原理”、“依法行政原理”或“行政的合法性原理”，均以一国宪法为基础，其理念有三项原则：第一，法律保留原则。宽狭可分为：（1）侵害保留论；（2）重大事项论；（3）全部保留论。第二，法律优先原则。即一切行政活动（权力、非权力性行为；侵益、受益行为以及事实行为）都不得违反法律，且行政决定不得在事实上废止、变更法律。第三，司法审查最终原则。行政法上的一切（亦有保留部分）争议均服从司法法院审判的统制〔3〕。这些学者在理念上大多持广义行政法的观点，即认为：行政法既包括程序，又有实体；即包括外部行政，又有内部行政。

现代各国行政法学学者在理念上彼此交流、相互吸纳，但仍各有侧重。

十多年前，我曾与师长共同撰写了我国最早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论文，认为新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服务”（为人民服务）。今天回首看来：一则是在刚刚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初探”，意识形态色彩多了些，理想成份多了点；但与国体政体一致，也与我国行政法将来的发展方向吻合。二则是有必要为“管理法”正名：（1）“管理法”不应当简单等同于“管制法”，根据管理的三要素，管理法的确切内含应当是：第一，管理管理者的法；第二，规制管理者行为的法；第三，对管理者及其行为进行监督的法。三则是重申一个理念：即管理首先要依法管理好人民的公仆；进而全面规制政府的行政行为；最后在健全完善各项对人民政府的法律监督制度的基础上，确立“服务”。这一观念应成为我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有“控权法”与“平衡论”之争，亦略陈己见。有人认为，“行政法如果不是对行政权加以控制的法，那社会主义的行政法和封建社会的所谓行政法还有何区别呢？”甚至对“行政法既有保障，又有监督作用的‘两面说’”作出尖刻的评论〔4〕。持此基本观念，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也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显然都过于偏颇。另外一些学者认为，行政法不应当视为管理公民的工具的“管理法”或“管制法”，也不应该视为“控权法”，而应看作是“平衡法”。这些学者以‘平衡论’作为我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5〕。我认为，持此理念存在问题有三：第一，我国政府将根据自我完善的要求，强化行政监督，而不是强化司法审查；第二，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不断完善权力机关监督，而主要不是司法监督；第三，任何法律都有调节和促进权力之间的平衡、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的功能，这一点宪法尤为明显。在行政领域中，“平衡”只是行政法调整行政关系过程当中的一个相对的、暂时性的状态而已。总之，平衡论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尚难自圆其说。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两论争辩虽激烈，但都属于狭义的行政法说，这是比较一致的一面。

[摘要]政府论是指政府权力机关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民法制度在国家管理中的运用，因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为政府论。

[关键词]人；被人；政府；国家权力机关

一、政府论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政法学科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并结出了累累硕果。关于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也已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流派。他们对行政法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笔者认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民法制度在国家管理中的运用，因而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则为政府论。

所谓政府论，是指政府权力机关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行政则是政府权力机关管理国家事务的活动。行政法则为政府权力机关管理国家事务所依据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要包括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及政府为执行权力机关的意志而制定的法律规范两部分。本文所指的是指英美国家采用的广义，即包括直接和间接——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代他人的法律行为。[1]民法制度运用在国家管理中，呈现出四个特点：第一，人是政府（具体为国务院及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第二，被人为国家权力机关（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三、事项具有特殊性：即对国家事物进行管理，往往涉及到相对人（国家权力的实质拥有者）的利益。第四、权相当于行政权。权与行政权具有相同的性质，都是一种法律权力。[2]

二、政府论的成因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这一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产生了“平衡论”、“管理论”、“服务论”及“控权论”等代表性观点，这些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但由于认识方法上的差异，至今仍是众说纷纭，尚未形成大一统的观点。我国行政法学法理论基础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约30年历史，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在不断走向成熟。行政法学的法理论基础问题关键是要弄明白为什么需要行政法学和需要什么样的行政法学。文章认为，就我国当下的社会状况和发展趋势看来，将控权论作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合理并可行的。

1、行政法学理论内涵的探讨

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概念应当与行政法理论基础严格区分。行政法学作为法学理论，存在着理论基础[1]。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反映出不同类型行政法学的阶级本质，及其形成过程中具体的历史特点，同时直接影响了行政法学的体系构建、观点流派以及整个行政法学的研究与发展方向，是整个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行政法理论基础来源于行政法学理论基础，是行政法学体系基础理论的组成部分，因此，行政法学理论基础是行政法最基础的理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是构建行政法学的基石，它指导着行政法学的研究以及行政法制的建设。

2、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主流观点评析

2.1平衡论。平衡论是上世纪90年代由罗豪才教授等学者提出，它的主要内容是行政权与公民权保持平衡状态，该理论认为现代行政法本质上是平衡法，行政法史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的平衡史。行政法保证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的关系总体上处于平衡状态，不仅表现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达到平衡，也表现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义务也达到平衡；不仅表现在行政机关自身权利义务达到平衡，也表现为相对一方自身权利义务达到平衡。平衡论又称兼顾论，意即兼顾公益和私益的一致。2.2管理论。管理论最初流行于前苏联等大陆法系国家，后被我国采用。该观点认为行政法即管理法，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与社会公共权益。在内容上，行政法规定着国家管理原则，赋予管理者行政权，强制命令被管理者服从于管理者，管理者行政行为就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管理论的观点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过分强调行政权对社会的控制，不重视保障个人权利，极易造成行政权力的披着法律的外衣膨胀，在现阶段已逐渐退出主流理论行列。2.3控权论。控权论是英美行政法系的“控权”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时期被引入的，该观点认为行政法的核心在于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要依照法律规范，其目的在于防止行政权滥用、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不当行政行为或违法行政行为的侵害，宗旨是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自由权利。在内容上，控制论要求行政法控制行政权力，并将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作为重要手段，其基本原则是依法行政。

3、再探行政法学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