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调查范文10篇

[摘要]警察行政调查即警察机关出于治安行政管理的目的，对治安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活动。行政调查不仅仅是事后证据的收集，另外还包括事前信息的收集。警察行政调查的启动常常出于具体执行者——警察个人的意图和判断，带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性。加强警察调查权的控制，对调查行为可能存在的瑕疵事前给予充分的重视与事后完善的救济。

［关键词］行政调查警察行政调查行政程序法行政证据

公安部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单列一章调查，说明我国的行政机关，特别是具有极强国家强制力的公安机关开始逐步注重和贯彻行政行为依据取得程序的合法性，即行政调查开始从理论研究向实践发展。然而行政调查究竟该如何定义和定性，行政调查和行政证据是何种关系，行政调查如何救济等方面都很值得研究。不将这些问题作深入细致的考量，那么依法行政这一行政法的大原则也就难于真正的实现。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有必要以警察行政调查入手，为我国行政程序法行政调查制度的建立提供一点参考意见。

一、行政调查分析

行政调查相对于依法行政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行政机关做出的一切行政行为都应该以事前深入的行政调查为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无行政调查就难于保障行政管理目的的实现，也就削弱了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基础；行政调查的不合法实质上就是行政程序的不合法，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基础。故而在有着“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我国，研究和规范行政调查行为就更为迫切。

1、目前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调查还未形成较统一的认识，就其性质的认识而言基本上有以下几种看法：第一种认为行政调查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即仅以影响和改变事实状态为目的，仅涉及程序权利和义务，而与实体权利和义务无关的行为；第二种认为行政调查是一种产生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从而间接影响行政实体法律关系的程序性行政行为；第三种认为行政调查是一种阶段行为，是行政主体的某一行政行为的中间阶段，其性质从属于该行政行为。

为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不断提高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根据都江堰市政府全面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有关要求，结合我办实际，特制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调查研究工作制度。

一、移民办全体会议、主任办公会是重大行政决策的决策机构。

二、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是指：

（一）移民办年度计划的中、长期规划；

（二）财务预决算草案；

（三）有关移民稳定方面的重大问题；

高速公路法制化管理进程也在不时进步。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公布，随着我省高速公路发展步伐不时加快。将交通行政处罚列入到省高速公路收费管理的范畴中，这既是对推进我省高速行业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是对完善我省高速逃费处理模式的突破。如何借助交通行政处罚的力量，打击恶性逃费行为，维护正常收费秩序，促进高速行业管理规范，摆在面前的一个崭新而迫切的课题。

一、目前打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对少交、逃交、拒交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的行为，依照《高管条例》的规定均采取补交车辆通行费票款的处理，以往对逃费行为加收票款的政策不再施行。但以补票作为处理逃费车辆的唯一措施，根本无法对高速公路逃费行为进行全面、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集中问题有以下三点:

（一）对逃费车辆的处理较轻，造成逃费行为屡禁不止。大量不法司机们意识到，现行逃费处理措施仅为补交票款，逃费成本几乎为零，就纷纷大行其道。高速公路出现了频频作案，屡禁不止的逃费车，并有扩张漫延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仅京珠高速公路的逃费车就达1.26万辆，查处逃费金额288万元;逃费车更加叹为观止，截止11月20日，逃费车达7.51万辆，累计查处逃费金额达978.8万元，逃费车辆增长率为496.03%。

（二）对逃费车辆的处理缺乏主动权，制约了对假证、假轴等逃费车辆的有效打击。逃费车辆经常通过使用假行车证虚报座位和限重的方法逃费，而行车证的真伪只有通过公安内部网才能查询到。收费管理人员即使当场就识别出假证，却拿不出逃费者制假的依据。目前多半采取联动稽查的方式，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共同查处此类逃费车辆，此方法虽在一定程序上打击逃费车辆，但此举多因收费管理人员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无法当场独立取证，执行力薄弱，工作效率较低。

（三）逃费车辆肆意干扰正常收费秩序，对收费管理工作造成严重困扰。大量逃费车辆利用冲磅、绕磅、跳磅进行逃费，情节恶劣者甚至在磅称上反复通过数次，对收费人员的政策宣传和严厉制止置之不理，还与收费人员争执纠缠，经常造成车辆滞留，车道堵塞，严重干扰了收费现场的通行秩序，对收费现场安全保畅工作形成压力。

一、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行政化倾向严重、工作任务繁重

1、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尚未到位

通过调查发现，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当前还未能突破办理政府行政事务为主，办理社区事务为辅的现状，还习惯于上级领导布置什么就干什么，工作中表现较强的依赖性，自主性、自治性没有得到体现。一是社区自治的任务与工作要求有距离。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工作应有三方面内容，即：首先要做好社区服务，但实际上社区服务做得极少或是空白；其次要做好社区事务的民主决策与管理，但实际上的效果不明显；第三是丰富社区教育活动，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实际上文体活动多，教育活动少。二是社区居委会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政府的腿”。《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社区居委会有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管理工作的职责，具体规定了必须要协助政府部门做好社区治安、公共卫生、优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计划生育和青少年教育等有关工作。通过调查，以上这些职责应该是社区居委会通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形式开展的，但是大多数情况是街道办事处要求社区居委会替政府部门填表格、建档案、出具证明材料等行政性工作；同时政府部门临时性的统计、调查任务也都通过街道办事处落实到社区居委会来执行。这使得社区居委会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协助政府部门的工作上，居民自治组织的作用被行政化所覆盖。

我结合工作对40人进行了调查，当问到居委会是什么性质的组织时，有28人回答是代表政府的机构，只有8人回答是代表居民的，还有4人不清楚。在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有“吃人俸禄，为人分忧”；“拿政府的薪水，替政府干活”的思想。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中绝大多数都认为社区居委会是街道办事处的下属单位，理所应当地完成街道办事处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2、社区事务缠身，工作任务繁重

一、《行政强制法》的现状

从1999年开始酝酿，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审议修改，前后历时12年，备受关注的《行政强制法》于2011年6月30日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于2012年1月1日起实施。

《行政强制法》的出台，力求解决我国当前存在的执行难问题，执行难主要表现在：①被执行人难找；②执行财产难寻；③执行权力受拘束；④执行结果不到位。“执行难”作为中国司法难以克服的痼疾之一，已显得积重难返，“执行难”也已成为影响法院工作的瓶颈，“执行难”一直制约着我国有关行政机关的工作，成为社会关注的难点，法院的威信往往因许多案件得不到执行而受到质疑。《行政强制法》是继《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之后，我国在行政法领域出台的重要法律。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

二、《行政强制法》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所有的立法目的都在于要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把文字上的规定变成社会实践和事实，然而刚刚通过的《行政强制法》，其立法宗旨的实现，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仍需不断完善。

（一）、关于查封、扣押财物的处理问题

近段时间以来，根据行政管理专业在实践环节中的要求，结合所在银行及自身工作实际，运用在行政管理专业中所学到的知识，对银行行政管理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以期达到学有所用，锻炼提高。调查对象自身所在银行及其下属各网点的部分员工，调查采取访谈法、观察法等相结合的方式，对银行员工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压力状况、身体和心理状况、工作态度、工作效率等方面。

一、基本情况

在这次社会调查中，发现了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员工职业倦怠较为严重，执行力、战斗力低下。根据对部分员工的调查发现，有近70%的人还没有患上职业倦怠症，工作状态不错；有20%的人已经开始出现了职业倦怠症的前期症状；有10%的人很危险，工作状态很不佳，职业倦怠状况严重。这些倦怠者的主要表现为：在别人眼中他们是白领一族，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但其本人却对职场“索然无味”，对工作失去兴趣，认为工作枯燥乏味，机械烦琐。情绪上波动很大，敷衍工作，得过且过，没有任何抱负，个人发展停滞等。但他们原有的自身素质、工作经验、社会影响等都有较好的基础。

二、原因分析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因素。倦怠者心理健康水平低，不能正确认识自我，不能认清自我价值，掌握自己的优势与不足，预测自己倦怠的征兆，了解自己的主观情绪是否影响了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变化，没有做好应激的积极准备。例如有的新员工，从学校到银行工作以来，思想压力太重，总认为自己能力欠佳，在工作中谨小慎微，始终不能放开手脚工作，心理素质低下，导致工作没有创新和起色。二是客观因素。银行业作为经济部门，工作业务要求高，部分员工职业工作的创造性低，部分员工人有明显的情绪衰竭，甚至出现玩世不恭的维度。在工作中以执行为主，自主性差，只是依仗着一种“惯性”工作，他们因循守旧、枯燥乏味的机械重复着烦琐事务，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具体对策

行政调查，是指行政机关为达成特定行政目的，所行使的个别具体权限，以对特定相对人所为的相关事实与资料进行的调查搜集活动。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行政决策是以所掌握的事实和证据为基础的，只有掌握了正确的信息或资讯，才能保证行政决策的正确性。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进行行政调查，通过行政调查获取充分的事实和证据，并以此来支持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行政调查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调查权的行为方式，行政调查直接涉及公民私权利，因此，实践中行政调查可能会对公民私权利产生影响甚至限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建立在行政调查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的，违法行政调查必然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构成侵害。鉴于此，本文将以行政调查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为视角，探析保护相对人权利的路径。

一、我国行政调查中对相对人权利亟待保护

行政调查是行政上的一般制度，广泛适用于行政管理各领域。我国许多行政法律中都存在行政调查的相关规定，如我国《反洗钱法》第23条规定：“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发现可疑交易活动，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向金融机构进行调查，金融机构应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其他法律法规中虽没有直接规定行政调查，但也存在相关的规定，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6条规定：“除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06年修订）第七章关于调查取证的规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章关于税务检查的规定等等，这些法律及行政法规都体现了行政调查。从这些法律法规关于行政调查的规定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没有对行政调查作专门的规定，更没有制定一部关于行政程序的法律。而我国行政调查的相关规定基本上也是零散地存在于不同的行政法规、规章之中，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甚至存在冲突，不能从整体上对行政行为进行调整。我国的行政调查侧重于相对人的协助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行政调查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极易受到侵害，这种侵害包括对实体权利侵害和对程序权利的侵害。对行政调查相对人的实体权利的侵害主要发生在强制调查中，如对公民的人身自由、隐私、财产等权利的侵犯。对相对人程序权利的侵害主要包括对实体权利的辅助性权利的侵犯如举证权、申诉权等，还有调查过程中要求公平对待的、不受歧视的权利，以及对调查相关的知情权等。行政调查对相对人权利的侵害不仅存在于调查过程中，还存在于在行政调查基础之上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所造成的侵害。因此，对于行政调查中的相对人权利的保护必须引起重视。

二、行政调查相对人权利保护的域外考察

（一）英国

英国一直重视程序正义，这种程序正义源于自然正义观念的传统。自然正义在英国历史上逐渐发展成为两个重要的规则：公平听证规则和排除偏私规则。公平听证规则是指行政相对人有陈述和被倾听的权利。具体来说，行政机关必须听取对方意见的原则包含三个内容：公民有在合理时间以前得到通知的权利；了解行政机关论点和根据的权利；为自己辩护的权利。[1]排除偏私规则要求在行政程序中，行政决定不能由存在利害关系的行政主体作出，也不能就同一件事情自己既是诉求方，又是裁判者，简单地说，就是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这些规则在英国行政调查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英国早在1921年的《调查裁判所证据法》以及后来取代它的《调查法》，都体现了自然公正基本原则。英国在行政调查中，基于效率的考虑,《调查法》赋予了调查主体法定的强制权，可以以通知或者命令的形式要求被调查中提供证据资料。必要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强制被调查者遵循调查通知或者命令。这是被调查者协助义务的强制规定，对于违反协助义务破坏调查的被调查者可以对其进行追诉，要其承担法律责任。但同时也基于人权保障的考虑，被调查者在其权利受到损害时同样具有救济的权利，无论是实体权利还是程序权利，只要受到了行政调查的侵犯，被调查者以及与调查有利害关系的人，都可以在规定的时效届满前提起司法审查。由此可以看出，英国的行政调查制度，一方面保障了行政调查的效率性，另一方面针对违法行政调查为相对人的提供了及时保护，这就为公权力与私权之间的平衡提供了法律基础。

摘要:我国目前对行政调查定性不准，对其制度研究不应偏重于授予行政机关调查权，应更加重视对相对人和相关公民的权利保障以及对他们设定协助义务的合理限度，确保三者的平衡。本文以行政调查中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与救济，以及公民的义务为线索，结合案例及国外相关法律制度，分析行政调查权的行使与控制、行政调查程序的构建等相关理论。

关键词：行政调查公民权利公民义务

以往学界对行政调查的研究极不重视，相关论著也屈指可数。其实，行政调查的理论体系相当庞杂，在整个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我国行政调查的研究较国外已十分落后。这不仅表现在对行政调查的定位存在争议，与相关概念区别不清;还表现在目前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行政调查制度散见于各部门行政法，以规定授予行政机关调查权为主，缺乏对行政主体义务的规定，缺乏对被调查人权利的关注;并且具体程序构建混乱。本文旨在解决上述问题。

一、理论基础

对行政调查是否是独立的行政行为，它与行政检查等相关概念的区别与通用，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我国有些学者认为行政调查是行政决定前的一个环节，不应视之为独立的行政行为;而行政检查是独立的行政行为，二者不具有可比性，当然不能通用。有的学者认为行政调查与行政检查是一回事，属于因过去理论研究的落后而遗留下的概念混乱。笔者认为，从广义角度而言，凡是行政机关在行政职权范围内所作出的行为都是行政行为，那么行政调查行为也是行政行为，只不过它通常表现为行政决定前的一个环节，因此可以推论:行政调查权是独立的行政权力，完全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相对人的权利;行政调查程序也是独立的行政程序，应完善其各个环节;行政调查与行政检查是两个概念，不应馄淆。

如前所述，学界长期以来不重视对行政检查的研究，认为行政检查只是行政决定前的一个环节，不是独立的行政行为，行政检查权的行使也不会对相对人造成独立于行政决定的影响。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澄清:行政调查行为具有独立性，也是行政行为。有了这一理论前提，关于行政调查权行使过程中对相对人的影响及行政调查具体程序设计时应如何保障相对人权利等一系列问题都迎刃而解。

摘要：不得自证已罪原则在行政调查领域的适用，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一个宪法问题。在我国，从长远来看，不得自证已罪原则的适用，包括刑事诉讼领域和行政调查领域，是必然的趋势。在行政调查领域，适用不得自证已罪原则，应当考虑行政法本身的特点，与行政程序中的证据规则配合使用。

关键词：不得自证己罪原则行政调查刑事侦查

简单地说，行政调查就是行政机关的信息搜集活动，它普遍而广泛地应用于各个行政领域，为行政机关实现行政职能、达到行政目的所必须。行政调查中，经常要求公民提供有关的信息、资料。这必然涉及不得自证己罪原则的适用问题。在美国，不得自证己罪原则是一个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则，由宪法修正案规定。所以，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在美国行政调查领域的适用是一个宪法问题。在我国，虽然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尚未完全确立，但是，行政调查领域中是否适用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关乎公民权利的保护，同样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关注。

一、不得自证己罪原则的渊源和内涵

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可以追溯至拉丁法谚Nemoteneturprodereseipsum，即没有人必须作为对抗自己的证人，NemoTeneturSeIpsumAccusare，即没有人必须自我抗诉。

公元13世纪教皇英诺森三世建立了职权宣誓制度，即法院可以依职权命被告宣誓自己必须据实回答所有问题，若拒绝陈述将受处罚。职权宣誓制度被英国1487年设立追诉异议人士的星法院和1585年设立的追诉异教徒的高等宗教事务法院采纳，但许多英国教士在宗教法庭依据上帝的律法或是自然法拒绝宣誓作证。当时星法院和高等宗教事务法院的很多判决后来被普通法法官以职权宣誓制度违反自然法为由，予以废弃。与此同时，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在普通法院以Lilburne案为代表的一系列判例中逐渐得以确立。到了18世纪初，不得自证己罪权利成为英国根深蒂固的公民权利。

【摘要】该调查报告指出民族自治地方传统行政文化中存在的消极成分阻碍着现代政府改革与发展,必须对其进行从封闭保守型到进取开放型、从集权型到民主参与型、从人治型到法治型的变革与创新,并且创建参与型、法治型和学习型政府才能顺利推进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政府发展

一、民族行政文化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长期的行政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并为公务员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团体意识、态度、情感倾向、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等的总和。由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导致了该地方的行政文化有其特殊的内涵、内容和特征。云南省滇西地区包括德宏州、临沧市、大理州、保山市、怒江州、迪庆州、丽江市七州市，而民族自治地方有傣族景颇族自治德宏州、大理白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虽民族众多，但主要以白族、傣族景颇族、傈僳族、藏族和纳西族为居多，各民族千百年来，地域相邻、杂居为生、互相往来，因此，历史文化有一定的共性，本文以大理白族地区的行政文化为调查对象，以发放调查问卷、个别访谈、走访公务员等田野调查的形式，试图分析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建设良好行政文化，实现政府又好又快发展的初步设想。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大理白族自治州5个县市，分别是D市、R县、H县、W县和J县，共824名政府公务员参加了调查，发放问卷824份，有效问卷822份，其中汉族227人、白族548人、回族29人，彝族18人；他们当中中共党员759人，共青团员27人，派22人，群众14人；具有大学文化及以上的有649人，占79%，中专（高中）文化115人，占14%，初中文化58人，占到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