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瑕疵行为范文10篇

内容提要：行政瑕疵行为应是“行政上微小的缺点”，确立这一内涵排除了对行政瑕疵传统违法性的认识，更加有利于对无效行政行为、可撤行政行为、补救性行政行为的判断与识别，解决了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违法与无效、可撤销、瑕疵之间的混乱局面，呈现一个较为体系化、具有合理性的状态。同时，通过表象分析，提出对行政瑕疵的监督与补救。

关键词：行政瑕疵行为，微小的缺点，补正与改变

一、行政瑕疵行为内涵界定

界定行政瑕疵行为的内涵，离不开对行政违法与行政不当的认识。大多数著作或论文都是在论及行政违法与行政不当时才涉论行政瑕疵，相对应的法律规定也同样如此。这从一个方面说明行政瑕疵与行政违法、行政不当的关系之密切，同时也表明一种具有比较性的认识或论证方法。

在德国，对有瑕疵的行政行为规定为无效的行政行为、错误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行政行为。[2]

在日本，将各种违法性或不当性的行政行为称为行政行为瑕疵，又将行政行为瑕疵分为可撤销的行政行为与无效的行政行为。[3]

内容提要：行政瑕疵行为应是“行政上微小的缺点”，确立这一内涵排除了对行政瑕疵传统违法性的认识，更加有利于对无效行政行为、可撤行政行为、补救性行政行为的判断与识别，解决了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违法与无效、可撤销、瑕疵之间的混乱局面，呈现一个较为体系化、具有合理性的状态。同时，通过表象分析，提出对行政瑕疵的监督与补救。

关键词：行政瑕疵行为，微小的缺点，补正与改变

一、行政瑕疵行为内涵界定

界定行政瑕疵行为的内涵，离不开对行政违法与行政不当的认识。大多数著作或论文都是在论及行政违法与行政不当时才涉论行政瑕疵，相对应的法律规定也同样如此。这从一个方面说明行政瑕疵与行政违法、行政不当的关系之密切，同时也表明一种具有比较性的认识或论证方法。

在德国，对有瑕疵的行政行为规定为无效的行政行为、错误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行政行为。[2]

在日本，将各种违法性或不当性的行政行为称为行政行为瑕疵，又将行政行为瑕疵分为可撤销的行政行为与无效的行政行为。[3]

内容提要：行政瑕疵行为应是“行政上微小的缺点”，确立这一内涵排除了对行政瑕疵传统违法性的认识，更加有利于对无效行政行为、可撤行政行为、补救性行政行为的判断与识别，解决了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违法与无效、可撤销、瑕疵之间的混乱局面，呈现一个较为体系化、具有合理性的状态。同时，通过表象分析，提出对行政瑕疵的监督与补救。

关键词：行政瑕疵行为，微小的缺点，补正与改变

一、行政瑕疵行为内涵界定

界定行政瑕疵行为的内涵，离不开对行政违法与行政不当的认识。大多数著作或论文都是在论及行政违法与行政不当时才涉论行政瑕疵，相对应的法律规定也同样如此。这从一个方面说明行政瑕疵与行政违法、行政不当的关系之密切，同时也表明一种具有比较性的认识或论证方法。

在德国，对有瑕疵的行政行为规定为无效的行政行为、错误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行政行为。[2]

在日本，将各种违法性或不当性的行政行为称为行政行为瑕疵，又将行政行为瑕疵分为可撤销的行政行为与无效的行政行为。[3]

内容提要：行政瑕疵行为应是“行政上微小的缺点”，确立这一内涵排除了对行政瑕疵传统违法性的认识，更加有利于对无效行政行为、可撤行政行为、补救性行政行为的判断与识别，解决了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违法与无效、可撤销、瑕疵之间的混乱局面，呈现一个较为体系化、具有合理性的状态。同时，通过表象分析，提出对行政瑕疵的监督与补救。

关键词：行政瑕疵行为，微小的缺点，补正与改变

一、行政瑕疵行为内涵界定

界定行政瑕疵行为的内涵，离不开对行政违法与行政不当的认识。大多数著作或论文都是在论及行政违法与行政不当时才涉论行政瑕疵，相对应的法律规定也同样如此。这从一个方面说明行政瑕疵与行政违法、行政不当的关系之密切，同时也表明一种具有比较性的认识或论证方法。

在德国，对有瑕疵的行政行为规定为无效的行政行为、错误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行政行为。[2]

在日本，将各种违法性或不当性的行政行为称为行政行为瑕疵，又将行政行为瑕疵分为可撤销的行政行为与无效的行政行为。[3]

摘要：

《行政处罚法》为人民法院对行政处罚案件进行程序审查提供了科学的法定依据，但审判实践中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但程序上有这样那样的缺陷(瑕疵)，这种行政处罚行为虽然违反了法定程序，但并不影响具体行政行为在实体上的正确性。如果予以撤销，将会使违法者逃脱法律责任，使公共利害受到损害。而且也不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主张对此类行为不宜撤销，这种程序上有缺陷，但不影响行政处罚的正确性。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撤销的行政处罚行为，称之为程序瑕疵行为。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如何界定得撤销的程序违法行为和不宜撤销的程序瑕疵行为。

关键词：行政处罚、瑕疵、实体、权利。

《行政处罚法》的颁布实施为人民法院对行政处罚案件进行程序审查提供了科学的法定依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的应予撤销。但是不是所有的程序违法行为都毫无例外地予以撤销呢？审判实践中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但程序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瑕疵)，如行政处罚决定书做出后应当在七日内送达，行政机关却在第八日才送达给当事人。对这类程序违法行为如何处理？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多数意见都认为，这种行政处罚行为虽然违反了法定程序，但并不影响具体行政行为在实体上的正确性，如果予以撤销，将会使违法逃脱法律责任，使利益受到损害，而且也不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主张对此类行为不宜撤销。这种程序上有缺陷，但不影响行政处罚的正确性，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撤销的行政处罚行为，笔者称之为程序瑕疵行为，并据此将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行为划分为得撤销的程序违法行为和不宜撤销的程序瑕疵行为。由于客观实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许多程序上有缺陷的行政处罚行为，审判实践中很难判定究竟是得撤销的程序违法行为，还是不宜撤销的程序瑕疵行为，如执法人员当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未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行政处罚决定书未盖公章，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进行调查时，执法人员有1人等等。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有较大分歧。本文所需要探讨的是如何界定得撤销的程序违法行为和不宜撤销的程序瑕疵行为，以期有益于审判实践。

一、学术界关于界定程序瑕疵问题的几种观点及缺陷。

程序瑕疵问题虽然是审判实践中常见的问题，但在学术上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未进行过系统研究，仅有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也只是散见在一些论著的边角，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观点：

【摘要】一些因取证方式或者取证程序轻微违法而获得的证据并非没有证明力，也不能在行政诉讼中完全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通过一定形式的补正规则与合理解释说明，可以对此类瑕疵证据进行证据的“三性”论证，从而使其在行政诉讼中被采信。瑕疵证据在行政诉讼中的采信规则可以从立法，执法，司法三个层面进行理论思考与制度架构。

【关键词】瑕疵证据；程序违法；证据效力；行政诉讼

简介：杜月笙（1994-），男，汉族，江案情证据焦点回顾：在某税务查处行政案中，原告质疑检查人员在稽查笔录和工作底稿上的签名非本人所签，涉嫌证据造假，因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法院面对此争议，根据执法人员证词及结合上述证据材料，认定国税稽查五局检查人员对原告开展的税务检查工作手续齐备、调查中形成的相关笔录和工作底稿均系调查当日形成，内容亦经原告员工确认。虽确实存在到场检查人员现场互相授意代为在调查笔录和工作底稿上签名的不规范做法，但该行政瑕疵尚不足以否定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与证明效力。在行政判决中，法官对于该系争证据进行了最终效力认定。

一、问题的提出

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会紧抓行政机关的程序瑕疵不舍，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提起质疑。但是法官并没有将所有因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而获得的证据判定为非法证据而予以排除。法官这样的裁判与说理过程往往给相对人以枉法裁判的口实，从而有损司法公正与司法正义。那么，在缺乏相关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的前提下，因行政机关在取证过程中不规范的取证手段或者是轻微违法而获得的证据是否应该严格遵循程序正义原则认定为无效，亦或是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证据补正，从而实现案件程序与实质的双重正义，笔者更加赞同后一种观点。

二、瑕疵证据的特征

摘要：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增加程序轻微违法这一新行政程序瑕疵类型，完善了行政程序瑕疵体系，结束了过往对程序瑕疵撤销或部分撤销一刀切的局面。配套增设确认违法的法律后果与判决方式在保障原告重要程序性权利的基础上，提高司法效率、节约行政资源。但在其实施的四年多里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如“程序瑕疵”与“程序轻微违法”在司法实务中的混淆，造成同案异判。

关键词：行政程序；轻微违法；司法适用

现行《行政诉讼法》对行政程序瑕疵作了类型的规范，将其区分为两个情形，分别为“违反法定程序”与“程序轻微违法”，众多学者将其称为“二分法”。笔者立足于“程序轻微违法”进行分析，在此分析过程中看到了在司法实务中因现行有效的法律对“行政程序轻微违法”无明确清晰的界定，仍存在着同案不同判的情形。这其中最易混淆的便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程序上的不规范行为是否构成违法，是否已达到“行政程序轻微违法”的违法程度。

一、“程序瑕疵”与“程序轻微违法”在司法实务中的混淆

现行《行政诉讼法》施行后，中国行政诉讼中有两种行政瑕疵类型，而在笔者对“程序轻微违法”实务数据分析中，发现实务中存在着“程序瑕疵”这一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的却与“程序轻微违法”混淆适用的司法实务概念。“程序瑕疵”是独立于法律规范的行政程序瑕疵类型，其历史可以追溯至2008年。2008年4月湖南省人民政府第四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这是程序瑕疵这一法律概念，第一次在正式法律规范文件中出现。随后，在《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中也借鉴了这一规定，将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分为不可补正的程序违法行为和可补正的程序轻微瑕疵行为。可见，二次审议稿是将“程序轻微瑕疵”等同于“程序轻微违法”。在现行《行政诉讼法》中，立法者最后选择“程序轻微违法”，但在司法实务中并未全都使用这一概念，存在与“程序瑕疵”相混淆的情形，并由此造成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使得同案不同判。第一，法院在处理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超过法律规定期限这一类型案件时，“行政瑕疵”与“程序轻微违法”存在混淆适用。在乔某超起诉某人民政府一案中①，法院认为被告安徽省人民政府向原告乔某超作出的行政复议中止行为是在行政复议期满之后作出的，超出法定期限。但因仅超出三天并及时通知原告，对原告未造成实际影响，属于行政瑕疵，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但在天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诉某省道路运输管理局交通运输行政管理（交通）一案中②，法院认为被告某省道路运输管理局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批准原告天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新车上线进行运营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其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构成《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所称“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判决确认被告逾期办理克东至哈尔滨道路旅客运输临时营运许可的行政行为违法。第二，法院在处理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未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步骤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中“行政瑕疵”与“程序轻微违法”存在混淆。在卫某伟诉某市铁路公安局公安处、某市铁路公安局行政处罚一案中③，法院认为被告某铁公安处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未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采取先扣押物品，后送达《证据保全决定书》，且一并扣押与案件无关的学位证书的做法系程序瑕疵。但该瑕疵不足以导致121号《决定书》违法而被撤销，故判决驳回原告卫某伟诉讼请求。而相似的情形，在杨某辉诉某县人民政府、某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土地行政登记案中①，被告在依法征收原告土地使用权后未按法律规定将原告《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注销或撤销便将该宗土地出让给第三人且完成颁证，法院认为被告未按法律规定先注销再颁证的顺序给第三人颁证的行为，构成程序轻微违法，判决确认被告给第三人颁证的行为违法。以上两种混淆现象仅是诸多混淆现象中的两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包括但不限于超出办案期限、超过法定期限、法定顺序步骤颠倒、未按规定进行送达等。

二、程序轻微违法的适用偏差

一、我国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的理论基础及其表现

(一)理论基础

在我国，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依托于“空白刑法”这一特殊立法技术来完成。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

1．保持刑法稳定性的需要。

任何一部法律都需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朝令夕改只会使人们产生一种不确定感从而无所适从。要保持刑法的相对稳定性，就不能动辄对原有的条文恣意地进行增删或改动。而使用“空白罪状”这一立法技术后，就可以实现对某一行为违法与否交由行政法律规范来衡量，从而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刑法的安定性。

2．是弥补刑法滞后性不足的需要。

一、补正界说

对违法的行政行为应追究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有惩戒性法律责任和补救性法律责任。行政法是公法，“公法是国家法，统治者的法；因此人们不能想出反对国家行使的一种公法的直接制裁方式。”同时，“规定国家所担负义务的任何一种公法条款也不能直接执行强制制裁，因为国家是握有强制的主人，不能直接对自己行使强制。”[1]因此，对违法的行政行为，不能追究实施者即行政主体的惩戒性法律责任，而只能追究其补救性法律责任。

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补救，包括补救机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及依职权的行政补救等）和补救方式两个方面。行政行为的补救方式，又包括行政行为本身的补救方式和对行政行为已发生的法律效果的补救方式两类。补正与撤销、宣告无效等一样，是对行政行为本身的违法性予以法律补救的一种方式。

有的学者称补正为行政行为的“治疗”、“痊愈”、“治愈”。“行政行为的瑕疵，是指在因其后来的情况而实质上已经得到纠正的情况下，作为当初为无瑕疵的行为来处理，并维持其效力，称之为瑕疵的治愈。”[2]补正区别于更正。补正是以行政行为中存在的违法性或瑕疵为前提的，是违法行政行为的一种法律责任或补救方式。这种违法性或瑕疵基于行政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存在。补正不能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只能将已作行政行为的程序和形式补充完整。经补正后，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或瑕疵得以消除，“原来违法的行政行为从此就变成合法的了”。[3]更正则是对行政行为中明显的计算及书写错误等的纠正。这种计算及书写错误等并不是行政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违反行政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正因为“这种错误不是行政机关意志上的瑕疵，而只是意思表达中的过失，‘纯机械性的过失’（如书写或计算上的错误），按照规定这种错误是可以接受的。”但“这种错误必须是‘公开’（明显──本文作者）的，也就是说对每一个客观的中等的观察人员来说这种事情绝不能再发生，如果他具有一个参与人的真正的信息水平的话。”[4]这种明显的错误不被认为具有违法性，更正并不是消除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经更正后，行政行为成了行政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不一定是合法的意思表示或行政行为。因此，更正并不是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责任或补救方式，而属于对已作意思表示的一种解释规则。并且，更正是不受限制的。也就是说，行政主体得依职权随时更正“明显错误”，即使这种更正不利于相对人。《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5条规定的“程序上和方法上错误之更正”，尽管使用的是“更正”，却属于本文所说的补正；第42条“行政行为中的明显错误”的更正，则属于本文所说的更正。同样，我国《行政复议条例》第42条第2项所规定的补正，只能解释为本文所说的补正，而并不包括更正。

二、补正的理论依据

违法行政行为包括实质上的违法行政行为和程序（包括形式，下同）上的违法行政行为两类。程序上的违法行政行为，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但意思表示本身合法、公正的行政行为。对程序上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应予以法律补救。因为，个别的程序上违法行政行为的存在可能无关紧要，但大量程序上违法行政行为的流行并得以容忍，最终势必使行政行为丧失公正性、准确性、可接受性和效率性，[5]就难以维持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沟通和信任。那么，对这种违法行政行为应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予以补救呢？机械的行政法治理论认为应采用撤销的方式予以补救，但在当代的行政法治理论与实践中则多采用补正的方式予以补救。

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龙新派出所被诉歧视河南人一案，经媒体广泛报道之后，“深圳挂横幅民警向河南人当面道歉”，而“深圳河南老乡签名誓树良好形象”（见2005年04月25日法制晚报）。这表明了现代文明社会的宽容、理解在此案的体现。“横幅”事件是行政瑕疵行为而对普通河南人不构成歧视，我们以《执法中的歧视不等于地域歧视》（2005年4月27日上海《东方早报》），与主流媒体观点进行了讨论，并借此期望社会进一步讨论和研究反歧视法律的问题，现从行政法理论就警方的“横幅”与“道歉”的行为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

在行政法上，违法行政行为区分为无效行政行为与可撤销行政行为，其区别标准包括“瑕疵重大明显”与“欠缺主要法律要素”。显然，龙岗警方悬挂横幅属于有“瑕疵”的可撤消的行政行为。但对“瑕疵”和“明显的”范围和幅度的界定，国内外行政法学界没有统一的标准。在笔者看来，瑕疵即至少是任何人对该瑕疵的存在都不需要特别的调查，一见便能识别的情形，以及行政机关在进行特别的行政处分时，未尽到其职务上当然应该尽到的调查义务，并且，该调查义务的履行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即行政机关所作的行政行为在普通人依据一般常识就可以轻易地认为是不合理的；对行政机关而言，因没有履行最低限度的合理注意义务从而使其行为违反重要的要件，并且达到了在谁看来都是明白的错误程度。龙岗派出所依法打击辖区内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是其法定职责，但在履行这一职责时没有任何必要将犯罪团伙的地域性作为唯一特征单独强调。因为某种犯罪团伙的根本特征在于所从事违法活动的类型和手段等因素，而且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任何人违法都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无论他们是由河南人组成还是深圳人组成。但是该派出所悬挂出的横幅上的“河南籍”字样让人一目了然，虽然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来自某一地区的团伙单在本地作案造成的后果，并且主观上是为了当地人民群众便于识别这些团伙，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分子的活动，从而达到破获这类在当地已经造成严重社会治安案件的目的，但是，就横幅上的字样来讲，其行为是有“瑕疵”且很“明显”的，它至少可能对在本地区或者经过本地区的普通某个地区人心里不愉快、心情不舒服的感受，所以才受到包括河南籍公民在内的众多人的质疑甚至反对。

事后龙岗警方主动“道歉”的行为，法律意义在于对其行政行为瑕疵的补救和完善。目前，我国《行政程序法》尚未出台，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对此种行为的规定还不甚清楚（公安机关执法主要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国外行政法实践较为成熟的国家对可撤消行政行为和无效行政行为的处理主要有补正、追认和转换三种形式。所谓补正，是指对程序或形式违法但轻微的行政行为，通过事后补正剔除其违法性，使之成为合法的行为，即只要行政行为的瑕疵并不会完全导致该行为给相对人权益和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与其撤销而作出同样的处分，倒不如将存在的瑕疵积极消除，维持当初的行政行为的效力，这于保证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和行政效率都是有益的。因此，龙岗分局在删除横幅上的“河南籍”字样后，完全可以继续悬挂出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横幅，继续对举报者予以奖励，以便履行保护公共安全的法定职责。事实表明，龙岗分局道歉后，有些先前感到“气愤”的河南籍公民，表示“理解和接受”，更令人鼓舞的是，在深圳的河南老乡还“签名誓树好形象。”从此中不难发现，行政机关对执法活动中的瑕疵，如果能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并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甚至消除由于瑕疵行政行为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这兴许是“道歉”之举留给我们的首要思考之处。

其次，行政执法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将法律条文适用于立法者事先设计好的某种确定的情境的活动，而是执法人员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因素时，正确执行实施法律的一项复杂的创造性劳动。这就要求执法人员必需提高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增强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更好地依法行政，合理行政。但是，行政机关对社会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的对某个地区文化的偏见，或者妖魔化的宣传，而要选择使用这个地区的特定词汇作为实现某个行政目的，必须格外注意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因素也可以构成相关因素。就此而言，横幅事件以具体案件的方式为行政程序理论，瑕疵行政行为的补救，合理行政，比例行政，平等原则等，都提出了研究的新领域。

现代行政理念不再是传统的以管理约束为住的干预行政，而是倡导以民主、合作、协商、精神为主的服务和给付行政。行政执法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免遭侵害，为达到此目的，行政机关行为时所选择的手段和途径不可能随时随地绝对完美，对行政机关的某些轻微的不当做法，相对人和社会应给予必要适当的理解和支持，才能更好地解决目的实现与手段的正当这一人类活动的基本矛盾，才能使行政活动的公正与效率达到最完美的契合。从而在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乃至整个社会之间形成法治范围内的默契与善待，最终使双方达到和谐、共存、双赢。

从悬挂横幅打击违法活动到执法人员当面道歉、接受者表示“理解”，龙岗警方的行为真正凸显了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现代行政理念，也为今后我国行政执法方式和途径的完善提供了一种新思路——积极行政，有错即改，不留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