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不能范文10篇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对“行政不能”的研讨，来说明这一行政行为模式的客观实在性，并将行政不作为以形成原因的不同分为行政失职、行政不能两类。同时也借分析“行政不能”，对当前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进行了批判，力求在行政法领域中建立起多元化的归责体系。以期通过理论与制度的创新，实现对民权的充分保障。

[关键词]行政不能法律责任归责原则

关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中外行政法学者已作了大量详尽的理论研讨。但随着行政法律实践的不断深化，总有一些新的行政行为类型从法律实践中凸现出来，要求学人们从理论上去认识、把握，并最终实现对新的行政行为类型的模式化，从而达到理论上不断丰富行政行为的科学体系，实践上能更加科学地去指导实务的目的。下面，笔者将对我们在实践中经常遇到，但并未从理论上加以系统研究的一类新型行政行为——“行政不能”作一下理论研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行政不能的概念及特征分析

（一）行政不能的概念：所谓行政不能，就是行政主体因不可归责于己的客观原因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法定作为义务的行为状态。现举一例说明之：甲被乙驾车撞伤，交警在接警后迅速前往案发现场，途中因暴雨毁坏道路未能及时到达，到达现场后，又发现事故现场已被刚刚发生的山体滑坡所破坏，交警部门已无法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交警部门不能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行为即为行政不能。

应当说，行政不能这类行政行为在实践中大量存在，但并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立法界对此也未作明确反应，而执法、司法部门却已感受到行政不能所带来的压力了。如何认定行政不能的性质、如何评价行政不能的法律后果，以及如何处理行政不能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已然成了执法、司法部门的一大困惑。为了更好地认识行政不能，不妨分析一下行政不能的特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对“行政不能”的研讨，来说明这一行政行为模式的客观实在性，并将行政不作为以形成原因的不同分为行政失职、行政不能两类。同时也借分析“行政不能”，对当前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进行了批判，力求在行政法领域中建立起多元化的归责体系。以期通过理论与制度的创新，实现对民权的充分保障。

[关键词]行政不能法律责任归责原则

关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中外行政法学者已作了大量详尽的理论研讨。但随着行政法律实践的不断深化，总有一些新的行政行为类型从法律实践中凸现出来，要求学人们从理论上去认识、把握，并最终实现对新的行政行为类型的模式化，从而达到理论上不断丰富行政行为的科学体系，实践上能更加科学地去指导实务的目的。下面，笔者将对我们在实践中经常遇到，但并未从理论上加以系统研究的一类新型行政行为——“行政不能”作一下理论研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行政不能的概念及特征分析

（一）行政不能的概念：所谓行政不能，就是行政主体因不可归责于己的客观原因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法定作为义务的行为状态。现举一例说明之：甲被乙驾车撞伤，交警在接警后迅速前往案发现场，途中因暴雨毁坏道路未能及时到达，到达现场后，又发现事故现场已被刚刚发生的山体滑坡所破坏，交警部门已无法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交警部门不能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行为即为行政不能。

应当说，行政不能这类行政行为在实践中大量存在，但并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立法界对此也未作明确反应，而执法、司法部门却已感受到行政不能所带来的压力了。如何认定行政不能的性质、如何评价行政不能的法律后果，以及如何处理行政不能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已然成了执法、司法部门的一大困惑。为了更好地认识行政不能，不妨分析一下行政不能的特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对“行政不能”的研讨，来说明这一行政行为模式的客观实在性，并将行政不作为以形成原因的不同分为行政失职、行政不能两类。同时也借分析“行政不能”，对当前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进行了批判，力求在行政法领域中建立起多元化的归责体系。以期通过理论与制度的创新，实现对民权的充分保障。

[关键词]行政不能法律责任归责原则

关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中外行政法学者已作了大量详尽的理论研讨。但随着行政法律实践的不断深化，总有一些新的行政行为类型从法律实践中凸现出来，要求学人们从理论上去认识、把握，并最终实现对新的行政行为类型的模式化，从而达到理论上不断丰富行政行为的科学体系，实践上能更加科学地去指导实务的目的。下面，笔者将对我们在实践中经常遇到，但并未从理论上加以系统研究的一类新型行政行为——“行政不能”作一下理论研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行政不能的概念及特征分析

（一）行政不能的概念：所谓行政不能，就是行政主体因不可归责于己的客观原因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法定作为义务的行为状态。现举一例说明之：甲被乙驾车撞伤，交警在接警后迅速前往案发现场，途中因暴雨毁坏道路未能及时到达，到达现场后，又发现事故现场已被刚刚发生的山体滑坡所破坏，交警部门已无法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交警部门不能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行为即为行政不能。

应当说，行政不能这类行政行为在实践中大量存在，但并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立法界对此也未作明确反应，而执法、司法部门却已感受到行政不能所带来的压力了。如何认定行政不能的性质、如何评价行政不能的法律后果，以及如何处理行政不能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已然成了执法、司法部门的一大困惑。为了更好地认识行政不能，不妨分析一下行政不能的特征。

本次“两会”上，政府机构改革成为代表委员聚焦的热点。3月11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两会”前，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事实上已经预示政府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两会”、乃至相当一段时间内社会关注的焦点。

这次改革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随着近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上层建筑已呈现与经济基础的某种不相协调。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其实，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某些与科学发展观相左的现象，与行政部门的思维和行为偏差有很大关系。对政府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变革，建立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才能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并且是继续思想解放、大力实施改革开放的重要载体。

这次改革的力度也非常大。在《意见》中，首次将政府改革目标定性为“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而“两会”上国务院提交的改革方案，则在以前五次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部委、简化和整合职能，以“快刀斩乱麻”的魄力建立大部门体制，彰显了国务院从自身做起、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这种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文明进程的改革，令人赞赏，也予人以希望。不过也应看到，国务院的自身改革只是这次改革的第一步，更艰难繁重的工作还在后头。现代行政管理体制是个系统工程，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该在上层、中层、基层全面推进，缺一不可。目前，地方尤其是县级机构臃肿、超编严重已经不是什么新闻，有资料显示，全国60%的行政超编人员在县级。这么多部门、这么多人员，只能产生职能交叉、权责脱离、推诿扯皮、滥用权力、财政赤字和效率低下的恶果。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从“三定”（定机构、定编制、定人员）到“机关人员分流”，我国已经先后进行了多次以县级为重点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这提醒我们这一改革的难度有多大。

但是又必须直面困难，迎难而上。因为所有的改革如果不在基层深化和巩固，那么其成果很可能微乎其微。前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受托说明改革方案时说，对地方改革不设时限。这与其理解为宽松，毋宁理解为对困难的充分估计。无论如何，有了思想解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利器，国民仍充满信心地盼望着，不仅是国务院，地方和基层政府也能通过改革，实现职能、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向的根本转变。

【摘要】：在具体行政契约制度中，行政主体的给付不能之类型不应完全仿民法之立法例，而应根据行政主体之特殊性，结合依法行政原则，将其给付不能区分为法律不能与事实不能两大类型。就法律后果而言，因行政主体在行政契约中的优越地位，故应使其负担更多的契约风险，以平衡行政契约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关键词】：行政契约行政主体给付不能法律后果

国内外行政法学者对行政契约的关注重点在于公法契约与私法契约的界分及行政契约的基本原则和宏观的制度构建上，很少有对行政契约具体制度问题的探讨。台湾学者吴庚认为行政契约不发达之原因在于：其一，与法律救济途径之结构密切相关，行政诉讼法上未能给予行政契约应有之途径；其二，在于行政契约之理论体系未能建立，助长了“公法遁入私法”之势。[1]因此，若要充分发挥行政契约之功能，必须对行政契约的具体制度之构建作深入的探讨。本文拟对行政契约履行时行政主体之给付出现给付不能之障碍时，在行政契约上应产生何种法律后果予以探讨，并尝试着对行政契约中行政主体之给付不能情况予以类型化。一个法律制度或规范之类型化乃该法律制度或规范成熟之标志。法律制度类型化之途径不外有演绎与归纳两大方式。演绎者乃从某一法律制度的核心概念开始，通过理性之思辨而假设各种情形，迨至周全而无遗漏后，再分别规范其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归纳者，反其道而行之，详察实务中各个案之情形，再寻其共同之处而为抽象之归类。除上述类型化方法之外，不同部门法之间，因其共性尚可采借鉴、类比之方法进行法律制度类型化之研究。笔者在本文中就拟采类比之方法，借鉴民法给付不能之类型，并结合行政契约之特点，尝试着对行政契约给付不能之制度进行类型化。

一、给付不能之概念

给付不能为民法中债务不履行之下位概念。按照民法的债法理论，所谓债务不履行，亦称不给付，意指未依债务本旨为给付，以满足债权之状态。不给付形态有两种，其一为债务人并无给付之行为，即不给付（狭义）。具体又包括给付不能、给付拒绝与迟延给付三种情形；其二为债务人虽有给付行为，但未依债之本旨为给付，即不完全给付之。[2]因此，给付不能为债务不履行之一种类型，意指债务人不能依债务本旨而为给付。此处所谓给付不能，系指依社会观念，其给付已属不能者而言，若仅给付困难，不得谓给付不能。给付不能在原德国民法典中曾作为给付障碍法的核心，将给付不能作为给付障碍的核心连结根据。在德国债法改革后，给付不能虽不再作为其给付障碍法上的核心连结根据，但仍在给付障碍法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德国民法典》第306条将以自始客观不能的给付为标的的合同规定为无效，故在德国法上必须要区分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以及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几种情形。除此之外，还必须区分全部不能与一部不能以及永久不能与一时不能等情形。[3]私法上区分各种不同类型的给付不能，并分别赋予其不同的法律后果。行政契约中给付不能之概念及其法律后果是否就可完全借用民法之规定？笔者认为，行政契约中给付不能之概念及其后果虽可借鉴民法的概念，但应避免简单的移植，尚须仔细斟酌行政契约给付不能之类型，并结合行政契约之特点，再分别规范其后果。

二、给付不能之类型

摘要:行政法属于公务员普法地位的特别规定。公务员在行政法中的地位,通过行政法关系体现。公务员在内部和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完全不同。在外部行政行为中,公务员既不是行政主体,也不是行政相对人,而是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人。但是公务员在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中具有主体地位。根据《行政监察法》有关规定,公务员的职务行为需接受行政监察。公务员是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但与诉讼主体的主体地位有很大差异。

公务员在行政法中的地位,通过行政法关系体现出来,行政法关系是指由行政法调整的,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主要有两类:行政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1]

一、公务员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地位

行政法律关系是指行政法在实现国家行政职能过程中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是行政主体之间以及行政主体与其它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行政法规范对一定社会关系(行政管理关系)调整后形成的特定的法律关系的总称。[2]按不同的标准,行政法律关系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如果以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隶属关系为标准,可以将其分为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和内部行政法律关系。

1.公务员在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外部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因外部行政活动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公务员在外部行政行为中,既不是行政主体,更不是行政相对人,因而不具有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而仅是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一的国家行政机关的人。因为:

第一,公务员不能成为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主体。行政主体是指享有国家行政权,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并能独立地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组织,要成为行政主体,则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行政主体必须是社会组织,而不能是个人,公务员本身是分散的个人,所以公务员就不能成为行政主体。二是该社会组织拥有国家行政职权,其行政职权可以是依宪法、组织法或其它法律、法规的授权。三是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行使行政权,即能在法律范围内依照自己的判断作出决定,命令,并以自己的职责保障这些决定和命令的实施,独立采取行政行为等,能否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是判断行政机关及其它组织能否成为行政主体的主要标准。四是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而能否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是判断行政机关及其它组织能否成为行政主体的一个关键性条件。公务员是从事公共行政活动的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因此不能成为行政主体。

行政管理工作是各类行政机构的一项经常性、主导性工作，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是行政管理的首要目标。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是指对行政机构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进行监督检查，看其是否认真贯彻执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是否认真、正确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是否努力为人民服务，是否降低了行政成本。具体内容包括，(1)是否依法依规办事。即在行政管理中是否执行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否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否按规定的程序办事，是否执行了内部行政管理制度。(2)是否完成计划。计划既是行政管理的指南，又是行政管理的目标，也是行政机构之间的一种定约形式。定约的执行情况就成为评价行政管理效能的一个重要标准。(3)是否合理。即在行政管理中是否合理地、有效地使用了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和条件，充分发挥了现有潜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取得了理想的行政管理效能。

一、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有效性

行政管理效能越来越多地成为考量行政机构行政能力的指标，但是由于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机制的缺位，行政机构进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存在着不科学、不合理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一是效能评估不及时，不能有效发现行政管理中出现的低效问题，不能及时对管理方案进行纠正和完善；二是效能评估不到位，不能评估到行政管理中的每个环节。评估了面上的工作，不能深入到点。或者正相反，评估了个别点上的工作，忽视了整个面的工作。

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选择的不恰当，往往是由于不能选择成本一收益比最低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为了更好地发挥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作用，就要提高行政机构科学决策的水平，就要设计更好的效能评估工作程序。以成本一收益为核心的绩效评估可以为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提供科学工具，有助于工作程序的科学化，有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能评估质量。通过成本一收益分析，一是对不同行政管理领域及相应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能选择具有最高净收益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的目标；二是对不同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的成本一收益比较，能选择行政管理成本最低、净收益最高的行政管理效能评估方法。

二、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

成本一收益分析是指以货币单位为基础对投入与产出进行估算和衡量的方法。它是一种计划方案，是预先做出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单位在进行经济活动时，都要考虑具体经济行为在经济价值上的得失，以便对投入与产出关系有一个尽可能科学的估计。成本一收益分析是一种量入为出的经济理念，它要求对未来行动有预期目标，并对预期目标的几率有所把握。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是一个普遍的方法。经济学可以用它来研究各种条件下的行为与效果的关系，探究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将成本和收益的概念推而广之，几乎可以无所不包，其他社会科学也可运用它来分析人的行为。

一、公私合作背景下行政法发展面临的挑战

行政法形式公私合作的方式，使得行政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公共行政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在法律完善的初期，人们在遵守着国家法律的同时也不希望法律过分的扩张，使得个人的利益方面受到损害。同时在社会的发展和需求不断的提升情况之下，行政手段开始倾向社会的福利活动方面发展，同时适应现代的发展状况。公共行政的方式由最初的法治国家的秩序行政和给付行政向着社会合作化的形式发展。由此可见，在公私行政的背景之下，主导行政的行政理论发生重大的变化，公共行政发生变迁，行政法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面临严峻的考验。传统的行政方式不能适应现代的发展现状，使得向着合作化的形式发展，政府职能下放，是的行政权力出现问题，导致行政法的约束能力相对下降［2］。

二、公私合作背景下行政法发展动向

(一)公私合作促进行政法当中的公法和私法的结合

在现代的公司合作的行政法背景之下，使用传统的管理强制性的单纯手段进行公司法的管理，已经不能够适应新时代新形式的行政法的发展，同时也不能够满足现代的行政任务上的需求。在行政任务的手段上发生变迁，逐渐的向着私法的手段发展。在传统的行政法当中与现代的私法进行相应的结合，使得行政法当中的公法性质发生转变。在相关的行政领域，相关的案件可以通过公法和私法进行定义，行政法在不断的发展当中不仅仅规范相应的公权力同时也开始对于私权利进行规范，使得行政手段更加的健全。在现代化的今天，行政法采取公私合作的方式进行行政业务的处理，看似相应的公共权力失衡。但是只要进行相应权利的有效控制，才能使得公私合作的方式进一步的发展。显然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的进程中，行政法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形式和新的内涵，行政法可以被理解为新型意义的行政合作法［3］。

(二)公私合作使得新型行政形式诞生

论文摘要

诉讼离不开证据，而证据要靠当事人来提供，而由何方当事人提供，是原告、被告还是第三人，不同的诉讼有不同的规定，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谁主张谁举证”，而行政诉讼法则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从表面上看，似乎对被告行政机关苛刻了一些，但实质上体现的正是法制公平。之所以有上述规定，是由行政诉讼的性质决定的，行政诉讼是对行政机关是否滥用权利的一种司法审查，一种限制。因为行政诉讼是审查被告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原告行为的合法性，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裁决时要依法办事，不能任意凭空裁决，裁决之前应先调查事实真相，即广泛收集证据，有了充足的证据，才能裁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裁决的合法性、公正性。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即然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在诉讼中应当举出证据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正确，否则将承担败诉的后果。同时，举证不是随意举证，应遵守一定的规则，比如被告承担应当举证的范围，即提供证据的范围，被告举证的期限一般情况下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后十日内提供。在诉讼中被告及其诉讼人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在某些情况下，原告应当负举证责任。

一、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依法行政

行政诉讼是指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第三人人等）参加下，审理的行政案件的活动。

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的活动，行政争议地区是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行政机关和公务员之间以及行政机关之间发生的各种争执，行政争议地区的范围广、种类多，行政诉讼解决的只是行政争议的一部分，主要是行政机关在对外管理中和相对人之间因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发生的证据，其他行政争议则依法由别的途径解决。

行政诉讼是人民法院运用国家审判权解决行政争议的活动，行政诉讼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展开，人民法院运用国家审判权对引起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作出裁判，从而达到解决行政争议的目的。

一、政府体育行政职能的含义

(一)现代政府行政理念的转变

当今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影响同一时期的行政法及行政法学的发展。“行政法在任何时候都是与当时流行的国家主导理论直接相关的”［3］。在21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行政理论是服务行政理论，管制行政理论已被取代，理论基础的变化决定了政府职能将会得到全面发展。新的公共服务理论理念的引入，使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从过去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新的公共服务理论要求政府:其一，政府的职能从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服务的对象是“公民”，而不能理解为“顾客”，是主动关注公共利益具有一定权力的公民;其二，社会管理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政府的管理手段也逐渐从行政型向法律型和经济型为主转变;其三，多种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初步形成。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管理型行政到服务型行政，管理的理念在发生转变，服务型政府的本质是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和出发点，所以，需要在不断提高对服务型政府行政认识的同时转变政府行政职能，重新研究我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确立政府的职能。

(二)现代政府体育行政职能的含义

政府体育行政职能是受原生性职能影响的一种再生性职能，它源于社会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变化，是相对稳定的一种动态平衡。政府新的体育行政职能再生，而原有的部分职能返还给社会，通过一个动态过程逐步形成社会体育管理需求与政府体育行政的相对平衡。政府的体育行政职能源于社会，随着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使政府的体育行政职能随之发生转变。目前，政府的体育行政职能中有一部分要调整变化，有新增政府体育行政职能，也要减少部分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减少的职能由非政府体育组织承担，但要依据非政府体育管理组织的成熟度，不能盲目地一刀切。社会环境条件好成熟度高，就释放部分政府体育行政职能，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对于社会或市场能有效解决的，应放给市场和社会。政府释放部分体育行政职能，同时又再生了新的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这就要求政府在释放体育行政职能的同时，要理清自身的职能，不能出现释放不够、再生过分的局面，形成行政职能沉积。具体地讲就是，政府释放了部分体育行政职能，成立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其目的是释放部分政府职能，逐步返还职能于社会，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在多年的实践中并没有理清自身的职责，并逐步发展成“二政府”的局面，并且在项目的推广方面职责不明，主要工作体现在经营奥运项目上，而项目自身体育文化的发展弱化。当今，服务行政的理念推动我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发展及行政观念的革新，从而导致政府职能含义的变化，致使政府体育行政职能内容需要重新界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体育文化的进步，人们对体育文化需求在不断地增多，这就要求政府重新考虑自身体育价值取向的定位，确定应当承担的职能，履行政府行政职能上的义务。所以，服务行政理念要求政府体育行政职能有三重含义:一是新的体育行政再生职能。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体育需求增多，社会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出现，就再生出必须由政府承担的职能。二是在政府体育行政中政府不能也不应该是全能的，政府要考虑自身的能力，摆正自身的位置，下放部分权力，服务公民。三是政府在确定自身能力的基础上，研究公共体育服务的内涵及供给的方式，承担本国体育全局发展宏观调整的重任。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体育行政职能受政治职能的影响极大，政府体育行政职能占据了体育管理的大部分空间，也就是政府集决策与执行于一身，这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时间短，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但随着今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就要求政府让空间于社会，将体育管理的部分公共职能返还于社会，同时又要承担社会产生的新的社会自身无法解决的职能，这是社会发展的需求。目前，我国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转变的关键在于两方面:一是调整政府体育行政与体育市场和体育产业的关系，在市场逐步成熟的基础上，把部分权力返还给产业，同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体育行政职能的重点应该放在市场不能做和做不好的地方，切实把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转变到宏观调控、制定体育产业政策、规范监督体育市场和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等方面上来，以推动体育市场、体育产业向前发展。二是调整政府与非政府体育组织的关系。在非政府体育组织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中，逐步下放转移部分权力，发挥非政府体育组织管理的积极性，而政府体育行政在把握全局的基础上，办好非政府体育组织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难点是如何把握社会环境条件发展的成熟度问题。释放政府体育行政职能需要社会条件的支撑，如果社会环境条件的成熟度把握得不好，就会出现机构臃肿、人员冗余、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这时政府又会向社会体育领域伸出看得见的手，干预社会环境。所以体育行政职能转变是长期的问题，总是在释放、再生、释放再生中寻找平衡。

二、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转变中的几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