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比例原则范文10篇

[摘要]：比例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行政法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该原则因其保护公民权利的功能而素有行政法上“皇冠原则”的美誉。但在我国，比例原则并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文在对行政法比例原则的渊源、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比例原则的法律地位、适用范围以及比例原则在行政法上的适用。

[关键词]：比例原则渊源适用

一、比例原则概说

（一）比例原则的渊源

比例原则，又称为禁止过度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行政目标的实现可能对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则这种不利影响应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二者有适当的比例。

比例原则着眼于法益的均衡，以维护和发展公民权为最终归宿，是行政法上控制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一项重要原则。

[摘要]行政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目的是为了规范、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而定的，目前大部分国家的行政法中都规定了该原则。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出现适用行政比例原则作为判决依据，但立法上却未将其明确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本文通过对行政比例原则的产生发展、概念的阐述以及与相关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辨析，提出我国确立行政比例原则中应注意的问题，以求教于方家。

[关键词]行政法比例原则合理性原则

引言

行政比例原则是为了规范、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而创立的一项行政法基本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国家应该以给公民及社会带来最小损失或者最大受益的方式来追求、实现其行政目标。近些年来，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日益扩张，行政比例原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我国的学术界对行政比例原则的关注也在不断加温。由于行政比例原则能够有效地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一些学者甚至将其与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等同起来，称其为行政法领域的“帝王条款”。1目前，已经有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在其行政法中规定了行政比例原则，而我国的立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的规定，但从现实的需要来看，无论是为了促进依法行政还是法治国理想的实现，我国都有必要早日确立行政比例原则。

我国的行政立法领域虽然还没有确立行政比例原则，但在行政司法领域，行政比例原则却早已经取得了突破。2000年，在“汇丰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1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判决中大胆地适用了行政比例原则，这虽然不是行政比例原则在我国司法领域的第一次亮相，但却意味着学者们鼓吹了多年、倡行于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比例原则终于得到了我国最高司法机构的认可。这不但会在案例指导的意义上影响下级法院对行政比例原则的适用，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未来行政立法尤其是行政程序法立法对行政比例原则的态度。

一、行政比例原则的产生和发展

[摘要]行政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目的是为了规范、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而定的，目前大部分国家的行政法中都规定了该原则。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出现适用行政比例原则作为判决依据，但立法上却未将其明确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本文通过对行政比例原则的产生发展、概念的阐述以及与相关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辨析，提出我国确立行政比例原则中应注意的问题，以求教于方家。

[关键词]行政法比例原则合理性原则

引言

行政比例原则是为了规范、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而创立的一项行政法基本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国家应该以给公民及社会带来最小损失或者最大受益的方式来追求、实现其行政目标。近些年来，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日益扩张，行政比例原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我国的学术界对行政比例原则的关注也在不断加温。由于行政比例原则能够有效地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一些学者甚至将其与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等同起来，称其为行政法领域的“帝王条款”。1目前，已经有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在其行政法中规定了行政比例原则，而我国的立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的规定，但从现实的需要来看，无论是为了促进依法行政还是法治国理想的实现，我国都有必要早日确立行政比例原则。

我国的行政立法领域虽然还没有确立行政比例原则，但在行政司法领域，行政比例原则却早已经取得了突破。2000年，在“汇丰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1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判决中大胆地适用了行政比例原则，这虽然不是行政比例原则在我国司法领域的第一次亮相，但却意味着学者们鼓吹了多年、倡行于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比例原则终于得到了我国最高司法机构的认可。这不但会在案例指导的意义上影响下级法院对行政比例原则的适用，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未来行政立法尤其是行政程序法立法对行政比例原则的态度。

一、行政比例原则的产生和发展

摘要：比例原则在规制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行政法》中并未规定具体的量化标准，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行政处罚目的偏差、行政处罚畸重或畸轻等问题，违背了行政处罚的公益性利益。因此，行政主体在实施处罚行为时不仅仅要遵循妥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性原则，更应当合理界定处罚动机、处罚目的和处罚结果之间的关系，切实做到行政处罚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相统一。

关键词：比例原则；行政处罚；合理化

一、比例原则概述

（一）比例原则的演进

德国学者奥托·迈耶最早提出比例原则这一理念，他在《德国行政法》中提出：“不得过度侵犯人权”。［1］而后，著名行政法学者弗莱纳又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构想，他认为：“行政机关只有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才可实施最为严厉的处罚手段。”1913年，德国学者耶律纳克又进一步提出了“适当性”原则。1950年德国制定的《行政执行法》和1953年制定的《联邦行政执法法》规定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比例应当适度。至此，比例原则的三个内涵层面得以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从制定到修改，一直都秉承“比例原则”精神，并在实践中不断指导行政行为。

（二）比例原则的内涵

一、比例原则的内涵

比例原则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比例原则是广义的比例原则的下位概念。文章以广义的比例原则作为研究对象来阐述比例原则的内涵。广义的比例原则包括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狭义的比例原则。第一，妥当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行为时，以法律为依据。行政机关所采取的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限于法律所预设的、所允许的目的。即法律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可见，妥当性原则就是需要行政机关根据立法背景、法律的整体精神、条文间的关系、规定含义等因素作出综合判断达到立法者的预期目的。第二，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少侵害原则。是指当行政权行使的时候，应尽量把对相对人的损害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也就是说，当有多种行政手段可供行政机关行使时，应当选择对相对人权益侵害最少的一种手段。可见，该原则的基本要求在于使用“必要的手段”，这种“必要的手段”可以理解为，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手段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所必要的且对相对人侵害最小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必要性原则所指的必要性是指“必要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必须要采取的手段，在可供选择的行政手段中对相对人的权益侵害最小，同时又能达到行政目的。第三，狭义比例原则，又称为相称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干预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即要适度。行政机关所要达到的行政目的与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干预需是相称的。具体而言，是指某项具体行政行为虽是为了达到行政目的所必要的，但实施该行政行为将损害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实现，且达到了较为严重的程度，那么该项行政行为的行使就违反了相称性原则。这就是说，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要在预期目的与可能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之间平衡，只有在行政目的重于可能造成的损害时，行政机关才能实施行政行为，否则，行政机关就要权衡，看是否有必要实施。

二、比例原则在我国适用

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尚处于较为空白的状态，多是翻译国外的著作，尤其是德国相关方面的著作。怎样使该原则更好的运用于行政法上，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思考。

(一)比例原则在行政法上适用

比例原则在行政权的运作上体现在行政手段与行政目的之间的关系，这是比例原则属性的体现。比例原则保障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的公正性，依比例原则行使行政权正是依法行政的体现。因此，行政行为需要遵循比例原则。在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中会面临各种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尽管这些利益并不总是矛盾和冲突的，但这是没办法避免的。要缓解这些矛盾和冲突，就要平衡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使各种利益之间形成一种适度的比例关系。这些冲突和矛盾包括很多，例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通常情况下，先前的利益重于后者的利益，行政目的也是侧重实现先前利益。当两者发生矛盾和冲突时，通常要求后面利益服从先前利益。然而依据比例原则，这种服从并不是绝对的。行政机关需要在两者利益之间进行平衡，衡量这些利益之间孰轻孰重，然后再行使行政裁量权。在判别两个利益时，如果后者的利益远远大于先前的利益，那是否需要牺牲后面的利益作为代价，来保障先前利益的实现。行政机关是否能在权衡的同时，探寻出一条既能实现行政权又不会损害后者利益的出路。如果二者的利益都能最大化，那么即是行政效能的最大化。如行政机关在处理房屋拆迁或者土地征收时，很可能会发现这些项目所要达到的行政目的更多的是空洞的，对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帮助不大，甚至有些没有。这样一来，先前利益与后者利益之间所要达到的行政目标远不成比例。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或者个人的利益换取这些虚无的工程，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应要求相对人无条件地以弱势群体利益或者个人利益服从行政机关所主张的“公共利益”吗?显然不是。相反，行政机关应当根据比例原则，衡量两者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取舍。

摘要：行政裁量权的不断扩张和对行政裁量权控制的不断加强，构成了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合理原则和比例原则就是两大法系各自发展起来的、实现对行政裁量权的有效控制的基本原则，它们使行政法从形式法治走向了实质法治。

关键词：行政裁量权；合理原则；比例原则

在早期的法治国中，行政权处于立法权的有效控制之下，“无法律则无行政”。这种严格法治主义使传统的行政法把行政裁量视为暴政的同义词，“法律终结的地方，便是暴政开始的地方”[1]（348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行政管理事务也日益繁杂，并越来越专门化、技术化。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已无法及时、全面、科学地对社会现实加以规范，行政裁量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而被作为提高行政效率、实现个案公正的有效措施积极地发展起来了。但行政裁量权的膨胀使传统的公法控制手段无法有效地制约行政权力，从而对行政法治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如何控制行政裁量权，便成为现代行政法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可以说，行政裁量权的不断扩张和对行政裁量权进行控制的不断加强，构成了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在谋求对行政裁量权进行有效控制的探索中，英美国家和大陆国家通过判例发展起了各具特色的审查原则，这就是英美法系的合理原则和大陆法系的比例原则。这两大原则有着相似的目的和发展过程，却又带有各自的鲜明特点，共同为现代行政法理论的飞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合理原则（principleofreasonableness）

合理原则存在的一个基本认识前提是：所有的权力均应受法律限制。“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制度中，无约束的政府裁量权是自相矛盾的命题”[2]（68页）。在英国，合理原则的历史可追溯至16世纪，1598年的鲁克案首开其端。水利委员会在修复泰晤士河的河堤后仅对原告鲁克课征修护费，鲁克因之提起诉讼，主张所有受益人应公平负担此修护费，而不能仅因原告的土地紧邻河流即令原告个人负担所有开支。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观点。大法官科克认为，虽然法律已授予水利委员会裁量权以决定修护费用课征的对象和数额，但裁量的过程必须依据法律并合乎理性。“裁量是一种用以区分真实与虚假、正确与错误、实体与影象、公平与伪装的科学，不能由行政机关按其自由意志和个人好恶来决定”[3]（395页）。韦德认为，这就是合理原则之滥觞。此后，又陆续有若干案例重申了鲁克案的精神，确立了行政裁量得由法院审查的先例。其审查基础是适当（sound）、公正（justice）等，还没有直接使用合理（reasonable）一词。直至1666年，法院在审查芬斯水利委员会案时，认为该委员会显然以不合理的程序作出行政决定，因此法院有权对其进行审查。这是首次使用“合理”作为审查行政裁量的基础。到20世纪上半叶，合理原则已相当成熟，法官们明确地将“不相关的考虑（irrelevantconsideration）”、“未考虑相关因素（failingtotakeaccountofrelevantconsiderations）”、“不合乎理性（irrationality）”“恶意（badfaith；malice）”等视为不合理。不过，至此时止，法院适用合理原则时仍然只注重裁量程序是否有瑕疵、有没有超越自然公正的程序性要求。在1948年的韦德内斯伯里案件中，才终于突破了这一界限。在这个案件中，法院并未发现行政机关有程序上的瑕疵，但格林法官认为，法院对于行政处分的审查，不但有形式审查权，而且有实质审查权。对于荒谬（absurd）的行政裁量，法院有权干预。这就是著名的“韦德内斯伯里不合理性”或“韦德内斯伯里原则”。传统英国行政法上的司法审查范围由是得以大幅度扩展[4]（180—185页）。

1968年的帕德菲尔德案为合理原则开创了新纪元。英美国家传统上采用“公共义务原则（publicdutyrule）”，认为行政机关仅对国家或公众而非对公民个人负有法律义务，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中，均否认公民对于行政裁量权的行使有介入请求权，从而当行政机关怠于行使裁量权时也不得向法院寻求救济。在帕德菲尔德诉农业、渔业和食品大臣的案件中，法官丹宁和里德认为：部长有权利更有义务正确行使裁量权以实现该法律的政策（thepolicyoftheAct），裁量权的行使并非不受拘束（notunfettered），乃有积极行使之法律义务，从而使英美国家也发展出了类似大陆法的“行政介入请求权”。丹宁大法官认为：“在我们的行政法中，此案是一个里程碑。”[5]（115页）。

1比例原则概述

行政法意义上的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使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比例原则具有实体和程度两方面的涵义。就实体而言，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行政权力的行使，不能给相对人造成超过行政目的之价值的侵害，否则就不合比例。实体合比例主要是从价值取向上来规范行政权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合理关系。就程序而言，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所采取的措施与要达到的行政目的之间必须具有合理的对应关系。由于任何实体性的结果都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而达到，所以程序合比例是实体合比例的保障，实体合比例是程序合比例的最终体现。比例原则是德国人奥托·麦耶(QttoMayer)在其《德国行政法》中最先揭示出来的。有人讲，:比例原则“如同民法之“诚信原则”一般，以帝王条款的姿态，君临公法学界，成为公法学上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许多国家如荷兰、葡萄牙、日本通过借鉴和吸收，将比例原则转化为适合本国的法律原则。

比例原则是从法治国原则中演绎出来的，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包含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

1.1适当性原则，又称适合性原则、妥当性原则，指行政行为对于实现行政目的、目标是适当的。也就是说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及方法应有助子行政目的之实现，否则即违反适当性原则。

1.2必要性原则，又称最温和方式原则，最小损害原则，指行政行为应以达到行政目的、目标为限，不能给相对人权益造成过度的不利于影响即有多种同样可达成行政目标之方法可供选择时，行政机关应选择对相对人权益侵害最小者，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否则即违反必要性原则。如税务部门有权扣押欠税者财产，若其可在扣押产品与扣押设备之间选择，则一般应选择前者，因为这对欠税者的损害相对较小，

1.3狭义比例原则，指行政行为的实施应衡量其目的达到的利益与侵及相对人的权益二者孰轻孰重。只有前者重于后者，其行为才具合理性，行政行为在任何时候均不应给予相对人权益以超过行政目的、目标本身价值的损害。此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任其所欲地行使其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有义务在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做出平衡，同时，行政机关必须避免采取一种对某一个人生活方式产生实质性负担的行为。如警察使用枪支的目在于制服犯人，若警察鸣枪示警后，犯人已畏服，则行政目的即已达到。此时，警察仍向犯人射击致其伤亡，则该侵害与行政目的不存在均衡关系，从而违背了狭义比例原则。

摘要：比例原则被誉为行政法的“皇冠原则”，是行政权运行的一条重要原理，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在制定一些行政法律时却往往疏于对此原则的应用或者关注，导致许多行政行为虽然是有法可依，但却无“度”可适，以致公众常抱怨显失比例的自由裁量无异于“无法可依”。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在此引介国外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以期达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Abstract：The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iswellknownas“theprincipleofcrown”inadministrativelaws，andalsoisoneimportantoperationtheoryofadministrativepower.However，foralongtimeweoftenignoredthisprinciplewhenmakingadministrativelaws.Therefore，administrativeactionswerecarriedoutaccordingtothelawsconcerned，yettheycouldn‘tbeadjustedtotheproperlimits.There’snodoubtthatcomplainsabouttheIMPROPERadministrativeactionsoccurred.Underthecircumstancesit‘shelpfultointroducethe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inforeignadministrativelaws.

Keywords：administrativelaws；administrativepower；the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policepower

德国行政法学鼻祖奥托。麦耶在其著名的《德国行政法》一书中，揭示了行政权运行的一条重要原理，即行政权追求公益应有凌越私益的优越性，但行政权力对人民的侵权必须符合目的性，并采行最小侵害之方法。这就是所谓的“比例原则”（亦称“适当原则”、“禁止过分原则”、“最小损害原则”等等）。比例原则是宪法与行政法的核心原则，它是通过考察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尤其是考察目标价值的实现不能过分损害公民的基本人身财产权利这一方面，来防止超限度地破坏利益与价值的均衡。比例原则源于正义的请求，它要求在保护与平衡的意义上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仔细进行斟酌，以得到较为合理的结果，避免过分的和错误的立法与行政决定，尤其是要具体斟酌国家与公民利益在冲突状况下的失衡度。比例原则就其功能是体现了平衡的正义，即用平衡目的与手段来体现法的正义。原则上说比例原则所包含的原则成分在许多法律领域，尤其在有法律限定条款的及立法者留有空间的范围均能发挥其平衡与保护作用。奥托。麦耶自己曾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的“皇冠原则”。我国台湾著名行政法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可比拟‘诚信原则’在民法居于‘帝王条款’之地位，所以，吾人称比例原则是行政法中之‘帝王条款’，当不为过。”［1］

行政法意义上的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除了有法律依据这一前提外，行政主体还必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来进行。行政法学中的比例原则具有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涵义。就实体而言，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行政权力的行使，不可给予相对人超过行政目的之价值的侵害，否则就不合比例。实体合比例主要是从价值取向上来规范行政权与相对人之间的合理关系。就程序而言，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所采取的措施与要达到的行政目的之间必须具有合理的对应关系。由于任何实体性的结果都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而达到，所以，程序合比例是实体合比例的保障，实体合比例是程序合比例的最终体现。

传统地讲，比例原则具有以下三层含义：

[摘要]比例原则是许多国家行政法上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学界通说认为，比例原则包含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行政法中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除了有法律依据这一前提外，行政主体还必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比例原则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行政法；比例原则；借鉴

19世纪以来，德国在行政法学中提出了比例原则，目前已为世界很多国家所采纳，但在我国尚未为人们所充分认识。本文拟在对行政法中比例原则的涵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探求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借鉴比例原则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渊源与内涵：比例原则概念之界定

比例原则的思想最早可追溯至英国大宪章的规定，人们不得因为轻罪而受重罚。19世纪，德国的警察法中首次出现比例原则观念，之后比例原则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德国行政法学者奥托·迈尔（Ottomayer）在1895年出版的《德国行政法》中，主张“警察权力不可违反比例原则”。1923年在同书第三版中认为，“超越必要性原则即违法的滥用职权行为”。20世纪初，德国另一位行政法学者弗莱纳（F·Fleiner）在《德国行政法体系》一书中用“不可用大炮打小鸟”的名言，比喻警察行使权力的限度。观念上倡行的结果是比例原则在法律上的体现。1931年的《普鲁士警察行政法》规定，警察处分必须具有必要性方属合法。同时该法第14条对必要性定义为：“若有多种方法足以维持公共安全或秩序，或有效地防御对公共安全或秩序有危害之危险，则警察机关得选择其中一种，惟警察机关应尽可能选择对关系人与一般大众造成损害最小方法为之。”此一立法例证，被德国各邦广泛采纳。[1]在司法实践中，当时的高级行政法院将警察采取的措施是否超过为实现目的所需的必要限度作为审查内容之一。随着民主、法制的发展，比例原则后来超越了警察法领域，被德国联邦法院赋予宪法地位，但其核心内容仍是行政成本应与行政效果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在合法的范围内，注意合理的比例和协调。[2]

比例原则的概念有广狭之分。狭义比例原则是广义比例原则的一个下位概念。对于广义比例原则含义，在学说及其用语上，不同学者并不一致。通说认为比例原则包含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我们可以称之为“三分法”。也有的学者主张“二分法”，认为必要性原则与合比例性原则两个子原则即已经能够表达比例原则的含义。[3]有的学者则提出“四分法”，将比例原则的内涵表述为符合宪法原则、有效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上的比例原则。[4]在此，笔者采用“三分法”，对“传统”比例原则的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及狭义的比例原则作一概述。

[摘要]比例原则是许多国家行政法上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学界通说认为，比例原则包含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行政法中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除了有法律依据这一前提外，行政主体还必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比例原则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行政法；比例原则；借鉴

19世纪以来，德国在行政法学中提出了比例原则，目前已为世界很多国家所采纳，但在我国尚未为人们所充分认识。本文拟在对行政法中比例原则的涵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探求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借鉴比例原则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渊源与内涵：比例原则概念之界定

比例原则的思想最早可追溯至英国大宪章的规定，人们不得因为轻罪而受重罚。19世纪，德国的警察法中首次出现比例原则观念，之后比例原则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德国行政法学者奥托·迈尔（Ottomayer）在1895年出版的《德国行政法》中，主张“警察权力不可违反比例原则”。1923年在同书第三版中认为，“超越必要性原则即违法的滥用职权行为”。20世纪初，德国另一位行政法学者弗莱纳（F·Fleiner）在《德国行政法体系》一书中用“不可用大炮打小鸟”的名言，比喻警察行使权力的限度。观念上倡行的结果是比例原则在法律上的体现。1931年的《普鲁士警察行政法》规定，警察处分必须具有必要性方属合法。同时该法第14条对必要性定义为：“若有多种方法足以维持公共安全或秩序，或有效地防御对公共安全或秩序有危害之危险，则警察机关得选择其中一种，惟警察机关应尽可能选择对关系人与一般大众造成损害最小方法为之。”此一立法例证，被德国各邦广泛采纳。[1]在司法实践中，当时的高级行政法院将警察采取的措施是否超过为实现目的所需的必要限度作为审查内容之一。随着民主、法制的发展，比例原则后来超越了警察法领域，被德国联邦法院赋予宪法地位，但其核心内容仍是行政成本应与行政效果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在合法的范围内，注意合理的比例和协调。[2]

比例原则的概念有广狭之分。狭义比例原则是广义比例原则的一个下位概念。对于广义比例原则含义，在学说及其用语上，不同学者并不一致。通说认为比例原则包含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我们可以称之为“三分法”。也有的学者主张“二分法”，认为必要性原则与合比例性原则两个子原则即已经能够表达比例原则的含义。[3]有的学者则提出“四分法”，将比例原则的内涵表述为符合宪法原则、有效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上的比例原则。[4]在此，笔者采用“三分法”，对“传统”比例原则的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及狭义的比例原则作一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