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保护范文10篇

第一条为了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中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政保护，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中根据互联网内容提供者的指令，通过互联网自动提供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内容的上载、存储、链接或搜索等功能，且对存储或传输的内容不进行任何编辑、修改或选择的行为。

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中直接提供互联网内容的行为，适用著作权法。

本办法所称“互联网内容提供者”是指在互联网上相关内容的上网用户。

第三条各级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对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实施行政保护。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依法配合相关工作。

第四条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对侵犯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适用《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

一、我国软件专利的立法选择与司法保护状况

1．诺基亚诉华勤案的特征

当前，我国的软件基本上都以授权许可的方式运行和使用。诺基亚诉华勤案作为我国第一件有影响力的软件专利侵权诉讼，很多IT公司都对此案高度关注，认为其反映了我国当前对软件专利的司法保护态度和状况。诺基亚诉华勤案具有如下特征。（1）案件直接涉及软件专利涉案专利的核心内容为：用户直接将需要传送的信息输入通信设备，通信设备检查用户输入内容的特性（文字、电子邮件符号@、图片等），根据检查结果选择信息传送方式传送信息7。根据涉案专利的内容可知，该专利不涉及通信设备硬件的改进，发明涉及的设备实施的步骤都是通过软件的运行实现。专利说明书中也多处提到通信设备实施的步骤由下载到设备中的软件实施8。（2）涉案专利符合专利法及审查指南的规定涉案专利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经过实质审查授予专利权；同时，该专利在侵权诉讼过程中经历了无效宣告审查，专利复审委员会对涉案权利要求的清楚、支持、说明书公开充分、新颖性、创造性等内容进行了审理，最后作出了维持涉案权利要求有效的决定。可见，涉案专利具备专利法和审查指南规定的授权条件，是合法、有效的专利。（3）涉案权利要求具有软件专利的普遍性涉案权利要求是采用方法步骤（计算机流程）限定的产品权利要求。对于计算机产品权利要求，审查指南只要求按照反映计算机流程的方法权利要求一致的方式撰写装置（产品）权利要求，这种装置权利要求应被理解为实现程序流程各步骤建立的功能模块，不应被理解为通过硬件方式的实体装置，也不要求在说明书中对硬件装置进行描述9。涉案权利要求为产品权利要求，其采用与方法权利要求一致的产品权利要求的撰写方式；涉案专利不涉及硬件改进，所以并未在说明书中描述硬件结构，涉案专利权利要求及说明书的撰写符合审查指南的规定。涉案专利中产品权利要求的撰写采用审查指南要求的通常方式。目前大量的软件专利申请按照涉案专利的方式撰写，并获得授权。（4）涉案专利没有获得司法保护涉案专利在寻求侵权司法保护时，法院没有将涉案专利与被控侵权产品进行对比，直接认定侵权不成立，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权利要求7是产品权利要求，撰写方式是在方法步骤特征前附加“被配置为”进行限定，在文义上应该将“被配置为”理解为使具备或达到其所限定的执行某一步骤的功能或效果。然而本专利说明书中只涉及方法、步骤或者功能，而缺乏对装置本身的描述。一审法院查看说明书全文，仍然不能发现关于装置本身如何“被配置为”的具体实施方式。因此，原告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结合说明书仍然不能确定。无需对其进行侵权比对，可以直接认定侵权控告不成立。

2．该案体现出我国软件专利立法选择与司法保护的冲突

目前，我国软件专利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我国专利法认可了软件的专利保护地位，同时在审查指南中专门列出一章对其撰写要求作出详细规定；另一方面，经过实质审查和无效程序确认符合专利法和审查指南规定的专利权，却被法院认定不能确定保护范围，无需进行侵权比对，直接认定侵权不成立。可见，目前我国软件专利存在立法选择和司法保护的明显冲突，一项符合专利法及审查指南规定的专利权，可能在寻求侵权司法保护时，权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得不到法院的认可。事实上，软件专利技术公开、激励创新和抑制竞争、增加社会成本方面的关系，一直是困扰立法者的成本效益命题。同时，应该给软件专利设置怎样的撰写规则，以实现权利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也是立法者需要考量的问题。在当前的立法者已经给出了明确的价值选择，同时通过审查指南规定了具体撰写要求时，符合专利法和审查指南要求的软件专利就应该得到社会认可和司法保护。在软件专利获得授权时，公民便获得了该项财产权利，在寻求司法保护时，被司法机关判定权利不具有保护范围，相当于变相架空甚至剥夺了该项财产权利。立法选择后的软件专利财产权无法获得司法保护，这体现了在软件专利上两者的冲突和不协调。

二、我国软件专利司法保护的社会影响

【摘要】版权行政保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确立的与司法保护并行的版权保护的主要方式之一。基于版权行政保护的有限性，充分发挥版权行政保护的优势和《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对版权行政保护进行边界设定，构建其与司法保护的衔接机制十分必要。采取行政裁决机制和司法保护之间的有效衔接、严格规定版权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转换的标准，以及构建版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之间的综合协调机制等措施，可有效构建版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之间的科学衔接机制，促进版权保护整体效能的提高。

【关键词】《著作权法》；版权；行政保护；司法保护；衔接机制

行政保护较司法保护具有更强的专业性、主动性以及更丰富的经验，因而具有更高的保护效率，成为当前我国版权保护的主要方式。然而，从法理学的意义上来讲，行政资源和行政权力的有限性，决定了版权行政保护的有限性，版权的行政保护必须符合有限行政的理念，为其设定相应的边界。另外，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我国对版权的保护同时包括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两种方式［1］。版权行政保护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只有设定了版权行政保护的边界，司法保护的边界才会明确，两者才能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实现顺利衔接。因此，从法理逻辑和法律规定上确定版权行政保护的边界，以此为基础，针对当前版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之间衔接存在的问题，为两者之间的密切配合和相互促进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对于版权行政保护作用的充分发挥具有重要意义。

一、版权行政保护的边界设定及其与司法保护衔接的必要性

我国的版权行政保护开始于1985年成立国家版权局，经过30多年的发展，当前的版权行政保护已经具备较为丰富的经验，拥有专业性较强的执法队伍，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促进版权保护的成绩。然而，在版权保护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日益增加的现代社会，现有的以行政保护为主的方式已不能满足充分促进版权保护的需要，由此，现行《著作权法》在强调行政保护的同时还设定了司法保护。根据当前《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版权保护的具体情况，为版权行政保护设定必要边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与司法保护衔接的相关机制，对版权行政保护的健康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讲，版权行政保护的边界设定及其与司法保护衔接的必要性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版权行政保护的有限性。相对于司法保护，版权由于行政保护的专业性更强、效率更高，保护方式也更灵活［2］，因而能对版权的顺利实现起到可靠的保护作用。然而，行政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版权行政保护在法理逻辑上的有限性。为了使有限的版权行政保护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和合理的利用，就必须为其设定相应的边界。版权行政保护边界的设定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应当充分发挥版权行政保护在专业和效率方面的优势，将适合版权行政保护的领域，如行政惩罚、行政管理和行政裁决等纳入版权行政保护的范围内，这意味着适合版权行政保护的领域不便被纳入司法保护的范围；另一方面，必须防止版权行政保护的过度扩张［3］，防止其进入不利于其发挥作用的版权司法保护领域，导致版权整体保护效能的降低。版权行政保护边界的设定同时意味着版权司法保护边界的设定，要保证两者之间的密切配合和协调，必然产生对两者顺利衔接的要求。2．充分发挥版权行政保护优势的必然要求。1985年，我国成立了国家版权局，并开始了版权行政保护的历程。事实上，在1990年《著作权法》制定并施行之前，版权行政保护是我国版权实践中唯一有效的保护方式［4］。《著作权法》颁布之后，虽然其规定了版权司法保护的方式，但是版权行政保护仍然作为《著作权法》规定的主要版权保护方式之一，得到了法律的进一步承认。我国当前已经建立了包括国家和地方两级版权管理机构，同时还包括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专业高效的版权行政保护执法体系。版权行政保护已经成为我国版权保护制度的重要优势和特色［5］。然而，要充分发挥版权行政保护的优势，就必须为其设定明确的边界，并与版权司法保护之间形成良好的衔接，使其在合理范围内的行政执法权力得到相关法律的明确支持和承认。3．《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对版权行政保护的具体规定。《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了版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并行的版权保护方式［6］，并分别对版权行政保护的范围和司法保护的范围进行了规定。在法治社会建设日益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按照《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版权行政保护是依法治国理念的基本要求。因此，在版权行政保护的实践中，必须严格按照《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设定版权行政保护的具体界限，并与司法保护之间形成良好的衔接机制，为法治建设的顺利开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版权行政保护的边界及其与司法保护之间衔接的问题表现

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冲突的表现

（一）直接冲突

1.私权保护中的直接冲突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首先侵犯的是权利人的财产权，行为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请求。同时，我国法律还规定，当事人针对《专利法》第11条规定的“未经专利人许可，不得实施”的一般侵权行为和《专利法》63条规定的“假冒专利”行为a以及《商标法》第57条规定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等侵权行为，除了向法院起诉外，还可以请求行政机关进行处理。b此时可能出现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对同一问题作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导致二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见图1。图1该类型冲突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侵权行为发生后，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依专利法或商标法规定先请求行政管理部门介入处理，后者作出了不构成侵权的认定。随后，权利人未提出行政诉讼，而是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请求。此时，法院仍须就当事人诉讼请求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c很有可能作出侵权成立的判决结果，这与行政机关裁决结果互相矛盾，产生了直接冲突，见图1-1。图1-1第二种情况：根据我国专利法和商标法规定，行政部门作出侵权认定后，还可以就侵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即，针对赔偿数额提出的诉讼是民事私权救济程序，而非针对行政机关所作侵权认定的司法审查。但司法程序中仍应当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这就很有可能出现法院最终做出不构成侵权的判决，与行政裁决结果互相矛盾，产生了直接冲突，见图1-2。图1-2第三种情况：在不同地域发生同一侵犯知识产权私权行为时，可能出现当事人在A地向行政管理部门请求处理，在B地却是向法院提出诉讼的情况。即，发生行政与司法权力同时介入同一侵权行为的情形，这两机关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独立进行处理和裁判后，很有可能出现最终行政决定与司法裁判相矛盾的情况，见图1-3。

2.公共利益保护中的冲突

知识产权同时还兼具有公益性，因此某些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不仅对权利人的私权造成侵害，还可能蒙蔽和误导消费者，扰乱正常市场经营秩序和知识产权管理制度。这些侵权行为兼具民事侵权和行政违法的双重性，侵权行为人要受到民事和行政的双重制裁。即，发生上述侵权行为时，法院可以受理权利人的民事诉讼请求，行政机关也可以依法主动介入，代表国家对扰乱秩序、破坏公共利益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进行处理。《专利法》第63条、《商标法》第61条、《著作权法》第48条均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此外，因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的性质、职能范围、所要解决的问题完全不同，这两个程序中的法院与行政管理机关彼此独立地对侵犯知识产权的事实进行认定，很可能出现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对同一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作出截然相反的决定，产生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直接冲突，见图1-4。

摘要:近年来对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工程建设活动对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的破坏案件很多，这方面的行政执法也逐步加强。据了解，在该活动中，柔性行政行为的运用十分广泛，本文从行政法角度出发，对柔性行政行为进行分析，并提出其在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现实困境，提出制度化的解决路径。

关键词: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保护;柔性行政行为;制度化

一、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法律关系梳理

地震监测设施包括地震台站监测设施、地震遥测台网设施和其他地震监测设施。地震观测环境是保障地震监测设施正常发挥工作效能的周围各种因素的综合。［1］然而地震监测信息准确、及时、连续、可靠，是进行震情监测和预测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保护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是开展地震事业的基础保障。

(一)法律关系主体

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的行为，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个人。在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保护的行政执法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是指具有国家行政职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防震减灾行政职权，并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行政机关或接受授权委托的组织，在本法律关系中即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行政相对人是被管理的一方，与行政主体相对。从甘肃省地震局的执法案例来看，行政相对人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业主。第二，地方政府重点工程或带有政府计划性质的一般建设工程。第三，企业业主或村委会、个人。［2］从甘肃省地震局的执法案例来看，对地震监测设施和观测环境影响主要是由于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城乡规划。

●据了解，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行政许可法草案中已经引入了信赖保护原则。大致内容是：在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事实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允许行政机关根据公共利益需要而依法撤回、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但应当对由此给相对人造成的财产损失依法给予补偿；行政机关对于相对人无过错取得的有瑕疵许可，如果相对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明显大于撤销行政许可所要维护的公共利益的，则不得予以撤销。

●行政许可法草案还在立法机关审议之中，其中有关信赖保护原则的内容是否有所修改以及作了何种修改，目前尚不得而知。如果缺失信赖保护原则，行政许可法的创新意义必将大打折扣。

信赖保护原则的精髓解说

信赖保护原则起源于早期的“不准翻供”原则，二战以后在世界许多国家行政法治实践中提到广泛认可和运用。其中德国对信赖保护原则的贯彻最为到位，因而该国又被称为信赖保护原则的母国。

信赖保护的内涵何在？

德国学者何意志这样概括：“撤销违法行政为必须区分负担性和授益性行政行为，对于违法的负担性行政行为，在其相对人已经不可诉请撤回之后，行政机关仍得全部或一部分撤销之。但对于确认权利或法律利益的行政行为原则上不可以撤销，这是因为受益人对此行政行为的信赖应受到保护”。何氏还进一步强调：“在这种情况下‘信赖保护’原则高于‘法律优先原则’”。

一、建立行政信赖保护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有关市场经济的许多问题也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信用经济的观念正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安全性、稳定性、秩序性，否则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这就进一步要求每个市场主体都必须以诚信为本，讲实话、办实事，遵守信用。俗话说，“人无信而不立”。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在某种意义上，信任作为市场经济的润滑剂，决定了经济实体的规模、组织方式、交易范围和交易形式。

广义的信用是指社会主体之间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价值取向，它既是私人交往的起码准则，也当然应是政府和公民关系的准则。“无恒产者无恒心”，如果政府不能保护公民正当的信赖利益，公民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在交易中就会层层防范，交易成本就会激增，经济效率很难提高。信用可以视为一切文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立足点和归宿。可以这样说，信用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经济制度就贯彻到什么程度，法治就进行到什么程度，体制的效率就达到什么程度。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不讲信用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信用缺失不仅表现为市场参与者存在着失信行为，而且在政府及执法者中也存在着信用低落现象。信用缺失，尤其是政府信用缺失正严重制约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影响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环境，也使广大公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障碍我国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当前我们必须整顿和规范信用秩序。而在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信用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所以，当前整顿和规范信用秩序，应把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构建诚信政府放在首要位置。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经验，确立信赖保护原则，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是建设诚信政府的一项有力举措。

二、行政信赖保护的基本内涵及其功能

行政信赖保护肇始于德国行政法院判例，后经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的效仿、继承与发展，现已成为大陆法系行政法之一般原则和宪法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虽没有明确提出信赖保护的概念，但却提出了与此类似的制度，如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确立的合法预期的制度，美国的不得翻供制度等。

内容摘要：著作权的行政保护是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一大特色，然而却缺乏必要的基础和合理性，造成了一定的问题。本文就我国著作权行政执法方面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为著作权逐步用司法保护来代替行政保护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著作权行政保护现状研究司法保护

著作权的行政保护是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一大特色。参与我国著作权法制订与修改的沈仁干先生曾经指出：“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处理侵犯著作权行为，可以说是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的一个特点”。立法者当初期望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执法迅速建立起便捷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所以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了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双轨制”，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以希望加强对著作权的行政保护，实现在全社会迅速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观念。行政机关在打击盗版、查处侵权方面的确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多“成绩”，然而行政执法实践掩盖不了中国著作权行政保护背后的法律困境。

现状研究

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依法对某些严重的侵权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现阶段在宣扬行政执法是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特色的同时，也应当冷静地检讨我国扩大膨胀著作权行政管理的得失。在著作权的保护上我国存在偏重行政执法忽视司法保护的倾向，没有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虽然社会上盗版违法行为愈演愈烈，但法院受理的民事刑事案件均不多，公安局立案侦查的版权犯罪案件更是凤毛麟角。这种规定已经成为阻碍现行著作权保护制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就我国著作权行政保护中的有关问题提出建议。

（一）我国著作权行政执法的正当性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药品行政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依照条例履行药品行政保护职能的行政机关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第三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设立药品行政保护办公室，具体承担以下职责：

（一）受理和审查药品行政保护申请、药品行政保护撤销申请、侵权处理申请；

（二）提出授权或驳回的意见；

著作权的行政保护是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一大特色。参与我国著作权法制订与修改的沈仁干先生曾经指出：“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处理侵犯著作权行为，可以说是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的一个特点”。立法者当初期望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执法迅速建立起便捷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所以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了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双轨制”，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以希望加强对著作权的行政保护，实现在全社会迅速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观念。行政机关在打击盗版、查处侵权方面的确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多“成绩”，然而行政执法实践掩盖不了中国著作权行政保护背后的法律困境。

现状研究

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依法对某些严重的侵权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现阶段在宣扬行政执法是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特色的同时，也应当冷静地检讨我国扩大膨胀著作权行政管理的得失。在著作权的保护上我国存在偏重行政执法忽视司法保护的倾向，没有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虽然社会上盗版违法行为愈演愈烈，但法院受理的民事刑事案件均不多，公安局立案侦查的版权犯罪案件更是凤毛麟角。这种规定已经成为阻碍现行著作权保护制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就我国著作权行政保护中的有关问题提出建议。

（一）我国著作权行政执法的正当性

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著作权一直被视为一种普通的民事私权。首先，从著作权的内容可以看出，著作权主要为财产权和人身权，其权利关系主要发生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既不属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的范畴，也不是通常具有隶属关系为特征的行政职权。它是一类民事主体享有的一种财产权和人身权的综合体，其既具有民事权利最一般的特征，又具有显而易见的“无形资产”特性。

其次，我国著作权法的争议与纠纷处理机制上，规定除依照刑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和行政争议要依照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处理以外，其余都为民事性质的纠纷，需要提起诉讼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进行。这样界定了著作权纠纷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