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范文10篇

一、行政忠诚的内涵及必要性

行政忠诚指的是行政主体对上级权力主体和更高价值主体的服从、尽责和尊崇。忠诚行为的出发点是服从，服从上级和组织的意志和政令，按上级及组织的要求和方针办事，不违抗、不推诿。同时，这种服从不是消极的，而是真心实意地去执行上级和组织的指令，尽责尽力实现上级和组织的目标，全心全意地去维护上级和组织的权威。

作为一种行政的行为规范，忠诚是行政组织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内在要求。行政组织系统是一个有序的等级结构，它是通过逐级授权而形成的上下权力统属关系系统。下级的权力来自上级授权，下级的职责是完成上级确定的目标。在这种科层官僚组织结构中，上级与下级的地位是单向的，不可逆的，上级处于主导地位，下级处于从属地位。行政组织和治理方式这种特定的性质，必然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员工应该尊崇领导。从组织学的角度看，在行政组织关系内，行政人员是作为组织的一个角色而存在的，而不是一个自然人或公民。它是组织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或者说是组织实现其目标的工具，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当然，这并不否认行政人员作为个人具有的独立人格和作为公民拥有的权利，只是当他作为行政组织中的一个角色去处理与行政组织和上层的关系时，他（她）只能去服从和忠诚于组织，而不能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否则，行政组织系统就无法维持，行政人员也就丧失了作为行政角色的存在价值。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经以权力效应的“双峰对称”理论解释个人服从的理由，并说明服从对实现行政目标的重要性。“双峰对称”理论认为，“组织只有赢得内部对其目标的服从时才能赢得外部的服从。其外在权力的大小和可靠性取决于内部服从的程度”。［1］因此，组织系统中的个人服从是有效行使权力的基本保证，个人的从属地位是权力效应的决定性因素。自上而下的等级次序是组织高效运行权力所必需的，也是政府实现组织目标的必要保障。根据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力所形成的‘双峰对称’是一个组织有能力让人们服从其目标的首要条件”。［2］行政人员作为个体，或者作为下级，其基本职责与任务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的角色只是组织机构整体安排中的一个分子。“个人要服从组织的共同目标，这种对内实行的权力就使组织有能力在外部强调自己的意志。内部对外部起关键作用。这是行使任何组织权力的一个永恒的特征。”［3］在组织的协作体系中，个人的基本角色只能是服从与效忠。

二、行政忠诚困境的产生及其原因

可以说，行政忠诚不论对于行政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行，还是对于行政人员自我价值的实现，都是很重要的。然而，人们在具体履行忠诚义务时，却常常陷入忠诚与道德自主性相冲突的伦理困境。

一、行政垄断的界定

尽管早在1993年制定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就已经对行政垄断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尚没有对行政垄断做出明确和权威的界定。目前学界对于行政垄断的概念争议也颇多，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点：

一是“行为说”，即行政垄断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使某些企业得以处于垄断地位和限制竞争，而滥用行政权力干涉、限制或者排除其他企业合法竞争的行为。1二是“状态说”，该说认为行政垄断是具有行政属性的垄断行为，它是指由政府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的作用而形成的垄断。2三是“状态行为说”，即行政垄断是指凭借着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滥施行政行为，而使某些企业得以实现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和行为。3

虽然在定义上学界还存在着争论，但多数学者认为，行政垄断是与经济垄断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由法律或政府行政权力直接产生，或者因行政权力的滥用而产生的，并受到行政权力支持和保护。它具有如下特征：

1、行政垄断是一种政府行为。经济垄断是凭借企业自身的经济实力形成的，而行政垄断则是凭借着政府的行政权力产生的。如果没有政府行政权力的介入，就不可能出现行政垄断的后果。

2、行政垄断是一种地方政府或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的行为，而不是中央政府的行为。行政垄断和国家垄断虽然都是由政府的行政行为引起的，但二者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行政垄断由于以行政强制力为后盾，通过具有普遍约束力力的政府规章，部门规章、命令、决定、决议等抽象行政行为来限制和排除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从本质上说，行政垄断是一种比较经济垄断影响更广泛、更持久，危害更严重的不法行为，其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的统一、全面开发为基本前提，然而，行政垄断凭借行政强制力，以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的区域利益为出发点，分割市场，垄断经营，形成横向的地区经济封锁和纵向的部门垄断，直接阻碍和破坏全国性统一和开放市场的形成，造成社会各种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建设，从根本上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持续发展，以改善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

（二）阻碍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行政垄断以行政权为后盾，在现今行政权日益膨胀，其影响无孔不入的当今社会，实施行政垄断的部门，行业无疑占有了先天的优势，再通过地区性歧视待遇和部门性差别待遇等行政手段，直接阻碍企业之间，公民之间的自由和公平的竞争，与市场经济的竞争精神相悖，从而在一定的商品服务等交易领域限制甚至排除竞争，对公平竞争秩序造成了破坏性的恶劣影响。正如学者陈志成所说：“行政垄断是一种‘圈地式’的，排他性的特殊经营，在其垄断领域实施了市场禁入，通过种种排他性控制，阻止竞争对于（含潜在对手）的进入，妨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①

（三）滋生腐败，败坏社会风气。行政垄断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一定部门或一定地区的利益，它实施的负面影响之一便在于限制或排除竞争，扶植企业的依赖性，使企业不再把精力放在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科学管理以提高生产效率或服务质量以进行正当、合法的竞争，而是将大量的时间、精力、费用用于游说和行贿，以一定的代价希冀得到行政主体的庇护和倾向性的政策，维护本企业在低水平下发展，这就必然产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既损害了行政主体应有的权威性和廉政形象，也使社会上群起效仿，败坏良好的社会风气。

（四）行政垄断严重侵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行政垄断的典型表现为：凭借行政强制力，人为控制产品生产和供给数量，固定相应的服务供应商，制造有利于自己“卖方市场”状态，维持大大高于竞争性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垄断性价格，攫取超额垄断利润，衍生一定的“特权阶层”。以损害“全社会”绝大部分人的利益来维持少数人的“特利”。凭借强制性的成本转移和不公平的价格损害公众消费者利益。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对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具有知情权，选择性和平等交易权，但在行政垄断面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被限定，丧失了自由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个人消费自由被剥夺，人们往往迫于形势只能选择“唯一”的“选择”，这侵害了公众的人身权益。德国学者路德维希·艾哈德认为“消费者的自由……是任何人不约侵犯的基本权利”。侵犯了这种自由，“应当算是一种反社会的暴行”。②

（五）行政垄断加剧了社会不公，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违背。社会主义不是同时富裕，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的收入差距允许存在，但这要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凭借个人能力、学识及作出的贡献而体现的个人价值的差距，而不是凭借行政强制力所形成的行政垄断使有关部门和个人在非公平竞争的条件下获得高收入，高利润。在2001年人代会期间，朱镕基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还存在较严重的垄断问题，还形象地用“银行加‘证（券）保险’，两电（电信、电力）加烟草，石油加石化，扫地的拿得不少”这句顺口溜说明了我国存在的行政垄断所造成的高利润、高收入行业（部门）。③行政垄断实施的主体借助行政权力对资源进行瓜分和占有，剥夺广大消费者利益而获得高额利润，从而实现本行业、本部门、本地区的利益及其成员达致利益最大化。（六）行政垄断导致低效率，阻碍经济发展。“与秩序、正义和自由一样，效率也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美德。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社会，自由的社会、公正的社会，也必须是高效率的社会”。“既然效率是社会的美德，是社会发展基本价值目标，那么，法律对于人们的重要意义之一，应当是以其特有的权威性的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方式，实现效率的极大化”。④行政垄断实施者往往以为了提高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效率为借口实施其行为，但实质上，行政垄断不仅会浪费资源，导致经济福利的减损，同时也使规模经济效应难以形成，造成经济效率的低下。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西方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理论认为：如果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过程予以分配，那么就会导致人为的资源短缺，并诱发人们寻求这些短缺资源的活动，这种活动对社会的损害往往大于租金获得者的收益。行政垄断对经济效率的损害，还表现在行政垄断阻碍了规模经济的发展。发展规模经济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我国却由于地区封锁、部门分割等行政垄断行为阻碍了我国规模经济的发展。首先，行政垄断使企业免受竞争的压力，不但产品市场配置低效率，而且还产生了另外一种类型的低效率，即免受竞争压力的厂商明显存在超额的单位生产成本，即经济学上所称为“X效率”。使企业难以通过自身积累实现规模经营。但国外的X效率常产生于规模较大的企业，而中国企业的规模普遍不大，却由于有行政垄断的存在，垄断地区、部门缺乏竞争，因而根本就没有竞争压力，没有创新的动力与热情。其次，行政垄断使企业的经营活动局限于狭隘的市场范围，企业缺少规模经营所需的外部条件。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范围和市场容易限制劳动分工和企业规模大小，只有当对某种产品的需求随市场范围的扩大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能实际出现，大规模生产经营才有实际存在的经济意义。简言之，规模经济的成长需要以较大的市场范围和市场容量为前提条件。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全国市场统一起来，那么我国国内市场的范围是广阔的，市场容量也非常巨大，完全可以形成规模经济。然而，由于行政垄断的分割和封锁使全国形成了若干互相隔离的小市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只能局限于本地区、本部门狭隘的市场范围内，无法吸引到规模经济所需的巨额资金，原材料和能源，更谈不上“跨界”流通，销售和企业扩张。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和关键。"十五"期间，特别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以来，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顺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法治政府的形势要求，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一法三规"和地方法规，坚持以人为本和依法行政的执政理念，积极探索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制建设的规律和有效途径，依法行政取得了重要进展。"十一五"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做好新时期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必须进一步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依法行政。为此，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制定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依法行政"十一五"规划。

一、"十一五"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依法行政工作指导思想、工作目标

指导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十六大、十六届六中全会和中央《决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总体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理念，推动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全面履行法定职责，改革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制，提高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干部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维护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为实现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主要工作目标：深入贯彻十六届六中全会和中央《决定》精神，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体系，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十一五"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要着力建立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公民权益保障机制和计划生育行政监督机制，力争到2010年率先实现部门工作法治化。

二、"十一五"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依法行政主要任务

（一）树立以人为本理念，创新行政管理手段，全面、正确贯彻落实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

前些日子，媒体报道了这么一个事件：2006年4月3日，湖南省常宁市荫田镇爷塘村农民蒋石林以一个普通纳税人的身份，以“财政局超预算、超编制购买豪华轿车”为由，将常宁市财政局告上法庭。4月10日，经审查，常宁市人民法院立案庭作出了《行政裁定书》并送达蒋石林。《行政裁定书》说“起诉人蒋石林所诉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符合起诉条件，故法院不予受理。”

蒋石林的勇气可嘉，表明了公民意识的逐渐觉醒，并为探索行政公益诉讼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些都得到公认。然而现在媒体对于这一事件的讨论焦点，已经转向为对于财政支出这种行为能否以诉讼的方式提出并且是否可以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范畴。

从实然角度也就是从现行法律规定上讲，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就是说原告与行政机关具体的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所以说我们国家并没有建立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而对行政机关起诉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因此，法院驳回蒋石林是合法的。但存在并不见得是合理的，从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来看，行政公益诉讼是一种通例，西方法治国家中的大多数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都建立了行政公益制度，在英国行政公益诉讼在英国被称为“以公法名义保护私权之诉”，指检察总长在别人要求禁止令或宣告令或同时请求这两种救济时，为阻止某种违法而提起的诉讼；德国于1960年颁布的《德国法院法》专门确立了公益代表人制度，即由联邦最高检察官作为联邦公益的代表人，州高等检察官和地方检察官分别作为州和地方的公益代表人并由他们以参加人的身份参与联邦最高行政法院、州高等行政法院以及地方行政法院的行政诉讼，并享有上诉权和变更权。因此，从应然的角度也就是从合理性上讲，行政公益诉讼是有先例可循的，是可行的。现在的问题是，公民个人提起国家机关违规使用财政资金此类的行政公益诉讼合理吗？在笔者看来，提起这种行政公益诉讼值得商榷。

从诉讼经济的角度上讲，是不支持公民个人提起国家机关违规使用财政资金此类的行政公益诉讼。司法是需要成本的，而司法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在诉讼中必须讲究成本与效率，讲究诉讼经济，司法资源要尽可能地运用到最需要保护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公益诉讼应当主要运用于那些对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有直接而迫切的危害的行政机关的行为，并且往往是公民穷尽其他形式无法得到救济的诉讼中。比如：一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而公民无任何救济手段，这时可以直接对该行政机关提起诉讼；二是公民针对行政机关本身或者其的监督者提出了建议，该行政机关或者监督者不作为，公民可以针对该行政机关或作为监督者的行政机关提起诉讼。比如前些年浙江省余杭农民陈法庆为了让家门口的河水免遭污染，让矿区居民摆脱粉尘、噪声的困扰，在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无效的情形下，两次把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告上法庭，这种行政公益诉讼值得期待。而国家机关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此类行为，是一种对国家利益不是有直接而迫切的危害的行为，不是不马上纠正就无法挽回损失的行为，并且针对这种行为有相应的监督者---如审计机关，那么公民完全可以向审计机关提出要求审计的要求，当审计机关不作为或者公民认为审计行为违法时，可以针对该审计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从公民监督政府的形式上讲，现代民主国家基本都是代议制民主国家，就是人民选举人民代表，由人民代表产生政府和监督政府，人民对于监督政府的形式主要依靠议会来进行监督。政府的财政开支行为是否合理、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都要受到议会的监督，这也是一种强有力的监督，公民正常的监督政府形式往往应当通过人民的代表来进行，通过舆论来进行。公民对于行政机关的诉讼通常是要在维护一种自身权利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下进行，“无权利就无救济”，在救济权利的同时达到监督政府的附带作用。所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前提通常应当是行政机关的外部行政行为，是直接损害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法律行为，因此，任何公民都可以针对行政机关的有损于包括公民个人权利在内的公共利益的外部行政行为提起公益诉讼，而不宜直接针对国家机关违规使用财政资金这种内部事实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些国家机关的内部管理行为、施政行为，留给人大与人大代表以及专门的监督机关进行审查、评议和监督更为妥当。否则，任何公民都可以对政府任何行为提起诉讼，无异于直接民主、“广场民主”的现代翻版，人人都可以一不高兴就起诉政府，法院必将陷入于公民诉讼的大海。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在美国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最高法院就开始承认了纳税人的诉讼原告资格，日本也在1962年制定的《行政案件诉讼法》中确立了民众诉讼制度，但纳税人一般不能仅以监督者的身份起诉，其在起诉时，应多少证明自己的利益比其他纳税人的利益更多地受到了不利影响，其性质主要是救济性的，其监督性是第二位的。

从行政权与司法权力的分立角度上讲，也是不支持公民个人提起国家机关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此类行政公益诉讼。西方国家主张“三权分立”，我们国家尽管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但对于政府与司法机关也强调权力的分离与监督。行政与司法权需要制约与监督，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制约与监督的前提是分立。司法权不能过度涉及到行政权中，因此，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坚持“合法性”审查，一般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这是司法留给行政的一定自由裁量权，以方便行政机关执法。那么对于国家机关使用财政资金这种行为是否违规，往往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管理事务，标准也是行政机关内部制定与判断，法院也不宜过多地涉入，事实上有时法院也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应当交由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与人大的监督。法院如果确实要介入，也应当以有权的行政机关不作为而公民对其不作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时，责令有关机关进行调查处理。

一、人本主义的含义

1.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本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直接使用过“以人为本”这个概念，但马克思、恩格斯决不否认人本主义的思想，只不过在他们那里，赋予了和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价值观所不同的科学内涵，他们根据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吸收了包括人本主义思想的合理因素在内的人类文化的精华，明确提出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等重要论断，并赋予人本主义以崭新的内涵。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之所以把共产主义等同于人本主义，那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可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这种发展是人的“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体力和智力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可见，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高度发达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条件，人的“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体力和智力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真正目的。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基础之上的，在这种制度下，工人的发展只能是片面的、畸形的发展，生产力是根本原因，而生产关系则是直接原因。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是人获得全面的发展，只有改变其生产关系，废除私有制，使社会全体成员得到全面发展。这样，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价值的虚伪性的同时，确立了“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观，为人本主义注入科学的内涵。同时也确立了以全人类都得到自由解放和一切人都获得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科学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

2.人本主义在我国行政管理中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的法则的深入人心，个人的价值开始越来越被显现出来，个人的利益和需求开始为社会越来越重视，人本主义的价值开始回归并渗透到各个领域。直到十六大以后我们党确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使得人本主义思想重现光芒，成为一种人们认可并得到重视的社会基本价值。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大的行政改革特别是2003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和环节都体现着人本主义价值的取向2。一些有违人本主义的法律、规定的条文被废除，比如城市收容制度;而与此同时一些体现着人本主义价值的新的制度开始出台，比如，新的信访条例就有很多人性化的规定，再如城市拆迁条例的出台等等。政府的很多设施建设开始体现出人文关怀，政府的执法手段开始逐步摈弃简单粗暴而向耐心的沟通和依法方向发展。

虽然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行政管理还没有发展到人本管理，并且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人本主义的思想和理念并没有贯彻到所有的行政管理人员，相反，传统的甚至是封建的官僚行政理念还有很大市场，“官本位”的思想还比较严重。表现在不惜牺牲个人和人民的利益大搞政绩工程，大树官位形象，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和严重的形式主义。有些官员为了GDP增长，不惜掠夺资源、破坏生态、污染环境，根本不考虑子孙后代的发展和生存，这是典型的与人本主义相对立的“物本位”表现。其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处理不好。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地区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差距有越拉越大的趋势，特别是城乡差距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社会分配不公现象严重，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严重的贫富悬殊已经使得一部分人的生活除了问题，这与人本主义思想是严重背离的。究竟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应该是兼顾效率和公平，是很值得思索的。第三、一些法规中还存在着不符合人本主义思想甚至相抵触的条文，比如城乡的户口管理问题，存在着很多不公平甚至是对农民歧视的现象，不平等就不可能落实人本主义思想。第四、政府的管理手段尤其是执法手段过于简单粗暴，甚至有些时候个别现象缺少人道主义。还存在着严重伤害人们利益和伤害人们感情的执法情景，这些不仅缺少起码的人文关怀，还严重干扰着人本主义思想的实施。这些问题表明，我国的行政管理里人本管理还有很大的差距，迫切要求我们在行政改革中去落实人本主义思想。

原告黄XX，男，1937年X月X日出生，汉族，XX市人，XX市XX厂干部，住XX市XX街XX号。

被告XX市土地管理局，住所地XX市X街XX号。

法定代表人王X，局长。

诉讼请求：一、撤销XX市土地管理局的（1991）门所处字第X／号行政处罚决定；二、根据事实和法律，正确裁决。

事实和理由；

XX市土地管理局做出的（1991）行处字第XX号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错误决定。这个《决定》不尊重客观事实，并且错误地援引了法律条款。

摘要：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是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法律现象。把哪些严重的行政违法规定为犯罪，这取决于立法者对行政违法的关注程度。然而，我国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并未处理好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二者间的衔接关系，以致于一些严重的行政违法现象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我们应从两者的联系与区别入手，探讨两者之间的衔接，寻求解决的对策。

关键词：行政违法；行政犯罪；关系

中图分类号：D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154（2002）04007502

行政权是国家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方面为人们提供秩序，使人们能在一个有序的环境里生产、生活，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公共权力也可以被滥用，会出现违法与犯罪情况，给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带来严重的威胁。正是这一原因西方各国在规制行政权力运行时十分注意对行政违法、行政犯罪的防范与制裁。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理论与实践中对二者研究重视的程度并不够，以致于本应以行政犯罪处理的，却因无法律依据，改为行政违法，而行政违法则因责任制度不健全，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得公民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对于行政领域中的违法与犯罪研究，有利于丰富我国行政法和刑法理论，为有关行政违法和行政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预防和打击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提供适当的对策与方法，为丰富和实践行政法治原则提供切实的保障与矫正机制。

一、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及其差异性

行政违法的定义一般被概括为“行政主体实施的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承担行政责任的行政行为。”①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一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政府迫于发展经济的压力，同时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开始变革其公共行政。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盖·彼得斯先生在《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新思维》一文中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不适应性和未来公共行政模式的发展两个方面作了全面分析（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P1—38，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3月版。）。

彼得斯认为，传统的公务员制度和在政府管理过程中起作用的一些基本原则，明显不像过去那样具有传统的权威性了。面对形势的发展，传统公共行政赖以生存的基础正在受到挑战。

1.政治／行政二分法及与其紧密联系的公务员政治中立之主张落伍了。因为公务员在当今多数政府中发挥着重要的政策制定功能，且其整体作用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

2.以等级结构和规章制度为金科玉律的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经典的韦伯管理模式——显得过时了。因为公共部门权力和权威来源正在不断扩散，如市场成为检验政府绩效的标准之一。

3.公共组织的常设性和公务员职业的终身性受到挑战——公共官僚机构在当代环境中运转失灵。因为非常设机构甚至临时机构正在进入政府管理过程，如特设工作组、跨部门委员会以及其它类似的组织结构和根据工作量增加或减少雇员的人事措施已被一些政府采纳。

引言

行政是组织的一种职能，任何组织（包括国家）其要生存和发展，都必须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行使执行和管理职能。“执行”和“管理”并没有截然的区别，只是相对于不同的事物而言。“执行”是相对于“决策”而言，决策是确定组织的目标、纲领和行动方案。执行则是贯彻实施决策所确定的目标、纲领、方案。“管理”是相对于运作而言，运作是组织为其生存、发展进行的各种活动，管理则是为保障运作符合决策所确定的目标、纲领、方案而对运作进行的规划、指挥、组织、协调、控制等。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制度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制度，它对于保障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行政权力的有效运作乃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的维护都具有十分重要作用。该项制度设置是否合理和必要，运行是否适当也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的基本权利。为此，规范和限制行政处罚权力成为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重要的课题。

一、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的区别和联系

1、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的共同点。

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的共同点都是因当事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所引起的，但当事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此法定义务非履行不可，由此引起行政强制执行，如纳税，当事人不履行纳税义务的，必须强迫当事人履行；另一种情况是，此义务已不可能再履行，故只能给予行政处罚，使其记取教训，以后必须履行义务。如违反交通规则，闯红灯，事后只能予以罚款，使其以后遵守交通规则，不可能强制执行。

2、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