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范文10篇

中国监狱监督的基础:制度与实践

(一)制度:法律与规章中国作为进入当代文明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基本的公权力监督制度和体系。不论行政权还是司法权，都有相应的监督体系。目前而言，可以说中国对监狱的监督已经具有庞大或庞杂的法律、法规体系。具体而言，在目前已经存在的对监狱的各种监督中，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范。自然，这些法律、法规和规范普遍和显著的特点是公权力对公权力的监督。具体如下:1．立法机构的监督。即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对监狱活动是否合法的监督。宪法和人大组织法都明确规定，人大对各级行政和司法机关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包括对监狱刑罚执行活动合法性的监督。2．执政党的监督。地方各级党组织和监狱党组织都有中共纪委检察委员会，即“纪委”。纪委从党纪和执政党的角度对中共党员的活动是否合法实施党纪监督。执行刑罚的监狱警察特别是其领导成员，基本都是中共党员。党务监督依据中共《纪律检察条例》进行。3．行政监督。行政监察是中国专门从行政角度监督行政官员或公务员活动是否合法的机构体系。监狱都设有“监察室(处)”机构，专门从行政角度监督监狱警察作为公务员其活动的合法性。行政监督依《公务员条例》和《监察法》等法律、法规进行。4．法律监督。这应当是目前对中国监狱实施的公权力监督中最具专业性、专门性和有效性。法律监督主要就是检察院对监狱活动是否合法实施的监督。各监狱都设有检察院派出的驻监检察组或检察室，依《检察组织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对监狱的活动是否合法实施监督。5．司法监督。这种监督主要体现为一种制约。主要是指刑事司法活动中，司法机关通过裁定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相应的司法程序和活动对监狱活动是否合法实施的监督，体现在《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的相关规定中。6．社会组织或团体的监督。广义上讲，包括政协等社会组织和团体对监狱活动的监督。这是中国监狱制度和实践的特色之一。7．社会和公众监督。这是来自非政府组织和非公共权力系统的监督，是最接近本项目所谓监狱监督的一种监督形式。司法部在《教育改造工作细则》等多项部令中，都有对监狱工作社会化，借助社会力量对犯人进行教育，同时接受社会各界力量监督的规定。实践中，部分地方的监狱制定了《人民执法员工作条例》或《人民执法员工作细则、办法》。简括而言，中国现行监狱监督法律、法律和规范的基本特点是:第一，规范全面，体系庞大。已经多达7类的监狱监督，可以说是“体系完整，内容全面”。似乎相关、不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人士都负有监督监狱的职责，或可以对监狱进行监督。正是这一特点决定了监狱监督面临“人人都管和管得无力”的问题和窘境。第二，规范的分散性。众多的监狱监督法律、法规分散在各种相关的规范中，难以围绕保证监狱活动的合法、文明而形成自身的完整体系。第三，有效性的局限。行刑监督的有效性的局限这一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指三个方面，一是现有监狱监督规范和体系，实际上都是公权力对公权力展开的监督;二是来自社会组织和人士等非公权力渠道的监督，不仅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而且与此相关，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形同虚设;三是这些监督多属自行设置、自行组织和自行实施，其实践运行的结果往往是公共权力和机构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二)监督:监狱行刑的实践保障体系本文所述之监狱监督，迄今为止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在我国都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和开拓性。其理论上价值不需多加论述，公权力接受自身以外独立第三方的监督，是当代文明、民主的国家对权力运行的起码要求，也是中国社会进入民主、法治的现代文明阶段的必由进程。实践上讲，近20年特别近些年来，随着民主、人权水平的发展和提高，中国社会对各种公权力的制约、监督的制度和实践发展非常迅速。对作为相对滞后的监狱监督，实施由独立第三方进行的监督，已经具有补课或迎头赶上的性质。否则，在不远的将来，监狱的相对滞后就会面临变成绝对落后的危险，就会成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和谐社会宏伟事业的障碍。不仅如此，实际上监狱监督对监狱行刑本身是大有益处的。监狱监督不是和监狱作对，也不是帮助犯人对付监狱。这是我们首先必须解除的，认识上极有可能存在的误区。因为被监督者往往对来自自身以外的监督，持有某种程度的排异和警惕甚至敌视。除了监狱监督有利维护犯人权利的基本意义之外，监狱监督的功能主要包括:第一，可以帮助监狱了解掌握犯人的真实情况。“独立监督员”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到犯人的思想和实际情况，帮助监狱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尽管监狱有专门的了解、掌握犯情、狱情的管理部门和侦查机构，但从犯人社会化的目标出发，给犯人提供更多更广泛的与来自社会组织和社会人士之间交流与了解的机会，有助对犯人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工作，帮助犯人了解社会实际，以便刑满释放后能更好地适应社会。［3］P41第二，通过和监督人员的交流，可以缓解犯人的不安和焦虑等情绪，有利改善犯人服刑生活的质量和监狱开展工作。犯人和监狱及监狱警察之间是一对天然的矛盾，通常情况下二者之间关系一般处于相对紧张状态，相互普遍具有一定的提防、戒备甚至敌视心理和情绪。因此，在监狱里服刑的犯人通常心理和情绪上会面临比较多的问题，而其思想、情绪和情感的表达和交流就首当其冲。为犯人提供他们情感上比较容易接受、愿与交流和倾诉的对象、渠道和平台，让他们内心紧张、憋闷等不良的情绪得以舒解和释放，这本身不仅提升了犯人服刑期间生活的质量，同时稳定的犯情、狱情也是监狱做好各项工作的必要条件。第三，可以帮助社会了解监狱，进而让社会更多的人关心监狱，理解监狱和监狱警察工作的艰苦、危险和重要等等，成为监狱和社会间的一个桥梁，争取社会各方对监狱工作的理解、帮助和支持。实际上，人们对监狱一直以来普遍地怀有莫名的“敬畏”，往往把监狱和阴森恐怖、惨无人道、暗无天日等联系甚至等同起来，因此对监狱充满了神秘感和恐怖感，对监狱有若干不实的想像、推测和误解。这不利监狱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力量做好工作。为了让社会比较客观地了解监狱，我国曾做过很多努力，对监狱工作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和报道，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这种官方宣传渠道单一，公信力也有局限。显然，通过监狱行刑监督员对监狱的了解和认识，更具客观性和公信力。第四，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降低监狱工作风险。监狱监督的目标富有建设性，即帮助和协助监狱不断发现问题，改进工作。由于其独立和“中立”的角色、立场决定了它比较容易了解、掌握监狱和犯人双方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而及早发现矛盾，解决问题，降低和化解监狱工作的风险。倾诉或诉说式的交流是身处监狱中的犯人普遍的心理和情感需求。这种需求并非仅止于对抗或不信任监狱的原由或需要，而是人的心理和情感多面性的反应。除了表达对监狱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外，很多与监狱监管和教育事宜无关的内心情感，特别是一些关乎监狱外的社会上的事物，犯人更愿意向具有独立身份的来自社会的人士交流。这是监狱教育的有效方式，是疏导犯人心理的有效渠道和监狱安全的有效阀门。总之，由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对监狱行刑实施专门系统的监督，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具有实践意义。但作为一个全新的事物，其在中国的建立和实行，必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为此，了解我国监狱行刑监督的现状是必要的。对此，我们的分析是:1．监狱行刑监督的体系与依据。目前中国监狱监督的基本状况可以表述为:(来自公共权力系统内部的)监督体系完善或比较完善;依据零散而不够充分;实践实施效果不佳;独立第三方的有效监督结构性缺乏。2．监狱监督的内容和程序。独立第三方的监狱监督在中国尚是新生事物，已有的监狱监督体系属于公权力之间的内部监督。由于缺乏专门性和专业性，因此既无系统的内容，也无相应的专门程序。3．监狱行刑监督的组织(主体)和队伍建设。中国已经具有庞杂的公权力对监狱监督的组织机构体系，这是和独立第三方监狱监督相对应的必要监督系统，也是监狱监督的主导系统。在某种意义，或至少在一定时期内，独立第三方的监督还只是公权力监狱监督的必要补充。从独立第三方监狱监督的人员力量来讲，由于中国社会结构还缺乏真正的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因此，一方面监狱监督要依靠现在属于或被划为“社会组织”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可以借鉴相关部门或机构的“人民”制度，在总结已有的“监狱执法人民检查员”的基础上，发展独立第三方监督社会人士的个体力量，即以社会有关人士为突破口，建立监狱监督队伍体系。4．监狱监督的范围和标准。监狱工作的哪些内容属于行刑监督的范围，以及进行监督的标准或依据是什么，都需要建立专门、明确的规范，失去了标准监督就失去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是监督的形式标准或依据，监狱的行刑标准或目标是监督的实质性依据。5．监狱监督的实施。监狱监督涉及一系列具体问题，特别是监狱监督的组织、管理等。监狱监督的实施离不开监狱的配合、协作和支持。但显而易见，监狱监督不能由监狱自身来组织、领导或“邀请”实施。6．监狱监督的保障。包括监督机构和人员的权限、要求、制约或规范机制、程序、相互间的关系及经费来源和保障等。7．监狱监督的效力。实施监狱监督形成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借鉴类似司法建议的方式，需要通过一定渠道和程序保障其有效性。

经验与借鉴:比较研究

限制和规范公权力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使命和方向之一。因此，在不同历史特点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基于其各自的历史、文化和法律等，都对监狱行刑监督有着一定的实践探索，这对中国的监狱行刑监督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借鉴意义。(一)英国的经验英国有三套系统保证着独立监狱监督的职责承担。他们是女王陛下的监狱巡查官、独立监督委员会和监狱及缓刑中的政府官方调查员。女王陛下的监狱巡查官的主要职责是对囚犯和其他被监管人员在监狱、少管所和移民遣送中心中所享受的条件和待遇进行独立、详细的审查。女王的监狱大检察官的任命在监狱系统之外，任期为5年。大检察官向政府报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囚犯们的待遇和条件以及其它的事宜。该项工作的例行检查每五年做一次。一次全面的检查历时一个星期，还要从各个渠道收集资料，包括对囚犯的面对面的交流和调查。监狱监察员的进入要求不能够被拒绝，同时他们的报告将会面对公众，公开出版。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每一座监狱都有他们自己的独立监督委员会。他们来自社区，被政府部门授权，充当着监狱独立的监督员，以确保那些被拘留的人员收到人道和正确的对待和充分的帮助，为释放后的生活做好足够的准备工作。这些人员享受去往监狱各处的进入权，除非是以涉及安全的理由，这些权力是不能受到限制的。该监督委员会的成员会对监狱做定期的不预先通知的访问，他们可以提请管理层、地方长官、地区长官、总部甚至部长及人士关注囚犯们的要求。当在监狱的设施内有严重的突发事件发生时，该委员会的委员必将被邀请来监督事件的处理方式。监狱及缓刑中的政府官方调查员是被内政部任命的。他们负责调查囚犯们的投诉和与缓刑监督有关的事宜，或者是其他的相关报告中提到的人员和事件。此类官方调查员既独立于监狱系统也独立于国家缓刑系统。(二)印度的实践监狱探访员制度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被首先介绍到印度的。尽管有法律规定，要求官方和非官方的探访者要对印度的各种监狱进行监督为目的的探访，但是在实践中，这套制度的运行情况并不十分有效。根据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报告，印度监狱持续的面临过分拥挤、缺乏卫生设施、医疗条件恶劣和缺少食物的问题。地方各州自己掌握监狱的管理。近年来，在新德里成立的联邦人权组织，已经开始领导一场改革，试图在印度境内的数个州内加强非官方监狱探访的作用，以改进监狱的条件。他们已经开展一些经验性的监狱探访研究，通过与囚犯、监狱工作人员、地方官员、退休的监狱官员和官方及非官方的探访者会面交谈来了解监狱探访系统在实际中的工作情况，探索改进的机会。该组织已经开始致力于与各州人权组织、各州政府、司法、立法当局和监狱行政机关的对话。在探访系统存在的众多问题中，非常突出的就是这种探访的不定期性，探访通常是由某些个人启动的，并且通常是在各种节假日期间而不是专门为了监督的目的。非官方性探访者的任命是不透明的，而且其选举标准也不清楚。妇女的代表名额不足。探访者的报告质量不高也是一个问题。他们提供的信息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而且他们也很少提供相关的建议。此外，这里没有一个机制来确保责任承担或者是确保报告所发现的情况会得到有关当局的重视。联邦人权组织建议每一个监狱都要成立监事会，改进雇用程序和提高对对探访者培训的质量。监狱探访的范围应该更加的广泛，监督应当履行一个更为制度化的程序。应当提供更多与囚犯进行私人会面的机会，以确保投诉可以在保密的情况下被提出，监狱的警卫也不应当在场。最后，报告的质量应当提高，报告应该定期的提交给州政府、州立法大会和州人权委员会。(三)俄罗斯的情况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开始了民主建设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影响了很多包括监狱在内的国家机构的行政管理体制。1992年，俄罗斯提出了希望加入欧洲委员会的申请。这一申请要求俄罗斯要承担更多新的国际义务，包括满足改善监狱条件和签署并批准欧洲人权公约和反酷刑公约。俄罗斯的人权活动家，还有一些曾经服刑的囚犯和欧洲专家提出，俄罗斯的监狱条件不能满足欧洲的标准。附属于地方苏维埃的监督委员会，作为对于各种监禁机构监督负责的机构，没有能够遵从基本的人权标准。在19世纪的俄罗斯，对监狱、收容所和教养所等机构的社会监督组织由国家代表和杰出的公共人物组成。该组织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创立。地方的各个社区委员会据此开始在全俄罗斯境内开展囚犯监督和监狱条件的监督工作。现存的规定没能为刑法领域的公共监督提供立法基础。俄罗斯的刑法规定了有权力探访监狱和其它的刑事犯居住地的组织。非政府组织没有被赋予这些权力。很多年以来，改革者们一直试图推动在强制拘留所实行公共控制和公共组织的协作，以确保人权纳入联邦法律。国家杜马最终采纳了2003年的法律草案，同时还做出了允许国际组织专家探访监狱、收容所和教养所的规定。英国的独立监督委员会仍在继续与其俄罗斯伙伴的合作;在2005年，代表们又应邀来到俄罗斯，与那里的同行们分享英国在监狱公共监督方面的经验，并与俄罗斯监狱当局和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会面。到目前为止，很多试验性的工作重点已经远离了莫斯科。在2006年莫斯科召开的CivilG8会议上，有人呼吁政府应该采取所有措施以在其国家中发展有效的监督体制，特别是对于法律的执行机构和监狱、收容所和教养所体系，以更积极的帮助在其它国家和国际社会建立有效的公共独立监督体系。(四)美国的做法美国的监狱关押率仅次于俄罗斯，排名世界第二。在美国有三个层次的改造系统:由城市管理的地方监狱、国家管理的监狱和联邦监狱。地方监狱体系的区别很大，从只有6、7间囚室的小监狱到囚禁上千号囚犯的过分拥挤的大型监狱。监狱中的暴力问题是一个被广泛报道的问题。监狱中的人员以黑人为多数。随着强制最小徒刑的使用，特别是对犯罪者的使用，近年来，关押数量已经显著的增多。在美国没有官方的监狱监督机构，也没有法律要求独立的外部监督。外部监督在各州之间的差别很大，主要取决于立法者、市民社会、教会组织、囚犯家庭组织和专业协会。他们都在监狱探访工作中发挥作用。美国的监狱面临大量的由囚犯和像“美国市民自由联盟国家监狱项目”这样的市民社会组织提出的法律诉讼。比如，在阿拉巴马州以铁链锁住一群做苦工的囚犯这样的爆炸性新闻引起了国际谴责后，该种行为就被州政府禁止了。一个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定期的探访监狱，接受囚犯们和他们的家属们发出的投诉信，发表独立的报告。一个特别的关注领域是囚犯被强奸的问题。曾经有一个案件要求监狱官员对囚犯被强奸的事件负责。其所秉持的理由是，该种事件构成了《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中提到的残忍和非正常性惩罚。因此，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决如果他们明知道囚犯有实质性的被其他人伤害的风险，监狱的官员要对这一伤害负责。在一位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的帮助下，新的保护囚犯免受强奸的法律诞生了。这种以诉讼迫使监狱方负责的方式是非常昂贵的，也许这种美国模式对其他国家没有太大的借鉴意义。美国改造委员会，一个私人的非营利性会员制组织，提供检查服务。由于接受对该组织的鉴定是志愿性的，很多的监狱都没有参与其中。被该委员会鉴定为合格所需符合的要求与其它联邦、郡县、各州和私人的各类机关所要求的标准是一致的。所有的项目与该委员会签订合同，缴付鉴定费用，按照经过该组织培训的顾问所审定的标准进行自我评审。之后，鉴定委员会会对其委托改造做出鉴定决定。美国改造委员会宣称，该鉴定会促使员工进行提高和发展，提高他们的工作士气和专业水平，建立一个对工作人员和囚犯都更为安全的环境，并检验出监狱的优缺点，建立可量化的提高标准，增强抵御诉讼的能力，减少责任保险费用。

监狱监督体系建设的构想

专门系统的监狱监督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事物，目前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系统地提出和研究。概括而言，这一问题意义重大并具可性行，同时研究和实施的难度也都很大。中国监狱行刑监督程序和体系的建设，需着力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国际趋势和最低规则标准。文明、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有效保障犯人权利已经成为不争的国际性共识和趋势，因此，对监狱实行有效的独立第三方监督，不仅符合这一趋势，也是确保达到国际有关犯人待遇最低待遇标准规则的要求。其次，中国具备相应的社会基础和实践条件。犯罪入狱是人生的不幸，不论原因如何，在监狱服刑的人同是不幸的人和社会生活的弱者。从权利保障和享有角度讲，犯人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同情弱者是人类善良的本能，帮助和保护弱者既是通行的国际规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实行监狱监督以保护犯人的权益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现在中国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建设和谐社会，越来越重视对公民权利个人的保护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些都为建立监狱监督提供了良好的实践条件。特别是近年来监狱强调公正、公开、公平，独立第三方的监督也正符合这一实践趋势。第三，行刑监督的制度与法律、法规建设。1．逐步倡导“独立”和“第三方”监督的观念，这是实行监狱监督必要的认识基础;2．思考建立《监狱监督条例》或相应的法律、法规建设，这是法律依据;3．规范监狱活动，明确监狱工作标准。这是监狱监督活动的“实体性”依据。第四，行刑监督的组织机构和人员。1．组织体系。监狱监督不可由监狱及其领导、管理机关来组织和领导，必须确保其活动的独立性。但独立第三方的监督需要纳入一定的公共的权力系统管理或督导;2．机构。监狱监督的主体由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组成。这些机构和个人除了具备相关条件外，不得与监狱和犯人之间存在各种实际的利害或利益关系。第五，行刑监督的内容、程序及效力。监狱监督的内容包括监狱各项工作和各项工作的全过程，简单地说是一种“全程式全面监督”，这是与现有公权力实施的监狱监督的一个明显区别。监狱监督的内容需要围绕监狱活动标准或规则展开。因此，明确和建立这些标准和规则是监狱监督的前提和基础。监狱监督既在监狱活动程序之内，又在监狱活动之外，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它是专门对监狱活动的监督，当然包括监督的活动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是否合法等等。同时，监狱监督本身也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以保证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需要强调的是，监狱监督的程序当中，需要明确确保监狱监督效力的程序规定，即必须明确通过一定的程序，监狱监督的意见和建议，监狱需要做出回应或改正。根据我国监狱行刑的法律、法规和实践运行情况，结合国外有关经验和做法，我们对我国建立和实行监狱行刑监督体系的构想是:(一)转变观念，改革现有监狱考核体制，使监狱树立对外部监督的开放态度转变观念是监狱外部监督制度建立的基础。一直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监督意味着“挑毛病”、“找茬”，不管是个人还是机构都在本能上给予排斥。监狱也不例外，姑且不论其对社会人士的独立监督，就是对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虽然不得不接受，但也不情不愿，意见颇大。这种观念造成了监狱的封闭与落后，社会对监狱状况缺乏了解与关注，监狱问题也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因此，相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监狱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事实上，从我们在英国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监狱的外部监督对监狱本身利大于弊，这也是英国监狱对外部监督持欢迎态度的重要原因。首先，外部监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可以从与监狱不同的角度帮助监狱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降低监狱工作风险。其次，外部监督的介入，增加了公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同时也减少了权力腐败的机会，对监狱相关工作人员也是一种保护。再次，监狱的过于封闭也是监狱本身不愿看到的，监狱需要社会的了解与关注，尤其是监狱的一些进步之举，需要有独立第三方的宣传，而外部监督机构可扮演监狱与社会沟通的中介角色，其不仅揭示监狱存在的问题，也表彰监狱进步之处;并且，有些问题本身不是监狱短期能自行解决的，通过外部监督机构的披露，可引起社会和监狱上级部门的关注，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最后，对囚犯死亡等具体事件的调查处理，由独立第三方监督机构进行或参与，可大大增强处理过程与结果的公信力，避免监狱处于公众质疑的风口浪尖。综上，监狱应当适时转变观念，不怕暴露问题，理性对待外部监督。同时，要让受监督者对监督持开放态度，不仅是观念问题，在我国还有考核问题。如只要出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一概要查管理者的责任，任何人都会在趋利避害的心理本能驱使下，设法隐满问题。所以，应该改革现有监狱考核机制，使考核体系科学化。(二)完善检察监督在理论上，监狱的外部监督包括立法机关监督、媒体监督、检察监督等，但实际上真正运转的只有检察监督。检察机关有专门派驻监狱的驻监检察室，但驻监检察室监督不力的问题在“躲猫猫事件”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首先，由于缺乏法律法规对检察院法律监督内容和程序的明确规定，加上监狱部门本能的排斥，驻监检察室难以有效发现监狱存在的问题，形成有效监督;其次，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也往往使驻监检察监督流于形式;最后，驻监检察室在工作机制上本身存在不足，驻监检察室本来是一种外部的、专门的法律监督，但其人员往往不能与监狱机关在工作上保持一定距离，在生活、福利等方面完全脱离联系，容易被同化，难以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甚至丧失法律监督的动力和能力。上述问题的存在，削弱了驻监检察室法律监督的力量，也使其社会公信力大大下降，有必要加强改革，完善驻监检察监督:首先，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确保驻监检察室监督的独立性。一方面，应健全相关保障机制，使驻监检察室与监狱机关保持一定的距离，防止被同化;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领导，形成检察工作一体化的机制，有效地排除地方因素的不当干扰，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增强法律监督的整体效能。其次，健全法律监督方面的法律规定，适时出台《法律监督法》，明确、细化法律监督的内容与程序，使检察机关的监督程序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三)整合现有聘请执法监督员监督监狱工作的做法，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独立监督制度中国监狱的外部监督实际上只有检察监督一种，而且检察监督也是公权力内部的监督，而公权力外部的监督则结构性缺失。近年来，有些地方监狱管理局聘请监狱系统外的有关个人担任执法监督员，以对监狱工作进行监督。这是探索中国监狱外部监督制度的有益尝试，但离建立真正的外部独立监督制度甚远。原因在于，执法监督员由监狱管理机关聘请，且聘请程序不透明，其本身的独立性令人怀疑;其次，执法监督员探访监狱时间、探访范围、交谈对象等均由监狱安排，使所谓的监督流于形式;等等。为使监督真正有效，应当整合现有聘请执法监督员监督监狱工作的做法，形成制度性建设。建设重点不仅要保证罪犯有畅通的诉冤渠道，而且要赋予监督者相应的权力，保障监督的独立性。具体包括以下内容:经费由财政全额保障;监督员应是志愿者性质，与监狱及犯人无任何利害关系，并由一独立社会组织聘请，聘请条件与程序公开;监督员任命后除非出现重大违纪或违法犯罪事件，在任期内不得解聘;监督员可在工作时间随时探访监狱任何地方，与囚犯不受限制地交谈，并可自行决定是否需要监狱工作人员陪同;监督员独立发表报告，不受任何干涉;等等。不可否认，在现有体制下，独立外部监督制度的建立任重道远，但任何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踏出前进的第一步。之后，我们可以坚定地一步一个脚印，在不断探索研究中闯出一条符合中国文化特点与国情的道路。

关键词:行刑社会化/价值基础/人道/民主/效益

内容提要:以罪犯复归社会为目标的行刑社会化，集中体现着行刑的人道价值。行刑社会化既是法律的民主价值的具体体现，又是在行刑领域实现法律的民主价值的重要手段。行刑社会化是合理配置刑罚资源、促进刑罚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因而行刑社会化具有效益价值。

行刑社会化是二战后兴起的一种刑罚思潮，它主张为了缓解监禁刑所固有的封闭性同罪犯重归社会之间的矛盾，而尽可能慎用监禁刑，推行社区处遇方式，同时适度弱化监狱的封闭性，扩大监狱行刑的社会参与，以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行刑社会化作为刑罚权运作的一种理念和模式，对其价值基础进行探讨十分必要和重要。正如美国法理学大师庞德所指出的，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1]行刑社会化的价值蕴涵是十分丰富的，笔者以为，其最基本的价值体现在人道、民主、效益三个方面。

一、行刑社会化的人道价值

人道一词与人道主义这一概念是紧密联系的。人道主义(humannism)一词源自拉丁文humanistas，在古希腊时意指一种身心的全面训练，以使人有教养、有文化从而与野蛮人相区别。虽然人道主义的思想蕴含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但其真正成为系统的思想体系，成为普遍的价值观，却始于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人道主义的实质是“人如何对待人”，人道主义的中心在于“人”，以人为根本目的和最高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关注人的权利，促进人的幸福。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大大推动了近代以来的刑罚改革。行刑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不断人道化的历史。

我国学者陈士涵将行刑实践中的人道主义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关心和改善罪犯的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医疗、卫生、体育等，这是行刑人道主义的最基本的层次。第二，尊重罪犯的人格，维护罪犯的人权等，这是行刑人道主义的较高层次。第三，使罪犯的人格得到改造并健康发展，实现其作为人的价值，这是行刑人道主义的最高层次。[2]上述第三个层次的行刑人道主义，实际上蕴含着行刑社会化思想，因为人格改造的目标正是使罪犯复归社会。可以说，行刑社会化同行刑人道化是密不可分的两个命题，美国学者D·霍吉斯在考察了人道主义的渊源及流变以后，曾经一言中的地断定，人道主义传统的中心就是关于人格的全面发展的观念。[3]以人格矫正为前提、罪犯复归社会为目标的行刑社会化，集中体现着行刑的人道价值，可以说是行刑人道化的深层展开和必然归宿。

内容摘要：刑罚执行社会化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注重社会因素在行刑中的作用，使罪犯易于复归社会，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传统监狱行刑环境存在诸多不利于罪犯再社会化的弊端，实施监禁刑的行刑改造效能是极为有限的。本文通过对行刑社会化的现实思考，力图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行刑社会化模式。

关键词：行刑监狱社会化

Abstracts：Thesocializationofpenaltyexecutionhasfocusedonthesocialfactorduringtheprocessofpenaltyexecution.Ithelpsthecriminalsreturntothesocietyandbuildanormalbriefandpersonalityaccordwiththesocietyforthem.Thetraditionalwayofpenaltyexecutionbyjailhasmanyobstaclestohelpthecriminalsreturntothesocietyandithaslittleeffectonthechangingcriminals''''personality.Thispassagetriestobuildthesocializationwayofpenaltyexecutionsuitableforourcountrybyconsideringtherealizationofpenaltyexecution.

Keywords：penaltyexecution；jail；socialization

一、行刑社会化的内涵解读

自从刑罚产生之日起，行刑活动就应运而生。行刑作为一种刑罚的执行活动，其方式与刑罚本身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刑罚运动有其内在的规律，其基本趋势是刑罚由重趋缓。在自由刑主导刑罚体系之前，死刑、肉刑大行其道。文艺复兴后，资本主义自由、平等、人道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日益认识到死刑、肉刑的残酷性、野蛮性，废除、限制死刑、肉刑的要求日益强烈，这样自由刑开始成为刑罚体系中最重要的刑种。正如日本学者福田平、大冢仁认为：“刑罚的历史，本来就是人的历史，这里记录着人生观的变化。迄至19世纪曾经占领刑罚宝座的身体刑和死刑，逐渐被自由刑所替代。”①考察自由刑发展史，我们看到，当今世界各国的自由刑已从单纯惩罚刑刑罚过渡到惩罚与改造结合型的刑罚。现代自由刑刑罚不仅包涵着惩罚性内容，诸如剥夺罪犯自由，实施严格惩戒而且包涵吸收了管理对罪犯的文化、技术教育、劳动矫正、心理矫治等内容。监狱对罪犯开展教育实施科学管理，组织劳动，进行心理矫治就是在执行刑罚。执行刑罚的方式从野蛮的身体刑到监狱中执行的自由刑再到本文所谈及的与社会紧密联系的行刑社会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一、现有行刑法制主流性改革思路的分析与评价

行刑法机制是刑事法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法制的共同特点。一般认为法制包括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内容，也有人认为它仅属法律运作，法制的全部内容应包括法律规则、法律观念、法律运作、法律组织。其实无论人们对法制的内容如何分类，制度性的法律得以启动直接依赖于两个基素：规范与执法权力。正像法人类学家的直觉，“法是这样一种社会规范，当它被忽视或违犯时，享有社会公认的特许权的个人或团体，通常会对违犯者威胁使用或事实上使用人身的强制。”（注：E·A·霍贝尔·初民的法律[M]．周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0页。）这里，规范为执法主体提供了行为时的依据，执法体制则为规范的实现提供了权力后盾，两者结合使得法律进入到最基本的活化状态。应当说，目前学界对行刑法运行的现状分析，提出的发展思路，都是紧密围绕这两个基素展开的。

1、法律首先表现为经纬社会生活的规则，因此行刑法制建设的基点之一：是完善有关立法。

目前建立统一的行刑体系是行刑法理论中的主流性观点。具体的理由是：(1)我国刑事法应当是由实体性的刑法、程序性的刑事诉讼法、执行性的刑事执行法组成的统一整体，而事实现状与这一要求相差甚远，《监狱法》的颁行虽弥补了我国刑事执行法的空白，并成为我国有关行刑活动的主要法律依据，但它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操作程序上、立法规格上，都无法同刑法、刑诉法协调一致。一部规制监狱的法律，也不可能包含全部的刑罚执行。所以“须要制定一部比监狱法范围更广，规格更高，而且与刑法、刑诉法相统一、配合的刑事执行法。”（注：杨殿升．余诤：国家刑事法律体系一体化：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执行法的建议[J]．中国监狱学刊．1998.5。）(2)从行刑活动的整体性看，制定刑事执行法典有现实意义。在我国管制、拘役、罚金、以及资格刑的执行，基本处于经验惯性操作，法制化程度不高，因此有必要通过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对同一性质的刑事执行关系、行刑权关系和行刑权活动，实行统一的法律调整，而不是人为地把他们割裂，或者继续让其中一部分处于无法状态。”（注：张绍彦：刑罚实现。现代法学[J]．1998年．第4期。）我个人也曾在很长时期支持这种主张。(3)从刑事执行的独立地位看，制定统一法典具有迫切性。“正确认识刑事执行的独立地位及重要作用是进行立法的必要前提，现代意义的目的刑、教育刑思想使刑事执行开始突破了理论和实践中的传统界限，逐步摆脱其依附性和从属性，它自身特有的性质、职能及任务的实现，在客观上要求有一部统一完整的刑事执行法典对其进行规范和调整。”（注：详见张金桑：论刑事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J]．中国监狱学刊．1998年第5期。）(4)统一刑事执行立法是大势所趋。“是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需要，它有利于刑法目的和任务的实现，符合刑罪多元化演变的一般趋势。”（注：袁登明等：刑事执行立法理论研讨会综述[J]．法学家1998年第6期。）

2、行刑法由静态转入动态，有赖于强有力的法律组织。因此，行刑法制建设的基点之二：是实现司法权的合理配置。

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方案是建立统一的刑事执行部门，强化行刑权的地位。方案的根据如下：从权力制约权力的原理看，行刑权是刑罚权的一项独立的基本权能，刑事执行司法活动具有自身的特殊属性，有必要统一于一个部门，使其与量刑权、法律监督权的行使平衡，这符合我国刑事法规定的公、检、法、司四大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总体原则。从行刑低效应的现状看，行刑机制改革已具有迫切性。我国行刑权一直处于分散状态，自由刑执行一分为二，监禁刑由监狱负责，非监禁刑由公安机关执行，财产刑、死刑归法院管辖，结果是繁重的审判、治安事务冲淡了其对行刑的应有关注。为此有人将其归纳为两大矛盾：行刑规范要求与行刑［权］多元化实际状况的矛盾、行刑科学化要求与行刑立法严重滞后的矛盾。并指出只有实现刑事执行司法体制的改革和行刑权的统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况且目前监狱法律主体地位的严重缺损，与行刑权过于弱化有直接关系，这表明调整现有行刑司法体制的必要性。从相应扩大行刑机关的权力看，行刑权的集中对改变我国重审判、轻执行，重惩罚、轻改造的司法惯性，打破刑罚制度的僵滞局面，不失一种制度性对策。从现实条件上看，在我国，由国家司法部门管辖下的监禁性行刑，已形成了系统的管理运行模式和稳定的执法力量，监狱承担着主要的行刑职能。在保证这一部分行刑稳定的情况下，实现行刑权局部调整，不会引起过大的震荡，权力调整有基础。（注：袁登明等：刑事执行立法理论研讨会综述[J]．法学家1998年第6期。）

从刑罚的发展演变看我国刑罚体制改革

刑罚是阶级社会用于惩罚犯罪的首要手段。由于社会的变迁、政治经验的丰富、法律文化思潮的演变和刑事政策的调整，刑罚结构也在缓慢的调整。我国现行刑罚体系及刑罚执行体制自建国之初确立以来一直沿用至今，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完全适应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变革，因而有待于改革和完善。本文试图从刑罚的发展演变趋势来阐明如何进行刑罚体制改革。

一、刑罚的产生和发展

刑罚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而使用的惩罚犯罪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限制或剥夺犯罪人的某种权益使犯罪人遭受一定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它是最严厉的强制性法律制裁方法。对犯罪人判处刑罚，是行使国家统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赖以存在的重要条件。

刑罚脱胎于原始社会的复仇习俗，以报应刑为主。罪犯打断他人的手臂，国家就打断其手臂；偷东西的斩手；骂人的割舌如此等等。中国古代的刑罚极为残酷、野蛮，主要以死刑和肉刑为主。最早制定肉刑的是南方的先进部落——苗。据载，苗族的肉刑有四种：劓、耳、豕、黥。公元前21世纪，夏在征服苗族之后，为了统治沦为种族奴隶的苗民，便袭用了苗族原有的肉刑，所谓“抵其意而用其法”①。到了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周朝，奴隶五刑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五刑是墨、劓、非、宫、大辟。其中墨刑：为五刑中最轻之刑，后世称“二黥”，为额头刺青之刑；劓刑：为割鼻之刑；非刑：亦称刖、髌，为断足或去掉膝盖骨之刑；宫刑：为男子去势，女子幽闭，为破坏生殖功能之刑；大辟：即死刑，为剥夺生命之刑。

上述五刑，除大辟外，其它四种都属于断裂肢体和刻裂肌肤的肉刑。肉刑是奴隶刑罚体系的构成部分，战国、秦朝和汉初依然沿用，它是一种残害人的肌肤肢体，使人致残终身的酷刑。到了汉朝，肉刑已不适应汉朝社会早已由奴隶制转为封建制，奴隶早已转化为自由农民的时代要求。因此，处于上升阶段的汉朝统治阶级，对罪犯的劳动力价值有了重新评价和认识。为顺应历史的发展，汉朝文景两代进行废除肉刑

本文作者：陈兴良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着神州大地,一切既存的观念、制度、政策和法律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刑法改革势在必行。刑法改革并非刑法修改的同义语,我国刑法学界有人将刑法改革定义为根据社会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发展的探刻进程的需要,立法部门对现行刑法有关犯罪、刑罚规范和刑事制度,作出重大调整的立法创制活动。〔注1〕这一定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刑法改革的内容,但将刑法改革简单地归结为刑法修改,显然是偏颇的。毫无疑问,刑法改革当然意味着刑法在一定程度上的修改,但刑法修改仅仅是刑法改革的表象之一,它远远不能涵括刑法改革的深刻内容。我们认为,刑法改革不仅涉及刑事立法,而且与刑事司法有关,不仅包括刑法制度的调整,而且意味着刑法观念的更新,可以说是刑法领域的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因此,刑法改革应当循着转换刑法功能、调整刑法机制的思路展开,本文对此略抒己见.

一、刑法功能的转换

功能是指事物所发挥的效能,刑法功能也就是刑法这一事物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应该指出,刑法是人制定并付诸实施的,因而其功能的发挥也离不开人的活动。换言之,刑法的运作(立法与司法)必然受一定目的的支配。而这一目的的实现,有赖于刑法功能的正常发挥。刑法功能的转换意味着人们对刑法性质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并据此调整刑法活动,从而制约着整个刑法制度。我们认为,刑法功能的转换是指以下三大转变:从注重刑法的政治专政功能向注重刑法的经济促进功能的转变,从注重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向生重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的转变,从注重刑法的惩治功能向注重刑法的矫正功能的转变。1.现行刑法制定于1979年,当时虽然已经开始我国社会的历史性的转变,民主与法制受到重视,因而才有刑法的出台。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教条长期禁锢而形成的思维定势所具有的惯性作用,在现行刑法中,政治专政功能还是得以不恰当的强调。这主要反映在刑法的主要打击针芒指向反革命罪,将刑法视为阶级专政的工具,在罪名设立、刑种配置上都深深地打上了专政的烙印。随着国家中心工作向经济的转移,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开展,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大量增加。现行刑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定基本上是以保护计划经济体制为已任的,面对伴随着市场经济大量涌现的经济犯罪现象,现行刑法难以有效地遏止。因此,刑法的经济促进功能必将提到重要地位,从注重刑法的阶级专政功能向生重刑法的经济促进功能的转变势在必行。2.社会保护功能与人权葆障功能分别体现了刑法的两种本位观.社会本位观与个人本位观。应该说,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与人权保障功能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互相对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还是强调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确实反映了刑法价值观上的重大差别。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强调的是维护整个社会的生活秩序。而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强调的是保障一般公民的自由,使被告人免受不恰当的刑罚,防止刑罚的滥用。显然,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在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上必然有所失,反之亦然。正如有些学者指出:保护(社会)权利最得力的工具常常也是侵犯(个人)权利最厉害的手段,刑法就是这种东西。只有在两个保护(保护社会利益和保护个人利益)取得平衡的基础上,刑法才能发挥出理想的效能。〔注幻以往我国刑法过于强调社会保护功能,例如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危害社会行为实行类推,固然有利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公民的个人权利却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为此,应当对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予以充分的强调,真正使刑法典成为人民自由的大宪章。3.刑法是以刑罚为其特殊调整方法专门适用于犯罪人的强行法,因而无疑具有惩治功能。应该说,惩治功能是刑法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惩治并非刑法的唯一功能。与惩治功能相比,我们更应强调刑法的矫正功能。矫正功能的发挥,当然不能离开对犯罪人的有效惩治,但矫正功能能够通过对犯罪人的改造使其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从而防患于未然。因此,刑法的矫正功能更具有积极意义。我国现行刑法虽然也重视矫正功能,并在刑法各项制度中都有所体现。但为了使刑法在预防犯罪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进一步强调刑法的矫正功育色。

二、邢法机制的调整

机制是指事物的构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刑法机制就是刑事法律活动的各个阶段的互相配合协调的有机统一。如果说,刑法功能是从静态考察邢法的效能,那么,刑法机制就是从动态考察刑法效能得以发挥的机理。刑事法律活动可以分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两大阶段,刑事司法又可以分为定罪、量刑与行刑三个小阶段。我们认为,刑法机制的调整,主要包括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间关系的协调,尤其应当完善刑事立法,定罪与量刑之间关系的协调,尤其应当注重量刑平衡,量刑与行刑之间关系的协调,尤其应当关注行刑效果。通过刑法机制的调整,建立从立法到行刑的合理娜u:犯罪情况制约着刑事立法,刑事立法制约着刑事司法,刑事司法制约着行刑效果,行刑效果又反作用于犯罪情况,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1.刑事立法是刑事司法的前提,因而对于邢事司法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现行刑法颁行以来,我国的刑事司法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尤其是由于刑事立法的不完善,使刑事司法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随着社会生活的向前发展,、刑事立法又不能及时跟上,出现许多法律盲区,司法机关无法可依但又不能不予以干涉,因而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司法越权现象屡有发生。尤其是面对合法与合理的矛盾,使司法机关面临法与理的两难选择。而且,由于立法技术方面的问题,出台了一些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从而使司法机关有法难依。因此,及时有效的刑事立法对于完善刑法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在当前社会生活剧烈变动的情况下,立法不可能是~劳永逸的,需要及时废改立。因而应当建立多元化的立法模式,并且刑事立法还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同时,赋予司法机关更强的应变能力,以弥补刑事立法滞后之不足。例如借鉴英美国家的判例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作为成文法的补充。2.定罪与量刑是刑事审判的两个基本环节。定罪是解决定性问题,涉及罪与非罪的界限,因而受到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将其作为检验刑事审判工作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而量刑则在往被看作多判几年与少判几年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二审法院在对上诉案件进行审理的时候,也往在注重定性是否准确,对于量刑,只有在畸重的情况下才予改判,至于一般的偏重则不予纠正。我们认为,定罪是否准确固然重要,量刑是否恰当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两者不可偏废。在刑法颁行不久,由于适用刑法的司法实践经验不足,强调与重视定罪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量刑的精确化问题也应提上议筝日程,予以充分重视。3。量刑必然导致一定刑罚付诸执行,因而行刑是量刑的自然延伸。行刑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消极地执行刑罚实现刑法的惩治功能,而且在于实现刑法的矫正功能,即通对犯罪分子执行各种刑罚,捎除其人身危险性,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刑罚的效果,乃至于整个刑法的功能,都主劝是通过行刑得以实现的。但在我国目前行刑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行刑的效果还远不尽如人意。可以说,行刑是刑法机制中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这种现象必须予以纠正,否则刑法机制的合理化就是一句空话。加强行刑涉及诸多问题,例如行刑立法的进一步完善,行刑司法体制的改革,行刑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尤其是行刑效果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社会的支持。因此,行刑不仅是司法机关的专门工作,而且是一个艰巨的社会工程,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

[摘要]监狱法是我国第一部监狱法典，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对中国法治建设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意义。监狱法是监狱法治的逻辑起点，保障了罪犯人权，完善了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体系，同时监狱法存在一些问题，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存在矛盾与冲突，影响了行刑模式改革与创新。

[关键词]监狱法，法律地位，价值所在，存在问题

1994年12月29日，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以下简称《监狱法》）。至此，历时8年多的监狱立法活动，以《监狱法》的出台作为取得阶段性成果的重要标志。毫无疑问，中国第一部监狱法典的出台对中国法制建设有着深远和重大的意义。正如1995年2月14日召开的全国监狱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所言：“《监狱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监狱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盛举。《监狱法》是建国40多年来监狱工作成就的结晶，是监狱工作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凝聚着广大监狱干警长期以来惩罚犯罪、教育改造罪犯的丰富经验和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聪明才智，饱含着从事执行刑罚和监狱理论研究工作者的科研成果。《监狱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监狱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然而《监狱法》的出台并非监狱立法的功成名遂，相反，其正表示着我国系统的监狱立法之开始。

从1994年到今年，正是《监狱法》颁布与实施十周年，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监狱法实施10年以来，为我国建立中国特色的监狱法制打下了良好和坚实的基础，树立了依法治监的监狱治理理念，为我国打击犯罪、惩罚和改造罪犯，保障罪犯人权提供了法律保障。然而，根据这十年来《监狱法》实施的状况，监狱法治所面临的问题和形势还是十分严峻的。“这些问题既有来自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客观水平的局限，也有来自于国家刑事立法体系和刑事司法体制方面的制约；既有来自于监狱外部社会环境方面条件的影响，也有来自监狱内部自身的因素；既有来自监狱立法体制的，也有来自监狱法实施机制的；既有人的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物质的和制度或体制方面的因素。[2]”本文籍《监狱法》颁布十周年，对《监狱法》的法律地位及其所体现的价值作一评估。

一、《监狱法》的法律地位

现代法理学认为，某部法律在整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一般是由该法制定的法律依据、其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内容及其调整的法律关系与法律调整方法所决定的。笔者认为《监狱法》在我国法律体系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并非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附属与补充，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作者：贺元骅工作单位：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管理系

刑法是航空安全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它既是预防和惩治危害航空安全犯罪的利器,也是保护危害航空安全犯罪人的宪章。航空刑法制度的状况,反映着一国刑法制度的水平高低,也反映着一国对航空安全的保护程度。加强对航空刑法制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航空刑法制度的现状

1979年,我国首部刑法典(以下简称《79刑法》)以其特有的目光表达了对航空安全的关注。继此之后,我国不断以附属刑法的方式并在1997年修订刑法典(以下简称现行刑法),对航空刑法制度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初步形成了惩治航空犯罪有法可依的局面。这表现在:1、预防和惩治危害航空安全犯罪的刑法体系较完善。哎79刑法))只规定了对劫持航空器的行为、以危险方法危害航空安全的行为、破坏航空器的行为、扰乱民用机场的行为等予以刑事处罚,而且刑罚种类也较简单,不能处以罚金刑,受罚主体只有自然人,没有单位。此后的附属刑法和现行刑法,则不仅规定对上述行为作为犯罪处理,而且将针对航空器及其所载人员、财产的攻击行为、航空器上的暴力行为、利用航空器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航空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以及航空安全管理人员的读职行为全部纳人刑法惩治范围。在科处刑罚时,除处以主刑外还可处以罚金刑。对有的危害航空安全的犯罪,不仅要处罚自然人,而且要处罚法人。2、有利于推动惩治危害航空安全犯罪的国际合作。《79刑法》曾将劫持航空器行为作为反革命罪予以处罚,这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如果劫持者没有“反革命目的”,我们就很难对其定罪量刑。况且反革命罪往往被视同政治犯,国际上有政治犯不引渡的惯例。这不仅不利于惩治劫持航空器行为的国际合作,也违背《东京公约》的规定。我国现行刑法将劫持行为视为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既符合该罪本身的性质,又可以推动惩治劫持航空器行为的国际合作。

二、我国航空刑法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正值社会政治经济急剧转型时期,随着航空运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以及针对航空安全的犯罪不断增多,注定了我国航空刑法制度将陷人自相矛盾的困境。1、类推制度违背刑法罪刑法定原则。《79刑法》第79条曾规定:“本法分则没有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是我国刑法史上曾经的类推制度。但由于该制度在1979年以来的司法实践中意义不大,并且预设了肆意侵犯人权的方便之门,川因此被现行刑法所废弃,取而代之的是罪刑法定原则。现行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罪刑法定原则是现行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它是制定、适用刑法的基本要求,它所坚决反对的就是类推制度。但在我国现在的航空刑法体系中,却仍然保留着类推制度。《民航法》在193条1、3款规定,对隐匿携带炸药、雷管或者其他危险品乘坐民用航空器,或者以非危险品品名托运危险品,尚未造成严重洁果的行为,“比照’,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处理。从这一规定,我们就不难发现“比照”的窘境。行为人如果藏匿的是炸药、雷管之类,还可以类推成非法持有、私藏弹药罪。如果行为人藏匿的是其他化学危险品且造成严重后果,类推成非法持有、私藏弹药罪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不类推成非法持有、私藏弹药罪又有悖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为避免法律的尴尬,只好对这类行为给予行政处罚了事。这也难怪在危险品运输培训时,当讲到以非危险品品名托运危险品要受刑法处罚时,受训人员哄堂大笑。可见,航空刑法制度中现存的类推制度在司法上毫无疑义。2、附属航空刑法虚置。罪状与法定刑是规定具体犯罪条文不可缺少的内容。只有罪状没有法定刑,将使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处罚;罪状描述不清楚,就会放纵犯罪。而不论哪类失误,都会导致刑法的虚置—失去效力。我国附属航空刑法规定惩治危害航空安全犯罪的条文,在罪状和法定刑的表述上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只有罪状而没有法定刑,导致处刑无据。《民航法》191条规定,劫持航空器罪按199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惩治劫持航空器罪的决定》)定罪处刑。193—199条规定,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的行为、携带违禁品乘坐航空器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以非危险品品名托运危险品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公共航空运输企业擅自承运危险品的行为、在航空器上放置危险品的行为、传播虚假信息扰乱飞行秩序的行为、破坏航空设施的行为、聚众扰乱民用机场秩序的行为、航空人员重大飞行事故的行为等,均“依照”《79刑法》的相关规定处理。但从1997年后,现行刑法已经取代了《79刑法》和《惩治劫持航空器罪的决定》,而且刑法条文和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民航法》的“依照”规定实际上失去了依照对象,本是犯罪的行为却不能被定罪处刑。另一方面,罪状描述不清,衍生行政责任取代刑事责任的趋势。除《民航法》外,我国《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飞行基本规则》、《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等法规也表达了惩治危害航空安全犯罪的要求。但是,这些法规在用语上却不够严谨,都是采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笼统表达方式,并且往往将刑事责任的规定置于行政责任之后。由于这些附属刑法并没有清楚地界定违反上述规定达到什么程度才是犯罪,以及犯罪的刑事责任和刑罚,由于没有明确界定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区别,既使刑事司法机关难以把握,也使行为人难以预测。这种规定实际上等于虚设。3、重生命刑、自由刑,轻罚金刑。忽视罚金刑的价值是我国刑法的一个特点。受传统刑法观念的影响,我国1995年以前关于惩治危害航空安全犯罪的刑法都没有规定罚金刑。1卯5年,我国《民航法》有两处提到罚金刑,而且受处罚的主体仅是法人。一是该法第193条规定,单位如果犯有“隐匿携带炸药、雷管或者其他危险品乘坐民用航空器,或者以非危险品品名托运危险品”的行为,判处罚金;二是该法第1男条规定,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违反危险品管理规定,“导致发生重大事故的,没收违法所得,判处罚金”。现行刑法典及其修正案,涉及危害航空安全犯罪的条文共有十六条,罪名30个,涉及生命刑的12个,自由刑的30个,罚金刑1个。《民航法》第1男条判处罚金的规定被取消。这样,《民航法》规定的两个罚金刑被减为一个,处罚对象也只有单位。

短期自由刑是相对于长期自由刑而言的，指在较短时期内剥夺罪犯人身自由的刑罚。作为自由刑内部的这种划分方法是基于短期自由刑自身的特点，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进行的一种划分。短期自由刑由于剥夺自由的时间较短，其适用的对象、执行的方式、罪犯释放后的表现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都有别于长期自由刑，由此引起的对短期自由刑的利弊分析、存废之争成为一百多年来刑罚学领域争论的焦点之一，而如何改进短期自由刑的适用和执行则是近年来刑罚理论与行刑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短期自由刑的存废之争

自从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质疑以来，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已成为中外绝大多数刑法学者的共识。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F.v.Liszt）认为，“短期自由刑既无改善，亦无威吓之效果，只有打击犯罪经历之人的自尊心而已。”（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M].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意大利学者雷?弗里斯塔（AdeForesta）指出，短期自由刑的时间，对改善犯罪人虽然过短，但很不幸，使其败坏则足足有余。（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前苏联学者别良耶夫也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过批评，他认为，短期剥夺自由由于刑期较短，其教育改造功能难以发挥，在只有隔离或剥夺自由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指望实现改造、再教育被判刑人的目的是不现实的。（注：[前苏]别良耶夫.刑罚的目的和劳动改造机关实现刑罚目的的手段[J].46.转引自王扬.俄罗斯刑法中的剥夺自由[J].政法论坛，1998，（3）.）总之，在西方国家，短期自由刑受到批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短期自由刑无异置受刑人于犯罪渊薮中，在执行过程中受刑人很容易受到其他犯罪人的负面影响，强化犯罪意识，于释放后再次犯罪。（2）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人很多是初犯或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这些人主观恶性不深尚有羞耻之心，容易悔过自新。把他们投入行刑机关，不免使他们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实施更严重的犯罪，失去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3）短期自由刑不但让受刑人感觉不到其严厉性，也难以通过立法威慑和行刑威慑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4）由于关押时间短，行刑机关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受刑人开展教育和矫治工作，有违教育刑论医治犯罪人之“病态”的目的。

与之相对的主张保存短期自由刑的学者则论证了短期自由刑的积极效用。后期古典学派的领袖、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毕克迈耶（K.Birkmeyer）就主张短期自由刑具有存在的价值，认为对于轻微违法者进行报应，它是不可或缺的。（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德国刑法学者华哈（AdolfWach）认为短期自由刑时间之短，不但非为缺点，反而是其优点。虽然数日或数周的自由刑不能教育也不能改造犯人，但可给受刑人以强制劳动的深刻印象。短期自由刑之执行，只要是受刑人感受到刑罚痛苦即足，此可拿军队的禁闭予以证明。因而他强调短期自由刑得以严格其行刑方法以达到防止再犯的目的。（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奥地利刑法学家谢利（Seelig）也对短期自由刑之否定论进行了反驳，强调短期自由刑具有必要的警告、威吓、赎罪、惩罚的记忆功能。（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M].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挪威学者约翰尼斯?安德聂斯教授认为，“从效果看，长期徒刑与短期徒刑并没有什么区别。”“长期的监禁应该比短期的具有更强的遏制效果，但是这种效果可能会被在狱中积累的反面影响而抵消。”（注：[挪威]约翰尼斯？安德聂斯.钟大能译.刑罚与预防犯罪[M].法律出版社，1983，201-202.）

二、短期自由刑的利弊分析

以上对短期自由刑存废的争论体现了两种不同刑罚观的对立，主存论者坚持报应刑的观点，主废论者坚持目的刑的观点，他们从各自刑罚存在的正当化根据出发对短期自由刑进行了利弊分析。

短期自由刑是相对于长期自由刑而言的，指在较短时期内剥夺罪犯人身自由的刑罚。作为自由刑内部的这种划分方法是基于短期自由刑自身的特点，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进行的一种划分。短期自由刑由于剥夺自由的时间较短，其适用的对象、执行的方式、罪犯释放后的表现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都有别于长期自由刑，由此引起的对短期自由刑的利弊分析、存废之争成为一百多年来刑罚学领域争论的焦点之一，而如何改进短期自由刑的适用和执行则是近年来刑罚理论与行刑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短期自由刑的存废之争

自从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质疑以来，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已成为中外绝大多数刑法学者的共识。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F.v.Liszt）认为，“短期自由刑既无改善，亦无威吓之效果，只有打击犯罪经历之人的自尊心而已。”（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M].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意大利学者雷?弗里斯塔（AdeForesta）指出，短期自由刑的时间，对改善犯罪人虽然过短，但很不幸，使其败坏则足足有余。（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前苏联学者别良耶夫也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过批评，他认为，短期剥夺自由由于刑期较短，其教育改造功能难以发挥，在只有隔离或剥夺自由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指望实现改造、再教育被判刑人的目的是不现实的。（注：[前苏]别良耶夫.刑罚的目的和劳动改造机关实现刑罚目的的手段[J].46.转引自王扬.俄罗斯刑法中的剥夺自由[J].政法论坛，1998，（3）.）总之，在西方国家，短期自由刑受到批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短期自由刑无异置受刑人于犯罪渊薮中，在执行过程中受刑人很容易受到其他犯罪人的负面影响，强化犯罪意识，于释放后再次犯罪。（2）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人很多是初犯或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这些人主观恶性不深尚有羞耻之心，容易悔过自新。把他们投入行刑机关，不免使他们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实施更严重的犯罪，失去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3）短期自由刑不但让受刑人感觉不到其严厉性，也难以通过立法威慑和行刑威慑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4）由于关押时间短，行刑机关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受刑人开展教育和矫治工作，有违教育刑论医治犯罪人之“病态”的目的。

与之相对的主张保存短期自由刑的学者则论证了短期自由刑的积极效用。后期古典学派的领袖、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毕克迈耶（K.Birkmeyer）就主张短期自由刑具有存在的价值，认为对于轻微违法者进行报应，它是不可或缺的。（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德国刑法学者华哈（AdolfWach）认为短期自由刑时间之短，不但非为缺点，反而是其优点。虽然数日或数周的自由刑不能教育也不能改造犯人，但可给受刑人以强制劳动的深刻印象。短期自由刑之执行，只要是受刑人感受到刑罚痛苦即足，此可拿军队的禁闭予以证明。因而他强调短期自由刑得以严格其行刑方法以达到防止再犯的目的。（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奥地利刑法学家谢利（Seelig）也对短期自由刑之否定论进行了反驳，强调短期自由刑具有必要的警告、威吓、赎罪、惩罚的记忆功能。（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M].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挪威学者约翰尼斯?安德聂斯教授认为，“从效果看，长期徒刑与短期徒刑并没有什么区别。”“长期的监禁应该比短期的具有更强的遏制效果，但是这种效果可能会被在狱中积累的反面影响而抵消。”（注：[挪威]约翰尼斯？安德聂斯.钟大能译.刑罚与预防犯罪[M].法律出版社，1983，201-202.）

二、短期自由刑的利弊分析

以上对短期自由刑存废的争论体现了两种不同刑罚观的对立，主存论者坚持报应刑的观点，主废论者坚持目的刑的观点，他们从各自刑罚存在的正当化根据出发对短期自由刑进行了利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