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影响范文10篇

首先，国际组织本身可以要求国家提供关于它们遵守协议的信息，国际组织内部的其他成员也能获得这种信息。这种信息能够减少对其他国家承诺的可靠性的怀疑，也有助于增进国家对合作成果的期望。

其次，国际机制还可以为消极的国家提供增进合作的动力。

在契约制度主义者看来，国际机制鼓励合作的第三种方法是保证国家间的互动持续下去。只要国家相信它们可以继续从组织内部的合作中获益，它们短期内就不会退出、蒙混或违反协议。换句话说，美好的远景和对继续互动的确信将增进合作的可能性。绝大多数的组织成立时并没有明确的终点或期限，成立这些组织是希望合作能永久持续下去，除非极端的情况迫使某国退出。这种对长期互动的确信增大了骗取短期利益的成本，因为其他国家会不愿与其合作，因而剥夺了违规者的长期利益。

最后，一种机制可以促进合作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国家在此提高其作为合作者的声誉，当一个国家从某特定组织内部的合作中不能获益或获益很少时，更是如此。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契约制度主义理论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机制“是否”有用。这项研究对主流现实主义关于机制是大国工具这一观念提出挑战。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契约制度主义开始将其关注点从证明机制“是否”有用转到“怎样”发挥作用。一种研究方法关注的是国内行为体如何利用机制来为其国内政治议程服务。

换个角度来看，国内行为体能够意识到，通过让渡部分国内政治权力给国际组织，他们可以降低政客的短期行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例如，将货币政策让渡给欧洲货币联盟，使得一些国家的政客更难以使用短期通货膨胀性开支政策。恰恰相反，重要的决策权掌握在支持低通胀政策的国际组织的手中。有些人相信加入WTO后，中国的改革者可以宣称国际环境要求中国推进以市场为主的改革，从而使反对国企改革失去合法性。有证据表明，新生弱小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愿意加入某几种国际组织来加强他们在国内的权力和信誉。他们将努力加入那些能够为更民主、更开放和更透明国家提供合法性及发展援助的机制。例如，东欧那些希望加入欧洲有关机制的、新生的民主化国家就是这样。

1农业科技介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坚持重点发展农业科技，我国也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农业研发投资占农业总产值比重持续上升的国家之一。政策的制定者和学术界都已经充分的认识到农业技术作为生产力对农业生产的巨大贡献。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从粗放型农业向集约型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

虽然很多新技术在农业中已经被农民广泛使用，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不得不承认还存在大量农业技术创新成果未能得到有效的推广应用，从而阻碍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生产结构的调整。

本文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做一个系统的回顾。分析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可以准确把握农户对于新技术的态度，找出原有推广模式的不足、原有政策的偏差，为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技术的推广和采用提供有力的依据。

2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因素分析

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因素很多。在这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大的方面进行分析。

［摘要］加强学校行为文化建设是改进教师行为的重要路径。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虽然在领导者行为文化、教师个体行为文化、模范群体行为文化三个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但与学校行为文化、教师行为等概念的丰富内容，以及教师发展实践的复杂性和迫切性相比仍显局限。今后还需充分重视学校行为文化研究的重要作用，重新思辨相关概念，在扩大视野和多学科参与的基础上，丰富研究内容和方法。

［关键词］学校行为文化；教师行为；研究进展

一、问题的提出

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发展的根本动力，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用科学的教育价值观和先进的学校管理观来统领教师的思想和行为，［1］对教师发展起着决定性影响。［2］但影响的实际成效还需通过教师行为加以判断。毕竟“教师的外显行为与其内在素质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3］教师只有接纳并积极践行学校文化，才能说明学校文化真正产生了熏陶、约束和教化的作用。“当前虽然有大量的教师行为研究，但多浮于教师行为表面，没有深入到表层之后，分析为什么教师行为如此。”［4］而“学校文化”和“教师行为”的内涵都极为丰富，前者包含了学校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等诸多方面，后者则是教师的教育思维、认知结构、人格特征及相关行为方式的总和。［5］所以，寻找到一条有效的分析路径就成为了教师行为研究的关键。学校行为文化建设为我们提供了这条关键路径，因为“文化的核心意义是价值取向和方法论。人们用做什么，不做什么表明自己的价值取向；是这样做，还是那样做表明自己的方法论，”［6］而且在实践中“学校所有的文化都是由人和人的行为来建构的。”［7］从管理学的角度看，社会组织内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是基于组织文化而形成的，这种文化的基础决定了组织成员对于一件事情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进而做出什么样的行为。”［8］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从根本上来说，学校对教师而言是规范性组织。①对于以自重、自尊、自律为言行重要特征的教师的最有效的控制手段是精神的监督手段。”［9］所以，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学校组织的“精神监督”手段（如规范、道德、良心、理想追求）对教师行为方式的影响，但目前来看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

二、学校行为文化对教师行为影响的研究进展

为了便于梳理，本文参照组织行为文化的一般结构，②将学校行为文化按照主体的不同分为领导者的行为文化、教师个体的行为文化、模范群体的行为文化三类。（一）领导者的行为文化。一是校长的引领与示范。教师心中的校长权威主要来自校长的理念、学识、能力、人格魅力、公正、无私、示范等。校长在创设发展型组织愿景、积极推进合作文化创新、形成广泛参与中会对教师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0］二是校长与教师的交换行为。校长与教师之间的高水平资源交换（如思想、情感等）能促使教师产生更多的主动行为。比如校长通过对教师的赞扬、寄托和引领，使教师有更强的成就感、满足感、事业心，教师则反过来更加认同校长的办学思想、理念和指令，并自觉自愿地予以贯彻执行。［11］三是领导与教师的行为冲突。优秀教师崇尚知识、追求真理、寻求解放，［12］但学校领导者往往倾向于发展“教师无须参与的课程”，通过组织完备的计划、大纲、教科书、教学参考等降低教师对课程的诠释性与创造性参与。［13］（二）教师个体的行为文化。一是教师的敬业度。教师敬业度是教师对工作、教学团队和学校认同、承诺并全身心投入的程度，具体表现为热爱学校、教学负责、勇于创新、学习进步、乐于奉献和关心学生。同事、上级、组织和社会的支持，良好人际关系，有效参与决策和组织内沟通，从员工利益出发的绩效考核，让教师持续地获得小成功等都是积极影响因素。［14］二是教师的工作疏离感。工作疏离感是指因工作情境不能满足员工的需要或与员工期望、兴趣、理想、价值观不符，所导致的员工与工作分隔的心理状态，［15］且主要体现在社会和自我疏离感、无规范感、无力感和无意义感四个维度上。整体而言，教师的工作疏离感受其组织政治认知的影响显著。具体来说，社会与自我疏离感主要受同事关系、自利行为的影响，无规范感、无力感与无意义感还受薪酬与晋升制度是否公平合理的影响。［16］三是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与组织认同感。我国高校教师的职业认同受职业形象和工作自主性的正向影响较大，组织认同受工作自主性和组织环境的正向影响较大，且职业认同对组织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成员间相似的态度、价值和信仰，员工感知到的组织对待成员的态度，良好的沟通氛围和人际关系，以及“团队合作”“员工感知道德”等都会对组织认同产生影响。［17］四是教师的知识共享行为。隐性知识共享是增进高校教师专业能力、提升高校核心竞争力的一种重要组织行为，其影响因素有态度层面的人际信任、心理所有权和知识感知价值；主观规范层面的领导支持感和创新型校园文化；知觉行为控制层面的自我效能感和条件便利性感知等。［18］五是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是指教师在非基本工作要求条件下，自发地表现出的一种超越角色标准以外的主动、积极、正面、尽职、利他的行为，包含学校认同、利他行为、责任意识、人际和谐、资源保护五个维度。［19］组织公平感是影响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关键因素，包括分配公平、程序公平（或参与公平）、互动公平（包含人际公平和信息公平）等方面。［20］（三）模范群体的行为文化。一是合作型群体的行为文化。团结协作的行为文化有利于成员之间疏通感情、密切交往，能够消除不良竞争的负面影响，使群体保持强大的凝聚力，提高科学研究的水平和绩效。可通过大型项目或以团队形式加强协作、激发热情、挑战权威、形成争鸣气氛。［21］二是关怀型群体的行为文化。即以情感导向形成的组织氛围，通过创设彼此尊重的氛围、建立关心的关系、发展教师自治组织、开展心理辅导等方式，提升教师的自觉性、忠诚度、工作动力和奉献精神。［22］三是学习共同体的行为文化。学习共同体通过集体探究、共同协作、持续发展、行动导向和结果导向等行为文化，促成教师的相互支持和共同领导、共享价值观和愿景、集体学习与实践、分享实践经验等行为。［23］

[摘要]本文以中国在沪深两市上市的359家制造业公司2001年至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对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制衡度与投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随着股权制衡度的增加，容易出现投资扭曲行为，对比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扭曲程度更加严重。

[关键词]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投资行为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中国的股权改革持有不同的意见，呼声最高的就是国有股的减持，但是学术界和实务界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不能一味的要求减持国有股，而要看企业所处的具体环境。而学者们对股权制衡度对资本投资的影响也是存在不一样的观点。那么针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股权制衡度与投资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股权改革，本文将以实证分析的方式探讨这两个问题。

一、研究假设

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股权制衡度越来越低，不存在其它控股股东对控制权的分享时，上市公司倾向于对增加公司价值的项目进行投资。但是随着股权的集中，存在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进行制衡时，就会出现投资扭曲行为，因为如果其他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相差不大时，他们对投资项目的选择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出于利己的目的，投资目标可能出现分歧，因此对控制权的争夺导致投资项目的选择就不一定符合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准则。另一方面，股权制衡度的提高对于减轻“大股东控制”和其掏空行为是有利的。从这方面来说，股权制衡度提高又会对投资科学化产生正面影响。因此我们暂且提出：

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股权制衡度的提高，上市公司投资容易出现扭曲行为。

一、引言

农村金融是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城乡金融发展不均衡性日益加剧，农村金融网点少和农户贷款难，是农村金融服务中尚未解决的一个较突出问题。这都抑制了农村经济发展，甚至出现农村地区融资难与农户诚用度高并存、农村资金匮乏与农村资金外流并存的怪象。要利用金融手段支持农民，首要要摸清农民的金融需求特征，并建立与之适用的金融支持手段。因此，深入调查农户金融需求和行为特征，实证分析其信贷需求和信贷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学界研究现状来看，在对小额信贷的需求研究方面，近期的很多国内外研究都是通过依靠微观的农户家庭数据的观察，来研究小额信贷对贫困或收入的影响，以探讨小额信贷的作用和影响(如Khandker2005，Imaietal．2010)。周天芸等(2005)采用概率单位推测农户与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的借贷关系及其原因，发现:农户家庭的兼业、乡村干部身份和教育对农户借贷行为具有明显影响。Shasha(2008)通过对湖南省常德市的81户农户的调查和统计分析，研究了农户借款的动机和行为。其结论认为农户主要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同时没有清晰的期限。只有少数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户具有较大的资金需求，仍然需要向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农户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对其借贷行为有很大的影响。Tang(2009)和Tangetal．(2010)采用农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选择Probit模型和多项式Probit模型来分析农户信贷选择的决定因素和信贷约束因素。该研究认为，农户信贷需求被农户的生产能力(以家庭规模大小、拥有土地面积、户主教育水平为支撑)显著地正向影响，能够提高其需求的可能性。但是，这些影响因素对正规小额信贷和非正规小额信贷的影响并不相同。同时，家庭规模中拥有较多小孩的农户具有更多的信贷需求;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户也显著地很少借款，特别是向正规信贷机构。特别地，该研究分析了作为村级干部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对其农户借贷没有任何影响。通过借鉴上述研究方法，本文将首先进行调查问卷的设计和进行农户调查，然后设计模型，重点分析农户对正规小额信贷的需求情况及影响因素，旨在构建有效的信贷体系提供必要的经验证据。

二、信贷需求行为决策模型研究

McFadden(1973)在经典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随机效用理论。该理论被很多学者用于分析借款人在有限种可能选项里面的行为选择，如孙冰和刘洪玉(2005)，Weng(2009)。本节首先参照Weng(2009)的基于随机效用模型，建立了农户产生信贷需求和获得供给的理论框架模型。假如农户正式贷款具有带来高于预期的收益的效用，那么一个农户借款人会选择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然而，他的申请是否得到批准是依赖于正式贷款人的边际成本和该笔正式贷款的收入。为了讨论农户借款人的决策，本文基于Greene(1997)随机效用模型框架构建了借款人决策方程。当需要融资的时候，一个农户既可以选择向一个贷款人借款，也可以自筹资金。借款人会选择能够带来更大收益的融资选项。假定离散变量D，其定义如下:Di=1，假如个体i有信贷需求;否则为{}0农户借款决策决策过程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Di=f(U0i(R)，U*i(B))Di=1，假如U*i(B)＞U0i(R)Di=0，假如U*i(B)＜U0i(R)式中，U0i(R)表示借款农户个体i的保留效用(不申请贷款也有)，U*i(B)是农户申请贷款带来的效用。每个农户都有一个保留效用，简单地，可以作为正规贷款的最佳替代品。这个最佳替代品，可以是自筹资金，或者非正式的贷款。最佳替代品的效用越好，则农户个体越不会使用一个正式的贷款。申请一笔正规贷款带来的效用，可以表示如下(Weng，2009):U*i(B)=prob(L，W，X)•Ui(L，P，W，X)－Ui(T)+(1－prob(L，W，X))•U0i(R)式中prob(L，W，X)是农户个体I获得贷款可能性的自我评估;L是关于贷款条款的一组变量，包括期限、利率和个人的抵押、担保承诺;W是一组财产相关的变量;X是一组人口统计变量;Ui(L，P，W，X)代表假设收到正规贷款的效用;P是关于生产力水平的一组变量;Ui(T)是交易成本的负效用。因此，对于一个申请贷款的农户个体来说，其效用是获得贷款的效用和他们自身的保留效用的加权平均数。农户贷款一般是为了满足消费或生产的需要。前者可能包括购买消费性家电，孩子的学费，医疗费用，建房，筹办婚礼、葬礼等红白喜事。后者包括购买种子，牲畜，化肥，农业机械等。根据Ghatak(2001)的观点，对于消费贷款，农村低收入家庭(农户中的弱势群体)更可能获得较高的效用。相反，对于生产贷款，具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水平或其他生产经营能力的农户，可能从贷款中获得更大的效用，因为贷款带来的投资回报更高。Weng(2009)认为获得贷款的可能性由贷款条款、财产水平和家庭特征决定。其中，贷款条款包括期限、利率和个人的抵押、担保承诺。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会觉得或者强烈期望自己能够得到正规贷款，尤其是在贷款额度小、贷款是用于生产目的的情况下。此外，贫穷的农户个体会认为，与富裕的农户相比，他们自己在其他相同条件下申请贷款将处于劣势。农户个体的保留效用因不同个体而不同。农户个体从贷款获得的效用(收益)，受获得贷款的不确定性和获得贷款的交易成本的影响。假如农户申请的贷款能够带来的净效用超过其保留效用，那么农户会渴望获得贷款，即产生贷款的需求，作出申请正规贷款的决策。

三、数据来源及样本统计分析

本文调查的样本县域(含县级市)具有明显的农村特征，包括福建沿海的福清市、南安市、霞浦县、云霄县，山区的明溪县、沙县、德化县、浦城县等8个县市。在每个县市中随机选择三个镇，每个镇随机选择三个村，每个村调研8个农户(其中被选择的农户户主的年龄应在18岁以上)，共发放调查问卷576份，收回问卷523份，其中有效问卷502份。调查样本分布见表1。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股票投资策略

1文献综述

一般认为，行为金融学的产生以1951年Burrel教授发表《投资战略的实验方法的可能性研究》一文为标志，该文首次将行为心理学结合在经济学中来解释金融现象。1972年，Slovic教授和Bauman教授合写了《人类决策的心理学研究》，为行为金融学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79年DanielKahneman教授和AmosTversky教授发表了《预期理论：风险决策分析》，正是提出了行为金融学中的预期理论。

中南大学的饶育蕾和刘达锋著的《行为金融学》是我国第一本系统阐述行为金融学理论的著作。吴世农、俞乔、王庆石和刘颖等早在中国证券市场初建时就对中国股市调查并进行取样分析，得出中国市场为非有效市场，其主要论文有：吴世农、韦绍永的《上海股市投资组合规模和风险关系的实证研究》，陈旭、刘勇的《对我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的实证分析及队策建议》。国内对这一理论的研究相对不足，对投资策略的涉足更是有限。

本文主要是借鉴了两位美国学者的思路进行论证。美国学者彼得L•伯恩斯坦和阿斯瓦斯达摩达兰著的《投资管理》总结了美国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对行为金融学理论在投资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发展，对投资行为进行了全面剖析，其对投资策略的研究更具有独到之处，这种在行为金融学下投资策略的研究对我国证券业的发展将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罗伯特•泰戈特著《投资管理-保证有效投资的25歌法则》以其简单而明了的笔法描绘了行为金融学下投资方法的选择应具备的条件和原则，指导我们的实践。BrighamEhrharot著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中也不乏对行为金融学的应用，比如：选择权的应用等。

2行为金融学概述

一、研究区域及样本状况

1．研究区域概况。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国北部边疆，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全区共有人口2489．85万人，城镇人口1437．64万人，乡村人口1052．21万人。自然资源丰富，其中，森林资源、矿产资源储量均位于全国前列。内蒙古自治区国有林区是全国开发最早的国有林区，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区是内蒙古国有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区总面积达到28万平方千米，经历了50余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形成了以营林、木材生产、林产工业等多种经营模式为一体的复合型发展模式。内蒙古国有林区人口较少，且人口分布分散，现在全区共有人口21．9万人，有超过6万户家庭，由5．8万林业人口和16．1万非林业人口构成。林业职工总数24107人，包括20066名在职职工和4041名离退休职工。林区居民收入普遍偏低，人民生活困难，职工平均年收入不足5000元。考察内蒙古自治区国有林区居民消费现状，不论当前居民的消费模式还是传统的消费模式，不讲究消费与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国有林区居民由于经济贫困、社会文化相对滞后，还继续着掠夺式的开发方式，结果使环境受到破坏。当地居民面对着人均收入低、消费结果不合理、消费环境差、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小等问题。

2．调查问卷设计。在问卷的设计过程中，参考了发达国家的相关文献，也综合了国内研究低碳经济和消费者行为方面的研究成果，问卷设计的前期准备工作较为充分。在问卷设计过程中，先设计出问卷的初稿，对城镇居民进行预调查，并通过面对面询问他们认为哪些因素对居民的低碳消费行为影响较大。在对城市居民进行两次预调查，并对预调查结果进行科学分析后，总结了专家和被调查居民的意见，对一些不满足问卷设计目的的题目和不恰当语句进行修正，最终确定了问卷。正式的调查问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基本资料，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学历、家庭人口数、家庭月收入等人口统计因素。第二部分是低碳消费行为调查，共计10题。包括低碳购买行为4题，低碳使用行为6题。选项设置为“从不、偶尔、约半、经常、每次”。第三部分是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调查，共计20题，涉及个人特征因素6题、生活方式因素5题、产品因素4题、社会环境因素5题，所有题目都采用李克特五星级量表制，选项设置为“非常同意、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不同意”。在判断内蒙古自治区国有林区居民在购买、家庭使用、公共场所使用、交通使用等方面的行为是否低碳时，采用正向指标正向打分、负向指标负向打分的方法，然后对其分数加和求总，判断其消费行为是否低碳。

3．数据采集及样本状况。本次调查选取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区的阿尔山林业局、伊图里河林业局、根河林业局、莫尔道嘎林业局的居民展开问卷调查。调查地点选择在各林业局人口较集中地区，如企事业单位、购物场所、中小学、公众场所等，在各个调查地点随机选取150名受访者，合计发放问卷600份，实际收回600份问卷，经过检查排除24份不完整问卷，得到有效调查问卷57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6%。样本基本数据见，从对样本数据的分析情况看，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学历、家庭人口数和家庭收入数据结构符合当地的人口构成比例，数据具有代表性和科学性。

二、内蒙古自治区国有林区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分析

问卷调查的第二部分共设计问题12个，对内蒙古自治区国有林区居民的低碳消费的购买和使用行为开展调查研究，并进一步从家庭使用、公共场所使用、交通工具选择三方面入手，判断内蒙古自治区居民使用行为是否低碳。

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和紧迫。新乡市作为河南省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城市之一，在解决农民医疗保障问题上也领先于全省其他城市，2004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乡模式成为其他城市学习的典范。然而，从整体上看，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险仍然较为单一和薄弱，无法真正分散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风险。本文以新乡市农民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农民医疗风险的承担能力以及农民医疗保险的有效性，并归纳总结农民医疗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从而为制定和完善农村医疗保险体制提供一定的依据。

1新乡市农民医疗保险参与现状

1.1研究对象与方法

为了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农村居民使用医疗保险的情况以及选择医疗保险时所考虑的因素，本文采用访谈和问卷调查两种方法，对在新乡市中心医院以及新乡医学院第一、第二、第三附属医院就诊的农民进行抽样调查分析。调查问卷共800份，每个医院抽调200名农民患者，其中门诊就诊人数100名，住院就诊人数100名，收回有效问卷785份，并通过Excel进行数据的录入与统计分析。

1.2调查结果概况

通过对调查问卷进行简单的数据统计后显示，在医院就诊的785人有效问卷中，从年龄结构看，13岁以下、14~18岁、19~30岁、31~45岁、46~65岁、65岁以上的人数比例分别为14.3%、10.8%、7.3%、17.5%、20.1%、30%，这一比例结构基本符合人体生命周期的变化规律。从受教育程度看，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不高，以初中教育程度居多，共507人，占人口总数的64.6%。从人均年收入看，1000~3000元的人数占6%，3000~5000元的人数占66%，5000元以上的人数占26%。从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看，所调查的农民中，98%的人都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均参加的人员占4%，这部分人认为商业医疗保险比新农合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他们购买的商业医疗保险多以住院医疗保险为主。另外有2%的人选择其他（表1）。从调查的直观结果可以清晰看到，新乡市农民参与医疗保险的险种比较单一，由政府主导的新农合所占比例大，而商业医疗保险所占比例过小，报销比例整体不高，不能有效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文献综述

关于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形成机理及与企业计税行为相关性的研究，国内外的学者都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与分析。（一）国外企业计税行为影响商品价格波动的研究文献综述TadahisaKoga（2004）[1]以7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以调整自身税负为目的的企业计税行为会对国内商品价格的波动产生传递效应。Auerbach（2005）[2]分析布什减税政策对企业计税行为的影响，这个分析出现了有趣的“副产品”———减税的动态绩效即可估计到的企业计税行为变化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在动态绩效的减税过程中，政府可以预测大约有多少税收损失可以被商品价格的波动所补偿。WorldBank(2006)[3]用VECM模型进行的计量研究显示,在基础资源性商品的定价上,企业的计税行为对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较为有限。MarcoRossi（2006）[4]研究发现：企业计税行为对商品价格波动所产生的传递效应会持续一年甚至更久，且企业计税行为对生产者物价指数的影响要大于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Guellec＆VanPottelsberghe（2007）[5]建立了一个研究税收变动对经济影响的一般均衡模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税制改革，给经济带来的影响，会通过企业计税行为变化对商品价格的扰动表现出来。Edward(2007)[6]选取了1996年至2006年间的美国主要商品期货的价格指数CRB，对企业计税行为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发现两者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OECD（2008）[7]认为，企业的计税行为对现货商品价格影响的经验证据是混合或模糊的，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企业计税行为放大了商品价格波动的观点。Newbery(2008)[8]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的逐步发展，传统用以影响商品定价的贸易政策的运用受到了很大的约束，而税收政策的影响则逐步增强。税收政策对企业计税行为的影响会很快传导到商品的定价上来，并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表现出来。Gerltry＆Hubbard（2008）[9]从实证角度出发分析了企业税收负担和物价水平的相关性。Ripple（2009）[10]用EGARCH模型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企业的计税行为与商品价格的波动具有密切的相关性。Culen＆Gordon(2009)[11]构建了一个基本的经济模型。模型研究了企业计税行为变化所诱发的税源变动对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二）国内企业计税行为影响商品价格波动的研究文献综述马栓友（2006）建立了商品价格波动经济运行模型,对我国商品价格的波动形态与宏观经济的长期运动趋势、政府经济政策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得出商品价格变动、经济运行、财税政策三者之间存在一种特定的规律，并伴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任寿根(2007)通过建立一个半开放经济模型,分析了税收政策的变动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动态机制。认为,就长期而言，税收政策的变动会对消费者价格水平和生产者价格水平都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其中生产者物价指数的弹性要大于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弹性；而从短期来看，税收政策的变化虽然对生产者物价指数和消费者物价指数都会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各有不同,并且会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企业计税行为的干扰。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2008）围绕商品价格和企业投资、产出、税收等经济变量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分析，得出了企业投资增长是企业产出增加的根本原因，但并不是商品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而税收政策变化所引发的企业计税行为的变动则会导致商品价格波动的结论。夏杰长（2008）经统计检验发现，企业的计税行为与商品价格的波动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对比变化才是导致商品价格波动的基本因素。吴晓晖（2009）研究得到CPI与PPI之间具有线性相关关系，并且PPI变动一定会影响CPI的变动。李丽青（2009）运用ECM模型研究了企业税收负担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税收负担的增长是商品价格上升的重要原因，即企业以调整自身税收负担为目的的计税行为就必然会扰动商品价格。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9）回顾了中国企业税收负担的变化过程，分析了中国现行税制税负水平、税收结构、主体税种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对经济增长和物价平稳的影响。樊丽明（2010）运用VEC模型研究了企业计税行为对商品价格的干扰效应，认为企业的计税行为对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是非随机性的，并且存在时滞。吴秀波（2010）通过对物价波动的研究得到从长期来看，商品价格水平的波动与国内企业税收负担的变化趋势是基本吻合的，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付伯颖（2010）研究认为企业税收负担变动与CPI的变化是非显性的弱相关。

研究方法和模型

商品价格的波动通常是用商品价格的方差或标准差（Standarddeviation，以SD表示）来表示的。因为标准差可以反映商品价格变化的离散程度，标准差越大，就表示商品价格波动的幅度越大；反之，标准差越小，就表示商品价格波动的幅度越小。本文选择生产者物价指数（Producerpriceindex，简称PPI），即PPI指数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从理论上来说，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物价波动将反映至最终产品的价格上，因此研究PPI的变动情况将有助于判断、分析商品价格的波动情况。本文依据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理论，通过对影响商品价格波动(Fluctuationsincommodityprices，以FICP表示)的因素因子进行分解，构建企业计税行为影响商品价格波动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建立实证计量模型，从信息不确定的视角研究商品价格波动与企业计税行为的相关性。假设商品价格波动的模型为:FICPc=ξ0+ξ1FAc1+ξ2FAc2+…+ξnFAcn+γc（1）其中，FICPc表示商品价格波动的整体特征(Overallcharacteristics，以c表示)；ξ为商品价格的敏感性系数；FAcu(u=1，2，…，n)表示对商品价格波动产生影响的各项因素（Factor，以FA表示）；而γc则是随机干扰项，表示纯随机因素对商品价格波动产生的扰动。这样，PPI指数的标准差就可以用SDc来表示。根据传统的价值规律理论，商品的价格基本上准确地反映了商品内在价值有用的所有相关信息，因此商品价格的波动体现了市场基本面的相关信息。来自市场基本面的信息不确定性会引起商品价格的波动，而非基本面的因素也能推动商品价格的波动，如政府的政策、企业的行为和市场的惯性，这三个方面因素会直接导致商品价格的波动，特别是非随机性波动。这些所引发的商品价格非随机性波动（Non-randomfluctuationsincommodityprices，以NFICP表示）对于真实经济也会产生显著的反馈影响。有鉴于此，在本文的理论模型中，我们将上述三个因素效应作为解释变量，其中，政府的政策效应，我们主要考察的是税收政策(Taxpolicy,以TP表示)，因为税收是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税收政策的变化会直接引起商品价格的非随机性波动。我们选取了税率(Taxrate，以TR表示)和实际征收率(Theactuallevyrate，以ALR表示)作为替代指标；企业的行为效应，我们主要考察的是企业计税行为(Taxact，以TA表示)，由于企业计税行为属于定性指标，无法观测，所以我们选取了可量化的替代指标———企业纳税额(Theamountoftax，以AT表示)和经营成交率(Businessturnoverrate，以BTR表示)。因为企业的纳税额大、经营成交率高，就意味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活跃，也就说明企业对商品价格的认同，反之，则意味着企业的生产经营平淡，也就说明企业对商品价格的否定；市场的惯性效应，我们主要考察的是市场中由当前商品价格波动与滞后商品价格波动的相关性所导致的波动集群(Volatilityclustering，以VC表示)，即市场上商品价格波动存在着的涟漪效应，价格波动后面紧跟着的波动。我们选取了在商品价格波动模型中引入波动率的滞后变量，即标准差SDc的滞后一期至三期的值作为解释变量，以体现商品价格波动的涟漪特性。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将假设的商品价格波动模型（1）简化为商品价格非随机性波动模型：NFICPc=ξ0+ξ1TPc+ξ2TAc+ξ3VCc+γc（2）其中，NFICPc表示商品价格非随机性波动的整体特征；ξ为商品价格的敏感性系数；TPc表示税收政策效应，可以用TPc和ALRc代表；TAc表示企业计税行为效应，可以用ATc和BTRc代表；VCc表示市场惯性效应，可以用SDc-1、SDc-2和SDc-3代表。另外，考虑到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企业计税行为的影响，本文设定了以下虚拟变量（Dummyvariables，以DV表示）：DV1为政府自2004年1月1日起实施《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国发【2003】24号)，对出口退税率进行了结构性调整，适当降低了出口退税率约3个百分点左右。调整后的出口退税率为17%、13%、11%、8%和5%五档，对企业计税行为产生的影响；DV2为政府自2008年1月1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由原来的33%降低为25%，对企业计税行为产生的影响；DV3为政府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关于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70号），允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或自制固定资产发生的进项税额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对企业计税行为产生的影响。

实证研究

（一）样本选择、数据收集及变量测量说明本文选取了2001年～2010年的PPI指数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从行业层面出发，选择PPI指数的调查产品所覆盖的全部39个工业行业大类。每个行业随机抽取100家企业作为分析样本。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规避数据自身波动性的要求,本文所采集的数据均来自于全国税收征管系统的SDMS数据库,并对其产生的相关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和单位根检验。其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不难发现，lnSDc、lnALRc、lnATc和lnBTRc均为零阶单整变量。lnSDc、lnATc和lnBTRc的显著性均达到了1%；lnTRc在经过一阶差分后显著性也达到了1%，对lnTRc作一阶差分处理，以DlnTRc表示；而lnALRc则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于是，商品价格非随机性波动模型就可以建立在消除了数据本身波动性的平稳时间序列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了。（二）商品价格非随机性波动效应因子的分解分析1.税收政策因素效应分析以商品价格非随机性波动标准差lnSDc为因变量；以DlnTRc和lnALRc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表2不难看出，在商品价格的非随机性波动中，税收政策的影响效应约为38.81%，其中，实际征收率在1%的水平下对商品价格非随机性波动的影响具有显性正效应；而税率对商品价格非随机性波动的影响则具有非显性正效应。这就意味着，政府的税收政策对商品价格的非随机性波动具有明显且有效的影响，但税收政策并不是以平缓商品价格的非随机性波动为目的，因此，税收政策对于商品价格非随机性波动的反应较为零碎和被动。而表2中的D.W值为0.3401远小于2的状况，则告诉我们，在商品价格的非随机性波动中，税收政策效应的残差序列中的序列自相关情况不仅存在而且深重，还有可供提取的有用信息。2.企业计税行为因素效应分析将lnATc、lnBTRc和虚拟变量DV1、DV2、DV3加入到模型的解释变量中，进行回归分析。由表3可以发现，将lnATc、lnBTRc和虚拟变量DV1、DV2、DV3加入到模型的解释变量中后，在商品价格的非随机性波动中，税收政策因素加上企业计税行为因素的影响效应合计为54.99%，也就是说，在税收政策的影响效应约为38.81%的前提下，企业计税行为因素的影响效应约为16.18%。其中，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进行的检验，lnALRc、lnATc、lnBTRc和DV1、DV2、DV3的系数均获得通过的状况则告诉我们，实际征收率和企业计税行为因素效应对商品价格的非随机性波动具有较强的影响。作为企业计税行为可量化的替代指标———企业纳税额指标lnATc和经营成交率指标lnBTRc，对商品价格的非随机性波动具有同向显性影响效应，就是说，企业纳税额的增长和经营成交率的提高，会推动商品价格非随机性波动的增强；反之，则会抑制商品价格的非随机性波动，使之趋缓。而在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企业计税行为的影响方面，企业对政府自2004年1月1日起实施《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国发【2003】24号)，调整出口退税率的计税行为反应，表现在商品价格的非随机性波动方面为正效应；企业对政府自2008年1月1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计税行为反应，表现在商品价格的非随机性波动方面为显性负效应，即对商品价格的波动产生了较为明显地抑制效应；企业对政府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关于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70号），允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或自制固定资产发生的进项税额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计税行为反应表现在商品价格的非随机性波动方面为显性正效应，即推动了商品价格的波动。同样，表3中的D.W值为0.4489远小于2的状况，则说明，在残差序列中的序列自相关情况依然存在，还有有用信息需要提取。3.市场惯性因素效应分析将lnSDc－1、lnSDc－2和lnSDc－3加入到模型的解释变量中，进行回归分析。由表4研究得出，将lnSDc－1、lnSDc－2和lnSDc－3加入到模型的解释变量中后，在商品价格的非随机性波动中，税收政策因素加上企业计税行为因素和市场惯性因素的影响效应合计为83.17%，也就是说，在税收政策的影响效应约为38.81%；企业计税行为因素的影响效应约为16.18%的前提下，市场惯性因素的影响效应约为28.18%。其中，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进行的检验，lnATc、DV3和lnSDc－1、lnSDc－2的系数均获得通过以及lnBTRc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的状况则告诉我们，市场惯性因素效应和企业计税行为因素效应对商品价格的非随机性波动具有较强的影响，而其中对商品价格的非随机性波动具有同向显性影响效应的企业计税行为因素效应，与商品价格的非随机性波动的关联尤为密切，具有极强的促发效应；至于市场惯性因素效应，其可量化的替代指标———lnSDc－1、lnSDc－2和lnSDc-3，不仅显示出了明显的商品价格非随机性波动的涟漪效应，还表现出了市场惯性效应逐步减弱的特征。表4中的D.W值为1.9701，与2的差值较小，也就意味着残差序列基本上达到了平稳时间序列的要求。残差中已基本上不再存在具有解释效用的信息，因此，模型也就不再存在自相关性。（三）模型可靠性检验对税收政策因素效应加上企业计税行为因素效应和市场惯性因素效应回归分析结果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其结果如表5所示。表5中ADF检验统计数据远低于1%显著性水平下临界值的状况显示模型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的检验结果是平稳的，即模型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已达到平稳时间序列的要求，残差中不再包含商品价格非随机性波动的其他影响因素，因此，模型是可靠的。

1引言

我国新会计准则是在2006年颁布和全面推进的。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和全面推进不仅促进我国企业财务报告与国际财务报告接轨，还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1]。不仅如此，新会计准则的全面推进对我国企业的理念和行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从多个角度研究了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理念和企业行为的影响。

2会计准则相关理论概述

会计准则作为会计人员从事会计工作的重要规则和指南，其主要作用在于规范市场运作，以保障市场的合理有序推进，进而确保市场的稳定发展。会计准则的限定对象主要是会计人员[2]。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自2006年开始逐步完善，2006年了具体的企业会计准则为38项，2014年了3项，共计41项。会计准则是规范会计账目核算、报告的文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将会计处理建立在合理公允的基础上，以促使不同时期以及主体之间在会计结果的比较方面具有可比性[3]。会计准则变革主要是通过会计观念的变革来影响会计人员在企业中的具体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理念的。

3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理念的影响

3.1对企业决策者的影响。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决策者的决策有重要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在新的会计准则下，对会计手段以及责任等进行了新的规定，进而粗疏企业应更加明确自身的责任。同时，会计准则的变革也会对企业的会计制度造成影响，因而企业必须对企业的会计制度进行调整和完善。另外，新的会计准则中也明确了企业会计的规范，并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这为企业决策者提供了充足的会计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决策者更加重视企业的资金流量以及未来的发展。总之，会计准则变革对于企业决策者的决策有重要的帮助。3.2对企业经营理念的影响。新的会计准则变革中，对会计公允价值给予了明确的规范。会计公允价值对于企业资产保值和增值会给予定期的公布，进而能够反映企业资产的负债情况和实际经济价值。因此，企业管理者会对未来的现金流量和未来的发展状况给予高度的重视。也就是说，会计准则的变革能够进一步深化企业资产保值和增值的经营理念。另外，在会计准则变革的背景下，会计信息必将更加注重实用性，进而起到促进企业发展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逐渐走向决策有用化的方向发展。决策有用化主要是会计信息全面化和多元化，进而为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因此，企业在经营理念方面也就会形成决策有用化理念。这一理念的形成的优势在于企业能够通过会计信息的实时更新，提高会计信息的使用性，进而促使企业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同时，还能够根据会计信息的变化规律，了解企业的运营情况，并做出风险评估，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3.3对企业管理制度的影响。会计准则变革对于管理制度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从企业激励制度这一角度来说，企业的绩效激励制度以及绩效计算方式均获得了很大的改进，因而更起到能够激励性的作用。从约束机制这一角度来说，新会计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配比原则，净化了资产负债表信息，因而提升了会计信息的含量，对企业追求短期利润的理念有一定的约束。同时，新会计准则对企业的盈余操作也有一定的影响。在新会计准则下，降低了人为调节的可能性，因而提升了会计信息的使用价值，增强了企业盈余质量。在新会计准则下，企业的管理制度，尤其是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均受到了影响。3.4对企业发展理念的影响。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的发展理念也有重要的影响，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方面。从发展目标角度来说，会计准则变革能够引导企业从收入费用观转变为资产负债表观。在这种转变下，企业能够通过分析经营状况、财务成果等，进一步明确企业的发展目标。其中，净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是重要的参考目标。从发展模式角度来说，新会计准则为企业扩大资本经营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企业获取利润提供了途径，如资源优化配置以及对外投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