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方式范文10篇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行政法的精神在于维护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服务与合作关系，违法行政行为破坏了这种服务与合作关系，因而对违法行政行为及其法律效果必须予以补救。对各种不同的违法行政行为，必须采用相应的补救方式。其中，对程序上的违法行政行为，应采用补正的方式予以补救；对实质上违法的行政行为，应分别采用履行、宣告无效、撤销和确认违法的方式予以补救。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有利于相对人而相对人不应享受的，应采用剥夺的方式予以补救；不利于相对人而相对人不应承担的，应采用赔偿的方式予以补救；相对人应当享受的有利法律效果或应当承担的不利法律效果，应采用转换的方式予以补救。对显失公正的行政行为本身，应采用变更的方式予以补救；对其法律效果，应按违法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的补救方式予以补救。行政征收行为和为保护相对人个人利益而损害第三人个人利益的行政行为，是一种合法行政行为，本身无需补救；但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却具有违法性，应采用补偿的方式予以补救。

一、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补救

行政法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法。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具有支配性，能以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设定、变更或消灭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公共利益，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具有从属性，其意思表示并不具有与行政主体意思表示相等的法律效力。然而，公共利益应当以增进各成员的个人利益为目的，行政行为应当是对相对人的一种服务行为，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服从仅仅是基于对服务行为的合作和配合。因此，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行政主体向相对人提供服务，相对人对这种服务予以合作的关系。行政法的精神，就在于维持这种服务与合作关系。

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在立法上是不对等的，但在法律适用上却是平等的。我国宪法典第5条明文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否则，服务与合作关系就难以存续。因此，行政主体必须依法履行自己所负有的服务义务，而不具有不履行服务义务的优越地位。任何不履行法定服务义务的行政行为，都是一种违法行政行为。同时，在法治社会里，任何法律主体实施了违法行为，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宪法典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因此，行政主体违反法定义务、破坏行政法所维护的服务与合作关系的，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

法律责任可以分为惩戒性法律责任和补救性法律责任两种。前者通称法律制裁，如行政处分、行政处罚和刑事处分；后者通称法律补救，如撤销、宣告无效和赔偿。根据各国的立法，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公法的行为，通常适用惩戒性法律责任；对国家违反公法的行为，通常适用补救性法律责任。之所以对国家不适用惩戒性法律责任，是因为“公法是国家法，统治者的法；因此人们就不能想出反对国家行使的一种公法的直接制裁的方式。”[1]惩戒性法律责任不外乎对违法行为人人身权的剥夺和限制、对违法行为人财产权的剥夺和限制两类。然而，国家作为法律主体，只是一种拟制的抽象人格主体。国家的人身权不能由法律加以剥夺或限制，只能由政治斗争加以剥夺或限制。政治斗争可以推翻一个政权或政府，并取而代之，成立新的政权或政府，作为新的法律主体。这种政治斗争的结果并不是一种法律责任。对违法行为人财产权的剥夺或限制，通常是把违法行为人的全部或部分财产收归国有。可是，把国家的财产收归国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可能达到法律制裁的目的。同时，“规定国家所担负义务的任何一种公法条款也不能直接执行强制制裁，因为国家是握有强制的主人，不能直接对自己行使强制。”[2]

行政主体是代表国家实现行政职能、向相对人提供服务的法律主体，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主体实施违法行政行为的，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法律责任同样是一种补救性法律责任，通常称为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补救，简称行政救济或行政补救。通过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补救，可以切实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

内容提要：农村治理问题始终是我国政府管理的基本问题。农村治理关乎整个社会的治理，农村稳定则社会稳定已是一种共识。在转型时期基层政府治理农村的方式已不适应现实的要求，严重制约着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应适时进行变更。本文从基层政府在农村地方治理中的地位分析入手，回溯新中国建立50余年基层政府农村治理体制及方式，围绕农村市场化趋向的改革，呼唤基层政府行为方式变更。

关键词：农村地方治理基层政府体制政社合一行为方式变革

一、近50年中国基层政府农村治理体制及行为方式回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领导人民对存在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实行了彻底改造，从而奠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的所有制的基础，并构建了新型的基层政府农村地方治理体制，政府对农村的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这一新型体制的建构和运行随着我国农业管理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改革，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进行过几次重大的调整。

(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层政府体制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迅速地在地方确立起了农村地方治理行政体制。这一时期由于农村在大规模地发动和推进，基层政府组织形式仍保留着县、乡的格局，只是运作机制和所辖范围与旧中国不同。“人民政府对所采取的制度与(即费孝通)早先描述的体制相仿，但有重大区别，单位的大小很不一样，甚至单位的范围限定也不那么死板。”[1]“首先是省，省分成若干个县，相当于旧体制中的县。每县有若干乡，这些乡一般来说，比旧体制中的乡大一些。”[2]乡之下为村，乡和村分别建立了委员会，实行直接选举制。“每一级有一个委员会和一个选出的领导人。乡委员会包含从每个村里推选出来的两名或两名以上的代表，人数根据村的大小而定。”[3]从查证的资料看，以上叙述基本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状况。1950年12月8日政务院第62次会议通过了《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明确了乡级政府为我国基层政权组织。《通则》规定乡人民代表大会（或乡人民代表会议）和乡级人民政府为基层行使政权的机关。在乡级人民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乡人民政府即为乡的行政政权的机关。农民开始行使真正意义上的选举行政治理人员的自主权。1953年底，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相继完成了任务，农民的积极性被有效调动起来。为了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遇到的困难，有必要在农村建立起自愿互利的合作组织，于是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产生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互助组”。随着爱国生产运动的兴起，农业生产互助组织也更加广泛地发展起来，逐步发展成为农业合作社。合作社初期为初级农业合作社，也叫初级社，不久发展为高级农业合作社，称高级社。1956年底，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基本实现了高级社。合作社设有社长，负责社的经营事务。这一时期，基层政府农村治理体制正处于彻底变革前夜的宁静状态。基层政府运作机制和方式开始随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体制（以下改称传统农业体制）的逐步建立在积极地进行着变革。1953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命令”和“决定”，对粮食、油料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随后又在54年至57年间又陆续决定将棉花、棉布、生猪、烤烟、麻类、甘蔗、茶叶、蚕茧、羊毛以及经济作物和药材纳入统一收购、统销和派购。从而在农业生产、供应和销售环节中建构起了统购、统销体制。奠定了传统农业的微观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农村生产经营单位也在由分散的个体向集中过渡。农业合作化的全面推行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基层政府对农村的治理手段。有资料表明，实行合作化以后，国家对农村统购统销的对象，由一亿几千万户简化为几十万个合作社。因为，国家已不在直接向农户统购粮食、油料等，而直接面向合作社。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由市场向计划过渡。基层政府的行政行为方式由多样性向单一过渡。这样就空前地强化了政府支配农村经济活动的力量。中央政府支配农产品及生产资料政策和调整，促使了基层政府治理农村手段的变化。这时期基层政府体制与行为方式的突出特点，在宁静体制下行政行为方式悄然变革。

[摘要]文化管理是继经验管理、科学管理模式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文化人”是其人性假设，以人为本是其本质。学校实施文化管理需要具备一系列核心要素，包括建设高品位的学校文化，塑造学校共同价值观，建设教职工的精神家园，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在文化管理语境下校长的行为方式亟待转变，校长要做学校文化的积极构建者，树立符合人性的管理理念，摈弃权力管理，坚持赏识管理。

[关键词]学校管理；校长；文化管理；以人为本

一所学校的长远发展，往往取决于领导的管理哲学。思想力是校长的执政之本，管理思想是校长的权力之“魂”。近些年来，我国社会转型引发的教育内外环境的巨大变迁，使学校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瓦解学校组织的力量越来越多，其离心力越来越大。这些使学校文化在学校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因为它可以使学校师生员工们的学校生活充满意义，并使学校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总而言之，我国的学校管理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旧的管理模式被打破，新的管理思想在建构。文化管理已成为当代校长新的诉求和选择。

一、文化管理：学校管理的新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从文化视角来思考管理问题，进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框架——文化管理。所谓文化管理就是“人化管理”，是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的价值实现为最终管理目的的尊重人性的管理。这种管理是靠管理主体与对象主体（中介主体）之间所形成的文化力的互动来实现的。[1]39其本质是以文化为基础，强调人的能动作用，是以人为本的更高层次的“人本主义”。

任何一种管理都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文化人”是文化管理模式中的人性假设。人是文化的载体，一种单一的文化就是人性的一个断面，它提供了与人性的其他方面相关的一个有意义的、极为重要的断面。[2]19世纪以来，人性假说成为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泰勒首先提出了“经济人”假设，梅奥提出了“社会人假设”，这些都对学校管理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人”假设被提出。“文化人”假设把人从高技术的压力下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树立个人自信和个人价值，回归人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归属，文化管理模式便应运而生。教师不再是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学生分数的生产要素，而是一种文化目的，教师的发展成为教师管理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这正是学校管理在当下社会背景下的内在需求。相关研究也对此给予确证：大多数学校在管理上都存在着制度刚性、模式单一的情况，“人本化”管理模式应该是学校教育改革的主流，尤其是扩大教师认同的重要因素。[3]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十分重视少年儿童良好习惯的培养。他认为教育就是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为此，叶圣陶专门写过《习惯成自然》和《两种习惯养成不得》等文章。这些文章虽然写于20世纪40年代，但至今读来倍感亲切，文中所阐述的主要思想对当今少年儿童良好习惯的培养，仍不乏启示意义。人的行为不仅要受外在因素的影响，人们也可以通过自我生成的因素，自己调节自己的行为。因此，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的过程是一个人将外在的要求内化为自身需要的过程。如：认真的学习态度，以学习为乐趣；自觉地看书、写字，积极动耳、动眼、动手、动口的习惯；自学的习惯，课前预习、课后及时复习，这是最佳的教育习惯。

怎样才能养成良好的习惯呢？叶圣陶先生有他独到的见解。

1.养成习惯贵在躬行实践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实践家，叶圣陶先生非常强调在习惯养成中的身体力行。他认为，要养成某种好习惯，要随时随地加以注意，躬行实践，才能收到相当的效果。他以常见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在《习惯成自然》一文中写道：“要有观察的能力，必须真个用心去观察；要有劳动的能力，必须真个动手去劳动；要有读书的能力，必须真个把书本打开，认认真真去读；要有做好公民的能力，必须真个把公民应做的一切认认真真去做”，这样，我们“所知”的才能逐渐化为我们的习惯，成为相应的能力和素质。

2.“习惯成自然”就是能力什么是“成自然”呢？叶圣陶先生认为成自然就是“不必故意费什么心，仿佛本来就是那样的意思”。他举例说，“走路和说话是我们最需要的两种基本能力。这两种能力的形成是因为我们从小就习惯了，''''成自然''''了；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如果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程度，只是勉勉强强地做一做，就说明我们还不具有那种能力”。他进而指出，“通常说某人能力不强，就是说某人没有养成多少习惯的意思。比如说张三记忆力不强，就是张三没有把看见的、听见的一些事物好好记住的习惯。说李四表达能力不好，就是说李四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说出来的习惯。因此，习惯养成得越多，那个人的能力就越强。做人做事，需要种种能力，所以最要紧的是养成种种的习惯”。

3.有两种坏习惯不能养成叶圣陶认为：习惯不嫌其多，但有两种习惯养成不得，除此之外，其他的习惯多多益善。这两种习惯就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和妨害他人的习惯。何谓“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呢？叶圣陶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习惯的养成来说明“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的害处。他说，“坐要端正，站要挺直，每天要洗脸漱口，每事要有头有尾，这些都是一个人的起码习惯。有了这些习惯，身体和精神就能保持起码的健康，但这些习惯不是短时间内就形成的，要逐渐养成。在没有养成的时候，多少需要一些强制功夫，自己得随时警觉，直到''''习惯成自然''''，就成为终身受用的习惯。可是如果在先没有强制与警觉，今天东、明天西，今儿这样，明儿又那样，就可能什么习惯也养不成。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种习惯，牢牢地在身上生了根。这就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最要不得”。这种习惯与其他种种习惯冲突，一旦养成，其他种种习惯就很少有养成的希望了。那什么又是“妨害他人的习惯”呢？叶圣陶举例予以了说明。他说，“走进一间屋子，砰的一声把门推开，喉间一口痰上来了，扑的一声吐在地上，这些好象是无关紧要的事。但这既影响他人学习和工作，又可能传播病菌，一旦习以为常，就成为一种妨害他人的习惯”。

妨害他人的习惯是恶劣品质形成的重要根源叶圣陶先生认为某些人的不良品质的形成，一个重要的病根在养成了妨害他人的习惯。他说，如果一个人不明了自己与他人的密切关系，不懂得爱护他人，一切习惯偏向妨害他人的方面，就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恶人。正如柏拉图在两千年前所观察到的，教育的最高目的是训练年轻一代寻找“正确目标指导下的欢乐与痛苦”。现代著名遗传学家也获得同一结论，相信对人类来说，进化的最好方法是学会在从事于必须去做的事情中获得乐趣。把一个信念播种下去，收获到的是一个行动；把一个行动播种下去，收获到的是一个习惯；把一个习惯播种下去，收获到的是一个性格；把一个性格播种下去，收获到的是一个命运。用科学的方法培养良好习惯，不吝惜在品德教育上花钱，才能使智力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叶圣陶认为，“我们在学校里受教育，目的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我们离开了学校，仍然要从多方面受教育，并且要自我教育，其目的还是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习惯越自然越好，能力越增强越好”，孔子一生“学而不厌”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叶圣陶先生曾说过：“凡是好的态度和好的方法，都要使它成为习惯。只有熟练得成了习惯，好的态度才能随时发现，好的方法才能随时随地应用，好像出于本性，一辈子用不尽。”考察二战以后日本的三次教改，每每把养成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前苏联教育家乌申斯基这样讲“良好的习惯是人在其神经系统中存放的道德资本，这个资本不断增值，而人在整个一生中就享受着它的利息。”可以说培养良好行为习惯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好的习惯使人受益一生。

关键词: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经济法行为

内容提要:经济法作为后生于民商法和行政法而存在的新兴法律部门，其目的在于弥补民商法和行政法的局限与不足。从央行宏观调控行为我们可以看出，其行为方式的复杂性决定了经济法行为与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完全独立于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而孤立存在，但经济法的整体主义视角，又使经济法行为必然能够超然于具体的或单个的行政行为或民事行为，从而表现出其独有的价值魅力。

行为理论在经济法学界基本上属于未垦的荒芜之地，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行为之研究刚刚起步，还没有从民事法律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固有思维模式和巨大影响中走出来。笔者认为，从宏观上架构经济法的行为理论固然重要，但对经济法行为的微观性解剖同样十分必要，这种典型性分析有助于对经济法行为特质的进一步提炼和发掘。基于此，本文拟以中央银行（简称央行）宏观调控行为为视角，通过对其性质的分析，以求揭示经济法行为特有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存在。

一、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行为的经济法属性分析

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行为是指中央银行利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控制货币和信用，从而实现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并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持续发展的行为。

中央银行基于不同的行为方式而对经济的调节行为，从形式上看类似于行政行为，因而被不少学者简单地视同为行政行为，但是从性质上来看，其与普通的行政行为是不相同的，当然，与民事行为的差别就更为明显。下面我们着重就其与行政行为之间的差异性作一比较和研究。

一、网络传播权问题的由来

作品的网络传播问题起因是由于各国传统的版权法中都没有规定作品的“网络传播权”。不经作者同意将其作品上载并在网络传播的行为是否侵权？如果侵权，侵犯了作者何种权利？现有版权法找不到作者相关权利的规定，就没有侵权的依据。问题的核心是：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著作权形式是否作者之外的人无权使用？也就是说，是否作者当然地具有对其作品的任何形式的使用权，无论是否法定。答案是肯定的。著作权一旦确定，一切对其使用行为，无论法律是否规定，都属于对该著作的利用，都应征得权利人同意。

著作权的使用形式不同于著作权本身，法律没有确定的知识专有权，任何人都可无偿使用该知识产品不构成侵权，因为没有专有权就谈不上侵权。[1]（P80）然而，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著作权的使用形式，作者仍然享有专有权，其他人不经许可不可以使用。一旦确定了专有权，作者将对专有权的任何使用形式进行垄断，无论这种形式是否被法律明文列出。数字时代带来的作品使用方式的增加不会改变版权法中私权保护的原则。[2]（P20）

然而，不及早确立作品的网络传播权，对禁止网络上不经许可对作品的上载、浏览、下载等行为只能一直认定为“侵犯作者使用其作品的其它方式”（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9）一中知终字第194号）。），对此种侵权行为就不能有效制止。此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1996年12月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制定的《版权条约》（WCT）和《表演和唱片条约》（WPPT）中虽没有出现“网络传播权”的概念，却规定了“向公众传播的权利”（注：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1996年12月20日通过的《版权条约》第8条、《表演和唱片条约》第15条。）。为了实施WIPO制定的上述两个条约，美国参众两院于1998年8月4日投票表决通过了《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1998年10月28日由美国总统签署了该法案，该法将传统著作权延及数字化传输，确立了“向公众传播的权利”。按照WCT和WPPT的解释，“向公众传播的权利”是指作者以有线和无线的方式，包括使公众可以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专有权。当然，“向公众传播的权利”中包含了我们通常讲的“网络传播权”。

目前，我国还没有通过立法将作品的“网络传播权”确定为一种独立的著作权形式，司法判例也不能将网上侵犯著作权行为认定为侵犯作者的网络传播权，但是可以通过将此行为认定为侵犯“作者使用作品的其他方式”来保护作者对其作品的网络传播使用。（注：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列出的作品的使用方式包括：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此列举方式为非穷尽式列举，以后随着科技的发展，权利形式也在增加。自印刷设备、复印机到网络，科技发展的历史就是著作权法增加权利形式以适应科技发展对版权冲击的历史。）为在修订后的《著作权法》中保护作品的“网络传播”，国内学者提出了有关网络传输权问题的种种观点，主要有：其一，将其归为复制权，认为“任何上载到国际互联网上的文件必须输入到WWW服务器的硬盘驱动器内，……，这个过程就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3]（P405）。其二，主张将其归为传播权[4]（P90），同时扩大合理使用的范围，适当限制该权利的形式，因为“著作权作为一种私权在网络环境下的任何膨胀，都会带来巨大的负面效果”[4]（P115）。其三，将其归为传播权，并且认为“我国版权保护中的传播权除表演权外都排除了容纳网络传输的可能，……，扩大对版权法中表演权的解释不失为一种给予网上材料司法保护的出路”[5]（P111）。其四，将其归为发行，认为“将网络传输作为一种发行行为，对传统的发行来讲，其原有的外延被拓展了。但笔者认为：这是无可避免的，也并不牵强”[6]（P378）。

上述学界观点各有利弊，但都有一个共性，即将网络传播行为归为版权法中已有的一个权利板块中，靠对该板块的扩大解释保护网络传播，而并没有试图为网络传输行为单独确立一个包含其所有子过程的概括权利，即“网络传输权”。自2000年12月2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虽然规定了“著作权法第十条对著作权各项权利的规定均适用于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将作品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著作权人享有以该种方式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但是，该解释并未确定网络传输权，其对于作品网上的使用是通过将其归入“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作品的方式”进行保护的，笔者认为，这种保护方式只是过渡性的，其反映了目前对作品网上保护的不成熟和应急性。

一、补正界说

对违法的行政行为应追究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有惩戒性法律责任和补救性法律责任。行政法是公法，“公法是国家法，统治者的法；因此人们不能想出反对国家行使的一种公法的直接制裁方式。”同时，“规定国家所担负义务的任何一种公法条款也不能直接执行强制制裁，因为国家是握有强制的主人，不能直接对自己行使强制。”[1]因此，对违法的行政行为，不能追究实施者即行政主体的惩戒性法律责任，而只能追究其补救性法律责任。

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补救，包括补救机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及依职权的行政补救等）和补救方式两个方面。行政行为的补救方式，又包括行政行为本身的补救方式和对行政行为已发生的法律效果的补救方式两类。补正与撤销、宣告无效等一样，是对行政行为本身的违法性予以法律补救的一种方式。

有的学者称补正为行政行为的“治疗”、“痊愈”、“治愈”。“行政行为的瑕疵，是指在因其后来的情况而实质上已经得到纠正的情况下，作为当初为无瑕疵的行为来处理，并维持其效力，称之为瑕疵的治愈。”[2]补正区别于更正。补正是以行政行为中存在的违法性或瑕疵为前提的，是违法行政行为的一种法律责任或补救方式。这种违法性或瑕疵基于行政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存在。补正不能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只能将已作行政行为的程序和形式补充完整。经补正后，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或瑕疵得以消除，“原来违法的行政行为从此就变成合法的了”。[3]更正则是对行政行为中明显的计算及书写错误等的纠正。这种计算及书写错误等并不是行政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违反行政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正因为“这种错误不是行政机关意志上的瑕疵，而只是意思表达中的过失，‘纯机械性的过失’（如书写或计算上的错误），按照规定这种错误是可以接受的。”但“这种错误必须是‘公开’（明显──本文作者）的，也就是说对每一个客观的中等的观察人员来说这种事情绝不能再发生，如果他具有一个参与人的真正的信息水平的话。”[4]这种明显的错误不被认为具有违法性，更正并不是消除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经更正后，行政行为成了行政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不一定是合法的意思表示或行政行为。因此，更正并不是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责任或补救方式，而属于对已作意思表示的一种解释规则。并且，更正是不受限制的。也就是说，行政主体得依职权随时更正“明显错误”，即使这种更正不利于相对人。《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5条规定的“程序上和方法上错误之更正”，尽管使用的是“更正”，却属于本文所说的补正；第42条“行政行为中的明显错误”的更正，则属于本文所说的更正。同样，我国《行政复议条例》第42条第2项所规定的补正，只能解释为本文所说的补正，而并不包括更正。

二、补正的理论依据

违法行政行为包括实质上的违法行政行为和程序（包括形式，下同）上的违法行政行为两类。程序上的违法行政行为，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但意思表示本身合法、公正的行政行为。对程序上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应予以法律补救。因为，个别的程序上违法行政行为的存在可能无关紧要，但大量程序上违法行政行为的流行并得以容忍，最终势必使行政行为丧失公正性、准确性、可接受性和效率性，[5]就难以维持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沟通和信任。那么，对这种违法行政行为应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予以补救呢？机械的行政法治理论认为应采用撤销的方式予以补救，但在当代的行政法治理论与实践中则多采用补正的方式予以补救。

摘要：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一旦网络受到恶意入侵，很有可能会造成电脑系统瘫痪或储存信息泄露等问题，对人们的工作以及信息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相关人员一直极为重视对网络安全防范技术的研究，并对入侵检测技术进行着不断的优化，本文将对这一技术的概念、工作原理和流程、分类、运用实践以及发展趋势五个方面进行阐述，希望能够为入侵检测技术的运用带来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网络安全；入侵检测；工作原理；发展趋势

对电脑系统进行破坏操作，以非法获得他人信息资料的行为，就可以视为是入侵行为。目前，网络安全的主要防范技术就是防火墙技术，虽然这种技术具有一定的防范优势，但较为被动，并不能自动对电脑进行检测，而入侵检测技术较为主动，能够对电脑系统进行实时的监控和防护，可以及时发现对电脑进行入侵的操作，并予以制止，既能够阻止外来的恶意侵入，同时还能对用户的操作进行监管，一旦用户出现违规操作就会发出警报，提升了信息资料的安全系数。

1入侵检测技术

入侵，英文为“Intrusion”，是指企图入侵计算机系统，对其可用性、保密性以及完整性进行破坏的一系列操作行为，而入侵检测就是指对企图进行入侵的行为进行检测的一项技术。主要是通过将计算机网络以及计算机系统中的重要结点信息收集起来，并对其进行分析和判断，一旦出现有违规操作或者有恶意攻击的情况，就会立即将这一情况反映到系统管理人员处，对入侵行为进行检测的硬件以及软件被称为入侵检测系统。入侵检测系统在电脑运转时，该系统会进行如下几点操作：（1）对用户和系统的活动进行监视和分析；（2）对系统的构造以及不足之处进行审计；（3）对入侵行动进行识别，将异常的行为进行统计和分析，并上报到后台系统中；（4）对重要系统以及数据文件是否完整进行评估，并会对系统的操作进行跟踪和审计。该系统具有识别出黑客入侵和攻击的惯用方式；对网络的异常通信行为进行监控；对系统漏洞进行识别；对网络安全管理水平进行提升。

2工作原理及流程

1前言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最重要的基地。不良的家庭环境和错误的教养方式，往往会使儿童学业失败、品德错误和行为异常，并对其社会性发展产生消极作用。研究表明，儿童青少年学习不良、反社会行为、违法犯罪行为和家庭资源．家庭教育气氛、父母教养方式和心理环境等密切相关。同时，父母对孩子学习行为的管理、教育子女的方式以及教育方式的一致性等因素也会显著影响学习不良儿童的学习进步。这里，我们将通过学习不良儿童与一般儿童家庭心理环境、父母教养方式的比较，探索造成学习不良现象的家庭成因，并进一步分析这些家庭资源对学习不良儿童社会交往、自我概念和社会行为等的影响，从而为提高学习不良儿童社会性发展水平提供根据。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根据学习不良儿童和一般儿童的入组标准，从2308名来自四所小学、二所普通中学的儿童10--15岁）中抽取学习不良儿童211名，一般儿童218名。并按年级编为5个组，会计实测被试为429名。2.2研究工具

在深入调查研究和访谈研究的基础上，广泛参阅国内外同类研究，选用、修订那些已被证明为有效\可靠的研究工具，将其汇总成本研究使用的问卷。测量内容包括：被试的家庭心理环境、父母教养方式和被试的社会性发展状况。通过考察研究中施测得到的所有同质性信度CronbachAlpha值,选择同质性信度在0．6以上的维度作为本研究将要探讨的内容。2．3研究步骤

摘要：小学生刚开始了解校园的生活，对学习和与同学、老师相处都还没有完全地适应下来，许多小学生还没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也影响了小学生在学习上的进步，为了进一步培养小学生的良好行为习惯，让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校园生活，针对如何提高小学生各方面的素质以及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展开详细讨论。

关键词：小学生教育；行为习惯；素质教育

由于小学生的年龄小，所以在很多方面的学习和理解能力不强，他们对自身的认知还不够深刻，所以需要教师和家长能够积极地引导小学生，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良好的行为习惯是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前提，学生的第一要务是学习，但先决条件是先学会做人，这样学生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一、帮助小学生认清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性

要培养小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首先应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以及行为习惯的养成对自身或者他人有怎样的影响，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应该讲究教学的方式，对于小学生而言，尤其是低年级的学生理解能力还不强，对于一些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问题还不能够深刻地理解，所以，教师在帮助学生认清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性的时候，应该采取适合小学生理解的教育方式，通过轻松的简单的歌谣或者漫画让小学生在小故事中体会人生的大道理，当然这是针对低年级的小学生来说的，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可以不断地调整教育方式，让学生逐渐地认清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性。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兼顾鼓励和批评两种方式，批评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能够认识到自己不良的行为习惯，帮助他们逐渐地改进，每个学生的行为习惯与家庭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而每个家庭教育的方式不同，所以每个学生的行为习惯难免会有差异，我们教育工作者在保证每个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同时，一定要确保学生价值观的正确性，让他们从小学就学会辨别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错误的。在教会学生认清良好行为习惯的前提下，学生才能够逐渐养成良好的习惯，所以前期的教育非常关键，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应该具有足够的耐心，逐渐提高学生的思想高度。

二、经常与学生进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