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比较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潘牧天工作单位：上海大学法学院

一、两国行政司法的行为依据比较

(一)俄联邦调整行政司法行为的法律规范评介

在俄联邦行政司法的发展进程中,1993年12月12日通过的5俄联邦宪法6成为其行政司法发展到现代阶段的重要标志。该法第118条第2部分规定,俄联邦司法权通过宪法诉讼、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得以实施。以此拉开了俄联邦行政司法体系建构的序幕。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俄联邦行政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有些淡漠,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但行政诉讼程序必须与实现在俄联邦建立行政法院相联系的思想则成为推动俄联邦行政司法实践的巨大动力。俄联邦最高法院院长列别杰夫依据联邦宪法性法律5俄联邦司法体系法6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在普通司法法院体系中建立行政法院的主张,得到普京总统的赞同。于是,2年俄联邦最高法院基于立法动议权,将联邦宪法性法律5俄联邦的联邦行政法院法6的草案提交到俄联邦的联邦会议的国家杜马并一致通过。从而将俄联邦的行政司法实践推向高潮,也以此初步形成了规范俄联邦行政司法行为的法律体系的框架。其中5俄联邦的联邦行政法院法6理所当然地将成为指导俄联邦行政司法实践最重要的法律,在该法律体系中将居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深入剖析该立法草案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草案的许多地方存在不成熟因素,甚至存在实质性的缺陷。这一点在以下几方面体现的尤为突出:第一,该立法草案缺失对行政案件和行政纠纷的内涵加以揭示的内容。该草案较为广泛地运用了行政案件和行政纠纷范畴的有关要素。然而,草案既没有准确表述行政案件和行政纠纷的概念,也没有对二者的本质加以科学界定与严格区分。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行政司法实践领域具体操作上的混乱与不协调。存在对行政案件与行政纠纷不加区分,混同使用的现象。最近一段时间,俄联邦已经的各种公告中客观上更多地体现出行政案件和行政纠纷这两个概念似乎具有相同特征的现象。而这一点,立陶宛较俄联邦而言略有不同。立陶宛颁行的5审理行政案件程序法6同样使用了行政案件和行政纠纷的概念。该法对行政纠纷的概念加以界定,行政纠纷被解释为是个人与公共行政主体之间的冲突,或者是不具有相互管辖关系的公共行政管理主体之间的冲突。但同样存在未对行政案件的概念加以界定的缺憾。而在法律或立法草案中准确表述行政案件和行政纠纷的概念并对其本质予以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直接关系到行政司法运行所依赖的程序性规范与相应法律救济机制如何科学构建问题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被考量因素。第二,该立法草案未能体现行政法院应具有的独立、自治的体系的思想及内容。草案第2条将俄联邦最高法院的行政案件司法委员会;共和国最高法院、边疆区法院、州法院、联邦直辖市法院、自治州和自治区法院的行政案件司法委员会纳入联邦行政法院范畴。而专门化的行政案件委员会应当成为普通司法法院体系中的构成分支。因此,该立法草案没有规定行政法院独立、自治的体系是其内容上的一大欠缺,也是其法创制过程中的一个倒退。因为早在1922年苏维埃法律研究所拟定的俄罗斯最高行政法院和共和国的州、省行政法院条例的草案中,便曾确立了行政法院体系的完整思想。该条例草案的第一项曾规定:为了维护革命法制,保障国家机构正确,协调地发挥职能和保护公民的权利而设立最高行政法院和共和国的州和省的行政法院。而这一思想则为立陶宛所承袭并运用到行政司法的具体实践。设立了独立的、不归属普通司法法院体系的行政法院体系,即立陶宛的最高行政法院和区行政法院,以此确保行政司法的良性运作。第三,该立法草案没有明确列出审查行政违法案件的行政法院的职权范围,使草案存在实质性缺陷。众所周知,5俄联邦宪法6的颁布所产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就是在实质上改变了对公民与公权力机关之间的纠纷的司法管辖。宪法第46条第2款赋予每一个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社会团体和公职人员的任何一种行为(或者不作为)和决定向法院进行申诉的权利[1]。而这种权利的重要体现便是公民对行政违法行为享有司法控告权。这必然要求法律明确设定审查行政违法案件的行政法院的相应职权。但该草案只在第3条作出了联邦跨地区行政法院是治安法官所审理的行政案件的上级司法审级的简易规定,造成法律内容上的残缺。第四,创建完全合乎要求的行政司法制度缺少行政司法机关活动的程序保障是不可能的。[2](p.227)而该立法草案另一重要缺陷恰恰在于缺少行政法院审查行政案件的具体方式这一程序性规范。这一点,立陶宛的5审理行政案件程序法6的规定引起俄联邦许多行政法学者的广泛关注。该法律不仅明确规定了行政法院的职权范围,而且还非常具体地调整了对行政案件进行司法审查的方式。162条法律条文中,绝大多数规范具有程序的性质。而5俄联邦的联邦行政法院法6草案只有17条,其中几乎没有程序性规范。

(二)立陶宛调整行政司法行为的法律规范评介

1999年,立陶宛先后颁行了5审理行政案件程序法6、5行政法院机构法6、5公共行政管理法6和5行政纠纷委员会法6等四部重要法律。标志着立陶宛步入行政司法实践的成熟阶段,也以此构建了立陶宛调整行政司法行为的法律规范体系。运用5行政法院机构法6,立陶宛确立了其行政法院的完备而自治的体系。使其成为国家司法体系的组成部分,属于专门审查行政案件的专门法院。从1999年5月开始,立陶宛已建立5个州的行政法院和一个最高行政法院。每个州的行政法院都在与相应的州法院活动的区域(普通管辖权)相重合的地域内进行活动。运用5审理行政案件程序法6,立陶宛设定了行政法院的职权范围。在5审理行政案件程序法6中,具体规定了向法院提交申诉书、异议书和申请书的一般规定;司法审查的程序;法院判决的类型和对判决提起上诉的程序以及许多其他程序性规范。同时明确指出,对产生于行政法律关系的行政案件的审查,主要根据5审理行政案件程序法6中所规定的程序进行。在该法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法院遵循立陶宛的民事诉讼法典。运用5行政纠纷委员会法6及相关条例,立陶宛设定了解决行政纠纷的诉前程序,从而以这种非诉手段补充调整公共行政管理和内部行政管理领域产生的各种法律纠纷。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立陶宛5公共行政管理法6的颁行为其行政司法的理论与实践注入了新鲜元素,在规范立陶宛行政司法行为的法律规范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效。第一,该法将新的公共行政管理和内部行政管理的概念引入法律流通领域。新型公共行政管理由法律和其他的法律文件调整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以及其他的由法律授权的主体来执行活动。这种执行活动的目的是实施法律、其他的法律文件、地方自治机关的决定,并对公共公用事业进行行政调整。而新型内部行政管理则是在行政管理领域中以保障具体的国家机关或者地方自治机关、机构、部门或者组织(调整内部机构、管理全体工作人员、分配和管理现有的物质财政资源)发挥职能为宗旨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的目的是使他们能够在公共行政管理或者其他的国家活动领域中以适当的方式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通过立法及司法手段在法律流通领域对之加以确认和保障,对认识行政管理主体因存在权力性和地域性的原则方面的差异,从而构成不同公共行政管理体系,赋予其不同职能以及实施行政程序的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些概念在俄联邦目前的立法中则尚未得到普及。第二,行政程序以及参与行政程序的当事人的概念在该法中得以确认并被规定下来。在立陶宛,行政程序开始的基础包括:申请人的书面请求;在国家职员和地方自治机关的职员公务通告中所叙述的事实;来自于新闻媒体和其他来源的有关国家和市政机构侵犯公民权利的信息。在这一前提下,公共行政管理主体在审查请求和通过针对申请作出决定时所必须遵守的程序便是行政程序,而申请人和公共行政管理机构便成为行政程序的当事人。第三,该法规定了公共行政管理主体的范围及其活动原则,规定了行政管理的操作规程和行政程序。以此保障公民和其他人员拥有在公共行政管理机构中公平和公正地审查他们的请求的权利,并保障公共行政管理主体作出有充分理由的决定的权利,同时,保证公民拥有对该决定进行申诉和针对非法的行政活动所造成的损失获得赔偿的权利。

摘要：从大学生当前的消费行为展开调查，分析了其当前的消费心理，对比城乡大学生消费行为，得出相应的结论与建议。

关键词：城乡；大学生群体；消费行为；消费心理；差异

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国民收入不断增加，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家庭收入稳步增长，教育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重加大。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扶贫标准大幅提升，以及高校扩招政策的推广下，大学生成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消费群体，带动了一系列产业发展，层出不穷的新型消费模式，例如花呗分期、网贷等也不断刺激着大学生的消费欲望，影响着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现如今服务型消费，例如教育、文化、旅行，网络，医疗等快速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并且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城乡籍大学生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着本质的不同，社会的发展，消费结构的改变使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与我们所了解的已有很大不同，为了更好的让大家明晰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知道如何有规划的进行消费，知道相关影响因素，使大学生更好的定位自己的消费目标，避免盲目消费，我们进行了这次对比研究，希望为我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消费意识。

1安宁五大高校城乡大学生消费行为现状及数据比较分析

1．1城乡大学生消费行为样本分析。文中城乡大学生是指自小生活在城市或农村的大学生（不考虑户籍），我们研究比较不同环境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例如在基本生活消费、学习消费、休闲及娱乐消费等方面。在文章运用调查研究方法，用抽样调查收集研究数据，样本选自安宁区五大高校，根据不同学校、不同学院、不同年级学生进行随机抽样。发放129份问卷，实际收回129份问卷，其中无效问卷4份，因此有效问卷占总问卷的125／129，有效回收率为96．8％。在下面的研究中，我们将利用调查数据对城乡大学生消费行为及心理进行定量研究。1．2城乡大学生消费情况统计结果及分析。1．2．1城乡大学生基本消费差异大。当代大学生在校生活条件与消费支出存在极大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生源农村和生源城市的大学生的消费情况也不一样。根据笔者对安宁五大高校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所调查的对象中，生活在农村的大学生占64．8％，生活在城市的大学生占35．2％。从城乡大学生月平均生活费的这一明显差异可以看出，虽然近几年来农村的经济发展不断加快，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但是与城市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大学生的消费，主要分为基本生活消费（衣、食、住、行）、学习消费（学费、书杂费、考证等）、休闲及娱乐消费、人际交往消费（聚会、恋爱）等几个方面。根据安宁区五大高校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48．8％的学生表示每月的一日三餐消费为500元～800元，每月用于其他费用支出（如零食、服饰、日用品及化妆品），城市大学生消费200元～500元的占61．36％，而农村学生只占46．91％，每月用在休闲娱乐方面（如电影、旅游、健身等）的费用，100元～300元之间的城市大学生占50％，而农村大学生只占33．33％，在人际交往方面，每月用于聚会上的消费，100元～150元之间的城市大学生占比29．55％，而农村大学生仅占7．41％。由以上对比看出，城乡大学生的消费现状有着明显的差异。1．2．2城乡大学生消费行为数据分析。大一至大四城乡大学生在校大学生月平均消费情况。由图1和图2分析可得：在大一至大四的大学生中，在校期间月平均消费在大二、大三期间花费较多，在大一、大四期间花费较少。说明在校期间，大二、大三学生用于消费的其他费用较大一、大四学生多，因为大二、大三期间大学生要报考各种相关证书，购买图书资料和报名费是一笔开支，还因为在此期间的大学生因为购买电子设备所以花费较多。通过对比发现，城市大学生整体消费水平高于农村学生消费水平。城乡大学生一日三餐消费分析———城市大学生消费高于农村大学生。由图3中可以看出：城市大学生每月用于一日三餐消费在300元以下的占比2．27％，农村大学生每月用于一日三餐消费的在300元以下的占比为8．64％。城市大学生每月用于一日三餐消费在800元及以上的占比为18．18％，农村学生每月用于一日三餐消费在800元的占比为8．64％。由数据分析可得：城市和农村大学生每月用于一日三餐的消费大多处于300元～800元期间。农村大学生每月用于一日三餐的消费在300元以下及300元～500元间的占比高于城市大学生，城市大学生每月用于一日三餐的消费在500元～800元及800元以上的占比高于农村大学生。大学生每月用于一日三餐消费占生活费的比重较大，一日三餐消费还是占大学生消费的主要支出，而城市大学生每月用于一日三餐消费的水平高于农村大学生。城乡大学生的消费存在超前消费行为。图4城乡大学生对于想买的东西的消费行为情况根据图4比较分析发现，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大学生都存在超前消费的情况（使用花呗），城市大学生使用比例略高于农村大学生。农村大学生在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却无力购买时，有一半以上的选择放弃购买，而城市大学生更多的会选择向家里要，这体现了城乡环境的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差异，再现了家庭对他们的影响，城市大学生更多的选择“依靠”家庭来的满足自己的消费意愿，而农村大学生更多的是选择其他方法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意愿。

2安宁五大高校城乡大学生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金融市场中的羊群行为(HerdingBehaviors)是一种特殊的非理性行为,它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于舆论(即市场中的压倒多数的观念),而不考虑自己的信息的行为。由于羊群行为涉及多个投资主体的相关性行为,对于市场的稳定性、效率有很大影响,也和金融危机有密切的关系(Choeetal,1999;Kaminskyetal,1999),因此,羊群行为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本文使用个股收益率的分散度指标,利用公开的价格数据,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该测度的优越性在于它需要的数据易于获得,计算方法简单;但是也存在一个问题,即它是对于投资者羊群行为的一个很保守的测度。本文研究充分考虑了分散度测度的特点,将重点放在分散度的相对大小的比较上。一方面,将中国市场和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我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程度高于美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程度。

一、前言

金融市场中的羊群行为(HerdingBehaviors)是一种特殊的非理性行为,它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于舆论(即市场中的压倒多数的观念),而不考虑自己的信息的行为。由于羊群行为涉及多个投资主体的相关性行为,对于市场的稳定性、效率有很大影响,也和金融危机有密切的关系(Choeetal,1999;Kaminskyetal,1999),因此,羊群行为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

目前已经由许多关于羊群行为的理论模型,如Scharftsteinetal(1990)提出的声誉羊群行为(Reputationalherd)模型、Bikhchandanietal(1992)提出的信息流(InformationalCascades)模型、Banerjee(1992)提出的序列性(Sequential)羊群行为模型,这些模型从不同角度对于羊群行为的效率、理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相对于理论研究,已有的羊群行为的实证研究比较薄弱。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Lakonishoketal(1990)对于美国证券市场养老基金的羊群效应的研究。该文提出了用买卖双方交易量的不均衡来测度羊群行为,这种方法被后面的许多学者引用,并得到了一些改进。例如,Wermers(1999)对他们的羊群行为的定义进行了修正。

目前市场中的各种基金(如西方的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使用他人的资产投资,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制约,因此必须定期公开持仓信息和交易信息,而其他投资者则没有这种义务公开信息。Lakonishoketa1(1990)和Wermers(1999)提出的羊群行为的测度只能考察前者而不能考察后者的羊群行为,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用公开的数据(价格)来研究羊群行为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William等(1995)对该问题作了研究,他认为如金融市场中确实存在羊群行为,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的看法趋向于市场舆论,那么一个合理的推断是:羊群行为显着时的个股的收益率将不会太偏离市场的收益率。因此可以用分散化指标(即个股收益率对于资产组合平均收益率的标准方差)来度量羊群行为,该指标对个股收益率相对资产组合的平均收益率的接近程度进行了定量化处理。

Bikhchandanietal(1992)的理论模型认为在市场价格波动大(此时信息不确定性很大),投资者最可能跟从市场舆论,此时羊群行为应该最明显。本文将对该模进行检验。即通过检验市场价格波动很大和波动平均水平下的分散化指标的相对大小来检验羊群行业的存在性。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三部分说明羊群行为的检验方法和使用的数据,第四、五部分分别使用中国和美国的日收益率数据来检验羊群行为。第六部分总结。

[摘要]金融市场中的羊群行为是一种特殊的非理性行为，它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于舆论，而不考虑自己的信息的行为。由于羊群行为涉及多个投资主体的相关性行为，对于市场的稳定性、效率有很大影响，也和金融危机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羊群行为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本文使用个股收益率的分散度指标，利用公开的价格数据，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该测度的优越性在于它需要的数据易于获得，计算方法简单；但是也存在一个问题，即它是对于投资者羊群行为的一个很保守的测度。本文研究充分考虑了分散度测度的特点，将重点放在分散度的相对大小的比较上。一方面，将中国市场和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我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程度高于美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程度。

一、前言

金融市场中的羊群行为是一种特殊的非理性行为，它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于舆论，而不考虑自己的信息的行为。由于羊群行为涉及多个投资主体的相关性行为，对于市场的稳定性、效率有很大影响，也和金融危机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羊群行为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

目前已经由许多关于羊群行为的理论模型，如Scharftsteinetal提出的声誉羊群行为模型、Bikhchandanietal提出的信息流模型、Banerjee提出的序列性羊群行为模型，这些模型从不同角度对于羊群行为的效率、理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相对于理论研究，已有的羊群行为的实证研究比较薄弱。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Lakonishoketal对于美国证券市场养老基金的羊群效应的研究。该文提出了用买卖双方交易量的不均衡来测度羊群行为，这种方法被后面的许多学者引用，并得到了一些改进。例如，Wermers对他们的羊群行为的定义进行了修正。

目前市场中的各种基金使用他人的资产投资，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制约，因此必须定期公开持仓信息和交易信息，而其他投资者则没有这种义务公开信息。Lakonishoketa1和Wermers提出的羊群行为的测度只能考察前者而不能考察后者的羊群行为，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用公开的数据来研究羊群行为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William等对该问题作了研究，他认为如金融市场中确实存在羊群行为，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的看法趋向于市场舆论，那么一个合理的推断是：羊群行为显著时的个股的收益率将不会太偏离市场的收益率。因此可以用分散化指标来度量羊群行为，该指标对个股收益率相对资产组合的平均收益率的接近程度进行了定量化处理。

Bikhchandanietal的理论模型认为在市场价格波动大，投资者最可能跟从市场舆论，此时羊群行为应该最明显。本文将对该模进行检验。即通过检验市场价格波动很大和波动平均水平下的分散化指标的相对大小来检验羊群行业的存在性。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三部分说明羊群行为的检验方法和使用的数据，第四、五部分分别使用中国和美国的日收益率数据来检验羊群行为。第六部分总结。

一、供需主体行为取向的比较分析

我国学前教育供需主体在国家政策环境的影响下，其行为取向及其对学前教育的影响各不相同。不同供需主体行为取向的具体表现如下。（一）幼儿家长的行为取向幼儿家长往往以功利取向为主，作出是否送幼儿入园的选择。困难家庭往往看重短期困难，幼儿园的收费标准和距离、政府和社会的帮扶影响家长的选择。如果没有政府和社会的帮扶，特别困难的家庭因幼儿入园会加重家庭的负担，其在无政府强制性要求的情况下不愿送幼儿入园；若政府有强制入园的政策，并对不送幼儿入园的家长进行处罚，则家长不得不送幼儿入园。如果幼儿园离家远，一些困难家庭会因交通成本高或父母外出打工而放弃入园。这种状况使农村幼儿的入园率大大低于城市。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困难家庭幼儿的减免和补助力度，城乡的公办园、公益园逐步增加，困难家庭送幼儿入园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农村幼儿入园率明显提升。富裕家庭往往看重长远收益，幼儿园的质量和特色影响家长的选择。家长往往不在乎学费高低，但会优先选择质量高、有特色的幼儿园。由于全国公办园、优质园、特色园总量偏少，富裕家庭的行为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幼儿园的价格，助长了择园热。（二）幼儿园的行为取向幼儿园，尤其是民办园一般以功利为主，作出是否接受困难幼儿入园、是否改善条件提高质量、是否合作办园的选择。普通园往往重视短期内的困难，政府的强制入园政策、经费补助和奖励政策、幼儿的缴费水平影响其选择。在政府和社会无补助或奖励的情况下，因政府没有强制入园的规定，幼儿园一般不愿接收家庭困难而交不起学费的幼儿，一般不愿意加大幼儿园硬件、设施、师资等方面的建设力度，不愿主动提高保教质量。这使普通园的社会满意度比较低。如果政府有强制入园的规定，并对拒绝接收困难家庭儿童的幼儿园进行严厉处罚，那么普通园就不得不接收所有幼儿入园。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逐步加大对普通园，尤其是困难园的帮扶力度，加大了硬件建设投入力度，加大了对幼儿园教师培养培训的支持力度，促进普通园改善办园条件。优质园比较重视长期收益，政府的限制政策、择园人数影响其选择。如果政府对择园行为和收费标准无严格限制，择园人数充足，幼儿园一般会加大在硬件、师资等方面的投入，甚至积极举办分园，有时还会提高收费价格，增加办园收益。优质园的行为取向推升了高收费和择园热。近年来，中央加大了对幼儿园收费的管理和对择园热的控制，高收费、择园热等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对于幼儿园之间的合作，幼儿园双方都以功利性取向为主。普通园因能快速提高水平，往往有很高的积极性。优质园如果没有获得政府的补助或奖励资金，其就会因帮助普通园增加了成本开支而丧失帮扶的积极性；如果政府给予补助或奖励，其金额能够弥补大部分或全部新增成本，优质园帮扶普通园的积极性就会提高，优质园与普通园之间的合作就会取得双赢的结果。（三）教育行政部门的行为取向教育行政部门一度以政府的考核为导向，在是否增加对某个幼儿园的投入、是否增加对学前教育的投入等问题上作出选择，行为取向具有功利性。教育行政部门对不同幼儿园的投入倾向，取决于考核和奖惩体系、幼儿园的业绩等因素。如果没有建立严格的考核和奖惩体系，教育行政部门就会对幼儿园存在亲疏之分，对幼儿园的经费投入就有多寡之分。事实上，教育行政部门多年来对公办园的投入多，对其他园投入少，甚至不投入，造成了公办园与民办园、示范园与普通园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完善考核和奖惩体系，增加道义取向，教育行政部门对幼儿园的经费投入会相对均衡。教育行政部门对各个阶段教育的经费投入倾向，往往取决于政府的考核导向。在全国普遍重视经济建设的时期，教育行政部门对容易出成果的其他阶段教育增加投入，对高等教育、高中教育、义务教育等予以优先考虑，学前教育一度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一些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甚至撤并了许多生源少的农村幼儿园，扩大了入园难的范围。近年来，中央开始重视社会事业的发展，教育行政部门加大了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力度和考核力度，公办园的建设得到加强，变卖公办园的现象得到抑制，学前教育的入园率逐年回升，2012年达到了64.5%。（四）各级政府的行为取向政府一度以功利取向为主，对下级政府作出是否增加投入的选择，对教育行政部门作出是否增加教育经费的选择。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投入倾向取决于政绩考核和奖惩体系、下级政府的工作业绩。如果上级政府坚持以经济为导向，功利性很强，那么上级政府一般会对经济建设搞得好的下级政府增加投入，且往往要求这种投入用于经济建设。如果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增加道义性，那么其考核和奖惩的指标体系中就会增加社会事业，对下级政府在社会事业当中的成效会给予奖励和增加投入。上级政府对教育行政部门的投入倾向，取决于政府对教育行政部门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责任追究的内容。在学前教育既无《学前教育法》予以保障，又未纳入义务教育的情况下，我国各级政府以经济建设为导向，注重功利性。为了完成发展经济的指标任务，有的地方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很少，甚至尽量把学前教育推向市场，并将置换的经费用于经济建设。近年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逐步增加了教育事业发展的指标，责任追究开始增加教育事业方面的内容，全国学前教育的制度建设得到加强，经费投入明显增加，对困难家庭和弱势地区的学前教育补助力度加大，学前教育不均衡发展的势头得到了抑制，行为取向的道义性增加。（五）社会组织的行为取向慈善型社会组织以道义性为主，企业型社会组织以功利性为主。本文主要研究社会组织在进行是否投入学前教育、是否提高学前教育质量的选择时的行为取向。影响社会组织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地方政府的政策、生源状况。如果地方政府对社会办园给予鼓励甚至补助等优惠政策，且生源有保障，社会组织就愿意将经费投入到学前教育中。如果地方政府对社会办园的支持和补助力度很小，且生源不足，社会组织就不愿增加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往往采用低成本、低质量运行的方式予以维持。这种情况在西部和农村地区比较多见。这表明社会组织在学前教育发展上具有较强的功利性取向。

二、优化供需主体行为取向的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前教育供需主体的行为取向是以功利性为主，使学前教育发展滞后于其他阶段教育，而且发展不均衡，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园际差距很大。要破解这个困境，我国既要正视功利性，又要增加道义责任，使功利性与道义性平衡协调。而要做到这一点，我国需要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制度根源上下工夫，抓紧改革创新学前教育供给制度，从而为学前教育的普及提高、弱势群体帮扶、均衡协调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一）建立道义责任的法律体系法制是保证。抓好学前教育的法律体系建设，能够对学前教育的法律地位予以强化和提升，能够明确学前教育供需主体的权利义务，增强他们的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我国应尽早制订《学前教育法》，并明确学前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把各级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和管理责任作为重要内容，逐步提高上级政府的投入权重；要适时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通过有关法律增强学前教育的强制性，防止家长、幼儿园、教育行政部门、地方政府推卸提高入园率、提升办园质量的责任；尽快建立和完善学前教育的配套制度，规范政府的管理行为、幼儿园的办园行为、社会的参与行为；建立幼儿园的准入和退出制度、办园标准制度、质量评估制度、教师建设制度、困难儿童帮扶制度。（二）健全道义责任的激励机制激励是动力。科学的管理机制是既要保证必要的功利性需求，又要增加必须的道义责任。只有功利性需求得到一定的保障，道义性责任才会产生和增加。因此，我国只有通过建立学前教育机构的基本权利制度，健全学前教育的补偿和激励机制，保障满足供需主体适当的、合理的功利性需求，才能提高学前教育供需主体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充分调动他们对学前教育投入和管理的积极性。我国应该完善对困难地区学前教育的补助政策和扶助政策，缩小区域差距；加大对薄弱幼儿园建设的倾斜力度，缩小它们与优质幼儿园在硬件、师资、质量等方面的差距；加大对困难家庭幼儿免费入园的资助力度，充分调动家长送幼儿入园的积极性。对大力提高幼儿入园率，大力提高幼儿园办园质量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奖励的额度应高于新增成本。我国应把社会力量办园作为学前教育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法律上给予肯定和鼓励，赋予其法定的投资权、收益权、处分权、获奖权、受助权、平等权和有关义务。尤其是对于边远地区、农村地区的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国家应该像对待公办园那样给予同等的资金、设备、师资等方面的资助，使其更好地承担起发展当地学前教育的道义责任。（三）完善道义责任的问责机制问责是压力。没有问责或问责力度不够，有关主体就会偏重于功利性，不会主动增加道义责任。当前，我国首先应对有关主体不承担道义责任、造成学前教育入园率提高慢甚至下降、发展不均衡未缓解甚至加重的行为严格问责；对各级政府偏重于发展经济项目而削弱学前教育投入的行为，对于教育行政部门偏重其他阶段教育投入而轻视学前教育、偏重公办园而轻视民办园、偏重示范园而轻视普通园、偏重城市园而轻视农村园的行为，对于家长偏重于解决家庭困难而放弃学前教育的行为，给予严格处罚；对于挤占、挪用学前教育经费的行为要追究法律责任；对于侵害民办园的合法权、平等权的行为，要依法制止、纠正，甚至追究法律责任；对于只追求功利性，不承担道义责任，使管理水平和办园质量下滑的幼儿园，要严格按照准入和退出制度，该纠正的要纠正，该退出的必须退出。

作者：罗若飞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合谋行为发生的范围和一个普遍的例子；相关对策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有四个利益主体拥有全部或部分国有产权、因为监督机制不完善,因而它们的合谋行为被披露的几率将会降低、提高企业的劳动力的素质的途径有两种、如果谈判破裂,则意味着他们阻挠两个企业的合并、双方效用水平的提高也要视各自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言、官员同所属企业的经营者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合谋体、职工的利益目标同官员以及经营者的利益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致的、全体人民对政府官员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政府要对企业的经营者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关于如何解决政府官员和经营者的合谋体的建议、改变有竞争力的职工同无竞争力的职工之间的关系等，具体请详见。

一、合谋行为发生的范围和一个普遍的例子

根据魏杰、郭东风、沈莹等人的分析,有四个利益主体拥有全部或部分国有产权,它们分别是全体人民、政府、企业的经营者以及企业职工。①②静态地来看,由于后三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横向或纵向上的复杂关系,它们之间容易形成各种合谋体。但如果我们动态地来考虑合谋的范围,那它广泛地存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尤其在涉及到分属不同政府职能部门的国有资产重组中,它的表现更为明显。下面让我们举一个抽象的例子加以说明。

现有国有企业甲、乙,它们的规模相等,甲的效益要好于乙,甲属于A部门,乙属于B部门,还假定全体人民无法对其它各层利益主体实行有效的监管和激励。但存在着政府对企业的经营进行显性或隐性的干预。这是一个典型的2政府部门×2企业经营者×2企业职工的框架。让我们来分析这个简单框架中所存有的合谋行为。

本文继续假定甲的企业效益好于乙企业的唯一原因是甲企业职工的整体竞争力要强于乙企业职工。同时本文认为甲企业职工及经营者有着比乙企业职工、经营者更大的效用,A部门的官员也有着比B部门官员更大的效用。另外,经营者同政府官员的利益目标较为一致,因此在它们之间容易形成一个稳定的小合谋体,又因为监督机制不完善,因而它们的合谋行为被披露的几率将会降低;而且它们还会通过合谋者的游说和地下行为来降低一旦东窗事发后所受惩罚的力度。这样的合谋体一旦形成了,那将是很牢固的。

同一部门中的另外一个合谋状况就是部门官员同经营者、企业职工协调起来为本部门职工谋求福利最大化。这将导致甲企业职工福利、工资收入要优于乙企业的职工。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的原因是A部门官员、甲企业经营者及职工在追求自身收入、福利方面是一致的,也就容易形成一个纵向上的合谋体。当然,这种大的合谋体只有在企业效益较好的情况下才会存在,一旦企业效益变环,经营者、官员的利益目标便会同职工的利益目标相分离。在我们建立的这一个2×2×2框架中,要出现上述结论还需要一个根本性的前提,那就是劳动力流动机制的欠缺。在框架中,乙企业效益不好,其原因是劳动力素质不高。一般说来,提高企业的劳动力的素质的途径有两种,一是通过再学习改造,二是解散一部分劣质职工,再引进一部分高素质的职工。但在实际上,由于乙企业的经营者同B部门的官员形成了一个较稳定的合谋体,所以,乙企业的经营者就要在裁减职工等问题上考虑来自于官员的压力。同时,由于甲企业的效益要好于乙,那么乙的职工若同A部门的官员或经营者有着一定的联系,还可以通过一些地下交易等手段来在不改变自身的素质的情况下,而得到一个较高的工资收入和更好的福利待遇。这种结果便降低了甲企业的劳动力素质,从而也就降低甲企业的生产效率。而在另一方面,是否乙企业的生产效率就会因此而提高呢?我们说不是的,因为某些劳动力的流失并未提高乙企业职工的整体素质,而且可能由于某些流失职工的示范效应,使得其它职工无心工作,竞相考虑实行地下行为”,以便自己换个单位,这样的话乙企业可谓雪上加霜了。还有另外一种更坏的情况就是乙企业的经营者同B部门的官员这一合谋体的利益也严重背离乙企业职工的利益。在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驱使下去尽可能地效仿甲企业的经营者和A部门的官员,从而加剧恶化了乙企业的生产效率。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高校男女大学生体育消费行为状况进行比较研究,旨在为促进大学生健康、合理体育消费行为的形成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关键词高校学生体育消费行为比较研究

1、前言论文

体育消费行为是指消费者在理解体育功能价值的基础上,根据自身需要和条件,寻找、购买和使用体育产品、劳务或服务的过程。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体育消费成为了新兴的大众消费之一。高校是培养高等人才的基地,大学生体育消费行为特点对我国体育产业的今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我国高校男女大学生体育消费行为情况进行对比和分析,以期为引导大学生进行健康、合理的体育消费提供科学的依据,为开发大学生体育消费市场和体育产业提供有益参考。

2、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比较研究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随机抽取我国三十所所高校的全日制在校大一至大四男、女本科生各800名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1600份(男生800份,女生800份),回收1512份(男生572份,女生580份),回收率94.5%,其中有效问卷1502份(男生566份,女生576份),有效率99.3%。将所得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及显著性检验,r=0.95,P<0.01,表明问卷是有效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全局和整体而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各个局部来看，不同地区的农村在发展过程、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上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严重的不平衡性。（注：中国的政治社会自古代以来都是一个以非均衡为特征的社会，这突出表现为城乡之间的差异性。见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第4-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但中国社会的非均衡特征不仅突出表现为城乡之间，而且突出表现为地区经济社会之间。）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涉及主观和客观诸多层面。其中政府行为无疑是一个极重要的变量。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内蕴自发和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自1987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却是要在短得多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社会的超常规发展，以尽快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其间政府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改革与发展的启动者和推进者。而对较之城市更为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来说，政府的这种作用则更为显著。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总体上说具有相对封闭性和自发展性，即经济发展不仅封闭在城乡大社会系统内各自展开，而且相对封闭在一个个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大大小小的社区（省、市、县、乡、村）内各自展开；社区边界与行政区划同构，要素在社区之间难以流动，使得农村社区必须依靠自有资源独立地发展经济。由于资源禀赋、历史背景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作为与家庭、宗族、血缘紧密联系的农村社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方式和独立的经济利益。作为社区利益的代表者和社区经济的管理者，县、乡（镇）政府甚至包括村级组织理所当然地负有组织社区经济建设，推动社区经济发展的责任。随着“分灶吃饭，权力下放”的改革，地方政府由上传下达的中转机构演化为国家经济管理的一个层次和组织地方经济活动的主体。（注：王乐夫主编，郭巍青、唐兴霖副主编：《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项研究》，第3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乐夫、唐兴霖：《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4期。）地方政府拥有了独立的财政，成为相对独立的一级政府，承担起社区经济的组织者与协调者。同时，作为地方经济活动行为主体的地方政府有其自身的利益追求，这种利益追求只有在推动社区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满足。这样，对地方利益的追求成了地方政府推动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拥有诸多优势：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使其拥有较强的动员能力，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原有制度的刚性造成了社区成员对政策的心理依附与地方信赖，使地方政府拥有了其他任何经济主体难以相比的信用度；在现实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更容易获得一些稀缺资源，如土地征用、银行贷款、财政支持等；在获取信息、理解政策方面，地方政府也拥有较多渠道和智力优势，等等。这些优势的存在使地方政府更有能力优化配置社区内有限的资源，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

本文通过对广东、江苏、山东、甘肃等省若干农村地区的政府行为进行异同比较研究，着重分析政府行为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利弊得失，以期从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上探索政府行为的合理内容，进一步优化和规范政府行为，使之适应并积极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从全国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引导、推动、组织与协调作用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但在不同地区，政府作用的大小、强弱及其与本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结合程度并不完全相同，这就体现出各地政府行为及其功能和程度差异。

[摘要]金融市场中的羊群行为(HerdingBehaviors)是一种特殊的非理性行为，它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于舆论(即市场中的压倒多数的观念)，而不考虑自己的信息的行为。由于羊群行为涉及多个投资主体的相关性行为，对于市场的稳定性、效率有很大影响，也和金融危机有密切的关系(Choeetal，1999；Kaminskyetal，1999)，因此，羊群行为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本文使用个股收益率的分散度指标，利用公开的价格数据，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该测度的优越性在于它需要的数据易于获得，计算方法简单；但是也存在一个问题，即它是对于投资者羊群行为的一个很保守的测度。本文研究充分考虑了分散度测度的特点，将重点放在分散度的相对大小的比较上。一方面，将中国市场和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我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程度高于美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程度。

一、前言

金融市场中的羊群行为(HerdingBehaviors)是一种特殊的非理性行为，它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于舆论(即市场中的压倒多数的观念)，而不考虑自己的信息的行为。由于羊群行为涉及多个投资主体的相关性行为，对于市场的稳定性、效率有很大影响，也和金融危机有密切的关系(Choeetal，1999；Kaminskyetal，1999)，因此，羊群行为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

目前已经由许多关于羊群行为的理论模型，如Scharftsteinetal(1990)提出的声誉羊群行为(Reputationalherd)模型、Bikhchandanietal(1992)提出的信息流(InformationalCascades)模型、Banerjee(1992)提出的序列性(Sequential)羊群行为模型，这些模型从不同角度对于羊群行为的效率、理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相对于理论研究，已有的羊群行为的实证研究比较薄弱。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Lakonishoketal(1990)对于美国证券市场养老基金的羊群效应的研究。该文提出了用买卖双方交易量的不均衡来测度羊群行为，这种方法被后面的许多学者引用，并得到了一些改进。例如，Wermers(1999)对他们的羊群行为的定义进行了修正。

目前市场中的各种基金(如西方的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使用他人的资产投资，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制约，因此必须定期公开持仓信息和交易信息，而其他投资者则没有这种义务公开信息。Lakonishoketa1(1990)和Wermers(1999)提出的羊群行为的测度只能考察前者而不能考察后者的羊群行为，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用公开的数据(价格)来研究羊群行为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William等(1995)对该问题作了研究，他认为如金融市场中确实存在羊群行为，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的看法趋向于市场舆论，那么一个合理的推断是：羊群行为显著时的个股的收益率将不会太偏离市场的收益率。因此可以用分散化指标(即个股收益率对于资产组合平均收益率的标准方差)来度量羊群行为，该指标对个股收益率相对资产组合的平均收益率的接近程度进行了定量化处理。

Bikhchandanietal(1992)的理论模型认为在市场价格波动大(此时信息不确定性很大)，投资者最可能跟从市场舆论，此时羊群行为应该最明显。本文将对该模进行检验。即通过检验市场价格波动很大和波动平均水平下的分散化指标的相对大小来检验羊群行业的存在性。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三部分说明羊群行为的检验方法和使用的数据，第四、五部分分别使用中国和美国的日收益率数据来检验羊群行为。第六部分总结。

一、消费信贷的含义

消费信贷是一种刺激消费行为的金融政策，也是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另一种形式。通俗理解，消费信贷就是指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或者一些大型企业等非金融机构为消费者提供用于消费用途的贷款。伴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日益完善以及金融产品的不断丰富，消费信贷的产品类型也日益多元化。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信用卡业务，就属于一种消费信贷。再比如购房贷款、购车贷款等也属于消费信贷的主流形式。消费信贷的本质目的，是一种超前性质的消费，鼓励居民提前消费，这是一种新颖的消费方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观念都比较保守，无论是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城市居民，还是生活拮据、靠天吃饭的农村居民，他们的消费行为都比较保守。但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特别是消费信贷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消费信贷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提前消费的意愿，同时也给予人们提前消费一定的优惠。如很多银行通过开展信用卡业务来鼓励人们通过“刷卡”来积分、提额，或者获得更高信贷额度的条件。在消费示范效应下，消费信贷为人们模仿和追求较高消费行为提供了有效的支撑，但也容易造成高消费、超高消费、不合理消费等问题。总体而言，消费信贷是一种消费杠杆，消费信贷对于居民消费行为区域差异性的影响是比较直观的。

二、消费示范效应下消费信贷对消费行为区域差异性影响

城镇居民消费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示范拉动作用，受消费信贷的支持以及城镇居民的示范，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与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日益趋同。消费信贷作为一种刺激消费的金融政策，在影响区域居民消费行为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农村与城市以及更加广泛的地域性差异。（一）消费信贷对农村的促进作用优于城市。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低，人均收入也比较低，居民存款比例也明显低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高，同时人均收入也处于较高的水平线。在消费行为对于当期收入的依赖性方面，可以发现城市居民对于当期收入的依赖性明显低于农村居民消费对于当期收入的依赖性。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居民的经济能力整体比较优良，他们可能拥有比较灵活的支付能力，这就使得他们在当期消费过程中，较少依赖当期收入。但农村地区的居民则不然，他们的经济条件普遍不高，经济收入能力也不高，依赖农业或者其他收入来源，可能使得他们的收入不太稳定，当他们需要进行当期消费时，可能需要充分依赖于当期收入。消费信贷对于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影响与他们的当期收入对消费行为的促进等具有明显的关联性。实践表明，消费信贷对于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促进作用，明显低于消费信贷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促进作用。对比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消费侧重点，可以发现在食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等方面两者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同时在享受型消费方面两者也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说明了城市居民的消费为农村居民的消费提供了示范，特别是在消费信贷的支持下，农村居民有能力提前消费，以效仿城市居民。但消费示范对于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集中停留在衣食住行等基本层面，如通讯设备的购买。在消费信贷的支持下，农村居民也倾向于选择功能丰富、品质优良的高端产品。但在享受型消费或者在文教娱乐等方面的消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仍然滞后于城市居民，这主要与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消费思维等有关。因此，科学运用消费信贷来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有效提升人们的购买力，引导人们合理消费，理智消费，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二）消费信贷对不同地域消费行为的影响。不同区域之间的消费示范效应也是比较突出的，一般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人们的消费能力也比较高，在消费方面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往往会对经济次发达或者经济不发达区域的消费行为产生促动和刺激。我国是一个省份大国、人口大国，在广阔的土地上分布着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受经济政策、发展环境、资源条件、开放程度等影响，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程度具有明显的差异。同时，不同省市之间的居民消费习惯以及消费信贷发展水平也各有不同。按照最新的经济地理来进行区分，可以将我国大体上分为东中西以及东北部等四大板块。消费信贷对于不同区域居民的消费行为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同时不同区域的居民在家庭消费方面对于消费信贷的依赖性也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实践表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对于消费信贷的依赖性要明显高于中部、东北部地区。西部地区居民对于消费信贷的依赖性甚至要高于东部地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与不同区域人们的消费心理、消费预期、消费目标以及金融机构对于不同地域投放的消费信贷产品以及消费信贷优惠政策等有关。东部地区的消费行为会对中部、西部地区产生示范作用，中部地区的消费行为也会对西部地区产生示范作用。在消费信贷的支持下，受消费示范的影响，区域性的差异很容易体现出来。

消费信贷作为一种刺激性行为，在引导和鼓励人们合理提前消费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消费示范效应的作用下，消费信贷为不同区域的人们提供了效仿和模仿其他地区消费行为的物质条件。为整体优化消费信贷的促进以及刺激作用，应该结合区域差异来投放不同的消费信贷服务，同时也应该培育人们科学的消费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