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范文10篇

一、人类的交往离不开语言交际，但语言交际不可能是纯粹的言语行为，同时包含非言语行为。言语行为与非言语行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传递语言意义及文化信息，因此充分发挥二者的作用才能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非言语行为与文化紧密相连，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非言语行为所表达的意义也有可能不同。翻译作为沟通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之间关系的桥梁，不仅应当重视言语行为的翻译，更应该重视非言语行为的翻译，尤其是不同民族文化中非言语行为意义的翻译。

二、非言语行为简介

非言语行为(nonverbalbehavior)是指言语行为之外的身势行为、目光语行为、沉默语行为、衣着打扮、人体姿态、面部表情和交谈时的身体距离等。这些非言语行为都可以用作交流信息、传达思想、表达感情、态度等(贾玉新，1997)。虽然非语言行为在交际过程中不可缺少性，但是我们也不能以此来断定非语言行为在交际中的主导地位。须知非语言行为必须在语言行为的配合下才能执行明确的交际功能。另外，非言语行为在交际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通常别理解为是辅助性的，主要包括重复、补充、否定、替代、调节言语信息的功能。

三、非言语行为意义的翻译策略

翻译是人们相互交流的工具，它涉及到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信息转换活动。翻译的首要标准是忠实，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准确传达原文的内容、风格、所涉及的文化等多个方面，译者在重视语言行为意义翻译的同时，还必须十分关注非言语行为意义的翻译。然而非言语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文化的影响，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相同的非言语行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表示完全不同的意义，体现不同的功能，这就给翻译的过程造成了困难，下面具体分析不同语境下非言语行为意义翻译应该主要采取的翻译策略。

（一）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如果非言语行为相同，所表达的意义和功能也基本相同，这种情况下对非言语行为的翻译可采取直译的方法。

1对投资者的心理研究

金晓斌、唐利民（2000）统计分析显示，在影响股市异常波动的因素中政策性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其影响远大于市场因素、扩容因素、消息因素和其他因素。孙培源、施东晖（2002）通过对1992-2002年初上海股市52次异常波动的分析表明，由政策性因素引起的异常波动达30次之多，而且当月出台的政策对该月的股价波动具有显著的影响，直接影响投资者入市的意愿和交投的活跃程度，中国个体证券投资者存在政策依赖性偏差。利好政策的颁布导致在相当长的交易周期内投资者交易频率明显上升，加剧了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倾向，而利空政策出台却导致在较长的交易周期内投资者的交易频率大幅度下降，表现出较强的过度恐惧心理。这种强烈的“政策依赖”倾向是中国证券市场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现象。张华庆（2003）认为中国证券投资者的行为有明显的过度反应的倾向，而深层次的根源是投资者的种种心理偏差，其结果将导致市场会对信息或政策的反应超过应有的幅度，加剧了市场的波动性，导致市场风险的放大。这些心理偏差包括过度自信、过度乐观、赌博心理、暴富心理、从众心理以及过度恐惧心理。

2对投资者有限套利行为的研究

现代金融理论普遍认为，当金融资产的价格存在误定时，众多的“理性套利者”就会在相应低估的资产上“做多”，而在高估的资产上“做空”，不但可以最终消除价格误定，而且可以获得无风险利润，从而使市场保持有效性。应该说套利机制是金融市场的重要机制，套利行为的存在具有“价值发现”的功能，它推动着资产价格向基本价值的回归。但是，中国的证券市场有以下特征：信息的获得是有成本的；信息的传递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差异，交易者并不能同时获取信息；交易者的行为是存在着差异的，并非都是理性的；交易者所持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因此，机构投资者凭借优势，往往扮演着理性套利者的角色，而个人投资者却因先天不足沦为噪声交易者。张华庆（2003）认为，在中国证券市场中，当理性套利者进行套利时，不仅要面对基础性因素变动的风险，还要面对噪声交易者非理性预期变动的风险。在噪声交易者的影响下，不但理性套利者的收益将受到影响，甚至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放弃原来奉行的成长型或价值型投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蜕化为“追逐热点、短线运作”的投资方式。

3对投资者羊群行为的研究

“羊群行为”（HerdingBehavior）是信息连锁反应导致的一种行为方式，当个体依据其它行为主体的行为而选择采取类似的行为时就会产生“羊群行为”。换而言之，当“羊群行为”产生时，个体趋向于一致行动，即所谓的“赶潮流（Bandwagon）”，这时个人往往放弃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和信号而附和他人的行为，虽然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和信号，按理性分析可能显示他们应采取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宋军、吴冲锋（2001）使用个股收益率的分散度指标，使用市场公开的价格数据，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程度高于美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程度，在市场收益率极低时的羊群行为程度远远高于在市场收益率极高时的羊群行为程度，这个结果可以用期望理论中决策者对于损失、收益的不同态度来解释。孙培源、施东晖（2002）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建立了较为灵敏的检验羊群行为的回归模型，并据此对我国股市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政策干预频繁和信息不对称的严重的市场环境下，我国股市存在一定程度的羊群行为，并导致系统风险在总风险中占有较大比例。从投资运作层面来看，羊群行为将削弱组合投资分散风险的效果，特别是在市场发生大幅度涨跌时，通过多元化投资分散风险的效果将极为有限。就政策层面而言，羊群行为意味着投资者的买卖决策并非基于理性的决策过程，因此股价极有可能偏离其均衡价值，从而破坏了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常志平（2002）采用横截面收益绝对差（CrossSectionalAbsoluteDeviationofReturns，CSAD)方法，对我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羊群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上涨行情中，我国深圳证券市场与上海证券市场均不存在“羊群行为”；但在下跌行情中，深圳证券市场与上海证券市场均存在“羊群行为”。并且深圳证券市场比上海证券市场具有更多的“羊群行为”。张华庆（2003）指出“羊群行为”对中国证券价格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羊群行为”者往往抛弃自己的私人信息追随别人，这会导致市场信息传递链的中断；如果“羊群行为”超过某一限度，将诱发另一个重要的市场现象——过度反应的出现，使中国证券市场的稳定性下降；所有“羊群行为”的发生基础都是信息的不完全性，因此，一旦市场的信息状态发生变化，如新信息的到来，“羊群行为”就会瓦解，这意味着“羊群行为”具有不稳定性和脆弱性。

论文摘要：间接言语行为就是说话者未按照其真实的意图来进行言语交流的一种行为。间接言语行为分为两种：规约性和非规约性的间接言语行为。它可以用于向别人提出请求、对别人表示礼貌或者委婉的拒绝别人等情况。

论文关键词：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规约

语言作为人类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发展进化的产物，是人类研究最早但了解最少的东西。语言既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也是人类交际地产物。语言的交际功能既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同时也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语言的形式和意义常常并不对应，并且受到语言的内外环境的影响。在语言的使用中，语言的形式，功能和意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的存在使我们学习．掌握和运用语言成为可能。但是，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之间又不存在着一一对等关系。在不同的场合和时问，同一语言形式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分析语言现象必须把它和它依赖的语言环境联系起来。言语行为是说话者借助谚语来传达其意图以实现其意图的行为。在现实的言语交流中，存在大量非直接的言语行为，说话者未按其真实的想法来进行言语交流，他将他的实际想法以不同的背离句子字面意思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所谓的间接言语行为。Sc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是间接言语行为的经典理论。

1理论基础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J．L．Austin在1962年提出了语用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一言语行为理论。Ausitn在探讨语言缓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时，首先注意到：人说出话语不仅是提供信息，而且是完成许多其他行为。简单地说，语言不仅是描述和陈述客观事实的工具，而且是一种工具，即言语行为。Austin认为，从实用的角度把句子看成言语行为的一部分来研究，可以解决一些哲学上的争论。因此，他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是为寻求解决哲学问题而研究语言的。之后，他又提出了著名的言语行为三分说，即言内行为(1ocutionaryact)，言外行为(illocuitonaryact)和言后行为(pedocutionaryact)。在以上三种话语行为中，研究者最感兴趣的是言外行为，因为他涉及说话者的意图，这正是研究语言交际的中心问题。

在Austin之后，美国著名哲学家J．R．Scarlc在继承和批判Ausitn的日常语言哲学分析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实施以言行事行为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系统化、严格化。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IndirectSpecehActTheory)。他指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说话人如何通过“字面意思”来表达间接的“言外之意”，或者说听话人从说话人的“字面用意”中如何推断出间接的“言外之意”。

摘要:传统财务理论始终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人,有充分的决策能力来进行有利于自身的决策,经济主体追求最优决策的价值判断依据是该理论作用的基础。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财务理论悄然兴起且日渐发展,对原有财务理论框架下的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人假设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这一理论通过研究人们在决策过程中认知、情感、态度等心理特征,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场非有效性,从而解释市场中的异常现象,以其真实市场行为的理论分析展示出自身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行为财务理论已成为国内外财务学界研究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在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介绍了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和研究对象,系统阐述了行为财务理论的理论基础,对行为财务理论与传统财务理论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行为财务理论;传统财务理论;有限理性

传统财务学作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理论,有其自身较为完善的体系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它始终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有充分的决策能力来进行有利于自身的决策,经济主体追求最优决策的价值判断依据直接构成了传统财务学尤其是价值的理论基础。在有效市场假设条件下,资本市场的股价即使出现偏离,也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接受过程中短时间的差异造成的。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能用传统财务理论解释的异常现象,因此,充分吸收了现代心和行为学理论的一种新的研究理论即行为财务理论随之兴起。该理论不仅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和研究范围,而且以人类现实的经济行为研究和分析传统财务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诸多财务问题。

一、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及研究对象

行为财务理论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虽然已经有近30年的发展,但至今还没有一个为学术界所公认的严格定义。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通常将人的心理活动行为结合到财务理论的研究中,并从财务行为发生、变化的内在心理机制以及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入手,探索财务行为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揭示财务现象的本质。

(一)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

摘要：行为概念是刑法中最为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概念。文章通过对行为的意义、行为的理论进行阐述和分析，得出我国刑法中行为的科学结论。

关键词：行为行为理论行为概念

犯罪首先是行为，无行为则无犯罪，这是刑法中一个基本的原则，说明行为的概念处于犯罪概念的核心。犯罪论中所有的观点和理论都围绕着行为而展开，都是对行为的评价，从而在理论上更为准确、清晰地把握作为犯罪这种行为的共性、个性及其具体特征，而使刑法理论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实质意义上讲，犯罪是侵害、威胁法益的行为，而从犯罪成立的形式意义上讲，犯罪是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行为，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即使从行为人刑法的角度，也不得不强调行为是行为人人格的征表。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考察对象和考察出发点也只能是行为。总之，行为概念是刑法中最为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概念。

一、行为的理论

(一)古典犯罪论中的行为概念

近代刑法中的行为概念是19世纪法律科学逐步发展的产物。在费尔巴哈的刑法理论中，行为仍然没有成为刑法学独立研究的对象，而黑格尔由于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下列有关叙述被认为”刑法中行为概念之父”。他指出意志的权利在于人的举动之中，只有那些可以认定为他的行为，即根据它的目的在明知其前提并故意为之者，才能要求他对此承担责任，行为只能归责于意志的过错。但是黑格尔仍然局限于讨论故意的行为，并且仍然是在归责的意义上使用行为概念。黑格尔学派的刑法学家们将过失纳入了刑法中行为的范畴，此后黑格尔的学生贝尔纳尔开始主张应当将行为与可罚性区分开来，因此他被称为近代刑法中行为论的奠基人。

公安机关具有双重职能，其一是公安刑事司法行为即刑事侦查行为；其二是公安行政行为。刑事侦查行为，是指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授权而进行的行为；公安行政行为，是指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以外的法律及法规的规定，进行行政管理的行为。

公安机关的上述双重职能常常被混淆。这种混淆会导致以罚代刑、滥用刑事侦查权、插手经济纠纷、借行政诉讼干扰刑事侦查等问题的出现。把握不准会给公安执法实践造成进退两难的局面，同时也给法院行政审判对其行为是否受行政诉讼法调整的判断造成困难。正确界定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与侦查行为，非常必要。

一、公安机关的双重职能是易被混淆的主要原因

公安行政管理行为与侦查行为可由同一公安机关实施。虽然公安机关内部有职能部门如刑警大队负责刑事侦查，治安大队负责治安行政管理，但对外行使职权均以公安机关为权利主体机关。两种行为形式上相同或相近，如行政传唤与刑事传唤，行政没收、扣押财物与刑事扣押物证、追缴赃物等，都是针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益实施的强制措施，这是易被混淆的首要原因。其次，公安机关行使行政管理权往往是以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等为手段，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给予纠正及惩戒。如果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超过一定的限度，触犯了刑法，行为人就由相对人的身份变成了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的职责就由行政机关变成了刑事司法机关。而违法程度的标准很难准确把握，这是公安机关双重职能易被混淆的客观原因。再者，有些办案人员故意混淆这两种职能，表现为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侦查，以刑事侦查为名插手经济纠纷，以刑事侦查为名干扰行政审判，对抗行政判决，这是造成双重职能混淆的主观原因。

审判实践经常出现的另一种现象是，将公安机关对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认为是越权插手经济纠纷，以行政判决的方式撤销刑事侦查中采取的强制措施，从而造成犯罪嫌疑人逃脱刑法的制裁，致使国家、法人或公民的财产遭受损失。究其原因是扩大了行政审判的权限，将刑事侦查行为误认为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属行政审判权干涉刑事侦查权的行为。

有些公安机关认为行政审判对其拘束力越小越好，有些法院认为行政审判的权限越大越好，这都是违背现行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原理的认识，对依法行政、依法独立侦查、依法独立审判、维护法律尊严都是一种障碍。

摘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农民就医已成为当前“三农”问题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从就医模式和特点、就医过程、影响农村居民就医行为因素等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以期对该问题有更深入、系统的认识。

关键词：就医行为；就医模式；影响因素；综述

在美国，从60年代开始，对就医行为的研究已经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并取得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是在中国，直到90年代，才开始对就医行为研究。对就医行为的研究，由于学科背景的不同，研究的角度也不同，但主要是从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进行的。就社会学对其研究，也包含社会心理学和社会阶层等多个角度进行。我国众多的农村人口和农民所面临的众多就医过程中的问题，使得对农民就医行为的研究在我国显得格外重要。

一、就医行为的理解

患病行为(IllnessBehavior)是当一个人生病时，为了达到确认疾病存在和寻求减轻疾病痛苦的目的而主动采取的行动（Kasl&Cobb，1966）。[1]戴维?麦肯尼克认为：“患病行为是个体以各种方式，对身体征兆作出反应，对体内状况进行监测，确定和解释躯体症状，寻求疾病原因，采取治疗措施和利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保健资源。”[2]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求医行为泛指一切处于非健康状态下的人群为寻求平衡健康状况而做出的行为。求医行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任何寻求健康状况的行为，而狭义的定义是指去专门的医疗机构寻求医疗康复。[3]

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finance，BF)作为新兴的金融学分支与占据金融学统治地位已经有三十年之久的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EMH)，对金融学的基础——套利，投资人理性以及自1980年代以来涌现出来的大量异常现象进行了达二十年之长的争论，双方此消彼长，加深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理解，促进了金融学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

一、介绍

在传统金融学的范式中，“理性”意味着两个方面：首先，人的信仰是正确的：他们用于预测未知变量未来实现的主观分布就是那些被抽取实现的分布。其次，给定他们的信仰，在与Savage的主观期望效用（SEU）概念相一致的意义上，人做出正常可接受的选择。

BF是一种研究金融市场崭新方法，至少部分地以对传统范例面临的困难做出反应的面貌出现的。广义上，BF认为通过使用某些人不是完全理性的模型，可以更好的理解某些金融现象。在某些行为金融学模型中，人的信仰不完全正确，大都是因为不恰当的应用贝叶斯法则。在另一些模型中，人的信仰是正确的但做出的选择通常是有疑问的，与SEU不相容。

BF最大的成功之一是一系列理论文章表明在理性交易者和非理性交易者相互影响的经济体中，非理性对价格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和长期的。文献称之为“套利限制（limitsofarbitrage）”，这构成了BF的两大块之一。（见第二部分）

为了做出清晰的预测，行为模型常需要指定人的非理性形式。人们究竟怎样误用贝叶斯法则或偏离SEU呢？在此引导下，行为经济学家们典型地求助于认知心理学家汇编的大量实验证据，这些都是关于人们形成信仰时潜在的偏误，和人们的偏好或给定信仰后怎样做出决策的。因此心理学构成了BF的第二大块。（见第三部分）

传统财务学作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理论学科,有其自身较为完善的体系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它始终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有充分的决策能力来进行有利于自身的决策,经济主体追求最优决策的价值判断依据直接构成了传统财务学尤其是价值管理的理论基础。在有效市场假设条件下,资本市场的股价即使出现偏离,也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接受过程中短时间的差异造成的。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能用传统财务理论解释的异常现象,因此,充分吸收了现代心理学和行为学理论的一种新的研究理论即行为财务理论随之兴起。该理论不仅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和研究范围,而且以人类现实的经济行为研究和分析传统财务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诸多财务问题。

一、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及研究对象

行为财务理论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虽然已经有近30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还没有一个为学术界所公认的严格定义。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通常将人的心理活动行为结合到财务理论的研究中,并从财务行为发生、变化的内在心理机制以及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入手,探索财务行为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揭示财务现象的本质。

(一)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

行为财务理论是将行为科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上的成果运用到金融市场中产生的理论体系,是传统经济学、传统财务学、心理学研究以及决策科学的综合体。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基于心理学实验结果,提出投资者决策时的心理特征假设,研究投资者的实际投资决策行为,以及投资者在做出判断时是怎样出错的,或者说是研究投资者在决策或判断时的系统性偏差。它试图解释实证研究结果与传统财务理论不一致的异常之处。

概括起来,行为财务理论是在不断放宽甚至放弃传统财务理论的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上,以人们决策过程中的实际心理特征为变量,研究金融市场异象、资产定价和投资组合等系列问题的一种理论体系。其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行为财务理论是将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财务学相结合的一种边缘性、交叉性理论体系。它不仅是在行为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延伸发展起来的,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且在决策过程中,还考虑人们的认知、感情、态度等心理特征,兼顾了行为人的信念、偏好及与决策相关的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其次,行为财务理论突破了传统财务理论关于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的假定的影响,只注重投资决策模型对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的影响,更多的强调投资者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第三,行为财务理论以人们实际决策心理为出发点,研究金融市场与传统财务理论相违背的异常现象和资产定价等问题。

这部分虽然占的比例很小，药械广告是药械经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但社会影响力大，要环环紧扣、步步为营。同时，要以整治违法药械广告指定企业为切入点，将经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与食品药品民生工程相融合，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用药用械安全，促进医药经济健康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整治违法药械广告的规章、文件等如同雪片般飘来，近年来。但在县、市一级媒体，收效并不大，究其原因，大家心里有本明白帐。基层县这一级的媒体上刊播的此类广告，大多都是以普通老百姓为形象作证明。这些药械广告设计当事人，选择指定的都是交通区位优越、区域内有一定知名度、影响力的零售药房，通过高额的利润空间、单线经营模式进行销售。面对这些情况，如何规范药械广告，笔者认为，从药品经营企业信用建设入手，可以促进药械广告的规范。

从思想意识形态予以重视。工作的开展，首先。认识很重要，要想把违法药械广告整治好，必须从思想上加以重视。药品经营企业主要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经营上获利才是唯一的途径，按照市场调控，自负盈亏。这样现实的情况下，会不择手段来赢得利润，维持生计。然而，赚钱是其行业特点，但不能丢掉人性、忘掉本质，这样做绝对不容许，作为行业主管部门也应有一定的责任。做广告的这些药械经销商掌握零售行业特点和业主的思想动机，以提供进店费、营业员工资等为条件进行诱惑，谋取高额回报。药品经营企业业主同样是社会成员之一，不能离开组织，同样需要经常性的教育和学习，如果脱离了组织，脱离了学习、脱离了政策引导，同样会做出违背人民群众意愿的事情。几年来，每半年召集、组织辖区内的药品经营业主，特别是有药品类广告的企业负责人学习培训活动，邀请医药专家、部门领导讲解正确用药知识和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和学习，正确引导，加强他个人利益与社会效益方面的教育，熟知行业法律法规，增强社会责任感；与此同时，认真传达、学习新的法律法规知识、规范性文件精神，并将各时段的重点工作进行布置与通报。

将药械广告监测工作融入到日常监管之中。广告监测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其次。需要从日常生活中去留心、发现，并且要号召广大老百姓提供线索。县级媒体的广告药械类，若不经过药品零售企业这门槛，很难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如果按照正规的渠道进行操作，加之昂贵的广告费，各方利润都很少。根据广告的监督管理权限，县级药监部门只有监测权，没有处罚权，且要采集好证据，并将收集好的相关证据移交给广告监管部门，手续繁琐且慎之又甚，俗话形容“吃里不讨好”结果意义不大。为此，依据《县药品（连锁）企业药品质量安全信用分类暂行办法》制定了县广告药品指定经营企业信用评比办法》分为否决项十五项和评分项（百分制）十四项，分别发至辖区各涉广药械经营企业，每年年末组织审评。对通过审评企业“aa信用企业”a年度累计并有严格的规定，必须实现无否决项的同时评分项90分以上。只有将药品广告监测工作与药品经营企业的gsp跟踪、日常监管、专项检查等相结合起来，将日常监管文书、市场稽查文书与企业信用档案两档并一档，有利于现场评审与档案核实。与此同时，对未通过信用评审的企业，实行人性化办法，并不是一罚了之，而是县局负责组织举办为期一周的继续教育，制定周密的教学课程，让他系统学习法律法规、药品零售企业现场操作规范、药品不良反应知识等，经费由参加学习人员共同承担。这样的实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企业也没有理由不接受，促进了行企和谐发展。

采取约谈的形式，第三。规范经营行为。所谓“约谈”指对辖区内监测到违法药品广告，移交有关部门处理之前，将原药品广告剧本摄录下来，制成光盘或录音带，以此为依据，药品市场监管人员约请当事人面谈。对于发放宣传单、宣传品等其他手段的药品广告，并可能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广告监测人员认为需要约谈的也要约谈。首先，通知广告设计当事人、指定经营企业，告知约谈的时间、地点和需要提供的资料。其次，约谈时须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其中一名单位领导参加，并邀请本单位聘请的部分社会监督员参加。由社会监督员、广告设计事人、指定企业负责人、广告监测人员共同观看其违法药品广告录像，并审核纸质材料，当面指出广告画面、配音以及提交材料中具体发现的违规问题，帮助其校正不正规用语和画面，并向其宣传有关的法律法规知识，提出限期整改的意见。最后，也要听取当事人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要求，同时，参与观看人员共同在药品广告监测登记表》上签字。约谈程序履行后，市场监管人员依照《药品广告审查办法》继续进行监测。如果依法进行整改，并消除不良影响，将不予行政处理；反之，对于拒绝履行整改的广告设计当事人，则执行《安徽省药品广告审查办法实施细则》有关条款。通过约谈，系统的给广告设计当事人一次深刻教育，同时也给了经营企业一次深入学习机会，只有这样他才充分认识到监管部门是动真格的使广告设计当事人不得不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行为。同时，通过约谈形式，也架起了做药人”与“管药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净化了药品广告市场，堵住广告药品终端销售违法可乘之机。

市场稽查，逆向取证，有效遏制违法药械广告。县级媒体的广告品种，其渠道往往由厂方、药品商、零售企业三方相互勾结与配合，手段非常隐蔽。每个广告品种在指定的药房基本上只有几盒或样品，经营方式是派员站在药房门口守侯患者咨询，如果要购买马上有人送货等方式经营，如果有检查的来，就以顾客身份乘机溜走，从药房入手很难发现违法行为。面对这样的新情况，利用他违法广告上作证明的患者为突破口，找到该患者，将其在使用的药械进行登记、做好《调查笔录》再回到指定药房进行核实,第四。跟踪追查此批号的规范记录，这样的举措，企业违没违法，自然就暴露出来。市场稽查中，经常对销售违法广告药品的单位，实行重点监管，跟踪走访，增加检查频次，对瞒而不报或消极对待的予以从重处理，并将违规行为录入该企业信用档案；同时，进行市场稽查抽检，多批次进行抽检，从质量上寻找突破，对广告药品质量问题同样录入不良信用档案，不但企业受到处罚，还要被折牌。通过这些强有力的措施，扼制药品广告泛滥势头，经营企业就不会与监管部门较劲和打游击战了对再次参与广告药品销售打了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