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衰制度主义范文10篇

【内容提要】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容易与市场机制相联系的教育种类，但中国的职业教育却在市场化的道路上经历了先盛后衰的过程。本文作者力图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对我国职业教育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市场化”的制度变迁过程予以考察。

【摘要题】职教史

【关键词】职业教育/兴衰/制度分析/市场化

职业教育是以培养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具有专门职业技能的人才为目标的。因此，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容易与社会、市场相联系的教育种类。但是，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却发现这一原本能够最好适应市场的教育种类却没有得到兴旺的发展，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我们把兴办和从事职业教育的院校作为一个组织群落进行研究，揭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制度学含义。职业教育具有内容多元化、结构多层次、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特点，因此，我们只能择其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进行研究。我们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过程中也会涉及少量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容。

在考察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利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对其市场化取向的兴衰加以分析，我们发现，中国职业教育之所以会走出这样的轨迹，是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外部力量包括：政府的作用、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及市场的作用；内部力量则表现为职业教育组织内部一些重要条件的缺失。

【提要】职业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容易与市场机制相联系的教育种类，但的职业教育却在市场化的道路上经历了先盛后衰的过程。本文作者力图用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对我国职业教育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市场化”的制度变迁过程予以考察。

【摘要题】职教史

【关键词】职业教育/兴衰/制度分析/市场化

职业教育是以培养能够适应需要的、具有专门职业技能的人才为目标的。因此，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容易与社会、市场相联系的教育种类。但是，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的历程，我们却发现这一原本能够最好适应市场的教育种类却没有得到兴旺的发展，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我们把兴办和从事职业教育的院校作为一个组织群落进行，揭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制度学含义。职业教育具有内容多元化、结构多层次、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特点，因此，我们只能择其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进行研究。我们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过程中也会涉及少量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容。

在考察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利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对其市场化取向的兴衰加以分析，我们发现，中国职业教育之所以会走出这样的轨迹，是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外部力量包括：政府的作用、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以及市场的作用；内部力量则表现为职业教育组织内部一些重要条件的缺失。

【内容提要】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容易与市场机制相联系的教育种类，但中国的职业教育却在市场化的道路上经历了先盛后衰的过程。本文作者力图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对我国职业教育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市场化”的制度变迁过程予以考察。

【摘要题】职教史

【关键词】职业教育/兴衰/制度分析/市场化

职业教育是以培养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具有专门职业技能的人才为目标的。因此，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容易与社会、市场相联系的教育种类。但是，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却发现这一原本能够最好适应市场的教育种类却没有得到兴旺的发展，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我们把兴办和从事职业教育的院校作为一个组织群落进行研究，揭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制度学含义。职业教育具有内容多元化、结构多层次、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特点，因此，我们只能择其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进行研究。我们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过程中也会涉及少量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容。

在考察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利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对其市场化取向的兴衰加以分析，我们发现，中国职业教育之所以会走出这样的轨迹，是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外部力量包括：政府的作用、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及市场的作用；内部力量则表现为职业教育组织内部一些重要条件的缺失。

【内容提要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轻易和市场机制相联系的教育种类，但中国的职业教育却在市场化的道路上经历了先盛后衰的过程。本文作者力图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对我国职业教育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市场化”的制度变迁过程予以考察。

【摘要题职教史

【关键词职业教育/兴衰/制度分析/市场化

职业教育是以培养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具有专门职业技能的人才为目标的。因此，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轻易和社会、市场相联系的教育种类。但是，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却发现这一原本能够最好适应市场的教育种类却没有得到兴旺的发展，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和思索的新问题。

我们把兴办和从事职业教育的院校作为一个组织群落进行探究，揭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制度学含义。职业教育具有内容多元化、结构多层次、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特征，因此，我们只能择其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进行探究。我们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要探究对象，分析过程中也会涉及少量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容。

在考察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利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对其市场化取向的兴衰加以分析，我们发现，中国职业教育之所以会走出这样的轨迹，是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功能的结果。外部力量包括摘要：政府的功能、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及市场的功能；内部力量则表现为职业教育组织内部一些重要条件的缺失。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近日推出12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引起强烈反响。对于众多国人来说，这部纪录片无疑称得上是一次“历史教学片”，是对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9个主要大国发展史的一次集体学习。

用电视画面展现曾经的大国兴衰，显然没有浩瀚的历史典籍来得深刻。但是，电视能以光和影的三原色转变形象地将历史上曾经的辉煌、荣誉、血战前行和繁华散尽形象地在大众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将历史反思从精英的书斋挪移到草根大众思考的有益尝试。央视将9个大国的500年兴衰史用12集的短短篇幅浓缩，绝非大众娱乐的电视剧快餐，而是品读历史的镜鉴和对中国未来的深深思索。

在过去的500年间，中国所谓的盛世已经持续至清康乾时代，期间还包括明初郑和浩大船队的远洋。但这只不过是古老的“中华龙”惯性繁华的回光返照。而从14世纪开始的300年间，欧洲文兴复兴击碎了中世纪宗教的神学桎梏，将人们从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解放出来，在精神方面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500年开始，欧洲的强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引领了欧洲作为全球翘楚的新时代。

无论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通过海洋冒险成就的海洋霸权，抑或荷兰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创立的商业帝国，还是率先发起工业革命推动自由贸易成就的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以及法德两国的随后兴起。这些欧洲强国都是通过制度和体制创新、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将商业和自由贸易作为大国崛起的基本要件。至于继承欧洲文化谱系的美国在另一块大陆的崛起，日本和俄罗斯的后发制人，除了自觉的赶超意识，也经历了制度转型的阵痛。当然，这9大强国的辉煌中也都沾染了穷兵黩武的战争残酷和侵略他国乃至灭绝异质文化的原罪。但不管如何，自1500年以来的500多年间，这些强国或有兴衰，但他们的一个或多个在21世纪依然占有全球主导地位。即，西方社会主导全球的大趋势并没有逆转。

对中国而言，读懂这9个大国的兴衰起伏，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9个大国在过去的150年间和中国都发生过直面接触，对中国而言更多是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但沉浸在历史的伤痛和仇恨中是没有意义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嘲弄和怒斥资本主义的罪恶更是无谓的。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首当其冲地要融入这个世界。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念等等，这些既是中国从既往强国的兴盛中总结的经验，也是从某些强国的灭亡中汲取的教训。

半个世纪前主席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对新中国如何摆脱历代王朝“兴勃亡忽”的质疑时，给出的药方是“人民民主”。今天，这句话对中国如何实现民族复兴和重新崛起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当综合实力成为衡量大国地位的标准时，作为硬实力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同作为软实力的政治文明和文化影响力一个都不能少。美国的强国之路充分验证了这一点。而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也以超凡的政治智慧将“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要带领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是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增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如果没有文化发展作支撑，没有人的素质的提高和精神世界的完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难以持续。

实现党的执政目标，必须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朝着共同的方向前进。在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奋斗中，要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展要求，大力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精神文化资源是党执政的重要资源。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社会的稳定，要依靠坚强的政治领导，依靠经济的发展，依靠好的制度和法治，同时全体社会成员思想上的统一和稳定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在党的执政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社会价值观日趋多样化的情况下，党能否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有效驾驭意识形态的纷繁变化，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引导人们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党的指导思想的信仰，对党的政治路线的认同，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决定党的事业兴衰成败。

重视并善于运用思想文化工作来推动党的事业发展，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宝贵经验。可以说，如果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我们党就不可能运筹帷幄，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可能驾驭全局，从容应对各种风险考验，成就今天这样的执政伟业；也不可能引领时代潮流，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和广泛支持。

重视思想文化工作，也是一些国家执政党兴衰变化给我们的深刻启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原因错综复杂，但首先都是从思想文化领域打开缺口的。这一切，都深刻警示我们：思想文化战线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经济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思想文化领域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思想文化工作一天也不能放松，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宣传、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诺斯“路径依赖”理论之中国区域经验实证检验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区域发展模式多样性与特殊性要求对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检验、过滤、再吸收。本文通过苏南制度变迁的双重循环为实证经验基础，对D-C·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进行再检验。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路径依赖”而必然陷入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间隔性制度变迁”过程。

[关键词]：路径依赖;双重循环;间隔性制度变迁;比较制度优势

一

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道格拉斯·C·诺斯、L·E·戴维斯，曼瑟·奥尔森、T·W·舒尔茨,V·W·拉坦等人，制度变迁理论“试图为建立一个专门的、相关的和逻辑的关于这些制度的产生、成长、成熟、衰亡的理论框架提供基础。”[1]制度是一个社会为人们发生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系列规则，是制约人们行为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集合体。制度可分为四种: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用于影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人源流之间联系的制度;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等(舒尔茨，1968)[2]。制度功能主要是为个人提供一种激励系统，同时借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来推动市场交换的发展和市场功能的扩张，减少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有效率的制度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一些通常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技术进步、规模经济、资本积累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制度一旦形成，总要随社会变化而变化，当制度出现不均衡，行为者利益不能在现有制度下得到保障，就产生新的制度需求，呈现出制度变迁状态。制度变迁不是指任何一种制度变化而是特指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有制度，通过对原有制度框架的规则与机制所做的边际调整以增加制度收益。制度变迁只有在下面两种情况下才会发生:(1)创新改变了潜在利润。如市场规模的变化、技术变迁、一个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人的预期，会改变制度安排的收益与费用。(2)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得制度安排的变迁变得有利可图。如一种安排的组织成本已由另一种安排所支付，技术革新减少制度安排的运作成本，信息传播与社会知识的进步，也有利于降低创新成本。制度变迁是制度发展的必然规律，但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存在着种种技术和社会的约束条件，如制度变迁成本收益比较、一项制度的受益者与受害者、相对谈判力量的对比、组织的偏好、技术条件等等。实施制度的各个组织在相对价格或偏好变化的情况下，为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重新谈判与博弈以达成更高层的合约、改变旧的规则建立新的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进一步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PathDependency)。诺斯将保罗·大卫和W·巴兰·阿瑟的“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性”引人制度变迁，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性和自我强化机制。

一、李卜克内西、贺恩雷对表现主义的评论

表现主义既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又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文学潮流。马克思主义文学史研究如何评价和对待这股文学潮流，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会对现实斗争中的文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历史证明，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常常与如何解释和评价表现主义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而这种解释和评价往往又涉及德国共产党人在现实斗争中如何在文化领域实行统一战线问题。因此，评价和对待表现主义，往往反映了德国共产党人在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文化政策成熟的程度。

德国工人运动史上历来有重视文学运动的传统，除马克思、恩格斯之外，还出现过梅林、蔡特金等著名文学评论家。在表现主义文学运动存在时期，德国工人运动的左派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就常常注意研究当代文学动向，并有意识地观察文学领域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为和平和民主而斗争的同盟者的成长情况。特别是在1916－1918年之间，即使身处狱中，他仍不断研究文学艺术发展的动向和美学问题，并对表现主义文学潮流发表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这些意见虽然是针对弗利茨·封·翁卢的剧本《一代人》而说的，但它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对一部具体作品的评价。

翁卢是德国表现主义剧作家和诗人，曾作为军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根据自己的经历于1916年创作了剧本《一代人》。剧本描写了战争的灾难，表达了作者对一个充满人类之爱的新时代的渴望和向往。针对这部剧作，李卜克内西曾于1918年8月写了这样的文字：“尽管这出戏有许多优点，这是不容忽视的，但在内容方面，在思想和感情方面，尚停留在愤懑的地步，而不是澄清，是在描写谜，而不是解谜。人们可以称诗人为莱辛曾经称赞过的的那种世界智者的同类，他们只是努力制造云雾，而不是驱散云雾。还是让我们等待三部曲的其他部分描写什么吧。这第一部所提出的是“普遍人性”问题。翁卢对待这种绝对基本的方面，是非常认真的。但只是作为一个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抱怨命运的人，向着星空挥舞他们那攥紧的拳头，对着宇宙发出遣责，折磨自己，看不到出路，欲逃避却又做不到，陷入无为的绝望，而不是行动起来进行斗争，去创造一个新世界。第二位的问题掩盖了第一位的问题。他只看到后果，而不知其原因，不知道身旁恐怖事件的社会根源，也不知道能够铲除这种恐怖事件的力量。这部作品是那些摆脱了对自己的世界秩序抱着神圣幻想的资产阶级的戏剧。在那些非常凝炼而内容丰富的描写中，毕竟沸腾着革命的愤懑精神。让我们期待着，曙光过后是否会有白日到来。”①李卜克内西这些议论见于他被杀害后于1920年在柏林出版的《书信集》。德国文学史家克劳斯·肯德勒称这是“一份有趣的文献”，它表达了德国共产党人对待战争期间产生的那些具有反战内容的表现主义戏剧作品的态度。李卜克内西在这段文字中提到的翁卢的“三部曲”，包括《一代人》（1916）、《广场》（1920）和《狄特里希》（1936），后者创作于流亡期间，当时由于条件限制，未能出版。

李卜克内西关于这部剧作的议论，表现了这位“斯巴达克团”领袖对待文学现象的马克思主义态度。首先，他肯定了翁卢在这部作品中所表达的反战的主观愿望。显然，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翁卢，也适用于许多表现主义作家，如盖奥尔格·凯泽、瓦尔特·哈森克雷沃、恩斯特·托勒、弗里德里希·沃尔夫、路德维希·鲁必纳等剧作家，他们在当时创作的反战作品中，大都像翁卢一样，表现了对战争的“愤懑精神”和竭力挣脱资产阶级出身的束缚的愿望。在李卜克内西看来，这些优点都是不容忽视的。在那战争的年代，帝国主义势力把人民拖到战场上去，为他们的侵略扩张行为卖命，给人民大众带来了深重灾难，在这种时候，文艺家们不受帝国主义宣传的盅惑，公开表现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他们的呼声中可能夹杂着某些错误思想，但这呼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置身于反战前线的共产党人，必须把他们视为同盟者，视为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其次，他在指出作品的积极倾向，肯定作者主观愿望的同时，也指出这部作品在客观上与无产阶级所期盼的革命艺术还是有距离的，作家在思想上并未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他在对战争表达“愤懑”时，却不能指出如何才能结束战争，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卜克内西认为作者只能制造云雾，而不能驱散云雾。李卜克内西指出，翁卢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普遍人性”问题，尽管非常认真，但实际上却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抱怨，对自己的折磨，最终将令自己和观众陷入绝望。作品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显然是由于作者意识形态的局限造成的，作者只能看到现象，而看不到造成这些现象的社会根源，更不认识那些能够铲除这些现象的社会力量。所以这部剧作基本上尚属于资产阶级戏剧的范围，只不过创作这部剧作的作家，已经不再相信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世界秩序”的神圣性了。再次，尽管《一代人》仍属资产阶级戏剧范围，李卜克内西对待翁卢，当然还有那些与他类似的作家知识分子，绝对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更不拒绝同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进行反对战争与帝国主义，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对翁卢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局限，李卜克内西既不表示厌恶，亦不表示敌视，而是怀着真诚的兴趣，指出他的局限，给予积极引导。不论翁卢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同共产党人走多远，但在目前的斗争中，必须视他为同路人。李卜克内西对翁卢《一代人》的议论，表现了当时德国工人运动左派领导人，对表现主义文学潮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和宽容胸襟。克劳斯·肯德勒称李?房四谖髡夥庑攀且环荨坝腥奈南住保蚁胨募壑稻驮谟冢怨私准墩持贫砜怂贾饕宓奈囊照撸两袢匀痪哂欣砺垡庖搴褪导庖濉?nbsp;

在李卜克内西议论《一代人》的得失时，表现主义文学运动在战争的冲击下，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特别是随着1918年11月革命的爆发，表现主义的自由主义倾向急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的和抽象社会主义倾向的崛起，是普遍向左派力量靠拢的倾向。针对德国知识分子这种左倾剧变，德国政治家埃德温·贺恩雷在一篇题为《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的文章里，提出了知识分子在革命高潮的新形势下应该努力的方向。贺恩雷写道：“他们都想‘完善’无产阶级革命，把它由一个单纯经济政治运动建设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运动。他们却忘记了，经济政治的变革不仅是前提，而且恰恰是新文化的创造者和培育基地，人的精神革新不可能在经济变革之外独立进行，而是从经济变革中产生，又回到经济变革中去。我们很愿意承认这些意识形态专家的善良愿望，今天他们不顾蔑视和迫害，勇敢地表示拥护共产主义，但是，只有善良愿望，勇敢精神和理想动力，尚不能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求那些向我们走来的知识分子，放弃一切文化人的傲慢，严肃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辩证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来锻造自己的武器和铠甲，才能在阶级斗争实践中站稳脚跟。”②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教师为本；教师大计，师德为魂。目前，党员教师在学校教师队伍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主力军，扮演着政治和职业双重社会角色。如何实现党员教师的党性修养与师德素质从分离向融合转变，这一问题亟待我们深入思考、科学规划、探索研究。

一党员教师的角色内涵解读

党员教师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社会责任，对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党员教师的政治角色要求党员教师要自觉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不断增强自身的党性修养，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学校教书育人工作中，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积极践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坚持教书育人的正确方向，在传授专业知识、培养职业技能的同时，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在传道授业解惑之中，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求的“四有”新人。所谓“师德”，是指教师的职业道德，即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中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它的实质是教师如何使自身在教学活动中的行为有利于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有益于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党员教师的职业角色要求党员教师积极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本着“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教育理念，恪尽职守、敬业爱生，为人师表，坚持育人为本的教育观，以素质教育为主线，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党员教师的党性修养和师德素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内在统一的。

二党员教师的政治角色与职业角色相背离的现状辨析

1党员教师的政治身份与职业行为相背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它是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集中体现。加强党性修养，关键就在于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奉献意识渐渐弱化，一些党员教师也或多或少受到一定的影响，宗旨意识有所弱化，甚至有的同志还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他们有的在思想上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出现了“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的功利主义心态，过分地追求利润最大化，把教书育人工作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缺乏为人师表的自豪感和满足感；出现了应付本职工作，积极开拓第二职业的现象，把第二职业视为主业，教育教学工作视为副业，主次不分；还有些党员教师似乎忘却了自己的党员身份，他们虽然对教师的职业角色有较高的认同感，有高尚的师德，但是他们自身的党员政治角色意识较淡薄，党性锻炼不足，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更多地是以教师的职业角色来约束自己，从而使得他们的政治身份与职业角色相背离。这些现象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员教师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而且削弱了党员教师在学校的影响力，不利于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之三：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

1992年初，中国南方春意盎然。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鲜明地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这个论断，简洁明快、朴实无华，抓住了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10年后，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我们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就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

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发展才是硬道理”虽然仅七个字，却揭示了中华民族兴衰荣辱的历史结论。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明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至今仍为各国史学家所称道。但是从18世纪末期开始，由于封建统治者不顾时势，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安于现状，固步自封，导致生产力发展非常迟缓。而当清朝统治者沾沾自喜于“康乾盛世”的余辉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却乘着工业革命的东风，迅速发展起来，中国被甩在了后面。于是，这个衰落了的封建帝国，沦为侵略的对象。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大举进攻面前，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使一个拥有数千年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长期陷于灾难的深渊。历史就这样无情地上演了一曲被马克思称为“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近代中国历史留给我们的辛酸回忆和沉痛教训！

在血的教训面前，无数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只有发展才能救亡图存。他们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和探索，虽历尽艰辛但始终无法使旧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才为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一五”计划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5％，仅仅经过短短的五六年，新中国就在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上初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的100年。但后来，由于一度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工作重心，使我们国家在经济方面与发达国家本已缩小的差距又拉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