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衰范文10篇

每个朝代都有主流学术思潮。由于思潮是有时代性的，就有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要研究这个过程，首先要弄清楚这个过程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之间的前因后果，其次对这些变化进行理论说明，阐明其中的逻辑性，并用它去解释其它历史时期的同类现象。这样，我们得到的结论就能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用以上思维来研究经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一、经学的产生过程

经书典籍先秦就存在，至少从孔子就已经开始传授经书的知识和思想。我们说那是古籍传授，不能算经学思潮。经学成为社会思潮应是汉代的事情。

经学思潮可以说直接产生于独尊儒术。儒家独尊以后，儒家的教科书才成为有权威性的经典。儒家学说为什么会升到独尊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

春秋时期，周天子衰微，各诸侯国自行其是，不太尊重周天子。这时出现霸主，来维持天下局势。开始都是以尊周天子为号令，以诚信作为结盟的基础，实际上实力是关键。后来，实力成为唯一的根据，讲诚信，被认为是蠢猪式的幼稚天真。韩非子说得好，这时是“争于气力”。在“争于气力”的时代，什么仁义道德都束之高阁。因此，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仁义，没有诸侯王愿意接受。战国时代的孟子也是这样，曲高和寡。他们都只好著书立说，将自己的理论通过文字流传下来。在春秋战国的几百年中，有许多思想家研究社会的动乱，探讨治理的方案，企图救庶民于水火。这些思想家治理社会的方案，都有一些拥护者，形成各自的学派。各学派之间进行争论，形成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许多学者认为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术思想的春天。有人怀疑说：乱世还是春天吗?我认为乱世虽然在许多方面是不好的，比如人民生活很艰难。但是，坏不是绝对的坏。由于乱，统治者难于控制思想，思想就比较自由。另外，现实的苦难逼着人们思考。许多思想家就在忧患中产生出来。愤怒出诗人，忧患出哲学家。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乱世逼着人们去思考天下治理的问题，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任凭各种思想自由驰骋。这对于造就思想家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乱世时间长了，各种思想任意自由发展，各派自是而相非，社会没有统一的价值观、是非观，使百姓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思想混乱与社会混乱互动，安定不下来。因此，乱世时间一长，不论百姓还是思想家，都希望有统一的思想观念。这是社会的需要。战国中后期，许多思想家开始提出统一思想的要求。庄子认为以一家思想作为天下人的是非标准是片面的，要以道作为公共的标准。荀子写了《非十二子》，认为各个学派的思想都不行，只有孔子、子弓一派的思想才是正确的。实际上他是想用孔子、子弓一派的思想来统一天下的思想。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也是为了将正确的思想汇编在一起，形成能流传千古的巨著。在政治没有统一的时候，想统一思想是不可能的。在“春秋无义战”的情况下，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实力，因此“争于气力”成为各国努力追求的目标。秦国采纳商鞅的变法，以奖励耕战作为富国强兵的国策，最后吞并山东六国，统一天下。秦政府实行从商鞅到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取得成功，故秦朝以法家思想来统一天下的思想，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前期有成功的经验。但是，时代变了，形势变了，政策也应该有所变化，否则，就不能适应新社会。固守老规矩，是刻舟求剑。要与时俱进，逆取与顺守应该有别。逆取须凭实力，有时可以暂时不顾道义。而取得政权以后，就要马上改变方针，采取顺守的政策对待人民。攻守的形势变了，在守的时候仍然不施仁义，是秦政权败亡的根本原因。法家思想有利于发展实力，却不能维持社会的长久安定。虽适用于乱世，却非治世长治久安的法宝。很明显，法家思想在乱世，有快刀斩乱麻迅速解决问题的效用，而儒家思想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作用大。二者各有利弊，可以互补。总之，在乱世，需要用实力平定天下；在治世，需要用道义稳定人心。法家理论适合于发展实力，儒家理论有利于维护道义。

(一)教学目的

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有：天宝危机、安史之乱、藩镇割锯、宦官专权、唐末农民战争。

要求学生认识：安史之乱、藩镇割锯和宦官专权，大大削弱卫唐朝的统治力量，加深了唐朝后期政治的腐败和国势的衰落;唐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瓦解了唐朝的统治。

要求培养学生的能力有：引导学生思考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从而培养学生分析和总结历史经验的能力。

(二)教学过程

1.复习提问:

您是否见过在高空翱翔的鹰？它把向往与希望写在天空，写在展翅的潇洒与自豪中，而我正是这群鹰，带着一脉相承的对飞翔的渴望来到了医院。

既然是鹰，就搏击给天看；既然是阜医人，就灿烂给看。十年前，当我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真正踏上这片坚实的土地时，心便与零距离沟通。我有的是飞扬的激情，指点江山的壮志，有的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情，更有的是做好阜医人的信念。斗转星移，十几年匆匆而过，我从一名幼稚的学子走过春夏秋冬、走过酸甜苦辣、走向成长、走到今天；我们的医院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变革，在风雨中不断发展壮大。十几年来，“院兴我荣，院衰我耻”的宗旨牢记在我们心中。十几年来，我诠释自己，施展才华，绽放青春，燃烧生命，我们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当初医院只有几十名职工，两层小楼，四周更是一片荒凉，如今已成长为有近200名职工，六层住院病房大楼，160张床位的一级甲等医院，在我院发展的带动下，医院四周更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象。所有这一切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赤诚的心，我们团结拼搏的集体精神！

我想起小时的一个故事：曹操给他的儿子们每人一根筷子，问他的儿子谁能折断他？他的儿子们都很轻易的将筷子折断了，这时他又拿出一把筷子问他的儿子，你们谁能一下折断它？很久，没有一个儿子能折断它，这时，曹操告诉他的儿子们：你们明白了吗？一根筷子你们能很容易的折断它，可是如果筷子团结在一起就不能轻易的被折断，这就像你们兄弟之间一样，如果你们团结在一起，敌人想要打败你们就会很难，但是如果你们不团结了，那么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很容易被敌人打败。

十几年来，我们风雨同舟，十几年来，我们同舟共济。2003年，一场人类的灾难席卷我中华大地，从广东到北京，非典迅速在全国蔓延，作为全国民工的源头，检测、控制疫情任务艰而又巨，我们医院更是担负着留观站和几条主要干线列车上巡诊的繁重任务，面对SARS，每个人都会有过“黑暗”来临的感受。担忧，害怕……然而，面对“黑暗”，非但没有人退却，涌现的却是主动请战的动人场面，短暂的“黑暗”之后，大家变得更有信心，更有决心，更加团结。在这场考验面前，每一个人都行动了起来，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共渡难关。向世人展示了我们白衣天使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理性，一种自律，一种团结，一种博爱，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这就是我们阜医人，我们阜医精神！

医院虽然年轻，却已几经风雨，在医院“属地化”的进程中，让大家感受到了危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当年“旱涝保收”的铁路医院已不复存在，顺利实现了转轨，一个新的“市第四人民医院”让大家耳目一新，面对新的形势，新的压力，我们迎来了新的挑战，新的发展机遇，为了医院的发展我们集思广益、开动脑筋；为扩大医院的影响和知名度，吸引更多的病员，我们不断学习，提高我们自身的业务水平，改善我们的服务态度。虽然我们每个人只是医院微不足道的一个分子，但我们愿意伸出我们热情的手，为医院的生存与发展献出我们微薄的力量，时刻以医院发展为己任，牢记“医院靠我发展，我靠医院生存”的宗旨。平凡的工作岗位有辛酸、有疲惫、更有执着。激情如花，绽放我们青春的风采；激情似火，升华我们生命的价值，激情愈燃愈烈，于是我们有了更大收获，收获得是人格的升华、意志的磨练、情操的陶冶。为病痛之中的患者送上一个会意眼神，一个微笑，给他们以鼓舞，给他们以心灵的慰籍，让他们痛苦而来，微笑而去，这才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生活的全部。

检验科是医院的一部分，也许没有人能体会我们检验工作的烦琐，每天，当我们穿上白大衣走进工作间，面对各种各样的患者，听到的是痛苦的呻吟，看到的是哀愁的面容，闻到的是散发着各种异味的标本，而我们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和厌烦，牢记职责，一丝不苟，严格操作，认真核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笔下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个符号，都维系着一个人的健康，维系着一个家庭的幸福，更维系着我们医院的声誉与荣耀。我很庆幸我是这个集体的一员，我们是团结的，我们是向上的，我们是宽容的，我们是奉献的，当我们这个集体与医院利益冲突时，我们能为医院着想，从大局出发，把一切委屈与不解放在心底下一页，埋头工作。虽然我们的岗位是平凡的，平凡得象小草一样，小草虽小，也一样铺就绿色无垠的大草原！播下春种，就有秋实；洒下汗水，定有收成。

[摘要]作为欧洲、西亚、北非之间的一个超大型湖泊，地中海在古代的西方世界的各个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经济方面，它一直是东西方商贸联系以及其延安个民族经济联系的纽带。古罗马统一进程结束后，由于它成了帝国的“内湖”，地位更加重要，它成了帝国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但当历史进入中世纪，蛮族入侵颠覆了西罗马帝国之后，地中海似乎也触摸到了西欧发生变化的脉息，以其为载体的贸易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本文就试图以当时整个欧洲政治经济的大环境为背景宏观地分析中世纪地中海贸易兴衰变化的原因。

[关键词]地中海贸易中世纪西欧经济

我们首先简述一下在中世纪地中海贸易变迁的情况。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整个欧洲进入中世纪。在整个中世纪，地中海贸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从5世纪后期到8世纪，地中海上商贸仍旧比较活跃，但整体上呈衰落趋势，并且越到后期衰落的趋势越加剧，这种衰落一直持续到8世纪初。第二个阶段从8世纪开始，这种贸易基本上处于沉默即不活跃状态，销声匿迹的状态持续到11世纪。第三个阶段是从11世纪开始直到近代，地中海的商贸则又活跃起来，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一个阶段，即58世纪地中海商贸情况的研究收到文字及考古资料匮乏的局限。但还是有很多证据可以利用。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当时叙利亚人的航海业活跃于西方各港与埃及、小亚细亚各港之间；另一个间接的证据是这个时期各日耳曼王国继续使用罗马金币孛里达[1]p1。这些证据都说明了尽管欧洲历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但地中海商贸并不是一下子就停顿了下来，在中世纪前期以地中海为载体的贸易仍具有相当程度的活跃性。但这里要考虑的是这种贸易与罗马帝国时期相比，是加强了，还是减弱了？

这个问题虽然没有明确的数字作为佐证，但我们若想到这个时期欧洲发生多次多次蛮族入侵以及战乱，其对整个欧洲经济及商贸带来的必然是相当消极的结果。因此这个时期地中海商贸的发展与罗马帝国时期相比，应该是总体下降的，所以说这一时期地中海贸易从整体上呈衰落趋势。

下面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大环境来详尽地分析第一个阶段地中海商贸情况的变迁。从5世纪初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组成的松散联盟大举入侵罗马帝国开始，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的浪潮一直持续到8世纪初。这一浪潮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代表是西哥特人、勃艮第人与汪达尔人，他们都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这一阶段的入侵是式的、史诗式的。远距离的征服活动使他们各自所建王国距出发地过于遥远，另外再加上他们人数较少（相对于占领地臣民），因此他们往往在征服地实行“客户”制度和相对聚居的形式。“客户”制度其实是一种与当地拉丁奴隶主阶级的妥协。例如勃艮第人“客户”接受大地产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二、奴隶的三分之一，而西哥特人在西班牙也只占有既有农场地产的二分之一和租借地的三分之二[2]p113。而相对聚居的形式也削弱了他们对既有经济制度的破坏力。在第一次迁移过程到6世纪中叶基本结束时，在整个西欧，原有的拉丁奴隶主和新来的日耳曼首领共同组成了一个消费人群，这个消费人群的数量及消费能力都有所下降，但却依然存在。而当时的东南欧仍为东罗马帝国统治，其经济规模虽比不上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但也能大致维持。这也就是5世纪到6世纪中叶地中海商贸仍然保持活跃的最根本原因。从6世纪中叶到8世纪初，则是法兰克墨洛温王朝以及伦巴第人对意大利的征服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英格兰的入侵时期。这属于日耳曼人的第二次入侵浪潮，这一时期，法兰克人先声夺人，完成了对整个法兰西和现代德国一部分的征服，伦巴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则用相同的侵略模式完成了对意大利和英格兰的征服。这一阶段入侵的特点是蚕食式的、渗透式的。这种扩张使蛮族王国的统治基础从一开始就相当稳固，这也导致了他们在第二次迁徙浪潮中在土地政策上对第一次迁徙者所采取的妥协式方法－－“客户法”制度的否定。这一次他们对旧的经济制度作了颠覆性的变革，他们几乎接收了原有统治阶级的全部地产，并对之按自己民族的传统进行再分配。正是在这一时期，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在法兰西广泛而牢固的建立起来了。随之到8世纪初伦巴第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都逐渐完成了征服和农村公社化的过程，而曾经实行妥协政策的占领西班牙的西哥特人也被阿拉伯人消灭，使得这一农村公社化运动在除去东罗马帝国所统治的一小片区域在几乎整个欧洲被完成。再加上阿拉伯人还占领了整个北非以及西亚，这就造成了原来地中海贸易所仰赖的消费人群几乎完全萎缩。与这一阶段的欧洲及地中海沿岸其他地区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变迁相对应，地中海贸易经历了从6世纪后半期开始表现为持续的加速的衰落过程，到8世纪初则基本陷入停顿。

论国有企业的兴与衰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乏成功的倒子。四川长虹，青岛海尔，是中国国有企业最为成功的代表和典型。然而更多的国有企业却是效益低下，产品积压，连年亏损，职工下岗。为什么同样的国有企业，却有兴有衰呢？我们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解决国有企业亏损的问题，不能不对此有所深思。中国国有企业的兴与衰，说到底，社会制度、公有制、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其实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无论成功的国有企业，还是亏损的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教科书灌输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对国有企业的兴与衰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事实证明，国有企业并没有因为这些因素而普遍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具有竞争力。同样国有企业也并不是因为这些因素而普遍亏损。相反地，我们应看到，在目前的国有企业中，企业领导个人的素质、能力、品德往往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企业领导个人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一心为公，视职工为兄弟，关心职工胜过关心自己，严格管理，正直做人，带动职工团结一心，刻苦钻研，勤于思考，企业就能够发展、兴盛起来，甚至还可以使亏损企业起死回生、扭亏为盈。如果企业领导个人道德败坏，损公肥私，争权夺利，欺下瞒上，肆意挥霍，贪污腐化，不懂业务，不善管理，任人唯亲，漠视职工生活，那么再有发展前途的国有企业也会败在这些败家子的手中。于是就可能出现富了方丈穷了庙现象，企业倒闭，职工下岗。由此可见，目前决定我国国有企业兴与衰的关键仍在于人治而不在于体制（或者说是法制）。就拿四川长虹和青岛海尔来说吧。据说，八十年代中期四川长虹的品牌可能还不如西安黄河的彩电品牌影响大，四川长虹也不如西安黄河的实力强。然而，四川长虹正因为有了倪润峰，今天才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一彩电品牌。而西安黄河，没有了倪润峰，今天却在亏损的国有企业队伍中徘徊。假如当初西安黄河有了倪润峰，那么完全有可能今天的中国第一彩电品牌是西安黄河而不是四川长虹。同样，假如海尔集团没有了张瑞敏，那么海尔也绝不会是现在的海尔！假如当初张瑞敏到了其他的国有企业，那么完全有可能崛起另外一座海尔式的国有企业。又假如让琼民源、红光实业这样的股份公司的那些败家子们老总去经营四川长虹、青岛海尔，那么四川长虹、青岛海尔恐怕也在劫难逃。中国的国有企业之所以很少能象长虹、海尔一样发展壮大起来，其原因之一，还在于国有企业还较多地存在一种摘桃子现象。所谓摘桃子现象就是当某一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经过辛勤工作，苦心经营，使国有企业出现生机或取得极大的成绩时，往往便可能由于不遂其上级领导之意或者其他种种原因而被免职或调离，其多年来辛苦工作、苦心经营的果实轻而易举地被领导委派的其他企业负责人轻意摘取。而一个新的、平庸、无能、唯上甚至腐败的企业领导往往又会把一个优秀的国有企业旦夕之间搞垮。这样的企业败类却没有任何体制或制约措施阻止他再调到另一个国有企业继续当领导，甚至还会平步青云。所以摘桃子的现象愈多，能够发展、兴盛起来的国有企业就愈少，而亏损企业却愈来愈多。幸运的是，四川长虹、青岛海尔没有被人摘桃子，所以才有今天的长虹和海尔。这种种的事实说明，今天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与壮大，还过份地依赖"能人"。然而，即使是在国有企业中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一些"能人"，也很少有能够善始善终者。据报载，1987年国家有关部门评出的全国首批"金球奖"国企优秀企业家，十多年后的今天，硕果仅存只剩三人还在职。除调离岗位的外，有的人还走上犯罪的道路，典型的如于志安。象倪润峰、张瑞敏这样的"能人"对国有企业的发展与壮大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但我们并不能完全依赖"能人"。"能人"什么时候、什么社会制度都有。"能人"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都可能成功。所以这并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我们应建立制度优势，体制优势。这种制度优势、体制优势应在于：（1）能够把最优秀最出色的企业家吸引并推选到国有企业的领导岗位上，使形形色色的"能人"愿意并能够为国有企业贡献力量；（2）能够必然地调动起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主人翁意识，使职工关心企业，努力工作；（3）有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及时避免和制止损害国有企业利益的行为；（4）保证企业的决策行为有序、高效、科学；（5）那些平庸、无能、唯上、腐败的国有企业领导能够及时被淘汰。只有建立起这样的国有企业制度或体制，才能使更多的国有企业发展和壮大，也才能减少国有企业的亏损与衰落，最终建立起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制度。缺乏这样的体制或制度，那么个别国有企业的发展与壮大只能是幸运，更多的国有企业亏损和衰落则不可避免。

【内容提要】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容易与市场机制相联系的教育种类，但中国的职业教育却在市场化的道路上经历了先盛后衰的过程。本文作者力图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对我国职业教育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市场化”的制度变迁过程予以考察。

【摘要题】职教史

【关键词】职业教育/兴衰/制度分析/市场化

职业教育是以培养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具有专门职业技能的人才为目标的。因此，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容易与社会、市场相联系的教育种类。但是，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却发现这一原本能够最好适应市场的教育种类却没有得到兴旺的发展，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我们把兴办和从事职业教育的院校作为一个组织群落进行研究，揭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制度学含义。职业教育具有内容多元化、结构多层次、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特点，因此，我们只能择其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进行研究。我们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过程中也会涉及少量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容。

在考察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利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对其市场化取向的兴衰加以分析，我们发现，中国职业教育之所以会走出这样的轨迹，是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外部力量包括：政府的作用、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及市场的作用；内部力量则表现为职业教育组织内部一些重要条件的缺失。

论文关键词：柏拉图；城邦；正义

论文摘要：正义问题是柏拉图研究城邦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柏拉图认为城邦的衰败是由于未能把握正义真正的内涵，导致个人生活的失范和城邦的失序，城邦的复兴取决于人们正确把握正义的内涵并以此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正义的真正内涵在于个人心灵的三个组成部分和城邦的三个等级各安其位，各尽其职。正义是个人和城邦的福趾所在。

正义问题是柏拉图研究城邦政治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柏拉图认为，城邦的衰败是由于人们行为的失范，而行为失范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柏拉图的任务便是正本清源，还正义以本来面目。通过对当时流行的正义观的批判以及对个人和城邦正义内涵的揭示，探讨导致城邦衰败的原因以及城邦复兴的路径，进而提出比较系统的政治正义思想。

一、正义不是什么——对几种流行正义观的批判

(一)对“正义是欠债还钱”的批判

在《理想国》的一开始，柏拉图通过向对话人之一的克洛法斯请教老年人的生活境况，引出了时下流行的第一种关于正义的观点，这就是“有话实说，欠债照还”。对于这种正义观，柏拉图举例说，假如有位朋友头脑清醒时将军械存于我处，而他在疯了之后，前来索取其所存放的东西，这时，我该不该把军械归还给他?显然不能!因为在他不清醒的时候将军械还给他，既对他自己不利，也对他人和社会不利。如此，“有话实说，欠债还钱”就不是绝对正确的，将它视为“正义”的内涵也是不合适的，不能用一个似是而非的定义来作为正义的内涵。克洛法斯因献祭而离去，其子玻勒马霍斯接着讨论。

一、一部有水平的理论著作

经过五、六年的仔细观察和认真思考以及一年多埋头写作，林毅夫、蔡方、李周三位学者，把他们的新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以下简称《奇迹》；凡引自该书的只注页码）献给读者。笔者有幸先睹为快，获益匪浅。这是一部颇有水平的理论著作。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奇迹》提出和讨论的是有关经济发展、国家兴衰的重大论题。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各国和很多大的跨国公司都看好中国，中国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所谓“中国模式”。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东方文明大国再次走上兴盛和发展之途，其本身就带有很大的传奇色彩。提出和讨论这样的问题，并且有所发现和有所创新，作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解释，其意义可想而知：不仅在学术理论上是一个前进，而且在政策实践上也有重要的价值；不仅对中国本身的改革和发展有明显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也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其次，《奇迹》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的历史和现实。由于作者明确提出和紧紧抓住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是由于选择和实行这一战略的要求而内生地决定的，其已经进行和将要进行的改革也紧紧围绕着发展战略的转变，并在全书中把自己的理论逻辑贯彻到底，因而，不仅做到了历史和逻辑的有机统一，而且实现了改革和发展的巧妙结合。充分显示了作者札实的理论功底和分析能力。这一点是目前国内出版的同类著作不曾达到的。与《奇迹》的分析比较起来，那些就事论事地描述改革和发展的进程，空泛地、一般地讨论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相互关系，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再次，理论并不深奥，它是简明扼要，易于理解的，理论的简洁性、权威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只有既能解释许多不同种类的事实而又简明扼要的理论才是令人满意的理论”（奥尔森，1982），《奇迹》一书就具有这样的品格和特色。作者提出的理论是比较简洁的，其基本结构是，作为外生变量的“赶超战略”是由政府主动选择的；作为内生变量的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是适应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逐渐形成的；作为参照系的比较优势战略，是实行战略转型的方向和体制转轨的目标。已经出现的增长奇迹，是由于在调整微观经营机制和放松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从而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过去受压抑的部门的增长创造了资源条件；而改革的问题和困难以及改革周期的出现，是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相对滞后；进一步的选择是，以改革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为中心，完全抛弃“赶超战略”，加快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奇迹》的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了中国连续十多年高速增长奇迹的发生，而且也说明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不仅解释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失败，而且也说明了亚洲、美洲一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经济陷入发展困境的原因。

最后，《奇迹》的成功，再一次证明了经济学规范和方法的力量。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假定是理性行为假定或最大化行为假定。作者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个人和企业、家庭和政府都看作是按照经济理性行为的经济当事人，把传统体制的形成和实践，改革措施的实行和结果，都看作是理性的当事人共同选择和相互博弈的必然产物。由此出发，作者提出和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论假说和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然后用规范的经济学语言、严密的理论逻辑以及大量的经验材料和历史数据加以实证，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矛盾运动过程，说明了改革和发展中的很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其实，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并不是告诉人们某些经济问题的现成结论和一般知识，而是要教给人们正确观察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说，学习经济学主要是为了获得一种进行经济思维的方法论。读了《奇迹》，读者在这方面一定会有所收获。

［摘要］保甲法律制度是清王朝维护广大乡村社会秩序的一项基本制度，是政府职能在州县以下广大乡村地区的延伸和补充。它经过初期不断发展完善，在清代中期达到巅峰后开始衰落。该制度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适应不断变化的基层社会现实，形成一个遍布各地的治安网络，对清代延续二百六十余年的全国统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清代;保甲制度;兴衰

清代继承和发展了秦汉、唐宋、元明制度文明的主要成就，集中国封建制度之大成，形成了中国古代最为系统和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适用于广大乡村基层的保甲法律制度即是其中之一。“保”“甲”二字在古代文献中曾多次出现。“保”字可理解为守，可作保护、保卫及保守等解释;“甲”字则多与马、兵、胃、舍、第等字组词，甲马、甲胄及甲兵皆是自我防卫过程中的常用器械，甲舍及甲第是指门户高低。若将“保”“甲”二字连结成词，则可合译为编串甲第序号，组织兵甲，以护居民安乐。保甲法律制度就是以保甲法令为核心，以保甲组织为机构管理监督人民，以维护治安为主要职能，确保中央政权统治和地方基层社会秩序稳定的一系列规则制度。在学界，普遍认为保甲法律制度确定于北宋神宗时期，但是如果不以字面意义为准而以其实质内涵根究，该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已初露端倪，经过历朝的不断发展完善，在清代达到顶峰。该制度的实施为确保地方安宁、延续王朝长久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正如学者闻钧天所言:“历代应用保甲之旨，或重于教，或重于刑，或重于兵役，或重于捕盗，或重于户口，或重于课赋，或重于诘奸，或重于劝农，综其目的之所归宿，要皆在于谋安定社会之一端。”［1］(P1)清朝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对明朝中后期因政治腐败、经济秩序混乱引起的人口失控和社会动荡深以为戒，从一开始就借鉴明朝地方官员推行的保甲制度，从起初的逐步强化保甲到中期的全面推广保甲，使得保甲制度在基层社会中的作用得到全面加强。其职能除了维护地方治安外，还要兼顾统计户口、催征钱粮、处理赈济相关事务，参与地方司法及其他官府交办的地方杂项公务，形成了在地方上“唯保甲是赖”的局面。虽然该制度在明朝就出现过，但只是有些地方官为了地方自卫乡里治安的需要而设立，并没有得到皇帝重视而通行全国。而清朝的保甲制度从朝廷内外的重视程度、对基层的可控性、制度条款的严谨性以及推广范围来讲，远远大于明代。因此通过对清朝各个时期的保甲法律制度进行逐一梳理和详述，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出保甲制度一步步从初创发展到巅峰到最后衰落的原因所在。

一、初创阶段———顺治康熙时期

1644年清军入关后，由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变成了一个全国性政权，如何在幅员辽阔的广大中原地区强化社会治安，稳固其统治秩序，成为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时明朝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的保甲组织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重视，被初步应用于其征服区域。顺治元年(1644)七月，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建议对于归顺的民众，借鉴沿袭明朝编排保甲管理的做法，命令各镇道府:凡带领部下投降归顺之人，赦免其罪责;对于擒住首领来朝进献之人，则论功行赏;为安抚归顺民众，由州县官来编制牌甲，使其安于本业;没有固定产业之人，则设法为其安排。金之俊的该项建议得到朝廷认可，由此牌甲制度开始成为清朝统治者对基层民众的管理方式，但是此时对牌甲的具体规定还不是很详细。八月，为镇压反抗势力和稳定社会秩序，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在各乡村推行总甲制。“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故，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府州县卫核实，申解兵部。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不贷。”［2］由此可以看出，总甲制度是清朝保甲制最初的形式，隶属于兵部的“总甲法”，旨在通过这种稽查户口的方式控制新近征服的土地和之上的民众，让他们安居乐业不要行违法之事，同时以连坐重罪的方式让他们互相监督，及时发现不稳定因素。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这种军事管理性质的制度所起作用很大。从多尔衮的谕令可以看出，总甲制度适用范围比较小，只限于在乡村实行，把居住在当地乡村的民众编入保甲，以十家为基本单位互相监督，在甲长和总甲的带领下，及时举报盗贼、逃犯和其他不法行为，对于不及时举报的周围九户、甲长和总甲实行连坐重罪惩罚。由此可见，保甲制度与连环互保是密切联系的，该制度的严厉、残酷程度可见一斑。不过通过此方式，极大地维护了乡村社会治安。随着总甲制度的推行，统治者发现由于战事的不断推进，很多农民为了躲避战争和灾荒，逃离原籍和耕种的土地，到异地居住谋生，这些流动人口给所到之地的治安管理造成了隐患。于是在顺治六年(1649)四月，顺治皇帝谕令:“自兵兴以来，地多荒芜，民多逃亡，流离无告，深可悯恻。著户部、都察院传谕各抚按，转行道府州县有司，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察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3］通过这种给予无主荒田耕种吸引定居的方式，把逃亡民人也纳入了保甲管理，不但促进了当地人口的增加，农业的恢复发展，而且稳定了当地社会秩序。由于顺治时期还未统一全中国，社会秩序尚不稳定，尽管清军入关时便出台了总甲这个有实际意义的制度，然而并未全面铺开。此时的保甲制度还处于草创阶段，内容相对比较单一，推行的保甲制主要是为了解决垦荒、个别少数民族、逃人以及海防等存在的现实困难。根据现存档案资料中的文字记载，可知当时的保甲制在北方地区开展的比较广泛一些。实行保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已征服地区的治安，恢复乡村经济，为国家下一步开始征收赋税打下基础。康熙亲临朝政之后，便开始励精图治，自此全国走上了强盛、安定以及巩固之路，阶级矛盾以及民族矛盾也得到了缓和。但是各地基层仍然有些民众不时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聚集作乱，威胁着清朝对广大基层地区的统治，因此通过推行保甲制稳定秩序仍然刻不容缓。虽然各地都逐步在推行保甲制度，但是已实行多年的保甲制度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些不足，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直隶巡抚于成龙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向康熙帝上言指出，顺、河、永、保四府，旗人和汉人混居，时常发生偷盗事件，需推行保甲制度以平息事故。由于管辖各旗旗人的都统远在京城，而在当地的拨什库又无法约束旗人窝藏盗贼且从事不法行为，而地方又没有对他们进行管辖稽查的先例，导致地方社会秩序混乱。因此于成龙建议有必要把旗人和汉人一体编入保甲，由拨什库、保甲、乡长互相稽察，一旦旗人和汉人违法乱纪，由地方官员向巡抚、都统一体申报进行纠察。此建议经过兵部等衙门共同复议后认为应该施行。但是因为旗民一体编甲与以前旗民分治政策对立，施行范围又局限于直隶四府中聚居的旗人，各方面尚未做好准备，所以康熙帝多次考虑之后，决定暂不推行。直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认为保甲之法本是弥盗良法，但是由于地方官员奉行不力未达到预期效果，以致从顺治开始实行总甲制到现在为止的六十五年里，该制度仍未有效地根植于基层社会发挥其应有作用，故需要进一步详明和统一强化。康熙帝经过慎重考虑，综合意见后对外公布保甲法令:“弭盗良法，无如保甲，宜仿古法而用以变通。一州一县城关各若干户，四乡村落各若干户，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面生可疑之人，非盘诘的确，不许容留，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若村庄人少，户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无事递相稽查，有可互相救应，保长、牌头不得借端鱼肉众户。客店立簿稽查，寺院亦给纸牌。月底令保长出具无事甘结，报官备查，违者罪之。”［4］与顺治时期颁布实行的保甲法相比，此次规定更加详细，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适用范围扩大。由原来仅适用于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扩大为一州一县城关、四乡村落各若干户，意味着州县也纳入保甲范围。第二，保甲组织形式变化。确立了牌、甲、保的三级编制管理架构，由原来的十户、一百户二个层级单位变为十户、一百户、一千户三个层级单位，负责人也由甲长、总甲二个升级为牌头、甲头、保长三个，进一步强化了对基层民众的控制。第三，管理手段明确。每户必须在发放的印信纸牌上，书写每个人的姓名、成年男性的人数，如有人外出，必须在纸牌上注明所去的地方;如有人入住，则查验其从哪里来，对于面貌生疏可疑的人，必须盘问清楚，否则不许容留。第四，适当灵活变通。对于因村庄人少而不够编入保甲规定的户数的，可以按其实际户数编排。第五，保长职责更加明确和加重。保长不但要稽查所负责的户数里的人员变动情况，还要对范围内的客店、寺庙里人员流动情况进行检查，并出具无事保证书报官府备查，违反者将予以严惩。实行如此严厉的保甲法，意在进一步监督和控制乡村民众，挤压基层反清活动的生存空间。康熙颁布保甲法令之后，各地督抚开始全面推行保甲制，但各地推进程度和力度不一。闽、粤、浙、苏及其他沿海地区，由于经济相对发达，贸易比较繁荣，不管是陆地还是水上都有大量的人口来回流动，盗贼也觊觎已久频繁活动，社会治安较差，故当地推行保甲制度的力度比较强，治安风气取得了较大好转，其他地区如晋、鲁、豫、鄂、赣等省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保甲制，效果得以凸显。

二、完善阶段———雍乾时期

【摘要】随着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的颁布与实施，建立与完善各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重点课题。文章以“顺驰地产”为例，分析内部控制制度与企业的兴衰关系。

【关键词】顺驰地产；内部控制；内部控制制度

一个企业要得以顺利发展，不仅要靠其过硬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在于其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曾被大家誉为房地产“黑马”的“顺驰地产”，在1994年—2006年的12年间，演绎了从起步到高速发展，再被“卖掉”的运行轨迹。本文试图从“顺驰地产”的内部控制，透析其兴衰。

一、“顺驰地产”的腾飞

顺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顺驰地产）的前身为天津顺驰销售公司，是由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专业的高材生孙宏斌于1994年5月成立的，主要从事房地产中介服务，以获取费为主要收入。1995年初，与联想、中科联合开发了天津香榭里小区，从此将业务范围扩展到房地产开发。2002年顺驰地产首次以天津为核心开始辐射全国，进行异地开发房地产，顺驰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03年9月—12月间，顺驰在上海、苏州、石家庄、武汉、北京等地获取许多项目，使其由一个天津的地方性企业迅速成长为名列前茅的全国性房地产企业。2004年顺驰地产实现了年销售收入100亿元的目标，储备的土地面积高达1200万平方米，员工8000人，同时开发着35个项目。截至2005年顺驰地产累计操作房地产项目57个，销售面积近500万平方米，累计实现销售收入近200亿元，此时，顺驰地产的发展处于巅峰期，这既得益于宽松的国家政策，也得益于顺驰地产采用了以操作为核心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一）经营战略与目标的准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