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明标准范文10篇

摘要：证明标准具备三大特征，即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其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其适用主体是裁判者。我国现存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立法、理论、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系列问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在不同审查阶段适用的证明标准欠缺层次性等。因此，我国应重新建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排除合理怀疑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概念

（一）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其都是由法律预先加以规定的。在刑事诉讼中，起诉方指控被告人有罪必须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必须证明所控罪行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法国则在《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规定了内心确信证明标准的公式，让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自问“你内心确信了吗？”。

（二）证明标准的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

一、证明标准之内涵的反思

关于证明标准涵义众说纷纭，现择其一二分析如下。有说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求达到的程度的要求”；[1]有说其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了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程度”；[2]还有说其是指“法律关于负有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证明争议事实、论证诉讼主张所须达到的程度方面的要求”。[3]上述关于证明标准的说法分别从不同侧面强调了证明标准的部分本质内容，但也有其亟待完善之处。第一种说法没有指明证明主体和证明达不到标准时应否承担责任；第二种说法没有指出证明主体和证明标准的法定性；第三说法将诉讼主体视为证明主体，有引人误解之嫌。其实，证明标准既非程度，也非要求，它是刑诉证明必须达到的标尺和准则，是衡量证明结果的参照物，是卸除证明主体的证明责任的分界线。

笔者认为，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负有证明责任的证明主体运用证据证明争议事实，论证诉讼主张，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所须达到的程度上的具体标尺和准则。如上所述，证明标准是尺度、参照物和分界线，然而其是否至善至美而没有必要去探讨呢？笔者认为不然，正因为其处在衡量证明结果、卸除证明责任等关键的尺度和分界线之位，更有在理论上对其进行探析的必要。故笔者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量互变规律”，即质、量和度三个维度进一步探析证明标准。

二、证明标准的“质”：标准性——法律真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一事物成为它自身并使它区别于他事物的一种内在规定性，即为质。即质和事物的存在是直接的同一。事物总是具有一定的质，丧失了自己的质，它就不再是自身而变成他物。”而刑诉证明标准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事物，是因为刑诉证明标准也有其自身存在的“质”。刑诉证明标准的“质”是什么呢？这需对其进行的定性的探析，实际上，就是笔者所提出的证明标准的标准性，即一切刑事案件所要达到和遵循的原则和定性的标准。

正如田口守一所言：“随着近代合理主义的兴起，开始通过人的理性发现事实真相。因此，形成了一项原则：认定事实必须依据证据，其他任何东西都不是认定事实的依据。”[4]在证明过程中，关于证据有“证据材料——证据事实——待证事实——法律事实”之说。其关系详述如下：案件事实均不同程度地留下蛛丝马迹，这些蛛丝马迹便是司法机关获取案件信息和查明案件真相的证据材料。这些证据材料在证明过程中通常在法庭调查阶段经过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整合，符合通说“三性——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便被整合为“证据事实”。这些证据事实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系统，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各要件或情节，并能排除各种合理解释的差异和矛盾，同时能得出唯一合理的结论，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即证据事实通常在法庭辩论阶段，在刑诉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整合下，证明待证事实达到在法律上的意义，从而成为在法律上得以认定的事实，即法律上的事实或法律事实，而法律事实正是“诉讼中所呈现的并最终为法院所认定的事实，乃是经过证据法、程序法和实体法调整过的、重塑了的新事实”。[5]“案件判决只能以法律事实为依据，客观事实具备唯一性，而法律事实则是不断变化的，随着证据及主审法官判断的变化而变化”。[6]“法律事实实际上是强调了法律的作用，在一定程序上说，是法律程序自主产生的，即严格地按照法律程序的规定，将公民的各项诉讼权利落到实处，通过公民的参与所发现的事实”。[7]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在事实层面上具有基本内容的一致性，这是因为“在刑诉中，不存在超越于法律之外的客观事实，所有的事实必须在进入刑事程序之中的证据的基础上，并且依照法定程序推论出来，即在法律规定的机制和标准上得出关于事实的结论，也就是法律事实，而其应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8]“如果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价值观念的表达的话，那就是让价值在事实的认定中发挥作用，而这里的法律事实也就具有了一种‘合理的可接受性’”。[9]故在法律上衡量待证事实查明与否，论证主张成立与否和证明责任卸除与否的一种内在规定性——证明标准的“质”即证明标准的标准性，就是证明待证对象是否达到在法律上具有意义——法律真实。法律真实作为证明标准的标准性，是一种原则性标准、定性标准和从各具体证明标准中抽象出来的标准。

[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的证明要求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在理论上有缺陷，在司法操作中存在困难。文章通过对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论的简要研讨，针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存在的弊端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自由心证；客观真实；法律真实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整个诉讼的过程围绕证据来进行。刑事证据是认识刑事案件事实的唯一手段，对于刑事证据所达到程度的要求，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影响诉讼活动的各个环节及其处理方式和结果。证明标准是刑事证据证明活动的指导和准则，是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的要求限度，是法官进行判断的标尺。因此，证明标准在证据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学理界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和评议，司法实践中对此规定也存有困惑。故有必要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进行探究。

一、对两大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探析

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采用“自由心证”或“内心确信”，即案件事实能否证明的标准是裁判者是否形成对待证事实的内心确信。“自由心证”，是指证明的取舍和证明力，法律不预先加以机械规定，由法官、陪审团根据内心确信进行自由判断。《法兰西刑事诉讼法》第342条对“自由心证”作了典型的规定：“法律所规定的是要他们(法官)集中精神，在自己良心的深处探求对于所提出的反对被告人的证据和被告人的辩护手段在自己的理性里所发生的印象。法律不向他们说：‘你应当把多少证人所证明的每一事实认定为真实的。’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概括他们职务上的全部尺度的问题：你是真诚的确信么?”法国将“自由心证”分为四等。“自由心证”是资产阶级平等原则和保护人权的观念在法律中的应用，是对法定证据制度的革新发展。它克服了法定证据制度的刻板、滞后，强调充分发挥司法人员主观能动性，运用其理性和智慧去发现案件事实。它以理性主义认识论为基础，认为人的认知能力不能完全发现客观事实，只能尽可能对事实的发现达到高度概然性。概然性理论表明：证明者无法确凿无疑地对已发生事实进行充分性证明，只能在一定概然性的水平上证明事实的存在。“自由心证”理论求助于法官的内心确信，对有高度责任感、业务娴熟、智识甚高的法官，能达到正确认定事实、实现公正的结果；而对其他法官则难免发生错误认识，导致误判。因此“自由心证”只是一个概括性规定，对法官主观认识能力的发挥有利，但对证据证明所达到的符合案件事实的客观性强调不足。

在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的证明采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并把这种证明标准分为九等。这个证明标准有两项基本准则：一是要求陪审团和法官要站在一个公正和诚实的立场上，基于自己的良心、道德来认识案件事实和证据；二是合理怀疑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各种妄想、猜测和怀疑，都属于不合理的怀疑。它的特点在于否定了刑事证明达到绝对确定的可能性，只承认能达到最大程度的概然性，并认为这是一个能够达到的认识范围内的最高标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合理性在于建立在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上，发生的事物已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即使人们以智慧对其全力揭示，也不可能完全恢复本来面目，人们只能对其达到大致的基本符合事实真相的认识。所以当人理性地对案件事实进行认识时，只要对证据全面细致地了解分析，符合思维逻辑，排除矛盾，不存在使人们根据经验产生怀疑的地方，则能保证最大程度地接近事实真相。“排除合理怀疑”是相对真实的证明标准的法律表述，是对“自由心证”的进一步发展，它对证明标准的司法判断提出更高要求，使对于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更接近于事实真相。但什么是“排除合理怀疑”，这不是一个明确而又难以界定的概念，因而对怎样做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英美等国不论在法律还是法理上均无统一具体的说法。英美学者自己也认为“合理怀疑”一词不可能被精确地定义，完全可以说它是“存在于那种根据普遍接受的人类常识和经验而被认为是合理的可能性或者或然性之中的怀疑”。英美法系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侧重对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应达到的程度的要求，对案件事实的客观性强调不足，这一证明标准没有达到主客观一致，在司法实践上导致很高的误判率。

摘要：我国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仍欠完善，传统的证明理论也存在诸多的不足。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理论应用“法律真实”取代传统的“客观真实”。主要应从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等三个方面体现证明标准的差异性。为此，本文认为我国证明标准体系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对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仍可表述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应对其涵义有全面的认识；应降低侦查起诉阶段的证明标准，改变以有罪率来衡量检察机关工作效果的作法；对不同的证明对象、不同的证明主体应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

关键词：证明标准；法律真实；排除合理怀疑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须达到的要求，也就是说，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确认事实的真伪，从而卸除其证明责任。[1]在实体法意义上，在证据量及其证明力不变的情况下，证明标准设置和实际掌握的宽严在一定情况下决定案件的实体处理；在程序法意义上，证明标准是证明任务完成从而证明责任得以卸除的客观标志。它不仅存在于公安司法机关提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中，在特殊情况下，也存在于辩护过程中。关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学界和实务中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在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争论中，存在着诉讼证明应当追求客观真实还是应当追求主观真实，证明标准应表达为证据确实充分，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排他性，还是确信无疑，证明制度应以认识论为基础还是应以价值论为基础的激烈争议。对证明标准进行研究，不仅是完善证据制度的需要，也是适应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指导公安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实践的当务之急。

一、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

《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照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可见立法所规定的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学界对“事实清楚”中的“事实”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客观真实，有人认为是法律真实。

我国传统的证明理论认为，刑事诉讼的证明应达到客观真实。所谓客观真实，就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所认定的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事实必须与客观实际存在过的事实一致，归根到底，就是要求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其理由是，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2]客观事实说主张，诉讼证明是一种认识活动，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进行，不承认客观真实必然会不同程度的走向不可知论。如果说犯罪事实的存在只要有90%的的盖然性就可以定罪，那么势必会造成10%左右的错案。[3]

摘要:证明标准具备三大特征，即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其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其适用主体是裁判者。我国现存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立法、理论、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系列问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在不同审查阶段适用的证明标准欠缺层次性等。因此，我国应重新建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排除合理怀疑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概念

（一）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其都是由法律预先加以规定的。在刑事诉讼中，起诉方指控被告人有罪必须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必须证明所控罪行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法国则在《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规定了内心确信证明标准的公式，让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自问“你内心确信了吗？”。

（二）证明标准的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

摘要:证明标准具备三大特征，即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其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其适用主体是裁判者。我国现存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立法、理论、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系列问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在不同审查阶段适用的证明标准欠缺层次性等。因此，我国应重新建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排除合理怀疑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概念

（一）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其都是由法律预先加以规定的。在刑事诉讼中，起诉方指控被告人有罪必须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必须证明所控罪行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法国则在《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规定了内心确信证明标准的公式，让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自问“你内心确信了吗？”。

（二）证明标准的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

一、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的现状

由于证据制度的特殊性，最近全国各地的司法机关在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刑事证据立法的重要性，纷纷制定了当地的刑事证据规则。从笔者收集的资料来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国家安全厅、湖北省司法厅制定了《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联合出台了《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等等，另外许多地方还开展了庭前刑事证据开示的试点。笔者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地级市的司法机关或者政法机关制定的刑事证据规则，称之为“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这或许是笔者的一个创造，以此区别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中央国家机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重点考查刑事证据制度的地方特色。尽管这些各地关于证据的规定还不能称为“立法”，甚或也不能称为“司法解释”，[2]但是对于各地的司法实践却有着实际的约束力和指导意义，当地的司法人员和律师都必须遵循。

对于我国各地制定的刑事证据规则，可以汇总如下：

表一：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现状

制定时间生效时间制定单位名称

1999年8月27日1999年12月31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刑事诉讼证据方面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

一、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关系

行政证据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定程序和职权收集的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其中，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综合执法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等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具有处罚权的四类行政执法机关以及查处公务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监察机关等。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机关执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如工商、质检部门履行市场监管职责等。查办案件是指依法调查、处理行政违法、违纪案件[2]。行政证据的类型没有统一、完整的规定，有的行政机关对此自行进行了规范[3]。根据主体的不同，行政证据可以分为行政执法证据和纪律监察证据。行政执法证据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明行政相对人违法事实的证据。纪律监察证据是指监察机关在查办有关渎职行为过程中收集的证明公务人员违法违纪事实的证据。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同属证据概念下的不同种类的证据类型，都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三个属性。但是，行政执法、查办案件与刑事司法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权力运行方式，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不法行为，故而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

1.取证程序不同

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的主体是行政执法机关和监察机关，取证程序较为宽松，中立性不够强，强调行政效率，在地点、方式、权利告知等方面没有严格的要求，取证手段相对单一，注重一种或几种证据的调查取证。刑事诉讼主体是公安司法机关，取证程序严格，围绕的是犯罪构成要件，对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要求更高，取证的主体、程序和证据类型法律都做了严格的规范，依据证据种类多方面、多途径收集证据，以便形成证据锁链，注重公平和正义。

2.法律依据和目的不同

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依据的是行政处罚法、治安处罚法、行政监察法等行政法律法规，属于行政权运作的范畴，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管理，对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作出形式评价，注重的是行政效率。而刑事诉讼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规定，属于司法权运作的范畴，目的在于打击和控制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权，对刑事犯罪行为作出实质危害性的评价[4]。

摘要：本文通过介绍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并对被告人承担刑事证明责任的必要性和特点进行分析，系统总结了构建我国被告人刑事证明责任制度。

关键词证明责任刑事证明责任法律推定

一、我国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狭义上的刑事诉讼证明是指国家公诉机关和诉讼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向审判机关提出证据，运用证据阐述事实论证诉讼主张成立的活动。证明责任是指人民检察院或某些当事人应当收集提供证据证明应与认定的案件事实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即在案件诉讼程序用尽、事实真伪不明时，也就是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控辩双方提出的事实主张无法查明，所有能够查明案件事实的手段都已用尽仍无法查明，由控诉方或被告方承担证明不能的风险。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古老法则，证明责任的承担主体首先是控诉机关和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第186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自诉案件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有明确的被告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能够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公诉案件中的公诉人和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根据“否认者不负证明责任”的古老法则和现代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主要属于控诉方，由控诉方证明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无罪、罪轻或要求免除刑事处罚是其权利而非证明责任。

有些案件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也负有证明责任。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典型，由控诉方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并差额巨大事实的存在，由被告方说明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那部分财产的来源。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的还有一些持有型犯罪如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案件，持有、使用假币罪案件，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案件，非法持有及原植物罪案件。被告人以正当防卫、犯罪中止、从犯、未成年、自首、认罪态度好、积极退赃为理由进行无罪、罪轻、减轻、免除刑事处罚辩护的也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被告人以自己精神失常、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基于合法的根据、合法的授权、不在犯罪现场为理由进行辩护，也应提供相应的证据。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证据是诉讼活动的灵魂。关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理论界有“客观真实说”，“法律真实说”，“实质真实说”，“两个基本说”等等。在各种说法中，“客观真实说”占有较显赫地位，高等院校法学本科统编教材《证据学》，就是把“客观真实”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即认为“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是诉讼证明的任务，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这也是“完全可能”的。英美法系国家一般根据案件性质不同设置了多元的证明标准。多年来，我国的诉讼制度采用的是客观真实模式下“一元制”的证明标准，即都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早在*年，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实施，民事诉讼确立了新的证明标准，但与人性命攸关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构建上不但落后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且也没能建立了完备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笔者认为我们应借鉴两大法系国家的相关规定，对现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进行重构。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是贯穿整个刑事证明过程始终的一条主线。刑事诉讼主体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进行实体处理活动均需围绕着证明标准而展开。在证据制度中，证明标准是一个复杂的蕴含着丰富理论和实践争议的问题。在英美法系国家中，排除合理怀疑是刑事诉讼证明中的最高标准。在大陆法系国家中，一般采用的是“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虽然两者在措辞上不尽相同，但一般认为，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其实是同一证明标准互为表里的两种表述。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我国所采用的是客观真实模式下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越来越显示它的不合理性，越来越不能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因此借鉴两大法系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来探视我国诉讼的证明标准，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还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刑事证据和证明标准的概念、意义

（一）刑事证据的概念

什么是刑事证据？在理论界存在不同说法：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的程序收集和审查属实的，用以确定或者否定犯罪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和罪责轻重的一切事实；也有学者认为，刑事证据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司法机关依法收集或由当事人、证人、辩护人等依法提出，并用以证明是否发生了犯罪以及有关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但各种观点在揭示刑事证据的本质属性----客观真实性上是一致的，并且概括了刑事证据的基本特征。但是，学界和诉讼实务当中对刑事证据的客观真实性的理解上仍存在分歧。

刑事诉讼证明的任务和要求就是通过诉讼要达到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诉讼中的证明都是寻求真实。真实相对应的概念就是虚假，排除虚假，确认真实，就是一切诉讼中应当完成的根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