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明范文10篇

摘要：证明标准具备三大特征，即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其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其适用主体是裁判者。我国现存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立法、理论、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系列问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在不同审查阶段适用的证明标准欠缺层次性等。因此，我国应重新建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排除合理怀疑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概念

（一）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其都是由法律预先加以规定的。在刑事诉讼中，起诉方指控被告人有罪必须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必须证明所控罪行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法国则在《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规定了内心确信证明标准的公式，让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自问“你内心确信了吗？”。

（二）证明标准的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

一、证明标准之内涵的反思

关于证明标准涵义众说纷纭，现择其一二分析如下。有说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求达到的程度的要求”；[1]有说其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了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程度”；[2]还有说其是指“法律关于负有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证明争议事实、论证诉讼主张所须达到的程度方面的要求”。[3]上述关于证明标准的说法分别从不同侧面强调了证明标准的部分本质内容，但也有其亟待完善之处。第一种说法没有指明证明主体和证明达不到标准时应否承担责任；第二种说法没有指出证明主体和证明标准的法定性；第三说法将诉讼主体视为证明主体，有引人误解之嫌。其实，证明标准既非程度，也非要求，它是刑诉证明必须达到的标尺和准则，是衡量证明结果的参照物，是卸除证明主体的证明责任的分界线。

笔者认为，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负有证明责任的证明主体运用证据证明争议事实，论证诉讼主张，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所须达到的程度上的具体标尺和准则。如上所述，证明标准是尺度、参照物和分界线，然而其是否至善至美而没有必要去探讨呢？笔者认为不然，正因为其处在衡量证明结果、卸除证明责任等关键的尺度和分界线之位，更有在理论上对其进行探析的必要。故笔者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量互变规律”，即质、量和度三个维度进一步探析证明标准。

二、证明标准的“质”：标准性——法律真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一事物成为它自身并使它区别于他事物的一种内在规定性，即为质。即质和事物的存在是直接的同一。事物总是具有一定的质，丧失了自己的质，它就不再是自身而变成他物。”而刑诉证明标准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事物，是因为刑诉证明标准也有其自身存在的“质”。刑诉证明标准的“质”是什么呢？这需对其进行的定性的探析，实际上，就是笔者所提出的证明标准的标准性，即一切刑事案件所要达到和遵循的原则和定性的标准。

正如田口守一所言：“随着近代合理主义的兴起，开始通过人的理性发现事实真相。因此，形成了一项原则：认定事实必须依据证据，其他任何东西都不是认定事实的依据。”[4]在证明过程中，关于证据有“证据材料——证据事实——待证事实——法律事实”之说。其关系详述如下：案件事实均不同程度地留下蛛丝马迹，这些蛛丝马迹便是司法机关获取案件信息和查明案件真相的证据材料。这些证据材料在证明过程中通常在法庭调查阶段经过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整合，符合通说“三性——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便被整合为“证据事实”。这些证据事实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系统，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各要件或情节，并能排除各种合理解释的差异和矛盾，同时能得出唯一合理的结论，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即证据事实通常在法庭辩论阶段，在刑诉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整合下，证明待证事实达到在法律上的意义，从而成为在法律上得以认定的事实，即法律上的事实或法律事实，而法律事实正是“诉讼中所呈现的并最终为法院所认定的事实，乃是经过证据法、程序法和实体法调整过的、重塑了的新事实”。[5]“案件判决只能以法律事实为依据，客观事实具备唯一性，而法律事实则是不断变化的，随着证据及主审法官判断的变化而变化”。[6]“法律事实实际上是强调了法律的作用，在一定程序上说，是法律程序自主产生的，即严格地按照法律程序的规定，将公民的各项诉讼权利落到实处，通过公民的参与所发现的事实”。[7]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在事实层面上具有基本内容的一致性，这是因为“在刑诉中，不存在超越于法律之外的客观事实，所有的事实必须在进入刑事程序之中的证据的基础上，并且依照法定程序推论出来，即在法律规定的机制和标准上得出关于事实的结论，也就是法律事实，而其应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8]“如果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价值观念的表达的话，那就是让价值在事实的认定中发挥作用，而这里的法律事实也就具有了一种‘合理的可接受性’”。[9]故在法律上衡量待证事实查明与否，论证主张成立与否和证明责任卸除与否的一种内在规定性——证明标准的“质”即证明标准的标准性，就是证明待证对象是否达到在法律上具有意义——法律真实。法律真实作为证明标准的标准性，是一种原则性标准、定性标准和从各具体证明标准中抽象出来的标准。

[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的证明要求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在理论上有缺陷，在司法操作中存在困难。文章通过对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论的简要研讨，针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存在的弊端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自由心证；客观真实；法律真实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整个诉讼的过程围绕证据来进行。刑事证据是认识刑事案件事实的唯一手段，对于刑事证据所达到程度的要求，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影响诉讼活动的各个环节及其处理方式和结果。证明标准是刑事证据证明活动的指导和准则，是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的要求限度，是法官进行判断的标尺。因此，证明标准在证据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学理界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和评议，司法实践中对此规定也存有困惑。故有必要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进行探究。

一、对两大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探析

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采用“自由心证”或“内心确信”，即案件事实能否证明的标准是裁判者是否形成对待证事实的内心确信。“自由心证”，是指证明的取舍和证明力，法律不预先加以机械规定，由法官、陪审团根据内心确信进行自由判断。《法兰西刑事诉讼法》第342条对“自由心证”作了典型的规定：“法律所规定的是要他们(法官)集中精神，在自己良心的深处探求对于所提出的反对被告人的证据和被告人的辩护手段在自己的理性里所发生的印象。法律不向他们说：‘你应当把多少证人所证明的每一事实认定为真实的。’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概括他们职务上的全部尺度的问题：你是真诚的确信么?”法国将“自由心证”分为四等。“自由心证”是资产阶级平等原则和保护人权的观念在法律中的应用，是对法定证据制度的革新发展。它克服了法定证据制度的刻板、滞后，强调充分发挥司法人员主观能动性，运用其理性和智慧去发现案件事实。它以理性主义认识论为基础，认为人的认知能力不能完全发现客观事实，只能尽可能对事实的发现达到高度概然性。概然性理论表明：证明者无法确凿无疑地对已发生事实进行充分性证明，只能在一定概然性的水平上证明事实的存在。“自由心证”理论求助于法官的内心确信，对有高度责任感、业务娴熟、智识甚高的法官，能达到正确认定事实、实现公正的结果；而对其他法官则难免发生错误认识，导致误判。因此“自由心证”只是一个概括性规定，对法官主观认识能力的发挥有利，但对证据证明所达到的符合案件事实的客观性强调不足。

在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的证明采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并把这种证明标准分为九等。这个证明标准有两项基本准则：一是要求陪审团和法官要站在一个公正和诚实的立场上，基于自己的良心、道德来认识案件事实和证据；二是合理怀疑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各种妄想、猜测和怀疑，都属于不合理的怀疑。它的特点在于否定了刑事证明达到绝对确定的可能性，只承认能达到最大程度的概然性，并认为这是一个能够达到的认识范围内的最高标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合理性在于建立在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上，发生的事物已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即使人们以智慧对其全力揭示，也不可能完全恢复本来面目，人们只能对其达到大致的基本符合事实真相的认识。所以当人理性地对案件事实进行认识时，只要对证据全面细致地了解分析，符合思维逻辑，排除矛盾，不存在使人们根据经验产生怀疑的地方，则能保证最大程度地接近事实真相。“排除合理怀疑”是相对真实的证明标准的法律表述，是对“自由心证”的进一步发展，它对证明标准的司法判断提出更高要求，使对于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更接近于事实真相。但什么是“排除合理怀疑”，这不是一个明确而又难以界定的概念，因而对怎样做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英美等国不论在法律还是法理上均无统一具体的说法。英美学者自己也认为“合理怀疑”一词不可能被精确地定义，完全可以说它是“存在于那种根据普遍接受的人类常识和经验而被认为是合理的可能性或者或然性之中的怀疑”。英美法系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侧重对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应达到的程度的要求，对案件事实的客观性强调不足，这一证明标准没有达到主客观一致，在司法实践上导致很高的误判率。

摘要：我国关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仍欠完善，传统的证明理论也存在诸多的不足。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理论应用“法律真实”取代传统的“客观真实”。主要应从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等三个方面体现证明标准的差异性。为此，本文认为我国证明标准体系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对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仍可表述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应对其涵义有全面的认识；应降低侦查起诉阶段的证明标准，改变以有罪率来衡量检察机关工作效果的作法；对不同的证明对象、不同的证明主体应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

关键词：证明标准；法律真实；排除合理怀疑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须达到的要求，也就是说，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确认事实的真伪，从而卸除其证明责任。[1]在实体法意义上，在证据量及其证明力不变的情况下，证明标准设置和实际掌握的宽严在一定情况下决定案件的实体处理；在程序法意义上，证明标准是证明任务完成从而证明责任得以卸除的客观标志。它不仅存在于公安司法机关提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中，在特殊情况下，也存在于辩护过程中。关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学界和实务中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在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争论中，存在着诉讼证明应当追求客观真实还是应当追求主观真实，证明标准应表达为证据确实充分，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排他性，还是确信无疑，证明制度应以认识论为基础还是应以价值论为基础的激烈争议。对证明标准进行研究，不仅是完善证据制度的需要，也是适应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指导公安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实践的当务之急。

一、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

《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照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可见立法所规定的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学界对“事实清楚”中的“事实”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客观真实，有人认为是法律真实。

我国传统的证明理论认为，刑事诉讼的证明应达到客观真实。所谓客观真实，就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所认定的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事实必须与客观实际存在过的事实一致，归根到底，就是要求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其理由是，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2]客观事实说主张，诉讼证明是一种认识活动，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进行，不承认客观真实必然会不同程度的走向不可知论。如果说犯罪事实的存在只要有90%的的盖然性就可以定罪，那么势必会造成10%左右的错案。[3]

一、推定概念的界定

尽管学界关于推定的概念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在推定涉及两个事实即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方面上基本能够达成共识。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推定，是指借助于某一确定事实A，而合理地推断出另一相关事实B存在的（或不存在）的假定。”⑵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推定，乃指由法律规定或者由法院按照经验法则，从已知的前提事实推断未知的结果事实存在，并允许当事人举证推翻的一种证据法则。”⑶还有的学者认为：“推定是指通过对基础事实与未知事实之间常态联系的肯定来认定事实的特殊方法。”⑷上述有关推定概念的共同之处均在于认识到推定涉及两类事实之间的关系，但分歧在于：第一，推定所涉及的两类事实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推断、推论还是直接认定?第二，这两类事实之间的推断、推论抑或认定关系的依据究竟是法律规定还是经验法则，抑或二者均具?

推定不同于刑事证明中的推断或推论。推断或推论是指依据一定的证据对待证的案件事实是否存在做出判定，其所遵循的从证据到事实的思维模式完全不同于推定中的从基础事实到推定事实的思维模式：前者需遵循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运用归纳法，从已知的证据事实推理得出待证事实，后者则不存在这样的推理过程，只要基础事实得到证明，推定事实就被视为得到证明，并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不是推理关系，而是直接认定关系。⑸当然，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推定关系，与它们之间存在着符合经验法则的常态联系不无关系，但这种常态联系并非推定存在的唯一根据，推定的设立除了要考虑两种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之外，更是基于一定的刑事政策考量，从而体现着设立者的刑事法律价值观念和一定时期内的价值选择。

推定作为一种特殊的案件事实认定机制，其在刑事司法中的价值在于通过降低某些案件的证明难度，从而达到对某一类或某几类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难以通过证据加以证明的行为进行认定并对被告人予以定罪量刑的效果。因此，推定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定罪机制，其一旦被适用，必然不利于刑事被告人。从这一点来看，作为被告人利益保护机制的无罪推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推定。由于推定的确立和适用必然不利于刑事被告人，其与无罪推定原则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故应当严格予以限制。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凡涉及到可能剥夺或限制公民自由、财产权利的事项，必须由法律进行规定。推定的设立和适用虽然并不必然导致被告人被定罪和科刑，但却会将被告人陷于这种危险之中，故也应当由法律加以明确规定，司法人员不能根据经验法则任意创设和使用推定。所以我国许多学者认为的推定既包括法律上的推定，也包括事实上的推定，或者说既包括立法推定，也包括司法推定（或称审判上的推定）是不正确的，这种观点会导致推定的滥用和对被告人权利的任意侵犯。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推定的概念应界定为：为解决证明上的困难，由法律明确规定的，通过对基础事实的证明从而达到认定推定事实效果的一种案件事实认定机制。推定是一项立法技术，而非司法技术，是立法者在总结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一定的刑事政策考量和诉讼价值选择而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这种法律规范具有强制性，只要基础事实得到证明且被告人的反驳未能达到法律的要求，裁判者必须认定推定事实的成立。

推定的根本特征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降低刑事证明的难度。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推定降低证明难度的方法就是转移证明责任、降低证明标准，如认为“在达到证明标准的问题上，推定要求较低而推论要求较高。在刑事诉讼中，前者无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后者则必须达到这一标准。”⑹“推定转移了证明责任，而推论并未转移证明责任。”⑺笔者认为，以转移证明责任、降低证明标准作为推定区别于推论的主要特征，并没有真正揭示出推定发挥作用的机理，因为推定中既包含了裁判者对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的认定问题，也包含了指控方对基础事实的证明问题和当事人对推定的反驳问题，这就使推定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设定具有了区别于一般刑事证明的复杂性，仅仅以证明责任转移和证明标准降低根本无法说清推定与推论、证据裁判、自由心证之间的关系。罗森贝克的以下论述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领会推定的真谛：“我们的证明责任原则，即每一方当事人均必须将对其有利的规范的前提条件作为在事实上已经实现来予以证明，证明是正确的；受益于推定的当事人应当承担推定规范的前提条件的证明责任，因为如果不加以确认，推定是不能直接适用的。但是鉴于‘理想的’要件，法律推定并没有构成通常的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因为需要加以证明的推定的前提条件，完全不同于推定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的‘理想的’前提条件。至多在涉及反面的证明的方面，才可能谈及例外的问题。也就是说，推定改变的是证明主题，而不是改变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⑻笔者认为，罗森贝克的这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推定的作用机理，即推定是通过改变证明主题（或称证明对象，即把证明主题从推定事实改为基础事实）而降低证明的难度，所谓证明责任的转移和证明标准的降低只是推定改变证明主题后的外在表现。因此，欲揭示推定与刑事证明的关系，必须先研究推定与证明对象的关系，其次才会涉及推定与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的关系。

摘要：在中国一元制法庭构造和审判方式中，一般应当采用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作为证明责任类型划分的基本概念。在审判空间中发挥作用的证明责任，将会延伸到审前程序中，从而形成侦查人员的辅助性证明责任、被告人的延伸性责任，以及弹劾制侦查构造中侦查机关的证明责任。应当协调检察官客观义务与证明责任关系，以客观义务统制证明责任，同时需防止客观义务论的负面影响。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的当事人，是起辅助作用的控方，应当适度承担证明责任，与检察官的证明责任具有主、辅关系。关键词：刑事程序；证明责任；检察官；被害人刑事证据法研究中，证明责任制度是近年来的研究重点之一，笔者也对证明责任制度的改革完善发表过言论[1]。然而，文论虽多仍有概念模糊及适用不当的问题，而对审前程序中的证明责任、检察官证明责任与其客观义务的关系以及被害人在刑事公诉案件中的证明责任等直接影响制度构建与操作的问题，学界还缺乏注意与探讨，本文就这些问题作一试析，亦就教于学者与实务界人士。一、证明责任的概念厘清与选择为研究的准确性与理解的一致性，同时考虑在我国证明责任法的语境中择用概念的适当性，需要我们对基本概念及其所指作一界定，包括对相关概念及其可用性作一比较分析。证明责任，是一个可以作出多种解释的词语。避开概念性纷争，按国内教科书与研究性文著的一般解释，它是指提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明负担，其实质是不利后果的承受，即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未能有效履行其证明责任则承担其诉讼主张不能成立的不利诉讼后果。显然，这里是以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的涵义及其责任两分法界定这一概念的。这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的界定方式。(注：1883年格拉查将证明责任区分为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即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而后德国学者基本上都采用或容忍了这种证明责任的划分方式。参见[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M]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1)在英美法国家，则更多的运用另一种方式，也是另一种两分法理解证明责任。即证明责任(burdenofproof)包含提出证据的责任(burdenofproduction)(注：有的译为“举证责任”。本人倾向于使用“提出证据的责任”，因为在中国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中，“举证责任”常用来表示“证明责任”，即完整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但美国法中，“提出证据的责任”只是证明责任的部分内容。在美国证据法学中，有的学者认为证明责任与提出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不是种属关系，三个词是“三个相互独立且相互区别的概念”。译例与三个词的关系，见：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M]何家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312)和说服责任(burdenofpersuasion)。所谓提出证据的责任，即“用证据推进的责任”(burdenofgoingforwardwithevidence)，或“通过法官的义务”(dutyofpassingthejudge)，是指“对某一特殊争议事实提出证据令法官满意的责任”。而说服责任，即“不能说服的风险”(riskofnon–persuasion)，则是“说服事实审理者相信主张事实是真实的责任”。对有关争点提出证据的责任，意味着如果不提出必要的证据，就要承担法官做出不利裁决的后果。然而，这一种责任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低于说服责任。而当主张者履行了初步责任后，这种责任就转移到对方当事人。在有陪审团审理的案件中，当一方当事人未能履行提供证据的责任时，法官就有权决定案件无需陪审团评议。因此，提供证据责任在陪审团审判中是一种重要的程序装置。它区分了法官与陪审团的功能，同时在实际上划分了审判的不同阶段。说服责任是相对于事实审理(判定)者产生的概念。即在当事人满足了提出证据的责任后，他还需要针对对方当事人的抗辩，按照一种更高的证明标准，如在刑事诉讼中，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最终说服事实审理者认可其主张的事实。说服责任只是在当事人履行了提供证据责任并提供所有证据之后，才成为一个关键的，因此而被关注的因素，因为这种责任问题产生于事实审理者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存在怀疑的情况下。当事人不能有效履行这种责任则应当承担不能依其主张做出裁判的不利后果。(注：黄维智博士认为提供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是相互独立的责任，存在7点区别：针对职能不同；发生时间不同；实际后果不同；设置目的不同；检验标准不同；转移与否不同，以及证明标准不同。黄维智刑事证明责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15)现代法学龙宗智：刑事证明责任制度若干问题新探以上提及的两组概念，即大陆法的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以及英美法的提出证据的责任与说服责任，应当说植根于不同的法律体制，作用于不同的法律空间，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一定的区别。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的两分法概念，是大陆法系一元法庭的产物。即担任庭审主持与诉讼指挥的法官，本身即为事实审理(判定)者，因此证明责任径直划分为要求其举证的行为责任以及不能有效履行时的结果责任即可。但在英美法系可能出现的主持审判的法官与事实审理(判定)者相分离的情况下，就产生了对法官的责任(提出证据的责任)与对陪审团的责任(说服责任)的证明责任区分。因此，如果作简单的比较，“行为——结果”责任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是法律要求与责任后果的关系，亦即“表里关系”；“提出——说服”责任则是证明责任的阶段性体现，而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行为要求(这种要求的不同集中体现在证明度的不同)，如果不实现这种行为要求都会承担相应的结果责任，因此这组概念处理的是诉讼程序中产生的证明责任关系问题。说明了上述主要的区别，我们就可以大致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这种一元制法庭构造和审判方式中，一般应当采用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作为证明责任类型划分的基本概念，而不宜将二元制法庭中的相应概念不加限制地使用于我国证明责任法的研究。鉴于我国证据法研究中，证明责任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存在界定不清，使用混乱的问题，明确概念的内涵与可适用性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展开应当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二、审前程序中的证明责任问题证明责任规范的适用空间，主要是指适用于哪一个诉讼阶段，因此而产生证明责任的承担者(主体)与责任履行时的指向问题。证明责任概念无疑是一个在审判空间中作用的概念。前述概念分析均以法官及事实审理者为证明责任行为的指向，这一点可以说不言而喻。(注：由于英美的对抗制诉讼更具有法庭中心的特点，因此证明责任概念以法庭为面向更加勿庸置疑。如在英国法的词典中，证明责任被界定为“证明在法庭上主张的事项是真实的义务”(dutytoprovethatsomethingwhichhasbeenallegedincourtistrue)。引自[英]P.H.科林英汉双解法律词典[M]陈庆柏，王景仙，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67)以审判为空间，以法官与事实审理者(法官和陪审团)为责任指向，那么，证明责任的承担者就应当是诉讼的当事人，主要指原告与被告。在刑事诉讼中，是指检察官或自诉人，刑事被告在某些情况下也要承担证明责任。然而，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适用空间、承担主体及责任指向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一种“延伸性”，即在审判空间中发挥作用的证明责任，将会延伸到审前程序中，从而产生延伸空间以及延伸责任的问题。这种“延伸”，具体表现于三个方面：其一，侦查人员的辅助性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对法官和事实审理者承担证明责任，但是作为控诉官员的检察官承担证明责任必须有一前期准备过程，即搜集证据的侦查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侦查官员，包括刑事警察以及担当侦查或指挥侦查的检察官来主持的。没有侦查官员，公诉人就难以有效承担其对法庭的举证责任，因此，侦查官员是以证据搜集的方式成为检察官证明责任的辅助承担者。他为检察官履行其证据上的行为责任提供条件，如果行为责任不能有效履行，他也会因共同努力失败而实际分担结果责任。鉴于检察官直接承担证明责任，而侦查官员辅助承担这种责任，那么，侦查官员应当按照检察官的要求去搜集证据，由此形成责任承担的合力，这也是处理警检关系的基本法理之一。其二，被告人的延伸性责任。“无罪推定”使检察官承担证明其有罪控诉主张的责任，但是被告人也在特定情况下承担证明责任。包括从证明上的可能性以及政策因素考虑而形成特殊的责任分配。被告人承担的责任是面向法庭，即以法官和事实审理者为最终的指向。但是，程序的整体性与延伸性，同时要求其在审前阶段对审前程序的主持者承担证明责任。例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当控诉方查明潜在的被告人即犯罪嫌疑人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持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时，有权责令嫌疑人说明来源，此时嫌疑人对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否则承担受到有罪控诉的后果。再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3条，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这种如实供述义务，实际上是履行其证明责任并由此减轻控方证明责任的一种特定的方式，这里的证明责任，也是直接针对侦查机关。其三，弹劾制侦查观与审前程序诉讼构造中的证明责任。刑事诉讼是一个可分为不同阶段的程序展开过程，进入刑事程序的案件，有一部分案件到达审判，并在审判空间中适用证明责任规范。但是也有一部分案件，在审前终止了程序。其中，有的属于侦查机关自己发现不构成犯罪而撤案，这些案件中，事实证明只是侦查机关根据自己搜集的证据做出判断(有的称其为“自向证明”)，因为不存在一个诉讼性构架，因此缺乏证明责任的指向和适用背景，不适用证明责任规范。但也有部分审前终止程序的案件，是侦查机关搜集证据后，向审前程序的主持机关(检察机关)提出控诉主张并举证，而由检察机关斟酌事实与法律因素对案件做出处理，包括不起诉、缓起诉、在认定有构成犯罪要件的事实的基础上主持刑事和解等。审前程序中的这种处理，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诉讼性”的构造，即以侦查机关为一方，以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为另一方，而以检察机关作为实际上的“司法机关”的三方组合。这也是所谓“弹劾制侦查观”的外部形态。这种诉讼性审前程序构造，需以证明责任规范作为支撑和动力。因为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提出包括控诉内容的主张并为其举证，才能产生对方的抗辩或协商以及检察机关的审查决定，从而形成类似控辩审的三方组合。由于对抗与判定的关系形成，在审判程序中适用的证明责任规范，可以参照适用于非审判处置程序。此时，侦查机关成为直接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而检察机关不承担证明责任而承担审证(查证)的“司法性责任”。不过，上述程序中“参照适用”证明责任规范，与审判程序也有某种区别。主要是由于这种程序中解决的案件，一般属于轻微刑事案件，而且部分案件嫌疑人已经承认违法犯罪并愿意接受相应处置，因而做出“准司法”或“前司法”的解决，在证明要求上可能低于正式的审判。例如在嫌疑人已经承认侦查机关指控的事实，拟对案件适用和解程序时，虽然也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基本的证据，但可能允许采用传闻证据，可能降低证明标准(低于“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因此，这种情况下侦查机关承担的证明责任，可能是一种减轻了的证明责任。三、检察官的证明责任与客观义务的关系刑事证明责任首先是检察官的责任，就检察官证明责任问题的研究已经不少，然而，有一个使人感到困扰的法理问题——检察官的证明责任与其客观义务是何种关系，则需要进一步探讨。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是一个大陆法系检察法的重要概念。它是指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为了发现真实情况，不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而应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进行活动[2]。根据客观义务，检察官应当搜集对被告有利的证据，还应统合考虑对被告人有利与不利的因素，必要时应当积极争取被告的合法权利，包括为被告的利益而上诉。检察官客观义务论的基础，是检察官不是作为诉讼的当事人而是国家的“护法者”的地位与立场，他的责任是实现公正，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定罪。检察官的证明责任实质上是一种当事人责任，而其客观义务则是超越当事人立场的责任。不能否认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而就如何处理检察官证明责任与客观义务的关系，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强调证明责任而不重视客观义务。当事人主义或称对抗制，是以原、被告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对抗推动诉讼的发展，实现诉讼的目的。其制度机理是当事人性质的，是对立和抗辩的，亦即“相对主义”的。这里所谓“相对主义”，是指树立对立面，通过对立面的交锋，通过辨证法式的抗辩发现案件的真实。因此，对抗制的前提是检察官的当事人化，通过双方的抗辩使法官或其他事实裁决者发现真实。因此，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机理不合，即使为了减弱检察官只追求胜诉而忽略司法公正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关国家的法律也要适当的主张检察官职务的客观性，但由于基本诉讼构造与机理的限制，检察官客观义务难以成为一个法定概念和重要的制度存在。而另一方面，检察官作为控诉方所承担的证明指控的责任，才是推动诉讼展开并实现诉讼目的的最重要的制度因素。二是重视客观义务而不强调证明责任。非对抗制即职权主义的诉讼，是以另一种构造和机理实现诉讼的目的。职权主义包含审前程序的检察官职权主义与审判程序的法官职权主义。检察官主持审前程序时，他作为官方的护法者，应当全面搜集对被告不利和有利的证据，站在客观的立场做出是否追诉的决定。而在法官主持的审判程序中，检察官也应当关照被告人的利益。而且由于审判程序中的法官，为发现案件真实可以采用法律允许的一切证据调查手段，因此相当一部分证据上的责任转由法官承担，而检察官的证明责任则降低而不被强调。可见职权主义是从两个方面弱化证明责任概念的。一是由客观义务论所秉持的超越当事人的立场，这种立场与角色与证明责任论的当事人立场和角色具有排斥关系；二是由法官运用职权履行其查明责任而分担检察官在证据上的责任——即使检察官证明不足，法官也可以做出“接力”，续行搜集证据查明事实的责任。三是在区分层次的基础上，协调二者关系，实行二者并重。客观义务与证明责任有一定的矛盾，但二者并非绝对排斥而不相容。事实上，无论前述哪一种制度，都不是非此即彼的。这是因为一定程度的客观义务要求，是国家法律制度对支撑这个制度的重要法律官员的一项基本要求，一个只求胜诉不求正义不择手段的检察官角色，绝不会被社会所普遍接受并被一个理性的追求实体正义与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所长期容忍；另一方面，无论多么强有力的职权主义制度，也不能否认控诉方对于自己的控诉主张负有基本的证据支持责任。如果法官成为全能法官——能够替代侦查与检察官员履行证据搜集与事实发现的责任，那么以职责区分和制衡关系形成诉讼构造的现代刑事程序就不复存在。这样，由检察官作为控诉者和护法者的双重角色以及随着诉讼程序的改造，适当弱化检察官的当事人角色意识强化其客观义务观念，协调客观义务与证明责任，使二者并存并重即成为现实可能。具体而言，这种并存并重的主张有以下两个要点：其一，将客观义务与证明责任附随检察官的不同角色而安置于不同的责任层级。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一定是超越当事人的，是检察官作为维护法律的重要角色所担当的基本义务。维护法律、实现正义，就必须全面搜集证据、正确认定事实，兼顾打击犯罪和保护无辜。因此，客观义务是一个上位理念，是检察官最基本的责任，是可以包含打击犯罪的证明责任，与保护无辜的证据上的责任及关照义务相比更为宏扩的概念。证明责任，则是检察官在提出控诉主张之后所必需承担的支持主张的责任。这是刑事诉讼中推动追诉程序，实现准确有力打击犯罪目的的一种责任。不履行这种责任也是检察官的失职，因为它会造成犯罪的猖獗与秩序的破坏。由此可见，客观义务是双面的，是兼顾的，而证明责任则是一面的，是单指向的。讲客观义务不讲证明责任，犯罪追诉程序可能会缺乏动力及技术性支持(证明责任是程序与证据法中的一个技术性的概念)；反之，只讲证明责任而忽略客观义务，检察官职务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会受到损害。而在不同层级上安置两种责任，可以使其相互协调，相互弥补。其二，实现诉讼制度的改造，以平衡的诉讼构造支持客观义务与证明责任的协调和并重。在任何制度系统中，角色只能受制度构造的规定和约束，也就是说，制度构造产生了角色并规定了角色的功能。检察官的角色责任亦同。绝对的当事人主义，与检察官超越当事人的客观义务论不相容。而过于强大的职权主义，使检察官的证明责任成为可有可无的概念。因此，只有建立协调平衡的诉讼结构，才可能支持两种不同制度概念的并存与并重。目前普遍推动的诉讼结构改造，尤其是借鉴当事人主义，使过去那种职权主义的诉讼构造适度地当事人化，为客观义务论与证明责任论的结合提供了契机。一方面，对抗因素的增强，必然要求强化检察官的证明责任意识并完善相关的制度。因为对抗的前提是检察官有效地履行其证明责任。另一方面，职权主义因素的保留，为客观义务论提供了土壤。检察官的职权运用，必须以客观义务论为指导，才能保持其正确的方向并保证有效实现制度目的。结合实际在学理上探讨了以上三种情况，那么我们应当回到一个目的性问题——中国目前应当做出何种选择。笔者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是：在一种的新的客观义务论的基础上，坚持检察官客观义务与证明责任的二元并重。以客观义务统制证明责任。同时需警惕客观义务论的负面影响。检察官的客观义务论，是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刑事诉讼法学和检察法学发展的产物，它与职权主义的诉讼构造与检察官被设置为法律守护者的制度角色紧密关联。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历来具有职权主义甚至超职权主义的特征(注：笔者曾就我国刑事诉讼的“超职权主义”做过分析，如龙宗智论我国刑事庭审制度[J]中国法学，1998(4))，虽然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借鉴了当事人主义，但是这种借鉴主要是在诉讼程序的技术性层面，而内里的职权主义本质并未改变，从侦查、公诉到审判，国家职权的充分乃至超常的运用，仍然为中国刑事诉讼不争之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刑事司法具备检察官客观义务论生长的土壤。同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与检察法所塑造的检察官角色，也并非普通的、代表国家的诉讼原告即当事人，而同样是法律的守护人。更有甚者，他因其法律监督职责与身份，不仅超越当事人，而且可以超越裁判方，成为法院裁判行为的监督者。在监督法律关系上，相对于其他刑事司法机关包括法院而处于上位。这是一种制度特例，但它影响了诉讼的构造塑造了检察官角色，因此也必然会影响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内容与义务履行方式。(注：然而也不宜认为中国检察官权能强大就可以为所欲为，由于中国特有的政党直接实施领导的政治体制，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强大影响，检察机关与检察官员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其行为应当“服务大局”，因此其客观义务是受到政治方面强力制约的客观义务。)由此可见，在中国刑事诉讼中的检察官客观义务除了要求检察官超越当事人角色，客观公正地履行职务，兼顾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要求外，还要求检察官正确对待法院裁判。一方面监督法院裁判的程序方面与实体方面，对不当审判行为和裁判依法提出纠正意见；另一方面应当尊重法院权威，维护法院的独立与公正，因为这是任何法律制度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是建立法治的前提性要求。这就是在中国法律制度中新的检察官客观义务论。检察官客观义务是检察官的基本义务，它是对检察官作为法律监督官员和刑事检控官员的基本要求。这是居于上位的检察官义务。而检察官的证明责任，则是在承担控诉职能的过程中，检察官对控诉主张提供根据的责任。这种责任包含在检察官客观义务内，同时受到客观义务的限制。亦即检察官履行控诉性证明责任，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不得背离其客观立场。这就是以客观义务统制证明责任。在中国当今的社会与文化包括诉讼文化仍然具有强大的国家主义特征的情况下，主张“客观义务论”，要求检察官客观公正地履行其职责，应当属于合理、必要的。然而，“客观义务论”的前提是对检察官“上位性”的肯定(客观义务是以检察官的主体性与相对人的客体化为前提的，因此才能对检察官提出打击、保护兼顾的双面要求以及履行诉讼关照义务)，因此，反对检察官客观义务论的学者认为，主张及强调检察官客观义务必将破坏当事人主义的精髓而难以实现控辩平等[2]。不可否认，检察官客观义务论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可以指导与矫正检察行为，另一方面则可能破坏控辩平衡。因此我们应当警惕客观义务论的消极作用，一方面肯定中国检察制度的构造现状需要客观义务论的指导，另一方面，应以正当程序包括控辩平衡制度与学理限制客观义务论。其中也包括确认检察官的证明责任，使其既能超越当事人履行客观义务，又能不忘自己的(控方)当事人角色要求，作为控诉当事人积极地履行证明责任展开诉讼行为，在诉讼中尤其在审判中平等地与辩方进行对抗。我国检察机关有效地履行证明责任，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规范。笔者曾经提出应当考虑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控方承担证明责任及其基本内容[1]38-39，此处不赘。四、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根据诉讼的不同程序性质承担不同的权利义务。在自诉案件中，被害人作为原告，有责任证明指控的事实(《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这类自诉案件，包括“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以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这最后一类案件，即所谓“公诉转自诉”的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自诉案件的开庭条件是“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而对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可见，自诉案件中作为自诉人的被害人承担证明责任在法律规范上是明确的。然而，在由公诉人承担证明责任的公诉案件中，被害人是否也有一定的证明责任，则是一个法律上不明确，而实践中未解决，理论上需要探讨的问题。应当看到，在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的刑事诉讼制度中，被害人只是诉讼参与人而非当事人，其法律地位与证人比较接近，因此一般不存在要求被害人承担证明责任的问题。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确立被害人为公诉案件的诉讼当事人，同时赋予其相应的诉讼权利。包括申请回避的权利(第28条)；被告知鉴定结论以及申请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权利(第121条)；人民检察院起诉审查时发表意见的权利(第139条)；委托诉讼人参加诉讼的权利(40条)；在法庭审理中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以及经审判长许可向被告人发问的权利(第155条)；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权利(第159条)；阅读庭审笔录、审查笔录的权利(第167条)；法定期限内收到判决书的权利等等。被害人成为公诉案件的诉讼当事人，就使其成为具有独立诉讼请求权和其他诉讼权利，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控诉主体，而不再只是证据的来源。那么，问题就由此产生——既然被害人享有提出诉讼主张的权利以及调查证据的相关权利，是否也应当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如果被害人不能有效履行这种责任，是否应当认为其诉讼主张就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因而不能成立。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证明责任，是随着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所产生的新问题。然而法学界对这个问题并未认真探讨。这除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学本身缺乏问题意识以及现实敏感性以外，也是由于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的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在相当程度上被虚置而未有效实施。人民法院仍然是以公诉机关之公诉为审判对象，以公诉人为实际上的原告，而被害人基本上是作为证据来源处理的。笔者认为，这种虚置化处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公诉案件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其当何事?控方双主体制(虽然有主有从)又如何实现诉讼的有序展开等，均系难以解决的问题[3]。然而，制度既以建立，而且这个制度就其顺应国际趋势，加强被害人保护而言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就不应当因执行的困难而使其名存实亡。在法律制度未变之前，我们只能认真研究规范、探讨法理、关注实践，确立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当事人的制度较为合理、较为有效的运行方式。为此，有必要认真探讨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证明责任。笔者认为，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的当事人，在享有一定的诉讼请求权和调查、辩论权等权利的同时，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包括提供某些证据的责任。也就是说，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中起辅助作用的控方，应当适度承担证明责任。这种责任与检察官的证明责任相对独立，但在整个的控诉证明体系中，与检察官的证明责任具有主、辅关系。具体而言，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主要指被害人如果作为诉讼当事人提出与公诉不同的事实主张以及法律适用要求，应当为其提供事实依据即提供证据。例如，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实施了盗窃行为构成盗窃罪，但被害人认为被告系采用暴力实施抢劫，要求法院对被告以抢劫罪判处，被害人应当为自己有别于公诉指控的事实主张和诉讼请求提供依据。包括提供本人作为被害人的陈述以说明事实情况，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被害人之所以要承担某种相对独立，同时又具有辅助性的有限的证明责任，在根本上是由于其诉讼地位与诉讼请求的独立性，以及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的要求。以上例说明，检察机关指控盗窃，就不会为被害人关于抢劫方面的事实主张和诉讼请求提供证据。而另一方面，法院因其职责所限也只能进行某些补充性调查，难以主动依职权去充分地调查证据，如果被害人不尽证据上的责任，其事实主张就缺乏必要的支持者。同时，这一要求也是与被害人所相应的当事人权利相一致。事实主张与诉讼请求权应当与证据上的责任相统一，否则，只有权利而无责任即可能滥用权利，还可能使权利虚置，即因缺乏义务承担者而不能有效实现。不过，根据被害人的有限能力，被害人承担的这种证明责任也是十分有限的。在证明标准上，不要求其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而只需要实现某种“优势证明”，即足以使检察官和法官认为存在被害人事实主张成立的较大可能性即可。实现“优势证明”后，检察官应当协助被害人，法官也应当利用职权辅助查明相关事实。上述证明责任是就案件实体问题的责任。另一方面，在程序问题上，如被害人要求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回避，是否也要求被害人履行提供相应证据的责任呢。对此，笔者认为，法律并未规定被害人行使这类程序权利时应当提供证据的责任，而被害人行使权利时只需提出主张并附理由，不是必须提供证据支持。这是为了有利于其程序权利的实现。相应被告人行使类似权利时也没有附加其证据上的义务，被害人与被告人的权利应当对等、协调。参考文献：[1]龙宗智.证明责任制度的改革完善[J].环球法律评论，2007(3)：37-43.[2]松本一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J].郭布，罗润麒，译.法学译丛，1980(2)：49-52.[3]龙宗智.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诉讼当事人制度评析[J].法学，2001(4)：31-32.Abstract：SinceunitarycourtstructureandtrialmodeareprevailinginChina，“liabilityfromact”and“liabilityfromconsequence”shouldbeadoptedasthebasicconceptstoclassifyburdenofproof.Burdenofproofinthetrialmayextendtothepretrialstage，imposingauxiliaryburdenofproofoninvestigators，extensiveburdenofproofonthedefendant，andburdenofproofonthecriminalinvestigativeagencyinanaccusatoryinvestigationsystem.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dutyofprosecutors’beingobjectiveandtheirburdenofproofshouldbewellhandledandburdenofproofissubjecttodutyofbeingobjective.Ofcourse，thereverseeffectofthedutyofbeingobjectiveshouldbeavoided.Beingapartyinpublicprosecution，thevictimservesvirtuallyasasubsidiaryprosecutor.Hence，s/heoughttobearcertainburdenofproof，whichisdeemedsubsidiaryoneincomparisonwiththatoftheprosecution.KeyWords：criminalprocedure；burdenofproof；prosecutor；victim

摘要:证明标准具备三大特征，即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其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其适用主体是裁判者。我国现存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立法、理论、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系列问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在不同审查阶段适用的证明标准欠缺层次性等。因此，我国应重新建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排除合理怀疑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概念

（一）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其都是由法律预先加以规定的。在刑事诉讼中，起诉方指控被告人有罪必须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必须证明所控罪行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法国则在《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规定了内心确信证明标准的公式，让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自问“你内心确信了吗？”。

（二）证明标准的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

摘要:证明标准具备三大特征，即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其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其适用主体是裁判者。我国现存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立法、理论、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系列问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在不同审查阶段适用的证明标准欠缺层次性等。因此，我国应重新建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排除合理怀疑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概念

（一）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其都是由法律预先加以规定的。在刑事诉讼中，起诉方指控被告人有罪必须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必须证明所控罪行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法国则在《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规定了内心确信证明标准的公式，让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自问“你内心确信了吗？”。

（二）证明标准的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

摘要:证明标准具备三大特征，即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其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其适用主体是裁判者。我国现存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立法、理论、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系列问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在不同审查阶段适用的证明标准欠缺层次性等。因此，我国应重新建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排除合理怀疑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概念

（一）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其都是由法律预先加以规定的。在刑事诉讼中，起诉方指控被告人有罪必须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必须证明所控罪行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法国则在《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规定了内心确信证明标准的公式，让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自问“你内心确信了吗？”。

（二）证明标准的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

一、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的现状

由于证据制度的特殊性，最近全国各地的司法机关在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刑事证据立法的重要性，纷纷制定了当地的刑事证据规则。从笔者收集的资料来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国家安全厅、湖北省司法厅制定了《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联合出台了《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等等，另外许多地方还开展了庭前刑事证据开示的试点。笔者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地级市的司法机关或者政法机关制定的刑事证据规则，称之为“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这或许是笔者的一个创造，以此区别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中央国家机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重点考查刑事证据制度的地方特色。尽管这些各地关于证据的规定还不能称为“立法”，甚或也不能称为“司法解释”，[2]但是对于各地的司法实践却有着实际的约束力和指导意义，当地的司法人员和律师都必须遵循。

对于我国各地制定的刑事证据规则，可以汇总如下：

表一：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现状

制定时间生效时间制定单位名称

1999年8月27日1999年12月31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刑事诉讼证据方面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