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羁押范文10篇

所谓刑事羁押是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主要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根据法定的实体条件和程序要求,由负责刑事侦查的机关采取的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强制措施没有得到合法的行使就会使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不能有效地参与到整个诉讼中去。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羁押使用率高、超期羁押现象严重、变相羁押、虐待羁押人员等现象已经成为了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我们是法治国家历来就很重视人权的保障问题,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更是明确规定加强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比如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拥有不受超期羁押权、申诉权、辩护权等等。但前不久发生的“躲猫猫”事件、“哈尔滨六警察打死犯罪嫌疑人”、“佘祥林”案件……却让我们又不得不反思在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

第一,超期羁押严重。超期羁押是指在超过法定手续批准的羁押期限之后,侦查机关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包括超期拘留和超期逮捕。超期拘留在目前的刑事羁押实践中,屡见不鲜。某些侦查机关由于办案效率地,不负责任将被告和犯罪嫌疑人拘留长达数天甚至长达十天之久。超期羁押的危害也很大,它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自由,而且还腐蚀了法院的司法权,对法院的判决造成了不良影响。

第二,刑讯逼供严重。我国《刑法》第247条对刑讯逼供应负的刑事责任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刑讯逼供仍屡禁不止。据调查统计,53.3%的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甚至个别严重的还落下了身体残疾。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使得犯罪嫌疑人和被告的人身权利根本就得不到保障。

第三,缺乏司法控制。因为我国实行的是逮捕和羁押合一的制度,导致我国的刑事羁押缺乏司法控制,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刑事羁押之后司法机关不能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拘留开始,拘留期限最多可达十天之久,而且羁押是否合法,却没有司法机关来对其进行审查。因为审判前的刑事羁押是仅仅由负责侦查的机关来决定的,这样就造成了“自己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自己审查”现象的发生。缺乏司法的控制使得被告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面对我国刑事羁押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应该从我国羁押制度的特点出发进行完善。

羁押是限制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身自由，保证侦查和审判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同时羁押也是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它不仅完全剥夺了被羁押人的人身自由，把被羁押人完全置于侦查和审判机关的直接控制下，而且，羁押的期间在所有强制措施中是最长的。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确及时地适用羁押，可以有效地防止其逃跑、自杀、毁灭罪证或继续犯罪；而滥施羁押，则会严重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违背法律的根本宗旨。“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日本的司法制度的现代化建设是最成功的。因此，有许多先进的司法制度值得同为大陆法系的我国学借鉴。”本文拟将中国与日本的刑事羁押制度进行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评析两者的优劣短长，借鉴日本羁押制度中的合理因素，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圜的刑事诉讼制度有所裨益。

一、中日羁押制度之比较

国家权力具有扩张性的本能，为防止公民个人遭受国家权力的侵犯，必须通过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来约束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扩张。虽然基于保障社会公共秩序的需要，允许国家以强制性手段侵犯公民权利，但是家对公民权利进行强制性处分，必须根据法定条件，经由法定程序而作出。羁押措施的采用，虽然有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但其实施以限制或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为代价，对公民人身自由与安全侵害非常严厉。根据“保障人身自由权才是保障一切人权的基础”的理念，中日两国法律对羁押这一强制措施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但两国对羁押(逮捕)的实施主体、羁押的要件、羁押的期限以及羁押的程序均有明显的区别。

其一，羁押的主体。羁押的主体包括决定主体和执行主体。1．关于羁押的决定主体。日本的羁押分为起诉前羁押和起诉后羁押。两者均是羁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的裁判及其执行。两者的羁押理由均相同，但程序有若干不同。②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07条第2款规定：“法官收到前款(检察官)的羁押请求时，应当迅速签发羁押证。但认为没有羁押理由时，以及依照前条第2款④的规定不能签发羁押证时，应当不签发羁押证而立即命令释放被疑人。”起诉前羁押由检察官请求，法官决定。起诉后的羁押，至第一审判决之日前由法官执行，此后由法院执行。中国的逮捕主体与日本存在明显的区别，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由此可见，我国有权决定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具体分三种情况：一是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人民检察院批准；二是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其自己决定；三是在审判阶段，需要逮捕被告人的，才由人民法院决定。换言之，除极少数在审判阶段的逮捕由法院决定外，绝大多数的逮捕均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2．执行羁押的主体。我国均由公安机关负责。而日本由于实行逮捕前置主义，所有检察官请求的羁押均由逮捕发展而来，因此执行主体等同于逮捕的执行主体，即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或者司法警察职员。

其二，羁押的实质要件。羁押的实质要件，即必须具备羁押的理由与羁押的要件。1．羁押的理由。羁押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必须具备法定理由。日本的羁押理由采取选择的方式，即羁押犯罪嫌疑人必须具备下列理由之一项：一是有足够理由怀疑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二是犯罪嫌疑人住所不定、有隐匿罪证的可能性或有逃跑迹象的。所谓“隐匿罪证和逃跑的可能性”，必须有具体的客观事实形成的“适当的理由”支持，仅具有抽象的主观可能性是不够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作有罪供述或保持沉默不能看成隐匿罪证而轻率地决定羁押。2．羁押的必要性。日本《刑事诉讼法》第87条第1款规定，不再具备羁押理由或必要性的，必须解除羁押。由此可见，对于一开始就没有羁押必要的，不得予以羁押。所谓羁押的必要性指的是羁押的适当性和合理性。如果缺乏必要性，就不能实施羁押。譬如，对缺乏诉讼条件或没有追诉可能的、住所不定但有身份担保人的、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实行羁押显然违背处分均衡原则，惩罚度过于严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据此规定，我国的逮捕条件有三：(1)有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有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三个条件：④有证据证明发生犯罪事实；②有证据证明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⑧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被查证属实的。(2)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逮捕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只能对性质较为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可能判处管制、拘役的犯罪分子由于其罪行较轻，一般不会逃避刑事追究，因此不需逮捕。(3)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足以防止其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其三，羁押的程序性要件。即使具备了羁押的实质要件，如果不满足一定的程序性要件，也不能羁押。羁押的程序性要件主要有二，即羁押前逮捕程序先行与接受法官羁押讯问。1．逮捕前置主义。羁押请求的实施对象均是已逮捕者，即羁押犯罪嫌疑人必须先行实行逮捕或由检察官提出羁押申请，禁止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羁押，必须严格遵守逮捕前置主义。所谓逮捕前置主义是指羁押必须以合法的逮捕为前提的诉讼原则。逮捕前置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在逮捕时实施司法抑制，在羁押时也实施司法抑制，即保障双重检查。这项原则得到了多数学说和实务上的认可。采取这一原则的理由主要有：(1)从法律规定来看，日本的现行法律只规定了在逮捕后由检察官申请羁押的唯一运作方式；(2)先行实行限制人身期间较短的逮捕，在必要情况下进而实行羁押，有助于提高侦查效率和实现司法监控；(3)对犯罪嫌疑人实行逮捕后予以释放的可能性的存在。2．接受法官羁押讯问。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1条“羁押被告人，应当在告知被告人被告案件并听取其有关案件的陈述后进行。但被告人已经逃亡时，不在此限”的规定，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和辩护权，羁押应当由法官告知犯罪嫌疑人嫌疑事实，在听取关于此事陈述后，再签发羁押证。这个程序即为羁押讯问。羁押讯问一般在法院讯问室进行。鉴于羁押讯问的司法抑制的重要性，作为羁押讯问的告知事项，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应该告知羁押理由、沉默权以及辩护人聘任权。经过羁押讯问，如果羁押申请程序违法或没有充分的羁押理由，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07条第2款但书的规定，必须立即宣布释放犯罪嫌疑人；如果羁押理由成立，法官应当签发羁押证，其内容包括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住址、罪名和犯罪事实要旨等。在检察官的指挥下，由检察事务官、司法警察职员或监狱职员执行羁押。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应当迅速通知其辩护人和家属，并将与拘押有关的资料移送检察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3月17日修订）

第六十九条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七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

第一百三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十日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不需要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199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修正）

第八十三条人民检察院拘留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期限为十日，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

【论文关键词】羁押；保障人权；司法审查；救济措施

【论文摘要】羁押是限制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身自由，保证侦查和审判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同时羁押也是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保障人身自由权是保障一切人权的基础，应当借鉴日本羁押法律制度的成功经验，完善我国的羁押法律制度：设立羁押司法审查制度，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辩护权，缩短羁押的期限，建立我国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救济制度。

羁押是限制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身自由，保证侦查和审判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同时羁押也是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它不仅完全剥夺了被羁押人的人身自由，把被羁押人完全置于侦查和审判机关的直接控制下，而且，羁押的期间在所有强制措施中是最长的。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确及时地适用羁押，可以有效地防止其逃跑、自杀、毁灭罪证或继续犯罪；而滥施羁押，则会严重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违背法律的根本宗旨。“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日本的司法制度的现代化建设是最成功的。因此，有许多先进的司法制度值得同为大陆法系的我国学借鉴。”本文拟将中国与日本的刑事羁押制度进行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评析两者的优劣短长，借鉴日本羁押制度中的合理因素，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圜的刑事诉讼制度有所裨益。

一、中日羁押制度之比较

国家权力具有扩张性的本能，为防止公民个人遭受国家权力的侵犯，必须通过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来约束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扩张。虽然基于保障社会公共秩序的需要，允许国家以强制性手段侵犯公民权利，但是家对公民权利进行强制性处分，必须根据法定条件，经由法定程序而作出。羁押措施的采用，虽然有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但其实施以限制或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为代价，对公民人身自由与安全侵害非常严厉。根据“保障人身自由权才是保障一切人权的基础”的理念，中日两国法律对羁押这一强制措施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但两国对羁押(逮捕)的实施主体、羁押的要件、羁押的期限以及羁押的程序均有明显的区别。

其一，羁押的主体。羁押的主体包括决定主体和执行主体。1．关于羁押的决定主体。日本的羁押分为起诉前羁押和起诉后羁押。两者均是羁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的裁判及其执行。两者的羁押理由均相同，但程序有若干不同。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07条第2款规定：“法官收到前款(检察官)的羁押请求时，应当迅速签发羁押证。但认为没有羁押理由时，以及依照前条第2款的规定不能签发羁押证时，应当不签发羁押证而立即命令释放被疑人。”起诉前羁押由检察官请求，法官决定。起诉后的羁押，至第一审判决之日前由法官执行，此后由法院执行。中国的逮捕主体与日本存在明显的区别，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由此可见，我国有权决定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具体分三种情况：一是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人民检察院批准；二是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其自己决定；三是在审判阶段，需要逮捕被告人的，才由人民法院决定。换言之，除极少数在审判阶段的逮捕由法院决定外，绝大多数的逮捕均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2．执行羁押的主体。我国均由公安机关负责。而日本由于实行逮捕前置主义，所有检察官请求的羁押均由逮捕发展而来，因此执行主体等同于逮捕的执行主体，即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或者司法警察职员。

刑事诉讼法

超期羁押问题是一个影响人权保障的重要问题，国际社会深切关注。陈卫东表示，本次刑诉法修订将针对超期羁押问题，对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加以完善。现行制度中的羁押与无罪推定的理念相背离，还会造成犯罪交叉感染的恶果，对改造罪犯不利。同时，现行程序是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报捕，检察机关来批准是否羁押，控辩双方在诉讼程序中地位不平等。

【论文关键词】侦查讯问；制度；问题；改革完善

【论文摘要】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在揭露罪犯、保障人权和追求诉讼公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法实施以来，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有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严重失衡，侦查讯问程序和内容有待丰富和完善，相关制度配套不健全。要进一步完善侦查讯问制度，就要建立完善侦查讯问相关的配套制度，规范侦查讯问程序，明确侦查讯问的原则及相关规则。

一、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

其立法精神在揭露犯罪、保障人权和追求诉讼公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刑诉法》的修改，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司法领域发生的观念变化，不仅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重要的立法保障，同时也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朝着民主、文明、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这次《刑诉法》修正涉及的许多内容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如：完善了强制措施，取消收容审查；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定罪原则；将律师参加诉讼活动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增设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加强对刑事诉讼各个环节的监督等。这些修改，一方面强化了对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中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称谓由“被告人”改为“犯罪嫌疑人”。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等。另一方面，对侦查讯问程序进行了技术完善，增强了可操作性。取消收容审查制度，完善刑事强制措施，限制运用传唤、拘传手段进行讯问的时间和地点等，使我国侦查讯问制度更趋理性和规范。修改后的《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继续确认“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明确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一时期的司法实践中，法庭审理否定“非法口供”的案例逐渐增多。表明我国刑事诉讼“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实施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初步跨越，显示了法制的进步。

二、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已近十年，在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的实践和研讨中，侦查讯问程序仍是受到社会公众批评和质疑最多的程序之一。

一、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羁押问题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刑事拘留、逮捕以及逮捕后羁押的延长等程序方面。按照这一法律，刑事拘留和逮捕是引发嫌疑人、被告人受到羁押的两种法定方式。对于拘留，法律要求公安机关在拘留后的3日内，提请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特殊情况下，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4天。但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到30日。检察机关接到公安机关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的申请后，应在7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据此，公安机关一旦将犯罪嫌疑人予以刑事拘留，就有权将其连续羁押14日甚至37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公安机关在刑事拘留实践中，突破法律所要求的特殊拘留的限制，而将任一犯罪嫌疑人都羁押到37日！37日已经实际成为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所引发的必然羁押期间。考虑到刑事拘留是公安机关针对重大犯罪嫌疑人或者现行犯采取的紧急性强制措施，它完全由公安机关自行授权的令状，自行决定羁押的期间（在法定幅度内），并自行执行拘留，自行羁押在公安机关辖下的看守所里，因此，37日的刑事拘留期间，堪称世界之最！

如果说刑事拘留不过是为逮捕作准备的话，那么，逮捕则为中国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这一方面是因为，逮捕往往被普遍视为定罪判刑的前奏，实践中盛行的所谓“公开逮捕大会”也经常是“公开宣判大会”的预演。另一方面，逮捕一旦得到批准，就意味着嫌疑人将要受到较长时间的羁押，并导致无数次的羁押延长。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后的羁押期间一般不得超过2个月。这是法律规定由逮捕本身所带来的最长羁押期间。但是，逮捕后羁押期间的延长却有各种各样的途径：

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延长羁押1个月，但要由上一级检察院批准；

涉及交通不便、犯罪集团、流窜作案以及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可以延长羁押2个月，但要由省一级检察院批准；

上述四种重大复杂案件中的嫌疑人可能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可以延长羁押2个月，但要经省一级检察院批准；

在侦查期间，发现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重新计算羁押期间，已经完成的羁押期间忽略不计；

内容摘要

超期羁押是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执法难题，2003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要求全国各级法院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建立并严格防止超期羁押的司法工作机制，努力实现防止超期羁押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到，边清边超、前清后超的问题重复出现。目前解决超期羁押问题工作的成果只是阶段性的，远没有大功告成，更不会一蹴而就。超期羁押形成的深层次的原因还没有根除。导致超期羁押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包括立法、制度、主观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由此决定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对策也应该是综合性的。

关键词：超期羁押；刑事诉讼；成因；对策

超期羁押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超过法律规定的办案期限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行为。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表明，1993年至2001年全国公安司法机关每年度超期羁押的人数一直维持在5万至8万之间，1999年达到84135人，2000年为73340人，2001年为55761人。2003年上半年仅全国法院系统清理的超期羁押案件就达1967起，涉及4060人。2003年9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在规定中规定了八项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的措施。2003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了《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2003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要求全国各级法院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建立并严格防止超期羁押的司法工作机制，努力实现防止超期羁押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到，边清边超、前清后超的问题重复出现。目前解决超期羁押问题工作的成果只是阶段性的，远没有大功告成，更不会一蹴而就。超期羁押形成的深层次的原因还没有根除。因此，从深层次上深入分析超期羁押产生的原因，并探讨相应的既能治标又能治本的对策尤为必要。

一、超期羁押的成因分析

（一）超期羁押的立法成因

关键词：审前羁押司法审查比较借鉴完善

摘要：羁押关涉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世界各国都时逮捕之后的审前羁押予以严格规制，主要体现为设置了时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独立、公正的审前羁押主体、司法审查的正当程序性、犯罪嫌疑人享有基本的诉讼权利等是该制度的主要内涵。我国的审前羁押司法审查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引言

审前羁押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有关国家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在法庭审判前剥夺其人身自由，于特定场所予以关押的一项强制措施。从广义上讲，羁押既包括逮捕这一强制行为，也包括逮捕之后的关押。狭义上讲，仅指后者，它具有职权性、特定性、预防性和时限性等特征。现代各国为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伪造或毁灭证据、报复证人以及继续对社会实施侵害，均对审前羁押作了详备的法律规定。然而，基于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及其运行的正当性的基本理念，基于宪政制度下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受任意侵犯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现代各国均将审前羁押制度的重心放在防止滥用权力和保障公民自由上，除了对羁押的实体性条件进行明确规定外，对羁押程序也作了严格的规制，其中对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乃是整个羁押制度的核心。司法审查中的主体、司法审查的正当性程序、犯罪嫌疑人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等方面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司法审查制度是否公正的关键。

二、审前羁押司法审查制度的比较法考察

在西方主要国家，逮捕是迫使犯罪嫌疑人到案的刑事强制措施，逮捕与羁押相互独立，它不是逮捕的必然延伸。逮捕后是否应羁押犯罪嫌疑人应当受到司法官员的司法审查，此谓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由于法律文化、诉讼模式、诉讼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两大法系国家在司法官员、司法审查内容、犯罪嫌疑人在司法审查中的诉讼权利等方面各具特色，即使属同一法系的国家在这些方面也不完全一致。

一、逮捕制度立法完善的基本思路

在我国现有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逮捕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强制措施，其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立法上逮捕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被视为“防止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妨碍刑事诉讼任务完成的最有效的手段”①；二是在实践中逮捕的适用率很高，成为侦查中普遍采用的强制手段。根据有关统计，1998年全国公安机关报请批准逮捕的案件447472件、689025人，人民检察院批捕388788件、582120人，批捕率是86.89％和84.48％②。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相关数据来看，近三年来全国检察机关的刑事案件批捕率均在90％左右。相比较而言，同样可以较长时间约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实践中却适用得较少。与严厉性强、适用率高相对应，逮捕也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问题最多的强制措施之一，亟待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来加以完善。我们认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主要从以下方面来完善我国的逮捕制度：

（一）将“逮捕”变更为“羁押候审”，实行“逮捕前置主义”

从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现行逮捕制度的基本特征是逮捕即产生羁押的效力，犯罪嫌疑人被逮捕也就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将被羁押，被剥夺人身自由③。在学理上，一般将逮捕的内涵解释为羁押，如权威教科书就将逮捕解释为：“逮捕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并进行审查的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方法。其严厉性表现为强行剥夺人身自由，羁押审查。”④学者也解释为：“逮捕是由法律指定的执法机构依照正当的法律程序，针对可能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有时限羁押、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⑤可见，无论就我国现行立法还是主流的学术理论，均认为逮捕与羁押基本同义。问题在于，这种将逮捕与羁押等同而没有明确区分的法律规定，极易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因为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了“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同时，又在多个法条中使用了“羁押”的措辞⑥，真正较长时间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的实际上是“羁押”而不是“逮捕”，但“羁押”却又不属于强制措施的范畴，这就导致“羁押”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处于较为尴尬的地位。正如有学者所言：羁押在我国“既不是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也不是一种惩罚性手段，而是拘留、逮捕后的剥夺人身自由的一种持续状态，这种持续状态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⑦。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逮捕与羁押是两种不同的强制措施，这使我们在对外学术交流时会与对方就逮捕与羁押制度产生误解，不利于与国际接轨。因此，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有必要对逮捕与羁押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梳理和定位。

各国刑事诉讼法对于逮捕与羁押之间的关系界定并不完全相同。大多数国家立法中，逮捕在法律效力上仅限于逮捕的动作行为，而不具有长期羁押的法律效力。逮捕产生的法律后果并不必然是羁押，逮捕只是羁押的前提，即实行所谓的“逮捕前置主义”。如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警察将嫌疑人逮捕之后，必须在法定的最短时间内，将嫌疑人提交给法官进行审查。法官一般要举行专门的聆讯程序，在控辩双方的共同参与下，审查对嫌疑人进行羁押是否符合法定的条件，然后才能作出是否羁押或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裁决⑧。在德国，法官决定待审羁押时，应当签发书面逮捕令。根据逮捕令逮捕被指控人后，应当不迟延地向管辖案件的法官解交，如果不能及时向管辖案件的法官解交的，应当不迟延地至迟在逮捕后的第二天向最近的地方法院法官解交。解交后，法官应不迟延地对被指控人就指控事项予以讯问，以便作出是否维持逮捕即维持待审羁押的决定⑨。在日本刑事诉讼法中，逮捕与羁押是两种不同的强制措施。羁押必须以合法的逮捕为前提，羁押犯罪嫌疑人必须先实行逮捕或由检察官提出羁押申请，禁止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羁押。即在逮捕与羁押的关系上，日本也奉行“逮捕前置主义”。在日本学者看来，实行“逮捕前置主义”理由主要有：先行实行限制人身期间较短的逮捕，在必要情况下进而实行羁押，有助于提高侦查效率和实现司法监控，而且对犯罪嫌疑人实行逮捕后本身存在予以释放的可能性⑩。

我们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将逮捕与羁押混同的立法方式，一方面，如前所述容易导致立法及理解上的混乱，另一方面，逮捕即产生羁押的效力，容易导致对逮捕的后续行为即羁押这一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缺乏必要的审查和规制。我们主张，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采取大多数国家逮捕与羁押分立为两种不同强制措施的做法，对逮捕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并建立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机制，将现行的逮捕制度明确变更为羁押制度，同时确立“逮捕前置主义”的诉讼原则，明确逮捕只是羁押的前提，逮捕后是否应当羁押，尚需要经过一定的审查程序，作出羁押决定后才能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付羁押，从而使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较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立法规定与多数国家的做法接轨。同时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的实质内涵是羁押，如此修改也使“逮捕”体现了其原本就是羁押的法律内涵。至于具体的措辞，我们主张采用“羁押候审”这一用语，理由有三：其一，“羁押候审”这一概念首先明确了该强制措施的基本特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在一定时间内被剥夺人身自由，被关押，这是羁押制度的本质所在；其二，“羁押候审”这一概念还揭示了采用羁押措施的目的是“等候审判”，是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到庭接受审判，保障审判的顺利进行而采取的防范手段，明确了羁押是一种预防性措施而不是惩罚性措施，这与我国主流理论关于强制措施法律属性的界定相一致；其三，“羁押候审”还与“取保候审”相对应，形成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身份确定后等候审判的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取保的方式被限制人身自由而等候审判，二是通过羁押的方式被剥夺人身自由而等候审判，从而建立了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候审判的较为完善的强制措施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