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反诉状范文10篇

一、现行民事上诉制度的缺陷

（一）两审终审制约了上诉的功能

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在当今各国普遍采用三审终审制的趋势下，可谓是独树一帜。在审级制度的设置上，公正与效率似乎总是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审级越多，当事人有更多的上诉机会，有助于减少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的错误。反之，减少审级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却可能造成无法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主要表现在：首先，我国的民诉法规定绝大多数的一审案件是基础法院管辖，也就是说中级法院是终审法院。但是相对与省高院和最高院来说，中级法院的法官水平、业务能力偏低，地区的限制使得其接受信息量有限，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也存在着偏差，由此对司法统一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其次，在我国行政化的司法体制下，上下级法院之间存在着经常性的业务联络，因此通过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相互制约来实现司法公正往往难以做到。“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这种行政依附，对两审终审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二)全面审查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

基于当事人处分权主义，上级法院不应依职权主动变更上诉请求以外的第一审判决内容。“不告不理”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强调民事程序中当事人意思的主导性。这一原则不但适用于初审，也同样适用于上诉审。《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八十条却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使用法律进行审查时，如果发现上诉请求以外原判确有错误的，也应予以纠正。”为了服上述弊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然而，究竟如何“围绕”是否等同于以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为限，上述规定并未做进一步的解释，导致在理论界与司法界均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三）“终审不终”损害司法权威

一、现行民事上诉制度的缺陷

（一）两审终审制约了上诉的功能

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在当今各国普遍采用三审终审制的趋势下，可谓是独树一帜。在审级制度的设置上，公正与效率似乎总是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审级越多，当事人有更多的上诉机会，有助于减少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的错误。反之，减少审级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却可能造成无法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主要表现在：首先，我国的民诉法规定绝大多数的一审案件是基础法院管辖，也就是说中级法院是终审法院。但是相对与省高院和最高院来说，中级法院的法官水平、业务能力偏低，地区的限制使得其接受信息量有限，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也存在着偏差，由此对司法统一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其次，在我国行政化的司法体制下，上下级法院之间存在着经常性的业务联络，因此通过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相互制约来实现司法公正往往难以做到。“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这种行政依附，对两审终审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二)全面审查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

基于当事人处分权主义，上级法院不应依职权主动变更上诉请求以外的第一审判决内容。“不告不理”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强调民事程序中当事人意思的主导性。这一原则不但适用于初审，也同样适用于上诉审。《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八十条却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使用法律进行审查时，如果发现上诉请求以外原判确有错误的，也应予以纠正。”为了服上述弊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然而，究竟如何“围绕”是否等同于以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为限，上述规定并未做进一步的解释，导致在理论界与司法界均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三）“终审不终”损害司法权威

刑事诉讼法

双维度刑事优先原则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审判中的适用

刑事优先原则要适用于现代审判，需实现现代化转型，首先面临的是理念上的变更，刑事优先不是绝对的刑事优先，而是相对的刑事优先，它是在保证刑事案件得到正确处理的前提下对刑民交错案件的妥善处置方法。刑事优先不是只能通过时间维度上的优先来体现，它还可以通过刑事案件的重要性来体现，将刑事案件与民事部分分离开，单独由刑事庭对刑事案件加以仔细审理，也应当是刑事优先的一种体现，即从刑事优先的单维度模式转向双维度模式（时间维度和重要性维度）。正义不能忽视被告人、被害人、国家任何一方。

双维度模式的刑事优先更加注重刑事诉讼中的利益平衡，兼顾公益与私益、公正与效率，从而实现公权力之间以及权力权利之平衡，充分显扬公平正义之理念，具有明显的现代型刑事诉讼之特点。其次是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修改。

可以先考虑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附带民事案件适用证明标准以及相关的程序问题（包括起诉状的送达、答辩状的提交、举证期限、审理期限等，以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做出明确规定，适用区别于刑诉的程序，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真正兼顾刑诉和民诉，而非完全适用刑诉的规定，或者通过规定引证条款来援引民法、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样才能使刑事审判时针对附带民事诉讼充分顾及民事诉讼的特殊性。附带民事诉讼对刑事诉讼不应是盲目保持一致，正如意大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实践一样，刑事部分仅仅对民事部分起指导作用，没有必然的约束力。

控辩双方在附带民事部分上可以考虑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并给与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相当的自主处分权、选择权，被告可以反诉。为了克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被害人保护不周的弊端，应规定若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一定时间内未被抓获，应允受害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对涉嫌犯罪的民事侵权行为人，可通过公告送达法律文书的方式，进行缺席审理和判决，让潜逃者承担民事不利后果，而且可以保证民事证据的及时使用不至流失[18]。另外，应当在实定法上允许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以保证对刑事被害人的全面保护，刑事优先不代表对被害人精神创伤的漠视。

自1992年以来，民事诉讼法的年均律考分值约为32分，仅次于合同法、刑法，事与刑事诉讼法并列第三。从题型分布看，兼重选择题与案例分析题，其中每年的案例分析题为1至2道题，个题分值在7--9分之间。

从历届试题分析，较为侧重的考点有：

1、管辖（级别、地域、协议、专属管辖等，可算民事诉讼法第一大户）；

2、各个诉讼参与人的地位确定；

3、财产保全、先预执行；

4、证据分类、举证责任负担；

简易程序就是简化了的普通程序，是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所适用的程序。适用简易程序，在起诉方式、传唤方式以及开庭审理等方面比普通程序更简便易行，极大地方便了当事人进行诉讼。同时，快速、及时审结案件，可以减少当事人的讼累，提高办案效率，节省诉讼成本，并为人民法院集中力量审理好复杂、重大的民事案件腾出必要的时间和精力。

(1)诉讼方式简便。

依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原则上应采取书写起诉状的方式，口头起诉仅仅是例外。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法律明确规定可以口头起诉，省去了原告人因准备诉状而花费的时间。

(2)受理程序简便。

在普通程序中，受理案件必须向原、被告分别发送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还须在5日内向被告发送起诉状副本，被告在接到起诉状15日内可以提交答辩状，人民法院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5日内还要向原告发送答辩状副本等等。而在简易程序中，受理无须发出受理案件通知书，开庭审理也无须进行公告、通知。如果双方当事人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其它派出的法庭，则可以同时起诉、应诉和答辩。案情特别简单的，时间和人力又允许的，还可以当即审理。

(3)传唤方式简便。

【摘要】

程序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本文从诉讼程序法的角度探讨了该种法律责任的基本特征、基本分类、构成要件、责任承担方式和责任追究程序等若干基本问题，认为双重处理、以公法责任为主等是程序法律责任的主要特征，刑事实体法中的法律责任不全部是实体法律责任，程序法律责任应有接受不利裁判等多种责任承担方式，对不同类型的程序法律责任应设置不同的责任追究程序，在构建程序法律责任时可能面临程序悖论的困惑

由于程序正义理念的确立，人们开始从程序法的角度对一些传统的法律概念提出质疑，以求对有关概念作更准确的把握与界定。对传统法律责任体系的诘问就是其中一例。近年来诉讼法学界开始探讨诉讼法律责任的问题，但探讨大多局限于诉讼法的层面上（甚至仅限于民事诉讼法或刑事诉讼法的层面），没有上升到整个程序法的高度；而且，探讨大多仍停留于是否应该设置程序法律责任的问题上，对于程序法律责任的具体问题则研究甚少。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点努力，以期对于程序法律责任制度的构建乃至整个法律责任体系的重新整合略有裨益。1

一、程序法律责任的特征

（一）程序法律责任兼有公法性与私法性，但主要是一种公法责任

按传统的观点，与三大诉讼法相对应的三大实体法有的属于公法，有的属于私法范畴2。但对诉讼程序法的性质，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三大诉讼程序法都是公法，也有人认为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是公法，而民事诉讼法则是私法。但法律责任的性质很少有人从公法、私法的角度去讨论.笔者所谓的公法法律责任即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必须主动追究的一种法律责任，而私法责任则需由非权力主体申请才可追究。

【摘要】

程序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本文从诉讼程序法的角度探讨了该种法律责任的基本特征、基本分类、构成要件、责任承担方式和责任追究程序等若干基本问题，认为双重处理、以公法责任为主等是程序法律责任的主要特征，刑事实体法中的法律责任不全部是实体法律责任，程序法律责任应有接受不利裁判等多种责任承担方式，对不同类型的程序法律责任应设置不同的责任追究程序，在构建程序法律责任时可能面临程序悖论的困惑

由于程序正义理念的确立，人们开始从程序法的角度对一些传统的法律概念提出质疑，以求对有关概念作更准确的把握与界定。对传统法律责任体系的诘问就是其中一例。近年来诉讼法学界开始探讨诉讼法律责任的问题，但探讨大多局限于诉讼法的层面上（甚至仅限于民事诉讼法或刑事诉讼法的层面），没有上升到整个程序法的高度；而且，探讨大多仍停留于是否应该设置程序法律责任的问题上，对于程序法律责任的具体问题则研究甚少。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点努力，以期对于程序法律责任制度的构建乃至整个法律责任体系的重新整合略有裨益。1

一、程序法律责任的特征

（一）程序法律责任兼有公法性与私法性，但主要是一种公法责任

按传统的观点，与三大诉讼法相对应的三大实体法有的属于公法，有的属于私法范畴2。但对诉讼程序法的性质，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三大诉讼程序法都是公法，也有人认为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是公法，而民事诉讼法则是私法。但法律责任的性质很少有人从公法、私法的角度去讨论.笔者所谓的公法法律责任即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必须主动追究的一种法律责任，而私法责任则需由非权力主体申请才可追究。

奥地利联邦商会的维也纳仲裁中心在国际仲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程序依照其仲裁和调解规则（维也纳规则）进行，维也纳规则与本文的主题，即有关民事诉讼的联邦法是相对的。

根据奥地利宪法的规定，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专属于联邦法（公布于联邦法律公报（Bundesgesetzblatt-BGBl）上），这样规定的后果是司法管辖权法（Jurisdiktionsnorm）规范整个奥地利的民事诉讼案件。民事诉讼法（Zivilprozeβordnung）-联邦法律，也集中对诉讼问题作了规定。非讼程序由非讼案件法（Auβerstreitgesetz）调整。所有的奥地利法院都是联邦法院。

一、管辖权的种类

司法管辖权法没有列举出哪些种类的案件属奥地利法院管辖。通常，只要案件在有关管辖地的法令条款涉及的范围之内，奥地利法院就有管辖权。而且，只要案件和奥地利有某种联系，奥地利就可行使管辖权。在法令没有规定管辖地的情况下，如果对某个案件奥地利负有国际条约义务应对其行使管辖权或当该案寻求奥地利的域外救济是不可能或不适当时，最高法院必须在奥地利境内指定一个特定的地方做为管辖地。

（一）对诉讼当事人的管辖权

属人管辖权涉及具有标的物管辖权（即对某一类型案件的管辖权）的法院对特定的被告或财产项目行使权力的能力。其职权范围主要由司法管辖权法中的管辖地条款规定。

摘要：中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普通程序过于侧重在法律外在层面上强调公正，而如何使行政诉讼更加简便、有效是目前学界与实践界着力探讨的话题。构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既可以合理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又可以给公民提供充分、畅通的救济渠道。在构建这一制度时应注意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以及其与普通程序的衔接等问题。

关键词：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公正；效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实施，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行政管理的法制化等无疑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它对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理更是意义重大。十多年来，全国各级法院审理了大量的行政诉讼案件，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和完善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据统计，1989年至2000年6月，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557877件。其中，1998年受理98463件，是1989年9934件的近10倍。2001年受理100921件，受案数首次突破10万件。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断依法拓宽，案件类型达50余种，几乎涉及所有行政管理部门的各类执法行为。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经济落后、文化水平低等原因，一些地区的行政诉讼开展得并不理想，起诉难、审判效率低成了人们反映最为强烈的“固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之一乃是现行行政诉讼程序缺乏一种简便、快捷的审判程序，以至绝大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遇到行政机关的轻微不法侵害时，会考虑到诉讼成本而忍痛作罢。“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善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放弃通过审判实现正义的希望。”[2]于是，这些人一部分走了上访的路径，而另一些人则常“心怀不满”，“满腹牢骚”，如此导致在行政诉讼立法颁行之初，经过艰苦的宣传和鼓动所带来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诉讼不很高的期望值又不断地降低，宁可自食行政违法给其带来的不利后果，也不愿诉诸司法解决和保障，[3]此种情景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极为不利的。为了畅通救济渠道，切实解决公民“告状难”的实际问题，笔者认为应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增设“简易程序”，这对行政机关轻微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简单行政案件尤为重要。

一、简易程序的产生背景与理论基础

司法的价值在于公正价值与效益价值的融合，这就要求在构建诉讼制度时，一方面要体现公正，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体现效益，以最少的司法资源投入产生最大的诉讼效益，使诉讼活动既简便快捷又不增加过多的成本。在这样的背景下，与普通程序（正式审理程序）相对应的简易程序（summaryprocedure）便出现了。《布莱克法律辞典》将简易程序定义为是“以相对快速、简单的方式解决争议或处理案件的没有陪审团的程序。”[4]简易程序最早为英国所采用，约始于1848-1849年间，当时仅限于轻微的犯罪。[5]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也根据罪行的轻重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现在世界上绝大数国家的诉讼制度中都存在简易程序，比如美国的辩诉交易，日本的简易公审程序、简易命令程序和交通即决裁判程序，法国的简易审判程序和综合性罚金诉讼程序，意大利的简易审判程序、意大利式辩诉交易、快速审判程序、立即审判和处罚令程序，德国的处罚令程序、保安处分程序、简易程序等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对简易程序作了规定。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某些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犯罪轻微的刑事案件所适用的比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第一审程序。[6]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是指专供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时所适用的审判程序。[7]

随着社会的发展，诉讼案件不断激增，司法资源日显匮乏，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不断激增的诉讼案件使得传统的诉讼程序不堪重负，普通公民即使权利受到侵害，也往往在复杂的诉讼程序面前望而却步。“审判程序难以满足普通人们的需要，在通往法的正义道路上很多市民被程序的障碍所排斥。”[8]美国第十五任首法官沃伦。伯格曾多次讲过，“案子越来越多，难于应付”，并且呼吁改革法院。于是如简易程序、ADR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行政诉讼的实践显然也受到了这些理念的冲击，开始回应社会的需要。如一向认为行政行为并无妥协性的观念开始松动，行政诉讼有了“和解”的可能性与制度安排。[9]多元化的诉讼机制，有利于合理地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这一点正如我国台湾学者邱联恭所说的，在诉讼上追求权利与社会上通过交易行使权利是不同的，因为除本案原、被告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或即将利用法院。所以，不能为了某一个案件的审理花费过多的劳力、时间和金钱，从而阻碍了其他案件进入诉讼程序。[10]

民事诉讼法

三十三、重点法条：

第129条。

第130条。

第131条。

相关法条：《民诉意见》第144、158--162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