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范文10篇

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教案

关于“辩护与”、“刑事证据”、“强制措施”、“附带民事诉讼”、“期间、送达”的有关内容

授课人：××*

时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

首先我先对大家说：谈不上是讲课，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从事民事行政检察业务，对刑事检察包括刑法、刑诉法以及与刑事有关的新的司法规定和司法解释近几年接触的比较少，今天在这也是跟大家共同学习。希望大家多鼓励，多批评指正。

《刑事诉讼法》教案

关于“辩护与”、“刑事证据”、“强制措施”、“附带民事诉讼”、“期间、送达”的有关内容

授课人：××*

时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

首先我先对大家说：谈不上是讲课，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从事民事行政检察业务，对刑事检察包括刑法、刑诉法以及与刑事有关的新的司法规定和司法解释近几年接触的比较少，今天在这也是跟大家共同学习。希望大家多鼓励，多批评指正。

一、讲一下辩护与：

刑事诉讼法

双维度刑事优先原则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审判中的适用

刑事优先原则要适用于现代审判，需实现现代化转型，首先面临的是理念上的变更，刑事优先不是绝对的刑事优先，而是相对的刑事优先，它是在保证刑事案件得到正确处理的前提下对刑民交错案件的妥善处置方法。刑事优先不是只能通过时间维度上的优先来体现，它还可以通过刑事案件的重要性来体现，将刑事案件与民事部分分离开，单独由刑事庭对刑事案件加以仔细审理，也应当是刑事优先的一种体现，即从刑事优先的单维度模式转向双维度模式（时间维度和重要性维度）。正义不能忽视被告人、被害人、国家任何一方。

双维度模式的刑事优先更加注重刑事诉讼中的利益平衡，兼顾公益与私益、公正与效率，从而实现公权力之间以及权力权利之平衡，充分显扬公平正义之理念，具有明显的现代型刑事诉讼之特点。其次是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修改。

可以先考虑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附带民事案件适用证明标准以及相关的程序问题（包括起诉状的送达、答辩状的提交、举证期限、审理期限等，以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做出明确规定，适用区别于刑诉的程序，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真正兼顾刑诉和民诉，而非完全适用刑诉的规定，或者通过规定引证条款来援引民法、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样才能使刑事审判时针对附带民事诉讼充分顾及民事诉讼的特殊性。附带民事诉讼对刑事诉讼不应是盲目保持一致，正如意大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实践一样，刑事部分仅仅对民事部分起指导作用，没有必然的约束力。

控辩双方在附带民事部分上可以考虑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并给与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相当的自主处分权、选择权，被告可以反诉。为了克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被害人保护不周的弊端，应规定若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一定时间内未被抓获，应允受害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对涉嫌犯罪的民事侵权行为人，可通过公告送达法律文书的方式，进行缺席审理和判决，让潜逃者承担民事不利后果，而且可以保证民事证据的及时使用不至流失[18]。另外，应当在实定法上允许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以保证对刑事被害人的全面保护，刑事优先不代表对被害人精神创伤的漠视。

学界对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做了研究，主要是对两者的价值关系的定位。不仅要认可两者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还要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究，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连接关系就是细化的对于刑事诉讼问题进行表达。

一、检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困境的表征

我国的重要的法律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其两个关系极其亲密，二者之间互为表里［1］。但是，在实践我国的法治中，两者间有很多的不相同现象出现。主要在下面几点钟得以体现:(一)认识理解的误区。其片面的对实体与程序方面去理解，导致两部法律向两个极端走去。一方面在认识刑法上“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绵延至千年，导致了刑事诉讼法在法律上没有独立的地位，和其他的法律文献和资作为附庸法并存［2］。在另一方面来说，随着引入程序发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对正义的程序理论导入的时候，学者逐渐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有所认识，学者开始对程序和实体的轻重问题进行争论。毫无疑问的，这种对于其关系的争论起到了将程序的价值和认识的重要的作用。(二)刑事立法缺少协调统一性。立法在国家中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要求其进行根据规范和严密的程序来，保证其能够在法律中协调统一［3］。但我国得法律体系依然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修改时间不统一，因为其中有一定的修改时间的偏差，就造成法律管辖问题与刑法问题有失调。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关系敏感度高，刑法也会引起刑事诉讼法有变化;修改内容欠协调，例如在新刑法中对单位犯罪进行了规定，却没有相对应的单位诉讼程序。(三)司法实践衔接脱节。因为无法整体的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进行考虑，就造成了司法在实践中衔接不顺畅。为了实现正义对犯罪进行打击与追求，经常司法工作者会将内涵遗弃不顾，支队案件极其注重案件的结果，而对案件处理的过程有所忽略，严刑逼供、违法取证与调查的是实践中常会做的违法现象;相反的有的司法人员对程序的工作过于追求，反而对收集与运用证据忽略了，错误的对事实的认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探寻: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互动观念西的理论

刑法间的关系不协调，不仅会造成二者间关系紧张，还会对刑法的进程有阻碍。对于刑法间的关系，不仅要摒弃对程序工作的使用，还要防止人为割裂程序法律中的天然的关系［4］。刑法和诉讼法之间是和谐的整体关系。(一)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本质上被犯罪所紧密相连。犯罪产生的原因是人与人间恶变因为利益关系而产生的，犯罪的行为会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为了消除这种犯罪行为，国家需设置法律对其进行保证。刑事诉讼无法离开刑法，若刑法失去了其所保护的对象与内容，就失去了定罪的标准，刑法就不存在其实际的价值了。(二)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法的价值是代替法律与法现象的存在，对其进行判断与剖析。刑法的关系从价值角度看，就能够发现法律条文间的关系除了通过结合字里行间的意思之外，还相互契合其理念与精神，具有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三、出路: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一、我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现状及评述

对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问题，理论界的大多数观点认为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阐述这种关系的理由也几乎一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一个国家的其他法律都必须以该国的宪法为根据，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刑事诉讼法当然也不例外。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这种“母法”与“子法”关系，具体体现为宪法确定了刑事诉讼法制定权限的归属及方式、程序，宪法中确定的我国的国家性质、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国家机关的职权划分、国家机关的组织活动原则等，决定着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性质、指导思想、任务、目的、基本原则等相关内容。

上述观点强调了宪法的权威性，但只是二者关系的一种表层化、片面化的概括。首先，该说淡化了刑事诉讼法在二者关系中的能动性。在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我们不应该只关注其地位的差别，更应该重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在运行过程中的互动。其次，该说反映的是一种共性化的关系。日前刑事诉讼理论界对刑事诉讼法与宪法关系的定性，实际上只是简单套用了宪法与部门法关系属性的一般描述方式。从而使该项研究陷于公式化、形式化、表面化。①

其实在我国，宪法对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只是在形式上是统一的，宪法的条文对刑事诉讼法有一定约束作用，但这种约束更多地体现为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文本上一致性或者继承性上，当条文既定后，彼此的联系就会被阻隔开来。这是与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相悖的。我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之间缺乏互动性，宪法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依据，作为诉讼程序的支撑已经早己被列入宪法条文，但互动关系却依然有待发展，刑事诉讼法应该发展成为一种“人权法”架构在宪法与刑法之间。

二、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应然关系

（一）从法律体系的框架看两者的关系

1引言

刑事诉讼法是对经过国家认可的或者国家制定的可以调节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统称，其目的是公、检机关在刑事诉讼人参与的情况下惩罚或揭露犯罪行为，而刑法主要用于规定刑罚、犯罪、刑事责任。因此，研究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交互作用，有利于推动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进程。

2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概述

2.1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能够对犯罪行为进行揭露、证实和惩罚。刑事诉讼法主要包括当事人和其他参与者的权利和义务、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制度以及刑事诉讼法的任务、进行刑事诉讼的流程、刑事诉讼中法、检、公机关的职权和相互关系等。制订内容明确、详细的刑事诉讼法，能够为公民的民主权利、财产权利、人身权利以及其他权利提供保障，其能够确保刑事诉讼过程有法可依，为刑法的施行提供支持，进而促使相关部门及时、准确、全面查明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同时对未犯罪人员提供法律保障，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进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序性，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2.2刑法。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其是当前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经济利益以及政治统治，根据自己的意志，对犯罪行为及其应受到的惩罚进行规定的法律规范的统称。刑法可以分为狭义刑法以及广义刑法，其中狭义刑法指刑法典，例如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广义刑法指所有与刑事法律规范相关的法律法规。另外，刑法还可以分为特别刑法和普通刑法，在我国，特别刑法指附属刑法以及单行刑法，就是只能对特定的事、地、时、人使用的刑法，普通刑法就是刑法典，其是指具有普通法律效力的刑法。

3导致刑事诉讼法与刑法产生交互作用的原因

分析刑事诉讼法与刑法产生交互作用的原因[1]，能够最大程度发挥法律制度的约束效果。总体来说，影响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在于法律和事实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在于实体法与程序法界限划分不够清晰。明确刑事诉讼法与刑法产生交互作用的原因，能够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交互作用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初,社会各界作出的反映总体上来说是积极的。学界普遍认为,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步入民主化、科学化的轨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具有旺盛的生命力①。国际社会也认为,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是中国刑事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也有部分学者担心刑事诉讼法的内容有些超前,与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并不吻合,有可能导致刑事政策目标的落空。而今距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已有一段时间,如何认识和看待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对一项立法作出正确的评价,仅仅以法论法是不够的,必须把它置于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才能全面认识刑事诉讼法在我国法治进程中的地位。反过来,任何法律的有效运作也都离不开孕育、生成和供养它的政治经济背景。对于修改不久的刑事诉讼法也是如此。建立完善发达的刑事诉讼制度,顺利实施新刑事诉讼法,远非立法本身所能完成,还必须放眼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的外在环境,考察其生存空间,这是刑事诉讼法顺利实施的前提。

一、经济背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逐步深化

中国目前正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阶段。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之后,经过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所确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经济改革逐步走向深入。在经济体制方面,大体是沿着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市场取向改革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的,并且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目前,已经超越了单纯突破旧体制和普遍的双轨制运行阶段,从而进入改革的中期,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创新阶段。这一论断是我们谈论一切问题的前提。在社会变革的角度上,经济关系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具有根本性,往往能够引发包括道德法律观念、政治法律制度在内的变革乃至震荡。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机制来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和调节方式。市场经济的自由性,要求各个市场主体以独立的身份、地位、资格,按照自己的意愿订立契约,进行商品交换,并独立承受其经济活动的结果。因而,意思自治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交易的一个必备条件。而意思自治的基本前提是交易主体对商品拥有处分权亦即产权,商品交换其实就是权利交换。于是,对市场交易安全的关注势必引发对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必然培育出以个人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基本权利观念。而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强调通过竞争进行资源配置。要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必须让资源流向最能产生效益的地方。这种资源流向不是由人们的主观行为所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只有通过交换者之间的公平竞争,那些成本最低、最能产生效益的生产者才有资格获得社会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必然培育通过个人努力来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竞争精神。在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关系客观上要求交易者之间必须处于平等的地位。唯有如此,当事人之间才能相互表达真实意志,共同达成协议。市场经济体现出的平等是当事人地位的平等,即适用同一竞赛规则的平等,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

新刑事诉讼法从酝酿到论证、修改,正处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这一变革不可能不对刑事诉讼立法产生影响,立法者也不可能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所发生的变化视而不见。一方面,立法者要正视由市场经济所激发的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在谋求社会安定的同时,不得不对个体权利、竞争意识和平等要求给予必要的关注。新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在法庭审理中引入对抗制因素以及为控辩对等而作出的种种努力都不能不说是出于这种考虑。另一方面,改革的成果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而经济体制改革本身所必然引起的社会震荡、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可能诱发的道德危机,这些也都有赖于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功能的正确发挥甚至强化。试想,如果安全得不到保障,财产可以被人任意侵夺,谁还能安下心来生产和交易呢因此,在加强对公民个人人身保护的同时,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放弃其强化追究犯罪功能的初衷。赋予检察机关以拘留决定权、加强检察机关对不立案的监督、第三类自诉案件的出现等等,都足以表达立法者的惩罚犯罪、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愿望。

二、政治背景:民主化与法治化进程中的刑事诉讼法

一、沉默权制度的历史渊源、发展和最新变化

所谓刑事诉讼法中的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刑事被追诉人或刑事被追诉方)针对司法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讯问,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沉默权制度最早源于罗马法中关于“不得迫使任何人进行反对自己的诉讼”(NemoContraseProdereTenetur)这一古老的法律原则[1]。但这一原则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真正认可和适用。在黑暗的中世纪,口供主义盛行,被追诉人有罪的供述被视为“证据之王”,具有最高之证明力,伴随而来的是野蛮的刑讯逼供现象。在此情形下,被追诉人几乎没有任何权利保障,完全沦为追诉活动的客体。

为了反抗封建压迫、维护人权,18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重新提出了沉默权原则,同反对罪刑擅断、无罪推定等原则一起,成为资产阶级争取自身权利,与封建统治阶级作斗争的有力武器。

1789年,美国联邦宪法第5修正案规定“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即“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Privilegeagainstself-incrimination),沉默权制度才第一次得以确立,成为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和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随后,西方各主要国家也都先后确立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6条,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1条,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等。同时,在国际公约方面,1966年联合国制定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项庚目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做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此外一系列有关刑事诉讼的国际单项法律文书,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简称《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等,在这些公约中均有被追诉人有权保持沉默的规定。随着人类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和人们对刑事诉讼目标认识的不断深化,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得到了世界各国广泛的承认和接受,已成为一条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包括相辅相成的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不得刑讯逼供;其二,被追诉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或法官的讯问,在讯问中保持沉默。因此与之相对应,沉默权有狭义、广义两种理解。狭义沉默权,仅指第二方面的内容;而广义沉默权还包括被追诉人不得被强迫提出证据或作出供述(即第一方面的内容),就此意义而言,广义沉默权即是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权。只不过前者更多时候作为一项刑事诉讼基本原则,而后者更多时候作为一项宪法性权利。

本文论述的沉默权是从广义理解的。沉默权制度的关键在于无论法官、陪审团还是控方,都不得从追诉人在接受讯问时保持沉默这一事实推出对其不利之结论。

摘要: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制下，关于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和实施细则有着十分明确和细致的分类，大到国家安全层面，小到群众个体，都涵盖着对法治社会体制建设当中刑事案件的审理。本文主要是对刑事诉讼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对策分析，分别从问题阐述和对策执行两方面进行研究，为更好的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做更好的理论指导和建议。

关键词:刑事诉讼;实施问题;对策

从我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以来，条款越来越人性化和具体化，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作了详细的说明，尤其是在2003年中国刑事诉讼法研究会上的代表们对刑事诉讼法的理论研究，更加充分说明了刑事诉讼法在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性。所以，对于刑事诉讼法问题和对策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一、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关于司法解释问题。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法律适用作出的解释，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确定性，这也使得司法解释在刑事诉讼中存在不小的弊端，刑事案件是多种多样的，其构成要件和结果未必有固定的联系，但司法解释无法兼顾所有情况，笼统地概括几大范畴，对一些特殊的案情是无法考量的，最终判定又是根据司法解释为标准，使得解释过于客观片面，没能发挥法官的自由裁判权。(二)关于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进步，但非法证据排除这一制度一直得不到有效地实施和执行，在排除证据的适用解释上存在许多的差异，法官的判断水平、证人言辞的可靠性以及对非法证据本身的范围限定皆是容易变化的，社会、政治以及道德准则均能改变排除适用的评价角度。因而，非法证据排除一直处于不稳定的适用状态，标准因为案件性质和案件背景时常存在较大差异，难以统一。(三)关于行政证据的适用问题。首先，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法院的主体地位难以得到体现，主动性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制约。法院拥有收集证据的权力，却没有义务，故而在证据收集过程中，难以保障当事人的全部合法权益。其次，证据效力的判定是确定的，这对于个别特殊案件的证据效力可能存在不公的现象，致使定罪存在偏颇。最后，行政主体多元化，证据准则却是单一的，使得证据判定固定化。(四)关于辩护制度问题。刑事诉讼的辩护制度是对犯罪嫌疑人给予的一项保护制度，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但在实际实行中确实存在缺陷和不足。在侦查阶段，律师在调查取证问题上存在很大的阻力，各项时间、空间以及人物的限权，让取证进行的十分困难，错过绝佳取证时间。再则就是限制律师的阅卷方式和手段，造成某些证据难以保存。最后，律师的辩护意见时常被反驳，有失公正。

二、形式诉讼法实施对策阐述

【摘要】刑事诉讼法教学面对刑事司法的深度融合、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社会化培训机构的发展和跨学科内容的碰撞，应将培养目标从传统的知识传授与视野开拓，转向对学生法律思维能力养成的侧重，方能凸显高等法学教育的比较优势。它离不开以能力训练为导向的案例教学来提供教学方法支持，即要求教师围绕规范性程序分析、多角度论证说理、全方位识别争点这三种基本能力，设计形成呈阶层、有递进的案例研习体系。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案例教学；能力训练；法律实践教学

根据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强专业、重实践被列为高等法学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举措。而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面对其他专业和学科交叉内容的强势入侵、实务技能及应试技能社会培训的蓬勃发展，作为法学人才培养核心要素的大学课程，其设置怎样的专业培养目标，选择怎样的实践教学侧重，才能筑牢学院教育之本、强化本科教育之要，无疑值得深思。一直是法学专业主干课和必修课的刑事诉讼法，当然也不例外。笔者认为，要把该门课程建设成为金课，满足“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金课标准，需要依托以能力训练为导向的案例教学法，即借助经科学规划的刑事诉讼案例体系，使课程内容反映前沿性，教学形式呈现互动性，真正实现对学生解决复杂法律问题之综合素养和高级思维的培养。

一、刑事诉讼法的教学发展痛点

1.刑事一体化的深度展开。自域外的李斯特教授19世纪提出“整体刑法学”、耶塞克教授1979年提倡“一个屋檐下的刑法学和犯罪学”，到储槐植教授1989年在我国首创别出新意的“刑事一体化”概念，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现实运作、个案处理及学术研究中具有紧密联系的观念已经取得共识、深入人心。但在教学层面，受多种因素限制，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井水不犯河水”的现象仍较为严重。前者多埋头于关于犯罪、刑罚的讲授，后者一般只关注对事实认定、程序规则的解析，这就使学生在理解刑事法问题时会出现实体与程序的裂解，学而难以致用。而作为一般开设在刑法课程之后的刑事诉讼法课程，其课堂教学无疑就要肩负起跨越鸿沟、贯通融合的重任。2.程序正义价值的独立性。作为一门程序法课程，刑事诉讼法的教学需要阐明法律程序具有独立于实体结果的内在价值。换言之，教师应当经由授课让学生充分理解，诉讼程序的运转具有保障诸如人的尊严和自主性等重要价值的独立作用，而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或维护诉讼程序在形成所谓正当、合理的实体结果方面的有效性和有用性。但我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学生在接触刑事诉讼法这门课程之前，学习的内容也多是实体法知识，这就使他们一般较难理解“程序正义属于法律程序本身的内在优秀品质”，更多是秉持一种工具主义立场，把保障人权、维护正当程序的意义归结于“为了获得普遍的、而非个案的实体真实”。经验还表明，面对实践案例，学生习惯于从结果是否正确、合法以及适度裁量等角度去分析实体正义的实现问题，但对于程序正义的基本构成要素以及分析路径、思考逻辑较为陌生，这就要求教师注重对学生因循守旧的思维体系予以重塑。3.社会分工下的教学调整。关于法学教育的基本导向，国内教育界曾存在多种判断。传统上多认为法学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主要采取以传授知识为主的素质养成型教育模式。随着对域外教学经验的借鉴以及实践教育改革的积累，职业教育的权重日益增强，即强调指向学生实践技能、操作技巧的职业训练，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建立和统一国家司法考试的设立就是标志。初期，弥补课堂理论与司法实务之间缝隙的工作主要由高校承担；近年来，各种新型的社会性培训机构逐渐发展壮大，理论知识距离实践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开始由这些更加专业、且有求必应的司法考试培训机构或律师实务培训课程“接手”。其专责指导学生、学员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应试技巧及实操技能，包括关于繁琐刑事程序条文的记忆方法或如何会见、阅卷、辩护的操作指引。我们不禁要思考，当纯粹的刑事诉讼实务技能培训慢慢淡化、甚至退出学院教育的领域时，立志于培育博雅之才的高校法学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又应在刑事诉讼法的教学上作出什么有针对性的调整？4.跨学科内容的交叉碰撞。刑事诉讼法课程的一大特征即综合性很强，不仅本身涉及程序法、证据法、法庭科学等不同知识的交叉运用，且随着诸如逻辑学、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和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等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刑事诉讼法的碰撞融合，其学科体系不断得以丰富。以刑事证据部分的课程内容为例，除了基本范畴、基本原则、证据的理论分类、法定形式和有关证据规则，一般还包括侦查取证、证据调查以及司法鉴定等专业性知识。作为通识性的法学课程，刑事诉讼法虽不会以侦查技术或证据技术为中心，只是对跨部门、跨专业的相关内容做介绍性的讲授，并引导感兴趣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再去深入挖掘。但面对这些专门领域的冲击，我们仍需反思刑事诉讼法的教学局限和边界，以进一步在课程上集中并凸显法学专业教育的比较优势。

二、刑事诉讼法的培养目标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