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范文10篇

摘要随着我国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我国正在逐渐摆脱以专政为核心的刑事司法理念，向以人权保障为归依的刑事司法理念演进。在这一过程中，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十分必要，其中包括价值上的转换，制度上的改革，规范上的更新。我们在处理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关系时，必须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积极与稳妥、引入与融通的关系。

关键词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国际接轨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表明中国已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从而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入世，其意义决不限于经济贸易，它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法律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本文仅就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互动关系略述己见。

一、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指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形成的有关刑事法律的制定、实施和遵行的标准、规范和政策。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国际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世界各国所奉行的最低限度的刑事司法的标准、规范和政策。毫无疑问，各国均有各自的刑事司法准则，这种刑事司法准则是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在同犯罪作斗争中形成的，具有本国的特色。但随着国际交往的加强，全球一体化同样会对刑事司法带来重大影响，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形成了国际刑事司法准则。这些刑事司法准则为各国所遵循，因而成为刑事司法的最低标准。2.刑事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指与刑事有关的标准、规范和政策。刑事司法涉及对犯罪的惩治，因而与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是有密切联系的。刑事司法活动涉及刑罚权的行使，以往被认为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他国是不能干涉的。但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形成，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同样要受到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限制。3.选择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作为国际化的规范，并不具有对各国天然的强制性。各个国家可以自主地决定是否加入某一国际公约以便决定是否受这一公约的约束。但一旦加入某一国际公约，就要遵守其所规定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具有选择性。联合国通过为数众多的示范性和建议性的刑事司法准则，便于帮助各国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可能作出适当的选择。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往往是经国内立法确认以后才发生法律效力的，因而国内法对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确认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的证据制度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根据表现形式不同，证据可以被分为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实物证据即是我们一般印象中的物证、书证等，包括一些视听资料。在公诉案件中，实物证据多由控方提出，在自诉案件中，实物多由自诉人提出。言词证据多来自目击者、受害者、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等人的陈述，正常情况下是由证人出庭，面对法官当庭陈述，而没有合理的理由证人的书面证词的证明力是很小的。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富有一定经验的法官可以在法庭上根据已掌握的案件事实，作证人的神色言谈等，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考量该言词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就一般情况来看，目前证据的提出和采纳规则很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可是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却存在一定的问题，对案件的审查和判决产生一定不利的影响。

二、刑事司法实践中实物证据的合法采纳和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最后的判决在一般世俗的价值观看来似乎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它的存在恰恰说明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可以很好存在的肥沃的土壤。辛普森在被害人家属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赔偿了巨款，因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只要一方的理由具有相当的优势，即盖然性，就可以被采纳，而在刑事证据的采纳中，其要求则更高，于是在刑事诉讼中，辛普森被判无罪。相比之下，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贯彻却并不那么乐观，似乎只要对认定案件有一定帮助的证据就可以采信，而对于采集它的过程的合法性并没有我们预期的那般关注。收集更多的证据对于公检法机关办案而言，客观上的确可以提高效率，但实际上，不注重实物证据采集相关过程的合法性，不利于人权的保障，且对于司法实践公正化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这种草率很容易成为刑讯逼供滋长的土壤。以公诉案件为例。当检察官提起公诉指控犯罪嫌疑人，并且拿出犯罪嫌疑人伏法认罪的“证据”（假设该嫌疑人遭受了刑讯逼供），此时，在实际中，法官往往已经看过了相关的卷宗资料，即使法官拥有较好的职业素养，也仍难以摆脱先入为主对案件事实有了一定价值判断的客观情况。在这种法官已经形成了一定“心证”的背景下，已经处于不利地位的辩方除非能提出更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询问的时候遭受了刑讯逼供，否则如何能推翻控方提出的证据呢？况且，我国关于类似几十个小时的连续询问、以不合理的虚假承诺诱使犯罪嫌疑人“招供”等变相刑讯逼供手段界定不明，假若公安机关或者检查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未使用任何暴力手段，而使用这类变相的“温柔的”刑讯逼供手段，辩方的举证可能性会变得更小。呼格吉勒图案，佘祥林案，杜培武案是司法史上不应当被忘记的案例，这三个著名案例中，后两位因为及时抓住了真凶而洗刷了冤屈，而呼格吉勒图却因为不公正的判决永远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培根在《论法律》一文中有一句著名的名言：“一次不公正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最后查出来的冤假错案为人们所扼腕叹息，那没有查出来的呢？谁知道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我们究竟有多少的“呼格吉勒图”冤死于不公正的判决之下。诚然，囿于司法资源的有限和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要做到绝对的公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笔者认为，通过制度的保障，还是可以减少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性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证据收集及采信的合法性保障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深入落实，以及贯彻疑罪从无原则——非法证据排除，或者说排除无法确定合法性的证据实际上也就是在贯彻疑罪从无原则。如果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采集不合法，或者本身的合法性无法确认的证据予以采用，势必会导致更多的冤假错案，而并不是每一个冤案中的“被害人”都能“活着回来”的，也并不是每一个案子的真凶都能及时“浮出水面”，即使少部分幸运儿能在有生之年沉冤昭雪，但那些在监狱中无端被消磨掉的宝贵青春却不是国家赔偿那并不多的金钱可以赎回来的。

三、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作证制度及其实效

我国对于言词证据的采纳，一般情况下需要证人出庭作证，对法官陈述。这对言词证据真实性的提高有极大的好处，可是也因为证人必须出庭作证，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知情人士出庭作证的意愿不高，甚至明确表明拒绝出庭作证。首先，证人不愿意出庭，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是害怕会遭受到来自被害人家属或者被指控的刑事被告的家属等人的报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的第307条和308条分别规定了妨害作证罪和打击报复证人罪，从立法层面对证人进行了保护，这使得惩治阻碍证人作证力量变得有法可依。而在实际中，除非是发生了特别严重的后果，出庭作证的证人往往很难用这两条法律来自我保护，一是因为在具体个案中这两样罪名的罪与非罪不好界定，二是在我国司法资源有限、办案压力巨大的背景下具体操作起来十分困难。而即使可以以《刑法》第307条或者第308条的罪名将阻碍力量绳之以法，但对于已经遭受了伤害的证人而言，又有什么好处呢？其次，证人因出庭作证而产生的必要费用，诸如差旅费等，应当由谁支付呢？虽然有制度说法院应当报销证人出庭作证所花费的必要费用，但实际中，一方面，对案件有所了解的可以出庭作证的人往往不知道这项制度的存在，而另一方面，让法院主动去提供经费也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除公安机关等悬赏征集案件线索之外，证人愿意出庭作证往往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和案件的刑事被告有直接的亲属或者利害关系，二是出于自己内心的正义感。往往前者居多。基于上述理由，在知情人士和案件没有多大关系的情况下，相关人士综合考虑到出庭作证可能给自己带来的风险和遭受的损失，权衡利弊，证人往往不愿意出庭作证。证人的不愿意出庭作证从人之常情的角度无可厚非，但证人的这种消极的不作为往往会给司法实践，尤其是法官的判案，增加很大的难度。一方面，刑事案件，尤其是恶性的刑事案件，往往发生在目击者较少的偏僻、隐蔽处，如果能有知道案情的目击者等人出庭作证，不仅可以从正面提供积极的、新的证据，还可以作为佐证已有证据的材料，增加其他证据的证明力，从而促进案件审查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在重大的、犯罪嫌疑人拥有极强的反侦察能力的情况下，证人的出现还可以从心理上对犯罪嫌疑人产生威慑，对于查明事实的真相帮助很大。

2011年7月，李昌奎案“免死”判决上网后，舆论炸了锅。舆论和司法机关的行为出现了激烈对立。[1]之后，社会上更是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死缓翻案风”，专业审判常不被信任。[2]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司法与舆论出现如此激烈的对立？换言之，司法判决为何不能得到公众的认同？一个得不到公众认同的司法判决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要求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本文旨在探求这一问题的答案，并在此基础之上寻求司法与公众良性互动的合理路径。

一、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基本蕴涵

（一）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内涵界定

所谓认同，《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例如民族认同感；二是承认，认可，例如这种研究方法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同。据此，我们认为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是指公众对于刑事司法的承认、认可，这种认同是公众将刑事司法的过程及其结果和自身对该案件的认识与判断进行比对后，对符合自身判断的刑事司法的承认与认可。这一概念应当从两方面来理解：

1.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是对刑事司法的过程与结果两方面的认同。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有一种“重结果轻过程”亦即“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思想倾向。通常，判决做出来，如果结果“正确”，一般就不会有问题。至于这个结果是如何得出来的，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问题，在司法过程中是否严格依据刑事程序法办案，对于这些问题则关注的很少。这一错误思想，导致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难以得到切实保障。虽然法律对于刑讯逼供严加禁止，但司法现状却并无明显改观，改变的只是刑讯逼供手段，从过去明显的身体侵犯发展成了隐性的身体或者精神折磨。正是由于这些司法乱象的存在，以至于每当律师以被告人遭到刑讯逼供为由作辩护理由时，总能得到公众支持，因为在公众心目中刑讯逼供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是普遍现象，即便办案程序确实合法，司法人员亦难以辩白。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公众对于案件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实体正确，同时对于刑事司法的过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不仅要求刑事司法的最终结果必须合法合理，刑事司法的过程也应当合法合理。

2.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是具体的司法裁判和公众的认识与判断相符，为公众所接受认可。虽然公众并非法律专业人士，有的老百姓可能压根儿就不知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但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只要生活在这一社会当中，任何能够理性思考的人都能对案件做出一个大致合理的判断。这一判断结果可能与司法判决不完全相符，但基本的是非对错与合理合法的判决结果相距不会太大。“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什么是黑什么是明，什么是奸什么是忠”公众心里自有定数。对于刑事案件公众应当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如果一个行为触犯了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那么这个行为就是犯罪。”，“我们不该说一种行为是因为犯罪的才会触犯集体意识，而应该说正因为它触犯了集体意识才是犯罪的。我们不能因为它是犯罪的就去谴责它，而是因为我们谴责了它，它才是犯罪的。”[3]虽然，普通百姓可能并不懂法，但他们能够判断这一行为是否触犯了集体意识，是否能够为他们所容忍，当这一行为不能为他们所容忍时，他们就会谴责它，这一行为就应当作为犯罪处理。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其判断的主体是具有集体意识的公众，司法人员只是在行使民众赋予他们的一种职权。在公众详尽的了解案情的前提下，如果司法结果与公众心中的判断基本相符，这个案件的判决就是正确的；如果一个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公众的判断大相径庭，这个案件的处理一定是有问题的。因此，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是公众对于刑事案件的一种判断，是公众对于符合其自身判断的司法过程与结果的承认与认可。

一、前言

公正，是司法的本质属性，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在诉讼价值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司法体系的建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司法活动的开展都以公正为终极目标。刑事审判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能，是国家法律实施的坚强后盾，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肩负着惩治犯罪，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权的神圣使命。因此，作为刑事审判部门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审判职能以更好肩负自己的神圣使命呢？最重要的就是司法公正。

二、司法公正在刑事审判中的价值

司法公正作为刑事审判追求的根本目标，是衡量刑事司法能力强弱和刑事司法水平高低的根本标准，在刑事审判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切实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要在整个社会确立法律具有高于任何个人和组织的权威，树立起法律至上的意识和观念。司法公正对法律至上观念的形成和维护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刑事审判而言，通过公正审判可以向人们明确昭示：什么行为是合法的，什么行为是要受到刑法追究的，人们可以从中获得一种稳定的行为预期，并在此基础上行为遵法和守法的心理，从而使法律的评判功能和导向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法律的尊崇和拥护，必然进一步维护了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

2、保障了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载入宪法，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必须予以贯彻。在刑事审判中，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就是人权保障法，通过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坚决履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赋予的职责。一方面，通过依法惩罚犯罪，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不受犯罪侵犯，保护被犯罪行为侵犯的人权。另一方面，就是在诉讼活动中，保障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作出罪刑相适应的处罚。通过惩罚犯罪保障被害人的人权，同时依法保障被告人的人权。

摘要：刑事司法赔偿制度在我国指的是国家司法机关在行使审判、监狱管理职权时侵犯了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后给予刑事案件受害人的赔偿。在近几年，“王本余案”和“张氏叔侄案”等关于冤假案件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防止冤假错案的同时也要关注受害人的赔偿问题。笔者认为加深对司法赔偿问题的立法研究，对赔偿过程和内容的细节处理，是完善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法治化的重要保障。本文就我国目前刑事司法赔偿的归责原则、范围和精神损害赔偿等具体化的要求以及程序的简化进行探究，希望我国刑事司法赔偿制度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及时充分的保护，使法律的权威性得到尊重，让法律的公平正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促进中国特色法治社会的建设，进一步杜绝司法权力的滥用。

关键词：刑事司法赔偿；归责原则；独立赔偿程序；精神损害

根据我国的法治发展及需求，刑事司法赔偿在国家赔偿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刑事司法赔偿在各个国家大体是指司法机关在审查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因职权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害。所以刑事司法赔偿制度是不良社会后果的一种补救，也是国家对不公正司法行为从法律上给予否定性评价的一种重要方式。刑事司法赔偿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使公民看到了国家有错必究的勇气和事后积极补偿受害人的认真态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受害人的身体和心理伤害，而且在公民对法律的认可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刑事司法赔偿制度的不断完善，2016年1月最新司法解释的，针对刑事司法赔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详细的规定；内容涵盖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包括刑事赔偿范围和标准、赔偿金的确定、赔偿决定的效力等方面的多个重要问题。但在新的司法解释中没有涉及赔偿程序的规定，而且也没有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考量因素作出规定。这些不完善的地方都有可能对受害者的救济造成阻碍，所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司法赔偿制度。

目前我国刑事司法赔偿制度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在于：（1）刑事司法赔偿的归责原则存在缺陷。我国的归责原则经历了从违法原则逐步向结果原则的转化，对刑事司法赔偿制度作出了重要努力和改进，但“结果归责原则”在法条中并没有全面落实。在《国家赔偿法》修改之前我国采用违法原则。但是结果归责原则更有利于我国目前的法治发展，重点突出“结果”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只要因职务行为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出现，受害人就可以向国家提起赔偿。但结果归责原则的覆盖范围并不全面，《国家赔偿法》规定,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该规定就是以违法为前提条件的，而且武器和警械的攻击性相对较大，造成的后果相对较严重，所以在实践中能否及时地对受害人进行赔偿至关重要。“违法”的前提条件给实际操作带来诸多不便，更与国家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不符，“结果原则”成了妥协的产物。（2）刑事赔偿委员会设置不合理。在我国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的性质是非诉讼程序，导致在非诉讼程序中的质证、辩论等核心环节得不到充分展现。另外，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内部人员的组成过于单一，很难保证赔偿委员会审判的中立性。司法机关传统的“分工负责”“独立办案”的原则，导致了司法侵权行为的“自我审查、自我确认、自我纠正”的系统内部处理。（3）缺乏专门独立的刑事司法赔偿程序。刑事司法赔偿程序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先行处理、刑事司法赔偿的复议、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受害人必须按照赔偿程序的先后顺序进行申请，且前面的司法机关进行裁定后，才能启动下一个程序，严重影响了申请进度。刑事赔偿的目的不单单是对受害人进行赔偿，还要对相关司法机关的错误行为进行纠正，在一定法律意义上具有监督的性质。而在刑事司法赔偿程序中没有独立的机构对赔偿审查进行客观评价。在先行处理的程序中，申请人首先要对赔偿义务机关进行确定，但在实践中受害人有时不能对侵害主体进行明确的判断，这就为后面的申请带来困难。复议程序是对先行处理的裁定不满而提出的进一步申请，复议程序的实质是对受害人与下级机关进行纠纷处理，而不是对赔偿申请的审查，并且上下级的关系，使得审查主体地位的中立性不能充分保证。

复议审查时间较长，而且不是刑事赔偿程序的最终决定机关，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当事人的时间。笔者对于我国存在的现状提出几点建议：（1）坚持区别对待原则。区别对待原则指的是在刑事赔偿案件的责任追究机制中对司法人员问责的同时应该区别对待追究，即不能让受害者无辜蒙冤，又不能因国家对司法人员的责难性太重给执法者造成负担。区别对待原则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要求，国家对公民进行最大化权益的保障，对受害人进行最全面的赔偿，不应一味地对错误行为的相关责任人进行追究，对客观造成的损害后果过分考虑而忽略其主观因素。在进一步审查的过程中，对造成损失的起因、社会影响的大小、职员的经济能力和对受害人的伤害程度进行量化考虑。这样使受害人得到充分赔偿的同时，减少了司法机关的责难色彩和沉重的思想包袱，让追究机制充分合理地落实。（2）细化、完善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国家赔偿法》中仅进行了抽象概括性的规定，笔者认为应该对其内容进行细化，划分为不同程度的赔偿数额，给法官提供相对具体的参考标准，同时可以参照民事侵权行为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如行为主体的具体情形、过错程度、侵权方式、社会影响、损害后果和当事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又因为刑事案件比民事案件的社会影响更大，所以，在明确刑事司法赔偿中精神损害时考虑的因素更加严格。通过以上的参考归纳出精神损害程度的判断标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侵权行为的过错程度和主观方面的故意程度；侵害行为的方式和场合等具体情形；受害人遭受侵害的程度；司法机关赔偿的及时性和充分性。（3）独立刑事司法赔偿制度的构建。一方面，简化刑事司法赔偿程序。现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无形中延长了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时间，若没有及时得到赔偿，受害人有可能要经过六个月左右的漫长等待。首先，可以给予受害人是否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进行复议的权利，即受害者可以省略复议的繁杂程序，复议的目的是对违法或不当的侵权行为进行修正，而且根据我国司法现状，将刑事赔偿程序纳入刑事诉讼的特别程序还有很远的路程，所以可以在《国家赔偿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受害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的判决不满意时，可以直接向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赔偿申请。另一方面，需要完善赔偿委员会的组成结构，以保证审判的公平性。所以刑事赔偿委员会可以在目前法官单一组成的基础上让多元的社会因素参与，形成由法官、人民代表和法律知名学者按照合理的比例组成的审判队伍，来保证审判的中立性。这样，不同层次的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监督的作用，又体现了回避原则，符合刑事赔偿程序的正义要求。所以完善刑事赔偿委员会的设置是法制进步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本文作者：万毅工作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观念上一般认为,刑事司法制度是为维护社会秩序而设的,秩序是刑事司法制度的首要价值。然而,秩序不过是社会有序化状态的一种描述。社会本身系由个人因利益联结而成,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原子式的个人难免因为利益追求而引发权益冲突,而频发的大规模冲突又必然危及人类本身的存续,因此通过各种整合机制控制个人恣意、实现社会有序化就成了必然的选择。社会秩序本质上就是对个人自由的勘定。因此,相对于秩序,自由才是刑事司法机制的价值本位。

一自由之所以成为刑事司法制度的首要价值,需人们动用刑事司法机制来加以保障,其根本原因在于自由乃是人类社会存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自由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无论就个人或社群而论,不愿遭受侵犯而愿自行其是的欲望,都是高度文明的表征0[1](P208-209)。长期以来,自由被视为人的一种原初状态、首要源泉,是一种国家与社会既不能压制也不能限制的原则[2]。/没有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由,人就无法生存,这正如没有最低限度的安全、正义和食物,人便不能生存一样。人性中似乎存在着一种难以驾驭的意向,,这种意向要求获得一定的自由。0[3](P280-281)/要求自由的欲望乃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欲望。0[3](P278)基于此,人类社会的任何制度设计都不能违逆人的自由本性,刑事司法制度当然也不能例外。刑事司法制度对于自由价值的追求,是通过对违法行为的追究和对法秩序的保障来实现的。法是自由的表达和保障,任何对法的背离,都构成对自由的侵害。在所有的违法行为中,犯罪行为对法秩序的破坏是最直接和危害最大的,它对人的自由的威胁也最大,为此,必须通过建立相应的压制制裁机制来谋求对犯罪行为的制裁和惩罚,以消除其威胁。/任何一个为非作歹的人,既然是在侵犯社会权利,于是便由于他的罪行而成为国家的叛逆。他破坏了国家的法律,所以就不再是国家的成员,他甚至是在向国家挑战。这时,保全国家就和保全他自身不能相容,二者之中有一个必须毁灭。在对罪犯处以死刑时,我们杀死的与其说是公民,不如说是敌人。0[4](P400)作为国家惩罚权力制度的一部分,刑事司法制度在发现犯罪、揭示犯罪并加以惩罚方面具有其他权力机制所无法替代的功能和作用。如果说犯罪是对自由的否定,那么刑事司法制度就是对自由的否定之否定。从政治架构层面来看,刑事司法制度对自由价值的追求,也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内在要求。刑事司法制度首先是作为一种国家权力机制而存在的,它必然也遵循着现代民主社会的权力组合原则。从国家权力运作的层面上讲,刑事司法活动本质上就是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一项国家活动,由于国家权力直接指向公民权利,其间必然伴随着激烈的权益冲突。从力量对比上看,国家与公民个人之间存在着悬殊差距,如果不对国家权力的行使加以限制或制约,那么刑事司法活动的结果必然呈现出/一边倒0的格局,从而使诉讼结果丧失基本的公正性。因此,基于现代民主与自由的政治理念,为了保障公民个人自由,必须通过公正的刑事司法程序的设置来制约国家权力的恣意行使,防止国家滥用权力,侵犯个人自由。刑事司法程序的存在本身就反映了一种以/程序制约权力0的自由思想。

二自由的概念具有流变性,对于自由的含义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阐释。在这种情况下,对自由进行类型研究就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利于我们认识自由含义的不同侧面。

(一)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从自由行使的状态的角度,可以将自由分为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绝对自由意味着绝对的任性和任意,意味着权利人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为所欲为,但是这种绝对自由或曰自然自由仅仅存在于人的原初状态之中,因为人类的经验告诉我们,自由的放任和恣意只能导致社会的极度混乱和无序,其结果是自由本身的沦丧)))/不是人类的最低限度之需求无法获得满足,就是弱者的自由会被强者的自由所剥夺0。因此,/自由总是呼唤着理性,以寻找管理自由的规则。正因为如此,自由不单纯是自然状态,它也是对法律的向往。虽然作为人之最初的自由是绝对的,但自由终究是建立在法律之上的0[2](P27-28)。为了保障人人享有同样的自由,就必须对绝对的自然自由加以社会限制,以相对自由即法律的自由来代替自然自由。正如西塞罗指出的:/我们都是法律的奴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是自由的,如果没有法律所强加的限制,每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结果必然是因此而造成自由的毁灭。0可以说,国家法律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表达和鉴定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状况,/法依其实质,从而也依其概念,就是历史上形成的并由客观决定的现实关系中自由的形式,是这一自由的标准、自由存在的形式,是形式上的自由0[5]。因此,/正如康德精彩表述所示,只有使每个人自由的程度未超出可以同其他一切人的同等自由和和谐共存的范围,才能够使所有人都享有自由。因此,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必然是一种法治的自由观,它限制每个人的自由,以便保障一切人享有同样的自由。0[1](P203)相对自由观为刑事司法制度的生成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因为刑事司法制度的根本功能在于通过对严重的违法行为)))犯罪行为的惩罚和打击,保障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维护社会的秩序和安定。由于犯罪行为本身的暴力性、隐秘性和复杂性,刑事司法制度的运作往往以限制公民个人自由为前提和条件,国家司法机关的行为往往伴随着强制力,刑事司法的过程难免对公民个人的自由权益造成损害。如果按照绝对自由观,个人自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不能加以限制的,那么以限制个人自由为前提的刑事司法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性。而相对自由观强调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平衡性,允许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在一定条件下限制个人自由,这就为刑事司法制度的生成奠定了正当性基础。

(二)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考察自由主义思想史,对自由所作的最为有名的分类当是英国学者柏林所作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分类。根据柏林的观点,消极自由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限度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0。而积极自由所要回答的问题则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类人?0用语式来区分,消极自由就是/免于,,的自由0,而积极自由则是/去做,,的自由0[1](P200-201)。消极自由的实质是要求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并保护私人领域不受非法干涉,/人类生活的某些部分必须独立,不受社会控制。若是侵犯到了那个保留区,则不管该保留区多么狭窄,都将构成专制0[1](P205-206)。据此,刑事司法权的运作必须恪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不得越界行使,这具体包括三项规则:一是行为和信念的区分。司法权只及于公共领域即行为,对思想犯罪不能予以追究。在现代社会,人们持有/多种互不相容的信念0,因此,李普曼在5公共哲学的复兴6一文中指出,自由首先意味着简单地顺从一条规则)))/信念是个人的私事,只有公开的行为才是公共领域的事情。0在刑事司法领域,诱捕侦查措施因涉及这一原则而争议较大。诱捕侦查(encouragement)指的是,国家司法机关针对那些已有犯罪意图的人,为获得对其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而诱使他实施犯罪行为,并在其实施犯罪行为时将其抓获并提起刑事指控。由于诱捕侦查系针对已有犯罪意图之人而实施,容易导致仅仅依据犯罪意图就启动侦查,有混淆信念和行为的界限、危害公民自由之虞,因此,各国对诱捕侦查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争议都较大[6]。实际上,诱捕侦查只是使必然发生的犯罪行为提前发生,而不是去/制造0犯罪,更不是去教唆犯罪,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行为的可期待性,即嫌疑人已有犯意流露,按照正常逻辑,只要条件具备,嫌疑人就必定会实施犯罪行为。二是公共信息与个人隐私的界分。/民主理论还把权利奉为神明,但是这种权利局限于政治参与所必需的限度之内,诸如某种程度的隐私权,以使得一个人可以支持不受民众欢迎的事情而不必担心政府或者其他公民的制裁。0[7]因此,必须对于公民的个人私生活予以保障,这就要求刑事司法程序针对侵犯公共生活的犯罪行为而发动,司法机关必须恪守/民刑分离原则0,对民事案件和民刑交错的案件采取/民事不介入原则0的消极态度,对于公民的民事违法行为绝对不能发动刑事追究。在实践中,存在所谓/圈套案件0,即有关人员虽然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或检举,但是其真实的意图却是希望以此促使民事纠纷的解决。对于这种/以解决民事为目的利用刑事0的/圈套案件0,司法机关一定要审慎对待,以免违背了/民事不介入0的司法原则。¹同时,这一原则还要求司法机关在追究涉及公民私生活领域的犯罪行为时,保持一种克制态度。在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一旦有犯罪行为嫌疑时,警察应当接受对犯罪行为的告发、告诉并启动司法程序。但在家庭、朋友或者邻居等社会亲近范畴内发生轻微的身体伤害、强迫或者侮辱情况的时候,警察往往拒绝受理告发。显然,面对这类情况,警察不怎么视自己为一个犯罪行为追究机关,而更视自己是一个调解、安抚部门,它不愿意启动程序,以免进一步加深争执[8](P6)。三是认可底线自由的存在。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如果这个范围被逾越,个人将会发觉自己处身的范围,狭窄到自己的天赋能力甚至无法作最起码的发挥,而只有这些天赋得到最起码的发挥,他才可能追求、甚至才能/构想0人类认为是善的、对的、神圣的目的[1](P210)。这就要求我们认可底线自由的存在,对于这些自由,刑事司法程序必须予以保障。例如犯罪嫌疑人在司法中的人格应受尊重,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等。这些底线自由和基本权利是嫌疑人维护自身人格和身体完整性的必要前提,是刑事司法程序中人权保障的基础。柏林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初衷在于肯定消极自由、批判积极自由,因为在柏林看来,积极自由的观念可能为极权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对人的奴役辩护[1](P210)。但是,对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社会功能应当加以辩证的理解,特别是应当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适时作出调整。在刑事司法领域,自由价值的内涵也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自由0向/积极自由0发展演变的历程。在现代司法制度诞生之初,正值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初生,刚从封建藩篱下获得自由的公民为免于国家权力的过度干预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仅仅要求国家承担/守夜人0的角色,而不希望国家对社会生活干涉过多,表现在刑事司法领域,就是要求公民充分享有免于国家权力侵害的消极自由,无罪推定原则的出现以及沉默权制度的产生就是/消极自由0观念作用的直接结果。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大化,为避免生产和竞争的无序,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开始占据主流,同时福利国家思想开始出现,个人的发展需要得到社会扶助的观念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在这样的背景下,保障公民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对司法程序的积极参与的观念受到更多的关注,刑事司法中的自由开始由消极自由向积极自由演化。在这方面,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完善是一个典型。费尼在5刑事辩护的伦理道德问题)))美国的经验与教训6一文中指出:辩护权是整个刑事诉讼中最为重要的权利,只有能够行使辩护权,其他权利才可能得到保护。但是,由犯罪嫌疑人亲自行使辩护权却存在着主观与客观方面的诸多现实障碍。一方面,嫌疑人不是法律专家,对法律条文及法律精神的把握存在着现实困难,也缺乏应付诉讼的专门知识和技巧,因而难以从法律上展开有效的辩解和反驳;另一方面,嫌疑人在涉讼期间人身自由往往会遭到限制,无法进行充分有效的调查取证活动,难以收集到辩护所需的相关证据和事实。这样,由私人法律专家)))律师来辅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就具有了必要性。但是,律师的法律帮助作为一种服务本身是一种商业行为,是需要犯罪嫌疑人支付代价来购买的。由于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其他原因,犯罪嫌疑人有时无力聘请律师为其辩护,这时,其权利保障就可能出现瑕疵。积极自由的观念兴起后,各国开始实行由国家对因经济困难等原因而无力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制度,并且援助的范围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辩护权就逐渐演变为一种积极自由,它使公民有能力参加到司法机关的罪案调查之中,并有能力展开充分的辩护性调查。

课题主持人：**县人民法院院长

课题组成员：

干福忠*县人民法院政工科副科长

苏斌杰*县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李春宸*县人民法院政工科干事

随着我国刑事法治的进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各项制度日渐完善，然而，作为刑事诉讼主体之一的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却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法律规定，被告人应该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犯罪人经济能力有限等原因，无法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情况屡见不鲜。被害人及其家属却因治疗伤病花费巨大，因丧失独立生活能力或劳动能力而陷入生活的困境。被害人在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的同时，赔偿权益也无法得到有效实现，对今后的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目前，我国有关司法救济制度的规定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而此规定中的司法救助，内容仅限于民事、行政案件中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诉讼费的缓交、减交、免交。实践证明，现有的法律规定已不能完全满足司法工作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实属急需。2007年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时提出，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彰显司法人文关怀，“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成为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根据市中级法院的安排部署，我们以近三年*县法院审结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及甘肃法院年鉴统计数据为基础，借鉴各种媒体反映的全国各地刑事被害人不能得到赔偿的情况。就我国目前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现状进行分析，对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的现实必要性、可行性、理论依据以及制度的构建提出设想，希望能够对我国在此制度的构建和立法上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刑事司法鉴定是刑事诉讼中，为查明案情由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在刑事诉讼中，鉴定是侦查行为的一种，也是证据形成的途径之一。鉴定结论作为“科学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对于诉讼结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涉及鉴定制度的包括鉴定结论的称谓、鉴定人出庭作证、鉴定人签名等，鉴定模式的选择、鉴定制度的地位、鉴定程序的启动、重新鉴定问题、鉴定次数问题等也纳入学界视野，成为刑事诉讼法修正热议的话题。笔者从事刑事诉讼实务，特将刑事司法鉴定实务中发现的典型问题予以分析论证，以期对刑事诉讼文明进程贡献绵薄之力。

一、法律应当对鉴定时限进一步规范

(一)现行关于鉴定时限的相关规定

关于鉴定时限的定义，立法上并无明确规定。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26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在与委托人签订司法鉴定协议书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委托事项的鉴定。鉴定事项涉及复杂、疑难、特殊的技术问题或者检验过程需要较长时间的，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完成鉴定的时间可以延长，延长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三十个工作日。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对完成鉴定的时限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细分析之，本规定只是司法鉴定结构接受委托之后完成鉴定的时间，实务中鉴定时限应当包括鉴定时机的选择、鉴定过程的进行和鉴定的完成等统一的过程。在刑事诉讼实务中，鉴定对象不同，鉴定时限亦有差异。若是固定不变的鉴定对象如痕迹、实物、文字等，鉴定时限对鉴定结果不会有太大影响;而对于处于变化中的鉴定对象，如人体损伤，在不同的时限鉴定会出现不同的伤情结果。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编著的《人体损伤程度司法鉴定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对人体损伤鉴定时限有专门的说明，该《指南》“总论—鉴定时限”部分提出:“凡不影响容貌和组织、器官功能的损伤，鉴定时限不超过1个月至3个月;凡影响容貌和组织、器官功能的损伤，鉴定时限不超过3个月至6个月;疑难复杂、一时不能确定的损伤，鉴定时限不超过1年。”《指南》在“毁人容貌、听力鉴定、视力鉴定”等部分，都对鉴定时限做出了说明，如“损伤后有视力下降的最好应在伤后1周左右进行常规视力检查，伤后3－6个月并临床治疗基本终结后，再经复查视力作出鉴定结论。”

(二)鉴定时限的实务意义与不足

由于人体损伤存在治疗康复过程，鉴定时限的选择对于伤害类案件的结果影响重大，过早进行鉴定伤害后果显示会很严重，治疗结束之后鉴定后果可能相对较轻。笔者办理王某伤害周某案件，王某造成周某左肘鹰嘴骨折，办案机关在进行鉴定时内固定尚未拆除，周某左肘无法活动，鉴定结果为重伤(六级伤残)，等内固定拆除后重新鉴定时，周某左肘可以自由活动，鉴定结果为轻伤。由此，对于变化中的鉴定对象，尤其是伤害类案件的人体损伤鉴定，应当将鉴定时限作为必须考量的因素。其他鉴定，如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包括物证类鉴定、毒物鉴定等，鉴定时限选择对鉴定结果也具有直接的意义。

近年来，我区纪检监察机关按照中央纪委、省市纪委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加大了与公安、检察、法院的衔接力度，查办了一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并与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联合制定了有关联合办案的制度，可以说已经初步构成了纪检监察机关执纪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机制，增强了查办违纪违法犯罪的力度和效果。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纪检监察与刑事司法衔接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我们应该积极研究有效措施，不断完善纪检监察与司法机关的协作机制。下面分三个方面内容来谈点个人的见解：

一、纪检监察机关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中的主要做法

（一）建立办案领导机制。近年来，我区在查办大要案过程中，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汇报办案工作情况，主动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成立了以区委书记叶建青任组长、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吴勇为副组长，公安、检察、法院、政法、审计、司法等相关单位为成员的区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工作领导小组和以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吴勇任组长、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吴茂发、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邹裕明，区委常委、公安分局长刘向东三人为副组长，法院、检察、区纪委分管案件的领导为成员的区反腐败协调小组。纪委、公安、检察、法院主要领导亲自抓办案，定期分析办案工作情况，对一些重点案件的查处，亲自组织，直接指挥。分管领导全力以赴，尽职尽责，集中精力抓案件。对上手的案件精心组织，亲临一线，靠前指挥。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的查处，采取成立区委专案组的形式，加强对办案工作的领导，成效非常显著。

（二）建立办案协作机制。为进一步发挥各执纪执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出台了《区反腐败协调小组关于加强执纪执法机关协作办案的意见》，形成了明确分工，又相互合作的办案协作机制。一是明确案件管辖范围。区纪委定期召开由公安、检察、法院等组成的办案工作联席会议，及时了解和调度各执纪执法机关办案工作的进展情况，做到互通情况、资源共享。并明确在案件查处中，纪检监察机关主要负责中共党员、监察对象违纪政纪的行为；公安机关主要负责查处非纪检监察对象涉嫌经济犯罪的行为；检察机关主要负责查处非纪检监察对象涉嫌行贿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二是加强协调配合。根据案件需要，在执纪执法部门抽调业务骨干参与办案，进行联合办案。需要对与案件直接有关的或同案的非党员、非监察对象进行询问时，提请公安检察机关协助调查。如我们在调查区林业系统有关问题时，发现某林场存在滥砍乱伐、滥用职权等违法违纪问题，调查组根据发现的问题要求森林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协助，查清了非法所得20多万元的违法犯罪事实，结果5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三是明确案件移送的条件和程序。区纪委在查处案件过程中，发现被调查对象已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处理；公安、检察、法院依法查处犯罪案件过程中，对涉嫌犯罪的党员和行政监察对象，公安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前，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前，法院在一审判决后，书面函告纪检监察机关，由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处理。

（三）建立办案人才储备机制。区纪委与公安、检察、法院、审计一起从单位中一共选出16名办案人员，从基层纪委或区直部门选出30名陪护人员，组成办案人才库，这样有效地解决了办案力量不足、抽调人员难的问题，较好地提高了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

二、纪检监察机关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舆论就是公众对某一焦点事件带有倾向性的意见，这种意见具有巨大的社会精神力量。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一样，媒体监督对于刑事司法而言实质上是一柄双刃剑，监督得当，则可产生积极影响;反之，则容易滋生负面的消极效应。

一、媒体监督对刑事司法的积极影响

通常认为，媒体是公众的眼睛和耳朵，其在代表公众监督司法机关公正裁判方面具有特殊使命，例如在英国，媒体已于数百年前就开启了对法院裁判活动的报道，这些法治新闻报道不仅提高了公众对法律知识和裁判程序的了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监督了司法裁判的过程，防止司法过程的偏差以及出现的司法腐败等情形，媒体对法治新闻的报道及对司法裁判的监督对于维护英国的法治传统、教育公民遵守法律，起到了积极作用。①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也是我国当前依法治国提出的基本要求。刑事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在于内部的自律和外部的监督，而外部的有效监督显得尤为必要，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媒体的监督对于刑事司法公正的保证将起到积极作用，例如曾经引起全国广泛关注的呼格吉勒图案正是媒体监督作用的有效体现:1996年6月10日，年仅18岁的呼和浩特市卷烟厂职工呼格吉勒图以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然而在案发9年后的2005年，真凶落网。此后，呼格吉勒图的父母持续9年上访，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5日宣判呼格吉勒图无罪。该案正是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坚守新闻良知，坚持追求社会正义的情况下，对这个18年的冤案予以了准确而翔实的报道。长达九年的呼吁与推动，才使得多年的这一冤案得以昭雪。媒体通过监督司法活动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司法公正则是通过公开、公平、公正地审判来予以维护，但两者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和维护公民权益的重要手段。媒体强调的是道德与情感性的评价，追求的是一种观念上的平等，而司法活动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媒体介入司法活动后，司法过程便在社会公众的视野之下，这样司法活动中的事实认定、证据审查和法律适用等就置于阳光之下，媒体监督成为了保障法律正确有效实施的坚实力量。媒体的受众是广大的社会民众，由于能引起媒体关注的刑事司法活动中所涉及的都是“有争议、有悬念的故事”，因此容易引起社会民众融入各种情感式的关注，恰恰是这种社会民众的关注与媒体监督使得刑事司法活动免受腐败的侵袭和冤假错案的影响。与此同时，媒体监督下的司法活动的公开也有效堵截了外界对于司法活动的干预，对于司法活动的独立和司法审判的公正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另外，媒体监督还能有效纠正刑事司法不公现象，这缘于媒体对刑事司法不公问题的报道，有助于司法机关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及时查处刑事司法活动中的违规违纪和司法腐败行为，有益于提升司法队伍人员素质和加强司法机关队伍建设，对行业领域及组织机构行为规范的调整亦具有一定影响。②

二、媒体监督对刑事司法公正的负面效应

新闻自由与媒体监督所赋予的权利也可能促使虚假新闻的泛滥，这种虚构的新闻可能涉及消息来源本身虚构新闻事件以及记者自身作假，这可能助长犯罪或逃避法律责任，甚至出现将新闻媒体作为报复他人或者牟利的工具，如我国台湾地区台北地方法院“92年度”(2003年)自字第321号刑事确定判决显示:台湾的“中时晚报”记者戴某某，在明知某女性法官是依法将其涉嫌公共危险驾车的丈夫从警局带走的情况下，竟然捏造“法官劫囚”的耸动新闻报道并刊登于该晚报的头版上，最后依照加重诽谤罪该记者被判处有期徒刑5个月。这便是媒体有时为了引起关注而制造的所谓“噱头”，本案的焦点在于某女性法官是司法工作人员，这容易与司法公正的话题联系起来，因而这类媒体故意制造司法不公现象新闻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因为这不仅颠覆了媒体的基本价值立场，而且影响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印象。实际上，媒体监督刑事司法有时难免会变异为“媒体审判”，所谓“媒体审判”是指“媒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④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trialbynewspaper)，其源于英美法系的大陪审团制度，即如果媒体在法庭开始审判之前就针对案件本身以及当事人，基于一种普世道德价值观而进行大肆宣传和报道，直接或间接影响到陪审团成员就案件本身作出公正的判断，换言之，媒体审判或报刊审判实质是媒体通过媒介来发表焦点事件的意见，形成了某种舆论压力，从而形成了一种舆论场，进而对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影响，例如在英国，有些媒体甚至为了提高其效益，想方设法地扩大报刊的发行量或提高其影响力，有媒体记者在做新闻报道时，不愿意对司法过程作全面而深入的报道，反而热衷于报道法院审判过程中出示的争议证据或者渲染吸引眼球的故事情节，甚至于将司法案件娱乐化。⑤从而影响到社会民众对于案件真实信息的获取以及对案情的真实性判断。我国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现实的情况是媒体对某一案件的过度渲染往往影响到了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例如在四川成都的孙伟铭酒驾致四死一重伤案发后，针对社会对该案的不同声音，新浪网在当时专门作了网络调查，标题是“你如何看待醉酒男子无证驾驶致4死1伤获死刑?”，调查民意结果显示:持“量刑恰当，该司机醉酒驾车、逃逸并无证驾驶，此判决有示范意义”的观点占66．6%;持“量刑过重，无证据证明该司机仇视社会，并故意驾车撞伤他人致死”观点的占30．2%;持“不好说”观点的占3．2%。⑥最终结果反映出大多数民众对于判处该案被告人孙伟铭死刑的支持。司法裁判是否要参考民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为有罪。”因此，媒体审判与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相悖的，这不但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身权利和合法权益，而且有碍司法诉讼程序和司法公正。由于媒体对某一案件的评价性难免带有方向性或倾向性，而大众对于个案的来龙去脉和细节证据的了解大都来自媒体或道听途说，这容易影响社会公众对某一焦点刑事案件的判断，尤其是大众的标准更倾向于道德伦理准则，当法律的公正与道德的正义产生矛盾时，社会公众便会更倾向于道德正义，并再次通过媒体将某一焦点案件与社会道德和民众感受结合起来，制造出更为强烈的舆论压力，这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最后的法院判决，乃至于损害到法律的正义。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