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立法范文10篇

一、食品安全犯罪中“食品”与“安全”的界定

（一）食品安全犯罪中“食品”的定义

食品的法律定义，因国家之间文化背景与立法传统的差异，尚无统一概念。食物种类本身纷繁复杂，外加现代科学技术掺杂其中，立法给“食品”下定义并非易事。目前，在定义食品总体概念时，分类法被广泛采用。我国《食品安全法》中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1]美国属于分散立法模式，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散于多部法律当中，其中调整食品安全领域极为重要的《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将其定义为：“供人和动物食用或饮用的各种物品；口香糖；用于制作上述食品的原料。”[1]从中美两国关于“食品”的概念规定来看，有同有异。二者区别主要是对食品食用对象方面的差异，美国规定“供人和动物”食用或饮用；我国明确仅“供人”，相比美国的定义范围更为广泛。此外，我国明确将“药品”排除于“食品”之外。我国认为药品需要专门法律以更高、更严的标准要求它；美国的食品和药品一直自成体系，置于同等地位保护。我国在定义“食品”时与美国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两国均规定以“食用或者饮用”方式提供的物质补给属于食品的范畴；对食品是否需要加工等过程两国均持否定态度，均认可“原料”是食品的范畴，从而使食品的范围可以覆盖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过程。最后，在定义方法上，两国都采用分类法，大体上是将食品分类为食品、饮品及原材料。

（二）食品安全犯罪中对“安全性”的界定

关于食品“安全性”的界定本身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判定食品安全需结合时下背景。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食品安全主要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为要义，随后世界卫生组织又将其等同为“食品卫生”。至今，食品安全的内涵也不同以往。总之，食品的“安全性”因时而异，标准也愈来愈高。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性”规定也非常高，规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2]我国对食品安全不仅要求最基本的质量安全，同时还要营养充分，缺其一在我国都不能称之为安全食品。美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食品安全”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取而代之是美国政府投入巨额经费于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和研究之中，通过制定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利用先进的技术来检测食品是否达到安全标准。例如，美国在农药残留方面标准几乎就将所有的农产品涵盖其中。因此，在食品安全方面，美国直接以食品是否符合安全标准来体现其安全性。我国虽然在具体判断安全性时，也有一定的标准，但与美国标准相比，源于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较大差距，我国标准制定和成效显然与之相去甚远。

二、中美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调控范围的比较研究

［提要］轻罪界定的价值在于既完成了刑法理论对犯罪的分层化研究，也实现了司法实践领域中诉讼程序的分流。轻罪的界定必须以法益界定为基础，符合基本法益要求的行为才能被评价为轻罪，但是轻罪的完全确立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的设置。实现在轻罪在刑事立法中的明确与刑事司法中的可操作性才应当是所有研究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轻罪;宣告可能刑;法益阶层

自1997年刑法生效以来，我国刑法领域对于轻罪问题的探讨一直持续。就理论层面而言，轻罪代表着一种虽然入罪，但是可以被刑法宽缓评价的部分罪名或者罪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刑法观念的更替，对于许多曾经是犯罪的行为有更强的包容性，从而认为其不是犯罪或认为其是危害性不大的犯罪。［1］在理论研究时，人们更多地关注轻罪与重罪划分的基础为何?轻罪的概念如何界定?轻罪圈是否应当扩充?轻罪适用的非监禁刑应当如何充实和完善?而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则更多地关注轻罪界定对刑事诉讼程序带来的改变，司法资源的节省，刑罚执行模式的变革等等。毋庸置疑的是，轻罪已经成为刑事立法中必须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而轻罪的界定成为首要问题。轻罪的界定不能单纯的通过法定刑、犯罪情节等各种指标中的某一种来进行确立，而是需要一个从形式到实质，从理论到实践的综合评判。轻、重罪的价值判断主要体现为罪质的不同。何种犯罪性质是严重的，何种犯罪性质是轻微的，同一个罪名的犯罪性质无论何种情节是否完全一致都是罪质中需要解释的问题。罪质是一个犯罪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也是此犯罪区分于彼犯罪最为典型的特征。以“罪质”为标准是最为常态的划分轻罪与重罪的标准。单纯罪质的分类标准是以罪名作为唯一的划分标准，将部分罪名作为绝对的重罪，部分罪名作为绝对的轻罪。但是这种分类标准过于粗糙，并非所有的犯罪都是绝对的轻罪或者绝对的重罪。例如交通肇事罪，刑法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一般的交通肇事罪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种交通肇事罪在刑事司法中往往可以通过获得被害人谅解、积极赔偿等方式获得典型的轻刑化处理或者采取速裁程序进行审理，属于较为典型的轻罪范畴。但是当交通肇事逃逸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时，则必须在重罪之下进行处罚。可见，在这种情形下，单纯罪质的分类标准则并不完全适用。因此，在轻罪界定时，需要借助复合罪质标准来进行。复合罪质标准首先需要进行的就是法益性质的确认。

一、轻罪标准确立的基础———法益的确认

法益种类无疑对犯罪性质产生最为核心的影响。故意杀人罪的法益为人的生命权，无论最终处以何种性质的刑罚处罚，只要刑法对其评价为故意杀人罪，其行为必然侵犯了人的生命权———这一个人法益中最高级别的法益，即使其行为存在其他可以被刑法轻处的情节，故意杀人罪也应当是必然的重罪。很多时候人们对犯罪所关注的仅仅是刑罚结果，而并非罪名本身，罪名设置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法益性质的不同，故意杀人罪(未遂)与故意伤害罪(轻伤)在某种场合下存在结果竞合的可能性，但这并不代表两者性质相同，法益存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了区分罪质，而并非刑罚。由此，可以看出的是，法益在对轻重罪划分时是一个绝对确定的标准。只有当法益侵害的是较低阶层的法益时，才存在轻罪的可能性。法益的阶层是划分轻罪与重罪的基本标准。部分法益的性质决定其无论侵害结果如何都不能被划分为轻罪的法益之中。如何划分法益的阶层就成为区分轻重罪的基本条件。法益阶层在我国刑法立法中应当根据以下标准来设置:第一阶层法益:国家法益，这里的国家法益应当做广义理解，国家安全、国防利益以及其他各种和国家法益相关的利益;公共法益，对于公共法益可以再做具体的划分，根据人身标准来设置，能导致严重人身伤亡的公共法益属于这一阶层的法益;根据影响范围大小来设置，能导致公共其他利益陷入不可逆的危害中的法益也属于这一阶层的法益;个人法益，主要针对涉及人身伤亡、对伤亡有着重大威胁的法益。(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所涉及的罪名主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全部罪名、军人违法职责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中的部分罪名以及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与侵犯财产罪中的少量罪名)第二阶层法益:公共法益中涉及部分群体利益，但是这部分群体利益属于可恢复的法益或者是没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风险、影响范围较小的公共法益;个人法益中没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危险的法益、较为严重的财产法益和其他法益。(在我国刑事中主要涉及的罪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罪、军人违法职责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中的大多数罪名)第三阶层法益:个人法益(主要是涉及较轻财产法益与其他法益)以及其他刑事立法明确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的罪名。(在我国刑事立法中主要涉及的罪名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与侵犯财产罪中的少量罪名等等)从法益区分的阶层可以看出，第一阶层的法益所涉及的犯罪是必然的重罪，无论最终可判处的刑期如何。这部分罪名侵害的法益是刑法中最为重要的法益，体现刑法对法益保护的强势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轻罪化。第二阶层的法益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判断，也就是说这部分法益所涉及的罪名是轻、重罪划分最为关键的领域。由于这部分法益所涉及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弹性，如何对这部分罪名进行轻重罪的划分不能依赖罪名来完成，需要通过更为具体的认定标准来进行详实。第三阶层法益所涉及的罪名则是刑法典中最为典型的轻罪，可以通过罪名将其轻罪化，除非出现轻罪之外的重结果而需要发生罪名转化或者结果加重的情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刑法开始通过增设新罪将部分原本具有民事性质的行为犯罪化来参与社会管理，解决社会突出矛盾，其不再是对那些“严重地”侵害生活利益的行为的反应，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2］这就必然使得轻罪的范围日益扩大，传统的认定标准需要进一步的修正才能实现较为清晰的轻罪概念。

二、轻罪标准设立的方式———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

在当前我国刑事立法领域,有如下重大现实问题值得关注。

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

在我国刑法学界.在刑法的调控范围到底应当缩小还是扩大的问题上,晚近十多年来存在较大的分歧,这就是所谓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非犯罪化说”主张缩小我国刑法的犯罪圈。认为将轻微犯罪行为予以非犯罪化是当今各国刑法发展的趋势;汲取外国刑事立法的这种有益经验,是我国刑法现代化的要求。其中有论者指出,我国1979年刑法典颁布后,国家立法机关不断通过修改、补充的形式增补新罪名,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立法者对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特点缺乏足够认识的盲目性.如此大规模的犯罪化势头应当得到合理控制。而“犯罪化说”则主张扩大我国刑法的犯罪圈.认为非犯罪化是西方国家解决犯罪率上升、监狱人满为患、社会矛盾激化的一种措施,我国不宜学习借鉴。其中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犯罪的日益增多和复杂化,刑法介入经济生活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要加大分量:还有论者主张,从我国国情和现行刑事立法的现状出发,我们主要的问题不是非犯罪化,当务之急是犯罪化。

我们认为.在我国当前的社会情势下。还有强调适度犯罪化的必要,应当同时反对过度的犯罪化和大规模的非犯罪化。主要理由在于:

其一.适度犯罪化是我国社会抗制犯罪的现实需要。从根本性和合理性上说,刑法的调控范围即犯罪圈的大小不是由立法者的主观意志随意决定的,而应当是由社会的诸多客观因素所决定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社会抗制犯罪的客观需要。在我国,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各项改革的深入进行,以经济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刑法立法对处于转型时期的多变的犯罪情势显得应接不暇。新型的、需要运用刑法进行抗制的危害社会行为不断出现;一些过去并不突出的危害社会行为亦日益突出且危害严重,需要运用刑法进行抗制。

其二,我们所赞同的犯罪化是适度的犯罪化,而非过度的犯罪化。我们之所以坚决反对过度的犯罪化,是因为:(1)刑法具有补充性。(2)刑法具有调控范围的不完整性。

近几年，土壤污染引发的事故频频发生，引起了的社会的恐慌和高度关注，保护土壤环境的立法呼声越来越大。

一、土壤污染刑事立法的必要性

(一)土壤污染的严重现状。1．“毒土”面积逐渐扩大城市化的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为重金属污染、以点状为主的化工污染和塑料电子废弃物污染，它们所产生的毒性可通过地下水和管道慢慢渗透到土壤中。2．污染趋势向食品链转移2013年5月，中国广东发现大量产自湖南的“镉大米”，镉中毒和大多数重金属中毒一样，往往在人体反应中呈慢性，要在几十年以后才出现临床病症，“痛痛病”①就是慢性镉中毒最典型的例子。3．经济损失严重大量使用含有化学物质的杀虫剂和催熟剂导致土壤污染，自净能力的减弱，土壤肥力大大不如从前。不管是土壤污染的检测与评估还是之后土壤污染的预防和治理都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二)土壤污染的防治需要刑法。刑法是保障法，是维护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污染土壤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公民的环境权。生态环境的法益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这一法益的受损涉及到公共安全，这一法益应当纳入到刑法的保护②。刑法则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这一点也为保护土壤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

二、我国土壤污染的刑事立法

我国刑法典当中关于规制污染土壤行为的罪名大致有四处。其一，刑法第338条污染环境罪;其二，刑法第339条的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走私固体废物罪;其三，刑法第342条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其四，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规定的投放危险物质罪。

三、我国保护土壤刑事立法的不足

摘要:现阶段我国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法律建设，仍然不够完善，导致受害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很难获得完整的赔偿，其民事权益无法得到真正的保护。本次研究针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现状分析问题，确认其在被害人权益保障方面的局限，提出有效的完善立法的建议，从而促使社会的稳定得到维护。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完善;被害人;民事权益保障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下有着不同的定义，但从本质而言，它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而对单纯的法律条文所进行的补充。我国现阶段，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尚不够完善，不符合时展的社会背景。因此通过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为补充相关法律研究的不足、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一、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现状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简单来说，就是不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也损害被害人的个人利益的行为。就其解决的问题而言是民事纠纷中的物质损失赔偿问题。但一方面，这是由犯罪行为所导致的赔偿，而另一方面，它被提起的场合是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因此，解决附带民事诉讼问题时，所依据的法律具有复合性特点，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1］。(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主要的依据内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主要范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现阶段我国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性质的认识，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认为二者可分可合，能够共同受理也能够分开受理;其二是将民事诉讼置于刑事诉讼之下，仍然将之归类为刑事诉讼。但严格来说，虽然民事诉讼缺乏独立性，但并不意味着需要完全成为刑事诉讼的附加内容，它决定了赔偿的负责人，因此仍然存在一定的独立性，将之单纯视作刑事诉讼的附庸，从严格意义上讲不够客观［2］。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被害人权益保障上的局限

关键词:网络犯罪/立法/司法/价值平衡

内容提要:现行刑法在规制网络犯罪时举步维艰，常陷于过与不及两种尴尬境地，其根源在于立法背后的价值选择失衡。只有找到网络秩序、网络自由与网络本身利益的最佳结合点，诸如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的确立、网络服务商不作为犯罪刑事责任的承担、网络犯罪主体的划定、网络工具犯及对象犯的刑法适用等难题才能迎刃而解。

一、问题的提出——网络犯罪刑事立法与司法之困惑

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造就了与真实的地理空间截然不同的网络空间，而这一空间在短时间内已成为各种犯罪行为滋生的新土壤。虽然有所谓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主张“应当是技术而不是刑法以及由此确立的道德准则使网络犯罪得以控制”[1]，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只要这种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专门网络规范还需要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那么就仍然可以纳入原有的法律体系之下，因此刑法仍旧是规制网络犯罪的重要武器。然而，网络犯罪毕竟发生在具有无国界性和非中心性的虚拟的网络空间，其行为由于介入了互联网因素在实施方式上也有所异化，所以传统刑法在规制网络犯罪之时往往举步维艰，疑窦丛生，主要表现在：

1.网络刑事管辖权确立的困惑

对刑事犯罪的管辖，我国刑法规定的是领域主义为主的原则。而对“领域”一词刑法未作任何说明，故有学者认为传统刑法的“地域”（即领域），仅含领陆、领水、领空、浮动领土，不包括“第五空间”[2]，也就是网络空间。由此看来，传统刑法似乎存在不能有效管辖因特网上犯罪的立法缺口。虽然这种顾虑并没有成为事实上刑法适用于惩治网络犯罪的障碍，但是刑法规定的不明状况显然导致了实践中的混乱状态：一方面，司法者认为，网络空间既然不能成为“无法空间”，而这一空间在目前仍属权属尚不明确的无边无界之地，为了今后在网络犯罪的管辖问题上不至于陷入被动境地，必须严格监管这一领域，将一切网络越轨行为都纳入到自己刑法调控的范围。于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政府对于网络刑事管辖权的扩张不遗余力，都意图将刑事管辖权从传统的国家（地区）领域之内，扩大到整个虚无空间的网络之中。特别是对犯罪结果地的理解，扩大到原告发现违法犯罪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这样只要行为人的行为触及网络，他就有可能置于网络所能达到的地区管辖之下。按照这种观点，不管存储淫秽图片的服务器在哪个国家，也不管该国是否允许向成年人传播淫秽图片，只要能够下载到这种淫秽图片的国家就能够作为犯罪结果地管辖案件。但另一方面，在行为者那里，犯罪结果地被认为是不重要的，一些赌博公司、淫秽网站往往认为某一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只能以行为地的法律为评判的唯一标准，因此他们就将服务器设置在不认为其行为具有违法性的某地，进而放心大胆地为所欲为。正是相左的两种观点，使得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的冲突、异议不断，严重妨碍了这类案件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

1．罪名设置。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是犯罪类型的具体化，体现立法者对于特定法益类型的保护，罪名选取、罪名归类直至类型关联，继而构建整个分则体系。类型化视野下，罪名的选取应当尽量体现类型属性，而犯罪类型的设置诚如张明楷教授所言，“一方面，犯罪类型的具体设置应当尽量避免交叉与重叠，因为同一行为如果同时符合多个犯罪类型，将对认定犯罪造成实际困难，影响定罪处罚的实质公正；另一方面，犯罪类型的具体设置应当尽可能全面、尽量减少遗漏，因为刑法上的漏洞越多将越不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同样可能损害刑法的正义性”。[8]18-19立法者在设置犯罪类型及具体罪名时，应当充分考量刑法所保护法益的大小，危害轻重，还应兼顾现实生活中犯罪类型变迁，并结合具体司法实践进行相应调整。2．要素关联。我们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类型是相关要素的有机结合，而要素既是组成类型的基本构成，也是决定类型性质的关键所在。因此，基于若干要素的全然消退、新的要素加入或居于重要地位，一种类型会交错地过渡到另一种类型。[9]117刑法理论中的转化型犯罪、结果加重犯即是较为典型的例子，由于介入新的要素，而使本犯的原有要素系统被打破，从而发生罪质上的重大变化，甚至过渡到新的犯罪类型。如台湾地区新刑法329条规定的“窃盗或抢夺，因防护赃物、脱免逮捕或湮灭罪证，而当场施以强暴胁迫者，以强盗论”即为转化型犯罪，大陆刑法第269条也类似设定了盗窃、诈骗、抢夺向抢劫的转化。从中可以看出，因介入“当场施以强暴胁迫防护赃物、脱免逮捕或湮灭罪证”这一新的要素，打破窃盗或抢夺犯罪原有的构成要件结构，使类型性质与种类发生更替。诚然，新要素的加入或是隐退，可能促成类型之间的相互转化，要素的强调则可能衍生共同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犯罪等形态。3．谱系构建。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我们可以尝试进行类型谱系的构建，着眼探究纵向序列及横向序列的内在关联，并据此形成一种“类型的体系”。纵向维度上，上位类型（母类型）可以通过对抽象概念的进一步演绎分析，区分出下位类型（子类型）；下位类型（子类型）也可以通过与其他同阶层子类型的权衡比较，归纳、提炼出相互之间的共通要素，继而抽象出上位类型（母类型），形成类型体系的纵向序列。而横向上，上述纵向序列中相邻的子类型，在要素结构上兼有共通和相异之处，需要加以细致区分，并基于这种相邻类型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其上位类型的整体轮廓之内形成类型体系的横向序列。以中国大陆刑法中侵犯财产犯罪类型设置为例，依据行为样态，侵犯财产犯罪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型：毁坏财物型犯罪和取得财物型犯罪。其中，取得财物型犯罪又可以依据是否转移占有，区分为转移占有型犯罪和不转移占有型犯罪。转移占有型犯罪又可以依据权利人意志情形再细分为违反占有者意志而转移占有型犯罪（如抢劫等）和基于占有者有瑕疵的意志而转移占有型犯罪（如诈骗等）。其中，抢劫罪还可以继续区分为“普通抢劫”、“携带凶器抢夺转化抢劫”等类型，诈骗罪也可以再继续区分为“普通诈骗”、“合同诈骗”、“金融诈骗”等类型，继而形成侵犯财产罪的整体谱系。

海峡两岸刑事立法的类型化比较

剖析类型思维的生成与展开，为我们在类型化视野下进行海峡两岸刑事立法比较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而据上文所述，刑事立法即以设定价值评价侵害法益的刑罚当罚性，并辅以具体立法技术设置犯罪类型，在规范法意义上体现为罪名设置、要素关联与谱系构建，基于此或可形成两岸刑事立法比较研究的正当进路。（一）立法技术比较两岸刑法中，在分则罪状描述上均存有完全概括法、完全列举法和例示法等三种方式。完全概括法可以使刑法条文较为简洁，且因其自身的高度抽象概括性可以使刑法条文具有较大的弹性解释空间，在具体适用上较为灵活，但却难免损害刑法安定性。通常认为，完全概括法仅仅适用于少数传统型罪名，即该类概念应当在时代环境中被大众所熟知并被普遍接受。如两岸立法中，均将完全概括法适用于杀人、伤害、盗窃（窃盗）等民众认知较为一致的传统型罪名。完全列举法则是概念思维的体现，立法者描述某种犯罪“所有”可能的行为或手段，却限于时代认知实际上难以穷尽事物认知。诚如上文所述，这种封闭式构成要件可能因缺乏开放性难以适应社会变革而最终损害其安定性。然而，实际上两岸在刑法分则中大量采用了完全列举方式，甚至例示法一度遭到基于罪刑法定主义和刑法明确性等的原则性质疑。对比两岸立法，台湾地区刑法立法时期较早，继受闭合式构成要件理论，在例示法上持谨慎态度，较少设置“兜底条款”，而中国大陆刑法受开放式构成要件理论影响，不少条文设有兜底规定。如中国大陆刑法第195条设定了信用证诈骗罪的三种具体行为方式，同时以“以其他方法进行信用证诈骗”作为概括式规定。（二）罪名设置比较1．罪名选取。从两岸刑法罪名选取中，容易发现类型化程度差别。台湾地区刑法分则所设犯罪，大体上按照犯罪侵犯的不同类型法益的危害程度大小进行排列，即按国家法益、社会法益、个人法益（或人格法益、财产法益）类型及先后排序，[10]26罪名选取较为规范，类型归属较为清晰；中国大陆则是依据犯罪客体不同进行犯罪设置，但从罪名选取中难以准确归类犯罪。如刑法分则设定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金融凭证诈骗、信用卡诈骗、信用证诈骗、有价证券诈骗与保险诈骗等犯罪，均与诈骗行为有关，系诈骗类犯罪，这是在各种诈骗犯罪之上的类型化，刑法第三章将其规定在第五节内，称为“金融诈骗罪”[11]91-92，与普通诈骗分属不同类型；而台湾地区则将类似犯罪统一归入分则第三二章“诈欺背信及重利罪”，类型化较为彻底。2．罪名精细。⑤台湾地区刑法传承了较好的法典传统，立法者在具体犯罪类型的设置方面尽量维系具体化与类型化之间的平衡、罪名粗细较为得当。在有关人身权利、公共安全等重要法益的保护上，尽量采用具体化、精细化的犯罪罪名；而在涉及轻微法益保护上，例如，对于社会信用、市场秩序等较为轻微法益的保护，尽量采用一般性、类型化的犯罪类型。而中国大陆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虽然不少刑法学者主张在刑事立法技术上，对于条文和用语设置讲求科学性，即应当基于立法技术科学性对罪名设置的繁简精细进行理性考量，该繁则繁，该简则简，繁简得当。但实际的刑事立法中却未能有效采纳，通观刑法分则中对于具体犯罪类型的设置，繁简倒挂、粗细错位等现象较为严重。以中国大陆证劵市场的“老鼠仓”事件⑥为例，事发之际因无明文规定只得以行政处罚了事，直至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180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用以处罚该类行为。然而，这种需要事后通过刑法修正来填补刑法漏洞的方式，显然降低了刑法条款对社会生活的涵摄性。台湾地区则较为科学地设置了一般类型的背信犯罪，较之中国大陆不厌其烦地规定或者保留了本质相同的具体背信犯罪类型，⑦台湾地区在罪名精细方面显然更为成熟。（三）类型谱系比较纵向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分别依据犯罪客体和侵犯法益对一类犯罪行为进行判断，形成差异较大的母类型，母类型继续区分形成子类型，继而区分形成实际罪名，而这与罪名设置的探讨存在交集。正如上文所述，台湾地区刑法法典传统历史悠久，在犯罪类型上较好维系了具体化与类型化之间的有效平衡，纵向关系较为清晰；中国大陆则在类型区分上存在交错现象，如金融诈骗、普通诈骗侵犯不同客体而归类不一。横向上，即考量某一母类型及其细化的子类型与其他母类型之间衔接关系，台湾地区鲜见横向衔接疏漏错位，中国大陆犯罪类型设置横向关系不紧密现象则较为多见，法网严密性较低。以长期困扰基层实务的贪污罪与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产罪为例，中国大陆1997年刑法修改时增设了私分国有资产罪与私分罚没财产罪，而如何区分三者关系存有颇多争议。如私分公款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由于其犯罪对象是公款而非国有资产，该类行为不宜定性为私分国有资产罪；而如果按照贪污罪的共同犯罪理论进行处罚，则同样犯罪数额的前提下，私分公款与私分国有资产犯罪的最终处罚结果将存在较大差异，显然有失公平。深入剖析原因，不难发现立法者在对私分类犯罪立法时类型化意识不足，致使类型与类型之间衔接不紧密，存在着缝隙。

中国大陆刑事立法的类型化反思

台湾地区刑法典自1935年颁行以来，六十余年间仅修正过10余次，而且修正的都属于局部的甚至大多是很具体的内容。[10]29其虽有发展不足的质疑，但刑法稳定性可见一斑，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较为彻底的类型化，值得中国大陆参考借鉴。8（一）方法论反思海峡两岸刑事立法的类型化存有较大差距，归根到底在于对类型思维方式的重视程度不一。台湾地区传承大陆法系法统，对于类型化研究更为充分。作为实证主义没落、概念思维逐渐凸显弊端之后的一种新型思维方式，类型思维逐渐被寄予厚望，并在刑法解释、刑法适用等方面得到推广运用，在刑事立法上则体现为较为清晰明确的类型谱系。而中国大陆“对于类型化思维问题被学者们意识到或注意到，只是发生在有意召集的直接以‘刑法方法论’为主题的学术活动中，并且只是被一部分学者所意识到或注意到，也偶或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作为研究方法被导师们轻描淡写谈及一下。至于类型化思维被学者们直接而自觉地运用到具体问题的学术研究中，则尚未普遍化”[12]40，刑事立法中的类型化明显不足。事实上，“类型是建立在一般及特别间的中间高度，它是一种相对具体，一种在事物中的普遍性”[13]190。换言之，类型是连接“抽象概念与具体事实”之间的桥梁，是抽象与具象、普遍与特殊之间的中点。基于此，法律体系呈现出“抽象概念——类型——具体事实”三个层次清晰的结构，其中，类型不但在整个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成为沟通和建立整个体系的“过渡安排”与“连结要素”，类型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二）刑法适用思考“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我们在类型化视野下比较海峡两岸刑事立法，只是期望找到完善刑法体系的正当进路，而在刑法条文作出修改之前，应当力求准确适用规范，据此发现、归纳体系缺陷，促成立法进步。事实上，通过类型思维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构成要件，对构成要件要素的新理解会形成对构成要件的新理解，而对构成要件的新理解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了构成要件要素的含义与刑法规范体系的含义。[2]76而类型思维同样意味着刑法解释立场与方法的革新，尤其对于准确解释、适用例示法中的“兜底条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中国大陆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设置，立法者基于时代认知的局限性，先行列举三种具有典型意义的非法经营行为，再设置“其他方式”作为兜底式概括规定，以免出现新型非法经营行为之际难以处罚，却面临着“口袋罪”以及损害刑法明确性等诸多质疑。从类型化角度，“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条款实际上并非漫无边际、空洞虚无的规定。例示法具有示范作用，在刑法适用中，通过剖析非法经营罪所列举的三种典型行为的实质内涵，容易推断得出条款规定的其他非法经营行为应当与法条列举的行为性质相近且危害相当，即应当均系未按要求或未经批准从事某种专营业务。该类规定正是遵循了例示法的示范引导和类推论证作用，适应了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定本身是较为合理的。⑧（三）立法发展路径刑法的准确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立法的疏漏，却因具体实务的困惑进一步佐证立法的缺陷。对比台湾地区刑事立法，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大陆当前刑事立法存在的不足。从类型化的立法思路来看，对于一般有关重罪或侵犯重大法益，往往需要对类型进行进一步细化；而为了尽量减少刑法漏洞，对于侵犯法益较小，变动较大、方式多样的犯罪，往往需要采用涵摄力强、包容性大的抽象概括的刑法用语及表述方式，刑法分则条文对于该类犯罪仅需描述其类型，而不做具体的定义[14]78。如台湾地区设定背信罪涵盖中国大陆刑法数十个条文规定的各类侵犯较轻法益、本质相同的具体犯罪；而侵犯重大法益的犯罪类型设置中，如故意杀人罪，则细化普通杀人罪、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义愤杀人罪、生母杀婴罪、教唆或者帮助自杀罪、受嘱托或者得承诺的杀人罪等六种具体杀人类型。无疑，刑事法治的蓬勃发展，要求立法者必须同时具备具体化和类型化的思维，并根据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大小、轻重，在犯罪类型的具体设置中，尽量做到粗细相宜、繁简得当，此乃刑事立法发展的正当进路。类型思维作为新型思维进入刑法领域，对于探究完善当前的刑法体系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在对比海峡两岸的刑事立法中，我们也可明显感觉两岸对于“类型化”认知、接受不一。应当认为，类型观在台湾地区的刑法解释、刑法适用等方面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推广，在刑事立法上体现为较为清晰明确的类型谱系，值得中国大陆参考借鉴。

本文作者：林雪标周孙章工作单位：福建省人民检察院

摘要：常识、常理、常情是公众认同的基本道理、经验以及是非标准和行为准则的总和。刑事立法的过程是代表人民的立法机关将人民所认识到的“常识、常理、常情”通过立法程序转化为《刑法》规范的过程。刑事司法过程是司法者运用常识、常理、常情来解释《刑法》、适用《刑法》和检验刑事司法结论的过程。没有歪曲事实真相的民意是常识、常理、常情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司法者作出正确判断。

关键词：常识；常理；常情；刑事立法；刑事司法；民意

近年来引起公众热议的“许某ATM取款案”“天津老太气枪案”“于某正当防卫致死案”等案件最终的改判足以引起学界的深思。在这些案件中，为什么公众会对最初的判决产生异议，为什么司法者会接受公众的意见改变案件开始的判决结论？是简单地顺应民意，还是民意中所体现出来的常识、常理、常情使“训练有素”的法官放下专业化的判断，从民众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些案件从而最终实现定分止争之法律目的？本文致力于探讨常识、常理、常情在刑事立法和司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求证于刑法学界并希望对刑事司法有所裨益。

一、常识、常理、常情的概念

何为“常识、常理、常情”，陈忠林教授认为，其是指为一个社会的公众长期认同，并且至今未被证明是错误的基本的经验、道理以及为该社会公众普遍认可与遵循的是非标准、行为准则［1］。“这里的‘常’字有三个基本的含义：一是‘普通（common）’，即为广大民众所普遍认同；一是‘基本（general）’，即指导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一是‘（相对）稳定（permanent或者stable）’，即已经经过广大民众长期实践的检验”。［2］江国华教授认为，常识的要义有三个：一是常识可以理解为“一种特定的认知能力和知识形态”。二是常识与常情、常理密切相关，违忤常识，必拂逆常情、常理。三是常识与生活有关，它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3］笔者基本同意两位学者的观点，但需要明确的是江国华教授认为常识具备认知能力和知识形态的特定性并不全面，因为常识的内容确实具有确定性，而在所被认同的范围方面却应具有代表社会的广泛性。笔者在此处主要参考陈忠林教授的看法，认为常识、常理、常情是一个社会共同认可的基本经验、道理以及是非标准和行为准则的总和。

二、常识、常理、常情在刑事立法过程中的运用

当前，国家赔偿法修改在即，充分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刑事赔偿立法经验，对确立我国刑事赔偿的立法模式非常必要，本文通过对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赔偿立法体例考察，借鉴我国学者对刑事赔偿立法体例的一些建议，论证了我国刑事赔偿应当单独立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现行国家赔偿法集实体法和程序法于一身，包含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两部分。“在日本于1947年制定单独的国家赔偿法后，这种体系完整、内容全面、实体与程序统一的国家赔偿法典模式，即成为各国效仿的榜样。”国家赔偿法集实体法与程序法于一身的立法方式是世界各国国家赔偿立法普遍采取的模式，这种模式集中反映国家赔偿制度实体和程序具有的特殊性，有利于保障实体法的实施，有利于正确及时解决国家赔偿案件，充分考虑了实体与程序的协调配合，在司法实践中便于群众和司法机关操作。学者们对此种立法模式几乎没有异议。学者们争论较多的是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共同规定在一部国家赔偿法中是否适当的问题。其实这一问题在国家赔偿立法之初学者们就有不同的主张。有的学者主张将刑事赔偿规定在统一的国家赔偿法中，否则会造成法律之间的重复或不协调，或者会造成缺乏可资遵循的共同原则。有的学者坚持将刑事赔偿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还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刑事赔偿制度立法应参酌各国经验，对刑事赔偿单独立法。最后国家赔偿法采取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统一立法的体例，立法者为什么采取这一体例，有的学者认为统一立法方式不仅有利于协调部门间关系，省去不必要的重复立法，而且也可以避免某类国家赔偿责任在立法上的空白，有利于受害人起诉获得赔偿。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也解释说：“国家赔偿有一个发展过程，是先从行政赔偿开始的，逐步发展到冤狱赔偿。我国制定国家赔偿法，可以把行政赔偿、刑事赔偿一起规定。”

一、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赔偿立法体例考察

（一）德国刑事赔偿的立法情况。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有关刑事赔偿的法律制度就已经建立起来，1898年德国颁布了《再审无罪判决赔偿法》，1904年颁布了《无辜羁押赔偿法》，1932年正式颁布《冤狱赔偿法》。1971年3月8日颁行《刑事追诉措施赔偿法》。1981年6月26日联邦德国颁布《国家赔偿法》，但1982年10月19日被联邦宪法法院宣判无效，目前德国尚无统一的国家赔偿法典，虽然1981年德国国家赔偿法已经废止，但体现了德国国家赔偿制度发展的趋势。从该法法律条文的规定来看，该法实为国家赔偿的一般性规定，对刑事赔偿的明确规定体现在第5条司法和立法的责任一条。《刑事追诉措施赔偿法》为现行刑事赔偿依据的法律，该法专门规定了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赔偿范围以及适用的特别赔偿程序。

（二）日本刑事赔偿的立法情况。1947年，日本制定了《国家赔偿法》，并于同年10月27日正式公布施行，1950年，日本又制定了《刑事补偿法》。日本《国家赔偿法》只有9条，内容主要是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赔偿的范围、民法的适用、有关赔偿额的规定等，没有规定赔偿的程序，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赔偿的有关内容。日本《刑事补偿法》共26条，还有附则多条，详细规定了刑事补偿的归责原则、范围、标准、程序等内容。

（三）奥地利刑事赔偿立法情况。1948年12月18日，奥地利制定了《公职责任法》，实际就是国家赔偿法。1969年7月8日奥地利国民议会通过了《刑事赔偿法》对刑事赔偿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奥地利法律有关刑事赔偿的制度具体体现在《刑事赔偿法》中，1989年奥地利《公职责任法》的修改，并没有将刑事赔偿法的内容纳入进来，继续保持《公职责任法》、《刑事赔偿法》并行的立法模式。

「提要」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立法的相关规定很不完善，存在缺陷。笔者将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现状进行反思：（一）立法方面。1、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均不完善，立法粗疏，缺乏可操作性；2、公、检、法司法解释中的程序立法违背了程序法定原则。（二）方面。1、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研究未给予足够重视，尚有欠缺；2、混淆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3、理论研究有脱离实际之嫌。

「关键词」刑事证据规则刑事证据收集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LookingbackthecollectiverulesofcriminalevidenceinChina

Keywords」theruleofcriminalevidence；thecollectiveruleofcriminalevidence；theexclusionruleofillegalevidence

引言

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属于程序性规则，是刑事证据规则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侦查中刑事证据收集活动的准则。其功能在于规范和约束侦查活动，使证据的收集合法化、程序化，保证收集到的证据的合法性，避免侵犯人权，防止侦查权的无限扩张。然而目前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很不完善，现有的收集规则零散分布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理论界对此也较少涉及。本文将对该问题给予关注，对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