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鉴定范文10篇

鉴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经当事人申请，司法机关决定，或司法机关主动决定，指派、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对于案件中的专门问题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作出判断的活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核实证据。司法鉴定启动制度属于举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权属来看，鉴定启动决定权以及鉴定人选任权的焦点问题在于分配这种权力时，如何实现对当事人双方的平等对抗，而不至于使双方权利失衡。但是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强大的国家权力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因此在鉴定启动过程中充分保护犯罪嫌疑人平等的申请权，是现代刑事诉讼中保护犯罪嫌疑人正当权益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程序来看，司法鉴定的启动方式与诉讼程序和模式紧密相关，谁有权委托鉴定、对哪些事项可以委托鉴定以及委托何人来进行鉴定等，在不同的诉讼程序和模式巾有着不同的界定。在实质上体现了一国对犯罪嫌疑人正当权益的保护力度，在鉴定启动制度中，鉴定启动决定权是一核心问题，本文就此问题略发管见，作引玉之砖。

一、各国司法鉴定启动制度之比较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司法鉴定启动制度，大体分为司法官启动制和当事人启动制。

(一)司法官启动制。

司法官启动制是指司法鉴定的提起及鉴定实施人员的选定和实施内容的确定等方面均由司法官决定的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奉行的是国家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司法鉴定的启动程序通常由司法官(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来决定。在具体由谁来启动鉴定方面，又因各国传统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3条规定“法官决定需要聘请的鉴定人及其他们的人数。”<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9条规定“负责进行鉴定的专家，由预审法官指定。”冈<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65条规定“法院可以命令有学识经验的人进行鉴定。”四《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78第规定“鉴定应当由调查人员、侦察人员、检察长和法院指定。”

不过，英美法系国家也存在着鉴定的司法官启动制。那种认为英美法系国家没有司法官启动制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例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28条在赋予法院指定译员权力的基础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6条赋予了法庭指定专家证人的权力，“法院可以指定经当事人同意的任何专家证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指定专家证人。”习联邦最高法院咨询委员会的注释中对此规定进一步指出，虽然从实践中的做法来看，由法院指定专家证人的办法较少采用，但选择专家证人是审案法官的固有权力。在英国的刑事案件中，警署也有委托司法鉴定的权力。法官在极少数个案的审判中出于必要，也可以委托服务性社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摘要我国刑事鉴定项目cnas认可是一新生事物，它的主要认可依据是司法鉴定机构参加的能力验证，这需要相应的能力验证实施方案和结果处理手段作为保障。现阶段我国能力验证活动存在验证项目代表性、经验型鉴定验证可行性、能力验证技术方法统一性三大问题，在证据法上不宜将cnas认可作为刑事鉴定结论的可信性要件来看待，而应将其定位在证据能力层面。刑事鉴定项目cnas认可的证据法意义是，刑事鉴定结论的出具人（包括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对于此结论所在的检测项目具有基本的技术检测能力。cnas认可的刑事鉴定结论，并不当然的具备充分解释案件专业问题的法律效力。

关键词刑事鉴定；cnas认可；能力验证；证据能力

一、与刑事鉴定项目cnas认可有关的概念

我国刑事鉴定cnas认可，对法学界而言是一新生事物，要在证据法层面解析它的意义和所存在的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与刑事鉴定cnas认可有关的四个概念，即cnas、cnas认可、能力验证、能力验证计划。

cnas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hinanationalaccreditationserviceforconformityassess-ment）的英文缩写，它于2006年3月31日正式成立，是在原中国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cnab)和原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cnal)基础上整合而成的。根据《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章程》第1条、第7条和第13条的规定，cnas组织机构包括：(1)全体委员会、(2)执行委员会、(3)认证机构技术委员会、(4）实验室技术委员会、(5)检查机构技术委员会、(6)评定委员会、(6)申诉委员会、(7)最终用户委员会和（8)秘书处。秘书处为cnas的常设执行机构，设在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为认可委员会的法律实体。cnas委员由政府部门、合格评定机构、合格评定服务对象、合格评定使用方和专业机构与技术专家等5个方面，总计64个单位组成。

cnas认可指cnas作为一专门的国家认可机构所提供的技术认可服务。根据国务院2003年8月20日颁布、同年1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条，认证是指“由认证机构证明产品、服务、管理体系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或者标准的合格评定活动”。认可是指“认可机构对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实验室以及从事评审、审核等认证活动人员的能力和执业资格，予以承认的合格评定活动”。简言之，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实验室及其相关人员，需要从事相关产品、服务和管理的技术资质条件，cnas认可表明相关机构拥有相应的技术资质条件，可以从事相关产品、服务和管理活动。

一、鉴定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鉴定体制往往是与一国的司法体制紧密相联的。英美法系国家分散型的司法体制决定了其鉴定体制也具有分散性。美国没有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机构，90年代以前，英国的鉴定体制也具有分散性特征。与此相反，大陆法系国家的鉴定体制具有集中性特征。如法国司法警察局下设有一个国家司法鉴定中心，负责全国司法鉴定机构的管理工作。由于集中型鉴定体制更易于加强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管理，从而提高鉴定的质量和权威，因而近年来英美法系的鉴定机构设置，有向大陆法系靠拢的趋势。90年代初期，英国内政部开始对传统分散型的司法体制进行改革。到1995年4月，新的方案出台，英国全国7个大型法庭科学实验室都归内政部统一管理。（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刑侦教研室：《中外刑事侦查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

我国法律对鉴定机构鉴定权的授予、人才条件、设备要求、资信程度都没有统一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现象非常严重。目前，我国具有鉴定权的机构有四类：一是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设立的鉴定机构；二是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设置在科研机构和政法院校里的鉴定机构；三是卫生行政部门设立的鉴定机构，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四是政府部门指定的医院。司法实践中，这种过于分散的鉴定体制产生了以下弊端：(1)鉴定机构部门从属性过于严重，损害了刑事鉴定的权威性。公检法三机关自侦自鉴、自诉自鉴、自审自鉴，鉴定人员与负责案件侦查、起诉、审判的人员属同一单位，容易导致鉴定人员为迎合办案的需要而歪曲鉴定结论，也容易造成办案人员因熟人关系而对鉴定人员的鉴定结论过分轻信而不仔细审查。(2)重复设置、条块分割，造成了鉴定资源的浪费。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技术含量本来就不高，再加上有限的鉴定人才、资金、设备被无限分割使用，造成许多司法鉴定机构设备简陋、人才缺乏，难以承担鉴定任务。(3)许多鉴定机构公开向社会开展有偿服务，为经济利益驱动而争夺案源，严重影响了司法鉴定的质量和公正性，导致司法实践中刑事鉴定徇私舞弊、徇私枉法的现象时有发生。(4)各种鉴定机构多渠道、多层次鉴定，同一案件甚至出现五六份不同的鉴定结论，增加了诉讼成本，造成了诉讼混乱。

为了克服以上问题，有必要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作法，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体系。具体设想是：(1)由司法部负责对全国司法鉴定工作进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这一点与我国现有规定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在1998年的国务院“三定”方案中，司法部就被定为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的行业主管机关。司法部的具体任务是制定有关司法鉴定的法规、规章和制度，负责鉴定机构的登记、审批、考核，组建国家司法鉴定委员会，负责鉴定人考试、资格审查、培训、考核，负责司法鉴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2)建立区（县）、地（市）、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级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中心的性质为事业单位，隶属各级司法行政机关。(3)撤销法院的鉴定机构。为了适应侦查工作的特殊需要，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检察院内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予以保留，但必须与原单位完全脱钩，统一由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管理。(4)对于鉴定力量雄厚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只能受省级鉴定中心或国家鉴定中心或国家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的委托作为专业鉴定机构的补充，承担司法鉴定科学研究、实际鉴定问题的咨询及专职鉴定机构无法完成的某些鉴定任务。

二、鉴定人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由于诉讼模式及价值取向等因素的不同，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鉴定人的角色定位完全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查清案件事实的责任由控辩双方承担，刑事鉴定作为控辩双方探明案件真相的一种手段，鉴定人象证人一样，主要也是由控辩双方聘请，为控辩双方服务的。因而在英美法系国家，鉴定人与普通证人的地位差不多，理论上把鉴定人称为专家证人(expertwitness)，把普通证人称为外行证人(Laywitness)。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法官也承担着查清案件真相以有效惩罚犯罪的任务，因而鉴定人被定位为“法官的辅助者”。德国有学者认为，鉴定人乃法官“事实发现上的当然辅助者”，而非当事人的辅助者，即使在少数情况下鉴定人是由当事人所选任者，亦同。（注：Kleinknecht/Meyer,Strafprozessordung40.Aufl,1991;§72,Rdnr8.）德国著名法学家埃·施密特给鉴定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所谓鉴定人，就是根据审判官在诉讼上的委托，根据某一专门知识提出带有经验性的报告，或者对法院提供的事实资料以及在法院委托下调查的事实资料，运用他的专门知识和法律上重要事实的推论相结合的方法，来帮助法院的认识活动的人。”（注：转引自〔日〕上村正吉等著：《刑事鉴定的理论与实践》，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页。）日本学者认为，鉴定人是接受法院或审判官的命令，依照专门知识和经验法则，对具体事实进行判断和报告的第三人。（注：〔日〕团藤重光著：《新刑事诉讼法纲要》，第七次修订版，第432页。）既然鉴定人的职责是弥补法官知识和经验的不足，鉴定人的地位当然不同于证人。

论文关键词：刑事鉴定司法官启动制当事人启动制综合式启动制

论文内容摘要：刑事鉴定启动机制大体分为分为司法官启动制和当事人启动制。二者各有利弊。我国的刑事鉴定启动机制的建立应结合我国的文化传统、法治环境、刑事政策、司法资源等因素，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建立以当事人主义为基调，结合职权主义并引入司法审查的综合启动机制。

鉴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经当事人申请，司法机关决定，或司法机关主动决定，指派、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对于案件中的专门问题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作出判断的活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核实证据。司法鉴定启动制度属于举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权属来看，鉴定启动决定权以及鉴定人选任权的焦点问题在于分配这种权力时，如何实现对当事人双方的平等对抗，而不至于使双方权利失衡。但是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强大的国家权力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因此在鉴定启动过程中充分保护犯罪嫌疑人平等的申请权，是现代刑事诉讼中保护犯罪嫌疑人正当权益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程序来看，司法鉴定的启动方式与诉讼程序和模式紧密相关，谁有权委托鉴定、对哪些事项可以委托鉴定以及委托何人来进行鉴定等，在不同的诉讼程序和模式巾有着不同的界定。在实质上体现了一国对犯罪嫌疑人正当权益的保护力度，在鉴定启动制度中，鉴定启动决定权是一核心问题，本文就此问题略发管见，作引玉之砖。

一、各国司法鉴定启动制度之比较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司法鉴定启动制度，大体分为司法官启动制和当事人启动制。

(一)司法官启动制

无论是*年的《刑事诉讼法》，还是*年的《刑事诉讼法》，都把鉴定规定为侦查行为之一种，特指侦查机关指派或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就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科学鉴别和判断并作出书面鉴定结论的侦查活动。由于刑事诉讼法对鉴定的这种定位，使鉴定一直成为侦查机关的一个特权领域。《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于*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后，对司法鉴定的启动权也没明确规定。

刑事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一个案件被害人、被告人或委托人、辩护人分别委托不同鉴定机构作出的多份鉴定结论，造成了公诉机关和法院在采信证据上的分歧，同时导致无休止的重复鉴定。笔者所在的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故意伤害案，被害人赵某的重伤鉴定结论是由其委托人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被告人黎某要求重新鉴定，但是又无法缴纳鉴定费，法院在是否采信该鉴定结论时，由于刑事诉讼法和《决定》都对司法鉴定的启动者无明确规定，于是引发了对刑事诉讼中鉴定启动权问题的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19条只是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对于这一规定，通常理解为提起鉴定的主体指公安司法机关，而当事人是无权直接聘请鉴定人进行鉴定的。照此理解，上述案例中的鉴定结论在启动程序上存在问题，不能采信。那么在被告人黎某已无意见的情况下，要求公诉机关重新鉴定，公诉机关又不答应。最后法院采信了该鉴定结论，但是感觉心里不踏实。

司法鉴定的启动权，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因采用的诉讼模式不同而有所不同。

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诉讼程序由当事人双方自行推动。一个案件是否需要专家鉴定，一般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决定，即当事人双方平等地拥有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同时，“法庭可以指定经当事人同意的任何专家证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指定专家证人”。这样做是为了弥补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之不足。因为鉴定事项完全由当事人双方决定、鉴定人由当事人双方委任的做法，容易导致鉴定人丧失中立性和客观性，鉴定结论也容易仅仅服务于当事人双方的需要。

大陆法系国家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鉴定被认为是帮助裁判者发现真相、实现正义的活动，被视为司法权的一部分，因此，司法鉴定的决定权由司法官行使。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6条规定：“任何预审法官或审判法官，在案件出现技术方面的问题时，可以根据检察院的要求，或者依自己的职权，或者依一方当事人的要求，命令进行鉴定。”《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3条、第83条则规定，法官有权决定就某一专门事项进行鉴定，如发现鉴定人的鉴定尚有不足之处，还可以要求原鉴定人或者委托其他鉴定人进行新的鉴定。控辩双方如果认为案件需要由专家进行鉴定的，可以向法官提出请求，司法警察和检察机构不拥有进行司法鉴定的直接决定权。

【关键词】精神病刑事案例司法鉴定

作者对本院1998年1月至2006年12月精神病医学鉴定资料中116例精神病人刑事案件司法鉴定资料分析进行回顾性分析。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116例鉴定精神病人中男103例，女13例；年龄17～81岁，平均(33.71±12.46)岁，21～40岁的青壮年96例；婚姻状态：未婚85例，已婚19例，离婚11例，再婚1例。文化程度：文盲35例，小学46例，初中25例，高中10例。职业分布：无业74例，农民16例，渔民7例，工人4例，干部1例，其他14例。

1.2方法

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一）帮助法官与当事人准确理解鉴定意见司法鉴定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发展的。在科学还不太发达的时代，由于知识的专业面较小，法官与当事人有可能依据常识理解鉴定意见。而在今天，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科学技术与各类专业知识，人们只能从众多的知识领域中择其一二深入研究。所以，无论是法官还是当事人，在面对大多数鉴定意见时都会感到茫然，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法官与当事人准确地理解鉴定意见，弥补法官与当事人专业知识的不足。（二）解决“多次鉴定”、“重复鉴定”的主要途径“鉴定意见打架”是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一大顽疾。风传一时的“湖南女教师裸死案”、“浙江余姚市幼童方一栋死亡案”即是此种现象的典型案例。从目前鉴定机构的受案情况与法院的审判情况来看，多次鉴定、重复鉴定在我国司法鉴定领域中已成常态，这浪费了司法资源，增加了诉讼成本，使当事人陷入苦不堪言的诉累中。法官面对多种鉴定意见无所适从，只能对多种鉴定意见一律不采用，鉴定意见失去了应有之效力与功能，许多诉讼因此而陷入僵局。鉴定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消除鉴定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怀疑，有效减少诉讼当事人的诉累，也有利于法官采信正确的鉴定意见。（三）鉴定人履行义务的应有之义鉴定人出庭作证是鉴定人以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参加案件审理的一项诉讼活动，是鉴定人鉴定工作的继续和延伸，这并非是对鉴定人的附加义务与请求。英美法系国家将鉴定人视为当事人的证人，由当事人负责要求鉴定人出庭，不出庭的直接后果是视为证言无效。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将不予采纳。（四）可以对司法鉴定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没有监督，就难以保证鉴定活动合法有序进行，难以实现鉴定的客观、公正，难以保证鉴定工作质量。从鉴定实践看，鉴定过程一般不对当事人公开，甚至当事人亲自委托的权利都没有，更谈不上对鉴定过程的参与和监督。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当事人有这方面的权利，另一方面出于鉴定人对自己鉴定技术的保密。所以，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只能是让鉴定人出庭作证，公开其鉴定过程，阐述鉴定依据与理由，以增强鉴定活动的透明度，避免暗箱操作。

我国鉴定人出庭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原刑诉法中没有关于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保护及强制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从而使鉴定人出庭作证遭受打击报复的恶性案件频繁发生，加之没有强制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大部分鉴定人都不会出庭作证，造成了鉴定意见形式化、无用化的局面。正如丹宁勋爵所言：“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给予援助。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钱不值。”[1]有鉴于此，新刑事诉讼法在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保护、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启动、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的情形、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有了新的突破。新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人出庭作证方面立法规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次修改得不是很彻底，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存在问题1.鉴定人出庭作证程序的启动条件过于严格。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符合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人的异议和人民法院的决定这两项条件，才能启动鉴定人出庭程序。也就是说，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人即使对鉴定意见存在异议，也不能依申请启动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程序，必须经过人民法院的同意，才能启动出庭作证的程序。严格的条件会造成以下不利的局面：在法院不同意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对鉴定意见存在疑虑，或者受专业限制，不能够很好理解鉴定意见作出的过程、原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也不能依申请而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过于严格的启动条件，不利于保障当事人与鉴定人之间对质的权利，致使鉴定意见不能发挥其最大的证明能力，也有违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因此，在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时，在多数情况下法院应当满足当事人的合理诉求。2.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过大。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应当是中立的、被动的，只有这样，才能公开、公正地审理案件。鉴定人能否出庭作证，完全由人民法院决定，使人民法院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无形中加大了人民法院的职权主义色彩，在人民法院不同意鉴定人出庭的案件中，当事人势必会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多次鉴定，从而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降低诉讼效率。3.鉴定人出庭作证保护的可操作性不强。新刑事诉讼法对出庭作证的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特别保护的措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该项规定的可操作性略显不足：一是保护的主体不明确，新刑诉中没有按照诉讼阶段划分各机关的保护责任，而是表述为公、检、法三机关均可以予以保护，这样会造成三机关的相互推诿或者权责不明的情况；二是保护主体的能力有限，即使三机关分工明确，仍存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是否有充足的警力和能力保护鉴定人安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立法理念的理想化与现实实践相冲突的结果，需要立法机关进行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增强鉴定人出庭保护制度的可操作性。（二）完善对策1.法律应明确规定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补偿办法。权利总是与义务相伴随的，鉴定人出庭作证是鉴定人承担的一种法律义务，必然需要一定的权利作为保障。[2]《决定》规定，司法鉴定不分级别、不分地域，这样就使得许多当事人申请委托鉴定机构时，经常委托外地的鉴定机构。如此一来，鉴定人出庭作证常需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其间产生的各种费用如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费等对于鉴定人来说是其考虑出庭的主要问题之一。新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的补偿办法没有做出规定，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国外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73条规定：“鉴定人可以请求交通费、日津贴费、住宿费、鉴定费、接受因鉴定而需要的费用的支付或者偿还。”[3]德国有专门的《证人、鉴定人补偿法》，并在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对鉴定人要依照《证人、鉴定人补偿法》予以补偿。[4]现阶段，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尽快明确鉴定人出庭作证费用的补偿方式，是提高鉴定人出庭作证积极性的一个重要措施。2.保障鉴定人出庭作证回避制度的贯彻落实。现行法律已注意并相当重视鉴定人回避，并具体规定了鉴定人回避的程序、主体、时间等问题，从理论上来说，鉴定人回避制度已比较完善，只是在实践操作中却难以实现。司法实践中，法院的技术部门将案件委托给鉴定部门后，法官与当事人就开始等待鉴定意见的出具。至于谁是鉴定人，不用说当事人，甚至连法官也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鉴定意见出具前，岂能谈回避二字？此为一方面。另一方面，鉴定机构全国不分地域地委托，就算当事人知道鉴定人的名字，他又怎能知道千里之外的鉴定人与对方当事人有什么关系？由此看来，要保障鉴定人回避制度的落实，确实有一定的难度。要完全避免，也是不现实的。但立法可以规定一些制度，尽可能地防止不公正情况的发生。首先，有没有回避事由，鉴定人应该是最清楚的，所以法律应当规定鉴定人遇有回避事由时要主动提出回避，否则，法律会给以相应的制裁，以督促鉴定人自动回避。其次，法院在委托鉴定人后，应当将鉴定人的基本情况告知当事人，以便当事人及时行使回避权，避免在出具鉴定意见后才提起回避，浪费司法资源。再次，如果是律师事务所委托的，事务所应当及时将鉴定人情况告知对方当事人，否则鉴定意见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总之，要确保鉴定人回避的落实，需要法院与当事人、鉴定人多方的努力，同时还需要法律强有力的支撑。3.确立鉴定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做虚假鉴定意见的责任追究制度鉴定人的法律责任问题，是司法鉴定制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因为评断鉴定意见错误的标准一直以来是国内外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事实上，鉴定意见是一种认识判断，在没有成为公理之前，没有人能绝对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人的判断是错误的。所以，在确定鉴定人的法律责任时，不能用“错案”追究制度。一方面，是否错案，对于许多鉴定意见而言往往是无法确定的；另一方面，由于鉴定材料的条件差、鉴定设备和技术手段落后、鉴定方法不科学、鉴定技术水平低等非鉴定人主观故意与重大过失而形成的鉴定失误，对于鉴定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追究其责任，确有不公平之处。鉴定意见的正误只能用客观标准进行评断。[5]对鉴定人追究责任，只能是在鉴定过程中，由于鉴定人的故意与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失的，才承担赔偿责任、行政责任，对触及刑法的，予以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实际情况，法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确定鉴定人的责任：（1）鉴定人明知鉴定意见是错误的而出具虚假结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应追究其相应的责任；（2）鉴定人故意损毁、更换鉴定资料，给鉴定带来严重后果的；（3）鉴定人重大过失造成鉴定资料遗失、失去鉴定条件的；（4）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故意或重大过失泄露案内秘密的；（5）鉴定人明知存在法定回避情形而不主动回避的。鉴定机构应当承担监督职责，对鉴定人出现以上情形，可以先对鉴定机构进行处罚，然后由鉴定机构向鉴定人追偿。鉴定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对鉴定机构也应进行相应的处罚。4.加强司法鉴定人员的执业规范和职业道德教育。涉及鉴定的范围日益增多，鉴定技术方法也不断更新变化，这必然要求不断加强对鉴定人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再教育。司法鉴定人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司法鉴定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石，不断加强对司法鉴定人员的培训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国家应该在全国设立若干司法鉴定人培训中心，对全国的鉴定人进行定期培训并记录在案，以提高鉴定人办案的效率，确保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准确性与公正性，推动司法鉴定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本文作者：张杰工作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刑事诉讼法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鉴定，并不是侦查行为的一种，也不是司法机关的专属权利。鉴定结论只是一个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与案件有关的人员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由提供证据的义务。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1条和第159条也规定了当事人可以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没有规定直接委托鉴定和直接申请鉴定是不完善的。因此我国应与国际接轨，借鉴当事人主义模式，采用控、辩双方都有权提起鉴定的方式。换言之，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当事人可以聘请鉴定人就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这样有利于在刑事诉讼中更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鉴定启动模式的选择问题，由于现行诉讼法没有规定，要明确我国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必须对《刑事诉讼法》第119条做广义的理解，既然规定了当事人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那么申请鉴定的权利应该是对该权利的合理延伸。扩大当事人有直接委托鉴定的权利，是控辩平等的要求，对加强庭审对抗，改善审判方式都有积极意义。社会的现实也是，从一元化的鉴定体制向多元化的鉴定体制过渡后，一般的伤害案件发生了要鉴定为重伤的，公安机关才介入侦查；如果是轻伤，一般由当事人自诉，这个重伤或轻伤的鉴定先都是由当事人或委托人委托鉴定的。如果对当事人或委托人委托鉴定的结论不采信，那么只好由侦查机关重新委托鉴定。不仅浪费时间和金钱，而且造成诉讼的拖延。实际上把鉴定结论作为一种证据来审查，问题一下就可以解决，何必在鉴定由谁启动的问题上过多纠缠。当然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鉴定启动权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更好。

无论是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还是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都把鉴定规定为侦查行为之一种，特指侦查机关指派或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就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科学鉴别和判断并作出书面鉴定结论的侦查活动。由于刑事诉讼法对鉴定的这种定位，使鉴定一直成为侦查机关的一个特权领域。《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于2005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后，对司法鉴定的启动权也没明确规定。

刑事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一个案件被害人、被告人或委托人、辩护人分别委托不同鉴定机构作出的多份鉴定结论，造成了公诉机关和法院在采信证据上的分歧，同时导致无休止的重复鉴定。笔者所在的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故意伤害案，被害人赵某的重伤鉴定结论是由其委托人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被告人黎某要求重新鉴定，但是又无法缴纳鉴定费，法院在是否采信该鉴定结论时，由于刑事诉讼法和《决定》都对司法鉴定的启动者无明确规定，于是引发了对刑事诉讼中鉴定启动权问题的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19条只是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对于这一规定，通常理解为提起鉴定的主体指公安司法机关，而当事人是无权直接聘请鉴定人进行鉴定的。照此理解，上述案例中的鉴定结论在启动程序上存在问题，不能采信。那么在被告人黎某已无意见的情况下，要求公诉机关重新鉴定，公诉机关又不答应。最后法院采信了该鉴定结论，但是感觉心里不踏实。

刑事司法鉴定是刑事诉讼中，为查明案情由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在刑事诉讼中，鉴定是侦查行为的一种，也是证据形成的途径之一。鉴定结论作为“科学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对于诉讼结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涉及鉴定制度的包括鉴定结论的称谓、鉴定人出庭作证、鉴定人签名等，鉴定模式的选择、鉴定制度的地位、鉴定程序的启动、重新鉴定问题、鉴定次数问题等也纳入学界视野，成为刑事诉讼法修正热议的话题。笔者从事刑事诉讼实务，特将刑事司法鉴定实务中发现的典型问题予以分析论证，以期对刑事诉讼文明进程贡献绵薄之力。

一、法律应当对鉴定时限进一步规范

(一)现行关于鉴定时限的相关规定

关于鉴定时限的定义，立法上并无明确规定。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26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在与委托人签订司法鉴定协议书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委托事项的鉴定。鉴定事项涉及复杂、疑难、特殊的技术问题或者检验过程需要较长时间的，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完成鉴定的时间可以延长，延长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三十个工作日。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对完成鉴定的时限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细分析之，本规定只是司法鉴定结构接受委托之后完成鉴定的时间，实务中鉴定时限应当包括鉴定时机的选择、鉴定过程的进行和鉴定的完成等统一的过程。在刑事诉讼实务中，鉴定对象不同，鉴定时限亦有差异。若是固定不变的鉴定对象如痕迹、实物、文字等，鉴定时限对鉴定结果不会有太大影响;而对于处于变化中的鉴定对象，如人体损伤，在不同的时限鉴定会出现不同的伤情结果。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编著的《人体损伤程度司法鉴定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对人体损伤鉴定时限有专门的说明，该《指南》“总论—鉴定时限”部分提出:“凡不影响容貌和组织、器官功能的损伤，鉴定时限不超过1个月至3个月;凡影响容貌和组织、器官功能的损伤，鉴定时限不超过3个月至6个月;疑难复杂、一时不能确定的损伤，鉴定时限不超过1年。”《指南》在“毁人容貌、听力鉴定、视力鉴定”等部分，都对鉴定时限做出了说明，如“损伤后有视力下降的最好应在伤后1周左右进行常规视力检查，伤后3－6个月并临床治疗基本终结后，再经复查视力作出鉴定结论。”

(二)鉴定时限的实务意义与不足

由于人体损伤存在治疗康复过程，鉴定时限的选择对于伤害类案件的结果影响重大，过早进行鉴定伤害后果显示会很严重，治疗结束之后鉴定后果可能相对较轻。笔者办理王某伤害周某案件，王某造成周某左肘鹰嘴骨折，办案机关在进行鉴定时内固定尚未拆除，周某左肘无法活动，鉴定结果为重伤(六级伤残)，等内固定拆除后重新鉴定时，周某左肘可以自由活动，鉴定结果为轻伤。由此，对于变化中的鉴定对象，尤其是伤害类案件的人体损伤鉴定，应当将鉴定时限作为必须考量的因素。其他鉴定，如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包括物证类鉴定、毒物鉴定等，鉴定时限选择对鉴定结果也具有直接的意义。

一、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概述

刑事法领域中的强制医疗通常被认为是保安处分的一种，是对实施了危害行为的精神疾病患者适用的旨在隔离排害和强制医疗的刑事实体措施，目的在于消除精神病患者的人身危险性，防止再犯，达到防卫社会的目的。［1］它对于精神病人的疾病治疗、权益保障以及消除其人身危险性、预防其再次危害社会、维护公共安全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与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的政府强制医疗措施有诸多共同点，如二者适用对象都是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适用都需要经过法定鉴定程序，都是为了防止精神病人继续危害他人和社会。但二者也存在着诸多不同，主要体现在:1、性质不同。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而后者属于刑法授予政府的刑事执行权;2、启动主体不同。前者的启动主体是检察机关或法院，后者的启动主体较为混乱，包括公安机关、精神病院、诉讼当事人、监护人等;4、决定主体不同。前者的决定主体为人民法院，后者的决定主体一般为政府部门或公安机关;3、适用条件不同。新刑事诉讼法第284条中规定:“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可以理解为“社会危害性”作为强制医疗的主要条件;根据《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政府强制医疗将家属和监护人的看管和医疗作为强制医疗的前置程序，家属或者监护人的看管或医疗不足以防止其危险性的，才由政府强制医疗。

二、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现状分析

《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中用五个条款对强制医疗程序进行了规定，依次包括适用对象与决定主体、审理程序、强制医疗决定的定期评估与解除以及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这五个条款基本上勾勒出强制医疗程序的轮廓，但存在一些不明确、不完善之处，需要予以改进，也需要通过实践发现其问题，促进其进一步完善。

(一)所规定的适用对象单一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实施强制医疗的对象为“经过依法鉴定确认不负刑事责任”的人。综观国外的立法，强制医疗的对象不限于此，还应包括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和无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2］《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97条第1款规定对无执行刑罚能力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强制医疗措施;英国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还包括有病无罪、无受审能和服刑期间患病的精神病人;德国、蒙古国刑法典强制医疗的对象同时还包括无受审能力和执行刑罚能力的精神病人［3］。对于无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根据目前法律规定和实践操作，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后，待其病情好转后再继续审理。如果此种精神病人的家人无力或不愿给予治疗，其仍然有潜在的社会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