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律范文10篇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所谓刑事法律援助又称刑事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就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保持控诉平衡、保障社会弱者平等诉讼机会的一种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设计。简言之，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具体的说，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贫穷的、无力支付法律费用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的制度。”[1]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尺度。

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行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化法制国家必须承担的一种国家责任，是公民享有的一项社会基本保障权利，是司法为民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保障人权的一项基本内容。司法人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本质上是保障司法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措施。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贫弱残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实现自己合法权益。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史

刑事法律援助萌芽于十五世纪末期的苏格兰王国，一度创立了穷人登记册，在册者若提起诉讼，则可免费得到法律顾问和人的帮助。法律援助发展于二十世纪中叶，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陆续建立和完善了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其内容从刑事诉讼扩展到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其对象从为穷人服务扩展为中产阶级服务，其形式从法庭扩展到预防性服务，提供援助范围已涵盖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的不同层面的层次，已从保障穷人公民权利发展到福利型福利社会保障制度。[2]把法律援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一种国家福利性质的制度。作为建立和完善法制象征之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量力而行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五十年代开始，法律援助虽然没有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提出和建立，但有关法律援助的一些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在当时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例如1954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法院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指定辩护人为被告人辩护。1956年10月20日司法部的《律师收费暂行办法》等文件中，规定了律师免费或减费给予法律帮助的具体案件范围。1979年以后，陆续颁布实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

作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始建于199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律师法》。其中《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以经济状况为决定条件的一般刑事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则与特殊刑事法律援助的两项基本原则，即被告是盲、聋、哑、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则确立了三项重要原则。一是公民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二是确立了律师的法律援助义务，三是法律援助职能归属于司法行政部门。，国务院颁布了我国首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作为一项年轻的法律制度，其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过窄，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衔接不畅等问题。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当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来思考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途径。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

1、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以下简称五种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法律援助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绝大多数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法院指定辩护的五种人，非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相当稀少。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

2、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衔接机制不顺畅。

一、俄罗斯刑事实体法律制度产生的背景

为什么诞生了具有全新内容的俄罗斯刑法典，这是剖析现行刑事法律制度存在的前提。不可否认，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俄罗斯必须创造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创造社会和谐的条件。法律与秩序的构建是其中重要的环节。而选择什么样的法律与取舍怎样的法律内容是政治动荡降温、社会利益均衡、市场竞争规范、抗议情绪缓和的试金石。刑法是最后的社会保护屏障，是社会隐患的最后一道制裁关口，借助国家之力发出禁止与命令性规范，明示哪些行为是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哪些人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什么样的犯罪应受刑罚，何种情况下减免刑罚。如此打造出的刑法典，即便是新法律彻底推翻了旧法律，即便是林林总总的法典众多，都是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立法者为维护特定的法律关系不得不废旧立新的抉择。任何一部法律的产生一定天然带有自身所追求的法律精神。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法律是人类的理性，各国的法律是人类理性在特殊场合里的适用。因此，法律和地理、地质、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口、商业等等都有关系，而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法的精神”［1］。俄罗斯刑法典毫不例外，在新情况新现象的考验下，追求着新时代的法律精神，并且由于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变革而涅磐重生。

﹙一﹚民主政治孵化了新型的法律

起初，俄罗斯全面借鉴西方，推行拿来主义的政治改革，使国家陷入政治动荡中。休克疗法式的政治转轨，囫囵吞枣地吸收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违背了制度变迁的渐进性规律，欲速则不达，反而是教训惨痛。政治博弈的结果是，俄罗斯力求政治稳定、国家强大为最高目标，不断推动多元化民主政治发展，同时不时发出强权统治的警示信号。1993年，全民公决和新宪法的颁布，昭示了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与传统的铁腕治国达成了相容性的交集。毕竟，俄罗斯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已经有效发挥着作用，宪政体制在治理社会与振兴国运进程中势不可挡。新的法律秩序恢复与重建，新的刑事法典酝酿与出台在民主政治改革中脱颖而出。

﹙二﹚经济的动荡激活了新型的法律

1991年的苏联解体阵痛引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俄罗斯在风雨飘摇中从世界经济强国一路狂跌倒贫穷的底层。经济体制由原来计划大一统的公有制突然被抛向了市场化的私有制，低迷的经济，绝望的生活，贫富分化，金融寡头，所有这一切都将俄罗斯打入了无底深渊。据统计，俄罗斯在1990年—1996年间，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几乎下降到了原来的50%。收入导致的社会分层状况超出了国家稳定的差距指数﹙10倍﹚，收入最高的10%的人是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15倍之多，最高工资收入是最低工资收入的27倍［2］。这些无疑透视出俄罗斯改革进程中的诸多弊病。只有力除这些弊病，才能恢复社会经济，使整个社会结构良性运行。普京上台后，重视社会经济政策调整，限制寡头势力扩张，改善贫困人群的生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统一社会力量，争取一切制度合法化。于是，在经济改革大潮的洗礼中，孕育出了新的刑事法律理念与制度。

摘要:本文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宏观背景，试图从破解环境刑事司法问题的角度，探讨生态法益的刑事法律保护问题。期待为生态文明建设与法治文明建设的有机结合贡献点滴力量。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法益;刑事法律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然而生态文明建设却差强人意，与预期目标存在一定差异。从法制建设的角度来看，进一步提高环境司法的实际效力、切实增强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维护已经成为司法机关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重要职责。

一、从法律层面保护生态环境资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

十八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关乎民族发展的大事。从而将生态文明建设置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强调面对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的严峻挑战，必须要保护自然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要将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凸现出来，并且要同经济、政治、法治等方面融合到一起，致力于建设美丽中国、和谐中国而奋斗［1］。由此可见，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课题，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全面法治、经济水平迅猛提升的时代背景下，法益也是不断发生改变的，全新的法益将会不断呈现出来。所以对于更好、更美、更优的生态环境需求是人民群众与社会发展的正当需求，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态环境的利益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这种意识也逐渐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践中，环境法益、生态法益作为国际法体系中的重要主体，已经被国际上认识到，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保护生态平衡，构建良好生态环境体系对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和地区来讲都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下，更多国家和地区认识到人类享有生态法益的权利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生态文明与法治文明的结合速度正在不断加快。

二、刑法在生态法益中发挥关键作用

霍姆斯法官曾经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不断是经历。”而当我们中国还不是十分健全的法律体系与中国前无古人的变革相遇的时分，我们不只缺乏慎密的法律逻辑。以至于更缺乏圆满的经历。

首先。任何刑事立功自身都是关于刑法所维护的法益自身的损害。在立功的实质特征上，无论是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分性的三特征说，还是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罪恶性以及应当承当刑事义务性的四特征说，以至于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等等两特征说。社会危害性都是刑事立功的实质特征。而社会危害性就是应受刑罚处分水平的社会危害性。依据最根本的“谁投资、谁受益”以及“无义务。就没有权益”的准绳，在兽医站收益情况不能满足日常开支的状况下。兽医站实践上曾经不具备任何投资的才能，王某、邹某、陈某、张某、魏某等人出资兴办的经济实体，其资产理所应当归结于其投资人一切。而且，在该站其他职工由于思索运营风险而未参与集资的状况下，依照权益与义务对等的准绳，其他职工当然地不享有相应的运营权与利润分配权。由于经济实体自身的资产并非国有财富。所以作为贪污立功客观方面的公共财物在本案中并不存在。客观主义刑法理论又以为，刑法上的结果是指对法益的损害与损害的风险。因而，违法性的依据在于行为对法益的损害或者要挟的结果，即结果恶才是违法性的依据。这便是后来被称为结果无价值论的根本观念。由于王某并没有超越本人的投资范围以及投资的权利非法获得任何国有资产，所以其关于国有资产的权益没有发作任何损害，也就不具备刑法规则的贪污立功的法益损害性或者是契合定罪的结果无价值论。

当然，王某等在经济实体运营过程中以及经济实体的处置过程中，其赢利以及处置资产所得都曾经用于兽医站这一国有事业单位，从资产的处分权上似乎能够得出经济实体资产属于国有资产的结论。2000年，王某请乡党委处置资产未果；2002年，王某出卖经济实体资产所得款项18万元用于兽医站归还债务、购置办公用品及职工家眷治病等开支。从兽医站实践享有利润分配权以及乡党委的资产处置权上，我们可能以为经济实体应当是属于国有资产，但是认定资产最重要的准绳是经济实体自身的投资主体。由于集资人签署协议商定分红微风险承当方法，那么兽医站与王某等之间并非借贷关系，也就是兽医站关于经济实体的资产没有任何义务，也不承当任何资产损失的风险，经济实体的资产当然地不属于国有资产。固然盈利曾经用于兽医站开支以及王某恳求本质代表公权的乡党委处置资产。其自身并不影响资产性质的认定。

其次，王某本身的行为不具备客观违法性，或者是不具备贪污立功这一目的犯的主要特征。作为非法占有的立功都是属于目的犯，而目的犯都必然具备客观的违法性。“客观的违法性在调查行为之违法性时，归入客观视角，能够说是一种更为全面的违法性理论。构成要件是一种违法类型，因而在构成要件的内容上，也不只仅包含客观要素，同样也存在客观要素。最初所指的客观要素就是指目的犯之目的等特定的客观要素。后来才扩及成心与差错等普通的客观要素。”贪污立功的客观方面就是追求关于国有财物的非法占有。王某为了本人投资资产的平安，在乡党委2006年严重怠于行使本人职权的状况下(实践上，乡党委也不应当行使资产的处置权)，2009年王某卖掉经济实体资产所得24万元，分得11万。既然王某当初投资进去，其收回本人投资的行为完整属于关于本人资产的一种处分行为，而且从数额上讲也没有超越本人当初的投资范围。其从客观方面没有并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腕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所以客观违法性与客观违法性分离认识剖析，其行为不具备刑事违法性。

最后，王某的行为不具备职务行为的根本特征。依据《刑法》第93条，国度工作人员，是指国度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度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按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度工作人员论。王某2006年6月办理了退休手续，其自己也就不再具备刑法意义上的国度工作人员身份。固然其自身实践上关于经济实体自身存在一定的管理权限，但是由于经济实体属于其为主体投资兴办的，其管理权限属于投资者的民事权益；而且即便是经济实体自身的资产属于完整的国有资产，在并没有得到乡党委受权的状况下，其关于经济实体的管理最多属于民法意义上的无因管理，而无因管理并不是职务行为。认定王某涉嫌贪污立功，完整无视王某曾经退休三年以及没有任何拜托受权的事实，所以是关于贪污立功的职务行为扩展化解释。

中国社会三十年来在发作宏大的变化，中国的法律也在承受宏大的变化。假如其有过错的话，那就是由于国度的变革招致当初兴办经济实体的时分。关于经济实体的相关法律规则不是十分明晰，以致于在经济实体的盈利处置等方面形成一定意义上认定经济实体本身资产性质的困惑。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法律可以完整标准变革理论，那样的话实践上也就不是变革了，特别是当初鼓舞兴办经济实体的变革。所以给予理论以一定的空间，或者说是刑事法律在变革地带留下一定的空白，那是我们必需承受的。也正由于如此，当刑事法律遇上中国式变革理论时。我们既要坚持罪刑法定准绳，也要坚持刑罚的谦抑性准绳，促使刑罚权行使主体以及行使过程的内敛。我们不应当由于王某等没有正确地行使本人的民事法律权益，将盈应用于国有事业单位而动摇罪刑法定的根基。毕竟贪污立功的对象是国有资产，立功主体是国度工作人员。

刑法被认为是最集中地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因而，刑法的政治属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计划经济时期突出地显现出来。刑法的政治功能被放在第一位，刑法的打击锋芒被界定为主要针对反革命罪；刑法中不具有政治职能性质的条款也要为其政治职能服务。（注：苏惠渔等：《刑法价值观念的一次维新》，《法学》1999年第2期。）对于刑法这种近于直观的认识，不仅在事实上导致人们直接把刑法用作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导致人们在观念上把刑法看成是以统治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人们印象中的“刀把子”。刑法就是执行阶级专政职能、镇压阶级敌人反抗，惩罚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工具。

其实，刑法并不仅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工具，甚至主要不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工具。现代刑法理念和原则的产生是基于人权保障、实现社会正义而产生的。现代刑法的灵魂——罪行法定原则就是基于公民防范司法擅断，制约国家刑罚权，保护个人自由，实现社会正义而提出的。这一原则确定的理论基础即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思想和观念，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受社会本位的整体主义的束缚，受政治刑法观和刑法工具主义的影响和制约，个人权利强调得不够，（注：梁根林：《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3期。）使得刑法的立意被长期定位于消灭犯罪的理想之上。其结果，导致了长期以来我国刑法以消灭犯罪为目的，而不惜花费成本，甚至以牺牲对公民应有权利的保障作为代价。（注：苏惠渔等：《刑法价值观念的一次维新》，《法学》1999年第2期。）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确立，现代刑法观念的启蒙与觉醒，与国家、集体相对应的社会个体利益得到了法律的充分承认和保障。我国刑法也应当破除片面强调刑法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刑法工具主义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观念和刑法本身就是社会正义的象征的目的主义观念，确立国家刑罚权自我制约意识，确立犯罪人既是刑法规制的对象，又是刑法保护的应当给予理性尊重的法秩序主体的意识。马克思说过：“法典是公民自由的圣经”。按照李斯特所说：刑法不仅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而且也应该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刑法在保障国家行使刑罚权以惩罚犯罪，维护秩序的同时，又必须要充分保障犯罪人个人的合法权利。在国际社会普遍强调人权，人权意识凸现的今天，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受到特别的关注和重视。人权保障是刑法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注：张文、何慧新：《中国刑法学20世纪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当代法学》1999年第1期。）因此，我们应当在批判和废弃刑法工具主义、刑法政治观的同时，高扬刑法人权保障的旗帜，并以人权保障为底线构筑现代中国刑法学，为中国刑法学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指明前进方向。

（二）破除刑法万能主义，树立刑法谦抑观

中国古代礼“禁于将然之前”，刑则“禁于已然之后”的礼——法（刑）两级规范体系导致刑不仅成为一切违法行为的制裁手段，而且成为所有违于礼义的行为的制裁手段，所有出礼入法的行为都是应予严刑惩治的犯罪。这种礼——法（刑）配置关系是造成中国古代社会刑法泛化、刑法万能主义观念盛行的重要原因。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与旧法统和封建专制的刑法制度的决裂，但刑法泛化和刑法万能主义的观念影响却根深蒂固，至今未能消除，特别是表现在立法上对一些无序、失范该由民法、经济法和行政法调控的行为予以犯罪化，纳入刑罚圈的现象，使刑罚权的范围无限扩张，表现在社会大众心理上，强化了全社会对刑罚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效果的作用期待，重刑主义思想抬头。（注：梁根林：《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3期。）

其实，如耶林所指出的“刑罚为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刑法应当是抗制不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能够用其他法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尽量不用刑法手段调整，能够用较轻的刑法手段调整的犯罪行为尽量不用较重的刑法手段调整。（注：储槐植：《罚刑矛盾与刑法改革》，《中国法学》1994年第5期。）这就是刑法的谦抑性思想。显然，刑法谦抑性观念，是与刑法万能主义相悖的，它应当成为我们批判刑法万能观念的武器，并应当成为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创新理论之一。同时，我们也要在对“严打斗争”重新审视时对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和刑法的普遍约束力予以关注和重视。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菲利说过：“刑罚从其结果的不可避免性中产生全部威力。”列宁也曾指出：“有人早就说过，惩罚的警戒作用决不是惩罚的严厉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重要的不是严惩罪行，而是使所有一切罪案都真相大白。”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结论也证明绝大多数犯罪人都存有侥幸逃避制裁的心理，无论刑罚多么严厉，犯罪人认为自己有逃脱刑罚制裁的可能时，再严厉的刑罚也毫无阻止犯罪发生的作用。刑法运用的实践也进一步证明，自1979年刑法典制定后，为严厉打击犯罪先后修改和制定的20余部法规都是愈来愈严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扼制犯罪过快增加的作用，但它却不能从根本上制止犯罪的增加，甚至对阻止犯罪过快增加所起的延缓作用也极为有限。为此，在树立刑法的谦抑性时，更应重视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和刑法普遍约束力，适当降低刑罚的严厉性，而扩大刑法约束的范围，即有限度地扩大对某些行为的刑法约束；一是将有些行为纳入刑法调整，如危害环境，某些恶意的经济行为等；二是将有些行为降低处罚要求，如贪污、受贿等犯罪，降低其构成的起点数额，防止培养犯罪分子的胃口和能捞一把是一把的侥幸的心理，使某些腐败分子望而却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刑法的普遍约束力将日益加强，这是现代刑法的新理念。

（三）破除重刑主义，树立社会防卫观

刑事法律援助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已经完成立法创建、机构设立、援助落实等多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但是由于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起步较晚，而刑事诉讼就某种意义而言目前尚处于模式选择与转换过程之中，所以作为二者结合点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均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刑事法律援助基本功能的发挥，进而影响到整个刑事辩护制度功能的实现，甚至有学者将刑事法律援助视作“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瓶颈”。[1]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成为我们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刑事法律援助现存诸多问题的梳理，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更需要引起重视与完善：1、获得律师帮助权未被明确为公民的宪法权利；2、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刑事法律援助的程序性制裁不清；3、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过于狭窄；4、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过晚；5、刑事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明显，案件多但是律师明显不足，且区域差距大；6、刑事法律援助缺乏质量保障机制；7、刑事法律援助的人员、资金缺口大。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种种不足，不利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公正有效进行，我们应当抓住刑事诉讼法以及律师法即将进行再修改的契机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改革完善，并向法律援助法的单独制订做出努力。

一、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及律师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其主要的功能是保障弱势群体的辩护权的实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宪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规定得较粗疏，缺少可操作性，基于此，才出现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等部门通过通知及联合通知等形式来对各阶段的刑事法律援助进行补充和完善的情况。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别大，东西部的法治环境差距较大，所以在立法时应当建立起从宪法、法律援助法为主线，通过各省的地方立法加以具体贯彻落实的法律体系。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在宪法中确立获得法律援助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中，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这项制度。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工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与发达国家已成熟的制度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法律援助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与工作发展需要有距离，法律援助服务能力与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有距离。

一、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

(一)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及《条例》的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对于《条例》第11条所规定的三类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很少，法律援助中心基本上没有为这些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如云南省2005年全省办理的14171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8930件，占63%。刑事案件中,法院指定的8578件,占96%，通过申请的352件，仅占4%；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1526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1514件，占99%，全部为法院指定案件。2005年，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5万多件，接待法律咨询200多万人次，有43万多名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比上年增长4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中，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这项制度。

摘要:随着当前社会不断发展及人们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上各个方面对知识产权也越来越重视，国家也在对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不断进行完善，知识产权方面的刑事法律保护也不断得以加强。为使知识产权得到更好保护，政府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从而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更好法律支持。本文就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强化策略

当前我国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并且也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识产权保护应当以刑事法律为支持，对侵害知识产权违法行为严厉打击，从而使知识产权得到更好保护。政府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在明确知识产权在刑事法律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积极通过有效措施强化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从而使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具备更好法律理论和实践支持。

一、知识产权在刑事法律保护方面价值取向分析

(一)权利及秩序

对于我国当前法律而言，其所保护内容主要包括两种方面，一方面是保护私人财产权，另一方面为维护社会秩序。其中，在保护私人财产权方面，当前法律认为对知识产权造成侵犯就是严重损伤人的权利;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当前法律认为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不但属于侵犯他人权利行为，同时也是破坏社会秩序行为。在商业社会中，对于商品经济而言，其实质就是交换的一种经济结构，在交换商品之前，交换双方均需承认对方知识私有性，因此我国当前刑法必须要保证一定权利公正性，法律应当具备权利支持，这样才能够保证法律可以正常使用，而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同样是如此，对于知识产权刑法保护而言，应当以权利为立足点，在积极支持知识私有制的同时，对于社会秩序稳定也应当进行考虑，这样才能够对知识产权进行科学保护，否则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就会缺乏科学性，并且也缺乏完整性。

为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受贿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1）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

（2）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的；

（3）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