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范文10篇

2010年，中国经济渐别阴霾，迎来新的曙光，在经历了2007年的大牛市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后，方兴未艾的阳光私募基金已经成为投资精英们“掘金”的主要平台，也渐渐为投资者所认知。

所谓的“阳光私募”是资产管理公司（或投资公司）通过信托机构，向特定投资人发行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由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银行作为托管人，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顾问，进行证券投资活动，这里的资产管理公司就称为“阳光私募公司”，其发行的信托产品，称为“阳光私募产品”。与一般意义上的私募基金不同，阳光私募的“阳光”主要体现在其运作的规范化和透明化上，它的设立要经过监管机构备案，资金实现第三方银行托管，有定期业绩报告，因而投资者的资金安全能得到很大的保障。

1我国阳光私募的发展现状

1.1数量与规模

公开数据显示，国内第一支阳光私募基金，是由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于2003年8月1日正式成立的《云南信托·中国龙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产品期限为5年，资金托管银行为招商银行，其收费除了按照资金1.5%比例收取管理费以外，年度提取超额收益的20%作为业绩提成。其成立标志着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依靠信托平台开始规范化和透明化运作，正式踏上阳光化的探索之路。

2003—2006年是中国阳光私募基金的萌芽阶段，经过2007年和2008年的牛熊市洗礼，私募基金的发展逐渐跨向成熟，也有越来越多优秀的资产管理人跻身私募领域。阳光私募管理人在2007年和2008年的不俗表现逐渐让广大投资者认可，阳光私募行业在2009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当年的阳光私募产品发行量是2008年的3倍。而2010年以来，前三个季度的发行量也超过了2009年，达到334支。

［摘要］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阳光私募已经成为资本市场的一股重要力量,它丰富了社会资金的投资渠道,给我国资本市场注入了新鲜血液,对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建设起着重要推动作用。本文从阳光私募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入手,分析了其兴起的原因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存在问题在立法、人才和基金管理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以促进阳光私募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阳光私募；信托；投资主体

2010年,中国经济渐别阴霾,迎来新的曙光,在经历了2007年的大牛市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后,方兴未艾的阳光私募基金已经成为投资精英们“掘金”的主要平台,也渐渐为投资者所认知。

所谓的“阳光私募”是资产管理公司(或投资公司)通过信托机构,向特定投资人发行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由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银行作为托管人,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顾问,进行证券投资活动,这里的资产管理公司就称为“阳光私募公司”,其发行的信托产品,称为“阳光私募产品”。与一般意义上的私募基金不同,阳光私募的“阳光”主要体现在其运作的规范化和透明化上,它的设立要经过监管机构备案,资金实现第三方银行托管,有定期业绩报告,因而投资者的资金安全能得到很大的保障。

1我国阳光私募的发展现状

1.1数量与规模

摘要：我国近代商务英语的兴起源于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沟通需求。这种商务英语主要是上海的洋泾浜英语，以中外商贸及与之有关的金融、服务项目为内容，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实用性。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的开启，为社会提供了大量急需商务英语人才，促进了中外贸易交流和发展，让更多国人通过学习了解西方世界，也开创了我国商务英语教学的先河。

关键词：晚清；商务英语；中外贸易；兴起与演变

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中西方远洋贸易量扩大，广州、上海等港口成为中外商埠重要贸易集散地。英语逐渐取代其他外语成为商务主要交流语言，导致社会急需一大批懂英语的人才。为此，民间商务英语学堂开始兴起。

一、晚清民间商务英语兴起的社会基础

随着天朝国门洞开，西方文化开始从广州、上海等地进入内陆，日益开放的观念和外贸需求为英语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在广州、香港、上海等重要通商口岸，英语作为通商公共语言使用频繁，让人们对外语重要性有了新的认知，促进了商务英语学习风潮兴起。

（一）内外驱动力对晚清商务英语热潮的作用

［摘要］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阳光私募已经成为资本市场的一股重要力量,它丰富了社会资金的投资渠道,给我国资本市场注入了新鲜血液,对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建设起着重要推动作用。本文从阳光私募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入手,分析了其兴起的原因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存在问题在立法、人才和基金管理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以促进阳光私募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阳光私募；信托；投资主体

2010年,中国经济渐别阴霾,迎来新的曙光,在经历了2007年的大牛市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后,方兴未艾的阳光私募基金已经成为投资精英们“掘金”的主要平台,也渐渐为投资者所认知。

所谓的“阳光私募”是资产管理公司(或投资公司)通过信托机构,向特定投资人发行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由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银行作为托管人,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顾问,进行证券投资活动,这里的资产管理公司就称为“阳光私募公司”,其发行的信托产品,称为“阳光私募产品”。与一般意义上的私募基金不同,阳光私募的“阳光”主要体现在其运作的规范化和透明化上,它的设立要经过监管机构备案,资金实现第三方银行托管,有定期业绩报告,因而投资者的资金安全能得到很大的保障。

1我国阳光私募的发展现状

1.1数量与规模

2001年8月21日，联想推出了全新的商用电脑——开天系列。联想副总裁陈绍鹏宣称：这一产品系列体现了联想对产业的思考和对客户的理解，是用联想用“全面客户体验”理念打造的“全三维品质”精品。联想认为，在全面客户体验时代，不仅需要对用户深入和全方位的了解，而且还应把对使用者的全方位体验和尊重凝结在产品层面，让用户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和被体贴。

9月4日，惠普公司与康柏公司达成250亿美元的并购交易，成为IT新老大。消息传来，举世震惊。惠普公司总裁费奥·利娜(CarlyFiorina)提出了构造"全面客户服务模式"(TotalCustomerExperience)，带领新惠普由传统的产品经济、服务经济全面转向体验经济。

10月25日，被微软公司形容为设计最佳和性能最可靠的新一代操作系统WindowsXP全球面市，比尔·盖茨宣称该新操作系统为人们"重新定义了人、软件和网络之间的体验关系"。"XP"来自"Experience"，其中文意思即是体验。

12月2日,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来到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现场。这位曾经预测了“第三次浪潮”到来的托夫勒再次向大家预言：服务经济的下一步是走向体验经济，人们会创造越来越多的跟体验有关的经济活动，商家将靠提供体验服务取胜。

一时间，体验这个词在各种媒体上一下子热了起来，不但在IT领域，传统产业的企业也纷纷一起来关注体验。但到底何谓体验，何谓体验式营销，如何执行一个体验式营销战略呢？看了本文，我想你将会有一个较为深度的认识。

一、体验式经济的到来

摘要：竹枝词是以浓郁的乡土气息、突出的地方特色、悠长哀婉的情韵为特征的山歌，最初是以纯民歌的形式存在于民间的。竹枝词在艺术特点上最为突出的是其创作中大量运用了地方方言和地方俚语，在艺术风格上以“怨”见长。竹枝词最终在遭遇贬斥的唐代文人笔下，从鄙俗逐渐走向雅致，走向诗歌的殿堂。

关键词：竹枝词;兴起;流传;艺术风格

在唐代，竹枝词从粗鄙通俗走向了高贵典雅，登上了诗歌文学的殿堂。据北宋文人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的描述，唐朝的文人墨客们创作的竹枝词数量有二十二首，其中一首是由顾况创作而成，两首是由刘禹锡创作而成，四首是由白居易创作而成，四首是由李涉创作而成，两首是由五代时的孙光宪创作而成。《乐府诗集》中所记载的竹枝词和后来《全唐诗》中所引入的完全相同。除此之外，《全唐诗》中还收入了李涉的另外一首竹枝词，加上《尊前集》中皇甫松的六首竹枝词，总共有二十九首。在这二十九首竹枝词之外，考察《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篇》中和“竹枝”相关的诗句时发现，还有四十三首诗歌中含有“竹枝”字样，可见竹枝词在唐代的兴盛程度。竹枝词是以浓郁的乡土气息、突出的地方特色、悠长哀婉的情韵为特征的山歌，中国古代把这种山歌称之为“竹枝歌”“竹枝”“竹歌”“竹枝曲”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成了中国诗歌体裁的一种。

对于竹枝词在民间兴起的时间，现在已难以去做详尽的推敲和考证，但从现在保存的竹枝词的古籍资料来考察，发现盛唐时期在一些地域已经有竹枝词的传唱和流行踪迹。唐五代文学家冯贽在《云仙杂记•竹枝曲》中就写道：“张旭醉后唱竹枝曲，反复必至九回乃止”,可以看出张旭非常熟悉竹枝词，并且在醉酒后反复歌吟。唐代诗人杜甫也在《奉寄李十五秘书文嶷二首》（其一）中曰：“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可见竹枝歌已经融入杜甫的诗歌创作当中。张旭和杜甫都是盛唐时期的著名人物，由此可以推断在盛唐时期或者更早的时候竹枝词这种山歌就产生并流传于民间。竹枝词最初是以纯民歌的形式存在的，在长江的上游地区，即四川东部、河北西部流传甚是广泛。从现在保存的古籍资料来看，唐代的开州、夔州、万州、通州、忠州、渝州等地都有着竹枝歌的最初发展印记,因此，这些地区可视作是竹枝词的发源地。在《乐府诗集》的卷八一中，有着“《竹枝》本出巴渝”的记载，据考证，当时的“巴渝”就是今天的四川东部。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的序言中写道:“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

其中的“建平”就是指唐代时的夔州。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以“巴之风俗皆重田神,春则刻木虔祈,冬则用牲解赛,邪巫击鼓以为淫祀,男女皆唱竹枝歌”来记载开州风俗；以“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歌为乐”来记载通州巴渠县民俗；以“正月七日,乡市士女渡江南娥眉碛上作鸡子卜,击小鼓,唱竹枝歌”来记载万州风俗。《夔州府志》卷一以“渔樵耕牧,好唱竹枝歌”g来体现四川开县民俗。由以上这些典籍资料可见，竹枝歌在唐代时的传唱、流行区域应该是在今川东一带，此地的大人孩童都会唱竹枝歌，张口便来。在唐代，人们歌唱竹枝歌有很多方式，如在祭祀婚嫁或迎神赛会时，人们配合乐器的节奏以脚击地起舞，集体齐唱竹枝歌。也有个人在伤感或高兴时的随口吟唱，如《云仙杂记•竹枝曲》中所提的张旭即是。再还有领唱与和声伴唱相结合的歌唱方式。

唐代第一位真正意义上进行文人竹枝词创作的是中唐时期的诗人顾况，除顾况外，唐代诗人白居易也在元和十四年作诗歌《竹枝词四首》，但对后世的影响不大。使得竹枝词引起世人瞩目的是中唐诗人刘禹锡，他是创作竹枝词取得成就最高的诗人。刘禹锡被贬为夔州刺史大约是在元和十年左右,此后他有着二十三年的巴渝地区生活经历。刘禹锡在巴渝期间，深入了解了巴渝地区的风俗民情和民间文化，特别是对竹枝歌做了深入研究。后来他尝试将自己的诗歌创作建立在当地竹枝歌的基础之上，引起了其他文人的关注并掀起了竹枝词创作的热潮，竹枝词成了一种单独的文学样式并广泛流传开来。刘禹锡的竹枝词，将巴渝地区的风俗景致一一纳入笔下，如诗歌中出现白帝城、白盐山、昭君坊、瞿塘峡之十二滩、巫峡等。刘禹锡的《竹枝词九首》更是将巴渝人民的生活展示得既形象又生动：第一首描写了在白帝城头唱歌的乡人；第四首描写了深情妇女托船家给漂泊在外的丈夫捎信的情景；第五首描写生活在昭君坊里的女子；第九首描写在江边取水的女子。恰如《旧唐书》中所述：“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词也。”

事实也正是如此。1999年11月末，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在美国的西雅图召开。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个被称为“千年回合”的全球谈判竟然无果而终，会场外的反全球化人士聚集在一起，高呼反全球化的口号。他们砸毁了作为全球化表征的麦当劳快餐连锁店，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些激烈的反全球化运动与反全球化思潮汇合，引起全世界的普遍关注。反全球化运动随即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世界跨入2000年不到半个月，以《世界经济论坛》闻名于世的达沃斯会议中心发生炸弹爆炸，肇事者称其目的是反对经济全球化；2000年2月在泰国曼谷召开的联合国贸发会议上，各国的反全球化人士表达了他们自己的声音；2000年9月，在联合国千年峰会举行的同时，世界各国的反全球化人士组织了“人民峰会”(People''''sSummit)；2000年9月下旬，在布拉格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会场外，来自各国的反全球化人士举行示威，要求解散作为全球化工具的这两大全球性经济组织；2000年10月下旬，来自全世界的约两万名反全球化示威者在第三次亚欧会议门外聚集，并组织了“亚欧会议人民论坛”(theAsianPeople''''sForum)；2001年3月，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市召开的旨在推进全球化的环境部长会议，遭到了反全球化人士的抗议，他们在戒备森严的会议大厅外部燃放了一枚“火箭”；2001年4月，在加拿大魁北克市召开了第三届美洲高峰会议，与会议同时举行的是会外大批反对组建自由贸易区的示威群众的抗议运动；2001年5月，全球多国都有“五·一”劳动者大示威，部分演变成骚乱；2001年6月，在瑞典歌斯堡举行的欧洲联盟峰会，引来几万名示威者，骚乱持续多日，最后演变为严重的暴力冲突。2001年7月，八国首脑会议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期间，来自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十多万人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并同意大利宪兵、警察和安全部门人员发生严重流血冲突。以上事实充分表明，当今的反全球化思潮越来越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

“反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何时提出已无从考证。如同全球化概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一样，反全球化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确切地说，应当把反全球化与抵制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严格区分开来。反全球化不应包括对全球化负面效应的质疑和批评，而仅指对全球化的极端否定态度。但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反全球化，包含了对全球化的一切质疑和批评。反全球化思潮与全球化思潮针锋相对，体现了后冷战时代愈来愈清晰的意识形态分野。可以说，反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中矛盾深刻性的体现。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风起云涌，这股反全球化思潮还在发展中。就目前而言，“反全球化”是一种尚未完全定型的思潮，是一种新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性大潮、显潮，反全球化思潮还是一股小潮、潜潮。但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

二

由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一个国家的不同阶层，他们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不同，对全球化的态度也就不同。人们一般认为，由于全球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启动的，他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占尽先机，取得了最大利益，所以他们赞成全球化的呼声最高。而发展中的国家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基本上是被全球化的，其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也更大。事实上，反全球化的力量构成比较复杂。除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同样不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却要承担全球化的负面后果，他们反全球化的情绪和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反资本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等虽然都各有其反全球化的观点，而且观点庞杂，歧义迭出。但概括起来，他们的基本思想倾向是相同的，且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反全球化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充满了危险性的进程，是一种“意识形态陷阱”。在他们看来，全球化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价值术语。其意蕴是：其一，借全球化之名自由地推销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维护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由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他们希冀在全球化过程中永远占据主导地位，分得最大分量的“蛋糕”，占尽最大利益；其二，自由地推销西方的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模式形成巨大冲击。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信息融入量的增加，这种冲击将愈加激烈。这种情况极易产生模仿效应，导致本民族文化传统失落，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解体，直接瓦解社会主义国家本应执着的精神根基。

政治哲学在今天是一个颇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学业在当代学院体制中的位置亦不无尴尬。例如政治哲学应该属于哲学系还是政治系？应当置于法学院还是文学院？对此我们或许只能回答，政治哲学既不可能囿于一个学科，更难以简化为一个专业，因为政治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就是一种超学科的思考。

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亡”。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而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都同样激烈地展开，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则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张。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关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之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更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或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或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义，从而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当代政治哲学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述范围极为广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去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学界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也因此，坊间已经翻译过来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却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当论对问题的表述和分析或许更细致，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问题本身的历史深度及其来龙去脉。我们以为，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戒绝盲目地跟风赶时髦的习气。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然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过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地遵循施特劳斯派的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同样，我们虽然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但我们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来拒斥现代。相反，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正明显地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地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则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古罗马特别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要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则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都是从西方社会本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简单信徒，而是要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而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历代儒家先贤对理想治道和王道政治的不懈追求，对暴君和专制的强烈批判，以及儒家高度强调礼制、仪式、程序和规范的古典法制主义，都有待今人从现代的角度作深入的探讨、梳理和发展。近百年来那种粗暴地全盘否定中国古典文明的风气，尤其那种极其轻佻地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标签而一笔抹煞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习气，乃是最不可取的现代人的无知狂妄病，今日必须加以彻底的扭转。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同意晚近出现的另一种矫枉过正的极端，即以一种过分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儒家，似乎儒家或中国古典传统不但与现代世界没有矛盾，甚至还包含了解决一切现代问题的答案，有些更以儒家传统来否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统，这在我们看来都是不可取的。我们以为，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同时，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所面临的困难，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而恰恰需要充分展开而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固然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典文明为源头，但同时则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政治哲学的研究不但要求不断返回问题的源头，不断重读古代的经典论著，不断重新展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古老争论，同时更要求所有对古典思想的开展，乃是以现代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的。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毋庸讳言，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处在幼稚阶段，无论是批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还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都有待我国学界共同努力，逐渐积累研究成果。但我们相信，处在21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化自觉，而这种文化自觉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思考。我们希望这套“政治哲学文库”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走向成熟。

我国在秦汉时期，人们便开始用“出”、“入”、“收”、“付”来记录财产物资的增减和结存，这便是早期规范化的会计记录。古代簿记写下的是金子的踪迹。13～14世纪的欧洲，资本借贷悄然兴起，在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商业贸易中，借贷复式记账法带来了近代会计，它的生命中流淌着资本的血液。进入21世纪，会计已成为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在经济生活逐渐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主角、纷繁复杂的市场信息令人目不暇接之时，会计也逐渐羽翼丰满，并成为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独立学科。

一、管理会计的尴尬境地

管理会计是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它是20世纪初伴随着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产生的，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管理会计公告中将管理会计定义为：“向管理当局提供用于企业内部计划、评价、控制以及确保企业资源的合理使用和经营责任的履行所需财务信息的确认、计量、归集、分析、编报、解释和传递的过程。”其主要职能是为提高企业经营效益而建立各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编制和提供内部管理需要的各种数据、资料。

我国的管理会计是在80年代初引进西方管理会计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为它在企业中的地位及其对企业发展的作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既有管理会计本身性质上的原因，也有我们认识应用水平的约束因素。在我国，管理会计有依附性的缩小化倾向：管理会计被看作对财务信息的深加工和再利用。这就决定了它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附于财务信息这个主体，而其本身则成为了一种辅助行为。相对于西方管理会计的理论，我国的管理会计将其从一个独立的过程缩小为依附性的后继活动，这种认识在本质上限制了管理会计的深层次发展。就管理会计的本身特点来说，它需要借助于数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中的一些分析方法。譬如回归分析，这种方法要求具有大量准确可靠的数据资料和一定的计量软件操作，这种特性决定了企业会计工作不仅有繁杂的计算过程，还要拥有具有这方面知识的专业人才。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方法得出的分析预测数据包含着一些假设条件，还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处理和修正，不能直接与市场环境接轨。这就很容易造成“貌似天仙”的分析模型却不食“人间烟火”的效果，即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这便是目前阻碍我国管理会计发展的主要问题，因为任何一种应用方法没有理论依托就很容易失去发展的动力和方向。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在管理会计的实务中造成了一系列的“并发症”，如由于具有专业知识的专职人员缺乏造成组织性不强、理论模糊造成工作目的性不强等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管理会计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对企业运行的贡献已在西方经济的发展中得到印证。而在我国，上述因素使管理会计的发展障碍重重，在企业中处于一种地位重要、效果不显著的尴尬境地。在世界范围内，西方理论也发现了其自身的一些缺点，于是管理会计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

二、战略管理会计横空出世

【摘要】中国传统音乐是以“中和——淡和”为准则,以恬淡平和为美,因而缺乏矛盾冲突的内在张力,少个性,冒险精神不够。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较西方音乐的张扬、抗争、矛盾与冲突,是缘于传统文化背景、中西方自然宇宙观在艺术上的不同反映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冒险精神;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审美观念;文化背景

不同的民族产生不同的艺术,而这些不同的艺术却各自在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内涵中孕育出来。中国音乐文化品格强调的是群体协调,重理性轻感性,中正和平;西方音乐文化品格强调的是个性解放、张扬,具有理性与感性的协调与平衡,充满矛盾冲突。与西方比较起来,中国人是较为缺乏冒险精神的,这不但是从生活的方式和态度上看得出来,也可以从中西方的艺术表现上看出来。

一

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概念中,音乐是一种表述过程,而且以单线条旋律为主。许多中国传统音乐的演唱、演奏和记谱,都更偏重于对旋律线条流向意味的表现,其中不少音乐在节奏、节拍的处理方面,往往带有许多随意性。如,一些节奏比较自由的山歌、牧歌、田歌;又如只记音位与奏法的古琴曲等,其节奏、节拍的处理,都留给了演奏者个人很大的自由、机动性,它主要靠一条旋律线来陈述音乐。这条旋律线的最大特色主要是用无半音的五声音阶及分别由五音所构成的调式。无半音五声音阶所构成的乐曲曲调是非常悦耳的,给人一种稳定和舒畅自然的感觉。但多听则会觉得平淡,再加上以单线条为主,因此它缺乏变化,没有立体感而显得单调。

西方音乐文化强调的是个性解放、个性张扬。音乐是从重善变为重美,故自中世纪以后由单音音乐变为复音音乐,注重“体”之美。中国音乐则始终重善,故始终是单音音乐,注重“线”之美。西方音乐具有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感情)的协调和平衡,矛盾冲突造成内在张力,以高度个性化为基础形成的频繁的风格变革为其特征,极富冒险精神。中国传统音乐与之恰恰相反,其总体特征是重理性,轻感性,理性逐步压倒感性;缺乏矛盾冲突的内在张力;少个性,少变革,创新意识淡薄,缺乏冒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