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犯罪范文10篇

行贿罪与受贿罪具有对应关系，是滋生受贿罪的土壤与温床。近年来，检察机关立案侦察的受贿案件居高不下，以我院为例，1999年至2001年，共立案侦查受贿案件41件，占总数的89%，因此，研究如何在打击受贿犯罪的同时，加大对行贿犯罪查处的力度，对遏制受贿犯罪势头及控制犯罪本身均有重要意义。

一、查处行贿案件的实践中，存在着“二少一难”的现象。

1、行贿案件立案传唤少。目前贿赂犯罪十分猖獗，但检察机关以行贿罪立案侦查的案件普遍少见。如我院三年来共立案侦查受贿案件41件，但无一起以行贿罪立案侦查传唤的，立案侦查甚少，必然形成以通知谈话形式询问涉嫌行贿人居多的局面，而缺乏法律威摄力度，以致于涉嫌行贿人心理压力比较轻松，询间时间大大拉长，导致法定的十二小时以内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2、侦查取证难。多数情况下，行贿与受贿是一种对合关系，是贿赂犯罪的两个方面。在查证受贿案件时，行贿人是必然调查的重要证人，特别是在一对一案件中，行贿人供证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司法实践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行贿人往往拒不作证，给办案工作造成很大困难。行贿人不作证的原因，除有时是受到受贿人及其亲友的恐吓或利诱外，多数情况下是有其自身的多方面考虑。一是怕一旦作证会牵连自己，怕自己被司法机关以行贿罪立案查处；二是有的行贿人已经谋取到了所要谋取的利益，对受贿人存有感恩心理，从而不愿作证；三是有的行贿人自知自己是证人而非案件当事人，司法机关难以奈何自己而有恃无恐，拒绝作证。

3、方法措施少。一方面涉嫌行贿人工作流动性、职业变动性大，对那些主观上试图逃避检察机关，侦查的涉嫌行贿人侦查人员会普遍感到方法缺乏、措施无力、难以对付；仅在今年一年，我局在办理贿赂案件中，就有二起行贿嫌疑人故意躲避、至今仍在潜逃中的情况存在。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很少对涉嫌行贿人以行贿罪立案侦查，因而许多传唤等侦查措施及法律手段都得不到及时、有效使用。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对贿赂犯罪侦查工作的进行。

二、查处行贿案件实践中存在着“二少一难”现象的主要原因。

论行贿犯罪中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论文摘要：由于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转型时期加之各种法律法规规定不尽完善，不尽合理，致使各种违法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尤其以钱权交易为甚。但是笔者发现在查处的各种行贿和受贿犯罪中行贿行为很难被查处。笔者认为这与刑法中规定的行贿罪中的附加条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有关。因此本文就此开展论述，在文中从两个方面详细的阐述了作为行贿罪中的附加条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设置不合理。提出只要是谋取利益不管“正当”或“不正当”均应定性为犯罪，之中的两个方面分别是：一、从犯罪的本质特征入手说明“为谋取正当利益”进行行贿也为犯罪，同时提出“为谋取正当利益”行贿也有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二、从现行刑法的行贿罪打击不力，取证难，查案难，入手指出当前刑法的行贿罪的附加条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设置不合理性。最后，综上所述充分论述将“为谋取正当利益”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均定性犯罪的可行性。提出建议，对我国的行贿罪作出立法构想即做出如下定义：行为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对于行贿罪的法定刑法，笔者赞同倾向于轻罚论。

关键词：本质特征实践可行性构想

由于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的社会转型时期，加之各种法律法规规定不尽完善，不尽合理，致使各种违法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尤其以钱权交易为甚，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动摇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然，这里面有国家工作人员意志薄弱、理想信念动摇、经不住金钱的诱惑的原因，但行为人有恃无恐大肆进行行贿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近几年来，行为人行贿数额从几千元上万元、其至上百万、千万元之巨，愈演愈烈，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法律秩序，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全面进步。“行贿与受贿是对向性行为，是引发受贿犯罪的温床。因此，在惩处受贿的同时，必须打击行贿犯罪活动。”⑴然而现在的立法在打击行贿犯罪活动面前却显得有些苍白，力不从心。现行刑法第389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根据此条规定，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必须具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而进行行贿的，才构成行贿罪，刑法才予以打击。而行为人在为谋取正当利益时的行贿行为都不规定为犯罪，不进行刑事制裁，于法理有悖，容易造成司法实务上的混乱。笔者就此作以论述。

一、“为谋取正当利益”进行行贿具有犯罪的本质特征

修订后的《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权，领土完善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个定义是对我国社会上形形色色犯罪所作的科学概括。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犯罪行为有三个基本特征，即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犯罪的这三个基本特征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与犯罪概念有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是犯罪构成。犯罪概念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犯罪？犯罪有哪些基本属性？犯罪构成则进一步回答：犯罪是怎样构成的？它的成立需要具有哪些基本条件也就是说它要解决的是成立犯罪的具体标准规格。如果犯罪构成离开了犯罪概念，不与犯罪概念相连一起，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纯形式的东西，就会把握不了犯罪本质，从而不能很好认定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也不能正确地认定一个具体危害行为的具体法律特征。同样，如果犯罪概念离开了犯罪构成，那么与犯罪概念也就成为没有依托的空洞的理论抽象。那么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密不可分的连接点或桥梁是什么呢？那就是犯罪客体。犯罪客体指的是犯罪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实质内容，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实质内容的侵犯，实质上也是犯罪本质特征一种具体表现和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对统治关系的一种破坏，是对犯罪行为所具有的共同本质的一种理论抽象。这种抽象又必须借助活生生的具体内容，也即是犯罪客体来揭示其内涵。⑵“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中担当对行为的社会属性与价值判断的功能，犯罪构成的其它三个方面的构成要件最后都要落脚到客体上，由犯罪客体做出最后的价值评判”。⑶“犯罪客体”揭示了犯罪本质重要的一面，研究犯罪客体对于深刻认识犯罪体质，准确认定犯罪性质，正确量刑，从而达到罪刑法定实现刑法公正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⑷由此可见，一种行为对犯罪客体的侵犯足可以说明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也即是可以说明该行为的犯罪性。

论文摘要：由于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转型时期加之各种法律法规规定不尽完善，不尽合理，致使各种违法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尤其以钱权交易为甚。但是笔者发现在查处的各种行贿和受贿犯罪中行贿行为很难被查处。笔者认为这与刑法中规定的行贿罪中的附加条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有关。因此本文就此开展论述，在文中从两个方面详细的阐述了作为行贿罪中的附加条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设置不合理。提出只要是谋取利益不管“正当”或“不正当”均应定性为犯罪，之中的两个方面分别是：一、从犯罪的本质特征入手说明“为谋取正当利益”进行行贿也为犯罪，同时提出“为谋取正当利益”行贿也有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二、从现行刑法的行贿罪打击不力，取证难，查案难，入手指出当前刑法的行贿罪的附加条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设置不合理性。最后，综上所述充分论述将“为谋取正当利益”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均定性犯罪的可行性。提出建议，对我国的行贿罪作出立法构想即做出如下定义：行为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对于行贿罪的法定刑法，笔者赞同倾向于轻罚论。

关键词：本质特征实践可行性构想

由于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的社会转型时期，加之各种法律法规规定不尽完善，不尽合理，致使各种违法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尤其以钱权交易为甚，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动摇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然，这里面有国家工作人员意志薄弱、理想信念动摇、经不住金钱的诱惑的原因，但行为人有恃无恐大肆进行行贿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近几年来，行为人行贿数额从几千元上万元、其至上百万、千万元之巨，愈演愈烈，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法律秩序，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全面进步。“行贿与受贿是对向性行为，是引发受贿犯罪的温床。因此，在惩处受贿的同时，必须打击行贿犯罪活动。”⑴然而现在的立法在打击行贿犯罪活动面前却显得有些苍白，力不从心。现行刑法第389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根据此条规定，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必须具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而进行行贿的，才构成行贿罪，刑法才予以打击。而行为人在为谋取正当利益时的行贿行为都不规定为犯罪，不进行刑事制裁，于法理有悖，容易造成司法实务上的混乱。笔者就此作以论述。

一、“为谋取正当利益”进行行贿具有犯罪的本质特征

修订后的《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权，领土完善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个定义是对我国社会上形形色色犯罪所作的科学概括。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犯罪行为有三个基本特征，即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犯罪的这三个基本特征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与犯罪概念有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是犯罪构成。犯罪概念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犯罪？犯罪有哪些基本属性？犯罪构成则进一步回答：犯罪是怎样构成的？它的成立需要具有哪些基本条件也就是说它要解决的是成立犯罪的具体标准规格。如果犯罪构成离开了犯罪概念，不与犯罪概念相连一起，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纯形式的东西，就会把握不了犯罪本质，从而不能很好认定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也不能正确地认定一个具体危害行为的具体法律特征。同样，如果犯罪概念离开了犯罪构成，那么与犯罪概念也就成为没有依托的空洞的理论抽象。那么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密不可分的连接点或桥梁是什么呢？那就是犯罪客体。犯罪客体指的是犯罪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实质内容，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实质内容的侵犯，实质上也是犯罪本质特征一种具体表现和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对统治关系的一种破坏，是对犯罪行为所具有的共同本质的一种理论抽象。这种抽象又必须借助活生生的具体内容，也即是犯罪客体来揭示其内涵。⑵“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中担当对行为的社会属性与价值判断的功能，犯罪构成的其它三个方面的构成要件最后都要落脚到客体上，由犯罪客体做出最后的价值评判”。⑶“犯罪客体”揭示了犯罪本质重要的一面，研究犯罪客体对于深刻认识犯罪体质，准确认定犯罪性质，正确量刑，从而达到罪刑法定实现刑法公正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⑷由此可见，一种行为对犯罪客体的侵犯足可以说明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也即是可以说明该行为的犯罪性。

众所周知，行贿罪的客体特征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行为人不论是为了谋取正当利益或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进行行贿，其行为本身都有已造成了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和亵渎，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行为人之所以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就是因为看中了其所处的地位和手中掌有的权力。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的本质在于其公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国家工作人员为国家所雇用而依法履行公务，其报酬只能由国家以薪金的形式支付。此外，不应当接受其他任何机构和任何个人给予的任何财物。而行为人为谋取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行贿的行为是对其公务行为的收买，对其公务行为廉洁性的破坏，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本质特征是一样的。行为人以正当利益为目的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只能说明其主观恶性要比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目的的行贿行为轻，仅对量刑有影响，有意义，并不影响其严重危害社会性的实质。这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受贿罪不应以“当他人谋取利益”及“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构成要件，接受了贿赂就是以说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⑸只不过是与行贿罪相比，任何目的（不当和不正当）的行贿行为是从外部对国家工和人员公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并没有实质的差异。因此，为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也应规定为犯罪。当然，我们不能反驳说，因为刑法没有将为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规定为犯罪，所以就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样的话就等于什么问题也没有回答。⑹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实然”与“应然”的问题而已。

【正文】

单位是市场主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单位行贿的危害范围、严重程度、腐蚀能力势必超过自然人行贿，单位在经济往来中给付、收受回扣的行为比比皆是且屡禁不止，单位行贿刑事司法实践与犯罪现实情况出现脱节。立法机关精心设计的单位行贿罪没有予以高效适用，没有起到刑法规范预防性、警示性、实用性效果，立法成本的高度投入并未经由刑事司法实现“基础性的刑法规范收益”。行贿犯罪刑法理论亟须基于刑法解释设置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认定标准。

一、单位行贿意志的分析与判断

在行贿犯罪的语境下，应当赋予单位犯罪意志整体性主观特征全新且深入的刑法解释。从逻辑上分析，单位成员先形成个别行贿意图，然后通过客观途径整合为单位行贿意图。在此流程延展过程中，不再具备刑法独立评价意义的个别行贿意志渐次被单位行贿意志吸收。整体性的单位行贿犯罪意志主要表现为：（1）在单位领导决策后，由业务部门的直接负责人负责、业务员具体执行回扣给付的指令；（2）单位内部章程、工作手册、备忘录、合同等书面文件明确规定或约定了销售产品的扣率；（3）单位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部门主管在授权范围内，未经集体讨论，单独进行的、满足单位不正当利益要求的贿赂决定等等。（4）贿赂资金从单位账簿支出。

值得重点强调的是，司法机关应当充分利用行贿犯罪查询系统，以此为基础建构单位行贿间接故意判断规则。根据高检院下发的《关于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暂行规定》，行贿犯罪档案信息覆盖各级法院生效裁判认定构成行贿犯罪的单位和人员。各级检察机关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中，一般属于被动接受有关单位查询；少数操作较为成熟的检察机关，也只是向有关招标单位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取消行贿单位的投标资格或者扣减信用分。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应当完善与行贿犯罪档案相关的工作机制，不仅需要及时将已经查证属于的经营单位职工行贿的相关信息纳入系统，而且应当将之明确告知行贿人所在经营单位，督促该单位强化财务制度和业务管理，有效杜绝行贿行为的发生。如果经营单位在检察机关告知后仍然多次发生经营单位职工行贿案件的，就应当认定单位放纵、漠视其成员的行贿行为，主观上符合单位行贿的间接故意要件。单位行贿罪属于故意犯罪，但并不意味着其主观要件必须是直接故意。单位给予回扣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是不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前提的，排除了犯罪目的的限制，也剔除了直接故意的桎梏。单位不知个别成员行贿促销固然欠缺单位行贿罪的主观故意要件，但是单位销售部门成员频繁从折扣中提取部分“公关费”且经检察机关告知后并未整顿的事实，足以说明单位明知无法控制巨额折扣的贿赂趋向，却纵容单位成员行贿。单位对其成员具有监督管理责任，单位成员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归属于单位。从行为逻辑上分析，单位领导在业务活动中从事代表行为，单位成员从事职务行为，然后通过内部管理机制整合为单位行为，应当由单位承担不再具备刑法独立评价意义的单位成员行贿行为的刑事责任。因此，“告知行贿事实—仍旧继续行贿—间接故意成立”的司法判断规则符合单位犯罪与犯罪故意的刑法原理。

二、单位行贿行为的组织与执行

【正文】

单位是市场主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单位行贿的危害范围、严重程度、腐蚀能力势必超过自然人行贿，单位在经济往来中给付、收受回扣的行为比比皆是且屡禁不止，单位行贿刑事司法实践与犯罪现实情况出现脱节。立法机关精心设计的单位行贿罪没有予以高效适用，没有起到刑法规范预防性、警示性、实用性效果，立法成本的高度投入并未经由刑事司法实现“基础性的刑法规范收益”。行贿犯罪刑法理论亟须基于刑法解释设置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认定标准。

一、单位行贿意志的分析与判断

在行贿犯罪的语境下，应当赋予单位犯罪意志整体性主观特征全新且深入的刑法解释。从逻辑上分析，单位成员先形成个别行贿意图，然后通过客观途径整合为单位行贿意图。在此流程延展过程中，不再具备刑法独立评价意义的个别行贿意志渐次被单位行贿意志吸收。整体性的单位行贿犯罪意志主要表现为：（1）在单位领导决策后，由业务部门的直接负责人负责、业务员具体执行回扣给付的指令；（2）单位内部章程、工作手册、备忘录、合同等书面文件明确规定或约定了销售产品的扣率；（3）单位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部门主管在授权范围内，未经集体讨论，单独进行的、满足单位不正当利益要求的贿赂决定等等。（4）贿赂资金从单位账簿支出。

值得重点强调的是，司法机关应当充分利用行贿犯罪查询系统，以此为基础建构单位行贿间接故意判断规则。根据高检院下发的《关于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暂行规定》，行贿犯罪档案信息覆盖各级法院生效裁判认定构成行贿犯罪的单位和人员。各级检察机关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中，一般属于被动接受有关单位查询；少数操作较为成熟的检察机关，也只是向有关招标单位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取消行贿单位的投标资格或者扣减信用分。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应当完善与行贿犯罪档案相关的工作机制，不仅需要及时将已经查证属于的经营单位职工行贿的相关信息纳入系统，而且应当将之明确告知行贿人所在经营单位，督促该单位强化财务制度和业务管理，有效杜绝行贿行为的发生。如果经营单位在检察机关告知后仍然多次发生经营单位职工行贿案件的，就应当认定单位放纵、漠视其成员的行贿行为，主观上符合单位行贿的间接故意要件。单位行贿罪属于故意犯罪，但并不意味着其主观要件必须是直接故意。单位给予回扣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是不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前提的，排除了犯罪目的的限制，也剔除了直接故意的桎梏。单位不知个别成员行贿促销固然欠缺单位行贿罪的主观故意要件，但是单位销售部门成员频繁从折扣中提取部分“公关费”且经检察机关告知后并未整顿的事实，足以说明单位明知无法控制巨额折扣的贿赂趋向，却纵容单位成员行贿。单位对其成员具有监督管理责任，单位成员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归属于单位。从行为逻辑上分析，单位领导在业务活动中从事代表行为，单位成员从事职务行为，然后通过内部管理机制整合为单位行为，应当由单位承担不再具备刑法独立评价意义的单位成员行贿行为的刑事责任。因此，“告知行贿事实—仍旧继续行贿—间接故意成立”的司法判断规则符合单位犯罪与犯罪故意的刑法原理。

二、单位行贿行为的组织与执行

传统的观点认为行贿罪与受贿罪是对向犯的一种，即只要有受贿罪，必然有行贿罪的发生；反过来，只要有行为构成行贿罪，就必然有受贿罪的存在，刑法理论上把这种对合性关系定义为“对向犯”，属于必要共同犯罪的一种。行贿人与受贿人各自实施自己的行为，虽罪名不同，但任何一罪的完成均以相对应之罪的成立与完成为条件。这种理论已经得到了司法实践的认可，并已成为办理贿赂犯罪案件的一种习惯思维。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而言，没有财物的给付，当然谈不上财物的收受；财物如果没有被收受，自然也就不存在完整的给付行为。但从刑法的角度而言，这种对向关系未必一定存在，在司法实践中，只成立受贿罪不成立行贿罪，或者只成立行贿罪不成立受贿罪的情况并不少见。如果我们在处理具体的贿赂案件中，不能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而是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处理的结果就容易出现或枉或纵。笔者试图从刑法的基本理论出发，结合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具体案情，对贿赂罪中的行贿罪的独立性作一定的剖析，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同仁对该问题的重视。

一、从刑法的基本理论而言，行贿罪本身具有独立性

1、从犯罪构成的理论而言，行贿罪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行为具有惩罚性的形式要件，也是成立犯罪的最基本的要素。刑法中的每一种犯罪都有其特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衡量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不是看这种行为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对向行为的存在，而是应该看它是否符合自身的犯罪构成。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刑法中并不存在绝对的对向犯，任何犯罪都可以根据其自身的犯罪构成单独成立犯罪，而不需要也不是以相互对向的行为作为必要条件。刑法理论上另一视为典型的对向犯——重婚罪也是如此。只有在重婚的双方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或自己有配偶而重婚的行为才能双双构成重婚罪。如果不知道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显然就不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不能作为重婚罪的对向犯来定罪。如果不知情的一方不构成重婚罪，根据对向犯的理论，明知重婚的一方也不成立重婚罪，这是刑与法的规定明显相悖的，也不利于培养正义、纯朴的感情。行贿受贿犯罪的成立也是如此。

受贿罪与行贿罪有着各自的构成要件，是否成立行贿受贿罪应看其主客观要件是否具备。受贿罪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作为其直接客体，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其主观方面是行为人明知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或者索取财物的行为是一种损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行为，自然故意地实施这种行为。行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行贿罪的基本客体表现为侵犯了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其次，行贿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贿人向国家公职人员实际交付财物的行为。再次，行贿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一切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自然人和法人。最后，行贿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实施这种行为，意图谋取不正当利益。通过比较受贿罪与行贿罪的构成要件，我们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向关系，但同时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体系。无论是在受贿罪还是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中，法律都没有要求必须以相互对方的行为为成立的必备要件。所以，我们在认定是否成立行贿受贿罪时，必须以刑法的规定为依据，遵循犯罪构成的基本原则，从案情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正确定性。

2、从行贿受贿罪既遂形态的性质而言，行贿罪不依赖受贿罪而存在

一、我国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概念厘定

通常认为，单位贿赂犯罪是指单位实施的行贿罪或受贿罪，犯罪主体必须是单位，客观方面表现为根据本单位的意志，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受贿、行贿行为，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并具有为单位谋取利益的目的，包括纯正的单位贿赂犯罪和不纯正的单位贿赂犯罪，具体的罪名范围随着刑法的修订而不断扩大。①依此狭义说，单位贿赂犯罪体系就应当包括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单位)对单位行贿罪、(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单位)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单位)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等6个核心罪名。但特定体系所摄，既有其核心要素，也应有与核心要素并存的边际要素。作为一种特殊犯罪类型，贿赂犯罪应是一个完整的犯罪体系，也只有在完整的犯罪体系中才能更好地明晰各罪之间的关联关系和刑罚轻重。贿赂犯罪体系的核心固然为受贿类犯罪和行贿类犯罪，但不应仅限于此，直接与受贿、行贿行为构成对向这一并存关系的关联行为也应纳入其中。因为受贿与行贿是一个对向的发展过程，彼此互为存在的前提，是共同犯罪中的必要共犯，相互在必要共犯中构成对方的对向犯，且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还会介入外在的促成行为———介绍贿赂行为。因此，为全面审视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规制效用，应当将行贿、受贿及其直接关联行为都纳入贿赂犯罪体系，只要与某一单位贿赂犯罪直接构成对向关系的犯罪都应视为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的罪名。质言之，单位贿赂犯罪体系应是单位实施行贿行为、受贿行为构成的犯罪及其与之构成对向关系的关联犯罪所形成的犯罪体系。需要指出的是，单位行贿罪与单位受贿罪并非互为对向的完全对向犯，而是互不直接关联的贿赂犯罪，这两个在罪名上被冠以“单位”的贿赂犯罪通过与其他不纯正的贿赂犯罪或行为相关联，彼此才共同处于完整的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之中，其他由单位实施的贿赂犯罪亦然。具言之，单位行贿罪的对向犯是受贿罪，单位受贿罪的对向犯是对单位行贿罪，(单位)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对向犯则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对向犯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单位)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对向犯则是不受刑罚处罚的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行为，介绍贿赂罪的对向犯则是受贿罪、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据此，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罪名范围不限于前述单位直接实施的6个核心罪名，还应包括其他5个与之构成对向关系的自然人实施的关联贿赂犯罪(具体见图一)。

二、我国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立法反思

由11个罪名构成的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理应具备该类犯罪应有的统一性，具言之，表现在罪间关系上应为罪名的完整性，相关犯罪都应纳入刑法规制之内，不漫不漏;表现在刑罚体系上应具有处罚立场的同一性，轻重均衡。据此，需要结合单位贿赂犯罪现象，根据完整性和统一性原则对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罪名体系和刑罚体系予以理性审视。(一)罪名体系不完整。从前文图一的单位贿赂犯罪体系对向犯关系图可知，就逻辑关系而言，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罪名缺位较多，如缺少非国有单位受贿罪，单位介绍贿赂罪，单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外国国有单位、国际公共组织受贿罪等。有学者据此认为，这些行为在现实中并非不可能发生，也并非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刑事立法对其却并未做出规定。①1．对称性罪名不完整。从逻辑上根据对向犯的对称性原则找出的这些所谓欠缺的罪名，并非都能在现实中发生，有的行为即使发生也并不一定就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的社会危害性，毕竟对向犯并非入罪的充要条件。因此，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罪名是否完整，应根据前述对称性缺失罪名的现实可能性和社会危害性进行理性分析。首先，无需增设非国有单位受贿罪、(单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外国国有单位、国际公共组织受贿罪。虽然单位贿赂体系中有自然人实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但并不意味着单位可以实施任何自然人构成的犯罪。非国有单位与国有单位不同，并无不可交易的公共职能或职权，其存续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市场交易赚取利润，其单位利益具有单一性，不存在牺牲单位利益为单位换取贿赂的情形，这只是讨价还价的市场交易行为，并无社会危害性，不可能将其作为受贿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故无需设置非国有单位受贿罪。事实上，在商业贿赂中，行贿犯罪几乎成为民营企业家的“专属罪名”。①而单位与单位之间、单位与自然人之间虽有业务往来，却不存在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特有的人身亲密关系，故单位无法利用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进行受贿，故也无需增设(单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现实中虽然存在外国国有单位的受贿行为，但国有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刑事管辖权以国家主权为前提，一国对另一国的国家机关无法进行刑法规制，否则有干涉一国内政之嫌，故无需增设外国国有单位受贿罪。同时，罚金刑是当下针对单位犯罪中的单位的唯一刑罚，而国际组织的经费则来自各会员国的缴纳，其职权也来自各成员国的让渡或认可，涉及到诸多国际因素，难以对其判处罚金，不宜对其进行刑法规制，故也无需增设国际公共组织受贿罪。其次，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行为虽然是自然人实施的，但该行为与单位实施的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构成对向犯，需审视其入罪必要性和可行性。整体观之，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1)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受贿行为本身具有危害性，它不但危及了国际公共组织的利益，也可能在我国境内引发与之具有对向关系的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同一行为过程中受贿行为的危害性重于行贿行为，故需要予以刑法规制:(2)《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6条第2款不但明确规定了“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还要求“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其规定为犯罪，我国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已于2005年10月27日通过了该公约，且只是对该公约第66条第2款(争端解决方式)作出了保留声明，故我国有义务在刑法中规定该罪名:(3)我国基于该条约义务和国际惯例，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理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4)增设该罪名，“有利于我国与国际社会顺利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与合作，有利于我国司法机关向受贿的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追回赃款。”②2．介绍贿赂罪的范围狭窄。从前文图一可知，我国单位贿赂犯罪体系包括三种类型:受贿罪、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但是，介绍贿赂罪当下仅限于自然人实施，且只能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受贿，不包括单位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但有学者认为，介绍贿赂罪独立成罪的理由自始不能成立，基本构架变为“受贿犯罪———行贿犯罪”二元体系，将有利于我国刑法中贿赂犯罪罪名的具体设置。③介绍贿赂在公务贿赂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中均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其对相关贿赂行为促成的危害性也毋庸置疑，“很多情况下，介绍贿赂者甚至是权钱交易的始作俑者。”④有学者认为，在商业贿赂领域将介绍贿赂行为按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或者“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帮助犯定罪处罚。⑤也有学者直接建议我国刑法应增设商业贿赂领域的介绍贿赂罪。⑥介绍贿赂罪的存废之争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但一直围绕介绍贿赂罪与贿赂犯罪共犯的界限展开，废除论往往以贿赂罪共犯可以直接将介绍贿赂行为纳入其中为由，否定该罪存在的必要性;⑦保留论则强调介绍贿赂行为与贿赂罪共犯的区别和其自身的中立性，以证成该罪存在的必要性。①至此，介绍贿赂罪应否在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全面规定，需要正面审视介绍贿赂罪的自身价值。介绍贿赂罪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与贿赂罪共犯的区别和其自身的中立身份，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其补充适用的法律地位和预防犯罪的最终目的。一方面，介绍贿赂的实行行为表现为介绍人在行贿方和受贿方之间穿针引线，沟通撮合，促成行贿受贿行为的完成。但介绍贿赂罪的实行行为并不限于撮合沟通的行为，有时候也会在此基础上实施转交贿赂或代收贿赂的行为，这是更进一步的介绍贿赂行为，因为其仍然以撮合行贿方和受贿方为中心，主观上也是以促成贿赂达成为目的，并未与行贿方或受贿方形成共同的犯罪故意。据此，介绍贿赂罪在贿赂犯罪体系中处于补充适用的法律地位。介绍贿赂罪和行贿罪、受贿罪共犯的关系是交叉竞合的关系，介绍贿赂罪的存在是为了防止有的介绍贿赂行为因不能以行贿罪共犯或受贿罪共犯论处而逸出刑法规制的范围。另一方面，介绍贿赂罪是滋生贿赂犯罪的温床，如果废除此罪，会使得本不完备的贿赂犯罪体系更加破败不堪。将介绍贿赂行为单独入罪，可以最大程度地教育那些潜在的介绍贿赂人，从而对其起到一般预防的效果。同时，将实施介绍贿赂行为且情节严重的人判处介绍贿赂罪，让其充分感受到我国打击贿赂犯罪的强硬态度和打击力度，进而实现贿赂犯罪的特殊预防。因此，在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应当充分发挥介绍贿赂罪的存在价值，将单位构成的贿赂犯罪纳入介绍贿赂罪的范围之中。(二)刑罚处罚的基本立场混乱。相同的人和相同的情形必须得到相同的或至少是相似的待遇，只要这些人和这些情形按照普遍的正义标准在事实上是相同的或相似的。②仅就刑法规定的内在逻辑而言，对同样的情况采取相同的处理方式，应该是立法的基本规则。③根据法学评价同一律这一原理，在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刑法对贿赂犯罪的处罚立场无论如何取舍，理应全面坚持并一以贯之，但现有的单位贿赂犯罪的刑罚规定体现出来的相关基本立场混乱不堪。1．法益范畴的混乱:公务贿赂犯罪与商业贿赂犯罪的轻重矛盾。就贿赂犯罪的法益具体范畴的划分而言，世界主要国家均将其分为公共部门(publicsector)的贿赂和私营部门(privatesector)的贿赂，而且这种贿赂犯罪类型的划分在一些关于反腐败的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中也得到了体现，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国际商务交易活动中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和《反腐败刑法公约》即是。④在我国大陆地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商业贿赂现象，《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规已经提出了商业贿赂这一概念，该种贿赂行为构成犯罪时，实为前述私营部门的贿赂犯罪，具体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与此相对应，公共领域的贿赂犯罪则是与公务行为相关的公务贿赂犯罪，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含对国家工作人员有影响力的人)和国有单位利用公务实施的贿赂犯罪，具体包括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的其他9个剩余罪名。纵观我国现有单位贿赂犯罪体系，刑罚处罚公务贿赂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的基本立场互相矛盾，并不统一(具体参见表一)。我国大陆地区公务贿赂领域中自然人实施的受贿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死刑，自然人实施的行贿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无期徒刑，明显重于商业贿赂领域中自然人实施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最高法定刑———有期徒刑15年，更重于自然人实施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最高法定刑———有期徒刑10年。这意味着对公务贿赂犯罪的处罚应明显重于商业贿赂犯罪。但是，商业贿赂中自然人实施的各种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的法定刑与公务贿赂中自然人利用影响力实施的各种贿赂犯罪的法定刑却完全相同:受贿类犯罪的法定刑均为拘役至有期徒刑15年，行贿类犯罪的法定刑均为拘役至有期徒刑10年;商业贿赂中各种行贿犯罪的法定刑与公务贿赂犯罪中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法定刑也完全相同:均为拘役至有期徒刑10年。这又意味着对公务贿赂犯罪的处罚应等同于商业贿赂犯罪。进一步比较还发现，在商业贿赂中单位实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最高法定刑是有期徒刑10年，而单位实施的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最高法定刑分别为有期徒刑5年、有期徒刑3年、有期徒刑3年，远低于前罪的有期徒刑10年。这又意味着对公务贿赂犯罪的处罚明显轻于商业贿赂犯罪。至此，公务领域贿赂犯罪与商业贿赂犯罪的刑罚立场完全混乱，毫无犯罪体系的统一性可言。2．行为类型的混乱: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的轻重冲突。就现有《刑法》规定而言，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受贿类犯罪的法定刑基本上重于行贿类犯罪的法定刑，但也有相反的规定。单位受贿罪的法定刑是拘役至有期徒刑5年，无论向其行贿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商业工作人员，还是国有单位或私营单位，其法定刑均不变。但单位实施的行贿类型中，除了单位实施的对单位行贿罪(拘役至有期徒刑3年)和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拘役至有期徒刑3年)外，其余行贿犯罪的法定刑都不比单位受贿罪的法定刑更轻:单位实施的行贿罪法定刑与单位受贿罪相同(拘役至有期徒刑5年)，单位实施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和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法定刑(拘役至有期徒刑10年)都比单位受贿罪的法定刑(拘役至有期徒刑5年)更重。差距最为明显的是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法定刑是拘役至有期徒刑10年，但与之形成对向关系的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行为却不是犯罪，根本不能对其予以刑罚处罚(具体参见表二)。这在单位贿赂犯罪的类型体系结构上显得极不协调，同样有违刑罚处罚的统一性。3．主体身份的混乱:单位贿赂犯罪与自然人贿赂犯罪轻重不一。在现有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单位实施的贿赂犯罪和自然人实施的贿赂犯罪在刑罚处罚上也轻重不一，明显矛盾。自然人实施的受贿行为涉嫌构成的三个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或有期徒刑15年，单位实施的单位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则为有期徒刑5年;自然人实施的行贿罪的法定刑为拘役至无期徒刑，单位实施的单位行贿罪的法定刑为拘役至有期徒刑5年;自然人实施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为拘役至有期徒刑10年，单位实施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为拘役至有期徒刑3年，这说明自然人实施的贿赂犯罪明显重于单位实施的贿赂犯罪。但是，单位实施的对单位行贿罪与自然人实施的对单位行贿罪的法定刑却完全一样:拘役至有期徒刑3年;单位实施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和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贿罪与自然人实施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和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贿罪的法定刑也完全一样:拘役至有期徒刑10年(具体参见表三)。这又说明单位实施的贿赂犯罪和自然人实施的贿赂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等价，刑罚处罚相同，明显与前述立场不同，故在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基于主体类型的刑罚立场已被割裂开来。

三、我国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立法改革路径

刑事立法应当构建“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在法网设置方面，应当逐渐实现严密化;而在刑罚配置方面，则应当逐渐实现刑罚的轻缓化。①基于前述立法反思所揭示的当下困境，我国大陆地区的单位贿赂犯罪体系应当修改完善，一方面要增设相关罪名或扩大适用范围，严密我国的单位贿赂犯罪体系，另一方面还要统一单位贿赂犯罪的刑罚立场，以形成轻重有序、统一协调的刑罚体系。(一)严密刑事法网，形成完备有度的罪名体系。就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罪名完善而言，如前所述，应当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并进一步扩大介绍贿赂罪的适用范围，以形成完备有度的罪名体系。1．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根据前述反思理由，我国刑法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由于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是现有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对向犯，我国刑法向来是先规定受贿罪，然后再规定行贿罪，且现有立法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视为“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被规定在《刑法》第164条。因此，建议将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规定为《刑法》第163条之一，便于维护现有法典体系的稳定。但是，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并非商业领域的贿赂犯罪，而是外国公务领域的贿赂犯罪，对其法定刑的设置应当参照公务贿赂犯罪中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的法定刑。同时，虽然该罪是公务领域的犯罪，但我国刑法没有义务也不便维护国外政府或国际组织的廉洁公正形象，而应从该罪与我国关联的利益出发进行规制，可参照其对向犯———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中的“商业利益”的规定，将该罪中职务便利谋取的利益也限定为“商业利益”。据此，可以在《刑法》中增加第163条之一:“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商业利益，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2．扩大介绍贿赂罪的适用范围。与其他国家的贿赂犯罪规定相较，“介绍贿赂罪的设立是中国刑法的一大特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遗憾的是，该罪的受贿方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过于狭窄，应当将其扩大到私营部门。”②但是，目前我国《刑法》第392条仅将介绍贿赂罪限定在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的情形，且将该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自然人，根据前述反思理由，亟需将介绍贿赂罪扩大到其他对向性的贿赂犯罪之中。应将介绍贿赂罪的主体扩大到单位，在自然人介绍贿赂的行为类型之后增加单位犯的条款。同时还应扩大其犯罪对象，除了国家工作人员外，还包括国有单位、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影响力的人、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等犯罪对象，从而形成全面完整的介绍型单位贿赂犯罪体系。就其法定刑的设计而言，依然要坚持前述公务贿赂犯罪重于商业贿赂犯罪、自然人贿赂犯罪重于单位贿赂犯罪、受贿犯罪重于行贿犯罪的基本立场，同时还要继续贯彻介绍贿赂犯罪轻于行贿犯罪的原则。就法条的具体修改而言，在现有介绍贿赂罪的基础上，将《刑法》392条第1、2款修改为:“介绍贿赂，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一)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的:(二)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介绍贿赂的;(三)向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介绍贿赂的。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增加《刑法》392条第3、4款为:“介绍贿赂，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一)向非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的;(二)向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介绍贿赂的。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增加《刑法》392条第5款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至此，介绍贿赂罪全面贯穿于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之中，且完全遵循了前述的刑罚基本立场。(二)坚持同一立场，构建协调统一的刑罚体系。如前所述，从法益范畴、行为类型和主体身份进行考察可知，现有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刑罚立场紊乱，矛盾重重。因此，为了建构统一协调的刑罚体系，前述基本的刑罚立场在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均应予以全面贯穿，并据此对现有的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相关罪名的刑罚幅度进行适当的调整。1．公务领域的贿赂犯罪应重于商业贿赂领域的贿赂犯罪。就社会危害性来看，在通常情况下，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由于涉及对国家公权力的腐蚀，其社会危害性比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社会危害性要大。①究其原因，公务贿赂犯罪与重大的公共利益直接关联，而商务贿赂犯罪则与特定私营主体利益或市场竞争秩序相关。公务贿赂犯罪直接涉及到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公务行为与各种公共利益相关联，一旦公务行为加入直接交易的贿赂行列，则公共利益会遭受极大的损害，更为严重的是，由此导致公民对公共权力的不信任，往往会动摇执政之基，“如果不把打击重点放在民众最不能容忍的公务贿赂大案要案上，容易使犯罪人产生‘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感慨。”①也有学者认为，商业贿赂中贿赂者通过支付不正当好处获得交易机会或有利交易条件，直接损害其竞争对手的合法利益，进而损害消费者权益，并最终损害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甚至损害全球的公平竞争秩序。②但商业贿赂损害的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所在单位的利益，因为商业贿赂中的受贿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收受贿赂的行为，此处的“职务”是其所在私营单位的职务，维护的利益当然是私营单位的利益;以此为基础，商业贿赂才会“打破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侵害其他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权利”。③从现实的角度看，公共部门贿赂犯罪与私营部门贿赂犯罪的划分反映了各国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在公权力高度集中、公共部门在整个社会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国家，私营部门贿赂犯罪容易被忽视;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对分离的二元结构已牢固树立的国家，私营部门贿赂犯罪较早引起重视。④据此，我国刑法现阶段对公务贿赂的处罚应重于商业贿赂的处罚。在坚持公务领域贿赂犯罪应重于商业贿赂领域的立场上，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有期徒刑15年，前文所增设的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最高法定刑也应为有期徒刑15年，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最高刑则应从有期徒刑15年调整为有期徒刑10年;由于自然人对利用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有期徒刑10年，自然人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应从有期徒刑10年调整为有期徒刑5年;由于单位对利用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有期徒刑3年，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应从有期徒刑10年调整为有期徒刑2年;由于自然人向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介绍贿赂罪最高刑为有期徒刑3年，自然人向非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介绍贿赂罪最高刑为有期徒刑2年。(具体参见表五)2．受贿类犯罪应重于行贿类犯罪。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的轻重应根据彼此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确定，且将其在贿赂犯罪体系中全面贯彻。有学者认为，行贿人和受贿人都不属于真正的被动方，因为在贿赂犯罪实际发生之前，双方必须达成一致;从量刑的角度看，区分贿赂双方谁主动谁被动是有意义的。⑤依此，对索取贿赂型受贿罪的处罚应当重于行贿罪，且收受贿赂型受贿罪应当轻于行贿罪，但仅以引发贿赂的作用确定刑罚轻重，不但忽视了行为的具体结构，也会割裂同一罪名的共同法定刑。由于受贿的实质是受贿主体的职务便利与财物之间发生的非法交易，受贿一方的职务便利总是与公务权力或者业务权力相关联，这种权力无论是在公务领域，还是在商务领域，都因其具有能够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属性，天生就会面临金钱腐蚀的诱惑，这也是“权力滋生腐败”的逻辑预设，这就要求拥有这些权力的行为人具有更高的自制力和忠诚度，以确保这些权力远离腐败。即使面临外界行贿方的诱惑，权力的行使者也应当正当履行职责，不能据此将部分刑事责任分配给行贿方。从犯罪发生的过程考察，“受贿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犯罪，而行贿、介绍贿赂人的犯罪目的必须通过受贿人的犯罪活动才能实现”，⑥受贿方所起作用更大，理应予以重处。《法国刑法典》据此将行贿罪和受贿罪分列于不同的章节，将受贿罪规定在第二章“公务员危害政府罪”之中，而将行贿罪则规定在第三章“公民危害公共管理罪”之中。事实上，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立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受贿从严、行贿从宽，⑦并且，出于分化瓦解、区别对待等司法实务或刑事政策的需要，行贿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一直被视为反腐败工作的“次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⑧在坚持受贿犯罪应重于行贿犯罪的立场上，由于单位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5年，则单位实施的任何行贿罪的最高法定刑都应低于有期徒刑5年，据此应当将(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和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降到有期徒刑5年以下:单位实施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最高刑应由有期徒刑10年改为有期徒刑2年，单位实施的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最高刑应由有期徒刑10年改为有期徒刑3年(具体参见表五)。3．自然人贿赂犯罪应重于单位贿赂犯罪。有学者认为，单位贿赂犯罪和自然人贿赂犯罪并无差别，在犯罪客体上都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在犯罪的主观方面罪过内容实际上是同一的;造成的危害结果又相当，且贿赂犯罪本无具体的被害人，故建议取消单位受贿罪，但同时又认为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的法定刑要等同。①还有学者认为国家机关不能作为犯罪主体，也建议单位受贿罪中凡国家机关以单位名义收受贿赂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追究刑事责任。②该主张实际上混淆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限，为证成单位贿赂与自然人贿赂的等价性直接否定了单位犯罪的应有价值，殊不妥当。尽管还有学者主张，不管是单位还是自然人，在实施相同犯罪行为时，对法益的侵害程度都是相同的，③但我们不能据此无视单位犯中自然人的主观恶性和利益归宿，更不能要求单位犯中的自然人承担与自然人犯罪同样的刑事责任。应根据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自身特点，在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规制二者时做出应有的轻重区分。同一犯罪类型，单位犯罪理应轻于自然人犯罪。首先，从主体的产生根据上考量，单位的成立需要依法进行合法性审查和许可，即单位的存在从一开始就天生具有合法性，如果自然人为了犯罪去成立公司、企业，则直接以自然人犯罪论处;而自然人的出身不存在合法性审查环节，即使违反基本国策的超计划生育，也必须进行户口登记，而自然人的七情六欲普遍存在，其人身危险性随时外化为犯罪行为。其次，从主观罪过的形成过程观之，单位共同目标的存在就表明单位具有独立于单位任意成员的意志，即单位具有独立的整体意志，④单位犯罪需要决策机构商议犯罪内容，参与人员较多，难以形成背离单位合法目的的主观罪过，参与其中的自然人主观恶性不大，通常较为消极;而自然人犯罪直接由其决定实施，易于形成犯罪意志，主观恶性较大，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从犯罪动机出发，可以认为与纯正的自然人贿赂犯罪相比，单位贿赂犯罪中的自然人的可谴责性要低一些。⑤再次，从犯罪所得收益的归宿分析，单位犯罪要求犯罪所得归单位所有，处于单位的实际控制之下，而自然人的犯罪所得无论是归其本人所有，还是归其他人所有，均在该自然人的控制之下，根据谁受益谁担责的原理，单位犯罪中的自然人刑事责任理应轻于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最后，现行刑法在受贿犯罪体系中完全坚持了自然人贿赂犯罪重于单位贿赂犯罪的基本立场，自然人实施的受贿罪的法定刑是拘役至死刑，但国有单位实施的受贿罪的法定刑则是拘役至有期徒刑5年，二者法定刑的差别十分明显。在坚持自然人贿赂犯罪应重于单位贿赂犯罪的立场上，结合前述修改犯罪法定最高刑的调整情况分析，由于自然人实施的对单位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有期徒刑3年，则应将单位实施的对单位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调整为有期徒刑2年，并将单位实施的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调整为有期徒刑3年，将单位实施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调整为有期徒刑2年。同时，根据前述介绍贿赂罪的修改，再将前述介绍贿赂罪体系中相关罪名的法定最高刑纳入其中，就形成了轻重有序、相互衔接的单位贿赂犯罪刑罚体系(具体参见表五)。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追诉豁免的概念、特点及在贿赂犯罪中的运用；我国贿赂犯罪中行贿人指证的现状及成因；从宽政策的局限性及引进追诉豁免制度必要性；完善我国追诉豁免制度的具体设想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追诉豁免的概念、追诉豁免的特点、追诉豁免在贿赂犯罪中的运用、行贿人指证贿赂犯罪的现状、行贿人作证难的成因：行贿人自身心理的原因；刑事政策的原因、从宽政策的局限性：坦白从宽的“宽”度不明；抗拒从严的“严”度不够、宽严相济的调节制度不完善、有利于打击贿赂犯罪、有利于保障人权；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有利于司法公正、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追诉豁免制度的基本原则、贿赂案件侦查中适用追诉豁免制度的具体设想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取证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贿赂案件的侦查工作，因为贿赂往往是一对一的关系，很难找到相关证据证明贿赂事实的存在，而且行贿人在侦查机关要求其作证时，由于各种原因而拒不作证，这使得很多的受贿案件无法得到侦破，客观上加大了反腐败的难度和成本。目前我国主要是通过不起诉、自首、立功等一系列制度，解决贿赂犯罪进行成功指控中的证据问题。但由于获取证据的手段不够有力，使证据的真实性和稳定性难以保证。为解决贿赂犯罪取证难的问题，美国等一些国外司法机关在对贿赂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时频繁使用追诉豁免并取得较好的效果。笔者认为国外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些制度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一、追诉豁免的概念、特点及在贿赂犯罪中的运用

（一）追诉豁免的概念

追诉豁免(ImmunityFromProsecation)源自于美国，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司法活动中普遍使用的为了取得证人证言而进行的一项诉讼制度，指法律对证人可给予不因其提供的证言受刑事追诉的豁免。在美国各州采用的豁免有两种：1、证言使用豁免（UseImmunity）；2、证人检举豁免（TransactionalImmunity）。联邦于1970年用前一种豁免方式取代了后者。两种豁免方式的区别在于证言使用豁免禁止使用证人因受强迫而提供的证言；证人检举豁免则保护证人免予因与其证言相关的罪行而受追诉。

（二）追诉豁免的特点

摘要:贿赂犯罪由于没有直接的被害者,很难从当事者那里获得有关犯罪的证言和其它证据。对此,美国等一些国家司法机关在对贿赂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时频繁地使用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而我国目前主要是通过不起诉、自首、立功等一系列制度,来解决对受贿犯罪进行成功指控中的证据问题。但由于获取证据的手段不够有力,使证据的真实性和稳定性难以保证,因此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一些相关制度。

关键词:贿赂犯罪;强制作证;刑事免责

一、我国惩治贿赂犯罪中的两难现实

2001年7月,原江西省温圳粮库南昌办事处副主任周雪华,因贿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据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因行贿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首例案件。行贿罪在旧刑中的刑期上限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1997年新刑法大大加重了处罚,针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这是从立法上体现严惩行贿犯罪的指导思想。1999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出的《关于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是基于目前对行贿和介绍贿赂犯罪的打击不力的现实作出的决定。通知指出:“近一时期,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依法严肃惩处了一批严重受贿犯罪分子,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还有一些大肆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追究?”因此“,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结合办理贿赂犯罪案件情况,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以改变对严重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状况。”一方面为查处受贿案件不得已采取了必要的刑事政策,另一方面担心对严重行贿犯罪打击不力。该通知的内容反映我国司法实践中打击受贿和行贿两种犯罪的两难境地。通知在针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上规定:“在查处严重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案件中,既要坚持从严惩处的方针,又要体现政策,行贿人、介绍贿赂人具有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情节的,依法分别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行贿人、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后如实交待行贿、介绍贿赂行为的,也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这一通知可谓用心良苦,一方面希望依法严治行贿犯罪,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得到行贿人和介绍贿赂人的主动交待。然而这一通知是否真能有效地获得行贿人和介绍贿赂人的主动交待,解决对受贿犯罪进行成功检控的证据问题的同时达到从严惩处行贿的目的,是令人怀疑的。

应当说,周雪华因行贿被判处无期徒刑,正是体现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严惩严重行贿犯罪的指导思想。贿赂犯罪,是腐败行为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贿赂犯罪必定导致法律规范的弱化,影响公众对国家公务活动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对贿赂犯罪必须加以遏制从而保护公职人员职责的公正性和公众对官员的信任。而行贿与受贿属于“对合犯”,行贿是受贿的前提,因此,要遏制贿赂犯罪,惩治和遏制行贿是必要的一环。就周雪华行贿胡长清个案来看,周为获取个人不法利益,在胡通向深渊的路上铺路架桥,既为胡创设犯罪条件,又诱发其犯罪欲望。还为胡腐败出谋划策,胡的堕落,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就周个人所犯罪行而言,判处其重刑无可非议。

然而,在惩处行贿犯罪时也有些问题需要考虑。首先涉及到贿赂犯罪的特殊性,关系到司法的实际条件与需要,同时还涉及公民的不容忽视的权利。

摘要:贿赂犯罪由于没有直接的被害者,很难从当事者那里获得有关犯罪的证言和其它证据。对此,美国等一些国家司法机关在对贿赂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时频繁地使用强制作证与刑事免责制度。而我国目前主要是通过不起诉、自首、立功等一系列制度,来解决对受贿犯罪进行成功指控中的证据问题。但由于获取证据的手段不够有力,使证据的真实性和稳定性难以保证,因此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一些相关制度。

关键词:贿赂犯罪;强制作证;刑事免责

一、我国惩治贿赂犯罪中的两难现实

2001年7月,原江西省温圳粮库南昌办事处副主任周雪华,因贿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据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因行贿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首例案件。行贿罪在旧刑中的刑期上限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1997年新刑法大大加重了处罚,针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这是从立法上体现严惩行贿犯罪的指导思想。1999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出的《关于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是基于目前对行贿和介绍贿赂犯罪的打击不力的现实作出的决定。通知指出:“近一时期,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依法严肃惩处了一批严重受贿犯罪分子,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还有一些大肆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追究?”因此“,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结合办理贿赂犯罪案件情况,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以改变对严重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状况。”一方面为查处受贿案件不得已采取了必要的刑事政策,另一方面担心对严重行贿犯罪打击不力。该通知的内容反映我国司法实践中打击受贿和行贿两种犯罪的两难境地。通知在针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上规定:“在查处严重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案件中,既要坚持从严惩处的方针,又要体现政策,行贿人、介绍贿赂人具有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情节的,依法分别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行贿人、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后如实交待行贿、介绍贿赂行为的,也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这一通知可谓用心良苦,一方面希望依法严治行贿犯罪,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得到行贿人和介绍贿赂人的主动交待。然而这一通知是否真能有效地获得行贿人和介绍贿赂人的主动交待,解决对受贿犯罪进行成功检控的证据问题的同时达到从严惩处行贿的目的,是令人怀疑的。

应当说,周雪华因行贿被判处无期徒刑,正是体现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严惩严重行贿犯罪的指导思想。贿赂犯罪,是腐败行为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贿赂犯罪必定导致法律规范的弱化,影响公众对国家公务活动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对贿赂犯罪必须加以遏制从而保护公职人员职责的公正性和公众对官员的信任。而行贿与受贿属于“对合犯”,行贿是受贿的前提,因此,要遏制贿赂犯罪,惩治和遏制行贿是必要的一环。就周雪华行贿胡长清个案来看,周为获取个人不法利益,在胡通向深渊的路上铺路架桥,既为胡创设犯罪条件,又诱发其犯罪欲望。还为胡腐败出谋划策,胡的堕落,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就周个人所犯罪行而言,判处其重刑无可非议。

然而,在惩处行贿犯罪时也有些问题需要考虑。首先涉及到贿赂犯罪的特殊性,关系到司法的实际条件与需要,同时还涉及公民的不容忽视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