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学范文10篇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不断提升和崛起，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随着全球化组织的不断发展与扩大，全球文化的交流日益加强，与此相伴越来越重视比较刑法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从以立法为中心逐渐向以法律实施为中心靠拢，法治理念从强调依法转向权利的保护，法律理论也从重视对外国的引介国际社会、法学学术界的目光慢慢向我国聚焦，共同关注中国崛起的问题，其中比较引入关注的转向自主创新。如中国刑法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成为了刑法学界学者广泛讨论和关注的课题。刑法教义学引入我国刑法学也不过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且最近几年刑法教义学的发展势头比较迅猛。在此过程中，有两位学者不得不提及———中国刑法教义学的“先行者”张明楷教授和中国刑法教义学的“先行者”陈兴良教授。［1］2005年陈兴良教授首次在《刑法教义学方法论中》首次提出了“刑法学的教义学”的学术命题，并上升到方法论的从层次，积极倡导发展刑法教义学，在此情况下，教义刑法学成为突破刑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正是为此，教义刑法学正成为当前刑法学学界热议的新课题。从本世纪初，张明楷教授提出“只有以法哲学为基础解释现行刑法的科学，才是真正的刑法学”以及“没有发达的刑法解释学，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刑法学”的观点，极力提倡刑法学派之争并要以解释刑法作为重点和引领来重构中国刑法学。他们二者所提倡不同的理论形成了中国刑法学界特有的学派之间的争论，为我国刑法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由于基于比较研究而形成的比较刑法学，离不开各国刑法基本原则、概念和理论体系及其背后的逻辑分析，其与教义刑法学具有天然的联系，故本文将此两个较为独立又密切相关的知识体系进行比较分析，以厘清二者之间的异同点。

一、比较刑法学

(一)比较刑法学渊源。比较刑法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刑法学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即比较刑法学是伴随着刑法学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比较刑法学的发展一般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比较刑法学的形成阶段。早在19世纪初，法国的巴黎法学院第一次开设了比较刑法讲座，这次比较刑法学讲座的开设将意味着比较刑法学的产生，也是比较刑法学创立的重要标准。从此以后比较刑法学不仅仅在法国开始传播，还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陆续产生与兴起，一时间比较刑法学成为了欧洲大陆国家刑法学研究与讨论的新领域。同时比较刑法学对拿破仑刑法典和巴伐利亚刑法典及欧洲和一些亚洲国家如日本、伊朗等国家的刑法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869和1895年在法、英两国分别建立了比较刑法学会，对推动世界上其他各国刑法学与比较刑法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比较刑法学进入了科学发展兴起的阶段。在19世纪末初次建立了国际刑法学会以及1900年比较刑法学国际大会，这对比较刑法学的深入发展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动力，一时间国际上掀起了各种各样的比较刑法学研究机构，大量学术成果纷纷面世，深度广泛的对比较刑法学的理论、性质、特点、适应环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研究的角度可以看出，当时的比较刑法学研究已从传统的只注重法条之间的的比较，进而转向理论层面的系统研究和逻辑分析，然而，从刑法学研究的广度来看，由过去的只对刑法学的比较研究，转向刑法理论、学说、原则、规则以及司法实践等全面的研究。在这一阶段，美国的犯罪教育学、监狱学、以及刑法方面的经验，缓刑制度以及在对未成年刑法犯罪的处理，少年犯的处遇等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这一时期处于战争环境下，受到战争的影响，法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比较刑法学的研究也难逃厄运。在这一时期，比较刑法学的研究没有出现新的进展，更多的是停留在以往的研究水平上。四是二战后至今，比较刑法学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一度停滞，战争结束后法学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比较刑法学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气象，随着世界各国比较刑法学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比较刑法学的研究机构和组织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期，机构组织更完善和健全，比较刑法学的研究变得异常的活跃。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技术的不断提升，经济全球化水平的进步，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越来越紧密，犯罪呈现出国际化趋势，各种各样的犯罪形式和手段正挑战着刑法的界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进行全球化的合作共同打击犯罪，维护地区、国家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成为了各国刑法学界与刑法学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在此之下，推动了刑法学界对比较刑法学研究的深入。现如今，比较刑法学不仅仅被作为一种刑法的研究方法或手段，其研究内容也不仅仅停留在法规范的比较或立法经验的批判借鉴，而是通过系统的研究，将其理论化、系统化，使其逐步发展为刑事法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二)比较刑法学概念、特点及研究对象。比较刑法学就是将本国刑法与其他不同法系国家的刑法或将相同法系国家的刑法进行比较研究的一门学科。比较刑法学的研究对象有广、狭两义之分。狭义上的比较刑法学仅限于对世界上各国现行的刑法规定进行比较研究;广义上的比较刑法学则比狭义的比较刑法学研究的范围更广泛，其包括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法系、司法实践等纵向、横向的比较研究。比较刑法学不能仅限于某一地区、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刑事法规，也不是超阶段的、中立的、附属性的法学学科，它是通过对各国的刑法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和探讨而形成的独立的刑事法学科。比较刑法学特点:一是比较刑法学与刑法学，两者不同，比较刑法学研究的内容比刑法学广。比较刑法学研究的范围大到不同法系、不同国家的刑法、刑法理论、学说等，小至世界上不同国家刑法中的某个原则、规则甚至具体的概念，而刑法学在研究的范围要比比较刑法学小得多，一般只对本国的刑法原则、规则、概念、犯罪形态、刑罚制度、刑种、定罪量刑的标准等进行研究和分析，而不超出本国范围之外。二是比较刑法学与其他比较法学不同，比较刑法学是专门对与刑事法相关的领域进行学术研究，其中包括犯罪学、刑罚学、刑罚执行学、刑事政策学等学科，以及与刑法学联系紧密的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等学科。三是比较刑法学不同于外国刑法学，它不仅限于对外国刑法介绍、评价外国刑法，而是将本国的刑法与世界各国的刑法进行对比、研究、分析。比较刑法学虽然以比较的方法为主，也同时会运用其他的方法，例如逻辑分析法、历史对比法等。(三)比较刑法学研究方法。比较刑法学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法来进行:一种是宏观的比较法，按照不同属性将全世界主要国家的刑法进行比较研究。当前全世界按照不同的属性可以分为社会主义法系和非社会主义法系两种。社会主义法系如中国、朝鲜等，非社会主义法系一般指的是西方资本主要法系，在资本主义法系中还可以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另一种是微观的比较法，这种比较方法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就同一法系对不同国家刑法进行的比较分析研究，例如中国刑法与朝鲜刑法进行发对比分析研究，另一种观点是对具体的某一法律制度、刑法理论、具体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也称之为比较研究。还有其他分析方法，通过纵向或横向的方法来对刑法进行比较研究。无论我们运用那种研究方法对刑法进行比较研究都离不开对刑法条文、刑法理论等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要对刑法本质问题进行比较，还要进行一些形式方面的比较。

二、教义刑法学

(一)教义刑法学概念简析。教义刑法学是德国刑法学界的一个重要的刑法概念，教义刑法学是司法论的产物而不是立法论的结晶。立法论和司法论是刑法两个不同的研究视角，立法论是以刑法应当如何制定的应然性为出发点的，其理论追求是为刑法的修改完善提供理论指导。而司法论是以刑法应当如何理解的实然性为出发点的，其根本目的是为刑法的适用提供理论依据。这种以刑法释义为主要内容的刑法学就是教义刑法学，它是直接为刑法的司法适用提供理论资源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它也并非完全是理论上的东西，而是会结合大量的案件审理来进行研究，一方面减少刑法中的漏洞，另一方面实现教义刑法学的完善和进步。自2005年，我国刑法学者开始涉足和研究教义刑法学。在教义刑法学的定义上，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刑法信条学是关于刑法基础理论的科学，即刑法学科中被广泛认同的基本理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刑法教义学是关于已经存在的刑事制定法中发展兴起的一门学问，是对刑法法定规则的系统化和学术、司法判断所探讨的理论进行系统化的科学。观点一比较通俗，但概念模糊不清，表达不够具体准确;观点二直接援引了德国学者对该问题的论述观点，虽然对教义刑法学的特征作了定义，但是对其本质属性没有明确表现出来，对具体的特征也描述不够详尽全面。笔者认为作为法律和司法实践的桥梁的教义刑法学，需要在对司法实践进行批判性检验、比较和总结的基础上，对现行法律进行系统的解释，以便利于法院适当地、逐渐翻新地适用刑法，其研究范围是现存的刑法规则与原则，其主要的目的就是正当地解释与适用现存的刑法，使法律解释与推理的过程中更加具有正当性，从而达到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法律的公正价值。(二)教义刑法学的研究方法教义。刑法学是刑事实体法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因此它的研究方法显得非常重要，从研究角度本身来讲，教义刑法学的研究目标和任务得到确立后，应该确定一套科学系统严谨的研究方法，以避免研究工作的盲目性和不着边际。1．理论的定义在教义刑法学的研究中，应该首先将教义刑法学的概念的研究作为基础，并基于此进行深入研究不断完善刑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它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对教义刑法的外延和内涵做基础的定义，将研究工作落实到具体的法学者身上，让他们凭借专业的能力和客观的事件，进行刑法教义学的研究，通过自己的观点和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案件来定义刑法的含义和内容，同时需要引入一定的个人意见。二是要会借助历史的角度来进行理解，与第一层意识相比更客观，其研究结果也更具有说服力。2．实践的衡量科学的理论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理论。因此，用实践来衡量理论，是教义刑法学的一个重要方法。从客观上说实践理性的衡量，能够更好的减少主观因素的干扰，实现在促进刑法执行和完善的过程中法不容情的效果，为刑事案件的判定提供公正的法律依据和标准。从主观上讲，实践来衡量理论，是更好的对人们主观意愿的制衡，在刑法面前不能用人们的主观来衡量对与错、是与非，而必须通过规范的刑法进行衡量。用实践来衡量理论，也会必须结合客观事实，避免造成冤假错案，保障刑法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我国的社会稳定提供坚实的保障。

三、比较刑法学与教义刑法学关系梳理

摘要：范式作为一种分析理论，不仅为国际刑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评判提供共同章法，更为国际刑法学的自我完善提供手段和工具，为国际刑法学的发展和革命提供动力。藉用范式理论检视国际刑法学的价值设定、问题场域、知识架构和方法径路，可以肯定的是，国际刑法学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只是作为起步较晚的交叉学科，国际刑法学的范式研究过于稚嫩，需要运用范式理论的成熟经验，从价值关怀、司法实践、方法自觉、学术聚力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研究，以帮助国际刑法学这门学科走向真正成熟。

关键词：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学；范式

作为一个“稚气未脱”的年轻学科，国际刑法学急需通过一种全局性的视角一览概貌，从而在有限的共识中去重新审视和理解国际刑法学。对于这种“总体性检视”而言，范式理论无疑是最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本文中，我们有意跳出学界关于范式形态的争论，而将重点置于彰显范式独特的逻辑格调，突出其对于认识和检视国际刑法研究的学术价值。进而以范式理论为施力点，廓清国际刑法学的价值设定、问题场域、知识架构、方法径路，以确定国际刑法学的独立品格，并在整合与梳理的基础上，反思并针砭国际刑法研究，以期以研究范式的思考撬动国际刑法研究的勃兴。

一、“范式”的学术功能与国际刑法学

“范式”一词自时兴以来，由于其常常被不经界定地使用，新的使用伴随而来的是千秋各异的概念形态，“范式”连同其伴生词“范式转换”已经令人尴尬地随处可见，说是“范式滥觞”也不为过，连库恩本人都不得不承认“范式”这个词已经失控了［1］。因此，要想运用“范式”重新审视国际刑法学，必须抛开那些眼花缭乱的范式概念，正本清源，回归库恩。我们认为，范式是指学术共同体的世界观，以及在观念价值指引下划定的论域范围，构建的知识框架和适用的研究方式，是一个以价值信念为内核，统筹研究范围、体系架构、分析进路的学科范畴；同样，范式也是一个集范式确立、范式内部完善、范式转换一系列过程的灵动的学科分析思路。应当承认，库恩在科学巨变，学科更迭、横断、交融大背景下，富有创造性地提出范式理论，这对于研究边缘学科、新兴学科的演进和发展尤为重要，对于国际刑法学更是如此。因为，范式理论不管是在实然方面分析国际刑法学的学科体系，考量学科发展程度，还是从应然出发洞见国际刑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优化调整学科走向上，都颇具启发性。一方面，范式理论具有强大的整合力与规范力。当前国际刑法学的研究可谓是国际法学者和刑法学者自成一家、分庭抗礼、争论不休，亟待归拢与厘清。但国际刑法学观点众多、理论繁杂，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面面俱到地进行梳理与整理，而范式思考则提供了整合国际刑法学的契机。范式作为一种分析理论，一种逻辑连贯的研究思路，不但整体性地、铺开性地对整个国际刑法的研究作以宏大叙事，更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地选取国际刑法学的立场、视野、逻辑及方法这四个层面进行细致思考，对国际刑法的价值信念、问题界域的划定、学科体系的构造及研究方法与论证径路选取进行生动反映。不仅如此，国际刑法研究范式的思考还为国际刑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评判提供共同章法，避免学术研究处于杂乱无章、混沌无序的状态，并且能够凝聚学术群体，搭建学术平台，构筑学术合力。重要的是范式本身还表征着一种学术传统和学术品格（学术形象），标志着一门学科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和“成熟标志”［2］。换言之，国际刑法研究范式的确立也是国际刑法独立学科的确立。另一方面，范式理论还是学科自我完善的手段和工具，为学科的发展和革命提供动力。对国际刑法研究范式的思考应当是持续的、不间断的，这样才能在梳理整个国际刑法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有的缺陷是局部的、细节性的，只需加强关注、适当调整，便能使国际刑法的研究范式日趋成熟，而有的却是整体性的范式危机，必须要通过范式转换来实现学科的突破。作为起步较晚的交叉学科，国际刑法学急需通过范式理论了解国际刑法研究的实然状态，并借助范式理论流动的、发展的眼光明确国际刑法研究的应然形态，运用范式理论进行学科定位，整合学科资源，透视学科体系，进而完善国际刑法研究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二、范式理论检视下的国际刑法学

我国刑法起步较晚，虽然有古代的一些条文及律学作为铺垫，但进入新社会后建立起的刑法对比国外已经发展成熟的刑法学，我国现代刑法的发展还远远为达标。为了满足现代社会的法治建设，我国的刑法正处于转折点:目前的理论体系及研究方法已经处于饱和状态，难以再适应现代社会的理论发展及法治建设需求。虽然我国从苏联引进的刑法学在过去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但已经无法适应现代我国社会的发展，在其研究过程中由于研究方法的饱和，所以难以再有突破。在这样的刑法学背景下，大陆系国家上百年的刑法学理论传统受到了关注，大陆系的刑法学理论价值虽然不适应我国现代刑法，但其变革后的精神及理论却是十分宝贵的刑法学术积累，对于目前缺乏理论体系支持的现代刑法来说，是最好不过的变革工具。本文将会对古代传统律学与近代刑法诞生进行详细阐述，通过两者之间的联系，探究出现代刑法的学术转型及变革之道。

一、我国古代律学的概述

我国古代律学的成熟应该是在宋代，宋代时期刑法的发展十分迅速，故而作为刑法的注释文的律学发展也有了起色，不过我国古代律学虽然有着明确的刑法解释原则，却没有确切的法律条文。虽然古代律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国刑法的前身，但由于其对法律条文的严重的依附性，故而随着语言的变迁，律学逐渐丧失了价值。毕竟法律是以语言为载体，以注释刑法学的律学的发展基本上受制于语言，在白话文兴起之后，古今语言的差别就逐渐显示出来，除却理解上的问题，还有研究上的限制，所以受制于语言发展的律学解释原理逐步失效。我国古代律学代表的两本著作《读律琐言》《读律佩觿》，前者是对明代律文的逐条解释，后者则是对律文中重要的一些条例进行解释，打破了原有的古代律学解释体系，但其著作的精华在于对律母及律眼的阐释，这是我国古代律学上的两大瑰宝。《读律琐言》是就法论法，没有格外的深度解析，例如其对“二罪俱发以重论”的解释如下:“人犯二罪以上，或三、四罪，或五、六罪，俱于一时发觉在官，则但以其一事之重者论罪。如数罪轻重相等，则人人一事科断”。其主要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犯了多种罪，主要是靠官员来根据其所犯罪中的最重的那条来进行论罪，如果多个罪行的轻重是相等的，那那么就以这个人所犯的任意一罪来进行判罪。可以看出这样的解释是比较浅显的，并没有对这条刑法进行深层次的谈论，仅仅只是通过字面上的意思来进行注释，对于律文深刻体会没有什么用处。但实际上研究者需要的是对刑法的深度解释，从而来对古代刑法等进行研究，所以此书的价值仅仅在于帮助研究者肤浅地了解下明代的刑法。但在现代刑法中“但”基本是理解为“但是”，从古今“但”字的理解中可以看出，古代律学中的注释与现代的语言出现巨大的出路，正是这文字上的理解差异导致古代律学逐步失去了价值。所以可以说古代律学的消失并不是由于政治或是意识形态上的转变，而在于语言的变迁。虽然这句话有些过于武断，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律学的中断，语言的变迁占据着重要的角色。

二、近代刑法的诞生

我国近代刑法的诞生主要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与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后，中外法律差异较大，由于深沉的民族发展状态，我国古代固有的法律术语成为了阻碍西方法律及法学导入的元凶，是近代刑法学发展的重要障碍。可以说，我国古代法言法语与古代刑律一样，都是社会变革的对象。到了清末时期，中华法学的法律传统就中断了，国外法引进使得我国古代律学的中止。自《大清现行刑律》开始，到《大清新刑律》，再到北洋时期的《暂行新刑律》，到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中华法学历经三十年终于向大陆法系完成了转换，基本上是完成了刑法的近代化发展。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受到日本刑法的重大影响，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社会背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本刑法学家冈田朝太郎博士直接参与制定刑法，从而使得中华刑法中引入了日本刑法文化，其中包括刑法的体例与用语。对于这样的现象，可以说是一言难尽。毕竟日本刑法起源于中国，然而中国刑法的转换却深受日本刑法文化的影响，面对这样的刑法发展历史，许多研究者都不得不一笑了之。之后，中国刑法进一步发生变化，最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终于是完成了从中华法系到大陆法系的过渡。之后我国古代刑法正式推出了历史的演变，律学也就成了历史。

三、苏联刑法的引入对我国刑法的影响

摘要:我国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目标是提高法科学生的实践能力，这与刑法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部门法特征相符。作为刑法学教师，我们将努力发现当前刑法学实验课教学中的不足，不断探索改进刑法学实践课教学方法，采用多手段进行刑法教学，加强学生在刑法学教学中的参与程度，使刑法学实验课程从形式走向实质。为国家培养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卓越法律职业人才。

关键词:刑法学;实验教学;实践化

2011年12月23日，教育部与中央委员会政法委员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核心是提升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重点是提高法律人才的实践能力，目的是要培养出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的卓越法律职业人才。在《意见》指导下的卓越刑法人才培养目标的重点在于提升学生的刑事实践能力。具体而言，就是保证法学院培养的本科学生能够自觉运用所学的刑法理论知识解决各类刑事案件，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做到学以致用。当然，对法学本科生而言，这应当是一个长期的自我训练过程。特别是对那些打算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而言，更是一个理论学习与经验累积的漫长过程。对法学院学生而言，对刑法学知识的系统学习主要就集中在本科阶段，在本科阶段通过好的学习方法培养扎实的刑法理论功底，也将增强他们融入社会的能力。刑法学课程的特点是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具。我国现代刑法理论移植于西方大陆法系，理论体系完备。刑法中的概念和理论是在部分大陆法系国家的社会、经济、宗教及哲学背景下产生和完善的，其产生背景和条件与我国社会生活背景相去甚远，特别是与我们学生的知识形成和发展背景相异。同时，受到课时和本科生知识储备所限，理论讲述无法深入，否则学生则会产生厌烦情绪。因此，对刑法学本科教学而言，在有限的课时中，既传授学生一定的刑法理论，又要使其学会将这些理论运用于实践，授课内容的安排极为重要。在授课内容中辅以案例是一个较为可行的选择。课堂案例的选择要注意和民航安保相衔接，突出民航的特点。航空犯罪天然的国际性特征以及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使刑法学的学习也增加了国际性的要素。因此，在民航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学中，除了将刑法作为部门法讲述外，我们还要关注其中与民航安全有关的航空刑法特色，以及国际民航刑法公约中保护航空安全的相关规定，强化对国际航空恐怖主义犯罪构成特征与制裁等内容的学习。在刑法课时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案例实验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全面牢固地掌握刑法学知识。好方法能事半功倍，刑法学实验课教学是提高学生刑法专业素养的良好探索。

一、实验教学与实践教学辨析

实践是指人类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全部活动。实践具有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实践是动态的，是一个过程。实验，又称为试验，是指根据一定的目的，运用必要的手段，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观察研究事物本质和规律的一种实践活动。是科学认识的基础，又是判断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也在社会科学和社会生活的研究中运用。实验本身是理论和实际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之一。与实验活动相比较，实践活动的重要特点是其社会历史性，实践活动是一种历史性创造活动，是社会生产活动的组成部分，例如，教师的授课活动就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实验活动的重要特点在于其人工模拟性，通过对特定环境的设计达到自我某一方面能力的提高。实践活动与实验活动之间是种属关系，其中，实践活动是属概念，是上位概念，实验活动是种概念，是下位概念。我们在刑法学课堂教学过程中运用人为设计的案例和环境，在教师的指导下对学生进行实践能力的训练，这一过程并不具有改造社会的直接性，而是有目的地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方法，属于实验教学方法。学生也会参与一些直接改造社会的活动，例如学生在检察院法院等司法部门的实习，以及纳入教学计划的社会调查等活动，在教师指导下的这些活动属于实践教学活动。实验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加深对理论认知的有效途径，对实现卓越人才培养目标有重要作用。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

二、刑法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刑法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可以从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三个维度予以勾勒。就研究方向而言，应当强调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实现全面发展，并应着力把科学发展观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如何在刑事法治建设中贯彻落实之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注重开展对改革开放30年来刑法学成果的总结性研究和大力开拓对刑法学交叉学科的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应倡导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重视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合理并用;繁荣、优化比较研究;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注意借鉴、引进其他社会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某些研究方法;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探讨和解决实践问题的研究道路。就研究重点而言，应加强在刑法的解释性研究、刑法基础理论、外向型刑法、刑法学体系和我国刑事法治道路的模式选择以及刑法现代化问题等薄弱环节上的研究力度，努力推进我国刑法学术的深入发展和繁荣。

一、前言

新中国法学发展的进程中，刑法学的研究历来较受重视。尤其是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阶段以来，刑法学研究在我国法学研究的全面繁荣中迅猛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公认的我国法学领域中最为繁荣发达的主要学科之一。时至今日，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已经确立，改革开放进入继续深化和全面推进阶段，法治建设需要进一步科学化与现代化，刑法学研究也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值此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以及即将迎来建国60周年之际，我们试从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等三个维度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刑法学研究发展的基本脉络予以简要的勾勒与梳理，并略为分析和展望刑法学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希冀对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深化拓展及刑事法治的发展完善有所裨益。

二、关于刑法学研究的方向问题

研究方向对任何学科均至关重要。刑法学的研究方向不仅关系到研究力量的合理有效配置，更关系到刑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建国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整体状况是应用(注释)刑法学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理论刑法学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晚近十余年来，随着刑法哲学、刑法方法论等理论刑法学研究领域的日益勃兴，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观。但总的说来，我国偏重应用(注释)刑法学研究而轻视理论刑法学研究的格局，并没有能够得到有效地平衡与协调，存在着不少顾此失彼的地方。总的倾向仍是应用(注释)刑法学的研究比较发达，并逐渐形成了以刑法的注释与适用研究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而相反理论刑法学的研究则存在很大的不足。就刑法学研究的整体状况而言，也不容乐观，如研究布局不平衡、研究视野狭窄、研究方法欠缺、研究成果脱离国情、罪情以及低水平重复、社会效益低下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与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方向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具有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刑法学研究中存在上述方向性的偏差，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往刑法学研究的方向进行适当地纠正。在今后的刑法学研究中，应当强调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实现全面发展。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刑法学研究的确过于偏重应用研究了，但我们不能把如今刑法学的不足完全归之于应用研究，如今刑法学的不足是因忽视理论研究之故，而非因应用研究的发达。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刑法学研究应强调加强理论刑法学的研究，但这决不是要忽视应用刑法学的研究，而是基于二者平衡、协调发展的需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还认为，今后的刑法学研究，还应着力从以下几个研究向度上作出努力:

(一)应把科学发展观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如何在刑事法治建设中贯彻落实之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科学发展观是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和社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确立的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应当坚持的基本刑事政策。新时期的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理当融入科学发展的理念，实践和贯彻科学发展的目标和要求，并按照科学、理性、务实的精神逐步推进。同时，由于基本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灵魂，因而在我国刑事法治建设中也应当切实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当前，应进一步提高关于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刑事法治建设和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意义的认识，并对科学发展观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如何在刑事法治建设中贯彻落实的问题展开较为系统、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不仅是正确把握刑法学的研究方向和目标的当然要求，而且也是刑法学研究为国家刑事法治建设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在今后的刑法学研究中，应自觉将此课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一、司法考试中刑法学试题的特点

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其目标是为国家选拔优秀的法律实务人才，因此司法考试侧重于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学本科教学包括刑法学在内首先注重的是对学生进行比较完整的理论知识的传授，以课堂讲授为主甚至为唯一的方式，往往忽略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因此司法考试侧重考查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传统刑法学的教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历年司法考试刑法学试题来看，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考题都以案例形式出现，并且紧密结合社会生活事件。司法考试中刑法学知识在卷二和卷四中。卷二中刑法学试题的题型包括三类：单项选题、多项选题、不定项选择题。一个单项选择题就等于是一个小案例；一个多选题就等于是四个小案例；一个不定项选择题一般就相当于是一个中型的案例。卷四中的题型即为标准的案例分析。所有这些刑法学的试题都要求考生能够灵活运用刑法学理论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并且有些案例就是来源于当年或上年的现实中受到广泛关注的真实案例，经过编辑而成为司法考试中刑法学的真题的。如曾经发生的许霆案、刘涌案、汽车修理工恶作剧将高压气泵塞入同事肛门充气事件等等。（二）考查的知识点中法律条文的细化甚至是偏僻化。司法考试中不少刑法学的试题中都融入了刑法典条文或者司法解释的条文，有些试题实际上就是借用选择题的方式直接考查考生对相关条文的理解和记忆。学生如果没有看到该条文，即使理论知识学得再全面完整，也很难答对题目。从涉及到的条文来看，有些是比较细化的，有些甚至是比较偏僻的，尤其是涉及到司法解释的条文时更是如此。但是刑法学教学中教师一般都不会要求学生去记忆法律条文，更不会涉及一些比较偏僻的刑法条文。（三）注重将总论知识点和分论知识点进行综合考查。刑法学知识体系以严密而著称。尽管严密的体系起到了对知识点的提纲挈领的作用，但是体系本身并不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当实践中出现问题需要解决时，往往需要将各知识点超越体系或跨越体系进行有机结合。因此，司法考试中刑法学往往是同时将总论和分论各具体罪名交织在一起对考生进行考查。其要求考生不论是做选择题还是做案例分析题，尤其是案例分析题，不能顾此失彼，一定要有总论分论一体的理念，要将总论和分论综合运用起来进行问题分析，总论中涉及到分论的知识点，分论中又结合着总论的知识点。

二、面对司法考试挑战下的地方高校刑法学教学的反思

（一）刑法学教师实践能力的普遍缺乏影响着。学生实践能力的有效提升尽管近几年高校从指导思想上一直强调“双师型”教师的培育，但是由于大气候的影响，评判一个高校的综合实力，首先是看其科研实力。因此，高校在招聘法学专业教师包括刑法学教师的时候，首先关注的是应聘者的科研能力（尤其是在南大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篇数）、学历及学位（原则上都要求博士）、毕业学校（甚至包括应聘者硕士就读的学校是否是211或985高校）。按照这样的标准的应聘者，绝大多数都是一直从本科读到博士，从学校到学校，毕业后直接从学生身份转变为教师身份的。由于职称评审、科研考核等方面的压力，使得这些教师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科研中。一些刑法学教师很少甚至都没有从事过具体的刑事司法实践。刑法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如果教师实践能力缺乏，在讲授过程中自然地会倾向于概念的解释和理论的阐述，即使学生比较好地理解掌握了，但是一到实践中他们往往会发现所学理论对于实践问题解决的尴尬。这就意味着尽管学生较好地掌握了理论知识，而其实践能力却很难得到有效提升，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割裂。（二）刑法学教学内容缺乏有机整合。刑法学内容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总论和分论。总论又主要包括犯罪论和刑罚论，分论包括十类犯罪，有近480个罪名。国内目前大多数的刑法学教材体系总体上与刑法典的体系相类似，其章节的逻辑顺序与刑法典基本是一致的。教材的编写追求内容及逻辑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作为教学而言，要想在有限的课时内按照教材的内容和逻辑体系进行讲解，往往会发现一是课时不够用，二是学生学习了后面的内容，往往会忘记了前面的理论，而在学习分论的具体罪名时，又往往会将一些相似的罪名或关联罪名混淆起来。这是因为教师在追求体系理论完整性的同时忽略了实用性，忽略了如何将教材体系转变成教学体系、将教材内容转变成教学内容、将教材语言转变为教学语言。（三）刑法学教学方法单一。目前，多数地方高校在刑法学教学中仍然沿袭传统的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方式，注重刑法学的理论知识的完整性和追求其逻辑的完美性。尽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辅之以其他的教学方式，如案例教学等，但是因为刑法学知识体系的严密和内容的系统性，尤其是总论部分，再加上很多的刑法学知识点对于初学者难以把握，因此在课堂上主要是以教师的讲授为主，有时几乎就是一言堂，学生仅仅成了被动的听课对象。尽管教师也会经常将案例讨论引入到课堂教学中，但很多场合仅仅是作为对一个理论的印证，学生仍旧处于被动的听的角色，很难有效地参与到案例的分析中去。因此，“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就无法有效落实。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要求，特别是面对司法考试的冲击，更是显得招架无力。（四）刑法学考核方式单一，考核题型偏重于记忆。当前刑法学考核方式主要还是期末一次性闭卷考试。考试题型一般为选择题、简答题或问答题、案例分析题，但是案例题所占比重一般不超过40%。也就是说考查学生综合运用能力的内容比例小，题型比较单一，而考查记忆性的内容则偏多。一些学生将老师上课的PPT内容进行整理记忆，有的可能是全班用一份统一整理的笔记内容，就能顺利通过期末考试，一部分学生甚至还能获得较高的分数。而一旦学生需要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时，他们就会发现无从下手。因为这种单一的考试方式及偏重于记忆的考核并没有达到促进、提升刑法学教学的目标，更别说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有效提升。

三、以司法考试为契机改革刑法学教学

作为一名法学本科毕业生要想从事司法实务，必须首先通过司法考试。从某种程度上说，司法考试就是一座连接法学本科毕业生与法律职业的“桥梁”。就地方高校刑法学本科教学而论，司法考试对其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教师在刑法学教学过程中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挑战与机遇，以此为契机，改革刑法学教学，使之既能符合地方高校法学培养目标，又能与司法考试相互促进，良性互动。（一）整合一支理论与实践经验有效结合的刑法学教学团队。刑法学的内容无论是犯罪论、刑罚论还是分论，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教师在授课中不但要能使课程内容形象生动，使学生愿意听、愿意思考，更要使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综合能力得到提升。而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的老师恰恰满足了这一要求，而一支理论知识扎实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刑法学教学团队则更能够发挥各自特长，形成合力。一般来说，刑法学教学团队可以由3名左右的专职教师以及司法实务部门人员组成，专职教师的年龄、学历、职称搭配合理。例如笔者所在学校的刑法学队伍有三名教师，其中中年教师一名，青年教师两名；博士学历一名，硕士学历两名，副教授两名，讲师一名。团队的每位成员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司法实践中去：两名教师属于“双师型”教师培养对象，在司法实务部门挂职；一名教师从事兼职律师。而司法实务部门的人员主要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的开展以及一些实务性很强的课程。通过这样的教学团队，既能使学生形成比较系统的刑法学知识体系，又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司法考试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二）有机整合刑法学教学内容。基于司法考试刑法学试题的特点，我们就应该在不违背法学本科教育目标的前提下探索其规律并在授课中加以解决。刑法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犯罪与刑罚，而对这两个基本问题，刑法典又以总则和分则加以规定。在司法考试中，总则部分一直是司法考试的核心，分则部分的重点内容及一些重点法律条文也不容忽视，在考题中这些方面往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重在考查学生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在刑法学教学中把握了以上的命题导向，结合刑法学基础理论知识，在教学中就要积极思考解决如何实现教材内容、法典规定、单行刑法与相关司法解释以及经典真题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在教学过程中，特别要关注大量的刑法典之外的司法解释。与其他部门法不一样，刑法不是仅有较为全面、集中的解释或者意见，涉及到刑法问题的立法、司法解释也十分繁多。刑法的立法、司法解释许多就是针对刑法典某一条文而作出的，甚至是针对某个小制度或罪名而作出的，并非系统地针对刑法典全文的解释。对于学生而言，弄清这么繁多而又十分零散的立法、司法解释与刑法典是何关系、是否都要掌握、如何掌握、掌握到什么程度以及司法考试的考查角度等都是棘手的难题，而这又是司法考试的重点之一。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对繁多的刑事立法、司法解释加以取舍，并将其与刑法典一起穿插于各相关知识点之间而不单独零散介绍。立足于司法考试刑法学试题的规律，力争在授课过程中详略得当。对司法考试中不涉及而又非基础的理论知识、非重点内容简单讲授即可，而对司法考试涉及的重点知识点而且又是理论知识中的重点，如何详细讲解都不为过。如在分则部分，对一些常见的重点罪名如交通肇事罪、抢劫罪、盗窃罪、贪污罪、受贿罪等不厌其烦，并且尽量细致入微；而对其他司法考试中很少涉及到的章节条文内容则删繁就简、略作提醒，如分则第一章、第七章、第十章60多个法条近80个罪名可以简单地讲授。同时，在讲授分则内容时，可以有意识地将分则各章罪名进行合理调整而非局限于传统的类罪之下的讲授，以适应于司法考试灵活运用的需要。例如：讲授抢劫罪时，在系统讲授我国刑法典中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罪的基础上联系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二百六十九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二百八十九条“聚众‘打砸抢’，……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除判令退赔外，对首要分子，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进行讲解。之后，再进一步将抢劫罪与抢夺罪、索财型绑架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等罪名进行对比讲授。因此，围绕一个典型罪名，可以将许多相关罪名进行联系讲授，使学生能够有效地掌握相关罪名，加深其理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改革刑法学教学方法和构建多元化实践教学体系。传统刑法学授课的优势是能够系统讲解刑法学的知识点，能够使学生形成刑法学知识的完整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不足之处是将学生作为教学的客体，不能与学生形成有效的课堂互动。尽管这些年对传统的刑法学教学方法已经做了很大的改革，但是由于受到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教师在课堂上更多的仍是一言堂，注重刑法学理论知识的阐述，缺少与学生的互动（尤其是一个班级的人数达到80人以上的），更无法提升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借鉴美国法学教育中运用的案例教学法，一些高校的刑法学教师也在课堂上运用。但正如一些学者提出的，案例教学法是在美国特殊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应该改革完善案例教学，但不是案例教学法。笔者在刑法学的教学中的做法是：借鉴吸收案例教学法的优点，在刑法学授课过程中，选取经典案例（但案例的选取要少而精），既可以是司法考试真题，也可以是其他来源的典型案例（如《今日说法》）。在授课过程中灵活运用所选案例，根据不同的需要，案例既可以课前给学生，让学生准备课堂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笔者进行引导和总结；也可以课堂上在讲解某个知识点后给学生，让学生对所学的理论进行验证。在课堂讲授中将课外的资料阅读、热点案件追踪、两高法律文本的学习与课堂讲授结合起来，强化课堂教学的实践性和理论性。培养方案中构建从大一到大四的不间断的多元化实践教学体系。例如：大一开设专业认识实习；大二开设社会调查；大三开设学年论文撰写、专业实习；大四开设模拟法庭、毕业实习。每年的“3•15”和“12•4”国家宪法日组织学生开展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假期组织学生到律师事务所及法院进行社会实践。（四）改革刑法学的考核方式。考试具有检测学生学习成绩和学习导向的双重作用。为了使考试的功能有效的发挥，教师需要精心设计刑法学考试的内容与方式。就考试内容来说，教师要能够将总论内容和分论内容有机结合，考试试题一部分可以直接来源于司法考试真题，一部分参考司法考试真题做一些修改，一部分借鉴法律硕士研究生考试真题及法学硕士真题，最后一部分则是教师根据授课实际及学生实际灵活出题。这样一来，既能使学生关注司法考试，也同时关注课堂老师的讲解。就考核方式来说，适当改革以闭卷考试为唯一的方式，有些案例分析题可以采取开卷考试的方式。合理确定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的比例。就考试题型来说，减少简答题和问答题，增加不定项选择题、法条分析题和案例题的分量。

刑法学在部门法当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刑法学教学却要与时俱进，时刻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近年来，新型犯罪增多，刑法修改更加频繁，刑法学理论争议也呈现“白热化”趋势。如何变革当前的刑法教学模式以适应时代的挑战，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理论争议中挑选主线，为本科学生树立正确的理念，这将是今后的刑法学教学尤其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对刑法学教学的影响

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是国家统一组织的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必须通过该考试。我国改革后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由笔试共三卷组成，刑法学科不仅是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必考内容，而且所占分值是最高的科目之一。从题型分布看，刑法学科在卷二中体现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不定向选择题，在主观题卷中以案例分析题甚至以最后的材料分析题的形式出现。刑法学在职业资格考试中具有与众不同、更加复杂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首先，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和参考教材在传统的刑法学通说教材在体系、内容等方面均存在不同。在刑法理论界，关于犯罪构成体系，是坚持传统的四要件平面式犯罪构成还是引入大陆法系阶层式的犯罪论体系一直存在争论。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前身）教材曾一度将犯罪构成体系改为大陆法系的三阶层式，在引发广泛争论后，从2010年起，国家司法考试大纲又改回了传统的四要件体系。[1]虽经历了这一变化，但司法考试题目的类型、风格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也就是说，从命题人的风格和题目设置上，大陆法系刑法的气息仍较浓厚，如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期待可能性等内容均已考过，而传统四要件中的犯罪客体则未在司法考试中出现。其次，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题目大多以案例形式呈现，且案例多变。无论选择题还是专门的案例分析、论述题，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题大多以案例方式呈现。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的案例是对真实案例的高度提炼，有些案例是多个案例的混合编辑，内设的考点和“陷阱”颇多，这都需要考生有严谨的法学思维、扎实的专业功底。再次，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刑法题目所占分值高，而且会涉及部分理论问题，有一定深度。与其他部门法学科不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刑法部分在体型设置中会直接涉及一些理论争议，有些题甚至直接提问相关的学说名称，如盗窃罪的“公开”与“秘密”之争、具体危险说与抽象危险说的区别等，这些都已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题目中出现过。这就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学生在日常的刑法学习中不仅要知道是什么，还要知道这种结论背后的理论渊源。从刑法发展看，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形成了大陆法系刑法学上的两种思潮，以此导致二者影响下的犯罪论各阶层都呈现出不同特点，之后，两大学派争论的侧重点又有所变化，交融趋势显著，但学派之争影响下的刑法学发展却呈现出异彩纷呈之势。我国传统的刑法体系深受前苏联理论影响，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引导，建立根基与大陆法系刑法学理论并不相同。如何在通说的刑法学教学中引入古典哲学的思考方式，成为学生能否真正懂得所学理论，又是否能准确运用的大问题。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看，直接采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审案断案的属于极少数。在广阔的中国大地统一刑事司法适用尺度，改变已有的刑事思维方式，不可能也无必要。要同时考虑东中部地区不同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又要保证定罪量刑的准确有效，在当前刑事案件数量庞大的现实下，又怎样要求一线办案法官、检察官必须都采用新的犯罪论模型，引入新的理论性强的思考呢？随着司法专业化的持续推进，刑法案件的处理会更谨慎、更严格合理，但这并不能表明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在现有的司法实践中能立即推进。于是，刑法学当前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侧重点、传统的教材体系与司法实践的现状间都出现了“鸿沟”，这种种的不一致导致刑法学教学面临更多的挑战。如果课程教学仍采用传统的通说体系，会导致学生难以接受阶层式的犯罪分析模式，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备考中感到盲从无力；如果课程教学完全采用大陆法系刑法学理论体系，就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但却与现行司法实践不符，使其对现有的司法产生错觉。刑法学教学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冲击下面临的这一特殊困难考验着每一位教学者的课堂把控力。面对现实，把握好本科课堂的“度”非常重要，即在学生打牢基础与探索求知间寻求平衡，并兼顾考试的要求。法学本科生层次差别较大，对于正常的学术观点争论，要清晰地对学生进行介绍，并进行妥当评析。对于理论基础的差异，要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各体系的优缺点，并与实际的案件相结合，步步对应。比如，不能简单将阶层式犯罪论体系就称为改革的理论或革新的理论，而将四要件犯罪构成称为保守的体系。四要件犯罪论体系虽来源于前苏联，但在我国也运行了几十年了，特别是司法实务部门的人对此比较熟悉，容易理解。体系的选择和定位不能简单地“贴标签”。因此，真正有建设性的教学应当是面向阅历、知识尚浅的法学本科生，澄清理论争议背后的问题点，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各体系的利弊，并让其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在刑法学教学体系的设计上，统编教材是重要的参考依据，但不同学校由于课时、环境等多方面的限制，完全依照教材的编排和详略讲授已不合时宜。在教学中，可根据授课教师对刑法学教学内容的把控力、课时安排的多少、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侧重点等多方面内容进行讲授的选择和排序。笔者认为，可适当将刑罚论的内容挪到犯罪论之前讲授，并将具体的刑罚裁量、执行制度略讲，需要记忆的内容留给学生自主学习。“刑法”之所以被称为“刑”法，而非“犯罪”法，与我们的传统中重视刑罚的功效有关。刑罚的轻重排序设定对犯罪的分类有指引作用，以刑罚论引领犯罪论，不仅有助于学生产生对刑法的直观印象，同时还能培养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思考方式。在教学中，适当补充学派之争的背景和主要立场的介绍是必需的，以不同的立场为根基，阐述犯罪论各部分、各体系的具体内容，理论大厦才会稳固。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定位在于选出适应司法实践要求的司法职业工作者，现有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形式却很难担负起这一重任。总体来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题型和案例的训练在于培养学生的思维逻辑，这种立场的建立是为了让其有合理的分析案件的能力，结论本身则更多体现为应试的要求；而传统理论、刑事司法现状的介绍则更要肩负起培养刑事司法实践人才的重任，目的在于从课堂到社会的完美过渡。利用有限的课时，详略得当的对接两种体系，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被卷入无谓的争论中。

二、刑法学教学常用方法的探讨

刑法学教学除了采用传统的“演讲式”方法外，还应采用更多地活跃课堂、便于理解、提高课程接受度的方式。综合来看，对法条的理解分析多采用解释论证法，对具体案件的解构多采用案例研讨法，而在教学中要整体性贯彻刑法与刑诉法交错适用的思想。1、解释论证法。我国的传统教学仍采教师讲授型的“满堂灌”式，对法律的讲授主要侧重于对条文含义的解读及对法律原则的分析。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可能存在枯燥乏味、忽视实践、信息到达率低等缺陷。从学生的反应看，大部分学生在课堂讲授开始时能保有较大热情，但随着课程的进行，学生的兴趣在逐渐减弱，听课的积极性明显下降。如何更好地呈现略显枯燥的法律文本，让书本上的法充满生机呢？笔者认为，刑法解释要运用多种解释方法，论证思路又离不开法律逻辑的贯彻。对一个问题的解读，应抛弃传统的“概念、特征、类型”等教科书式的体系，而要从问题出发，逐层深入地探讨。如讨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时，不是单纯介绍必然与偶然因果关系说、条件说以及原因与结果的概念争议，而是应该以案例模型切入，通过生动有趣的假设分析各种不同情况下有无因果关系的认定。案例中应能包含多样情况，通过修改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限定词，就完全能引出不同的情况，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要求刑法解释在事实与规范间来回穿梭，通过举例发现不同情形下的差别，再返回理论，归纳出相关学说。2、案例研讨法。法学的生命在于实践。将有层次又充满深奥性的刑法理论用于操作，才能将书本上的法变成“活”的法。刑法这种传统部门法不能离开案例研讨的教学方法。案例研讨法的形式不限于在黑板上写出或在ppt上呈现出案例和问题，然后让学生作答，而是也可以采用多种研讨方法。首先，在案例的选择上，既要有经典现实案例，又要有根据理论争议高度浓缩的教学案例；既要有紧紧围绕个罪犯罪构成呈现的案例，又要有结合各种情况，包含竞合论、共同犯罪等多种内容交错的复杂案例。教学案例要选择争点多，理论前沿性强的案例。如经典的餐厅毒蘑菇案，“生物系的大三学生在餐厅打工，当传菜的服务员。厨师用新鲜的采摘蘑菇做菜，当他端上厨师给他的蘑菇时，他发现蘑菇有毒，可致人死亡。但他还是照常把该盘菜端给了顾客，导致该名顾客死亡。”在这个案例中，如果用传统的主客观二元分析模式分析，该大学生既有将毒物端给他人并导致他人死亡的客观行为，同时又有主观上对他人死亡结果的明知故意，那么其应构成故意杀人罪。但问题是，该大学生在本案中只应具有传菜员的身份，社会赋予了他餐厅服务员的角色期待，而并没有期待他是一个专业的判断菜有无毒的大学生。如果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打工者，而不具有生物专业大学生的身份，他同样会把毒蘑菇端给客人，也就是说，客观表现一致的行为仅因为行为人的专业身份多知道了一些知识反而要被归责，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于是，对该案的分析就从传统的主客观相一致的犯罪构成延伸到了客观归责领域，责任的归属与角色期待间该如何协调，责任的归属还需要什么要素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一个案例，涉及的争点遍布犯罪构成、因果关系、客观归责、犯罪的本质等诸领域，可谓从小事例贯穿整个刑法学体系的典型。除上述教学案例外，案例研讨可以和模拟法庭教学相结合，选择真实案例，向学生提供足够多的案卷材料，从撰写起诉文书入手，分步骤让学生演练庭审中的环节。为考察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现实应对能力，应该逐步体验完全真实的庭审环境，即引入一些现场易变因素，来观察各方的反应能力。比如，考虑增加被告人翻供的情况，看公诉方的准备是否全面；增加被害人家属在庭上表现激动的情况，看法官的控场能力；增加证人出庭的情况，以考察证人询问技巧、当场对质的效果等。只有将书本中的法条和犯罪构成与真实的庭审相结合，学生才能亲身感受刑事司法现实，才能增强未来工作的操作技巧与能力。总之，案例研讨法注重虚实结合，将课堂的论辩逐渐向社会延伸。3、刑法与刑诉法的交错适用。由于受我国传统学科划分的影响，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在教学中存在明显的界限。刑事实体法学者更多地注重从规范上分析如何定罪量刑，而对如何达到这一结果的过程以及相关程序保障却较少关注。无论在德日这种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刑法学者同样都是刑事诉讼法学者。大陆法系国家注重理论的深度和逻辑性，对部门法问题常作法哲学的思考，这种思维模式保障了学者研究和课堂教学的深度和广度，跨学科性常成为一个学者的基本功。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教学贯穿理论和实务始终，教学的目标就是强调让学生“像律师一样思考”，这就保证了刑法学教学会考虑到实践运行的方方面面，实体与程序自然是融合的。我国现有的法学学科分类来源于前苏联，诉讼法学科被单独归类，实体法与程序法从教学到科研都属于不同的领域，这就使得现有的法学教育与实践运行间出现了人为的“鸿沟”，甚至不少实体法学者也很难对程序法问题有专门理解。这种历史带来的影响可谓深远，现今我国的法学硕士研究生招生仍然按照这种分类进行，诉讼法专业的学生专门学习研究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对实体法内容很不了解，而刑法学专业的学生很多对刑事诉讼法内容很陌生，其对一些基本的诉讼程序和时限规定都不熟悉。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刑法学教师首先要树立刑事一体化理念，打通刑法与刑诉法的相关内容，主动研习程序法理论；其次要对两法的交叉内容主动予以关注，撰写相关成果。如行为数、罪数和诉的个数的关系、轻重罪的划分与强制措施采用的关系等，这些内容都有利于理论的突破，也有利于司法适用的科学合理。刑法与刑诉法的交错适用也主要体现在上述模拟法庭教育中，当学生完整体验完一个刑事案件的处理，他就会了解真实案件处理的每个细节，特别是程序上的瑕疵也能被其准确发现。在真实庭审中，案件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事实的认定上，事实调查过程比法律的定性更为繁琐。传统课堂教学注重法条的规范分析和案件的定性讨论，上述具体疑难问题经常被忽略，当实体法与程序法交融，实践中的真问题就会凸显，学习的效果才能达到。信息化时代下，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发生着迅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教学中，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学生在下面记笔记的情形已越来越难见到；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多媒体技术，还有学生的智能手机等各种电子设备。就学习来说，只要愿意，随时随地，大量的信息都可以看到、查到，如果说课堂教学的目的仍然只是传播固定的书本信息，那它已很难满足青年学生的期待了。新时期的刑法学教学要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要善于运用各种辅助工具，促进教学效果的提升。法律信仰是法律人格的核心和标志，部门法的学了基本法理知识的学习训练，更重要的是传递法治理念，培育法律信仰。时代的变迁带来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各种诱惑也随之而来。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守住从业底线、坚守职业道德，比办案技术本身更重要。因此，在刑法学教学过程中，伴随着课本章节的内容讲解，自然应贯穿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将正义、公平、罪刑法定、保障人权这些更高的理念融入教学案例讨论中。只有经过这种潜移默化地渐进式训练，学生才能在未来的法律生涯中，在法律信仰的引导下执业，做法律水平高、职业素养好的法律人。

【参考文献】

本文作者：刘建工作单位：海口市人民检察院

一、金融刑法学的产生与特点

金融刑法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提出来,是进入90年代末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健全,特别是金融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为适应惩治和预防金融犯罪的需要,而进入中国法学研究的历史舞台。近几年来,金融系统经济犯罪增加,数额巨大,危害严重,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失,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关注。从司法机关查办金融系统的各类犯罪案件来看,不仅案值大,发案率高,而且占查处经济犯罪立案比例大,已经成为一个犯罪的热点行业。随着对金融犯罪研究的不断深入,金融刑法已受到立法机关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97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公布的刑法,为司法机关惩治金融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可见,无论从保证正常的金融秩序出发,还是从惩治和预防金融犯罪角度考虑,都有必要将金融法规与刑法规定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全面调整现实生活中的金融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法制的完善,离不开刑法。金融刑法学,是刑法学的一个分支,是一门以金融犯罪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具体地讲,它是以研究金融犯罪及其刑罚的规律为中心,并对金融刑事立法和金融刑事司法的预防进行全面研究的科学。所以金融刑法,就是在金融刑法理论与金融刑事司法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对金融犯罪及其惩治规律,从金融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社会控制等方面,进行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的一门学科。金融刑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专业性。金融刑法是指与金融活动、金融经济利益有关的刑法规定。就整体而言,它都是针对金融犯罪形态等而特别制定的刑法,即为金融事项所制定和形成的专业刑法。第二,分散性。在我国,金融刑事法律规范不是规定在一部刑法典中,使得金融刑法明显具有分散性的特点。第三,相联性。金融刑法与金融法规具有密切联系,这种内容和形式上的联系比各种专业刑法之间更加紧密。

二、金融刑法学学科建设和任务

金融刑法具有不同于普通刑法的质的规定性,对金融刑法的研究完全可以深入一步进行拓展,所以将金融刑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边缘学科来研究,也是完全可行的。这是刑法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按照学科建设标准,它具备了以下四个条件:

(一)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金融刑法学研究的重点无疑是金融犯罪及其处罚,但不排斥研究金融违法行为,甚至还涉及金融合法行为。这种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性,自我一体,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

摘要：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社会矛盾凸显复杂化的新时期，自由与秩序、惩戒与宽容、功利与价值等两极观念的碰撞逐渐加剧，如果刑法学教学与研究还局限于法条的阐释，则无异于冥行盲索。刑法学教育工作者的任务不仅是传授刑法学知识，还负载着培养“法之理性”的使命，肩负传递法律的价值、意义的重大责任。刑法学教学应处理好刑法学知识与刑法学实践的关系、体系性思维与个案正义的关系、域外学说与本土法制的关系以及刑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关键词：刑法学；教育教学；基本维度；关系

从1979年刑法典的颁布开启中国刑法体系化至今，现代刑法学教育在中国历经近40载。这期间，刑法学教育体系一方面随着刑法学理论体系的成熟而趋于稳定，另一方面又在刑法学知识的迭展中持续拓展创新，在教学方法、理论延伸等方面不断丰富、扩大刑法学教学的内涵与外延。当前的刑法学教育很像年近不惑的青壮年男子，骨骼成熟、健壮而又充满朝气，摩拳擦掌欲有一番作为，时展亦恰逢其时。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复杂化的新时期，刑事法治领域的大变革逐步试水，国家又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各种观念碰撞空前剧烈，这对刑法学教育工作者是一种考验，也对刑法学教学工作本身提出了更高要求。刑法学教育不仅承担着培养新时代法律职业中坚力量的艰巨任务，更肩负塑造法律共同体“法之理性”、传递“法之价值”的历史使命。如果孟德斯鸠是从历史中寻求法的精神，梁治平是从文化中寻求法的精神，那么本文尝试从刑法学教育中寻求法的精神。

一、中国刑法学教育站在了新的转折点上

在近40年的发展中，中国刑法学教育与刑法典的颁布、修订一样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并逐步成熟的过程，无论是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和质量水平的提高、还是法律共同体素养的明显提升，刑法学教育都功不可没。拉伦茨强调法学以处理规范性角度下的法律规范为主要任务［1］，在刑法学基础比较薄弱的时期，注释刑法规范是刑法学教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其着重传授刑法学基本概念、原则以及法条的应用，这被称作“刑法解释学”（或刑法教义学）［2］，其目标是通过价值中立的刑法解释学将事实转化成一般认识或者真理，构建一个埃塞尔所期望的独立体系的法概念以及法制度的基本理论。［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刑法解释都是刑法学教学、研究的主流。尽管有学者提出简单注释刑法典会使刑法学停留在一个低层次水平，刑法学需要完成从注释刑法学到理论刑法学的转变，但最终学界还是较一致地认为，刑法学主要还是刑法解释学，没有刑法解释学就没有发达的刑法学。在刑法观念相对稳定的时期，这种研究和教学的局面也能够自给自足，法学人才输出和刑法学研究的基本面是稳定的。但这种情况在2010年之后发生了改变。刑法立法经历了1997新刑法颁布实施以来最大的变革，集中体现在《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刑法修正案（九）》（2015年）对刑法的修订，涉及刑事责任区分、严密刑罚结构、废除死刑、增设罪名、调整各罪刑罚等诸多方面，从宏观理念和微观品质两个方面表现出对刑法的完善，说明中国的刑法规范已经在更高层面开启了自我反思的路径，以寻求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自洽。与此同时，价值观念的冲突也随之而来，如犯罪化合理性根据、性犯罪死刑废除、贪腐犯罪降低入罪起点、行政犯罪与非罪认定等问题的争论在刑法学界和坊间同时点燃，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自由与秩序、惩戒与宽容、功利与价值、形式与实质的剖析与取舍。但最终我们遗憾地发现，目前这个法律共同体对此却并不擅长，刑法解释学对此更束手无策。实际上，近10年来的刑法理论论争的基本点都围绕这些相互冲突的两极观念展开，某些冲突、论争甚至成为中国刑法改革的最大障碍，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刑法改革便没有清晰的方向。要回答为什么我们不擅长解决以上问题并不难，只需稍稍回顾一下近代法制史即可，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从两极观念的冲突中找到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那条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刑法学理论还是实务均站在分岔的路口前而踟蹰难行。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刑法学教育还仅仅局限在刑法解释学的教授上，那无异于冥行盲索。我们的刑法观念不似西方国家那样经历过17、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而达到相对成熟的状态，还需要在与现实的矛盾碰撞中进一步开化、进化，如果说历史上我们错过了思想启蒙，现实无疑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我国刑法学经历近40年的发展，概念、理论体系都已实现前所未有的逻辑自洽，但由于思想启蒙缺位、国内改革开放深入以及世界范围内犯罪局势的影响，刑法学的价值观念却并不成熟。尽管在司法职业资格考试实施之后，法律从业者的法学素养比社会上一般人要高出不少，但也只是比一般人更了解法律概念和知识体系，在思想观念上也许并不比一般人更具有法之精神，因为不少法律从业者在有限的法学教育经历中，正义、理性的法之精神还没有内化为行为准则，法之价值也没有真正形成内心确信的信仰。如果说1997刑法典的颁布开启了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开端、使刑法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的话，那么当前的刑法又站在了淬炼思想、澄明观念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刑法学教育显然不能对此视而不见，而是应当积极地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并发挥启蒙、引领作用，完成刑法学向价值观念成熟的转型。

二、刑法学教育体现的三个维度

一、刑法学中的人性思考

“以人为本”应以人性为基础。“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与人性离的多远，他们总是会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作为社会学的刑法学当然也是如此。刑法规范只有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才能体现其价值，才能具有其本质上的科学性、合理性。

（一）刑法的产生与发展进步，总与人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刑法的产生是以对人性的思考为前提

人是社会之本，正确认识社会规范建立在正确认识人性的基础之上。刑法的产生也是以对人性的思考为前提的，在西方人性问题上的最大争议是人性的理性与非理性问题，在中国是人性的善与恶问题，在人性上的不同认识往往导致不同法律学说的产生。

2.刑法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相互映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