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目的范文10篇

刑罚的目的问题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刑法中的任何问题都与刑罚的目的相联系，同时，刑罚的目的也具有重要的刑法立法与司法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对刑罚的目的及其实现的问题略抒浅见。

一、刑罚目的的界定及与相关概念辨析

（一）刑罚目的的界定

如何界定刑罚的目的，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有人认为，刑罚的目的，是指国家制定、适用、执行刑罚的目的，也即国家的刑事立法采用刑罚作为对付犯罪现象的强制措施及其具体适用和执行所预期实现的效果。

也有人认为，刑罚的目的是指人民法院代表国家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所要达到的目标或效果。

刑罚目的是刑罚理论中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论题，不论是在理论中还是在实践中，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经过几百年的争论之后，人们对于刑罚的目的是什么依旧是众说纷纭，无法达成共识。笔者仅依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一些浅薄的认识。

所谓刑罚是指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在刑法中确立，由法院对犯罪人适用并通过特定的机构执行的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①它和其他部门法如民法、行政法中的制裁措施一样都是使法律得以顺利实施的手段，是人们在认识到其属性之后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创制的，属于客观范畴；刑罚目的是一个主观范畴，是人们通过创制、运用刑罚想要达到的某种结果。也就是说，刑罚目的是人的目的，而不是刑罚本身的目的。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中却存在着一些观点，把刑罚目的与刑罚本质（即刑罚正当化根据）混为一谈了。因此，要弄清刑罚的目的是什么，首先要界定刑罚目的与本质的联系与区别。

所谓本质是指事物本身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它属于客观范畴，而目的是属于主观范畴的。刑罚本质属性决定了刑罚的目的，刑罚的目的建立在刑罚的本质基础之上。反过来，刑罚目的又反作用于刑罚本质，当这种反作用力达到一定程度甚至会使刑罚发生质变。刑罚的目的和本质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合目的性的人为之物，刑罚是国家基于对其属性的认识并为了利用其各种属性而制造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刑罚的各种属性（包括本质属性）已被注入了国家意识，而刑罚目的的实现就有赖于包括本质属性在内的各种属性演变为刑罚功能，进而通过刑罚功能的发挥使刑罚目的变为现实。但是二者的区别也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混淆。刑罚本质是客观存在的，其客观实在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它不会自在自为的发挥作用，只有服务于刑罚的目的才能突现它的价值；刑罚目的属于主观范畴，虽然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创制刑罚，但一经创制完成，人们的目的就要受到刑罚本质的制约，只能利用它而不能改变它。总而言之，刑罚本质与刑罚目的是紧密联系着的两个不同概念，研究刑罚目的就要回答人们为什么要创制和运用刑罚？人们希望通过刑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而刑罚的本质回答的是刑罚的正当化根据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使用刑罚不是犯罪？刑罚为什么是正当的？

目前我国许多学者在讨论刑罚目的时，把本属于刑罚本质领域内的报应论、预防论等学说作为刑罚目的加以讨论，认为旧派的报应刑论主张刑罚的唯一目的是报应，除此以外刑罚没有任何目的；新派的目的刑论（即预防论）主张报应不是目的，预防犯罪才是刑罚目的。如有的学者说：“报应主义认为犯罪是对罪犯科刑的唯一原因，刑罚是犯罪的当然结果。页就是说，报应即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理由，也是刑罚的目的，除了报应外，刑罚再无其他目的。”②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报应论和预防论并不是完全排斥对方的，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刑罚正当化的根据，报应论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反对将个人作为社会的手段，是从犯罪人个人的角度来说明刑罚的正当性，而不是说报应是刑罚唯一的目的；预防论则以社会为本位，强调国家主义与权威主义，主张为了社会而适用刑罚，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明刑罚的正当性，它也并不排斥刑罚具有报应的目的。虽然报应论与预防论之间也存在着许多争议，但这些争议都是围绕着刑罚的本质而展开的，它对刑罚目的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刑罚目的并不是争议的核心。

笔者认为，刑罚是国家维护正常统治的工具，它的目的只能是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犯罪的发生。犯罪对人类文明来说究竟是善还是恶，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犯罪是对法秩序的破坏，对国家统治的威胁，因此国家才会要通过刑罚来制裁它。立法者所关注的不是刑罚对犯罪的具体报应公正，也不是刑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一个罪犯教育改造好，使他不再重蹈覆辙。立法者之所以要制定刑罚，只是要为全社会提供一个大致的行为范式，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如果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刑罚的目的就是要维护一个相当平稳的社会环境以利于国家的统治。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犯罪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是一种必然，是不可以被预防的，在这点上笔者并无不同意见，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是不可以被阻止的呢？人们对犯罪就无能为力了吗？诚然，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人们的生存环境、受教育程度以及心理素质等众多因素有关，不是单凭刑罚这一种方法就可以解决的，但是刑罚在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却是不可以否认的。而且，既然减少犯罪是一个社会综合治理工程，就需要从各个相关方面一起下手，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作用，才能达到遏制犯罪的目标。承认刑罚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是就意味着刑罚可以消灭所有的犯罪。所以，刑罚不能也不是为了消灭犯罪才产生的，但它是针对犯罪而产生的，为了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犯罪的发生。

按照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即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前者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的刑罚而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主要是那些不稳定分子产生阻止其犯罪的作用。后者是指通过对犯罪人使用一定的刑罚使之永久或在一定时间内丧失再犯能力。③笔者认为，首先将刑罚目的概括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是不妥的，因为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这两个词都来源于关于刑罚正当性的讨论，如果简单将其引入刑罚目的领域则会有混淆刑罚目的与刑罚本质的危险。即使在刑罚目的的意义上使用“预防”一词也是不够准确的。前文已经论述过，犯罪的发生是必然的，无论是刑罚还是其他的什么手段，都不可能预防犯罪的发生，所以在研究刑罚目的时不宜使用预防一词。其次，刑罚是为全社会而设，它的着眼点在于一般民众，只要大部分人都能够遵守法律的规定，就能够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实现立法者的目的。即使有一小撮人不顾法律的禁止肆意妄为，凭他们的力量也不足以颠覆整个统治基础，刑罚之所以制裁他们并不是为了教育改造他们，而是将他们作为“儆猴之鸡”，以此告诫社会民众法律不可被侵犯，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坦白说就是把罪犯当作了防卫社会的手段。简言之，刑罚适用于罪犯并不等于刑罚的目的在于罪犯，刑罚的制定和适用就像是一部宣传片，是为了展现在社会大众面前起到警戒的作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刑罚被制定以前，某人犯了罪，但是立法者明确的知道从此以后社会上不会再有犯罪发生，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再制定刑罚，因为这次犯罪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它的存在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一个国家明天就要解散，那么即使今天有人犯了最严重的罪，也不必再对他发动刑罚了，因为国家即将不复存在，刑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载体，所要保护的对象也已消失，因此刑罚也就没有发挥作用的必要了。

摘要：刑罚目的对量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量刑要符合刑罚目的的要求。从刑罚目的的两大基本元素——报应和预防出发，可以发现刑罚目的对量刑的要求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不了解这种多元性和复杂性，量刑的种种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最终解决。

关键词：刑罚目的；量刑；报应；预防

一、刑罚目的对量刑的决定意义

量刑是一个很容易引起争议的社会话题。从王斌余案到许霆案，这些典型案件都体现出媒体、法律界和普通民众对司法量刑结果存在不同的看法。而之所以对具体量刑有这些不同的意见和评价，根本的原因是不同主体所持有的刑罚目的观存在区别。

刑罚目的观体现的是从根本上人们希望刑罚所能实现的目标，刑罚的具体规定、具体量刑和执行都是实现特定的刑罚目的观的手段。人们对某种量刑结果是否正当的评价，就依据这种刑罚结果是否满足了其心目中的刑罚目的。所以从不同的刑罚目的观出发，自然会对作为刑罚目的实现手段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刑罚执行原则产生不同的看法，最终导致对刑罚裁量和适用的不同评价。而现代社会的刑罚都是由国家作为主体通过刑事法律制度来规定、适用和执行的，因此国家正式的刑罚制度所反映出来的当然是体现国家意志、由国家所确定的刑罚目的。国家的刑罚目的贯穿在整个刑事法律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在法律运行层面上影响到刑事立法、司法和执行的各个领域，最终影响到量刑的过程和结果。刑罚目的对量刑有决定性意义。

刑罚目的是整个刑罚制度的正当化理由和存在依据；刑法学者基本都承认刑罚目的的重要地位，其决定了整个刑罚制度应该以何种方式存在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如李斯特所言：“个人和全人类精神发展的所有进步在于，本能行为转化为意志行为，也就是本能行为的目的性得到认识，目的的想法成为行为的动机……我们必须将这个关于刑罚的观点予以适用，并观察其发展是否也由普遍的发展规则来决定。”量刑作为刑罚制度的重要内容，其主要目的也就是通过确定的刑罚实现刑罚之目的，量刑受刑罚目的观之统帅。当刑罚目的模糊不清时，即便面对同样的案件，量刑也会变得无所适从。法律规定的量刑区间给法官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时法官量刑自由裁量的重要依据就是原则性的刑罚目的，量刑要实现其目的性。不同法官从其自身对刑罚目的的理解出发在自由裁量权范围之内量刑，量刑就变得无法稳定和统一，出现量刑差异和失衡。可以说刑罚目的有多复杂，量刑就会变得多复杂，量刑过程和结果受到刑罚目的之影响和决定。所以要使得量刑实现其公平合理性，我们就必须考察不同刑罚目的对量刑有什么样的不同要求，这些不同要求是否在量刑时都已加以充分考虑和满足。如果不能理清不同刑罚目的对量刑的影响，无论对量刑自由权施加多少权力限制和立法限制，无论对法官进行怎样的素质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作为量刑基本决定因素的刑罚目的观仍然会导致量刑的种种问题发生。例如在司法系统完备，具有完整刑事法律、标志性的量刑指南，并且法官素质较高的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刑罚目的观从矫正向混合理论的转变就导致了监禁率的急剧上升，而同期的犯罪率并无急剧变化，这表明量刑随刑罚目的之变化而直接趋严，导致了一系列争议的产生。

一、刑罚目的对量刑的决定意义

量刑是一个很容易引起争议的社会话题。从王斌余案到许霆案，这些典型案件都体现出媒体、法律界和普通民众对司法量刑结果存在不同的看法。而之所以对具体量刑有这些不同的意见和评价，根本的原因是不同主体所持有的刑罚目的观存在区别。

刑罚目的观体现的是从根本上人们希望刑罚所能实现的目标，刑罚的具体规定、具体量刑和执行都是实现特定的刑罚目的观的手段。人们对某种量刑结果是否正当的评价，就依据这种刑罚结果是否满足了其心目中的刑罚目的。所以从不同的刑罚目的观出发，自然会对作为刑罚目的实现手段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刑罚执行原则产生不同的看法，最终导致对刑罚裁量和适用的不同评价。而现代社会的刑罚都是由国家作为主体通过刑事法律制度来规定、适用和执行的，因此国家正式的刑罚制度所反映出来的当然是体现国家意志、由国家所确定的刑罚目的。国家的刑罚目的贯穿在整个刑事法律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在法律运行层面上影响到刑事立法、司法和执行的各个领域，最终影响到量刑的过程和结果。刑罚目的对量刑有决定性意义。

刑罚目的是整个刑罚制度的正当化理由和存在依据；刑法学者基本都承认刑罚目的的重要地位，其决定了整个刑罚制度应该以何种方式存在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如李斯特所言：“个人和全人类精神发展的所有进步在于，本能行为转化为意志行为，也就是本能行为的目的性得到认识，目的的想法成为行为的动机……我们必须将这个关于刑罚的观点予以适用，并观察其发展是否也由普遍的发展规则来决定。”量刑作为刑罚制度的重要内容，其主要目的也就是通过确定的刑罚实现刑罚之目的，量刑受刑罚目的观之统帅。当刑罚目的模糊不清时，即便面对同样的案件，量刑也会变得无所适从。法律规定的量刑区间给法官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时法官量刑自由裁量的重要依据就是原则性的刑罚目的，量刑要实现其目的性。不同法官从其自身对刑罚目的的理解出发在自由裁量权范围之内量刑，量刑就变得无法稳定和统一，出现量刑差异和失衡。可以说刑罚目的有多复杂，量刑就会变得多复杂，量刑过程和结果受到刑罚目的之影响和决定。所以要使得量刑实现其公平合理性，我们就必须考察不同刑罚目的对量刑有什么样的不同要求，这些不同要求是否在量刑时都已加以充分考虑和满足。如果不能理清不同刑罚目的对量刑的影响，无论对量刑自由权施加多少权力限制和立法限制，无论对法官进行怎样的素质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作为量刑基本决定因素的刑罚目的观仍然会导致量刑的种种问题发生。例如在司法系统完备，具有完整刑事法律、标志性的量刑指南，并且法官素质较高的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刑罚目的观从矫正向混合理论的转变就导致了监禁率的急剧上升，而同期的犯罪率并无急剧变化，这表明量刑随刑罚目的之变化而直接趋严，导致了一系列争议的产生。

二、不同刑罚目的对量刑的影响

要考察刑罚目的对量刑的具体要求，首先，我们就要在复杂的刑罚目的理论中确定出刑罚目的观的基本元素，通过这些基本元素来考察其对量刑的影响。

刑罚的目的问题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刑法中的任何问题都与刑罚的目的相联系，同时，刑罚的目的也具有重要的刑法立法与司法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对刑罚的目的及其实现的问题略抒浅见。

一、刑罚目的的界定及与相关概念辨析

（一）刑罚目的的界定

如何界定刑罚的目的，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有人认为，刑罚的目的，是指国家制定、适用、执行刑罚的目的，也即国家的刑事立法采用刑罚作为对付犯罪现象的强制措施及其具体适用和执行所预期实现的效果。⑴

也有人认为，刑罚的目的是指人民法院代表国家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所要达到的目标或效果。

刑罚目的是刑罚理论中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论题，不论是在理论中还是在实践中，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经过几百年的争论之后，人们对于刑罚的目的是什么依旧是众说纷纭，无法达成共识。笔者仅依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一些浅薄的认识。

所谓刑罚是指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在刑法中确立，由法院对犯罪人适用并通过特定的机构执行的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①它和其他部门法如民法、行政法中的制裁措施一样都是使法律得以顺利实施的手段，是人们在认识到其属性之后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创制的，属于客观范畴；刑罚目的是一个主观范畴，是人们通过创制、运用刑罚想要达到的某种结果。也就是说，刑罚目的是人的目的，而不是刑罚本身的目的。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中却存在着一些观点，把刑罚目的与刑罚本质（即刑罚正当化根据）混为一谈了。因此，要弄清刑罚的目的是什么，首先要界定刑罚目的与本质的联系与区别。

所谓本质是指事物本身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它属于客观范畴，而目的是属于主观范畴的。刑罚本质属性决定了刑罚的目的，刑罚的目的建立在刑罚的本质基础之上。反过来，刑罚目的又反作用于刑罚本质，当这种反作用力达到一定程度甚至会使刑罚发生质变。刑罚的目的和本质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合目的性的人为之物，刑罚是国家基于对其属性的认识并为了利用其各种属性而制造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刑罚的各种属性（包括本质属性）已被注入了国家意识，而刑罚目的的实现就有赖于包括本质属性在内的各种属性演变为刑罚功能，进而通过刑罚功能的发挥使刑罚目的变为现实。但是二者的区别也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混淆。刑罚本质是客观存在的，其客观实在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它不会自在自为的发挥作用，只有服务于刑罚的目的才能突现它的价值；刑罚目的属于主观范畴，虽然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创制刑罚，但一经创制完成，人们的目的就要受到刑罚本质的制约，只能利用它而不能改变它。总而言之，刑罚本质与刑罚目的是紧密联系着的两个不同概念，研究刑罚目的就要回答人们为什么要创制和运用刑罚？人们希望通过刑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而刑罚的本质回答的是刑罚的正当化根据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使用刑罚不是犯罪？刑罚为什么是正当的？

目前我国许多学者在讨论刑罚目的时，把本属于刑罚本质领域内的报应论、预防论等学说作为刑罚目的加以讨论，认为旧派的报应刑论主张刑罚的唯一目的是报应，除此以外刑罚没有任何目的；新派的目的刑论（即预防论）主张报应不是目的，预防犯罪才是刑罚目的。如有的学者说：“报应主义认为犯罪是对罪犯科刑的唯一原因，刑罚是犯罪的当然结果。页就是说，报应即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理由，也是刑罚的目的，除了报应外，刑罚再无其他目的。”②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报应论和预防论并不是完全排斥对方的，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刑罚正当化的根据，报应论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反对将个人作为社会的手段，是从犯罪人个人的角度来说明刑罚的正当性，而不是说报应是刑罚唯一的目的；预防论则以社会为本位，强调国家主义与权威主义，主张为了社会而适用刑罚，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明刑罚的正当性，它也并不排斥刑罚具有报应的目的。虽然报应论与预防论之间也存在着许多争议，但这些争议都是围绕着刑罚的本质而展开的，它对刑罚目的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刑罚目的并不是争议的核心。

笔者认为，刑罚是国家维护正常统治的工具，它的目的只能是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犯罪的发生。犯罪对人类文明来说究竟是善还是恶，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犯罪是对法秩序的破坏，对国家统治的威胁，因此国家才会要通过刑罚来制裁它。立法者所关注的不是刑罚对犯罪的具体报应公正，也不是刑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一个罪犯教育改造好，使他不再重蹈覆辙。立法者之所以要制定刑罚，只是要为全社会提供一个大致的行为范式，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如果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刑罚的目的就是要维护一个相当平稳的社会环境以利于国家的统治。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犯罪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是一种必然，是不可以被预防的，在这点上笔者并无不同意见，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是不可以被阻止的呢？人们对犯罪就无能为力了吗？诚然，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人们的生存环境、受教育程度以及心理素质等众多因素有关，不是单凭刑罚这一种方法就可以解决的，但是刑罚在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却是不可以否认的。而且，既然减少犯罪是一个社会综合治理工程，就需要从各个相关方面一起下手，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作用，才能达到遏制犯罪的目标。承认刑罚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是就意味着刑罚可以消灭所有的犯罪。所以，刑罚不能也不是为了消灭犯罪才产生的，但它是针对犯罪而产生的，为了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犯罪的发生。

按照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即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前者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的刑罚而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主要是那些不稳定分子产生阻止其犯罪的作用。后者是指通过对犯罪人使用一定的刑罚使之永久或在一定时间内丧失再犯能力。③笔者认为，首先将刑罚目的概括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是不妥的，因为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这两个词都来源于关于刑罚正当性的讨论，如果简单将其引入刑罚目的领域则会有混淆刑罚目的与刑罚本质的危险。即使在刑罚目的的意义上使用“预防”一词也是不够准确的。前文已经论述过，犯罪的发生是必然的，无论是刑罚还是其他的什么手段，都不可能预防犯罪的发生，所以在研究刑罚目的时不宜使用预防一词。其次，刑罚是为全社会而设，它的着眼点在于一般民众，只要大部分人都能够遵守法律的规定，就能够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实现立法者的目的。即使有一小撮人不顾法律的禁止肆意妄为，凭他们的力量也不足以颠覆整个统治基础，刑罚之所以制裁他们并不是为了教育改造他们，而是将他们作为“儆猴之鸡”，以此告诫社会民众法律不可被侵犯，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坦白说就是把罪犯当作了防卫社会的手段。简言之，刑罚适用于罪犯并不等于刑罚的目的在于罪犯，刑罚的制定和适用就像是一部宣传片，是为了展现在社会大众面前起到警戒的作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刑罚被制定以前，某人犯了罪，但是立法者明确的知道从此以后社会上不会再有犯罪发生，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再制定刑罚，因为这次犯罪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它的存在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一个国家明天就要解散，那么即使今天有人犯了最严重的罪，也不必再对他发动刑罚了，因为国家即将不复存在，刑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载体，所要保护的对象也已消失，因此刑罚也就没有发挥作用的必要了。

刑罚目的是刑罚理论中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论题，不论是在理论中还是在实践中，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经过几百年的争论之后，人们对于刑罚的目的是什么依旧是众说纷纭，无法达成共识。笔者仅依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一些浅薄的认识。

所谓刑罚是指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在刑法中确立，由法院对犯罪人适用并通过特定的机构执行的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①它和其他部门法如民法、行政法中的制裁措施一样都是使法律得以顺利实施的手段，是人们在认识到其属性之后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创制的，属于客观范畴；刑罚目的是一个主观范畴，是人们通过创制、运用刑罚想要达到的某种结果。也就是说，刑罚目的是人的目的，而不是刑罚本身的目的。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中却存在着一些观点，把刑罚目的与刑罚本质（即刑罚正当化根据）混为一谈了。因此，要弄清刑罚的目的是什么，首先要界定刑罚目的与本质的联系与区别。

所谓本质是指事物本身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它属于客观范畴，而目的是属于主观范畴的。刑罚本质属性决定了刑罚的目的，刑罚的目的建立在刑罚的本质基础之上。反过来，刑罚目的又反作用于刑罚本质，当这种反作用力达到一定程度甚至会使刑罚发生质变。刑罚的目的和本质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合目的性的人为之物，刑罚是国家基于对其属性的认识并为了利用其各种属性而制造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刑罚的各种属性（包括本质属性）已被注入了国家意识，而刑罚目的的实现就有赖于包括本质属性在内的各种属性演变为刑罚功能，进而通过刑罚功能的发挥使刑罚目的变为现实。但是二者的区别也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混淆。刑罚本质是客观存在的，其客观实在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它不会自在自为的发挥作用，只有服务于刑罚的目的才能突现它的价值；刑罚目的属于主观范畴，虽然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创制刑罚，但一经创制完成，人们的目的就要受到刑罚本质的制约，只能利用它而不能改变它。总而言之，刑罚本质与刑罚目的是紧密联系着的两个不同概念，研究刑罚目的就要回答人们为什么要创制和运用刑罚？人们希望通过刑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而刑罚的本质回答的是刑罚的正当化根据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使用刑罚不是犯罪？刑罚为什么是正当的？

目前我国许多学者在讨论刑罚目的时，把本属于刑罚本质领域内的报应论、预防论等学说作为刑罚目的加以讨论，认为旧派的报应刑论主张刑罚的唯一目的是报应，除此以外刑罚没有任何目的；新派的目的刑论（即预防论）主张报应不是目的，预防犯罪才是刑罚目的。如有的学者说：“报应主义认为犯罪是对罪犯科刑的唯一原因，刑罚是犯罪的当然结果。页就是说，报应即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理由，也是刑罚的目的，除了报应外，刑罚再无其他目的。”②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报应论和预防论并不是完全排斥对方的，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刑罚正当化的根据，报应论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反对将个人作为社会的手段，是从犯罪人个人的角度来说明刑罚的正当性，而不是说报应是刑罚唯一的目的；预防论则以社会为本位，强调国家主义与权威主义，主张为了社会而适用刑罚，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明刑罚的正当性，它也并不排斥刑罚具有报应的目的。虽然报应论与预防论之间也存在着许多争议，但这些争议都是围绕着刑罚的本质而展开的，它对刑罚目的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刑罚目的并不是争议的核心。

笔者认为，刑罚是国家维护正常统治的工具，它的目的只能是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犯罪的发生。犯罪对人类文明来说究竟是善还是恶，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犯罪是对法秩序的破坏，对国家统治的威胁，因此国家才会要通过刑罚来制裁它。立法者所关注的不是刑罚对犯罪的具体报应公正，也不是刑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一个罪犯教育改造好，使他不再重蹈覆辙。立法者之所以要制定刑罚，只是要为全社会提供一个大致的行为范式，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如果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刑罚的目的就是要维护一个相当平稳的社会环境以利于国家的统治。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犯罪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是一种必然，是不可以被预防的，在这点上笔者并无不同意见，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是不可以被阻止的呢？人们对犯罪就无能为力了吗？诚然，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人们的生存环境、受教育程度以及心理素质等众多因素有关，不是单凭刑罚这一种方法就可以解决的，但是刑罚在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却是不可以否认的。而且，既然减少犯罪是一个社会综合治理工程，就需要从各个相关方面一起下手，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作用，才能达到遏制犯罪的目标。承认刑罚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是就意味着刑罚可以消灭所有的犯罪。所以，刑罚不能也不是为了消灭犯罪才产生的，但它是针对犯罪而产生的，为了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犯罪的发生。

按照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即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前者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的刑罚而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主要是那些不稳定分子产生阻止其犯罪的作用。后者是指通过对犯罪人使用一定的刑罚使之永久或在一定时间内丧失再犯能力。③笔者认为，首先将刑罚目的概括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是不妥的，因为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这两个词都来源于关于刑罚正当性的讨论，如果简单将其引入刑罚目的领域则会有混淆刑罚目的与刑罚本质的危险。即使在刑罚目的的意义上使用“预防”一词也是不够准确的。前文已经论述过，犯罪的发生是必然的，无论是刑罚还是其他的什么手段，都不可能预防犯罪的发生，所以在研究刑罚目的时不宜使用预防一词。其次，刑罚是为全社会而设，它的着眼点在于一般民众，只要大部分人都能够遵守法律的规定，就能够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实现立法者的目的。即使有一小撮人不顾法律的禁止肆意妄为，凭他们的力量也不足以颠覆整个统治基础，刑罚之所以制裁他们并不是为了教育改造他们，而是将他们作为“儆猴之鸡”，以此告诫社会民众法律不可被侵犯，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坦白说就是把罪犯当作了防卫社会的手段。简言之，刑罚适用于罪犯并不等于刑罚的目的在于罪犯，刑罚的制定和适用就像是一部宣传片，是为了展现在社会大众面前起到警戒的作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刑罚被制定以前，某人犯了罪，但是立法者明确的知道从此以后社会上不会再有犯罪发生，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再制定刑罚，因为这次犯罪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它的存在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一个国家明天就要解散，那么即使今天有人犯了最严重的罪，也不必再对他发动刑罚了，因为国家即将不复存在，刑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载体，所要保护的对象也已消失，因此刑罚也就没有发挥作用的必要了。

摘要：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与不足是对其完善的基本逻辑起点。据此，对现行刑罚体系的完善就主要表现为促进刑种、刑序、配刑的合理性。应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为刑罚体系完善的根本决定因素，同时还要以实现刑罚目的作为终极目标，切实考虑犯罪人的刑罚适应能力，合理地剥夺或者限制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就完善思路而言，除了对各种具体刑罚进行必要的改进之外，从整体上看，还要调整刑罚的总体结构，增加新的刑罚种类，明确地对刑罚配置制度作出规定。

关键词：刑罚体系；罪责刑相适应；刑罚结构；配刑制度

【正文】

关于如何完善中国现行刑罚体系的问题，长期以来理论上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1]然而，客观而言，诸多理论认识并未如愿化为立法现实，成为刑法规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刑罚体系（包括具体刑种）的完善乃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刑种是否以及如何改进，不仅与刑罚的裁量制度、执行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与对具体犯罪类型的有效惩治和防范也有着难以割裂的关系。因此，应将现行刑罚体系的完善置于刑罚制度的整个体系之中，同时充分考虑刑罚体系对于惩治和预防犯罪的现实价值。

一、完善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逻辑起点

完善我国现行刑罚体系，自然是针对其缺陷与不足展开的，因而显著地区别于刑罚体系的重新设计。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与不足是改革完善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逻辑起点。对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与不足作出合理的分析，才能使得对现行刑罚体系的完善有的放矢，切合实际。而对于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与不足，理论上认为主要有：（1）刑罚体系存在重刑主义倾向，与世界轻刑化趋势不合拍；（2）刑罚体系立法技术仍有欠缺，与司法实际需求脱节；（3）刑罚执行存在不协调，与刑罚目的要求不相称。[2]但就具体的内容而言，上述分析还涉及了刑法分则中死刑配置过多、部分犯罪法定刑攀比趋重、具体犯罪量刑情节过于抽象、笼统以及司法机关适用和执行刑罚无法与刑罚目的相协调等问题。[3]

一、刑罚执行个别化的含义及其价值

所谓刑罚执行个别化，就是指刑罚执行机关根据刑事判决所确定的刑罚给予罪犯个别处遇。刑事判决所确定的刑罚是刑罚执行个别化的法律依据。刑罚执行个别化必须考虑罪犯所犯罪行应受谴责的程度和预防罪犯再犯的情况。刑罚执行个别化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对罪犯进行个别处遇，促进刑罚执行。使刑罚执行能够取得既有利于犯罪人也有利于社会的良好效果，实现刑罚的目的。

刑罚执行个别化是刑罚个别化实现的最终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从过程上看，刑罚执行个别化是刑罚裁量个别化的延伸，是继刑罚裁量个别化之后，构成完整的刑罚个别化实现过程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行刑就以刑事判决所确定的刑罚为前提，它对于定罪量刑的刑事司法活动具有一定的从属性，并且是其自然延伸。”从内容上看，刑罚执行个别化是将刑罚内容具体化、现实化的过程。“行刑不仅仅是消极地执行刑罚，而具有其积极的内容”。从结果上看，刑罚的目的在刑罚执行个别化中得到最终实现。没有刑罚执行个别化，刑罚目的是无法得以最终实现的。

刑罚执行个别化主要具有以下价值：1惩罚犯罪者，并通过对犯罪者适用刑罚实现刑罚的惩戒正义。对罪犯实施惩罚是刑罚的基本职能。刑罚发挥惩罚罪犯的职能离不开刑罚执行。而刑罚执行个别化由于考虑了罪犯所犯罪行应受责难的情况，对罪犯的惩罚尽可能做到与罪犯应当受到的责难相一致，因而成为实现刑罚惩戒正义的最佳的刑罚执行方式。2矫正罪犯，促使罪犯适应社会。人们很早就提出矫正罪犯的思想，但直到今天对于罪犯能否被矫正的问题，尚无一致的认识。西方学界一般认为，柏拉图是矫正罪犯的始作俑者，到现代，菲利将矫正论发扬光大成为一种影响巨大的刑罚根据论，20世纪40～50年代，矫正论占据了刑罚根据论的主导地位。矫正论与刑罚个别化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在矫正罪犯和刑罚个别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从刑罚理论发展的实际状况看，有的人是矫正论者，也明确主张刑罚个别化。菲利是矫正论者，也明确主张刑罚个别化，李斯特还提出“矫正可以矫正者，不可矫正者不使为害”的名言；而有的人是刑罚个别化论者，但却明确反对矫正论。龙勃罗梭就明确提出罪犯不能被矫正。从所要达到的目的和理论基础上来看，两者具有相同点，但刑罚实践也表明对罪犯的矫正和刑罚个别化同样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开展矫正罪犯的活动，而刑罚执行个别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方式。矫正罪犯也存在个别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对罪犯进行监管、教育和罪犯参加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也要考虑罪犯的个人情况。是否在矫正罪犯的活动中考虑罪犯的个别情况，关键是要看罪犯能否被矫正。如果罪犯不能被矫正，那么在矫正罪犯的过程中考虑罪犯的个别情况，即对罪犯实现个别化矫正就没有任何意义。从理论上讲，罪犯是可以被矫正的，矫正罪犯具有生理学、心理学、行为学、哲学等多方面的理论依据，对此，已有学者作过论述。在实践中，已有罪犯得到矫正。因此，以矫正论所具有的不合理性和实践上对某些罪犯矫正的失败为由，否定矫正罪犯的可能性是错误的。既然罪犯可以被矫正，那么，刑罚执行个别化在矫正罪犯的活动中就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具有矫正罪犯，使其适应社会生活的价值。3为刑罚制定个别化，刑罚裁量个别化提供具体的、丰富的经验，并且充分体现了行刑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在刑罚执行个别化过程中，刑罚执行机关可以对罪犯的具体表现进行记录，积累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为在刑罚裁量中准确评估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提供经验参考，也为刑罚制定能够充分考虑犯罪和犯罪人的个别情况提供经验材料。刑罚执行个别化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充分考虑罪犯的个别情况，对罪犯进行个别化的监管、教育、改造、奖惩，将刑事判决所确定的刑罚内容和具体罪犯的实际表现紧密结合，更有利于在执行刑事判决所确定的刑罚过程中及时依法对其进行调整以便取得最佳的刑罚执行效果。

二、刑罚执行个别化的实现

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刑罚执行机关能否做到对罪犯实行个别化处遇，这与罪犯分类、刑罚执行内容、罪犯的实际表现和刑罚执行机关、执行人员的能力、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罪犯分类和刑罚执行内容是重要的综合性的因素。

一、社会学派的刑罚观

德国学者李斯特是社会学派的杰出代表。他提出了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的犯罪原因二元论,并断言在犯罪形成中社会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李斯特根据反社会性的危险程度,将罪犯分为偶犯和惯犯,惯犯复分为能改造的和不能改造的两种。偶犯再犯相同性质罪的可能性小；能改造的惯犯,具有先天性的或后天性的犯罪倾向,应处以自由刑,并进行教育改造,使其复归社会；对不能改造的惯犯,因其复归社会几乎不可能,所以采取与社会永久隔离的措施。李斯特认为,好的刑事政策和行刑政策（包括好的社会政策）比最好的刑罚还要有实效,而最好的社会政策,也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李斯特的目的刑论（教育刑论）是其刑罚理论的核心,即他主张刑罚是以保护有关个人的生命、身体、财产、自由、名誉的利益,保卫国家的存在、安全和统治作用的法益为目的而适用的。只有“法益保护”或“社会防卫”才是刑罚的目的和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李斯特还认为,刑罚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改造和教育犯人,消除其危险性,使之重返一般市民生活之中。他特别强调个别预防的重点是预防已受到处罚的人再次犯罪。刑罚的份量以为了消除犯罪人的危险性（犯罪性）,使之重返社会所必需的处理期间为标准。与其说刑罚的目的是威吓、儆戒一般人,不如说是使人自身得到改造、预防犯罪更为重要一些。这就是所谓的改造刑论、教育刑论以至特别预防主义。这点被认为是他在刑法学上最大的功绩。

2、实证派犯罪学刑罚观的特点

前面所述的是实证派犯罪学代表人物的刑罚思想,相比较古典学派的刑罚观而言,实证派的刑罚观有其自身的特点：

1．目的刑论

在刑罚的根据上,实证派否定古典学派的报应刑论,认为刑罚不是对犯罪的报应,而是追求一定的目的,如龙布罗梭主张防卫社会是刑罚第一目的,而改善犯罪人则是刑罚的第二目的。李斯特则认为只有“法益保护”或“社会防卫”才是刑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