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反制范文10篇

摘要:从司法实践看,传统的罪刑制约模式已不能满足司法需要,因此,将刑罚反制模式作为传统罪刑关系模式的补充应是合理选择;通过分析可知,刑罚不但可以反制罪名,还可以反制量刑情节;作为一种新的罪刑关系模式,刑罚反制的意义在于,它不但扩展了司法主体的思维方式,还契合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对刑罚反制的适用需要从对象与标准两个角度进行规范,以达到发挥其最大效用之目的。

关键词:刑罚反制;罪刑均衡;量刑情节;民意

“已经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刑罚的前提和根据,犯什么样的罪我们就要据此判什么样的刑,这叫罪生刑;在为犯罪分子具体裁量刑罚的时候也需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来判处跟其罪责相适应的刑罚,特别是为了预防犯罪的需要,来考虑判处适当的刑罚,这叫刑制罪。这样的罪生刑、刑制罪,展现的是罪对刑的正向的制约关系。”长期以来,这种罪刑模式一直被延续下来,虽然也有人曾对其提出过异议,即主张司法机关可以尝试适用从刑罚到犯罪的反向思维逻辑,不过,并没能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但是,今天看来,刑罚反制论并非没有道理,适用该司法模式对司法活动具有相应的积极价值和正向功能。

一、传统罪刑关系的适用困境

在司法实践中,当司法机关依靠单向的罪刑关系处理案件时,经常会出现刑法条文适用困难的情况。另外,罪刑均衡与刑法平等适用的前提就是刑法适用准确,否则,刑法基本原则的贯彻就不可能实现。在传统的罪刑关系下,源于罪刑制约关系的不可逆性,判决结果往往与刑法基本原则相背离,进而导致社会民众对刑法文本和刑事司法的怀疑和指责。

(一)不能解决部分疑难案件

摘要:从司法实践看，传统的罪刑制约模式已不能满足司法需要，因此，将刑罚反制模式作为传统罪刑关系模式的补充应是合理选择；通过分析可知，刑罚不但可以反制罪名，还可以反制量刑情节；作为一种新的罪刑关系模式，刑罚反制的意义在于，它不但扩展了司法主体的思维方式，还契合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对刑罚反制的适用需要从对象与标准两个角度进行规范，以达到发挥其最大效用之目的。

关键词:刑罚反制；罪刑均衡；量刑情节；民意

“已经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刑罚的前提和根据，犯什么样的罪我们就要据此判什么样的刑，这叫罪生刑；在为犯罪分子具体裁量刑罚的时候也需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来判处跟其罪责相适应的刑罚，特别是为了预防犯罪的需要，来考虑判处适当的刑罚，这叫刑制罪。这样的罪生刑、刑制罪，展现的是罪对刑的正向的制约关系。”[1]长期以来，这种罪刑模式一直被延续下来，虽然也有人曾对其提出过异议，即主张司法机关可以尝试适用从刑罚到犯罪的反向思维逻辑，不过，并没能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但是，今天看来，刑罚反制论并非没有道理，适用该司法模式对司法活动具有相应的积极价值和正向功能。

一、传统罪刑关系的适用困境

在司法实践中，当司法机关依靠单向的罪刑关系处理案件时，经常会出现刑法条文适用困难的情况。另外，罪刑均衡与刑法平等适用的前提就是刑法适用准确，否则，刑法基本原则的贯彻就不可能实现。在传统的罪刑关系下，源于罪刑制约关系的不可逆性，判决结果往往与刑法基本原则相背离，进而导致社会民众对刑法文本和刑事司法的怀疑和指责。

(一)不能解决部分疑难案件

摘要：法律离不开逻辑，逻辑贯穿法律始终。法律的严谨规范源自于逻辑的严密，但是由于对价值观念下的是与非的过度追求，导致了刑事法律体系与适用问题上的逻辑缺位。本文以我国刑法对于贪污罪与受贿罪法定刑的并轨制规定、司法解释中对于网络空间“寻衅滋事”有关规定，以及法律适用中的“量刑反制定罪”理念为例，从法律逻辑的视角切入，综合论证法律不能在摒弃逻辑规则的前提下追求价值正确。良法善治是法治的根本追求，一个良善之法首先应当满足逻辑理性的标准与要求，所有的法律思维决策都要求遵循逻辑的基本规则，此乃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逻辑；法定刑设置；法律解释；定罪；量刑

法律是逻辑的。法律的制定是以专业化的术语替代符号，在逻辑框架上建立法律体系[1]，而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格限制更加要求刑事法律规范的逻辑严谨明确；法律的适用是以逻辑思维方式作为中介，推理论证最终得出结论。在刑事法律架构内，定罪和量刑是刑法的两项基本任务，定罪是“因”，量刑是“果”，因此由定罪到量刑的逻辑推理顺序是因果演绎的本质要求。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价值观念下的是与非的过度追求，导致了刑事法律体系与适用问题上的逻辑缺位。我国刑法对于贪污罪与受贿罪法定刑的并轨制规定，司法解释中对于网络空间“寻衅滋事”有关规定，以及法律适用中的“量刑反制定罪”理念都存在逻辑悖论，本文重点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论述。

一、贪污罪和受贿罪法定刑并轨制

我国现行刑法对贪污罪与受贿罪的法定刑采用并轨制的设置模式，将犯受贿罪的，依照贪污罪的处罚标准进行处罚，而由于二者本质上存在的诸多差异，导致并轨制的立法模式存在法治逻辑悖论。（一）贪污罪与受贿罪法定刑模式的演变。新中国成立以后，贪污罪与受贿罪的法定刑模式经历了从合到分，再到合的三次修改。195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只规定了贪污罪，受贿行为被纳入到贪污罪之中。可见，该条例将贪污与受贿采用同一的处罚模式。我国1979年《刑法》不仅规定了贪污罪，还独立规定了受贿罪，从其法定刑设置可见我国1979年《刑法》开始独立处罚受贿行为，采用的是分离制的模式。而到了1997年《刑法》，则采取的是并轨制的设置模式[2]。从我国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处罚模式变迁中，结合历史时代背景，不难发现，自建国以来，我国对贪污罪及受贿罪的处罚具有极强的政策性。1952年新中国才刚刚成立，在饱受战火摧残之后，国家百废待兴，为了惩治当时严重的腐败现象，打击效率或者说刑罚的及时性[3]成为时代的首要追求，因此对贪污行为与受贿行为设置完全相同的法定刑，而并不做区分。1979年我国《刑法》将受贿行为从贪污罪中分离出来，对受贿罪设置独立的法定刑，采用分离制的模式。1997年《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为独立的一类犯罪，以突出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罚，采用并轨制的法定刑立法模式。诚然，并轨制的立法模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的确充分发挥了其效率功能，但在如今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进程中，由于背后法治理论的缺位而逐渐失去其正当性。笔者认为，有必要梳理其法律逻辑，厘清法定刑设置的内在依据，完善相关刑事法律规范。（二）法定刑的设置原则。法定刑的设置原则有法理模式与政策模式。长期以来，我国立法者以从严治理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为导向，重视打击犯罪效率，而忽视法定刑设置的法理，这是我国贪污罪与受贿罪长期实行法定刑并轨制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应当立足于法理，以法学理论为主导，在法定刑设置过程中，应当减少政策性的影响，尤其是政策性功利主义的影响，采纳基于法理模式的法定刑设置原则，即以责任主义为核心，兼顾目的主义的立法模式。1.责任主义行为人所要承担的不利后果应该与其责任相适应。按照传统观点，犯罪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故其责任的大小又应该以其社会危害性，即不法程度以及应受刑法责难的程度作为衡量。对行为人不法程度判断的核心在于其行为对法益的侵害程度及应受刑罚责难的程度，后者是对刑罚必要性的考量。因此，在设置有关罪名的法定刑时，应当综合判断其法益侵害性以及刑罚必要性。（1）法益侵害性在我国刑法典中，一般而言，侵犯同一类法益的犯罪被规定在同一章中。虽然在我国刑法中，贪污罪和受贿罪被规定在同一章中，但毋庸置疑的是，贪污罪主要是对财产的犯罪，而受贿罪则不然[4]。相较于受贿罪，对贪污罪的侵害法益认定尚为统一，即公共财物。而对于受贿罪，情况则不一样。受贿罪的法益侵害问题在刑法学界一直饱受争议。对其所保护法益，主流观点大致上有：职务的廉洁性、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等。虽然学说理论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种学说观点将受贿罪视为对财产的犯罪。由此可见贪污罪与受贿罪所侵害的法益存在明显差异[5]。（2）刑罚必要性犯罪社会学对腐败犯罪的研究表明贪污和受贿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前者属于自体型腐败，而后者属于交易型腐败[6]。两者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行为人主动积极地谋取不法利益，而后者则关乎受贿者与行贿者之间的双向互动[7]。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受贿罪作为交易型腐败具有缓解官僚主义的僵化等一定的正向功能，而作为自体型腐败的贪污罪则没有正向功能[8]。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贪污罪的刑罚必要性要大于受贿罪。2.目的主义———以积极的一般预防为基础积极的一般预防，或者说规范预防[9]，其含义为，通过激发和加强国民对法规范的忠诚，以及对法秩序的信仰和依赖，提高法在国民心中的预设地位，进而起到预防犯罪的效果[10]。相较于贪污罪，受贿罪属于典型的密室犯罪，其隐蔽性更高，潜伏期更长。因此，受贿罪的发现与定罪要更为困难，这在无形中造成了对刑法有效性的挑战，削弱了民众对刑法规范的信赖感与认同感。（三）贪污罪与受贿罪法定刑分离制的合理性。对不同罪名的法定刑实行并轨制，本质上就要求该不同罪名之间的法定刑设置标准相同，即具有等价的法益侵害性，刑罚必要性以及积极的一般预防目的。而贪污罪与受贿罪上述三点均存在较大差异，在摒弃了政策主导下的效率导向之后，将二者采用“异罪同罚”的并轨制于法无理，存在严重逻辑悖论。从法益侵害性角度，对于贪污罪，基于其财产侵害性，将数额作为法定刑设置主要依据合情合理，但是受贿罪则不然，对其应当重视交叉式法定刑，以情节为依据，以数额为参考，综合研判设置法定刑。从刑罚必要性角度，由于贪污罪的正当意义更低，犯罪人的主动性更强，在此方面应当设立相对更重的法定刑。从积极的一般预防角度，一方面，囿于受贿罪单一的发现机制以及其隐蔽性，为维护刑法规范的信赖保护效果，应当给受贿罪设立更低的入罪标准；另一方面，当法定刑设置较重的时候，可能存在为了限制其打击面而提升受贿罪的入罪门槛的情况，故应当适当降低受贿罪的法定刑，扩大受贿罪的打击面，维护民众对刑法有效性的认同感。综上所述，贪污罪与受贿罪的法定刑并轨制的立法模式缺乏严格的法理逻辑依据，采纳分离制的立法模式更为妥当。再有，通过对二者法定刑设置原则的综合考量，贪污罪的法定刑应当重于受贿罪，以实现罪刑相适应，完善法定刑制度安排，协调法定刑制度体系。

二、网络空间的“寻衅滋事”

一、基本情况

截止目前，我镇在册社区矫正人员16人，均为男性，其中1人未满18周岁，2人高中以上学历。按照刑罚类别分：缓刑14人，管制1人，剥夺政治权利1人。按照犯罪类型分：危害公共安全6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6人，侵犯财产2人，贪污受贿2人。按照社区矫正工作要求，我镇严格落实一人一档，明确监督、帮教人员对其进行监督帮教管理，促使我镇社区矫正工作稳步推进。

二、落实措施

1、成立领导小组。成立了以镇党委副书记为组长，司法所所长为副所长，派出所、党政办、财政所、社会事务所、团委、妇联等相关单位团体为成员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司法所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司法所人员负责日常办公。

2、明确责任分工。结合矫正对象各自实际，确定了由社区矫正工作者、片区民警、村治保主任、志愿者、监督人组成的矫正小组，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工作者主要负责社区矫正对象的法律知识宣传、走访谈心、思想教育等日常监督管理及建档立卡工作，村治保主任、监督者主要负责对矫正对象的监督和日常联系工作，志愿者主要是在司法所的指导下，与矫正对象沟通交流灵活机动地开展帮教活动。

3、突出矫正重点。一是衔接时强调矫正人员的权利义务，明确告知其活动范围、请销假等具体规定及违反制度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二是要求矫正对象每月书面汇报一次，不定期电话联系，随时掌握服刑人员行为动态，确保社区服刑人员不脱管、不失控。三是社区矫正工作者每月入户走访谈心，知其情，明其意，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四是每月组织矫正对象进行法律教育矫正，提升矫正对象的尊法、守法意识。五是根据犯罪事实分析犯罪心理，对个别矫正对象进行有针对性地思想矫正教育，促使矫正人员心理健康，态度端正，生活积极。六是按照我镇阶段性工作安排，镇村密切配合，结合实际，组织矫正对象参加创建省级卫生镇、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等公益劳动，增强了矫正人员的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摘要：公共交通领域内的安全责任事故可能同时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和安全生产管理法规，故其刑法定性存在争议，实践中通常定性为安全责任事故，并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裁判思路存在适用法条过度扩张、打击范围不当扩大的问题，本质上是量刑反制定罪思维的体现。最高人民检察院第97号指导性案例对此进行了明确，进一步分析该指导性案例，可以得出公共交通领域安全责任事故的罪名适用标准和制裁范围标准，即应当通过判断违反注意义务的属性确定适用罪名，通过判断行为人的责任能力确定打击范围。

关键词：公共交通；安全责任事故；交通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量刑反制定罪

公共交通领域安全责任事故是指特种运输车辆、船舶等大型交通工具在运输过程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所造成的交通事故。此类事故通常同时违反安全生产管理法规，实践中往往定性为安全责任事故，并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与其他交通事故相比，公共交通领域内的安全责任事故具有犯罪主体特殊、所涉领域复合和侵犯多重法益等特征，故其刑法定性更为复杂。最高人民检察院第25批指导性案例中的检例第97号夏某某等重大责任事故案聚焦公共交通领域安全责任事故的刑法定性，梳理了重大责任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的界限，对于厘清刑法打击范围、确定刑罚裁量尺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重要遵循。

一、当前裁判思路检视

对犯罪行为的准确定性既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法律效果的首要前提。公共交通领域安全责任事故本身适用罪名较为模糊，加之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较大，更易受到舆论关注。司法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往往选择以刑法手段助推社会问题治理，普遍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性公共交通领域内的安全责任事故，这不仅与立法原意不符，同时也有违刑事司法裁判规律。

（一）法条适用过度扩张

本文作者：顾肖荣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所谓制度能力，通常是指政府运用制度和体制来控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能力。制度能力是可以用来分析涉及政治和社会经济系统运行效果的因素。社会变动和经济危机往往对原有的制度和体制形成挑战或冲击，如何应对以及能否适应这种变化，也是一种制度能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外向型向内需拉动型、人治向法治转型），政策往往缺乏连贯性和稳定性，因而创建能有效运作的新体制、新制度的能力也很重要。

金融刑罚制度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本国政府抵御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这是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和司法机关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自1990年上海建立证券交易所以来，我国已经建立起全国性的金融市场，并相应设立了金融刑罚制度，虽然前后只有20多年左右时间，却有效发挥了积极作用；保障我国安然度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并坦然迎对本次国际金融风波。在制度选择和建设上我们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增强了我们的制度能力，但也有很多教训值得吸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果断决策、勇敢面对挑战，积极参与金融刑罚制度国际化的进程。同时，我们又从我国国情和传统出发，坚持一系列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并不断加以改革、创新和完善，从而保证我国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能始终保持主动，从容应对金融风险和国际金融风波。笔者认为，在金融刑法制度能力的建设上，有以下5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体制目的：指的是体制目标所反映的物质和精神内容，制度所拥有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对制度效能的各种限制。体制目的在决定制度能力方面起重要作用。金融刑罚的制度目标有两个：一是惩罚违法犯罪者；二是为防治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提供刑法保障。目标必须定得恰如其分，一方面不能定得过高，比如把目标定在制止所有的金融犯罪上，这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否则，制度所拥有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就难以保障该目标的实现；当然，目标也不能定得过低，否则就既浪费了资源也容易放纵犯罪，引起群众不满，并使金融机构的一大堆问题老是得不到制止和解决，这样，就难以凝聚起前进的动力。中国金融刑法制度履行国际标准的能力依赖政策目标的清晰性和一致性。如果目标前后不一致、相互矛盾就会白白消耗各种资源，削弱制度能力。目前，我国已经参加了联合国打击犯罪、有组织犯罪等多个公约。这些公约规定了惩治相关犯罪的国际标准。在目标清晰、明确、前后一致的前提下，这些标准才能得到切实履行。

（二）体制范围：是指所处的阶段、位置对观念和行为的影响。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中国经济社会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别：经济水平低、不发达、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经济发展建立在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分开发利用的基础上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因而，中国国内面临的经济问题、金融问题与发达国家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更不可能用发达国家的模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此外，由于我国金融刑法有很多罪名采用“空白罪状”的形式，因而与金融监管制度有密切关系。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已经走过了四个时期，即金融自由化发展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1929年经济大危机之前广泛的金融监管时期（20世纪30—70年代）、从管制到自由化的回归时期（20世纪70—90年代）、安全与效率并重时期（20世纪90年代）。目前出现的金融监管改革实际上是经历第五个时期演进的过程。①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目前到底处在什么位置，属于哪一时期，这是个见仁见智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一直强调要学习、仿效“成熟”的金融监管体制。但这种体制本身也在一直变动，甚至是剧烈的变动。可见，我国目前很难一劳永逸地找到一个发达国家的范例来照搬照抄。我们只能根据我国自身的历史背景、传统、政治、文化因素，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和金融刑罚制度。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对西方的技术、管理、制度引进、效仿比较多，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们在引进、效仿的同时，也有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现在，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我们自身经验的积累，我们更应该加强探索我们的本土模式而放弃对西方模式的盲目追求和复制，这样才能真正增强我们的制度能力。制度能力的模型可以帮助解释国际法律标准在本地履行时的互动过程。因此，惩治金融犯罪国际标准的本地解释和本地化可以被看作是国际标准被本地的法律传统与政治条件所调和，而结果则是认知形态、互补性和受认同度这些因素影响了国际标准的解释与应用这一选择性适用的互动过程。国际标准的本地实施也可以通过目的、范围、定位和连贯性制度能力因素来理解，可以看到这些因素对履行国际标准所产生的影响。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一般都会选择加入有关经济贸易和金融的国际公约，例如关于国际货物买卖的公约和WTO规则等等。当然，各国一般也会积极参加打击“走私、洗钱和贪污贿赂等”犯罪的国际公约，接受国际共同的法律标准。但是，各国的具体情况又千差万别，不太可能在同一时间立即适用同一规则。因此，各国在加入国际公约、适用国际标准时，一般都有一个接受、保留、选择和逐步扩大范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主要作用呢？许多专家认为，当地的人文准则和制度能力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三）体制定位：指的是一个体制的习惯行为和确定工作重点的能力。对于政府而言，体制定位具体表现在其常规运作和非常规运作的矛盾中。常规运作就是依法行政，按规则办事，按程序办事。非常规运作，就是“关系”优先，“灵活性”优于“原则性”。这两者的矛盾往往会造成体制内的资源流失并削弱制度的能力。再如，基础性制度供给条件的获取。③所谓基础性制度供给条件，包括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安排，也包括商业文化传统、股权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相比较而言，后者更不容易获得，但在很多情况下它对维系金融市场有序运行更为重要。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和金融市场十多年来发展过于迅速，法律法规等正式的制度性安排总算勉强跟上了；但非正式的制度性安排却跟不上，特别是契约精神、诚信原则和股权至上等核心制度因素没有被一些企业接受并实践，也没有被投资者广泛认同，因此出现了许多不规范的投资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例如，在一段时间里，大股东把上市公司当成提款机的现象非常普遍。证监会虽然三令五申要求归还，也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但这一问题的基本解决却花了几年时间。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是很难想像的。

本文作者：杨凯工作单位：湘潭大学

一、国际刑法的概念

自1872年美国法学家大卫•D•菲尔德(1805-1894)所创建的和平协会提出制订国际刑法典的主张以来,¹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热衷于国际刑法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所创立的国际刑法研究组织或团体层出不穷。有关学者、组织或团体围绕着国际刑法领域的问题进行了非常广泛,十分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国际刑法的概念。迄今为止,他们提出国际刑法的概念有很多种,归纳起来,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程序规范说”。该说认为国际刑法是不同刑法适用中的冲突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刑事司法互助问题的法律规范,即解决涉外刑事管辖权实现的有关程序规范。如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学者马尔德斯教授在《文明民族的现代国际法》一书中指出:“国际刑法是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这些规范规定了各国在国际交往方面行使惩治权时进行司法互助的条件。”º又如法国学者莫里斯•特尔韦在其于1920年至1922年相继出版的五卷本著作《国际刑法及其战时与平时的适用》一书中认为:“国际刑法是所有用来指定法律的适用,确定应该承认的其他集团的刑法和根据这类刑法所作行为的效力,以及决定和其他集团进行刑事方面的互助的法律规则的总称。”»第二种观点是“实体规范说”。该说认为国际刑法不包括刑事程序规范,只限于有关实体意义的禁止性法律规范。如国际法学界著名学者施瓦曾伯格在其1950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国际刑法的问题》的论文中指出,国际刑法虽然至少有以下六种不同的含义:1.国内刑法领域范围意义上的国际刑法;2.具有国际义务的国内刑法意义上的国内刑法;3.具有国际权利的国内刑法意义上的国际刑法;4.各文明国家共有的国内刑法意义上的国际刑法;5在进行国内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国际合作意义上的国际刑法;6.实体法意义上的国际刑法,但是,只有第六种含义的国际刑法,即应具有禁止规则以及一些特有的刑事制裁的、以国际条约形式出现的国际法规则,才是具有实质意义的真正的国际刑法。¹施氏的这种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西方国际法学者广为欣赏。第三种观点是“实体——程序规范折衷说”。该说认为国际刑法是有关实体法律规范和程序法律规范的结合,既包括有关实体的法律规范,又包括相应的程序法律规范。如现任国际刑法协会主席、美国著名国际刑法学家、芝加哥德保罗大学法学院教授巴西奥尼先生认为,国际刑法具有二重性,一是国际法的刑事性,即国际刑法是指通过国际法律义务调整的、由以私人或者代表身份的个人或集团所为的、违反国际禁止规范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的国际刑事法律制度;二是刑法的国际性,即国际刑法是指调整包括对违反制定国刑法的个人予以处置的国际刑事合作问题的国际国内法律制度。º目前,这种观点为国际上不少学者采纳。我国也有学者持此种观点。如青年刑法学者贾宇教授认为,国际刑法是“为了维护国际社会公共秩序和共同利益,国家间以条约、惯例等形式制订或认可的,关于国际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和由此产生的国际刑事合作的法律规范,以及各国国内法中相应法律规范的总和。»第四种观点是“实体——程序——监狱规范说。”该说主张国际刑法不仅包括有刑事实体法规范和刑事程序法规范,而且还包括监狱法规范。我国著名法学家余叔通教授即持此观点。例如,他在其主编的《刑法学全书•国际刑法学》部分中认为,国际刑法是“指国际宣言、公约、条约、协定、协议、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和惯例中有关特定的刑事实体法、程序法和监狱法问题的规范。”¼客观地说,上述四种观点虽然都不无一定的道理,但是也都有不足,都存在偏颇之处。其中,第一种观点的优点是肯定国际刑法包括国内法中的涉外适用规范,尤其是有关国际刑事互助的程序规范。尽管如此,第一种观点仍然存在着不足,主要就是忽视了国际刑法中有关刑事实体规范的存在,因为该种观点虽然提出于国际刑法刚开始起步的20世纪一、二十年代,当时国际刑法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其主要成分确实限于国内法中的涉外适用规范和有关国际刑事互助的程序规范,但是,其中毕竟还存在有一些刑事实体规范。第二种观点的优点在于摒弃了第一种观点的不足,但是其缺点也非常明显,即走向了极端,甚至不顾各主权国的利益,连第一种观点的优点也给否定了。第三种观点对前两种观点进行了整合,并弥补了两者的不足,虽然较前两种观点更为合理,但是仍存在有欠缺,即未指明国际刑法所包括的有关刑事执行规范。相比之下,第四种观点更为全面,不仅包括了刑事实体规范和刑事程序规范,而且也包括了有关刑事执行规范。但是它所包括的刑事执行规范只限于其中的监犯法规范,没有包括监狱法规范之外的其他有关刑事执行规范,而且其所指的国际刑法只囿于国际法的刑事部分,不包括刑事法的国际部分,因此,它仍不太科学。鉴于此,我们认为,由其自身的性质决定,国际刑法既不是单纯的刑事实体规范,也不是单纯的刑事程序规范,而是包括有关刑事实体规范、刑事程序规范以及刑事执行规范在内的刑事法律规范体系。具体而言,国际刑法是指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和国际刑事合作的有关国际国内刑事实体法规范、刑事程序法规范和刑事执行法规范有机组成的法律规范体系。

二、国际刑法的性质

国际刑法的性质,是指国际刑法作为一个法律规范体系区别于其他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属性。它同国际刑法的概念一样,也是研究国际刑法学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势必有助于解决国际刑法的功能、渊源、基本原则、国际犯罪的概念、种类、刑事责任、引渡、诉讼移管、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国际刑法学问题,从而促进国际刑法学研究更加广泛深入地进行。既然如此,国际刑法究竟有哪些根本属性呢?对此,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国际刑法有两个根本属性,即国际性和从属性;½有的认为国际刑法有独立性和国际性两个根本属性;¾也有的认为国际刑法有独立性、从属性和国际性三个基本特征;¹有的认为国际刑法有四个根本属性,即国际性、刑事实体性、独立性、从属性;º还有的认为国际刑法具有国际性、刑事实体性、独立性、从属性、综合性五个根本属性。»根据前文所述并结合当今国际刑法的现状,我们基本上倾向于上述最后一种看法,但需要对之予以必要的修正。具体来说,我们的观点是国际刑法有六个根本属性,即国际性、国内性、刑事性、附属性、综合性、独立性。现分述如下:

(一)国际性。国际刑法的国际性是指国际刑法是国际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渊源中有很多是来自国际宣言、公约、条约、协定、协议等国际性法律文件。如种族灭绝罪的依据是联合国《防止和惩办、灭绝种族罪公约》;贩毒罪的依据是联合国《经修订的〈麻醉品单一公约〉》与《精神药物公约》;劫持航空器罪的依据是国际民航组织制定的《东京公约》、《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等。其他如《关于侦查、逮捕、引渡和惩治战争罪犯和危害人类罪犯的国际合作原则》、《联合国未成年人司法管理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也都是国际刑法的重要渊源。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刑法是用以调整国际刑事法律关系的规范体系。正是由于这样,以致于很多学者把国际刑法误认为是单纯的国际法。

2010年以来，五大队抓住作为监狱三个重要试点单位之一的时机，在监狱党委的指导下，围绕省局“千方百计保安全，大力抓好薄弱环节，进一步提高监狱工作整体水平”的年度工作总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监狱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按照省局、监狱研究确定的全年工作思路、工作任务和目标，在大队长带领全队民警多措并举，从转变工作理念入手，强化狱政管理，规范刑罚执行，积极探索创新改造方法，努力提高罪犯履行质量，坚持把刑释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狱工作的“首要标准”，坚持把维护安全稳定作为首要任务，大队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就。

一、队伍建设方面

1、强化制度建设，努力提升对民警队伍管理规范化水平。大队通过加大以制度管人管事的力度来全面落实《干职百分考核实施细则》、《民警月绩效考评细则》、《民警直接管理若干规定》及监狱有关评先选优精神等制度，将我队民警管理进一步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加强对民警管理的监督考核，对制度不落实和违反制度的人和事，严肃按制度处理，全年来，我队民警因违反制度被扣百分考核分的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明显下降。

2、紧紧围绕能力建设这条主线，努力提高大中队两级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一是以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等重要内容，加强班子的思想建设，二是认真贯彻“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围绕我队各项工作现状，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清正廉洁，不断增强自身拒腐防变能力，切实加强了班子的作风建设。

3、始终坚持每周二、四政治理论学习，以此为抓手、大力提升民警的思想政治素养，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民警，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及时传达省厅局及监狱最新指示精神，使民警长久的保持政治热情和工作干劲；

4、切实落实创先争优活动，加强我队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队党支部始终牢固树立党建工作的重要地位，积极探索党建创新，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发展这一要务抓好我队党建工作，广泛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以创建“五个好”党支部活动为载体，全面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增强组织活动，在此基础上，切实加强党员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加强对党员民警的动员、教育，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从认识上增强我队党员的政治责任感和组织纪律观念，提高我队党员的素质，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从而带动大队全体民警奋发向上、积极履职的良好风气；

2011年以来，五大队抓住作为监狱三个重要试点单位之一的时机，在监狱党委的指导下，围绕省局“千方百计保安全，大力抓好薄弱环节，进一步提高监狱工作整体水平”的年度工作总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监狱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按照省局、监狱研究确定的全年工作思路、工作任务和目标，在大队长带领全队民警多措并举，从转变工作理念入手，强化狱政管理，规范刑罚执行，积极探索创新改造方法，努力提高罪犯履行质量，坚持把刑释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狱工作的“首要标准”，坚持把维护安全稳定作为首要任务，大队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就。

一、队伍建设方面

1、强化制度建设，努力提升对民警队伍管理规范化水平。大队通过加大以制度管人管事的力度来全面落实《干职百分考核实施细则》、《民警月绩效考评细则》、《民警直接管理若干规定》及监狱有关评先选优精神等制度，将我队民警管理进一步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加强对民警管理的监督考核，对制度不落实和违反制度的人和事，严肃按制度处理，全年来，我队民警因违反制度被扣百分考核分的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明显下降。

2、紧紧围绕能力建设这条主线，努力提高大中队两级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一是以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等重要内容，加强班子的思想建设，二是认真贯彻“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围绕我队各项工作现状，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清正廉洁，不断增强自身拒腐防变能力，切实加强了班子的作风建设。

3、始终坚持每周二、四政治理论学习，以此为抓手、大力提升民警的思想政治素养，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民警，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及时传达省厅局及监狱最新指示精神，使民警长久的保持政治热情和工作干劲；

4、切实落实创先争优活动，加强我队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队党支部始终牢固树立党建工作的重要地位，积极探索党建创新，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发展这一要务抓好我队党建工作，广泛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以创建“五个好”党支部活动为载体，全面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增强组织活动，在此基础上，切实加强党员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加强对党员民警的动员、教育，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从认识上增强我队党员的政治责任感和组织纪律观念，提高我队党员的素质，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从而带动大队全体民警奋发向上、积极履职的良好风气；

腐败问题已成为困扰全球的一个大问题。在中国腐败问题也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动摇政权基础、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大公害。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产生、蔓延的原因和治理腐败的对策进行分析，考察在给定各种异致腐败的非经济变量前提下，经济因素如何决定腐败行为和反腐败行为的情况，并不是否定其他各种非经济变量对腐败和反腐败行为的影响。

一、腐败的定义及我国目前腐败的现状

对腐败概念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包括经济性腐败、政治腐败、生活腐败、失渎职等。狭义的主要指权钱交易为主的经济性腐败。本文认为，对腐败的概念所包括的内涵不宜泛化，还是从狭义的角度来把握腐败的概念比较合适。腐败的主要特征是利用公权谋私。鉴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腐败”一词作以下定义：腐败是经济人违反制度规则用公权资源，为自己或小团体谋取利益的一种经济行为。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即：人是经济人，人的行为决策都是理性的，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腐败者也是经济人，腐败者作为经济人参与腐败活动的决策是理性的，其目的也是为了追求腐败利益的最大化。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腐败行为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生产”，这种“生产”也存在成本和收益的问题。

一般来说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产生和泛滥比较严重的时期。因为一系列的政治变化，使以往正常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秩序受到冲击和破坏，不仅使原来隐蔽的腐败现象显现出来，而且迅速地传播与蔓延。有资本主义国家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状况发生剧变的阶段，也是腐败最严重的阶段。联合国调查了107个国家后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在265-1000美元时期，是社会剧变革时期，也是社会经济、思想状态等变化最大的阶段。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剧烈变革时期，由于存在体制性的缺陷，加上种种主观因素的影响，使腐败产生的可能性空间非常大，而对腐败的惩治又不够有力，导致腐败成为一种低风险、低成本、高效益的行业，使腐败之风越刮越盛，腐败的渗透面越来越广，腐败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涉及的人员越来越多。从我国目前情况看，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类型的腐败；利用授权和管制权腐败；利用公共资源的处置权腐败；利用征税权腐败；利用公共物品和服务分配权腐败；利用执法、司法权腐败；利用投资和采购权腐败。

从我国的情况看，腐败问题还处在易发和高发时期，存在面广、量大的状况。面广，即腐败的面越来越广，腐败现象渗透到角角落落，不但油水衙门有，而且清水衙门也有，现在已很难觅得到一方不被腐败所污染的净土。量大，即腐败者的数量很大，查案往往一查一大串，一查一大片；腐败的金额在增大，腐败者的腐败动机已从挥霍享受型向资本积累型转变，胃口越来越大，贪污受贿金额动辄上百万、上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