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保护范文10篇

20世纪下半叶，随着信息网络的高速发展和信息传递的日益便捷，信息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资源，其与物质、能源一起，共同作为人类社会的三大基石。信息是无形的，不能从中获得现实的效益，但信息具有重要的效用，有的信息可以指引人们的行为，作为人们行为所参考的依据和准则;有的信息可以影响人的精神世界，愉悦人的心灵。在当今社会，信息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利益所在，对于核心信息的获取和占有成为世界竞争的主要战场，世界资源的核心已经从资本转向信息。信息具有利益属性，是信息受到法律保护的基础。法律对信息的利益属性作出规定，将其纳入保护范围之内，即成为信息法益，信息法益就是基于信息而产生的法所保护的利益。由此，信息是法律保护的对象，是信息法益的载体，信息法益是法律保护的具体内容，是信息的核心效用。从刑法角度来看，信息是犯罪所作用的犯罪对象，而信息法益是犯罪所侵害的具体内容(犯罪客体)。

一、信息的基本范畴

(一)信息的哲学基础和自然概念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根本属性是其运动性。物质运动，必然会产生时空上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也必然会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之中得以反映，这一反映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可以无限重复的，这就表明在这一系列的反映之中必有一个共同的独立于物质运动本身的研究对象，即事物状态变化的再现方式。对这一再现方式的描述，即为信息。因此哲学意义上的信息，是对物质运动状态的描述，是一定载体上所显示出来的他物的运动和变化的属性。在哲学信息概念的基础上，不少科学家提出了自己关于信息概念的界定。信息论的奠基人、美国数学家申农(C.E.Shannon)认为:“信息是组织程度，能使物质系统有序性增强，减少破坏、混乱和噪音”。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NorbertWiener)认为:“信息是有秩序的量度。”

在其后的信息科学上，对信息有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次的认识。本体论上的信息是指事物自我显示出来的运动状态和运动状态的变化方式;认识论上的信息是指主体对事物运动的状态和状态变化方式的认识以及对此种认识的表达。这些概念都是科学界对于信息的界定，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也不符合法律概念的要求。申农和维纳的观点只是对信息的个别属性的阐明，即减少物质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是信息的本质要素，也不符合法律上信息概念的要求。同样，信息科学家们将信息分为本体论上的信息和认识论上的信息，后者并非信息本身，而是人对于信息的认识，与信息有着一定的差别，而前者也没有反映出法律概念清晰明确的要求，而是与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混为一谈。

(二)信息的法律概念哲学上信息概念涵盖范围较广，包含了一切符合信息本质要素的内容，但很多信息并不为法律所保护，或根本不为人所认识，法律只对部分信息进行保护，因此，必须在法律上对信息进行界定。笔者认为，界定法律意义上的信息概念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法律意义上的信息必须与人相关联。从法律干涉的角度来看，法律所处理的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果信息不与人类发生关联，则该信息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法所保护的对象，新康德主义也认为，在人对现实世界产生认识之前，现实世界是一种混沌状态，是没有现实意义的状态，所以信息必须与人相关联才具有法律意义。由此产生的两个问题是:其一，任何信息都是经过人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再加以表达于外部而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意义上的信息是建立在信息科学中认识论意义上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的，是人通过自身对于事物的理解而表达出来的对事物状态及发展状况的描述。信息有其创设者，但法律意义上的信息并不要求信息与其创设者相关联，信息一旦被创立出来，它就独立于其作者，而成为现实中的存在;其二，法律意义上的信息要能够为一般人所感知，这就要求信息创设和表达都必须遵循固有的规则，有通行的表达方式，能够为社会的一般人所接受，如果不具有这一特点，信息就属于混沌状态之中，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

一、引言

在国际法上国家的管辖权主要可以分为四种：依据国籍进行管辖的属人管辖；依据领土行使的属地管辖；以保护一国国民以及国家重大利益为目的行使的保护性管辖；以及为维护国际和平和人类共同利益而行使的普遍性管辖。其中保护性管辖权是针对外国人在外国实施的刑事犯罪行为对本国国家或者公民权益造成严重损害时行使管辖的权利。保护性管辖权作为一种国家刑事管辖权的域外延伸，在各国立法和执行中往往都被给予了一定的限制。我国于1997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8条从立法角度对我国的保护性管辖权进行了限制，包括法定最低刑三年以上的刑期限制和按犯罪地法律不受处罚者除外的双重犯罪原则限制。其中后者是基于尊重犯罪地国国家主权和法律权威的基础上，各国在对保护性管辖权进行立法时普遍采用的一种限制，但许多国家在运用这一原则时，往往保留一定的空间，以对一些侵犯国家根本利益的犯罪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跨国犯罪不断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的趋势，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运用使得国家间的壁垒越来越薄弱，犯罪分子甚至能够在一国境外利用网络操控或者直接在网络上实施刑事犯罪行为。诸如此类的跨国犯罪的新发展要求国家对其刑事法律法规进行及时的调整，以防止犯罪分子利用法律漏洞逃避制裁。我国现行《刑法》自1997年开始实施至今经历了九次修订，最后一次修订于2015年8月，但九次修订中并未涉及对刑事管辖权方面的调整。

二、双重犯罪原则的国际适用现状

双重犯罪原则，又称“相同原则”，在作为保护性管辖权的限制性原则时可以理解为犯罪行为只有在本国和犯罪地国法律中都构成犯罪，本国才可以行使管辖权。现代各国刑法中的双重犯罪原则最早出现于1794年英美签订的《友好商业航行条约》（通称《杰伊条约》），该条约第27条通过列举法对两国之间可以引渡的犯罪进行了规定。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双重犯罪原则在国际刑法理论中已经较为成熟，也逐渐成为各国刑事立法以及双边引渡条约中的重要原则之一。但各国基于其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等，在刑事管辖权立法中对该原则的适用并不完全相同，通过对这些差异的解读可以为我国刑法的调整，以及未来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引渡条约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一）法国。法国自1994年开始实施的新《刑法》对于其效力的规定非常具体，对于属地管辖、积极和消极属人管辖、保护性管辖等都分别进行了规定。其中，对于外国人在外国所犯罪行侵犯了法国根本利益或受害人是法国公民的，新《刑法》详细地列举了包括伪造或变造国玺罪、伪造或变造法定货币、银行证券或伪造或变造公文等罪行，以及侵犯外交、领事人员和外交、领事场所利益的犯罪。从对刑法效力的限制角度，首先，法国刑法严格遵循罪行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其次，对在保护性管辖权中规定的重罪和轻罪采用的是和法国本国人相同的标准，其中轻罪必须是应当处以监禁的轻罪。双重犯罪原则并没有在保护性管辖中出现，而是在积极属人管辖中进行了规定：“法国人在法国领土以外所犯的轻罪若按照犯罪地法律应当处罚的，适用法国刑法。”可以说，法国新《刑法》中有关地域效力的条文在其规定的范围内可以对法国及其公民进行充分的保护，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罪行则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这部刑法效力的外延也存在一定的争议，特别是第113-7条中有关消极属人管辖的内容，除了对轻罪的刑罚限制了监禁以外，规定了对犯罪受害人是法国人的一切罪行都可以适用法国刑法。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双重犯罪原则限制在这部刑法的保护性管辖中并没有体现，也就无法防止其域外管辖权被滥用，甚至引起管辖权争议。总体来说，法国《新刑法》中保护性管辖权的规定对我国刑事管辖权立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二）美国。相对来说，美国联邦刑法对于保护性管辖权的规定则较宽泛，只是作为属地管辖的补充规定了外国人在外国领土上实行的侵害美国政府的犯罪活动。作为一个以司法判例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国家，美国并没有制定独立的刑法典，现行的美国刑法是1948年编入《美国联邦法典》成为第18篇的犯罪及刑事诉讼程序部分。为避免繁杂，美国刑法采取的是概括式立法方法，并没）有对管辖权进行详细的分类，以属地原则为主，辅以属人原则和保护原则。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刑法在保护性管辖的规定中排除了消极属人原则的内容，而该原则也没有在属人原则中得到体现，因此，美国公民在成为外国人在外国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时，美国刑法是缺乏对其进行保护的依据的。除此以外，和法国《新刑法》一样，美国也没有对其域外管辖权进行必要的限制。这种立法形式从立法功能的角度考虑有利于减少有罪不罚现象的出现和保护人权，但对于共存国际法时代，其他国家的主权尊严和权威的维护是不利的。由此可见，管辖权作为一个国家主权的外延，国家对于刑事管辖权立法的限制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双重犯罪原则上的限制，作为主权国家这一国际法主体不干涉他国内政，与他国和平共处的立法保证。（三）韩国。《韩国刑法典》第5条列举了在韩国领域外适用韩国刑法的罪名，同时在第6条中对前一条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补充，及至前条七种罪名以外的所有犯罪行为，并且规定了其刑法保护的范围包括国家及其公民，最后通过但书的形式规定了双重犯罪原则的限制。相较前两国的管辖权立法，韩国这种立法形式是比较完善也比较适合中国当前国情的。首先，从刑事立法的目的考虑，通过列举式对可能侵犯国家重要利益的政治、经济犯罪进行规定，符合刑法罪行法定原则的要求，同时，对保护国家利益的内容不需要做过多的限制，以防犯罪分子利用这种限制以及国家间引渡条约的不完善来逃避刑事责任。其次，对保护公民及其他利益的内容采用概括式的立法方法，其一是避免需要规定的内容过多过杂而影响立法的简洁性，也避免了由于规定不全面而出现法律漏洞；其二是允许司法系统的自由裁量，避免有罪不罚现象，也是对犯罪分子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最后，为了防止保护性管辖权的滥用，和对犯罪行为地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予以必要的尊重，需要对保护性管辖权的执行附加一定的限制，即排除依据犯罪行为地法律不构成犯罪的犯罪行为的适用。

三、双重犯罪原则在我国适用的必要性

双重犯罪原则作为一种限制性原则，在管辖权立法中表现为一种对国家主权外延的限制。对保护性管辖权的适用进行相应的限制，是对他国国家主权、法律权威的一种尊重。中国作为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在国内立法中应当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不干涉他国内政，充分尊重他国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等基础上，最大限度的保护本国国家及其公民的合法权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技术水平的进步，跨国犯罪的复杂性相较以往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2015年5月美国对国际足联腐败的刑事侦查就引起过广泛的关注，这起案件涉及包括美国在内的数个美洲国家，最终涉案人员在瑞士被逮捕并通过与美国之间的引渡条约引渡到美国受审，涉案金额高达一亿美金，而美国花费了长达三年的时间对案件进行调查。类似于这样的案件并不少见，有些甚至可以对国家造成重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损失，而犯罪分子巧妙利用本国刑法中存在的漏洞和并不完善的双边引渡条约体系，长时间的在他国逃避刑罚，这也是我国在对刑法进行修正时不可忽视的问题。我国刑事立法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因此法律未规定的不为罪、不处罚，这对我国的刑事立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双重犯罪原则可以对刑事管辖权进行有效的限制，但如果概括地将可能对国家利益和公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犯罪行为一律适用这一原则，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我国在适用这一原则作为保护性管辖权的限制原则时可以适当参考韩国、日本等国的立法方式，将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犯罪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出来，而不需要进行过多限制，一方面是立法功能中对原则性问题表达的不容让渡的强硬立场，另一方面，也是为司法实践中管辖权的执行提供具体的而不是模糊的法律依据。相反，对于我国保护性管辖中有关消极属人管辖的内容，由于采取列举法明显有悖于立法简洁性的要求，但如果参考美国的立法方式直接排除这方面的内容，则会造成立法的缺失，无法在本国公民遭受到外国犯罪分子侵害时进行有效的保护，特别是如网络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问题上，本国公民可能成为直接或间接犯罪受害人时，需要本国刑法能够成为打击犯罪、保护公民权益的法律依据。因此，对于这方面的内容则适于采用概括的形式，明确管辖权保护的主体是本国国民的合法权益，而对可能产生损害后果的犯罪行为包括进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这个范围在管辖权立法中就体现为限制性的原则，如我国《刑法》第8条规定的刑期要求和双重犯罪原则的适用。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的质量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和改善，食品安全问题也成为了民生发展的一个重点内容，人们也将更多的关注目光放在了安全的问题之上，食品安全不仅可以保障我国国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可以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针对食品安全刑法的保护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分析，从食品安全的概念入手，提出了刑法中食品安全存在的不足和漏洞，并提出了加强我国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策略，为日后研究食品安全刑法的保护工作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关键词:食品;安全;刑法;保护;分析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们在改良了自身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同时，也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食品安全的问题之上，从实际的情况来看，食品安全问题不仅可以对我国国民的生活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也会在我国食品安全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果食品出现了安全的问题，就会破坏原有的市场秩序，从而给人类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食品安全问题，也已经成为了衡量国民生活以及国家食品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我们必须要针对刑法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展开具体的讨论和分析，不断地加强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从而保障我国食品安全的和谐发展。

一、食品安全概念

对于食品安全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食品(食物)的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消费等活动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和要求，不会在以上任意一个环节中出现对人类身体有毒有害的物质，也不会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或是安全隐患。同时，对于食品的安全来说，它不仅仅包含了食品生产安全的内容，同时也包含了食品在经营过程中的安全，既有过程的安全，又有结果的安全，是一个始终贯彻和存在的流程。

二、刑法中的食品安全的规定和不足

摘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食品安全是民族兴旺、国家安定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基于此，本文研究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相关内容，探究食品安全法的发展，分析中国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缺陷，从入罪规则和刑法设置两方面进行总结，探究完善我国安全刑法保护的有效措施。希望本文的观点能为关注此话题的研究者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食品安全;入罪规则;过失犯罪

时代在不断发展进步，人们对物质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对食品的追求是“饱”。而如今人们对食品的要求不仅体现在质量方面，还有食品安全。中国范围内，食品安全问题频发，造成了人心惶惶的不良局面。食品安全问题引起政府的广泛关注，针对食品安全问题出台相关安全法律，但是由于惩罚手段不够严格，人们的身体健康仍然有可能受到食品安全的威胁。

一、食品安全法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食品安全问题逐渐受到社会人群的广泛关注，而且食品安全问题的情况日益严峻。与食品卫生法相比，食品安全法重视对地方政府监管职责的规定，强化风险监测和评估，除此之外还制定了食品安全标准的基本原则，更为重视对食品添加剂的监管。加大食品检验的力度，使得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理机制得到有效完善。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食品安全不能实施免检，免检产品已经成为历史名词。食品安全法对业内已经出现的其他食品安全问题作出回应，规定明星代言的责任。此外还规定禁止使用食品添加剂目录之外的添加剂，保健品不能涉及到治疗方面的问题。建立最为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能提高食品安全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食品安全法经过修订之后，从原来的104条增加到154条。新法修改了制度构建的内容，建立了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强调了生产经营者具有的主体责任以及监督管理部门的相关责任，突出预防为主、风险防范、实行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使得媒体、广大消费者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1］。

二、中国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缺陷分析

摘要:从刑法角度分析，财产性利益与民法之中的债券相似，是财产形式的一种方式，主要是用于保护债券关系所形成的，在新时期需要多角度分析与研究，利用保护“财物”的刑法规范保护财产性利益。在本文中笔者结合对其认识与了解，明确了财产性利益的刑法保护问题。

关键词:财产性利益;刑法;保护

严格意义上分析，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刑法之中的财产概念有所变化，并呈现出了逐渐扩张的发展趋势，作为财产形式上的一种重大表现，当前我国刑法界在研究过程中过于局限性，并没有从本质上出发，无法体现出科学性与全面性。

一、财产性利益的含义

财产性利益是财务的一种表现方式，但是从某一个层次分析，在刑法中如果将犯罪对象局限于财务那么则会出现界限问题，呈现出混乱性，所以无法进一步明确财产性利益究竟是什么。现阶段有众多学者认为财务与财产性利益属于同一类，但是如果将其处于同一范畴则逐渐背离了财产性利益的属性，导致财产分类演变具有复杂性。在近几年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下，人们对于财产的认识也逐渐深化，甚至在部分群众眼中财产权属于权利系统，与此同时，财产犯罪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某一财务，更加具备抽象性，在这种发展背景下，假如民法可以将所有侵犯财产的行为加以抑制，那么刑法则处于尴尬地位，然而在相关案例中可清楚的了解到，民法在处理中效果不佳，所以则可指出财产性利益概念在产生过程中与民法之中的债券财产化以及独立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当前的发展背景下需要积极做好刑法与民法的协调关系。

二、财产性利益的获得途径

【摘要】土地犯罪的立法缘起于经济迅猛发展之下的深刻土地危机及保护土地的特殊索要。土地资源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是国脉所系，民生所系的“生命线”。土地犯罪是时社会根本利益的侵犯，是对我们生命线的破坏。惩治土地犯罪是现实的呼咦，历史的必然。修订后的《刑法》及《土地管理法》增设了土地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完善了土地法律责任体系，对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我们稀缺的土地资派具有不可估童的现实意义，现实迫切需要深化土地犯罪的理论研究，以指导法律的准确运用。

【关键词】土地；立法目的；犯罪构成；刑罚适用

一、土地犯罪的立法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考察．惩治土地犯罪的宏观成姻缘起于经济迅猛发展之下深刻的土地危机及保护土地的特别需要。也就是说，土地犯罪是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土地稀缺的产物。

我国土地资源的现状形势堪优、十分严峻。一方面，我国人多地少。虽然国土面积为960多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占有各类土地数量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土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耕地面积比较有限。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现有耕地约15亿亩，林地18亿亩，草地约48亿亩．草山坡近10亿亩，江河湖泊的内陆水面约2．5亿亩，其他还海涂2万平方公里。在国土总面积中，可供开发利用的农林牧荒地总共约18亿亩，其中2／3左右可供造林．只有1／3可供农畜牧业用。从人平土地看，我国人均耕地约1．17亩左右，人均林地不到1．5亩，人均草地不到4亩，这只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数5．5亩的21％，世界人均林地数15．5亩的10％，世界人均草地数11．4亩的35％可供开发的后备耕地仅有5亿亩左右。另一方面，人口却在以每年增1500万的速度膨胀。我国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已接近临界的水平，土地稀缺已导致了经济困境和潜伏着灾难性的威胁。同时人们对土地的挥霍和城市、道路等对上地的占用、建设用地的不断膨胀，已远远超出土地开发速度，人们不断地在土地上索取，却忽略了对土地的偿还，使土地资源的破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我国1979年刑法典并未规定有关土地方面的犯罪。1987年1月颁布施行《土地管理法》也并未规定违反该法的刑事责任。就当时的经济体制而言，土地及其使用权均由国家掌握，不存在出让亦或转让问题，对非法占用土地以及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的严重违法行为刑法中也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责任。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2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随后的相关法律对土地的转让程序和条件都作了明确规定。然而事物总是相对立而存在的，法律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总能得以遵守。随着社会的发展，受利益驱动．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非法占用耕地等严重违法行为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国家土地管理法律制度。而行政的、民事的法律法规乃至刑法中并没有设置对严重土地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条款，因而对现实中的这些严重违法行为无法适用刑罚这一严厉的武器予以打击和制裁，极不利于国家对土地资源的保护。为了惩治严重的土地危害行为，198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1987年生效的《土地管理法》进行了修订，在第48，49条和第54条规定了违反该法应当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负刑事责任。

一、前言

社会转型期间大量复杂案件出现，在此形势下正义性成为了法的新增价值标准，但是这种“法寻找”面临着实施困境，蕴含刑法解释合理性及存在的制度空间。学术界关于刑法中法益保护位阶，应以何种法益作为保护优先性有很大的争议。在此讨论热潮下，不能很好地体现我国刑法宽严相济的要求，也很难满足民众对法的正义性。因此，基于法益保护位阶，加强刑法实质解释，有利于改善我国刑法政策实施的困境。

二、法益保护位阶对个罪构成解释的规范意义

本文所讲的“位阶”主要指的是，在刑法框架下不同法益保护的优先级，以及存在的某种次序。法益保护位阶是法律界存在的客观现象，反映了刑法规范的主次和轻重关系，在设计各种法益保护的冲突时，一定程度上强化刑法解释制约意义。（一）法益保护意义。对于法益保护位阶的认定，需要明确哪些行为受到刑罚处罚。刑罚所体现的保护法益，是刑法立法和解释的关键内容，也是对不同犯罪类型和量刑标准的重要参考因素。德日国家所制定的法益侵犯和保护的学说、理论认为：法益保护与刑法任务、刑法技能相挂钩，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有利于维护刑法技能的正当性，对强化法益保护具有重要作用。之所以法益受到法律界的重视，是因为明确刑法的法益保护内容，才能有效贯彻我国刑法宽严相济的政策，真正做到尊重与保护个体的，制定科学合理的法律条约，能够有效避免国家公权力的不正当扩展，对刑法实质解释进行强力追求，是促使法益标准发挥出罪功能，实现法益保护的重要内容。始终坚持刑法所具有的谦抑原则，可以发挥刑法的补充性作用，有利于增强法益保护力度，对于具体使用需要根据刑法投入条件，实行严厉的国家干预、刑法。（二）法益保护机能。从理论角度来看，法益保护主要有两大机能：第一，以构成要件解释和指导刑法解释和实施，发挥其内在技能的体系作用；第二，若是存在不值得保护的法益，那么以非罪化的原则，实行踩刹车的体系批判机能。根据以上法益保护机能出发，刑法一贯以事后处理的方式，在发生对法益重大侵害时，才正式介入和制裁。若是无法益受到侵害或是侵害情况不明的条件下，刑法存在无可罚性的情况，因此为刑法立法的犯罪化、非犯罪化，以及出、入罪提供了详细的标准。对于非犯罪化的法益侵害判断，主张将聚众淫乱、同性恋、吸毒、堕胎等行为纳入非犯罪化的范畴，因为法益侵害者和被侵害者为同一人，并且这些行为没有对他人法益造成侵害，因此实行非犯罪化的法益判断。另一方面，法益侵害主张罪与非罪之间临界点的案件，通过实质违法性判断，对法益侵害案件中的犯罪事实进行确立。为了保障法益保护侵害标准的确立具有科学合理性，相关人员对于该种法益侵害案件着重强调无价值论，即对法益侵害是否真正威胁到了法益，但是没有侵害到他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尽管侵害者的道德素质再差，在没有违背法律条款的前提下，违反了社会伦理规定，也无法将其行为定性为法益侵害。据法益侵害相关条款所言，即便法益侵害者的主观能动性存在“恶性”，但只要没有真正造成侵害损失，对法益权利造成损害，该侵害者行为表现的主观恶性再强烈，刑事立法方面也不能将其视为犯罪行为，审判处决同样不能当作犯罪处理，通过这样的处理控制处罚范围。

三、基于教义更新分析范式刑法实质解释

（一）将侵犯人身权写入条例，强化法益保护解释。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强调尊重与保障人权，同时这也是现代文明国家必须坚守的主旋律，对于刑法上体现的人权原则，主要表现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维护人民权利，保障其不因国家某些刑罚权的不正当扩张而导致权益在法律上受到侵害，部分国家将罪刑法定上升到了宪法的高度，这体现了社会主流价值对人的尊严的关注。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生命和财产不受侵犯，就是人权道德共识的体现。刑法所体现的人权原则合理性，就在于保护和尊重人权时有周密的辩护体系，有合法性、有效性的行为指导。除了人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之外，根据各个国家的不同，在法律实施上有所差异，在法律规范下，法律统一共同体的成员组成是该国的全体公民，国家在构建人权保障权益法律保护条款时，需要先行稳定国家秩序，并将人权保障与自我理论建构相结合，以此作为法律实施的尺度，遵循宪法的原则更好地保护公民尊严和自由。1.人身权利法益保护目的设定通过分析刑法规范，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现行刑法十分重视人身权利相关法益保护。具体表现为：首先，刑法有明文规定法益侵害者应履行的责任与原则，对于已经触犯该项法律的行为人，假若该行为人年龄没有达到法定标准，根据刑法规定，认为该行为人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此便形成了特定犯罪规定限制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第2款中明确规定“对于年龄在大于十四周岁且不满十六周岁这个范围内的行为人，在犯下严重且恶劣的故意伤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抢劫罪、贩卖罪等会对他人造成严重后果罪行的，必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其次，对于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根据《刑法》第20条的规定，阻止不法侵害人杀人、抢劫、强奸等行为不属于防卫过当，所以对于在行为人阻止不法行为时造成的刑事案件，行为人并不需要承担相应刑事责任，这一条款被称为“无限防卫权”，体现着我国刑法对公民人身权利的特别法益保护。最后，针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根据相关条款规定的犯罪行为，如拐卖妇女、绑架罪、强奸罪等，均有死刑的设置。对于依法保障人身权利，刑法除了在立法领域进行维护，还应在司法领域发挥作用。根据刑事在司法上的意义所述，当确定被告人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人权保障时，其依法享有人身权益保障的权利。学界对于人权保障的观点，主流观点认为想要切实在坚定宪法意义上实现人权保障，必须通过罪刑法定原则对司法权进行解释，并对司法解释制约司法权的形式进行详细解释，最终实现对公民人权保障。这种观点立足于被告人，构建的权利保障理论建构。对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主要通过国家对犯罪人的追溯和惩罚。因此在刑法意义上，被害人利益受到侵害，由此被告人行为构成犯罪，以及针对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重罪或轻罪的司法判断。2.侵犯人身权利犯罪强化实质解释对于重判罪犯，需要从其他维度解释犯罪构成。在我国刑法实施强调轻缓、死刑减少的时代，加强对侵犯人身权利犯罪强化实质解释，需要从以下几个基本命题出发：第一，通过明确案件实质来对法益保护判断标准、入罪解释进行强化，以此判断犯罪与非罪之间的临界点，在审判罪行时，必须考虑刑法保护问题，且保护范围涉及每个人的利益，包括被告人。强化入罪标准的扩大解释，体现在我国刑法解释实践中。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条款的规定，对于相关的犯罪行为的“罪”含义界定，指的是具体的罪名（投毒罪、强奸罪等），还是仅仅指的是犯罪行为。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在学界有较大争议。针对这一问题，2003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了相关文件，规定了《刑法》第17条第2款的具体条文认定，指的是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第二，学界有这样的观点，即不能根据法定刑设置解释犯罪构成要件，如侵犯人身权利犯罪，需要对犯罪构成要件强化解释，规定严厉的法定刑、最低刑。根据这一要求，对于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如绑架罪。需要在法定刑法设置上强化限制解释，才能有效发挥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第三，对于此罪、彼罪之间界限难以区分的问题，如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的区分，也引起了学界的讨论。因为不同的犯罪行为，所沿袭的罪刑法定标准也不一样，有可能草率地定罪，使得被告人法益得不到保护，与人权保障有所冲突。因此，强化刑法解释领域，从罪名选择体现刑事政策的要求。（二）价值性冲突犯罪入罪标准扩大解释。除了针对个人的刑事犯罪之外，随着黑社会性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造成群体伤害的犯罪行为，也成为了刑法调整的突出问题。犯罪有物质性和价值性冲突两大类，同时收人分配和财产占有方式不公，由此引发了社会冲突。针对冲突的原因进行分析和分类，又可细分为物质性、价值性原因。前者主要是因为不满物质利益分配比例和原则，导致的人与人、群体之间的冲突。后者主要是价值判断和认知差异造成的冲突，如宗教冲突等。两种冲突类型，在法规上的评判标准有所差异，社会性冲突主要受到物质利益的影响，因此通过改善社会制度，能够缓解和消除问题。对于价值性冲突，涉及到跨阶层、跨民族对冲突群体的合法性怀疑，由此动摇了社会的价值准则和制度体系。针对社会上的价值性冲突，需要从犯罪立场强化刑法解释，保护公民最低限度的规范认知。对于邪教类、黑社会性质犯罪等危害国家安全，都可归结为价值性冲突犯罪。针对这类犯罪行为，应加强严厉打击力度，扩大对入罪标准的解释。如针对邪教、恐怖组织的量刑，可以根据犯罪组织规模、领导、破坏程度等方面，设置更加清晰、明确的司法标准，体现刑法从严处罚的原则。

一、隐私权的概念

隐私权理论最早由美国法学家沃伦和布兰代斯提出，这项权利随着人们自我权利保护意识的增强，已被公认为是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目前关于隐私权的概念众说纷纭，笔者认为隐私权是指私人信息不受侵犯以实现主体精神自由与安宁的权利，同时还包括与维护私人信息相关的私生活自由不受侵扰的权利。隐私权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主体必须是自然人。隐私权具有严格的人身性，是基于自然人的精神自主性而生的各种利益要求。第二，隐私权包括个人信息、个人领域及私人活动三个方面。个人信息一般包括个人所有资料，如家庭号码、个人信仰、档案材料、身体缺陷和财产状况等；个人领域即是私人空间，例如个人居所、日记、通信等；私人活动是一切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活动，如日常生活、社会交往、情恋史等。第三，隐私权是一种支配性的权利。根据权利人的意愿或同意，可以通过修改、使用、公开以及保密等方式来行使。第四，具有隐秘性和真实性。隐私权作为一种不愿公开私人生活秘密或排除他人对个人领域的非法侵入的权利，其内容具有秘密性和客观存在性。

二、隐私权刑法保护的正当性

1、价值基础

在人与法的关系中体现出来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为法律价值，法律的基本价值是程序、自由正义和效益。笔者认为，加强公民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利于实现以下价值：

（1）秩序。马克思主义认为，秩序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固定形式，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是人类文明的前提和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人的社会属性，其本质在于自觉地自我限制，实现与他人、自然与社会的协调。而秩序价值就是通过对人行为的限制或禁止，来实现人的安全、和平、共公福利等内容的社会利益。所以，秩序是法的其他价值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秩序，法的其他价值无从谈起。法律之所以可以带来秩序，是因为秩序的本质是让人们的行为和谐与合乎规律，并达到社会关系的有序状态。“与法律永远相伴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

摘要:风险社会中，刑法是降低风险的有利武器。所以为了保护刑法能够落实，必须将刑法的保护贯彻到底。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风险全球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刑法对风险发生的反应也有了新的方式和新的特征。刑法面对风险社会时，主要是对人为的危险进行引导性的保护，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群体对安全的追求。所以更应该将刑法的保护作为重点。

关键词:风险社会;刑法;保护

一、风险社会:责任刑法转向安全刑法的条件

(一)风险社会的解释。随着全球化的脚步不断前进，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生存的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多，导致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危险，现代化和全球化将是给未来社会带来风险的重要因素。随着其他风险因素也不断出现，所以我们称这个社会为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里，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并存，传统的物品分配和如今的风险分配一起引导着人们的分配方式。(二)控制风险社会的发展的原因。所谓“风险”，就代表着不可预见的后果和人类所无法猜测的结果，或是无法规避的结果。风险的出现，结合了社会中的各种因素，有政治，军事，人文，科技等比较重要的因素，也有一些辅助的因素。从核武器出现后的核灾难到经济上的金融危机，从屡屡发生的环境灾难到科学上的基因威胁。这些都是已经发生过的现实。现在出现的新风险如全球变暖，信息安全问题，化学物质威胁。这些都是我们社会要面对的风险。所以说，我们已经处在了一个风险社会，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控制风险，减少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从而给社会以更多的安全。(三)刑法的规范保护。刑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刑法的存在和贯彻落实，能够保障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安全，和整个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在风险社会中，刑法的存在将是降低风险的重要武器。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这些风险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灾难，所以要规范保护刑法，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刑法要增加一些条例，以便于在面对各种风险时有较为及时的反应。所以要将规范保护刑法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四)罪责刑法向安全刑法的过渡。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刑法已经无法满足稳定社会秩序的需求，也无法应对各种风险的出现，所以，刑法的转变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传统刑法是当出现客观的伤害时，才能以罪定刑，而转变为安全刑法最基本改变就是当出现不可控的因素时，刑法就可以将其扼杀在摇篮中。安全刑法与罪责刑法相比，安全刑法不仅可以在风险发生之前介入，而且可以降低社会的损失和代价。所以将罪责刑法逐渐转变为安全刑法，是控制社会风险的重要保障，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风险社会:刑法规范保护范围的扩张

刑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人民利益和社会稳定的最高法律，在风险社会中，为了能够使刑法对于风险有更充足，更快的反应，必须将刑法的范围扩大推进。通过建立各种结构，完善法律漏洞来实现刑法保护范围的扩张。以预备犯为例。由于预备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社会伤害，所以无法举证犯罪行为，所以不在刑法的管辖范围内。但是在面对风险社会时，预备犯已经对社会构成了一定的风险。所以刑法应该将这些因素纳入法律范围，在一定程度内控制风险的发生。现在已经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将预备犯纳入管理范围，而且有了相对完善的机制和机构。从已经对预备犯管理较为完善的地区和国家中不难看出，安全和稳定对于社会的重要性。所以在我国，在法治社会，刑法的功能和社会的发展要相适应，以满足社会需求。

我国古代社会以农耕经济为主，粮食生产是国泰民安的根本保证。虽然我国古代法制思想与天道、神道密不可分，但就法律制度层面，却呈现出较为彻底的现实主义特征。由于粮食安全直接关系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古代盛世时期的统治者采取以严禁侵占耕地和保护生产力为核心的刑法措施保障粮食安全。挖掘古代维护粮食安全刑法措施中的合理因素，可以给我们当今的粮食安全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古代保护粮食安全的一些刑法措施

土地是中国古代封建时期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合理开发和使用土地，人口才会增长，经济才会繁荣，才可能出现盛世。在唐律中，规定“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过杖六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若於宽闲之处者，不坐。”“盗耕种公私田者，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荒田，减一等。”“诸妄认公私田若盗贸卖者，一亩以下笞五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诸在官侵夺私田者，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过杖一百，五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半”。这一时期，将占田过限、盗耕种公私田、妄认公私田盗贸卖、在官侵夺私田规定为犯罪。在处罚上，根据侵吞田地的数量，从轻到重处以笞刑、杖刑、徒刑。唐代的徒刑，从轻到重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共五等，在官侵夺私田的最高法定刑为“徒二年”，是非常重的。为了鼓励开垦荒地，侵占、盗耕宽闲之处的田地、荒地，可以不以犯罪论处或者减轻处罚。宋朝与唐朝之间，经历了五代十国的乱世间隔，但土地制度基本沿袭了唐朝的规定，在律令中针对占田过限、盗耕田地、侵夺公私田、盗贸卖公私田以及在官侵夺私田等行为规定了刑罚处罚。与唐律中的入罪规定和处罚标准基本一致。明朝时期，对土地有关的律令有所改变，《大明律》规定“凡盗耕种他人田者，一亩以下笞三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八十。荒田减一等。强者，各加一等。系官者，各又加二等”“凡里长部内已入籍纳粮当役田地，无故荒芜及应课种桑麻之类而不种者，俱以十分为率，一分笞二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杖八十”。与唐、宋时期相比，在入罪方面，删除了占田过限的犯罪，增加了无故荒芜田地的犯罪类型，在处罚方面更为严厉。古代统治者意识到了耕地对维护统治的重要性，因而颁布相关律令对耕地予以严格保护。但即使是这样，侵占耕地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史卷中不乏因侵占良田而获刑的王公贵戚和朝廷大臣的记载。在一些时期，如果因大量耕地被侵占而导致“流民四起”，就会给国家安全和统治稳定带来灭顶之灾。此外，古代还禁止杀害耕畜，重视生产力保护。唐朝时对马、牛的刑法保护规范已然较为系统，私自宰杀牛、马是被明确禁止的行为。明律规定，宰杀耕牛，或者把耕牛卖给他人宰杀的，要施以类似现在拘留、拘役的轻刑罚；对于再犯、累犯，要发配充军；对于盗杀耕牛者，则不分初犯、再犯，一律充军处罚。总体而言，古代对于作为重要生产力的牛、马的刑法保护一直存在，而且这种做法被历朝历代所坚持。古代的制定法得到严格的形式性恪守，只要不具备律文载明的免责条件，一般情况下不予宽待。这意味着，古代关于保护生产力的刑律，在当时是得到了严格遵守的。这种严格的规范对当时官员、民众的行为能够产生很强的指引作用。

古代保护粮食安全刑法措施的当代启示

古代保护粮食安全的刑法措施对于当代中国维护粮食安全的刑事法治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其一，粮食安全的基础在于耕地安全，要进一步严密生态环境保护的刑事法网。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耕地安全，离不开生态环境安全这个前提，与古代相比较，新时期对生产力的保护体现的不仅仅是对某一种、某一类生产工具的保护，而是在于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保护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粮食安全的基础在于保障耕地，耕地安全离不开整体生态环境的安全。对此，必须发挥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保障法”的作用，为生态环境法治体系提供支持。其二，要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合理设置入罪标准，提高耕地保护力度。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改革的推进，中国传统的田地观念、人地依存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导致耕地保护的形势更为紧迫。当前，我国关于农地、耕地的法律保护体系并不十分完善，现行刑法对侵占土地尤其是耕地行为的规制仅依赖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关于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规定，罪状简单，保护力度不够。在刑法立法最新修订过程中，增设了破坏永久基本农田的犯罪，并细化了污染水源犯罪的具体条款，为惩治破坏农田、污染环境犯罪提供了法律支持。在下一步立法中，要细化刑法相关条文规定，把违规改变农耕地用途、搞非农建设、流转耕地后搞非农建设、改种非粮作物等“非农化”“非耕化”的具体问题转化为切实的刑法规定，将严重危及耕地安全的行为纳入刑法治理范围，进一步提高耕地保护力度。其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使法治与德治在节约粮食方面相得益彰。诚然，我们可以用刑法手段打击破坏环境、破坏耕地的违法犯罪行为，但对于广大民众因物质生活丰富而产生的日常生活中的粮食浪费，基于刑法的谦抑性，无能贸然简单入罪处理。对此，应适当发挥道德这一柔性治理手段的作用。勤俭节约、爱惜粮食是我国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成为大力弘扬的重要民族文化。新时期，在大力加强家庭文明建设过程中，要从勤俭节约的历史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广泛弘扬崇德治家、勤俭持家的家庭文明新风尚。在具体做法上，要强化示范效应，对积极的粮食伦理行为进行褒扬，树立尊重粮食、尊重劳动的基本价值观；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拒绝粮食浪费活动，依托新型互联网信息技术，推动粮食安全主题活动日常化，促进全社会广泛参与。

作者：单奕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