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范文10篇

刑罚目的是刑罚理论中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论题，不论是在理论中还是在实践中，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经过几百年的争论之后，人们对于刑罚的目的是什么依旧是众说纷纭，无法达成共识。笔者仅依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一些浅薄的认识。

所谓刑罚是指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在刑法中确立，由法院对犯罪人适用并通过特定的机构执行的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①它和其他部门法如民法、行政法中的制裁措施一样都是使法律得以顺利实施的手段，是人们在认识到其属性之后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创制的，属于客观范畴；刑罚目的是一个主观范畴，是人们通过创制、运用刑罚想要达到的某种结果。也就是说，刑罚目的是人的目的，而不是刑罚本身的目的。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中却存在着一些观点，把刑罚目的与刑罚本质（即刑罚正当化根据）混为一谈了。因此，要弄清刑罚的目的是什么，首先要界定刑罚目的与本质的联系与区别。

所谓本质是指事物本身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它属于客观范畴，而目的是属于主观范畴的。刑罚本质属性决定了刑罚的目的，刑罚的目的建立在刑罚的本质基础之上。反过来，刑罚目的又反作用于刑罚本质，当这种反作用力达到一定程度甚至会使刑罚发生质变。刑罚的目的和本质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合目的性的人为之物，刑罚是国家基于对其属性的认识并为了利用其各种属性而制造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刑罚的各种属性（包括本质属性）已被注入了国家意识，而刑罚目的的实现就有赖于包括本质属性在内的各种属性演变为刑罚功能，进而通过刑罚功能的发挥使刑罚目的变为现实。但是二者的区别也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混淆。刑罚本质是客观存在的，其客观实在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它不会自在自为的发挥作用，只有服务于刑罚的目的才能突现它的价值；刑罚目的属于主观范畴，虽然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创制刑罚，但一经创制完成，人们的目的就要受到刑罚本质的制约，只能利用它而不能改变它。总而言之，刑罚本质与刑罚目的是紧密联系着的两个不同概念，研究刑罚目的就要回答人们为什么要创制和运用刑罚？人们希望通过刑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而刑罚的本质回答的是刑罚的正当化根据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使用刑罚不是犯罪？刑罚为什么是正当的？

目前我国许多学者在讨论刑罚目的时，把本属于刑罚本质领域内的报应论、预防论等学说作为刑罚目的加以讨论，认为旧派的报应刑论主张刑罚的唯一目的是报应，除此以外刑罚没有任何目的；新派的目的刑论（即预防论）主张报应不是目的，预防犯罪才是刑罚目的。如有的学者说：“报应主义认为犯罪是对罪犯科刑的唯一原因，刑罚是犯罪的当然结果。页就是说，报应即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理由，也是刑罚的目的，除了报应外，刑罚再无其他目的。”②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报应论和预防论并不是完全排斥对方的，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刑罚正当化的根据，报应论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反对将个人作为社会的手段，是从犯罪人个人的角度来说明刑罚的正当性，而不是说报应是刑罚唯一的目的；预防论则以社会为本位，强调国家主义与权威主义，主张为了社会而适用刑罚，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明刑罚的正当性，它也并不排斥刑罚具有报应的目的。虽然报应论与预防论之间也存在着许多争议，但这些争议都是围绕着刑罚的本质而展开的，它对刑罚目的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刑罚目的并不是争议的核心。

笔者认为，刑罚是国家维护正常统治的工具，它的目的只能是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犯罪的发生。犯罪对人类文明来说究竟是善还是恶，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犯罪是对法秩序的破坏，对国家统治的威胁，因此国家才会要通过刑罚来制裁它。立法者所关注的不是刑罚对犯罪的具体报应公正，也不是刑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一个罪犯教育改造好，使他不再重蹈覆辙。立法者之所以要制定刑罚，只是要为全社会提供一个大致的行为范式，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如果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刑罚的目的就是要维护一个相当平稳的社会环境以利于国家的统治。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犯罪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是一种必然，是不可以被预防的，在这点上笔者并无不同意见，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是不可以被阻止的呢？人们对犯罪就无能为力了吗？诚然，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人们的生存环境、受教育程度以及心理素质等众多因素有关，不是单凭刑罚这一种方法就可以解决的，但是刑罚在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却是不可以否认的。而且，既然减少犯罪是一个社会综合治理工程，就需要从各个相关方面一起下手，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作用，才能达到遏制犯罪的目标。承认刑罚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是就意味着刑罚可以消灭所有的犯罪。所以，刑罚不能也不是为了消灭犯罪才产生的，但它是针对犯罪而产生的，为了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犯罪的发生。

按照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即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前者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的刑罚而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主要是那些不稳定分子产生阻止其犯罪的作用。后者是指通过对犯罪人使用一定的刑罚使之永久或在一定时间内丧失再犯能力。③笔者认为，首先将刑罚目的概括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是不妥的，因为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这两个词都来源于关于刑罚正当性的讨论，如果简单将其引入刑罚目的领域则会有混淆刑罚目的与刑罚本质的危险。即使在刑罚目的的意义上使用“预防”一词也是不够准确的。前文已经论述过，犯罪的发生是必然的，无论是刑罚还是其他的什么手段，都不可能预防犯罪的发生，所以在研究刑罚目的时不宜使用预防一词。其次，刑罚是为全社会而设，它的着眼点在于一般民众，只要大部分人都能够遵守法律的规定，就能够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实现立法者的目的。即使有一小撮人不顾法律的禁止肆意妄为，凭他们的力量也不足以颠覆整个统治基础，刑罚之所以制裁他们并不是为了教育改造他们，而是将他们作为“儆猴之鸡”，以此告诫社会民众法律不可被侵犯，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坦白说就是把罪犯当作了防卫社会的手段。简言之，刑罚适用于罪犯并不等于刑罚的目的在于罪犯，刑罚的制定和适用就像是一部宣传片，是为了展现在社会大众面前起到警戒的作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刑罚被制定以前，某人犯了罪，但是立法者明确的知道从此以后社会上不会再有犯罪发生，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再制定刑罚，因为这次犯罪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它的存在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一个国家明天就要解散，那么即使今天有人犯了最严重的罪，也不必再对他发动刑罚了，因为国家即将不复存在，刑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载体，所要保护的对象也已消失，因此刑罚也就没有发挥作用的必要了。

刑罚的目的问题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刑法中的任何问题都与刑罚的目的相联系，同时，刑罚的目的也具有重要的刑法立法与司法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对刑罚的目的及其实现的问题略抒浅见。

一、刑罚目的的界定及与相关概念辨析

（一）刑罚目的的界定

如何界定刑罚的目的，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有人认为，刑罚的目的，是指国家制定、适用、执行刑罚的目的，也即国家的刑事立法采用刑罚作为对付犯罪现象的强制措施及其具体适用和执行所预期实现的效果。

也有人认为，刑罚的目的是指人民法院代表国家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所要达到的目标或效果。

一、刑罚轻缓化的含义

1.刑罚轻缓化的前提是某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即某行为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所有要件，需要动用刑法来处理。其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刑事立法者在立法时，需要根据立法必要性的原则把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也就是说，某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运用其他部门法处理该行为已显不足时，才能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交由刑法处理。第二，刑事法官根据刑法的规定确定某行为构成犯罪时，对犯罪人裁量刑罚时尽量不动用刑罚或者当非用刑罚不可时，尽量动用较轻的刑罚。

2.刑罚轻缓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止不动的。刑罚轻缓化是一个伴随刑罚的历史发展全过程的动态的过程。人类文明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进化发展过程，刑法作为一种社会法律制度，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从野蛮到文明不断进化。刑法之进化的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刑罚的轻缓化。纵观历史，肉刑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死刑也正在逐步走向消亡，刑罚在人道主义精神的感召下走向轻缓化。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潮流。

3.刑罚轻缓化从整体上看，呈现由重到轻的发展趋势。但是，刑罚轻缓化不是说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刑罚都越轻越好，不意味着可以超越时代实行轻刑化，刑罚轻缓化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是有限度的。因为刑罚是应当严酷还是轻缓取决于时代的平均价值观念、取决于国情、取决于本国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生活水平。

4.刑罚轻缓化并不一概排斥重刑的适用。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就目前状况下用刑不宜太轻，对这些罪处以重刑，目的是为了减少这些犯罪，逐步减少重刑的适用。这与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并不矛盾。其次，刑罚轻缓化不等于一味地从轻，刑罚是特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社会价值观念的产物，刑罚的轻重取决于社会的平均价值观念。

二、刑罚轻缓化实现机制

首先，该款规定的情节是应当情节，即是对量刑结果有肯定影响的量刑情节，法律不允许审判人员有任何斟酌的余地，而要求其无可选择地依照规定从轻减轻处罚。“应当”就意味着必须，而非“可以”，非可以选择从轻减轻，也可以不选择从轻减轻。

其次，该条款规定的还是多幅度情节，即法律规定的具有两个以上从宽处罚幅度的量刑情节，包括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怎样正确选择与情节相适应的从宽处罚幅度，换句话说，什么情况下从轻，什么情况下减轻呢？笔者认为，应着重考察以下三个因素：（1）年龄。年龄越小，其刑事责任能力就越差，社会责任性也越小。根据《刑法》第14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对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少年犯罪，一般应考虑减轻处罚，对已满16岁不清满18岁的少年犯罪一般考虑从轻处罚。（2）犯罪性质。属于重点打击的犯罪、罪行严重、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犯罪，坚持在从严惩处的前提下，比照犯同种罪的成年犯罪的处刑从轻判处。对一般犯罪，未造成严重危害，又系初犯的，减轻处罚。（3）其他情节。罪行、年龄相同，没有从重、加重情节，因是少年就从轻处罚，如果还具有其他的从轻情节，一般都予以减轻判处。因是少年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如果还具有投案自首、犯罪预备、中止、未遂、检举立功、从犯等从轻或免除处罚情节的，都在减轻基础上予以再从轻或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

最后，从轻减轻处罚有一定标准，而非无标准的从轻减轻。（1）它是相对于没有该情节而言；（2）对犯罪少年从轻减轻处罚还是相对于同处情节的成年犯而言。关于从轻处罚，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以法定刑的平均刑期作为基准线，从轻处罚时，则在该法定刑的平均刑期以下判定刑罚。笔者认为，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不是每个刑种均能划平均线的，在多个刑种之中，要划出刑期是不可能的。此外，这种方法可能导致刑与罚在实质上的不相适应，有悖于罪刑一致的原则。同样理由，笔者认为最高院《解释》中规定：“对未成年罪犯依法从轻处罚，应当在法定刑范围内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种或者相对较短的刑期”是不确切的。关于“从轻处罚”，其正确理解应是指在法定刑幅度内选择比较没有这个情节的类似犯罪相对轻一些的刑种或刑期。对于少年犯罪的从轻处罚，应该比具有相同情节的成年犯罪适用较短的刑种或刑期。关于减轻处罚，正确理解应为判处低于法定刑的刑罚，即判处法定刑之下的更轻的刑罚，它既包括对刑期的减轻，也包括对刑种的减轻。

（二）重视酌定情节的应用

酌定情节，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立法精神和审判实践，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定罪量刑时灵活掌握酌情适用的情节。少年犯罪的动机、手段、犯罪时的环境条件、造成的损害结果、犯罪少年的一贯表现、犯罪后态度、人身危险性、少年犯罪的起因，促成少年犯罪的多种客观因素等均属于酌定情节范畴。

酌定情节在少年刑罚适用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作用，在少年刑罚适用过程中，应得到充分重视。首先，酌定情节在少年犯罪犯罪案件中具有普遍性。每件少年犯罪案件必定包括多种酌定情节，而法定情节中，除少年犯罪从宽处罚情节外，在少年犯罪案件中并不具有普遍性。一起少年犯罪案件可以不具备或同时具备法定情节，但缺少不了酌定情节。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讲，酌定情节在少年犯罪案件中的地位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优于法定情节。其次，重视酌定情节表现了刑罚适用的相称原则和量刑个别化。《北京规则》所确定的相称原则，反映在少年刑罚适用过程中，实质上就是重视酌定情节的适用，把酌定情节放在和法定情节等同位置上予以考虑，力求达到量刑的个别化。最后，斟酌个人情况处遇犯罪少年是世界各国普遍性的规定，如德国少年刑法抛弃了传统的报应刑和赎罪思想，提倡重教轻刑的教育刑法，认为少年刑法应重于改造违法少年的人格，各种处遇均应根据少年的身心发育程度为出发点，不能纯粹以少年的犯罪行为为依据。少年刑法是“行为人刑法”，而非成年人刑法是“行为刑法”。

从刑罚的发展演变看我国刑罚体制改革

刑罚是阶级社会用于惩罚犯罪的首要手段。由于社会的变迁、政治经验的丰富、法律文化思潮的演变和刑事政策的调整，刑罚结构也在缓慢的调整。我国现行刑罚体系及刑罚执行体制自建国之初确立以来一直沿用至今，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完全适应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变革，因而有待于改革和完善。本文试图从刑罚的发展演变趋势来阐明如何进行刑罚体制改革。

一、刑罚的产生和发展

刑罚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而使用的惩罚犯罪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限制或剥夺犯罪人的某种权益使犯罪人遭受一定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它是最严厉的强制性法律制裁方法。对犯罪人判处刑罚，是行使国家统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赖以存在的重要条件。

刑罚脱胎于原始社会的复仇习俗，以报应刑为主。罪犯打断他人的手臂，国家就打断其手臂；偷东西的斩手；骂人的割舌如此等等。中国古代的刑罚极为残酷、野蛮，主要以死刑和肉刑为主。最早制定肉刑的是南方的先进部落——苗。据载，苗族的肉刑有四种：劓、耳、豕、黥。公元前21世纪，夏在征服苗族之后，为了统治沦为种族奴隶的苗民，便袭用了苗族原有的肉刑，所谓“抵其意而用其法”①。到了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周朝，奴隶五刑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五刑是墨、劓、非、宫、大辟。其中墨刑：为五刑中最轻之刑，后世称“二黥”，为额头刺青之刑；劓刑：为割鼻之刑；非刑：亦称刖、髌，为断足或去掉膝盖骨之刑；宫刑：为男子去势，女子幽闭，为破坏生殖功能之刑；大辟：即死刑，为剥夺生命之刑。

上述五刑，除大辟外，其它四种都属于断裂肢体和刻裂肌肤的肉刑。肉刑是奴隶刑罚体系的构成部分，战国、秦朝和汉初依然沿用，它是一种残害人的肌肤肢体，使人致残终身的酷刑。到了汉朝，肉刑已不适应汉朝社会早已由奴隶制转为封建制，奴隶早已转化为自由农民的时代要求。因此，处于上升阶段的汉朝统治阶级，对罪犯的劳动力价值有了重新评价和认识。为顺应历史的发展，汉朝文景两代进行废除肉刑

在世界刑法史上，刑罚改革是一条基本的线索，世界刑法史就是一部刑罚改革的历史。[1]中国现有的刑罚体系自1979年刑法确立后未有任何调整，个别刑种内容在1997年刑法中虽有些许微调，但也谈不上实质的重大变化。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9年刑法颁布迄今，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法治观念和法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这种国内情势并加上国际刑罚改革之外在因素，势必引起理论界对中国刑罚改革的热烈研讨。

但是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具体刑种的改革和完善上，甚少涉及刑罚的系统改革。传统刑罚观念主导形成的中国刑罚种类和刑罚体系，不仅具体刑种自身存在诸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刑罚体系的总体结构存在着重大缺陷。单纯考量一种刑罚方法，无论完善建议自身设计多么缜密、科学，都可能与其他刑罚同样完美的设计相冲突，甚至与刑罚总体发展趋势相悖。因此，具体刑种的改革和完善只有置于刑罚总体改革这一系统中思考，才能切实促进中国刑罚朝着符合现代刑罚发展趋势和理念之方向发展，真正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合理的刑罚体系。

一、刑罚改革的系统性思路

“真理只有作为系统才是现实的。”[2]国际组织学习协会（SoL）创始人、主席，被誉为“当代最杰出的新管理大师之一”的彼得?圣吉（PeterSenge）指出：“今日的世界更趋复杂，对系统思考的需要远超过从前……。在我们周围到处是‘整体性故障’的例子。”[3]整体性故障需要采用整体性思路，也就是系统性思路才能解决。中国刑罚改革需要采用系统性思路，有其理论根源，更有其现实根源。

（一）理论根源

现代系统科学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一个统一运转的系统之中，离开系统的事物是不存在的，系统是事物的本质属性。所谓系统是指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要素、结构、功能是系统的三要素。这也就是说，任何系统都由一定的要素构成，但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形式就是系统的结构。各要素正是通过系统的结构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单个组成要素所不具有的特性、能力，此即为系统的功能。在系统三要素中，结构是关键。系统正是通过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构形式发挥其功能。有什么样的系统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系统功能。在系统要素相同的情况下，改变系统的结构（如调整比例关系、颠倒排列顺序、改变组合形式），就会使系统的功能发生相应的变化。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整体观念，即认为系统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性能也不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具有的性能之和。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一般来说有四种不同情况：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的总和；整体功能小于各部分功能的总和；整体功能是各组成部分都不具备的功能；整体功能等于各组成部分功能的总和。[4]优化的系统结构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系统的性能大于孤立的系统要素性能之和。而劣化的系统结构则不会具有这种“增值”功能，劣化的系统结构不但不会“增值”，甚至其功能还会小于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功能之和。

摘要:从司法实践看,传统的罪刑制约模式已不能满足司法需要,因此,将刑罚反制模式作为传统罪刑关系模式的补充应是合理选择;通过分析可知,刑罚不但可以反制罪名,还可以反制量刑情节;作为一种新的罪刑关系模式,刑罚反制的意义在于,它不但扩展了司法主体的思维方式,还契合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对刑罚反制的适用需要从对象与标准两个角度进行规范,以达到发挥其最大效用之目的。

关键词:刑罚反制;罪刑均衡;量刑情节;民意

“已经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刑罚的前提和根据,犯什么样的罪我们就要据此判什么样的刑,这叫罪生刑;在为犯罪分子具体裁量刑罚的时候也需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来判处跟其罪责相适应的刑罚,特别是为了预防犯罪的需要,来考虑判处适当的刑罚,这叫刑制罪。这样的罪生刑、刑制罪,展现的是罪对刑的正向的制约关系。”长期以来,这种罪刑模式一直被延续下来,虽然也有人曾对其提出过异议,即主张司法机关可以尝试适用从刑罚到犯罪的反向思维逻辑,不过,并没能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但是,今天看来,刑罚反制论并非没有道理,适用该司法模式对司法活动具有相应的积极价值和正向功能。

一、传统罪刑关系的适用困境

在司法实践中,当司法机关依靠单向的罪刑关系处理案件时,经常会出现刑法条文适用困难的情况。另外,罪刑均衡与刑法平等适用的前提就是刑法适用准确,否则,刑法基本原则的贯彻就不可能实现。在传统的罪刑关系下,源于罪刑制约关系的不可逆性,判决结果往往与刑法基本原则相背离,进而导致社会民众对刑法文本和刑事司法的怀疑和指责。

(一)不能解决部分疑难案件

刑罚的目的问题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刑法中的任何问题都与刑罚的目的相联系，同时，刑罚的目的也具有重要的刑法立法与司法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对刑罚的目的及其实现的问题略抒浅见。

一、刑罚目的的界定及与相关概念辨析

（一）刑罚目的的界定

如何界定刑罚的目的，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有人认为，刑罚的目的，是指国家制定、适用、执行刑罚的目的，也即国家的刑事立法采用刑罚作为对付犯罪现象的强制措施及其具体适用和执行所预期实现的效果。⑴

也有人认为，刑罚的目的是指人民法院代表国家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所要达到的目标或效果。

摘要：由于犯罪形成原因的复杂性，所以预防犯罪就必须从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着手，非刑罚处理方法在理论上符合刑罚谦抑性思想，在实践上有利于克服重刑的弊端，切实保障受害人和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非刑罚处理方法；刑罚谦抑性；法律后果

一、非刑罚处理方法概述

非刑罚处理方法，是指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于犯罪分子直接适用或者建议主管部门适用的刑罚以外的其他处理方法的总称。非刑罚处理方法与刑罚一样都是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都是由犯罪行为导致的法律后果。对罪犯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表明了国家对犯罪行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以及对罪犯的惩罚。根据《刑法》第37条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给予非刑罚处罚。从法条可以看出非刑罚处理方法是轻微犯罪在刑法上的直接法律后果，是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的规定解决犯罪实体问题的一种方法职称论文。

二、我国非刑罚处理方法的种类

《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由此可见我国非刑罚处理方法包括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六种。

刑罚目的是刑罚理论中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论题，不论是在理论中还是在实践中，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经过几百年的争论之后，人们对于刑罚的目的是什么依旧是众说纷纭，无法达成共识。笔者仅依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一些浅薄的认识。

所谓刑罚是指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在刑法中确立，由法院对犯罪人适用并通过特定的机构执行的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①它和其他部门法如民法、行政法中的制裁措施一样都是使法律得以顺利实施的手段，是人们在认识到其属性之后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创制的，属于客观范畴；刑罚目的是一个主观范畴，是人们通过创制、运用刑罚想要达到的某种结果。也就是说，刑罚目的是人的目的，而不是刑罚本身的目的。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中却存在着一些观点，把刑罚目的与刑罚本质（即刑罚正当化根据）混为一谈了。因此，要弄清刑罚的目的是什么，首先要界定刑罚目的与本质的联系与区别。

所谓本质是指事物本身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它属于客观范畴，而目的是属于主观范畴的。刑罚本质属性决定了刑罚的目的，刑罚的目的建立在刑罚的本质基础之上。反过来，刑罚目的又反作用于刑罚本质，当这种反作用力达到一定程度甚至会使刑罚发生质变。刑罚的目的和本质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合目的性的人为之物，刑罚是国家基于对其属性的认识并为了利用其各种属性而制造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刑罚的各种属性（包括本质属性）已被注入了国家意识，而刑罚目的的实现就有赖于包括本质属性在内的各种属性演变为刑罚功能，进而通过刑罚功能的发挥使刑罚目的变为现实。但是二者的区别也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混淆。刑罚本质是客观存在的，其客观实在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它不会自在自为的发挥作用，只有服务于刑罚的目的才能突现它的价值；刑罚目的属于主观范畴，虽然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创制刑罚，但一经创制完成，人们的目的就要受到刑罚本质的制约，只能利用它而不能改变它。总而言之，刑罚本质与刑罚目的是紧密联系着的两个不同概念，研究刑罚目的就要回答人们为什么要创制和运用刑罚？人们希望通过刑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而刑罚的本质回答的是刑罚的正当化根据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使用刑罚不是犯罪？刑罚为什么是正当的？

目前我国许多学者在讨论刑罚目的时，把本属于刑罚本质领域内的报应论、预防论等学说作为刑罚目的加以讨论，认为旧派的报应刑论主张刑罚的唯一目的是报应，除此以外刑罚没有任何目的；新派的目的刑论（即预防论）主张报应不是目的，预防犯罪才是刑罚目的。如有的学者说：“报应主义认为犯罪是对罪犯科刑的唯一原因，刑罚是犯罪的当然结果。页就是说，报应即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理由，也是刑罚的目的，除了报应外，刑罚再无其他目的。”②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报应论和预防论并不是完全排斥对方的，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刑罚正当化的根据，报应论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反对将个人作为社会的手段，是从犯罪人个人的角度来说明刑罚的正当性，而不是说报应是刑罚唯一的目的；预防论则以社会为本位，强调国家主义与权威主义，主张为了社会而适用刑罚，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明刑罚的正当性，它也并不排斥刑罚具有报应的目的。虽然报应论与预防论之间也存在着许多争议，但这些争议都是围绕着刑罚的本质而展开的，它对刑罚目的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刑罚目的并不是争议的核心。

笔者认为，刑罚是国家维护正常统治的工具，它的目的只能是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犯罪的发生。犯罪对人类文明来说究竟是善还是恶，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犯罪是对法秩序的破坏，对国家统治的威胁，因此国家才会要通过刑罚来制裁它。立法者所关注的不是刑罚对犯罪的具体报应公正，也不是刑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一个罪犯教育改造好，使他不再重蹈覆辙。立法者之所以要制定刑罚，只是要为全社会提供一个大致的行为范式，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如果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刑罚的目的就是要维护一个相当平稳的社会环境以利于国家的统治。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犯罪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是一种必然，是不可以被预防的，在这点上笔者并无不同意见，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是不可以被阻止的呢？人们对犯罪就无能为力了吗？诚然，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人们的生存环境、受教育程度以及心理素质等众多因素有关，不是单凭刑罚这一种方法就可以解决的，但是刑罚在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却是不可以否认的。而且，既然减少犯罪是一个社会综合治理工程，就需要从各个相关方面一起下手，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作用，才能达到遏制犯罪的目标。承认刑罚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是就意味着刑罚可以消灭所有的犯罪。所以，刑罚不能也不是为了消灭犯罪才产生的，但它是针对犯罪而产生的，为了在最大限度内减少犯罪的发生。

按照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即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前者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的刑罚而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主要是那些不稳定分子产生阻止其犯罪的作用。后者是指通过对犯罪人使用一定的刑罚使之永久或在一定时间内丧失再犯能力。③笔者认为，首先将刑罚目的概括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是不妥的，因为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这两个词都来源于关于刑罚正当性的讨论，如果简单将其引入刑罚目的领域则会有混淆刑罚目的与刑罚本质的危险。即使在刑罚目的的意义上使用“预防”一词也是不够准确的。前文已经论述过，犯罪的发生是必然的，无论是刑罚还是其他的什么手段，都不可能预防犯罪的发生，所以在研究刑罚目的时不宜使用预防一词。其次，刑罚是为全社会而设，它的着眼点在于一般民众，只要大部分人都能够遵守法律的规定，就能够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实现立法者的目的。即使有一小撮人不顾法律的禁止肆意妄为，凭他们的力量也不足以颠覆整个统治基础，刑罚之所以制裁他们并不是为了教育改造他们，而是将他们作为“儆猴之鸡”，以此告诫社会民众法律不可被侵犯，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坦白说就是把罪犯当作了防卫社会的手段。简言之，刑罚适用于罪犯并不等于刑罚的目的在于罪犯，刑罚的制定和适用就像是一部宣传片，是为了展现在社会大众面前起到警戒的作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刑罚被制定以前，某人犯了罪，但是立法者明确的知道从此以后社会上不会再有犯罪发生，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再制定刑罚，因为这次犯罪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它的存在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一个国家明天就要解散，那么即使今天有人犯了最严重的罪，也不必再对他发动刑罚了，因为国家即将不复存在，刑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载体，所要保护的对象也已消失，因此刑罚也就没有发挥作用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