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范文10篇

一、形而上学的来龙去脉

形而上学原为亚里士多德论“第一哲学”的书名，亚氏生前没有刊行。公元前一世纪，吕克昂学院的继承人安德罗尼柯整理亚里士多德著作时，把讲述自然现象的著作定名为《物理学》，把讲述哲学原理的十四卷著作放在《物理学》之后，无以名之，姑叫《Metaphysica》，即“在物理学之后”，此书在被译成中文时，译者借助孔子师徒“究天卜之际”的著名哲理论文《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话——意思是：无形或未成形质的抽象道理谓“形而上之道”，有形或已成形质的具体器物谓“形而下之器”——便将亚里士多德自称“专门研究‘有’本身以及‘有’借助自己的本性而具有的那些属性的科学”即“第一哲学”取了一个中国名，意译为“形而上学”。从此，欧洲哲学史上凡是讲到纯哲学的这部分思想，主要是亚氏所说的讨论实体或有本身的本体论思想，都叫做“形而上学”，简单地说，形而上学就是哲学，特别是指本体论思想。当然，这里应该指出：不能将西方的本体论思想简单地等同于中国的“形而上之道”，否则便抹杀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相对独立性。撇开宋代以后中国哲学界对形上与形下，道与器的具体争论，我们不难看到，中国古代的“形而上之道”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本体论的范畴。“道”是一个古老而深奥的概念，其出现甚至在《系辞》之前，比如老子，他既将“道”看作原始的混沌、万物的本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将其看成规律、万物的本质联系（“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还视“道”是万物发展的原因、运动的源泉（“道者万物之奥”）……由此可见，早在老子的眼里，那形而上之“道”亦绝不仅仅是个实体而已。

后来，黑格尔从西方形而上学所包含的“抽象和不变化”的含义中引伸出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即：反辩证法的思维方法，称之为“知性的形而上学”，从此形而上学一词就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纯哲学，其二则指反辩证法的思维方法。

现代西方学术界经常在第一种含义上指称形而上学，黑格尔本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在第二种含义上使用这一概念，高二《思想政治》教材在论述“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等内容时，也正是在这一含义上来彻底揭露形而上学反科学的本来面目的：形而上学是与辩证法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唯物辩证法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科学宇宙观相反，它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来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静止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否认事物的矛盾，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这种观点不仅不能解释事物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相反，还会导致把事物发展的根源归于上帝或“绝对观念”，而走向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静止的、僵化的见解，既可存在于唯物主义体系之中，也可存在于唯心主义体系之中，但不论在哪一体系，它对客观世界的反映都是错误的、歪曲的、反科学的，都必须给予坚决的批判。比如：产生于17、18世纪近代欧洲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其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不仅使其抵挡不住唯心主义的猛烈进攻，而且还在社会历史观上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实践表明：唯物主义离不开辩证法，辩证法也离不开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是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必须坚决反对唯心主义，反对形而上学。一、辩证法的历史演变

辩证法，源出希腊文，含义是进行谈话、进行论战。这一术语在哲学史上曾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其历史发展经历了古代的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等三个阶段。

[内容提要]艺术的形而上学性的思想是柏拉图、康德美学以及浪漫主义诗学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对于抵制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科技理性、工业文明的片面发展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和物化，提升人的精神品性，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使人拥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活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对艺术形而上学性的思想在作历史回顾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还具体地从艺术与人生的关系的角度，论证了艺术形而上学性是它的对象所必有的，是对人的生存所必需的，也是一切美的艺术所必具的。

[关键词]思考形而上学艺术柏拉图思想

一

在今天，当艺术为金钱所收买，丧失它自身所固有的人文性，而沦为人们休闲、消遣的玩物；当作家不再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满足于对所谓“原生态”的生活的真实呈现，而使作品日趋粗鄙化、浅俗化；当艺术理论正在怀疑美是否还是艺术的本质属性，并致力于消解美的超验的、形而上学的意蕴，而把它贬降为只是感官和欲望的对象的时候，回过头来再重新来探讨和阐述艺术的形而上学性的问题，对于我们思考和认识艺术的性质，恐怕是不无启示的。

形而上学就是一种超越经验之上的追问，是一个属于本体论的问题。谈到艺术的形而上学性，我们就不能不想起并回溯到被克罗齐称之为“美学之父”的柏拉图的美学思想。柏拉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理念”。这种理念的内容在他那里就是指他在《理想国》中所说的“正义”（如他在《会饮篇》中认为“最高美的思想和智慧是用于齐家治国的，它的品质通常叫做中和与正义”），亦即人们所追求的一种至高、至善的社会理想，一种被哲学家所称之为永恒的、终极的真理。它作为世界的“范型”是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而只属于灵魂观照的对象，是属于灵魂世界的东西。因为根据他的灵肉二分的思想，他认为“灵魂在进入肉体以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具有绝对理念和本质的知识”(1)。而美就是就是理念的一种存在形式，所以它总是超验的，相对于变化不定的现实世界来说，它“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现实世界中“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源泉”，都因为“分有美自身”而成为美(2)。这样，能否表现美的理念也就成了柏拉图评判艺术优劣所依据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准则。他排斥史诗和悲剧，除了认为它们都是理念世界的摹本，是“影子的影子”，也就是它“只跟事物的表面，只跟外形打交道”，不足以反映理念的真实之外；还认为摹仿诗人为了讨好群众而不去费心思来摹仿人性中的理性部分，而只“看重容易激动情感和容易变动的性格”，让读者和观众拿旁人的灾祸来滋养自己的哀怜癖(3)，而与建立“正义的国家”和培养“正义的个人”，亦即能以理智来驾驭情感与意志，成为知、情、意三者谐调统一、全面发展的理想城邦的理想公民有害。但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完全否定艺术，因为与之同时，他又很重视和强调音乐（虽然音乐一词在古希腊含义很广，包括现今的音乐、艺术、文学、哲学等，所以罗素认为“音乐差不多与我们所称的‘文化’同样广泛”；但从柏拉图的论述来看，他所着眼的主要还是狭义的音乐）对于青少年的教育作用，认为“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的最深处”，使心灵因而美化，具有辨别美丑的能力，当人在“理智还没有发达的幼年时期，对于美就有这样正确的好恶，他就会亲密地接近理智，把她当作一个老朋友看待，因为他过去的音乐教育已经让他和她很熟悉了”(4)。这说明柏拉图对艺术并非一概采取排斥的态度，他对艺术的取舍只是以它能否表现理念、真理、有利于塑造正义的个人而定。他所反对的只是那些挑动情欲，使人性中的低劣部分得到不应有的放纵和滋养的那一部分艺术，他反对的目的是为了使青少年变得英勇坚定、积极向上而有利个人的正义和国家的正义的培养和建设。所以他根据“所见真理之多少”、亦即灵魂中所具有的“关于绝对理念和本质知识”的程度，把艺术家分为两种，并分别归于第一等和第六等。属于第一等的是“爱智者、爱美者或是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他们“所见真理最多”；属于第六等的是“诗人或其他摹仿艺术家”(5)。由于摹仿只是影子的影子，它所表现的真理自然也就十分有限。既然理念是一种超验的、范型性的、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东西，因而在审美的认识论上，他认为对于美就不能凭借感官而只有通过灵魂才能观照，也就是要认识美的理念，只能凭借灵感，就是那些“爱智慧者、爱美者或是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的灵魂在迷狂状态下对于在依附于他们肉体之前从上界所曾观照过的美的理念的一种回忆，若是“不失去平常的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代神说话”，所以他认为艺术家的本领“不在于技艺而是一种灵感”(6)。

柏拉图的上述观点是建立在以灵魂和肉体、感性和理性二分对立的思想基础上的。由于他认为美的理念、美本身作为一种范型性的存在，一种灵魂的对象，它在现实世界中不仅是不存在的，而且认为一沾带感性形式，就使它失去无限性和永恒性而变成有限的、不完美的。这就使得他对感性世界，对感觉活动一般都采取排斥的态度。他批评智者普鲁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口号，其理由就是知识和真理都不是感官的对象，因为感官是没有共同的对象的，它不能认识事物的共同性，所以“感觉总是相对的、个别的”，“只有思维才能认识事物的真象，只有思维才能领略事物的存在。”(7)据此，他把这种思维能力的培养托付给数学，认为只有数学才能“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8)，这就奠定了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思想基础，并深刻地影响了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的哲学思想。

[内容提要]艺术的形而上学性的思想是柏拉图、康德美学以及浪漫主义诗学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对于抵制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科技理性、工业文明的片面发展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和物化，提升人的精神品性，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使人拥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活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对艺术形而上学性的思想在作历史回顾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还具体地从艺术与人生的关系的角度，论证了艺术形而上学性是它的对象所必有的，是对人的生存所必需的，也是一切美的艺术所必具的。

[关键词]思考形而上学艺术柏拉图思想

一

在今天，当艺术为金钱所收买，丧失它自身所固有的人文性，而沦为人们休闲、消遣的玩物；当作家不再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满足于对所谓“原生态”的生活的真实呈现，而使作品日趋粗鄙化、浅俗化；当艺术理论正在怀疑美是否还是艺术的本质属性，并致力于消解美的超验的、形而上学的意蕴，而把它贬降为只是感官和欲望的对象的时候，回过头来再重新来探讨和阐述艺术的形而上学性的问题，对于我们思考和认识艺术的性质，恐怕是不无启示的。

形而上学就是一种超越经验之上的追问，是一个属于本体论的问题。谈到艺术的形而上学性，我们就不能不想起并回溯到被克罗齐称之为“美学之父”的柏拉图的美学思想。柏拉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理念”。这种理念的内容在他那里就是指他在《理想国》中所说的“正义”（如他在《会饮篇》中认为“最高美的思想和智慧是用于齐家治国的，它的品质通常叫做中和与正义”），亦即人们所追求的一种至高、至善的社会理想，一种被哲学家所称之为永恒的、终极的真理。它作为世界的“范型”是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而只属于灵魂观照的对象，是属于灵魂世界的东西。因为根据他的灵肉二分的思想，他认为“灵魂在进入肉体以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具有绝对理念和本质的知识”(1)。而美就是就是理念的一种存在形式，所以它总是超验的，相对于变化不定的现实世界来说，它“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现实世界中“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源泉”，都因为“分有美自身”而成为美(2)。这样，能否表现美的理念也就成了柏拉图评判艺术优劣所依据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准则。他排斥史诗和悲剧，除了认为它们都是理念世界的摹本，是“影子的影子”，也就是它“只跟事物的表面，只跟外形打交道”，不足以反映理念的真实之外；还认为摹仿诗人为了讨好群众而不去费心思来摹仿人性中的理性部分，而只“看重容易激动情感和容易变动的性格”，让读者和观众拿旁人的灾祸来滋养自己的哀怜癖(3)，而与建立“正义的国家”和培养“正义的个人”，亦即能以理智来驾驭情感与意志，成为知、情、意三者谐调统一、全面发展的理想城邦的理想公民有害。但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完全否定艺术，因为与之同时，他又很重视和强调音乐（虽然音乐一词在古希腊含义很广，包括现今的音乐、艺术、文学、哲学等，所以罗素认为“音乐差不多与我们所称的‘文化’同样广泛”；但从柏拉图的论述来看，他所着眼的主要还是狭义的音乐）对于青少年的教育作用，认为“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的最深处”，使心灵因而美化，具有辨别美丑的能力，当人在“理智还没有发达的幼年时期，对于美就有这样正确的好恶，他就会亲密地接近理智，把她当作一个老朋友看待，因为他过去的音乐教育已经让他和她很熟悉了”(4)。这说明柏拉图对艺术并非一概采取排斥的态度，他对艺术的取舍只是以它能否表现理念、真理、有利于塑造正义的个人而定。他所反对的只是那些挑动情欲，使人性中的低劣部分得到不应有的放纵和滋养的那一部分艺术，他反对的目的是为了使青少年变得英勇坚定、积极向上而有利个人的正义和国家的正义的培养和建设。所以他根据“所见真理之多少”、亦即灵魂中所具有的“关于绝对理念和本质知识”的程度，把艺术家分为两种，并分别归于第一等和第六等。属于第一等的是“爱智者、爱美者或是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他们“所见真理最多”；属于第六等的是“诗人或其他摹仿艺术家”(5)。由于摹仿只是影子的影子，它所表现的真理自然也就十分有限。既然理念是一种超验的、范型性的、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东西，因而在审美的认识论上，他认为对于美就不能凭借感官而只有通过灵魂才能观照，也就是要认识美的理念，只能凭借灵感，就是那些“爱智慧者、爱美者或是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的灵魂在迷狂状态下对于在依附于他们肉体之前从上界所曾观照过的美的理念的一种回忆，若是“不失去平常的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代神说话”，所以他认为艺术家的本领“不在于技艺而是一种灵感”(6)。

柏拉图的上述观点是建立在以灵魂和肉体、感性和理性二分对立的思想基础上的。由于他认为美的理念、美本身作为一种范型性的存在，一种灵魂的对象，它在现实世界中不仅是不存在的，而且认为一沾带感性形式，就使它失去无限性和永恒性而变成有限的、不完美的。这就使得他对感性世界，对感觉活动一般都采取排斥的态度。他批评智者普鲁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口号，其理由就是知识和真理都不是感官的对象，因为感官是没有共同的对象的，它不能认识事物的共同性，所以“感觉总是相对的、个别的”，“只有思维才能认识事物的真象，只有思维才能领略事物的存在。”(7)据此，他把这种思维能力的培养托付给数学，认为只有数学才能“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8)，这就奠定了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思想基础，并深刻地影响了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的哲学思想。

内容摘要：反思传统哲学的价值，实质上就是反思传统形而上学的价值。只有把形而上学理解为一种“生命现象”，即把形而上学理解为一种以理论形式所表达的人们超越“未成年”的幼稚状态并追求自身“成熟状态”或“理想生命”的一种心理定势和生命冲动，才能抓住形而上学的核心。从“生命现象”的视角出发，将使我们看清形而上学所包含的“启蒙精神”、“反思批判的自由精神”和“乌托邦精神”在促进“人的成熟”方面所具有的积极价值，同时也洞察到由于其“总体主义”、“非历史性”和“绝对主义”原则与真正的“人的成熟状态”之间的内在冲突，因此，形而上学的价值又是有限度的。

一、作为“理论体系”的形而上学与作为“生命现象”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构成了传统哲学的核心，这一点恐怕不会有什么疑问，在此意义上，反思传统哲学，实质上就是反思形而上学。在反思和估价形而上学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理路。一种是从思想和理论体系的角度来把握形而上学，另一种则是把形而上学理解为一种“生命现象”。作为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形而上学”，是与“知识论”、“伦理学”等相区别的、以超验“存在”为研究对象的一种专门的理论类型和哲学形态，它有着自己特定的问题和专门的研究方法，是哲学史上哲学家们最钟情的研究领域。作为“生命现象”的“形而上学”，则是一种代表着一种人不满足于有限的、不完美的生存状态而追求无限的、完善的生命存在状态的心理定势和生命冲动，这个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所表达的是人为了升华自我，以理论形式所表达的那种人对自我生命本性的自觉理解。

在哲学史上，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作为思想理论体系的形而上学中，贯注着人们对“理想生命”的理性设计、情感投射和精神寄托，而作为“生命现象”的形而上学也通过作为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形而上学中得到集中而系统的体现。但是，二者又能够、而且有必要相对地区分开来。人们常仅仅从思想理论体系的角度去理解形而上学，结果它作为一种特殊而深刻的“生命现象”的意义被繁复的概念之网和宏大的理论外壳深深覆盖而得不到彰显，把二者相对区别开来，将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形而上学与人的生命存在之间的深层关联，洞察到形而上学概念之网和理论外壳背后所蕴涵的生命涌动，从而对形而上学达到一种更深层次的把握，并为理解和评价形而上学提供一个坚实的坐标和参照。

形而上学的最早形态是古代“神本形而上学”，古代哲学家企图否定和超越“现象世界”，去寻找一个更“本真”的世界，由此导致的理论后果便是出现了“两个世界”的尖锐对峙：本质世界与现象世界、真相世界与假相世界、超感性的理性世界与世俗的感性世界、灵魂世界与肉体世界……，等等，哲学由此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双向度的领域，即“实在界”——人与物本质地存在着，“现象界”——人与物非本质地存在着。以此双向度世界为基础，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和深度模式：存在与非存在、现实和潜能、实是与应是、真相与显相等便由此相应而生。在这种“异常思”背后，所蕴含的正是对人的“成熟状态”和“理想生命”的憧憬和梦想。分裂世界意味着承认现存世界是“不真实”、“不完善”的，分裂世界去寻求一个“本原”和“本体”的世界，意味着对一个至善的世界的渴望。在它看来：现存的一切并不是按其“本来面目”存在，它与其“所应是”是相矛盾的，因此，现存一切必须被超越和改变，以回归和实现其“应当所是”。于是，“现象”必须趋向“本质”，“现存”必须趋向“应当”，“显相”必须趋向“真相”，“潜能”必须趋向“实现”……，马尔库塞说得好：哲学“按照真理来思考就是答应要按照真理去生存”[①]，哲学“寻求正确的定义、寻求善、正义、忠义和知识的概念，于是变成一项颠覆性的事业，因为所要寻找的概念意指一种新的城邦”[②]。在此意义上，虽然它所悬设的“本体世界”属于这个世界之外“另一个世界”，但它在实质是人现实的生存愿望和生存冲动的外在投射，表达了不断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否定现存世界，从而不断超越现状的“生存论冲动”，在它对“本质”和“本体”的描画中，所蕴含的是对人的生命的理想形象的承诺，即对自身“成熟状态”的自我理解。

“主体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在近代的表现形式，它试图通过揭示人的“主体性”来实现对人“成熟状态”和“理想生命”的自我理解。在它看来，人要达到“成熟状态”，最重要的是驱除外在实体的统治，而把自身确实为真正的实体。为此，近代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把以异在的方式投射到超验实体中的人性内容收回到人身上，由于“上帝”观念中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异在化”，因此，近代哲学的根本任务又可以概括为“上帝的人本化”，即要把“神本形而上学”对神圣形象的顶礼膜拜变为“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人的“主体”力量。而“主体”作为“主体”的特质，就在于他的“理性”。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规定，也是人能实现“自我救赎”、达到真正“成熟状态”的最可靠的手段和工具。虽然对理性的具体理解各不同相同，但通过“理性的自觉”，使人摆脱不成熟的稚童状态，成为一个可以支配自身命运的有力量的成熟的“主体”，则是其共同的诉求。人的这种主体地位体现在与自然关系上，表现为世界的“图象化”，它设想在这种“图象化”中，“合理生活形式的设计同合理控制自然及动员社会力量结合成一种幻影式的共生体。在生产力中脱缰而出的工具理性，各种组织和计划内容中展现出来的功能主义理性，被认为应当开辟出达到合乎人的尊严的、平等而自由的生活的道路”[③]；人的这种主体地位体现在与社会的关系上，体现为人能够在社会公共事物上运用自己的理性，让自我判断、自我思考成为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宰，就象柏林所说的：“我的生活和决定，依靠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外部的什么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工具，而不是别人的工具，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我希望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客体；我希望由我自己的理性和我自己的自觉意志来推动，而不愿受强加给我人外部力量的驱使”①。

实证主义，无论是孔德、密尔的旧实证主义，还是以维也纳小组为核心的新实证主义，甚至包括二者的思想先驱休谟和二者之间的中介马赫主义者，都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口号式的标签和消极意义上的目标，以致成为与形而上学为敌的各种流派中的旗手，一度令形而上学的诉求销声匿迹，同时也是国内学术界在当代形而上学研究领域成果稀少的重要原因。然而，（1）实证主义所拒斥的是一切形而上学还是某种形而上学？（2）他们是否拒斥了形而上学本身而自身无需任何形而上学的支持，故未曾预设任何形而上学？本文的看法是，（1）他们拒斥了“物”的形而上学，而不是一切形而上学；（2）在拒斥这种形而上学的同时，实证主义者暗地里为科学知识设定了“事实”的存在论基础，不可避免地预设了一种“事”的形而上学，而这种形而上学的建立是由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完成的。因此，在实证主义乃至经验论本身的缺陷和狭隘性暴露出来的同时，当代英美学界的形而上学研究也日臻活跃。不过，当代英美形而上学的发展又得益于（逻辑）实证主义对它的尖锐批判；这就是说，无论当代形而上学研究与传统形而上学有多大的承续关系，最大的差异在于它经历了“语言转向”的洗礼，它在语言哲学的背景下展开了宏阔的视野。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命运之间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

“形而上学”是本文的一个核心词汇，但也是一个没有一致定义的概念。本文采取了一个为英美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描述性定义：“形而上学是一种对实在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的最基本、最普遍的特征的哲学探究。”[1]而存在论一直是形而上学的主要内容，根据当代的理解，它有三个基本目标：（1）确定存在者（所是的东西）的基本范畴，即实在的终极构造的类别；（2）探索不同类型的事物之间的关系；（3）勾画同一范畴内诸事物之间的关系。[2]此外，本文拟将逻各斯学与逻辑学区分开来，分别视为两大逻各斯学传统。虽然它们在西文中是一个词（拉丁文logica），哲学家们在用词上也常常未作区分，但显然，“研究有效推理的规则的”逻辑学[3]与存在论意义上的和认识论意义上的“逻辑”（逻各斯学）有原则上的差别。换言之，本文在“研究推理技术”的逻辑和探索逻各斯（logos）的逻各斯学之间作出了区分。

一、“物”的形而上学批判

1929年发表的“维也纳学派宣言”明确地提出了实证主义的最终纲领：“我们已经根据两点规定基本上描述了科学世界概念的特点，第一，它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只有来自经验知识，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直接所予的基础之上的，第二，科学的世界概念是以一定的方法即逻辑分析的运用为标志的。”[4]

“科学的世界概念”可谓一语中的，鲜明的概括了实证主义的基本特色：（1）19世纪以来的现代科学，不但是他们的参照系，更是他们的指南针和目的地，而现代科学被他们认为是事实科学，是来自经验的知识，而不是形而上学或神学的；（2）科学完全独立于哲学，不必再忍受形而上学和神学的羁绊，也无需它们来实现自身的合法化，科学是自身证明自身的，科学确立了自身的意识形态；（3）科学的有用性进一步确证了它的合法性地位——“一切健全思辨的必然使命都是为了改善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现实境况，而不是徒然的满足那不结果实的好奇心”——实证主义的鼻祖孔德直截了当地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宗明义的名言：哲学起源于好奇。因此，只有科学，只有现代科学才是知识，才是有力量的知识；哲学纵然是科学的女王，也不是知识的体系。而对于试图让自己成为科学之科学的形而上学来说，“沉默的怀疑和绝望似乎是对待它的唯一恰当态度”。[5]

因此实证主义要拒斥一切非科学的、伪科学的、有害于科学的形而上学，要把形而上学的迷雾笼罩下的世界图景交还给科学去世描绘。这种形而上学的核心是关于“物”的形而上学，因此必定要“去追求经验背后的形而上学问题”[6]。它要寻觅“一些蕴藏在世界万物之中，并能产生一切现象的真正的实体（人格化的抽象物）”[7]，要探索“所谓研究事物本质的知识领域，它超越了以经验为基础的归纳科学的领域”[8]。因为这幅世界图景是由万物构成的，一旦我们试图探究万物“是什么”，就不但要赋予名称，观察性质，而且要认识它的本原、本体、实体和本质（ousia,essentia）。从这种思路出发，万物究竟只是个别，有必要从个别和特殊上升到一般和普遍，从存在者上升到存在本身。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看法，这是自巴门尼德以降直至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进路。

内容提要：哲学的冲动与经历某种“边缘形势”有关，而要使这些冲动形成一门能传承的学问，必依靠某种游戏机制。古希腊的数学是形成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关键机制，通过毕达哥拉斯而直接影响到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再传至亚里士多德。本文探讨了“数是本原”的具体含义，它的成功与失败之处，以及后来的哲学家们如何吸收与改造它。同时提及这种“数形而上学”在今天的新活力。

关键词：数学，形而上学，毕达哥拉斯，数本原，结构。

按一般的讲法，形而上学（metaphysics）作为一门哲学学问（“关于存在的科学”）出自亚里士多德的同名书；而它的问题只能上溯到巴门尼德。所以，专门讨论形而上学的书，或者以巴氏的“存在”开头，[1]或者就直接从亚氏的《形而上学》谈起。[2]我的看法却是：形而上学之所以能在西方（古希腊）出现并成为传统哲学中的显学，首先要归于西方数学的激发与维持。概念形而上学的“真身”是在数学。所以，谈论形而上学，尤其是它的起源，绝不可只从巴门尼德开始，而是应该上溯到毕达哥拉斯这位主张“数是万物本原”的数理哲学家。

首先让我们想一下，没有毕达哥拉斯，能够有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吗？而如果没有这两位，能有亚里士多德吗？我想回答都只能是“不能”。实际上，巴门尼德和柏拉图都是某种特殊类型的或改进型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这从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学说特点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于是我们就有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意义上的数学能够激发哲学？我们分两步来回答。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能够持续存在的并有突出的独特文化含义的哲学传统是很难出现的，它不能从人类的自然倾向中产生。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于人的好奇和闲暇，[3]而与之似乎相反的一种看法则认为：智慧之因是苦涩的。古希腊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在《阿伽门农》中叹道：“智慧自苦难中得来。”[4]犹太-基督教的《圣经·创世纪》中讲：人类的祖先正是吃了“知识之果”，才被神逐出了无忧无虑的伊甸园，世世代代要受苦受难。释迦牟尼宣讲的“四谛（四个最基本的真理）”的第一谛，就是让人明白人生从根子上是“苦”，由此才能走向智慧。孟子则相信，那些膺天之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我觉得亚氏的哲学起于“安乐与好奇说”肯定不成立，因为人类历史上有好奇心和闲暇者甚多，但因此而做哲学思索者太少太少。“苦难起源说”虽然也有类似问题，但它蕴含着一个重要的启发，即智慧、包括哲学智慧与人类经历的某种“边缘形势”有关，而痛苦与绝望往往是造成现实人生中的边缘形势的最有力者。边缘形势的特点是：平日正常状态中现成可用的方法与手段统统失效，人被逼得要么想出新办法对付这危机局面，要么就被它压倒。然而，“边缘”意味着“不稳定”、“不正常”和“难于重复”，所以只靠边缘形势激发出的流星野火般的智慧几乎不可能形成一个持久的传统。要将“野狐禅”（人在边缘形势中的自发思索）变为一门能承传下去的学问，必须发明某种巧妙的方法或结构，使“边缘”与“正常态”奇迹般地结合起来，以使边缘的探索能够有所依凭地、但又不被这“依凭”完全腐化收编地独立进行下去。所以，这个结构必须是一种高妙的游戏机制，它里面的规则不只是为了控制，而更是为了创造有自由度的游戏空间，因而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和诱发出意义、趣味和思想热情来。我们可以设想，这个机制必须满足这样的要求：（1）它必须是比较独立的，可以只靠或基本上靠自身的机制就见出效果、分出优劣。（2）它必须是足够“公正”或“客观”的，以使得整个局面不被某一种实体——不管它是哪种意义上的——控制。（3）它必须是足够丰富的，以便容纳充分的变化可能、不可测性，或者说是让天才和创新出现的奇变可能。因此，这种可变性必须是质的，容纳新的维度出现的可能，“惊喜”与“狂热”出现的可能。

第二，古希腊的纯数学、而不是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实用数学，满足了这三个要求，尤其是第三个要求。它是可自身推演的、可自身判定的和容纳无穷奇变可能的（甚至让毕达哥拉斯学派本身尝到了“不可通约”的苦果）。而毕达哥拉斯将它用到了解决世界与人生的边缘问题上来，使在他之前出现的探讨“本原”的传统获得了一个清晰的、严格得有些严酷的游戏结构。没有它，概念的精准与自身中包含绝对可判定的真理的信心不可能出现，因而形而上学也就不可能出现。

内容提要：哲学的冲动与经历某种“边缘形势”有关，而要使这些冲动形成一门能传承的学问，必依靠某种游戏机制。古希腊的数学是形成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关键机制，通过毕达哥拉斯而直接影响到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再传至亚里士多德。本文探讨了“数是本原”的具体含义，它的成功与失败之处，以及后来的哲学家们如何吸收与改造它。同时提及这种“数形而上学”在今天的新活力。

关键词：数学，形而上学，毕达哥拉斯，数本原，结构。

按一般的讲法，形而上学（metaphysics）作为一门哲学学问（“关于存在的科学”）出自亚里士多德的同名书；而它的问题只能上溯到巴门尼德。所以，专门讨论形而上学的书，或者以巴氏的“存在”开头，[1]或者就直接从亚氏的《形而上学》谈起。[2]我的看法却是：形而上学之所以能在西方（古希腊）出现并成为传统哲学中的显学，首先要归于西方数学的激发与维持。概念形而上学的“真身”是在数学。所以，谈论形而上学，尤其是它的起源，绝不可只从巴门尼德开始，而是应该上溯到毕达哥拉斯这位主张“数是万物本原”的数理哲学家。

首先让我们想一下，没有毕达哥拉斯，能够有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吗？而如果没有这两位，能有亚里士多德吗？我想回答都只能是“不能”。实际上，巴门尼德和柏拉图都是某种特殊类型的或改进型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这从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学说特点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于是我们就有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意义上的数学能够激发哲学？我们分两步来回答。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能够持续存在的并有突出的独特文化含义的哲学传统是很难出现的，它不能从人类的自然倾向中产生。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于人的好奇和闲暇，[3]而与之似乎相反的一种看法则认为：智慧之因是苦涩的。古希腊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在《阿伽门农》中叹道：“智慧自苦难中得来。”[4]犹太-基督教的《圣经·创世纪》中讲：人类的祖先正是吃了“知识之果”，才被神逐出了无忧无虑的伊甸园，世世代代要受苦受难。释迦牟尼宣讲的“四谛（四个最基本的真理）”的第一谛，就是让人明白人生从根子上是“苦”，由此才能走向智慧。孟子则相信，那些膺天之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我觉得亚氏的哲学起于“安乐与好奇说”肯定不成立，因为人类历史上有好奇心和闲暇者甚多，但因此而做哲学思索者太少太少。“苦难起源说”虽然也有类似问题，但它蕴含着一个重要的启发，即智慧、包括哲学智慧与人类经历的某种“边缘形势”有关，而痛苦与绝望往往是造成现实人生中的边缘形势的最有力者。边缘形势的特点是：平日正常状态中现成可用的方法与手段统统失效，人被逼得要么想出新办法对付这危机局面，要么就被它压倒。然而，“边缘”意味着“不稳定”、“不正常”和“难于重复”，所以只靠边缘形势激发出的流星野火般的智慧几乎不可能形成一个持久的传统。要将“野狐禅”（人在边缘形势中的自发思索）变为一门能承传下去的学问，必须发明某种巧妙的方法或结构，使“边缘”与“正常态”奇迹般地结合起来，以使边缘的探索能够有所依凭地、但又不被这“依凭”完全腐化收编地独立进行下去。所以，这个结构必须是一种高妙的游戏机制，它里面的规则不只是为了控制，而更是为了创造有自由度的游戏空间，因而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和诱发出意义、趣味和思想热情来。我们可以设想，这个机制必须满足这样的要求：（1）它必须是比较独立的，可以只靠或基本上靠自身的机制就见出效果、分出优劣。（2）它必须是足够“公正”或“客观”的，以使得整个局面不被某一种实体——不管它是哪种意义上的——控制。（3）它必须是足够丰富的，以便容纳充分的变化可能、不可测性，或者说是让天才和创新出现的奇变可能。因此，这种可变性必须是质的，容纳新的维度出现的可能，“惊喜”与“狂热”出现的可能。

第二，古希腊的纯数学、而不是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实用数学，满足了这三个要求，尤其是第三个要求。它是可自身推演的、可自身判定的和容纳无穷奇变可能的（甚至让毕达哥拉斯学派本身尝到了“不可通约”的苦果）。而毕达哥拉斯将它用到了解决世界与人生的边缘问题上来，使在他之前出现的探讨“本原”的传统获得了一个清晰的、严格得有些严酷的游戏结构。没有它，概念的精准与自身中包含绝对可判定的真理的信心不可能出现，因而形而上学也就不可能出现。

摘要：马克思认为人类理性思维的特质就是运用思维的“抽象力”通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而这种抽象力把世界作为整体把握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因而认为“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颠覆”，首先在于他意识到任何理性、观念不是现象背后的本质，只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幻觉”的观点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且这种反本质的观点，又是一种标准的后现代哲学语境。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并不存在“认识过程”混同于“表达过程”，语言不仅不是消除哲学问题的工具，而且还是澄清哲学问题的砝码。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与“颠覆”一词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旨在剥离它的唯心论外壳，决非要去颠覆它。

关键词：形而上学；马克思；黑格尔；颠覆；后现代；哲学

一

马克思认为，统一的人类思维在不同的领域掌握世界的本质有不同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棗精神的掌握的。”［1］(104页)在这里，克思明确指出科学的理论(包括哲学)思维方式与艺术以及宗教、“实践椌瘛彼嘉绞降牟煌刂省＊?/P>

那么，科学的理论的思维方式的特质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206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抽象力”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特质，理性思维就是要运用“抽象力”通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因为事物的本质摸不着、看不见，不能用感性来把握，所以，它又必然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确切地说是深藏在现象之中的）东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曾经深刻地指出：认识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李嘉图之所以在劳动价值论中停步了，没有发现剩余价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李嘉图是一位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缺乏深度的理性思维能力，即不发达的思维抽象力。

这种不发达的“抽象力”使李嘉图只能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而不能发现剩余价值本身，即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

内容提要：哲学的冲动与经历某种“边缘形势”有关，而要使这些冲动形成一门能传承的学问，必依靠某种游戏机制。古希腊的数学是形成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关键机制，通过毕达哥拉斯而直接影响到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再传至亚里士多德。本文探讨了“数是本原”的具体含义，它的成功与失败之处，以及后来的哲学家们如何吸收与改造它。同时提及这种“数形而上学”在今天的新活力。

关键词：数学，形而上学，毕达哥拉斯，数本原，结构。

按一般的讲法，形而上学（metaphysics）作为一门哲学学问（“关于存在的科学”）出自亚里士多德的同名书；而它的问题只能上溯到巴门尼德。所以，专门讨论形而上学的书，或者以巴氏的“存在”开头，[1]或者就直接从亚氏的《形而上学》谈起。[2]我的看法却是：形而上学之所以能在西方（古希腊）出现并成为传统哲学中的显学，首先要归于西方数学的激发与维持。概念形而上学的“真身”是在数学。所以，谈论形而上学，尤其是它的起源，绝不可只从巴门尼德开始，而是应该上溯到毕达哥拉斯这位主张“数是万物本原”的数理哲学家。

首先让我们想一下，没有毕达哥拉斯，能够有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吗？而如果没有这两位，能有亚里士多德吗？我想回答都只能是“不能”。实际上，巴门尼德和柏拉图都是某种特殊类型的或改进型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这从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学说特点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于是我们就有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意义上的数学能够激发哲学？我们分两步来回答。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能够持续存在的并有突出的独特文化含义的哲学传统是很难出现的，它不能从人类的自然倾向中产生。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于人的好奇和闲暇，[3]而与之似乎相反的一种看法则认为：智慧之因是苦涩的。古希腊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在《阿伽门农》中叹道：“智慧自苦难中得来。”[4]犹太-基督教的《圣经·创世纪》中讲：人类的祖先正是吃了“知识之果”，才被神逐出了无忧无虑的伊甸园，世世代代要受苦受难。释迦牟尼宣讲的“四谛（四个最基本的真理）”的第一谛，就是让人明白人生从根子上是“苦”，由此才能走向智慧。孟子则相信，那些膺天之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我觉得亚氏的哲学起于“安乐与好奇说”肯定不成立，因为人类历史上有好奇心和闲暇者甚多，但因此而做哲学思索者太少太少。“苦难起源说”虽然也有类似问题，但它蕴含着一个重要的启发，即智慧、包括哲学智慧与人类经历的某种“边缘形势”有关，而痛苦与绝望往往是造成现实人生中的边缘形势的最有力者。边缘形势的特点是：平日正常状态中现成可用的方法与手段统统失效，人被逼得要么想出新办法对付这危机局面，要么就被它压倒。然而，“边缘”意味着“不稳定”、“不正常”和“难于重复”，所以只靠边缘形势激发出的流星野火般的智慧几乎不可能形成一个持久的传统。要将“野狐禅”（人在边缘形势中的自发思索）变为一门能承传下去的学问，必须发明某种巧妙的方法或结构，使“边缘”与“正常态”奇迹般地结合起来，以使边缘的探索能够有所依凭地、但又不被这“依凭”完全腐化收编地独立进行下去。所以，这个结构必须是一种高妙的游戏机制，它里面的规则不只是为了控制，而更是为了创造有自由度的游戏空间，因而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和诱发出意义、趣味和思想热情来。我们可以设想，这个机制必须满足这样的要求：（1）它必须是比较独立的，可以只靠或基本上靠自身的机制就见出效果、分出优劣。（2）它必须是足够“公正”或“客观”的，以使得整个局面不被某一种实体——不管它是哪种意义上的——控制。（3）它必须是足够丰富的，以便容纳充分的变化可能、不可测性，或者说是让天才和创新出现的奇变可能。因此，这种可变性必须是质的，容纳新的维度出现的可能，“惊喜”与“狂热”出现的可能。

第二，古希腊的纯数学、而不是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实用数学，满足了这三个要求，尤其是第三个要求。它是可自身推演的、可自身判定的和容纳无穷奇变可能的（甚至让毕达哥拉斯学派本身尝到了“不可通约”的苦果）。而毕达哥拉斯将它用到了解决世界与人生的边缘问题上来，使在他之前出现的探讨“本原”的传统获得了一个清晰的、严格得有些严酷的游戏结构。没有它，概念的精准与自身中包含绝对可判定的真理的信心不可能出现，因而形而上学也就不可能出现。

迪特尔。亨利希！（DeterHenrich）大仁大义，把我的一篇评论文章①作

为契机，展开一场带有元批判性质的讨论，旨在袒露其哲学研究的宏旨。他就

“何谓形而上学——何谓现代性？”②所提出的这十二条论纲，简明扼要地提供

了一种反对设计，对此，我在这里不可能如法炮制，一一做出答复。我的论述不

如说具有一种对哲学研究这一公众事业及其主题作前理解的特征。这篇文章不光

是要把争论的细节阐述清楚，也要提供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弄懂这位杰出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