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权范文10篇

一、政府的信息形成权之合法性基础

按照美国管理预算局的《联邦信息资源管理》规章（OMB，CircularA-130，ManagementofFederalInformationResourcesof1996）第6条的解释，信息（information）是指“对事实、数据或观点等的知识的传递或描述，这些知识可以存在任何媒体或形式之中，包括文本、数字、图表、图形、叙述或视听形式。”按照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条的定义，“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从外观物质形式上看，“政府信息”表现为行政机关所持有或保管的文书、图片、记录、照片、摄影、录音、微缩片、计算机处理数据等可供听、读或理解的文书或物品。从实质内容上看，以文书或物品形式表现的“政府信息”包括客观事实和意见两方面内容。

政府对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随着政府职能变迁和社会发展呈现出扩张趋势，尤其是进入福利社会和管制国家之后，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力更是发展到极致，政府的信息形成权之合法基础探讨也随之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法理问题。概括地说，政府的信息形成权的合法性基础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正确决策的需要

认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1}（P109-110）信息形成权是政府作出正确决策的基础，因为取得信息是进行行政活动的第一步，“行政机关如果不掌握必要的信息就不能进行任何有效果的活动，特别是在高度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中，行政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迅速和准确的调查。”{2}（P327）“情报是燃料，没有它行政机器就无法发动。知识就是力量的格言对行政法很适合。行政机关要机智地行使其制定规章权和裁决权（实体法上的权力），就必须知晓委托它管理的那些领域里的实际情况。”{3}（P82）行政机关依靠信息运转，“没有信息，行政机关便不能从事管理工业、保护环境、起诉欺诈行为、征收税款或授予拨款等活动。适当的决定要求精确的资料数据……。”{4}（P77）勿需赘言，准确、及时和充足的信息可以提高行政决策的质量，而信息匮乏或不准确则将扭曲或者抵消行政决策制定的智识能力。{5}（P434）行政机关通过统计普查、行政检查、行政调查等手段获得信息或要求当事人保留和披露信息，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做出正确行政决策。

（二）信用社会的建立

所谓知识的滥用，是相对于知识产权的正当行使而言的，它是指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行使其权利时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或者正当的界限，不公平、不合理地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导致对该权利的不正当利用，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就知识产权而言，其权利表现为保护期的有限性、空间上的地域性、权能上的独占性和对他人的绝对性上，换言之，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予权利人在一定的时间、在一定的地域内，排除他人而独占支配行使其知识产权的权利。同一般财产权一样，知识产权最重要的特点是专有性，即未经权利人同意，任何人都不得使用其权利生产知识产品。这是因为权利人在智力创造工作中付出了劳动，他们有权独占使用其知识产权，同时通过市场行为收回投资，甚至获得垄断地位，正是这种专有权利的存在，使得知识产权的滥用成为一种可能。

这在掌握着相当核心技术以及丰富的知识产权保护经验的跨国公司上表现更为明显。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在华知识产权的拥有者(主要是跨国公司)，利用他们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比较优势，把知识产权作为垄断的手段来限制竞争对手，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愈演愈烈。

于是乎，业内人士呼吁防止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滥用该是引起我们重视的时候了。

一、跑马圈地目的何在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已经有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来，他们都在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中国政府的保护力度也不断加强，跨国公司在华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谓日渐完善。然而，随着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跨国巨头积多年努力对中国形成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专利技术限制机制等相继启动。前者更多地以环境保护为由提高贸易产品进口的门槛，是否拍成滥用东西方学界还有争议，后者则是新世纪条件下知识产权滥用的最新体现。

一特征

形成权①，指的是由一个特定的人享有的、通过其单方行为性质的形成宣告来实施的〔1〕、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法律关系、或者确定一个法律关系的内容、或者变更一个法律关系、或者终止或者废止一个法律关系而导致权利关系发生变动的权利。在请求权，权利人可以要求义务人为一个行为（《民法典》第194条〔2〕），以至于使得他们的意思一致而发生法律效果；而形成权与请求权不同，它只是给予一方的、并不需要别人的意思表示参与、而只是根据权利人自己一方的意思来发生法律效果的法律之力〔3〕。形成权使得权利人在不必得到相对人同意的情况下侵入相对人的权利范围，这就打破了合同的各种事项必须得到相对人同意的原则。②所以，形成权的“单方形成之力”与相对人的“忍让”或者“受拘束性”〔4〕是相一致的；相对人必须容忍权利人形成的意思，容忍后者侵入其权利范围，并且容许这个针对自己的形成权生效。③依据单方行为侵入合同当事人的权利范围，当然需要一个法律上的正当性根据，这个正当性可以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或者来源于合同当事人以合同约定的方式给予一方当事人的授权，或者来源于合同当事人一方给予另一方的特别授权。

二不同类型的形成权

以其内容而定，形成权包括了许多可能，因为它可以重新建立法律关系、确定法律关系的内容、变更法律关系的内容、终止以至于废止法律关系。

例如，形成权中关于权利人可以依据单方行为与另一个指定的人建立法律关系的权利，有择定权〔5〕、还有先买权（《民法典》第463条）〔6〕、买回权（《民法典》第456条〔7〕）。物权关系中，属于这种权利的有物权性质的先占取得权，如狩猎权人对于猎物的先占取得权、渔业权人对渔猎物的先占取得权。此外比如矿场所有权人（采矿权人）对于其有权采掘的矿产品的先占取得权，也属于这种性质的形成权。国库对现时所有权人抛弃地产的先占取得权，也属于这种权利（《民法典》第928条第2款）。〔8〕另外，依据《民法典》第956条第1款规定的取得许可，〔9〕形成权人对于原物的出产物依法取得所有权，其基础也是形成权。这样，根据形成权就可以建立对物的所有权关系。

确定债的法律关系改变债的关系内容的形成权，是选择性债权债务关系中的选择权（《民法典》第262条）。〔10〕另外，还有根据《民法典》第315条产生的确定权〔11〕以及根据《民法典》第437条的规定，债务人可以在推后履行、减价、撤回或者要求损害赔偿之间予以选择的确定权。〔12〕而变更法律关系的形成权存在于权利人将长期债权债务关系依据合同约定的选择方式予以延长的情形。而终止或者废止法律关系的形成权是解除权、撤回权、抗辩权以及撤销权。

一特征

形成权①，指的是由一个特定的人享有的、通过其单方行为性质的形成宣告来实施的〔1〕、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法律关系、或者确定一个法律关系的内容、或者变更一个法律关系、或者终止或者废止一个法律关系而导致权利关系发生变动的权利。在请求权，权利人可以要求义务人为一个行为（《民法典》第194条〔2〕），以至于使得他们的意思一致而发生法律效果；而形成权与请求权不同，它只是给予一方的、并不需要别人的意思表示参与、而只是根据权利人自己一方的意思来发生法律效果的法律之力〔3〕。形成权使得权利人在不必得到相对人同意的情况下侵入相对人的权利范围，这就打破了合同的各种事项必须得到相对人同意的原则。②所以，形成权的“单方形成之力”与相对人的“忍让”或者“受拘束性”〔4〕是相一致的；相对人必须容忍权利人形成的意思，容忍后者侵入其权利范围，并且容许这个针对自己的形成权生效。③依据单方行为侵入合同当事人的权利范围，当然需要一个法律上的正当性根据，这个正当性可以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或者来源于合同当事人以合同约定的方式给予一方当事人的授权，或者来源于合同当事人一方给予另一方的特别授权。

二不同类型的形成权

以其内容而定，形成权包括了许多可能，因为它可以重新建立法律关系、确定法律关系的内容、变更法律关系的内容、终止以至于废止法律关系。

例如，形成权中关于权利人可以依据单方行为与另一个指定的人建立法律关系的权利，有择定权〔5〕、还有先买权（《民法典》第463条）〔6〕、买回权（《民法典》第456条〔7〕）。物权关系中，属于这种权利的有物权性质的先占取得权，如狩猎权人对于猎物的先占取得权、渔业权人对渔猎物的先占取得权。此外比如矿场所有权人（采矿权人）对于其有权采掘的矿产品的先占取得权，也属于这种性质的形成权。国库对现时所有权人抛弃地产的先占取得权，也属于这种权利（《民法典》第928条第2款）。〔8〕另外，依据《民法典》第956条第1款规定的取得许可，〔9〕形成权人对于原物的出产物依法取得所有权，其基础也是形成权。这样，根据形成权就可以建立对物的所有权关系。

确定债的法律关系改变债的关系内容的形成权，是选择性债权债务关系中的选择权（《民法典》第262条）。〔10〕另外，还有根据《民法典》第315条产生的确定权〔11〕以及根据《民法典》第437条的规定，债务人可以在推后履行、减价、撤回或者要求损害赔偿之间予以选择的确定权。〔12〕而变更法律关系的形成权存在于权利人将长期债权债务关系依据合同约定的选择方式予以延长的情形。而终止或者废止法律关系的形成权是解除权、撤回权、抗辩权以及撤销权。

从2009年12月开始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拉开序幕，随后危机逐步向欧洲其他国家蔓延。危机已经不单是希腊自身的公共财政问题，现已对其周边国家造成负面影响。更可怕的是，对于投资者而言，这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后的落脚点在欧元、英镑等重量级货币的前途命运上。为了防止危机蔓延，力保欧元稳定，2010年5月10日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共同出资7500亿欧元，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但是由于全球金融和信贷市场仍然对希腊充满了不信任，加之在此次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中，欧美各国复苏的基础较为脆弱，危机仍有进一步扩散的可能，使尚未全面复苏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本文以希腊为例，分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机理及对我国的警示意义。

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演进

2001年，希腊为了加入欧元区，请美国投行高盛为其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通过这桩交易使希腊账面上符合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成员国财政赤字的规定，隐蔽了希腊政府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赤字规模，为这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希腊等欧盟成员国为了刺激经济，纷纷大量举债，政府债务急剧扩张。当投资者开始怀疑政府的偿债能力时，开始纷纷抛售那些高风险国家的国债和国债衍生品，希腊这样的国家被列在首位。各国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实施的赤字财政政策成为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导火索”。

2009年10月，希腊政府宣布财政赤字严重超标，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著恶化，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宣布把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随后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BBB+”下调至“BB+”。随着主权信用评级被降低，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序幕。继希腊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主权债务等级也被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先后几次下调，2010年伊始，主权债务危机在欧洲全面升级。

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摘要：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受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权威面临一定程度的挑战。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合乎规律性、凸显现实性、提升实效性等三个维度来形成自身的权威。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生成思想政治教育

作为向社会成员传递特定思想理念、政治观点和道德意识的教育实践活动，其教育功能的实现有赖于一定权威的保障和强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权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支点”。然而在当前不断变动的社会中，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受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权威面临一定程度的挑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正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剖析原因，探寻对策，以期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权威，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

一、“权威”与“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内涵

权威现象自古就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体现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社会秩序维系的有机环节和必要机制。”权威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摘要：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受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权威面临一定程度的挑战。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合乎规律性、凸显现实性、提升实效性等三个维度来形成自身的权威。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生成很早就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成果。1.“权威”的内涵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认为“当领袖的影响力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时，通常就被称为权威。那么权威就是一种特殊的影响力，即合法的影响力”。法国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认为“权威就是被赋予权力的人所具备的身份。或者干脆说，权威就是握有权力的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从合法性的角度对权威现象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考察，阐述了权威的三大类型，即合法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恩格斯在其著作《论权威》中，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阐述了科学的权威观。他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对这些成果进行梳理，可以对权威的含义和特性作出如下概括。第一，从本质上讲，权威就是一种意志服从关系，即“人们在意志方面对具有某种威望和支配作用的力量的服从关系”。第二，从类型上看，权威可以分为三种历史形态，即合法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第三，从实施主体角度看，权威是强制性的权力与令人信服的威望的有机统一。强制性的权力能够使人们被迫服从，而令人信服的威望会使人们自愿服从。第四，从发展趋势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权威正逐渐从强制性服从走向自愿性服从。权威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生存的首要前提是解决生存问题，即进行必要的物质生产活动。由于每个人的能力、智慧不同，社会分工千差万别且单个个体力量有限，人们只有彼此协作、连结成一个群体（社会），才有可能进行必要的物质生产活动。“而要实现这种具有社会性的物质生产活动，使无数人共同合作的社会性集体生产活动能够顺利进行，权威的存在就是一种客观的需要。”因此，权威的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保持合理秩序、实现稳定与和谐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权威，社会将无法存在和发展”。2.“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内涵思想政治教育权威就是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为了促成受教育对象形成符合教育者预期目标而具有的被教育对象服从的一种影响力。思想政治教育要达到预期效果，其所传递的思想政治理念要让受众真正接受并认同，就必然需要权威的介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权威，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权威源于“政治性”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作为党和国家传播主流价值的主渠道、主阵地，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同志就曾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在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在新时代，于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可见，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从未放松。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面，得到了国家政治权力的大力支持，内含于政治权威之中，也获得了自身的权威性。思想政治教育权威本质上是一种自愿性服从。和其他的教育实践活动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直接以传递知识或培养技能为目的，而是要通过特定价值理念的传递和灌输，使受教育对象形成教育者所期望的思想观念、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并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自觉遵守和强化。作为一种价值观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教育者对所接收的思想政治知识以及思想政治理念的接受和认同程度，即取决于受教育者的主观接受愿望”。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权威本质上应该是一种自愿性服从，即受教育者对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传递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的主观认同，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为遵守。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生成，不是受教育者屈从于外在的强迫和压制，更不是暴力性的威胁和打压，而是其自身的一种理性行为，是其对教育者本人及其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心崇尚”、“普遍认同”和“自觉授权”。

二、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挑战及其原因分析

任何伟大理论的产生,都有其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都是根据时代的需要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的权力观也不例外。权力观的产生,是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的,是适应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逐步形成的。

一、市场经济及其催生的市民社会的逐步确立是权力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自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结构多元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经济关系市场化、企业行为自主化(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宏观调控间接化、经营管理法制化、保障制度社会化[1](P145),这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又促使市民社会逐步形成。

首先,社会事务和矛盾私人化。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事无巨细均属于政治问题,几乎所有的组织和个人都在强大的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量组织和个人逐渐脱离了政治权力的束缚,使大量的以前属于政治问题的事务和矛盾私人化。这样,政治系统就可能超脱于繁琐事务之外,而专注于关系全局的大事。

其次,民主政治文化得以孕育。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政府顺应全球化发展浪潮的结果。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西方许多著名学者,如阿尔蒙德、卡尔•多伊奇、马克斯•韦伯等的政治思想传入中国,中外政治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撞与激荡。在这种冲击之下,人们对外界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在社会生活中,个体也不断打破外在规范的约束,而努力表现自己。这就是说,政治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两个方向:世俗化和个体化,而这正是民主政治文化的特征。

第三,社会利益的分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促生了众多的利益单元,使利益表达方式和结构多样化。当然,多样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和结构不可避免地包括暴力的引致社会失序的因素,为使社会发展成熟化和健康化,就必然要求将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纳入政治系统。然而,群众意见的爆炸性增长和领导精力智力的有限,使得传统的民主——集中——民主的政治运作方式低效化,这就为政治运作方式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2]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由它所促生的市民社会的逐步确立,必然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政治技能和政治参与意识、政治责任感不断增强,民主法制观念逐步提升。这必将在我国政治领域引发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必将深刻地影响我国公共权力建构的历史取向。这为更加科学的权力观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站在时代的高度,敏锐地把握社会基础的变化,并对之作出科学的分析,及时而正确地回应了市场经济及其可能催生的市民社会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的权力观(例如:政治权力的民主化、政治权力的法治化、政治权力的制度化等)的提出和构建都与这一时代背景有关。

非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所确定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与按照税法规定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计税基础有较大差异，本文欲就此进行分析。

一、投资时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除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外，以非货币性资产进行长期股权投资，应当以所投出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如果企业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18号）（以下简称118号文）规定，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应在投资交易发生时，将其分解为按公允价值销售有关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两项经济业务进行所得税处理，并按规定计算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

对比会计与税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如果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成本与计税基础相同，不产生暂时性差异；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成本大于计税基础，从而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例1：（1）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情况：

「摘要」本文从财税法治实践对不同层次的税收法律意识的需求的分析入手，分析了财税法教学在培养、形成不同的税收法律人才中的作用，提出财税法教学应分别从普及性教育、专业性教育以及精英化教育分别对纳税人的普遍税收意识的形成、财税执法人员专业知识和法律意识的培养和财税法学家财税法理念的深化等不同层次，为税收法治建设提供不同层次的财税法律人才，进而推动税收法治建设。

「关键词」财税法教学；税收法治；推动作用「正文」

随着税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影响的不断扩大，税收法治建设也日渐为学界所关注。一般认为，税收法治精神贯穿于税收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四个方面，其核心的思想是税收的课征必须基于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政府就不能行使征税权，国民也不得被要求缴纳税款，课税的过程具有稳定性和预测的可能性。[1]在税收法治的构建过程中，只有代表国家征税的税务机关、纳税人、税务中介机构三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建立和切实维护一种注重纳税人权利保护、征纳双方权利义务相适应、相制衡的税收法律关系。[2]正因为如此，财税法律人才的培养和财税法治理念的形成，在税收法律运行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财税法教学在税收法治建设中应当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重要战略地位”[3].

一、财税法的普及教育：纳税人权利意识的提升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了法治，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全民的法律意识。因此，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4]纳税人作为税收法治的主体，对税收法治的构建有着重大的影响。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是税法实现的重要决定因素，良好的税收环境的建立和税法秩序的形成，依赖于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的普遍建立。纳税意识作为一种观念，体现的是纳税人对自身权利义务的了解以及对税收缴纳和税收适用的态度和看法，直接影响着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良好的纳税意识不仅有利于国家税收活动的进行，有利于国家税收政策和法律的实现，而且对于监督政府行为，规范政府税收活动，实现依法治税，科学治税，都是非常重要的。[5]

纳税意识包括了纳税人的遵从意识和权利意识。纳税人的遵从意识表明纳税人对税收法律制度的认可，这种认可是税收法律实施的重要支撑。当税收法律规范内化为纳税人自觉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时，良好的税收法律秩序才能得以实现。只有纳税人有良好的税收遵从意识，能够自觉按照税法规定的要求，准确计算应纳税额，及时填写申报表，按时缴纳税款，税款的征收才能顺利的实现，纳税人的奉行成本和征管成本才能有所降低并有效的减少税法实施过程中的摩擦，从而促进良好的税收法治秩序的形成。各国税法对纳税人的权利都有所规定，并将其作为平衡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力量对比的制约机制。通过赋予纳税人相应的权利，对征税机关的征税权的行使进行监督和制约，通过程序机制来达到以权利控制权力目的的必然要求，对征税主体的不规范征税行为形成有效的制约，进而形成有效的权力制恒的税收法治。但这种以赋予纳税人权利为基础的权利制约机制的作用的发挥，必须以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为前提的。法律规范所赋予的纳税人权利仅仅是静态的权利形式，要真正实现纳税人权利与征税权之间的有力的对抗与制衡，则需要纳税人积极且正确的行使其权利。这就要求纳税人不仅应当了解其享有的权利的内涵、了解适当的行使方式，更应当有积极的权利行使的意识，了解其所享有的权利及其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中的作用。惟其如此，静态的权利才能转化为动态的权利制衡机制，进而促进税收法治的形成。

摘要：撤销权的性质及撤销之诉的当事人为撤销权制度中的难题。关于撤销权的性质，各国学说分歧较大，主要有请求权说、形成权说与折衷说三种，三种学说内又各有不同的观点。本文通过对上述学说的分析，认为应以形成权说中的第三种观点较为可取。一般认为，撤销之诉的当事人取决于撤销权的性质及效力。由于上述三种学说在撤销权的性质问题上见解不同，因而在撤销之诉的当事人的问题上亦见解各异。本文通过对各学说的分析，认为应采形成权说中的第三种观点。最后，本文结合撤销权的理论，对我国法释［1999］19号第24条的规定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完善意见。

关键词：撤销权撤销之诉请求权形成权被告第三人

债权人撤销权，又称撤销诉权或废罢诉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为有害及债权的行为，得申请法院撤销的权利。我国合同法第74条、75条明确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的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亦可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由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往往会妨碍交易安全，影响第三人的权益，因而法律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必须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作出撤销债务人行为的判决才能发生撤销的法律效果。在此意义上，债权人撤销权又被称之为撤销诉权或废罢诉权。债权人撤销权，与债权人代位权同为对于债权人保护债务担保力所设的制度，二者皆为对于债权的相对性的突破。法律在一定条件下，于债务人有积极减损其财产的行为时，准许债权人撤销其行为，以回复债务人的资力；于债务人消极的不行使其权利时，准许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以维持债务人的资力。前者重在回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后者重在维持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我国合同法虽然设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但由于没有具体的规定，理论与实践中仍有若干问题有待研究，其中撤销权的性质、效力及撤销之诉的被告为撤销权制度中的难题。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一些个人见解。

一、撤销权的性质

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虽以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为必要，但债权人撤销权非为诉讼法上的权利，而为实体法上的权利。［1］债权人撤销权为附属于债权的权利，法律通过赋予债权人以撤销权，从而扩张了债权的权能，使得债权人于请求权之外，还具有撤销的权能，即使得债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物权的功能。但是，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性质，学界存有较大的分歧，主要有请求权说、形成权说与折衷说三种学说。

（一）撤销权性质各学说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