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机制范文10篇

[内容提要]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融资规模、形式呈现体制性特征,说明企业融资机构尚未形成。企业融资机制形成,应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存量调整是基础,但更重要的在于形成增量上的规范性和规律性。正确地认识各种融资形式的特征,掌握融资成本与融资结构、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才能从实现企业财务目标出发,合理选择融资方式,形成最佳资本结构。所有一切都是企业的随机决策。

融资是企业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企业收益分配赖以遵循的基础。足够的资本规模,可以保证企业投资的需要,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和规避融资风险,融资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因此,就融资本身来说,它只是企业资本运动的一个环节。但融资活动,决定和影响企业整个资本运动的始终。融资机制的形成,直接决定和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及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一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

1.企业资本由供给制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

改革以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国家计划下进行,企业是否需要资本,需要多少,长期资本或是短期资本,均由国家通过财政或银行予以供应。这种体制下,企业不需要研究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更不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自主权的扩大,特别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以后,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代替了原来的供给制。企业根据市场状况和前景,进行投资计划,并努力为实现投资计划融资。这一变化表明,融资活动由宏观性计划分配转变为微观性融资。

2.由纵向融资为主向横向融资为主转变。

内容提要]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融资规模、形式呈现体制性特征,说明企业融资机构尚未形成。企业融资机制形成,应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存量调整是基础,但更重要的在于形成增量上的规范性和规律性。正确地认识各种融资形式的特征,掌握融资成本与融资结构、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才能从实现企业财务目标出发,合理选择融资方式,形成最佳资本结构。所有一切都是企业的随机决策。

融资是企业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企业收益分配赖以遵循的基础。足够的资本规模,可以保证企业投资的需要,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和规避融资风险,融资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因此,就融资本身来说,它只是企业资本运动的一个环节。但融资活动,决定和影响企业整个资本运动的始终。融资机制的形成,直接决定和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及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一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

1.企业资本由供给制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

改革以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国家计划下进行,企业是否需要资本,需要多少,长期资本或是短期资本,均由国家通过财政或银行予以供应。这种体制下,企业不需要研究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更不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自主权的扩大,特别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以后,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代替了原来的供给制。企业根据市场状况和前景,进行投资计划,并努力为实现投资计划融资。这一变化表明,融资活动由宏观性计划分配转变为微观性融资。

2.由纵向融资为主向横向融资为主转变。

论文关键词：教师教育实践性知识形成机制

论文摘要：可以把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划分为可言传的与难以言传的两类知识。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是通过教师的内隐学习与外显学习获得的。影响教师实践性知识获得的内因有教师的职业理想与动机水平、原有的知识背景、理论学习状况和自我反思意识等，外部因素则主要是社会和学校氛围。

目前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形成机制的研究较为零散，本文拟对此进行梳理、分析与探讨，以期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实践性知识的形式

学者们将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分为三个层次，即可言传的、能意识到但无法言传的(缄默理论)和无意识的(内隐理论)。笔者倾向于把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划分为可言传的、难以言传的两类，其中难以言传的又可分为两个层次：可意识但难以言传的，下意识且难以言传的。作如此的划分主要是基于认识论的考虑。人的意识来源于外界的刺激，只要存在着实践性知识，那么不管是在当时、还是过后，不论是自己、还是他人，它迟早都会被意识到，并通过语言、行动或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真正无意识的知识是无法被感知的，因此也是不存在的。过于强调实践性知识的无意识和缄默性只会让我们陷入神秘主义的泥潭。

可言传的实践性知识，即所谓的显性知识。它在教学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对一些理论知识的描述和解释，包括教师传授的学科知识和对一些教学方法、课堂管理技巧的说明。这种实践性知识的表述符合一定的逻辑规律，界定较为明确，并易为现象所证实或证伪。它在实践中能得到广泛传播与应用，可以同时为不同的人们所分享。

一、对外援助管理机构的演变

政府是对外援助的主要行为体，在对外援助工作中起着主导、管理和协调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就开始进行对外援助活动。随着对外援助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援外管理机构也几经改变，但总的来说我国对外援助的工作主要是由商务部及其前身进行管理的。从商务部机构变迁的过程就可清晰地掌握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管理机构的设置、职能的发展过程。

(一)我国对外援助管理初始阶段(1950—1960年)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开始对外提供援助，主要是物资及少量现汇和技术援助。当时，对外援助任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下达，交有关部门执行。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决定，设立对外贸易部，从此，物资援助开始由对外贸易部统一管理，组织下属各进出口总公司实施。财政部负责拨款并直接管理现汇援助。

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同年，中国开始对外提供成套项目援助，由对外贸易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归口管理，其中对外贸易部负责援助谈判和协议签订工作，国家计划委员会则按照专业分工原则将项目交国务院有关部门执行。1956年对外贸易部下设技术合作局、成套设备局和对外经济联络部等，共同负责援外工作的执行。

(二)我国对外援助管理发展阶段(1961—1982年)

以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79]56号文，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为标志，中国已经进行了30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建设。在这30年中，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金融改革相伴随，尤其是与中国资金的供求形势变化相伴随，经历了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本文将在以政府主导金融发展为基本体制背景，以资金余缺状况为划分依据，将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和变革，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总体背景下，来阐述其形成和发展逻辑。

一、资金短缺条件下的储蓄动员机器

在1996年之前，中国的资金供求形势，一直是非常紧张的。按照钱纳里的理论，中国是典型的国外和国内资金“双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在整个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主要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

实际上，自计划经济时期，包括农村金融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都是按照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的逻辑，围绕城市工业化建立和发展的，是一种城市偏向性(city—bias)的金融安排。当时的中国金融体系，实质上是如林毅夫等所言的因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策略”而内生出来的一种融资制度安排。这一融资制度的中心，是为发展重工业筹措、配置资金。这样的制度安排，由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到1978年之后。

1978年后，市场的逐步放开和各个地方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使得资金短缺，更加成为发展的瓶颈。作为金融中介的各类金融组织，延续并强化了储蓄动员功能。笔者曾经发表了多项研究，说明了在资本短缺的基本背景下，大量资金在中央政府主导的金融纵向分割和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横向分割下，流向了国有工业部门。在政府的金融控制下，长期金融发展让位给短期经济增长，使得金融功能财政化，金融机构扮演起“第二财政”角色：在动员储蓄过程中，替代税收收入功能；在资金贷放上，替代财政支出功能。因此，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城市部门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正式金融安排的动员储蓄目的，必然与农村非正式安排可能产生的储蓄分流发生冲突。于是，在政策设计者眼中，正式金融安排和非正式金融安排是水平竞争，而非垂直合作关系。压抑民间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发展，以确保农村正式金融组织储蓄动员功能的发挥，就是这段时期金融政策演变的重点。

图1从“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特殊逻辑：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为工业化、城市化动员储蓄和方便政府控制的需要，而非基于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基本问题。由此，使得农村金融安排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的机器，资金外流、农村“失血”是这种制度安排的必然。

摘要:我国道路运输价格的形成机制符合遵循均衡价格理论。目前，道路运输价格及其形成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运价管理体制不顺和汽车运价法规不完善。进一步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必须斌予交通部门时道路运价管理的应有权限、构建新的道路运输价格结构、加快道路运输价格的法规建设、完善政府时道路客运的定价制度。

关键词:道路运输价格机制改革

运输价格，简称运价，是指运输劳务的销售价格，是运输劳务价值的货币表现，它包括水陆客货运价、搬运装卸价格、车辆维修价格和汽车综合性能检测、驾驶员培训、运输服务业收费等。

运输价格是国民体系价格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调节运输市场供求关系的重要经济杠杆。运用价值规律，制定正确的运价政策和保持合理的运价水平，不仅能促进运输业自身的发展，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道路运输价格的形成机制

均衡价格理论是市场经济价格形成机制的普遍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路运输价格的形成机制也必须遵循均衡价格理论。因为:

[内容提要]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融资规模、形式呈现体制性特征,说明企业融资机构尚未形成。企业融资机制形成,应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存量调整是基础,但更重要的在于形成增量上的规范性和规律性。正确地认识各种融资形式的特征,掌握融资成本与融资结构、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才能从实现企业财务目标出发,合理选择融资方式,形成最佳资本结构。所有一切都是企业的随机决策。

融资是企业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企业收益分配赖以遵循的基础。足够的资本规模,可以保证企业投资的需要,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和规避融资风险,融资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因此,就融资本身来说,它只是企业资本运动的一个环节。但融资活动,决定和影响企业整个资本运动的始终。融资机制的形成,直接决定和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及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一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

1.企业资本由供给制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

改革以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国家计划下进行,企业是否需要资本,需要多少,长期资本或是短期资本,均由国家通过财政或银行予以供应。这种体制下,企业不需要研究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更不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自主权的扩大,特别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以后,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代替了原来的供给制。企业根据市场状况和前景,进行投资计划,并努力为实现投资计划融资。这一变化表明,融资活动由宏观性计划分配转变为微观性融资。

2.由纵向融资为主向横向融资为主转变。

一、企业文化概述及形成机制

(一)企业文化概述

企业文化也可以成为组织文化,其是一个组织由其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和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企业文化是在一定得条件下,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出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企业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企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等企业各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内涵。在企业发展中,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其丰富的内涵,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企业文化核心内涵——价值观不是一个泛指的企业管理中的各种文化现象,其是一种包含企业和企业中的员工在从事商品生产与经营中所持有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涵盖的内容较为广泛,以员工的价值观念为基础,体现了企业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和理念。

(二)企业文化的形成机制

首先,企业文化是企业在一定环境中生存发展的需要。一般来说,企业文化是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总结发展经验而形成的。企业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并且发展,其单单只有发展策略是不足以令其具有发竞争展的潜力,企业只有建立企业文化,不断加深企业文化的影响力,才能够保证企业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是的其发展受到限制,企业只能够尽力的去适应这种客观的发展环境,而想要良好的适应这种环境,就要形成自己的一种价值和发展机制。另外,企业只有不断的突出自己发展所需的文化,才能够活的员工的认可和支持,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从而推动企业的发展。其次,企业文化发端于少数人的倡导与示范。文化是由人所创造出来的,其是人类意识的产物。但是在一开始,只有很少的人能够真正认识到文化的作用,这些少数人在对文化有所感悟后,积极的提出能够反映客观需要的文化主张,以新的文化主张来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这些人被称作是企业文化的先驱者。企业文化机制的形成通常是由少数人所建立的,在企业的发展中,也只有少数的人能够成为正确的领导者,这些少数人对于企业的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正是由于少数领导者的领袖和示范作用,带动了企业其他的人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从而形成了新的企业文化机制。最后,企业文化是坚持宣传、不断实践和规范管理的结果。企业文化完善需要经历一段长时间的发展,企业文化要不断的吸收企业发展中产生的集体智慧,不断的将新的内容融入到企业文化中,深化企业文化的内涵,使得企业的文化具有时代的特色。在企业文化具有新鲜元素时,企业的领导者应该大力宣扬,使得员工了解新的企业文化的内容,从而扩大企业文化的影响力,并且在进行企业文化宣传的同时,制定出相应的行为规范,完善企业的管理制度,建立起新的企业文化模式,以推动企业的发展。

二、企业文化的建设

摘要：对总部经济的属性和总部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分析，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理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人才与知识资源的可流动性是总部经济形成的基础条件，追求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总部经济形成的根本动力，企业创新和功能聚集是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催化力量。

关键词：总部经济；形成机制；政策建议

1对总部经济的几点认识

(1)总部经济属于区域经济的范畴。它首先表现为公司企业的总部和加工基地在地域空间上的分离。分离的结果必然增加了公司企业的调整成本，但由于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一种具有更大比较优势的总部区域给企业所带来的好处足以补偿总部迁移所带来的损失。所以，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是总部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作为公司企业而言，在总部迁移的决策过程中面临着区域选择的问题，而总部迁移之后，对入驻的区域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影响。

(2)总部经济理论根植于区位理论。毕业论文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最早提出中心——外围论，他认为地区的发展不可能是均衡的，要利用独有的地理优势或者历史的传统把某些区域首先发展起来，使要素不断向这个区域聚集。由于聚集的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战略要素成本较高，受经济活动必须补偿要素成本这一法则的制约，形成了基于比较优势的中心区域和中心区域外的合作分工关系。在中心区域里，一般能更多地吸引资本、技术、人才，形成战略资源优势，适于公司总部在此聚集发展。而外围由于地价、劳动力成本优势，适于建立加工基地。区位理论对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作了理论上的阐释，为后来的产业集群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3)总部经济宏观表现为功能集群。一个产业链的不同部分在同一个区域密集分布，称为产业集群。除了按产业进行区域聚集外，不同产业的同种功能，如研发、商务等，由于需求的一致性，也可能在一个区域集群分布，这称为功能集群。众多公司总部地特定地域聚集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性，将使得单个公司获得其总部所需的生产要素资源，享受高质量的专业化配套关联服务，而付出较小的代价。因此，从总部入驻的区域来看，众多企业总部的聚集进一步促进了本区域经济的发展，为本地带来经济效应、税收效应和就业效应等。

论文摘要：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安全事故频频见诸报端，有不少官员被依法追究行政法律责任，其影响之大被媒体形容为中国掀起“问贲风暴”。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对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完善的思考，问责应当形成常态机制，而不能是运动式的追责效果．在这方面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廉政公署”制度，健全公务员行政问责机制。

论文关键词：问责风暴行政法律责任廉政公署行政问责机制

近年来，国内安全事故频发，受害面广，伤亡惨重。有人戏称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密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从木耳中我们认识了硫酸铜；而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矿难事故亦频频见诸报端。有不少官员因此被免职或引咎辞职，其中不乏省部级领导，媒体甚至形容中国掀起官员“问责风暴”，①中国政府整顿吏治的决心不可谓不强。但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安全事故还在隔三岔五地发生，这除了客观上的技术原因之外．还因为我们没有建立完善的行政法律责任体系。公务员行政责任的规定刚性不足柔性有余，欠缺公正有效的追究行政责任的常态化机制，现行问责体制不足以让公务员在日常执法中产生必要的责任心．以至于一时的“问责风暴”对公务员的警示作用也只能是暂时的。所以，事故发生了，给老百姓利益造成损害了，追究公务员行政责任固然是需要的，但追究责任的关口前移，让行政法律责任意识成为公务员行为思维的惯性，防患于未然，才更为重要。

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主体因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而依法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它是行政违法以及部分行政不当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根据责任主体的不同，行政责任可以分为行政主体的责任与公务员的责任。行政主体概念是抽象的。它所承担责任的方式是通报批评、赔礼道歉、承认错误、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返还利益、恢复原状、停止违法行为、履行职责、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纠正不当的行政行为以及行政赔偿等。

行政主体的一切行为都要通过具体的公务员来实施，可以说，公务员的行为合法与否，直接决定着整个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因此，相比较而言，公务员的行政法律责任更为关键。它所承担责任的方式如通报批评、赔偿损失、行政处分等，无论在名誉上、发展前途上，还是在财产上都更触动公务员个人的切身利益，也才能成为约束行政行为的最根本工具和手段。踊实践证明，只有完善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体系。才能有效引导公共权力以一种良性的方式运行，而责任缺位的结果必然是权力的滥用或不作为。

考察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的现状，应当说法律规定是不胜枚举，既有纪律责任、执法责任，也有违法行政行为因触犯刑律而引起的刑事责任。嘲当然，我国公务员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形式以行政处分为主。《公务员法》规定的行政处分种类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其中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不得晋升工资档次；受撤职处分的，按照规定降低级别。此外，在国家赔偿中，公务员如果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应当承担赔偿费用的全部或部分。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立法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星提及到普遍规定的历程。行政法制建设的成绩是；目共睹的。目前几乎各级各类行政法律规范中都有行政法律责任的规定，如《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南京市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评议试行办法》、《武汉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全国人大关于行政事项的全国性立法就更元需赘述了。但是，关于行政法律责任的条款普遍刚性不够，欠缺有效的追究行政责任的机制，雷声大，雨点小，制度设计不能在广大公务员心中普遍激起责任意识的涟漪。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滥用行政职权干预经济生活破坏正常竞争秩序的行为，行政法律责任承担仅仅表述为“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其第30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违反本法第七条规定．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或者限制商品在地区之间正常流通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可以想见该条款由于行政责任的弱化足以让人们质疑其对经济生活的规范力及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性。又如，《行政处罚法》有关听证程序的规定虽说开启了我国听证制度的先河。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就是这样一部法律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不举行听证或走形式的听证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仅仅可在第55条找到这样的说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类似立法对行政法律责任柔性规定的缺陷是造成行政权滥用或不作为的最本质根源。翻即便如此。由于传统体制下形成的行政权威远未打破，行政机关自身的自律能力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