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机制范文10篇

**县、各区党委和政府，市属各部、委、办、局、人民团体，各县级事业单位、大中型企业：

近年来，全市各级党政组织特别是信访部门充分发挥信访主渠道作用，妥善处理群众信访问题，为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加速转型和各项改革不断深化，我市信访工作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尤其是各类群体性信访事件仍呈多发易发态势。为切实解决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体性信访突出问题，不断加大信访工作力度，推进我市信访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有关规定，现就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信访工作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建全和完善领导信访包案制

参与包案的领导：市委常委、市人大主任、副主任、副市长；市委、市人大、市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

领导包案的范围：主管范围和属地管理范围内重要群体性和突发性信访案件；到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群体上访案件中，属我市调处的重要信访案件；赴京上访案件中，属我市调处的重要信访案件；各级信访接待值班日接访的重要信访案件；其他需包案的信访案件。

领导包案办理程序：信访部门依据《信访条例》，按照案件发生情况、涉及部门和领导分工，提出负责包案办理的市级领导和相关部门，以及包案办理时限、报送方式等意见，报市委秘书长审定后实施。市信访局负责领导包案办理案件的呈送、交办、反馈和上报工作。

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各类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导致各类信访活动剧增，尤其是到中央及其各部门进行走访的人数逐年大幅度上升。尽管中央出台了诸多措施，采取若干方法进行劝阻、限制，也相应修改了《信访条例》，但仍无法阻挡这一发展态势。来自全国各地的信访大军，每天流动在中央各部委之间，群众集体访、重点越级上访、采取过激行为闹访等已严重影响了首都及部分地区的社会稳定，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成障碍。这固然有主客观诸多方面因素，但笔者认为，现行信访体制的弊端是形成这种怪现象的症结所在。

目前信访处理机制的弊端：

（一）专职机构（信访局）的弊端。根据新《信访条例》，各级政府下设的信访局具体履行的职责都是基于“谁主管，谁负责”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而确定的。现代科层官僚体系中的一个政治常识和职业道德，它不仅是在权力和利益上，而且是在问题和责任上，属于谁的职权范围就应由谁来解决和承担，多层官僚体系规定各自职责，彼此不能逾越。“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在纵向层面上要求问题在哪一级就由哪一级部门负责，不允许把问题上交、把矛盾激化；而在横向层面上，则在党和政府的不同机构之间进行明确的分工，进行职权分割和责任承包。这样一来，作为专门从事信访工作的各级信访局，在实际运作中扮演的就是一个“第二邮局”的角色，“只分诊，不看病”，形成推诿扯皮。

（二）信访领导小组及联席会议的不足。现行的各级信访领导小组成员都由各级党政领导担任，往往是宏观指导而不办具体事项，客观上为体现领导重视，每一事项都是那么几个领导兼任，形成“糠多嚼不烂”，不少问题也就在“嚼不烂”中留下后遗症。协调小组无职无权，解决问题主要靠会办、协商，对无理信访只能进行苍白无力的思想说服，既不能定性更无法处理，或者一味地行政干预，通过会办、领导批示解决若干本应由法律途径解决的问题，严重干扰了法律的独立，造成信访不信法的恶性循环。在法律层面上，《信访条例》对非法上访处理的规定过于笼统，并且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规衔接不紧，触犯《信访条例》的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信访、治安分块分条，各按各的办，形不成合力。

（三）信访责任追究制的“歧义”。过度的信访责任追究机制，让群众误以为出现信访问题都是干部责任，不少群众产生越级上访有理，甚至以责任追究要挟干部为其解决无理要求，形成“闹而优则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不正确氛围。

（四）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的“无能”。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运行模式是在县镇及其以上信访专职机构抽调法院、纪检监察、劳动人事、民政、国土、司法、改制办、建设、农工办等单位人员驻点办公、联合接待，遇到哪类问题就由哪个部门调查处理，这方便了群众，解决了专职信访机构书面交办为当场交办，也明确了职能部门具体承办人，但反映的问题仍回到有权处理的职能部门，又回到了“谁主管谁负责，归口办理”的老路上。再说，抽来驻点人员并非单位层次最高的一把手，其处理权限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如果原主管单位能解决或能立即解决，一般情况下群众不会到专职信访机构信访，所以仅从这一点看，调处中心除能化解一般性的能通过思想交流，消消怨气的矛盾纠纷外，对稍大一点产生权益之争的问题处理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一、当前信访的主要特点

一是信访举报问题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复杂化在实践中体现，有的信访问题受历史沿革、体制改革和时过境迁等因素的影响，往往同时涉及体制问题、政策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又因与之配套的政策、措施不完善，一时难以解决。多样化在实践中体现涉及信访举报内容的多样化，既有反映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方面的问题，也有反映其他方面的问题，其中部分是民间民事纠纷的问题。这些问题本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但信访人坚决要求通过信访途径来解决，这类信访件占了整个信访总量的一定比重。

二是信访举报内容经济化和利益化。从信访反映的内容来看，群众信访中，多数是反映经济和利益类的的信访件。反映干部贪污贿赂的信访件占居首位；反映集体资产转制、流失，工程承包、土地征迁、安置补偿等方面的信访比较多，且呈上升趋势；反映干部挥霍浪费、财务管理不规范的信访件占一定比例。

三是信访举报活动组织化和崇上化。从当前信访工作实践来看，群众信访主体逐渐由个体向群体转变正逐步演化为有组织上访。有人组织牵头，有人筹集资金，有人计划方案，有人联络协调，有人负责车辆，又因组织者表面不动声色，隐蔽操纵，很难察觉。信访高递和人员高访在信访活动中也显得较为突出。大多群众心理认为，机关越大，领导级别越高，阅批的信访件“震动”越大，解决问题才快。因此，不少基层群众越过镇、县直接向省、市反映。同时也确实存在，一些信访问题经省、市有关领导和部门批办，就能很快着手解决或得到解决，这种情况的存在使重复上访、越级上访越来越多。还有就是一信多投，重信重访也是信访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出现以上特点的原因分析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一方面从基层纪委信访工作的组织建设来看，目前虽然已经基本成立了信访工作领导组，建立了信访工作网络，订立了规章制度，明确信访工作职责，似乎没有疏漏之处。但一些领导干部对信访工作还存在口头上重视，行动上难于落实到位的情况，当信访工作中出现新情况、新矛盾，往往存在相互推诿、拖拉不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也存在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心态，群抓群管的反腐倡廉局面还未真正形成。

一、涉诉信访的概况

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设计，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到北平，当年8月就正式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1951年5月16日，作了《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的批示，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1]“新中国刚成立时，来信来访很多，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几乎同时成立了三个单位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和总理办公室。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又设置了人民接待室，作为专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日常工作的具体办事机构。到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和直属机构大多建立了信访机构或配备了专、兼职信访干部，全国有很多省和县也按照中央的要求建立了相应机构。”“1954—1957年，来信来访猛增，信访机构进一步完善，中央有接待任务的50多个机构都建立了信访机构，配备了信访干部。”[2]改革开放后，“1992—2004年，全国县以上党政信访工作机构受理的信访量呈持续上升趋势。经过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2005年，全国信访总量在持续十二年上升后开始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县以上党政信访工作机构受理的信访总量虽然有所下降，但全年仍在1000万件（人）次以上的高位运行。”[3]

改革开放后，1980年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信访制度。近年来，涉法涉诉上访日渐增多，成为了各级人民法院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1989年最高法院告诉申诉庭就向高、中级法院交办查处重点申诉案件568件。经过及时审查处理，其中464件维持原判，改判104件。1990年最高法院办理各类重点申诉案件734件。2003年最高法院共接待处理涉诉信访12万余件次，按照分级负责处理的原则，依法审查处理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2089件。”[4]2006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办理群众来信来访3995244件（人）次，下降5.33%，其中涉诉信访435547件（人）次。审查申诉和申请再审196342件，其中符合法定条件进入再审程序的47902件，审结46468件，改判15867件，占当年生效案件总数的0.31%。”[5]

二、涉诉信访基本成因分析

（一）历史因素

中国的法制传统一向是行政与司法合一，自晚清修律以来，行政和司法才从形式上实现分离。新中国司法体系建设受中国传统法制史和前苏联影响，与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连，建国后虽然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司法和行政作了表面区分，但在整个国家体制中，司法只是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司法与行政的实质性区分远远没有完成，法律还远远没有达到作为社会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信访问题往往成为地方党委、政府干预司法审判的重要原因，信访作为特殊的法律实践形式，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法律现象，并得到广泛的运用。

一、涉诉信访的概况

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设计，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到北平，当年8月就正式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1951年5月16日，作了《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的批示，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1]“新中国刚成立时，来信来访很多，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几乎同时成立了三个单位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和总理办公室。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又设置了人民接待室，作为专门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日常工作的具体办事机构。到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和直属机构大多建立了信访机构或配备了专、兼职信访干部，全国有很多省和县也按照中央的要求建立了相应机构。”“1954—1957年，来信来访猛增，信访机构进一步完善，中央有接待任务的50多个机构都建立了信访机构，配备了信访干部。”[2]改革开放后，“1992—2004年，全国县以上党政信访工作机构受理的信访量呈持续上升趋势。经过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2005年，全国信访总量在持续十二年上升后开始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县以上党政信访工作机构受理的信访总量虽然有所下降，但全年仍在1000万件（人）次以上的高位运行。”[3]

改革开放后，1980年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信访制度。近年来，涉法涉诉上访日渐增多，成为了各级人民法院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1989年最高法院告诉申诉庭就向高、中级法院交办查处重点申诉案件568件。经过及时审查处理，其中464件维持原判，改判104件。1990年最高法院办理各类重点申诉案件734件。2003年最高法院共接待处理涉诉信访12万余件次，按照分级负责处理的原则，依法审查处理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2089件。”[4]2006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办理群众来信来访3995244件（人）次，下降5.33%，其中涉诉信访435547件（人）次。审查申诉和申请再审196342件，其中符合法定条件进入再审程序的47902件，审结46468件，改判15867件，占当年生效案件总数的0.31%。”[5]

二、涉诉信访基本成因分析

（一）历史因素

中国的法制传统一向是行政与司法合一，自晚清修律以来，行政和司法才从形式上实现分离。新中国司法体系建设受中国传统法制史和前苏联影响，与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连，建国后虽然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司法和行政作了表面区分，但在整个国家体制中，司法只是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司法与行政的实质性区分远远没有完成，法律还远远没有达到作为社会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信访问题往往成为地方党委、政府干预司法审判的重要原因，信访作为特殊的法律实践形式，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法律现象，并得到广泛的运用。

信访制度及其解决争议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应整体设计，整体施工。

信访制度的功能是什么？是救济，是监督，是解决争议，是听取民声，反映民意，是维持社会稳定？抑或是所有这些功能兼有？

无论信访制度是具有所有这些功能，还是具有这些功能之一，其发挥得怎么样呢？就救济而言，信访者的怨声有多少通过信访消失了？就监督和听取群众呼声而言，信访者反映的问题有多少在信访后被查处了，信访者提出的建议有多少在信访后被采纳和实施了？就解决争议和维持社会稳定而言，信访者们通过信访有多少不再重复信访，生活和情绪都安定下来了？对于这些，我们没有准确的量的统计，但是从目前全国各地、各部门仍不断增长的信访和一些地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现实看，信访制度功效的发挥并不尽理想。

当然，我们说信访制度功效发挥不尽理想，并不是说它没有发挥作用或仅发挥了很小的作用。事实上信访制度在上述诸方面均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如果没有信访制度，各种问题、矛盾、争议和纠纷肯定会更多，有些问题、矛盾、争议和纠纷甚至可能会激化而导致重大损失。我们说信访制度功效发挥不尽理想，只是说它本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没有发挥，它解决了少量的问题、矛盾、争议和纠纷，但却对大量的问题、矛盾、争议和纠纷无所作为或无能为力，甚至引发出新的问题、矛盾、争议和纠纷。

这是为什么？是信访制度本身设计不合理，还是我国整个救济、监督和解决争议机制（信访制度只是这个机制的一个环节）设计不合理？抑或是二者均存在问题？

我认为，恐怕是二者都存在问题。就信访制度本身来说，第一，信访机构庞大而分散，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政府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大多都设有信访机构，但整个系统缺乏统一协调的机制，甚至缺乏统一的计算机联网，信访者一个问题可能同时找几个机构，得到的答复和解决方案可能不一样，甚至相互矛盾；第二，因为信访机构分散，每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即非常有限，有的几个人，有的十几个人，面对大量的信访案件，不要说件件亲自处理，就是件件亲自过问处理结果在很多时候都是不可能的；第三，信访机构没有独立处理问题的权限，一般实体问题（甚至某些程序问题）的解决均需请示行政首长，而行政首长的工作又是那么忙，一百个案件也许难以批示一二；第四，法律对信访案件的处理没有严格的程序规范，有的信访机构对同一案件反复批转下级机关或其他有关部门处理，下级机关或其他有关部门往往拖着不办（有的甚至藉此惩治信访人），信访人即没完没了的反复信访；第五，法律对信访案件的处理大多没有规定严格的实体标准，而行政首长对个案的批示、处理有时又太过随意，以致调起了其他信访者或非信访者过高的“味口”，导致领导人解决了一个旧的案件，却引发出十个、百个新的案件，有时还误导一些人弃复议、诉讼等法律途径而找领导人批示，但这些人往往是折腾一年半载，领导人批示却下不来（领导人自然不可能对所有信访人有求必应），到时他们想再走复议、诉讼途径，但复议、诉讼时效已过，只得又回来再信访，如此往复。

今年以来，在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实施生态立县战略，发展生态经济，建设生态强县目标，牢固树立信访工作无小事责任意识，坚持建立信访工作责任机制，维护了社会稳定。

一、建立信访工作责任机制

一是定期召开县信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信访工作汇报，研究部署全县信访工作，处理重大疑难信访问题，落实矛盾化解、领导包案工作责任。二是各乡镇和重点涉访部门都成立了信访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各乡镇和部门主要领导为信访工作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三是将信访工作纳入年终综合考评，同党建、党风廉政、社会治安、精神文明同考核奖惩。

二、建立信访苗头排查机制

一是要求各乡镇和重点涉访部门每季度排查一次本辖区本系统的信访苗头，通报信访动态，为各级领导提供参考。二是各种突发性群体性事件要求涉访单位必须在2小时内报告县委政府。三是落实矛盾化解工作责任，对排查的信访苗头明确包抓领导、矛盾化解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化解时限。四是构建乡镇和重点涉访部门建立信访接待室、村设调解委员会、村有信访信息员的信访工作网络，做到小事不出村(单位)，大事不出乡镇(系统)。

三、建立领导包抓信访案件机制

基层纪检监察信访工作是整个纪检监察信访（以下简称信访）工作重中之重的环节，基层信访工作做得好与不好，直接影响到基层的发展与社会稳定。当前，在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和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健全的新形势下，切实做好信访工作，维护社会稳定，是纪检监察机关面临的重要课题。根据对我区新区成立以来举报工作的情况分析，感觉到做好基层信访工作必须重视工作机制的创新。

一、当前基层信访的主要特点

（一）信访举报问题综合化。既复杂化又多样化。复杂化在实践中体现，有的信访问题受历史沿革、体制改革和时过境迁等因素的影响，往往同时涉及体制问题、政策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又因与之配套的政策、措施不完善，一时难以解决。多样化在实践中体现涉及信访举报内容的多样化，既有反映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方面的问题，也有反映其他方面的问题，其中部分是民间民事纠纷的问题。这些问题本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但信访人坚决要求通过信访途径来解决，这类信访件占了整个信访总量的一定比重。

（二）信访举报内容经济化。从信访反映的内容来看，基层群众信访中，一半以上是反映经济类的的信访件。就拿我区来说，20*年新区成立以来，反映经济类的的信访件有226件，占整个信访总量（412件，其中不包括乡镇收到信访件）的55％。经济类的信访件中，反映干部贪污贿赂的信访件占居首位，有97件，占经济类信访件的43%。反映工程承包、土地征迁、安置等方面的信访也比较多，且呈上升趋势，共收到78件，占经济类信访件的35%，其中20*年18件，20*年24件，20*年25件，20*年上半年11件，从件数来看逐年呈上升趋势。反映集体资产转制、流失占一定比例，逐年呈下降趋势，有29件。反映干部挥霍浪费、财务管理不规范的信访件占经济类信访件的一定比例，有38件。

（三）信访举报活动组织化。从近几年信访工作实践来看，基层群众信访主体逐渐由个体向群体转变，集体上访在整个信访总量中占一定比重，联名信占群众来信量的比重也很突出。20*年以来，南浔区共接待基层群众集体访11起，收到基层群众联名信访件40件。从集体上访发生的情况看，自发上访正逐步演化为组织上访。有人组织牵头，有人筹集资金，有人计划方案，有人联络协调，有人负责车辆。从集体访演化过程看，组织者表面不动声色，隐蔽操纵，很难察觉。

（四）信访举报活动崇上化。信访高递、人员高访在信访活动较为常见。大多群众心理认为，机关越大，领导级别越高，阅批的信访件“震动”越大，解决问题才快。因此，不少基层群众越过镇、区直接向省、市反映。同时也确实存在，一些信访问题经省、市有关领导和部门批办，就能很快着手解决或得到解决，这种情况的存在使重复上访、越级上访越来越多。20*年以来，南浔区收到上级转办信访件198件，占整个信访总量48%。

县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方针，为积极构建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有效的贯彻落实好地区稳定暨信访工作会议精神,县政府根据《信访条例》不断创新信访工作机制，打造健康有序的信访秩序。

一、创新《信访条例》学习宣传制度

将《信访条例》作为各级干部培训的主要内容，建立完善培训考核机制。建立完善《信访条例》宣传机制。广泛宣传《信访条例》，将信访人的权利、义务讲清楚，将政府部门接待信访人的程序讲清楚，积极引导群众合理正常上访。在宣传活动中，共计发放宣传材料15000余份，接待群众现场咨询600余人次。通过宣传，进一步提高了广群众依法按照条例合理有序上访的意识。公务员之家:

二、创新领导干部接待日制度

科学处理办理公务和接待信访之间的矛盾，将县领导每周接待日由原来的每周五调整到每周二。坚持“访前接办、访中联办、访后督办”三个关键和“方便信访人”、“谁主管、谁接访”的原则，由信访部门把好“第一关口”，负责日常接待，将问题疏理分类后向相关领导或部门呈报。每周二由县领导接待，对信访问题进行集中处理。在问题疏理过程中，凡是信访部门能处理的，及时交办、转办；凡是疑难重大的，由主要领导接访；其他较为复杂的，由分管领导接访。

三、创新责任追究机制

为加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创建大信访工作格局，按照国家信访局“创建”活动的要求，吉林市委组织部、人事局、信访局于20*年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信访干部交流机制的意见》，严格依照“组织信任、群众满意、作风顽强、素质过硬”的标准，进一步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把信访部门建设成为锻炼干部的重要基地。

一、建立信访部门内部干部交流机制

信访局内部干部交流，是培养锻炼干部、造就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一项具体要求。针对信访部门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内部处室间业务联系紧密、整体性强的特点，施行内部岗位交流，有助于缓解心理疲惫、振奋精神、提高干部的创新意识；有助于干部对局内系统业务的了解，增强主动衔接配合工作的意识，以不断提高工作效能。施行信访部门内部交流有时能达到“交流一个人、走活一盘棋”的效果。内部干部交流，我们本着有利于相对稳定、有利于推动工作、有利于锻炼干部的原则，根据需要，分层次、有计划地安排干部内部交流工作。我们规定，在一个处工作的处长时间不能超过3年，从20*年到现在，市信访局通过提拔和换岗的方式，对（）位处长岗位进行了交流，交流率达（）%。吉林市所属9个县（市）区的信访局，内部提拔干部37名，其中局长3名，副局长12名，非领导职务干部22名。

二、建立信访部门与其它部门干部交流机制

过去，人们认为信访部门是个清苦、清贫、繁忙、“心”苦、没有“前途”和“出路”的部门。机关干部对这个部门通常是“敬而远之”，在信访部门工作的干部也有自卑感，工作积极性不高。为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市委高度重视信访局的班子配备。20*年以来，组织部对信访部门的班子逐渐优化，先后选派了5名优秀干部到信访局班子工作，同时将5名在信访部门工作时间较长、政绩突出的班子成员交流到其它大部门或综合部门工作。人事局先后选派了6名干部充实信访部门的工作。经信访局推荐，由人事局调动3名非领导职务的干部到其它综合部门工作。9个县（市）区对信访部门8名局长和10名副局长进行了交流、重用，将8名非领导职务信访工作人员交流到其它综合部门工作。人事局每年从军转干部中挑选具有一定群众工作能力的干部充实到各级信访部门。通过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对信访部门干部成份不断进行优化，使信访部门的干部看到了市委政府对信访部门的重视，激发出广大信访干部极高的工作热情。同时，信访部门的形象和位置也得到提升。信访部门这潭水真正地流动起来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不断提高。

三、建立选派后备干部到信访部门锻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