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政策范文10篇

—、引言

（一）选题意义。2014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多次使用定向降准对符合条件的涉农金融机构提供更为充足的流动性，自此人民银行引导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工具箱中又多了一项有力工具。实施近两年，现行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多种支农政策工具实施效果如何，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环境下政策工具效果是否有差异，又是否起到预期的叠加协同效应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拟通过构建的金融支农绩效评估体系，对广东省现行政策工具实施效果进行比较、综合分析，为进一步提高金融支农水平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二）文献综述。现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金融支农效应及支农再贷款等工具使用效果，较少通过建立绩效评估体系定量分析多种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个体效果及效应叠加。彭志强（2009）认为近年来定位于服务“三农”、支持“三农”发展的支农再贷款业务却不断萎缩，贷款规模大幅下降，结合潮州本地情况，发现农信社经营能力提高、资金自求平衡能力增强，支农再贷款制度设计上的局限性等因素是造成经济欠发达地区支农再贷款发放萎缩的主要原因。王彦青（2013）认为河北省各级各类金融机构积极贯彻文件要求，涉农金融服务主体日益增多，信贷产品不断创新，资金分布也更趋合理，但仍需健全壮大基层涉农机构，建立县域涉农贷款的投放激励机制，完善农村保险体系，加强金融与财政政策配合，助推涉农信贷发展，满足“三农”日益增长的资金和金融服务需求。田湘龙（2011）通过对湖北省支农再贷款运用情况的调査，重点分析了导致支农再贷款运用减弱的流动性充裕、缺乏激励机制、管理约束过强、价格相对偏高等六大原因。毕翼（2013）从支农再贷款的中间环节－农村金融机构人手，对影响其使用再贷款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并挖掘原因，进而提出政策建议＾而对于具体的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使用效果，前人研究较多的主要是支农再贷款，部分成果建立了对支农再贷款的绩效评估体系，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乔海滨（2015）对内蒙古支农再贷款管理和使用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概括了基层人民银行的管理情况和金融机构的使用情况，总结了支农再贷款的社会效应，并有针对性地对支农再贷款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中国人民银行黄南州中心支行课题组（2014）总结了黄南州支农再贷款使用绩效，提出了在支农再贷款使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分析了问题原因，最后提出了改进支农再贷款使用绩效的建议。李晶彦（2015）基于政策要求分析设立衡量支农再贷款使用效果的指标，并根据实践经验和数据的可得性列举了可能影响支农再贷款使用效果的主要因素，通过比较分析和实证检验筛选对支农再贷款使用效果有显著影响的指标，分析各项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为优化支农再贷款管理提供参考依据。简锦恩（2010）认为支农再贷款政策及其效应，由于制度缺位和路径局限令其失去引导“三农”领域信贷资源配置的作用，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形势下，应当以制度化、主导性、统筹城乡为原则，通过制度化管理、合理核定额度、丰富工具、建立风险控制机制等方式，重构支农再贷款管理体系。整体来看，目前文献对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研究以单一工具的定性分析为主，本文针对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效果难以定量分离的问题，建立包含支农信贷资金投放、支农信贷资金结构、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支农信贷可持续性、三农发展五维度的综合绩效评估体系，全面、定量的分析各个政策工具的执行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对支农再贷款、再贴现、定向降准的多种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不同区域经济特点影响下政策效果的差异进行实证分析。

二、广东省货币信贷政策支农工具使用情况和特点

2011年以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不断完善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的投向和利率要求，并建立再贴现投放效果监测考核，加强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管理，开展法人机构的“一定存款比例考核”、“定向降准考核”与县域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差别化存款准备金考核，探索开办了支小再贷款、扶贫再贷款，增强对涉农企业以及县域地区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积极引导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发挥了较好的定向宽松和利率引导作用，有力支持了广东三农经济发展。（一）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使用情况和特点。1．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使用情况。2014年2月7日，人民银行将原有的流动性再贷款划分出了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包括支农再贷款和支小再贷款，2014年正式开办支小再贷款，2016年创设了扶贫再贷款。2014－2015年期间，人民银行下调4次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同时为推广信贷资产质押，以信贷资产质押方式发放的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利率可再减10BP。自2014年始，对金融机构借用再贷款资金发放的贷款利率加点幅度上限及贷款增速作出明确规定并多次对上限进行下调，目前加点幅度按3个百分点掌握，最高可调整至5个百分点。为加强对农村地区和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提高再贷款政策效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将支农再贷款限额重点投向粤东、粤西、粤北等欠发达地区，支小再贷款限额重点投向小微企业较为聚集的珠三角地区，扶贫再贷款则全部投向国家、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地区。整体来看，再贷款规模逐步上升，但2016年以来，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广东“三农”及小微领域的有效信贷需求下降，涉农信贷风险明显上升，导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对支农、支小再贷款的资金需求减少，再贷款整体规模有所下降。2．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政策效果及其特点。一是作用直接，直接增加了“三农”信贷资金，缓解涉农资金需求。二是杠杆撬动，撬动了更多资金投向涉农领域。人民银行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借用再贷款资金必须全部用于发放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并在借用再贷款期间，所发放的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增量不低于借用再贷款资金总额。三是利率引导，引导金融机构降低涉农贷款成本。人民银行规定要求，金融机构借用再贷款资金发放的贷款利率加点幅度在实际支付的各期限档次再贷款利率上原则上不超过3个百分点，随着再贷款利率的数次下调，金融机构发放的涉农及小微贷款利率也随之下调。（二）涉农再贴现使用情况和特点。1．涉农再贴现使用情况。2014年8月，人民银行调整了再贴现业务的投向和操作要求，2014年9月，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建立再贴现效果投放效果监测考核机制，对再贴现资金投放效果、再贴现利率传导效果、再贴现资金使用效率、再贴现资金安全性等指标进行考核，其中“涉农票据占比高于30％或者小微企业票据占比高于50％”的考核力度最大，权重为70％，强化了再贴现工具信贷导向功能。从投向结构来看，再贴现投向涉农的比重稳中有升，保持在三成多的比重。与再贷款情况类似，2011－2015年五年间，投向涉农的再贴现的覆盖地区、累计发放额等指标也逐年增加，但自2016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整体规模也有所下降。2．涉农再贴现使用情况政策效果及其特点。一是作用温和，投向结构比重较为持稳。2011以来，投向涉农的再贴现累计发放额占比最低24．88％，最高37．72％，变化不大，主要地区集中于湛江、清远、河源等农业产群化地区。二是利率引导，引导金融机构降低票据贴现成本。人民银行要求，办理再贴现的票据贴现利率原则上应低于不办理再贴现的票据贴现利率，该项指标考核权重为15％。（三）结构性准备金政策使用情况和特点。1．结构性准备金政策使用情况。2010年建立“一定存款比例考核”，考核对象主要为贫困地区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考核达标的机构，获得执行低于正常标准1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同时，对新成立的农商行可以给予一个季度的过渡期准备金率，缓解资金压力。2014年创设“定向降准考核”，人民银行首次实施定向降准工具，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考核达标的机构，获得执行低于正常标准1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同时，对县域地区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进行考核，考核达标的，获得执行低于正常标准2个百分点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同样，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各法人机构贯彻执行货币政策力度下降，2016年，考核达标机构的小微企业与涉农贷款增速均逐年下降，2016年甚至低于各项贷款增速。2．结构性准备金政策效果及其特点。一是作用较为间接，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涉农信贷投放。2014年实施定向降准以来，考核达标的金融机构在信贷结构、信贷投放增速、信贷投放存量等方面的指标明显优于未达标的金融机构。二是短期内改善金融机构流动性效果较好。结构性准备金政策以考核形式决定降准与否，在短期内对改善金融机构流动性资金需求作用较为积极，而对改善信贷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弱，获得执行较低档次准备金率的机构并未立即表现出更高的信贷投放增速与增量。三是存在地区差异性，在农业主产区和山区效果更为明显。定向降准通过对涉农信贷指标进行考核，降低符合条件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增强其信贷能力，在执行中发现，该政策在农业主产区和山区效果更为明显。从广东的执行情况看，在粤北地区定向降准对涉农贷款的引导作用较珠三角及粤东西两翼明显。

三、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及基于广东省的测算

运用AHP模型构建包含支农信贷资金投放、支农信贷资金结构、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支农信贷可持续性、三农发展五维度的综合绩效评估体系，测算近五年广东省的支农政策绩效水平，并对其趋势特点进行归纳总结。（一）构建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i．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构建及指标选取。参考文献关于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的论述，结合广东省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使用情况，本文在建立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时，围绕货币信贷支农工具主要通过影响金融机构支农信贷投人达到支农、惠农的政策目标，设定支农信贷资金投放、支农信贷资金结构、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支农信贷可持续性四个准则层目标，同时加人考察政策工具实施最终效果的三农发展指标，共5个准则层目标。再根据5个准则层目标，考虑符合经济意义、数据可得性、指标具代表性等条件，选取了涉农贷款增速、农户贷款审批通过率、涉农贷款中非房地产业占比、新型农业主体贷款占比、涉农贷款利率、涉农贷款相对各项贷款利率高低、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回收率、金融机构利润增长率、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农村人均纯收人、人均农业总产值11个指标层，具体绩效评估体系内容及变量见下表。2．指标权重确立。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向广州分行及广东省辖内19地市人民银行货币信贷部门负责人及1名主要业务骨干发放调查问卷采集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然后以Satty的比例九标度体系确定了取值标准。即以1、3、5、7、9分别代表指标i和j两相比较一样重要、稍微重要、明显重要、强烈重要和极端重要，而介于等级之间的程度比较分别赋值为2、4、6和8。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40份，使用expertchoice11．5计算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具体各层权重见下表，其中inconsistencyratio＝0．06，小于0．1，说明数据通过一致性检验。根据算得指标权重，在准则层中权重最大的为支农信贷资金投放和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权重均为0．248，其次为三农发展。在指标层中，权重最大的五个指标依次为涉农贷款相对各项贷款利率高低、涉农贷款增速、农村人均纯收人、新型农业主体贷款占比和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回收率。（二）基于广东省的近五年数据测算及趋势分析。基于上述绩效评价体系，将广东省19地市汇总数据代人算出2010年－2016年上半年货币信贷政策支农整体绩效，具体绩效情况见下表。通过绩效评价结果，发现广东省货币信贷政策支农效果呈现以下趋势和特点：1．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的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能排除外部影响，较好拟合实际金融政策支农效果。相对于使用客观赋值法，本文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的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可以有效避免由于财政支农力度、农业灾害等非货币信贷政策因素对绩效结构的外部影响，较好的拟合实际金融政策支农效果。从2010－2016年的测算结果看，结果与客观情况整体一致，具有推广运用的实践意义。2．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稳步提高，绩效增长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2014年－2016年上半年，货币信贷政策支农平均绩效为0．989，较2010年－2013年平均绩效提高了0．075，期间表征质量的支农信贷资金结构平均绩效稳步提升，有效弥补了表征规模的支农信贷资金投放平均绩效下降带来的影响，说明绩效增长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2014年以来支农货币信贷政策更加注重对信贷资金的结构优化，总行先后出台《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除了引导支农资金避免过度进人县域房地产市场，还特别提出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贫困地区的金融支持。3．支农信贷可持续性、三农发展绩效保持较髙水平，但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水平有待进一步降低。2010年－2016年上半年，支农信贷可持续性、三农发展平均绩效分别为0．151、0．178，均接近满绩效水平。支农信贷资金利率绩效小幅下降，说明政策工具未能显著降低支农资金利率水平，细分的看，表征支农资金绝对利率水平的绩效由0．041降至0．037，而表征相对利率水平的绩效由0．205降至0．170，相对利率水平降幅更大，在当前流动性较为充裕，整体市场利率水平下降的背景下，支农信贷资金的利率降幅不及一般贷款。

为引导金融机构坚持服务“三农”、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市场定位和政策导向，加强农村薄弱环节信贷支持，并有效改善农村基础金融服务，使涉农导向更加明确，涉农信贷投放总量持续增加，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指引（试行）》，明确了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指标设计、方法程序和结果运用等方面的内容，对于提高信贷政策执行力具有重要意义。如今七年过去了，农村金融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人口环境乃至政治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基层人民银行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也带了许多变化。现从基层人民银行实践角度出发，对进一步完善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进一步提高评估结果的针对性、科学性、参考性，谈几点粗浅认识。

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情况

（一）2017年度秭归县涉农信贷评估工作整体情况。1.评估对象的基本情况。2017年，秭归县正常经营的共有9家金融机构，其中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有2家，分别是秭归农商行和秭归兴福村镇银行。除了秭归兴福村镇银行成立不到4年，不符合参评条件以外，参加2017年度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的共有8家金融机构，分别为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农发行、农商行、邮储银行、湖北银行，较上年增加了1家，其中湖北银行为首次参评。2.涉农信贷评估结果。2017年，秭归县域金融机构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总体情况良好。8家县域金融机构评估结果为：优秀类1家，良好类3家，勉励类2家，占比分别为12.5%、37.5%、25%和25%。8家参评金融机构中评分优秀的和勉励的机构占比较往年变动不大，中等的机构占比较往年有一定减少，而良好的机构占比较往年有所上升，显示出秭归县金融机构支农惠农能力在不断改善，涉农信贷评估成效较为明显。　（二）2017年度秭归县涉农信贷评估特点分析。1.涉农贷款余额持续增长且增速在不断加快。2015年至2017年，秭归县涉农贷款余额在持续增加，增长速度有所加快，全县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的信贷需求得到有效满足，有力支持了县域涉农经济体稳定快速发展。从总量上看，2015年与2017年相比，全部参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由38.83亿元增长到62.75亿元，提高了61.6%，年均增长20.53%；县域贷款余额由72.45亿元增长到98.5亿元，提高了35.96%，年均增长11.99%；涉农贷款余额占县域贷款余额由53.6%上升到63.71%，提高了10.11%。其中，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由1.72亿元增长到2.58亿元，增长50%；农户贷款余额由11.27亿元增长到18.34亿元，增长62.73%；农田基本建设贷款余额由0亿元增长到0.06亿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由12.1亿元增长到18亿元，增长48.76%；只有农村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先升后降，由18.83亿元增长到21.52亿元又降到15.53亿元，降幅17.53%。对比2015年和2017年数据，涉农贷款的流向主要是农户贷款、农村中小企业贷款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尤其是农户贷款余额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增加显著，农村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和农田基本建设贷款余额相比往年略有下降（见图1）。从增速上看，全部参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增长稳定且呈现加快趋势，而且涉农贷款余额的年均增速要快于县域贷款余额的年均增速，说明全部贷款中流向涉农经济体的贷款呈增长态势。具体分析，受国家经济形势、金融监管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影响，以2016年为分水岭，除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增速持续加快以外，农户贷款余额增速、农村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增速、农田基本建设贷款余额增速有所回落，呈现出先快后慢，甚至负增长的趋势，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增速则是先低后高，这与秭归县的整体经济形势也呈正相关关系（见图2）。2.涉农贷款风险有所下降但力度减弱。全县涉农贷款不良贷款余额先升后降，由2015年的5995万元上升到2016年的9251万元，增幅54.31%，再降到2017年的6853万元，降幅25.93%，2017年涉农贷款不良贷款余额比2015年小幅上升，增幅为14.31%。3年里，全县涉农贷款不良贷款余额以2016年为分界点，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充分体现了各银行金融机构由前期粗放经营到后期注重防控金融风险的转变，也表现出各金融机构开始注重对优质农户和“三农”小微企业的甄别和培育。然而，在当前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对贷款主体的审核和挑选势必更加严格，贷款发放和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更为谨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金融对三农以及农村中小微企业的帮扶力度。3.涉农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日益丰富但动力不足。近年来，各金融机构为加强对农村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并有效改善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着力在创新支农信贷产品、担保方式、服务方式等方面实现突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金融产品创新方面比较典型的有工行的“纳税信用贷”和“农民工住房按揭”；农行的“扶贫惠农贷”、“扶贫直补贷”和“农家乐贷款”；建行的“裕农易贷”和“陇上新农贷”；农发行的“企业信用保证基金收购贷款”、“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建设贷”、“返乡下乡人员培训基地建设贷”、“新产业与新业态信贷通”、“新型经营主体创业贷”和“返乡下乡企业贷”；邮政储蓄银行的“扶贫小额信贷（惠农易贷）”；农商行分别对涉农企业、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建档立卡贫困户制定的“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为农户和涉农经济体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选择。在金融服务创新方面比较典型的做法是以“助农（惠农）取款点”、“金融精准扶贫联系点”、“银行+担保”、“银行+供销社”等模式为重点，不断优化农村金融环境，提高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但从整体上看，由于经营重点不同，国有五大行的涉农贷款余额占比有所下降，对涉农信贷产品与服务创新的积极性不高。

涉农信贷评估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评估指标体系不够完善。目前，所有银行机构使用的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及其权重是完全统一的，但由于不同银行机构的业务重点、市场定位、经营模式和风险防控模式不同，尤其是工农中建这些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与本地的农商行、村镇银行业务侧重点有显著差异，导致评估结果可比性不强，未能真正反映评估对象的涉农信贷重点、方向、风险及成效，也未能真正体现涉农经济主体的实际信贷成本、经营概况和实际效果，从而降低了评估结果作为上级行调整涉农信贷政策的参考价值。（二）评估数据报送的质量难以保证。目前定量评估数据主要来源于人民银行金融统计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定性指标数据主要来自于自评问卷，包括涉农信贷政策实施情况、涉农信贷制度建设情况、涉农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创新以及涉农信贷业务的奖惩情况等大量佐证资料需要金融机构主动按时报送。但在具体评估过程中，这些报送资料缺乏有效的核验手段，对不按要求自评、材料弄虚作假的金融机构，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进行有效制约，致使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三）缺乏现场评估的依据。目前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主要采取的是非现场形式，由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结合定量指标数据和金融机构主动报送的定性指标数据，通过人民银行开发的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信息管理系统与人工计算双重途径进行评估，缺乏现场评估这种能够随时查阅评估对象相关资料的方式。同时，相关政策文件中也没有对现场评估这种方式作出明确的制度规定，导致对现场评估这种方式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大。（四）评估结果运用无明确操作细则。目前涉农评估结果被划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和勉励四档，然而对评估结果运用方面的规定则较为宽泛，对不同档次金融机构的奖惩不够明确，且缺乏具体、详细的执行标准，致使评估结果对金融机构的约束和导向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例如，对于如何将评估结果与金融机构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银行间市场业务准入管理相结合，目前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五）评估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需要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政策理论水平，而基层人民银行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政策水平和分析手段相比较涉农评估工作的要求还略有差距，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涉农评估工作的高效开展。

对策建议

一、我国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概述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两大经济政策。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衡；而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稳，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政府通过协调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极大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1998—2004年，中央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落实中央扩大内需方针、保持社会总需求的稳定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的适度增长，财政资金和国债配套贷款拉动了投资增长，充分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2005—2006年，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05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标志着实施近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调整了取向。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改善和优化信贷结构，促进信贷资源合理配置和国民经济结构优化，与宏观调控政策总体要求基本适应，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企业融资渠道呈现多元化，如企业债融资比重明显上升，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对信贷资金的依赖。2006年，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挥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按照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及产业政策的要求，为抑制过度投资加强货币信贷总量调控，引导信贷结构优化，引导投资和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中长期贷款的37.6%投向基础设施行业。

2007年，针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偏多、货币信贷扩张压力较大、价格涨幅上升的形势，货币政策逐步从“稳健”转为“从紧”。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六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引导信贷结构优化。

【摘要】通过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资影响研究，构建信贷总量和企业财务指标之间统计模型，确定不同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资等的影响，以此为依据在完善信贷政策制定、实施、监督方面提出有效措施。

【关键词】信贷政策;企业投资;多元线性回归

一、引言

2017年，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求好、好于预期，其中，信贷政策在支持实体经济尤其在中小企业投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满足了实体经济领域的有效融资需求。中国人民银行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加强信贷政策结构性调整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宏观调控，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推进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综合运用信贷政策，使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中小企业投资，服务于实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信贷政策是我国央行根据国家宏观调控要求、以货币政策为依据，通过实施一系列政策法规和管理制度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总量和信贷投向进行引导、调控和监督，国家宏观政策正是通过信贷渠道来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的程度，从而对企业投资进行调控。通过信贷政策的实施，促使信贷政策不断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实现信贷资金有效配置。

二、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分析

信贷政策通过调控金融市场上的信贷总量来影响实体经济中企业的投资。企业面临信贷政策的冲击时，信贷量的改变并不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而是通过影响企业可用借款资金（即投资能力），来改变企业投资意愿和规模。信贷政策宽松时，银行可放贷资金会增加，使得企业能够较容易的从商业银行或相关金融机构取得外部资金，为扩大投资规模提供资金。当信贷政策进入紧缩期时，银行信贷很难获取，企业资金链收紧，外部融资约束加强，企业可获得的外部负债减少，投资意愿和投资支出都会相应缩减。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信贷量变化会改变一个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当增加信贷投放量，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支出；反之收紧信贷投放量则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支出。我国人民银行主要通过信贷总量来调控企业投资的意愿和规模，因此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本文建立如下统计模型：上述模型中，变量的定义如下表所示：本文采用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企业2012～2016年度报告数据为研究样本，信贷政策的数据较企业财务数据滞后一期，采用2011～2015年的数据。其中，企业财务数据均来自Wind数据库和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报表，信贷政策的相关指标（信贷量）数据来自中经网产业数据库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数据均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根据上述模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输出的方差分析结果文件如下所示：上述方差分析表中，可以看出F统计量是47.238，相伴概率值P小于0.001，说明本文构建模型选取的变量与因变量投资在整体上存在着线性回归关系.另外，回归平方和是241.481，残差平方和是154.519以及总平方和是396，df为自由度。由上述回归系数分析输出结果可得知，现金持有量与投资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一个公司现金持有量越大，平均来说投资意愿更低，同时公司规模与投资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规模越小的企业，投资意愿越高。这符合当前信贷政策扶持中小微企业，推动普惠金融更上一个台阶。经营现金流与投资成正相关，并且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符合投资时需具备一定经营现金流常理。短期、长期借款筹措资金均与投资成正相关，说明企业投资所需资金大部分是通过财务杆杠获取。公司成长性与企业的投资也是正相关，说明企业需要成长，离不开投资。投业的投资成正相关，并且通过系数检验，说明信贷政策下，信贷量变化会改变一个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当信贷政策宽松时，央行会增加信贷投放量，能够刺激企业投资支出；反之，央行收紧信贷政策，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支出，从而更好的发挥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通过上述模型的构建，也可以得出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摘要：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宏观调控是保持全社会供求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保证。在诸多调控政策中，通过信贷政策对投资的调控往往起到了从源头上调节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的效果，是调控投资资金的重要“闸门”。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高度依赖信贷资金的特殊原因

中国经济目前仍是投资主导型经济，投资占GDP比重不断提高，信贷增长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重要来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信贷资金的高度依赖，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第一，经济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位置和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对信贷资金的需求有所不同。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信贷需求增加。每一轮经济快速增长之前，投资开始加速，物价开始回升，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资金也开始高增长。近年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正值我国进入资本密集型增长阶段，不仅是传统的重化学工业，而且新兴产业和技术的不断出现，也使得企业和社会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资本深化不断推进，创造单位GDP需要的资金存量增加，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客观上需要更多的资金供给。

第二，我国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导致企业融资高度依赖信贷资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达到1∶1左右，我国直接融资比例长期较低，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贷款在全部非金融机构的融资中占近80%的比重，在企业融资中占90%左右，企业长期资金需求绝大部分通过银行中长期贷款来满足。

第三，政府国债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增长，客观上需要银行配套资金，从而导致信贷资金需求的增长。以国债投资为例，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银行配套贷款1.32万亿元，银行配套贷款是长期建设国债的2倍。也就是说，1000亿元的国债投资需要2000亿元的银行配套贷款。

当前，我国面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任务。副总理在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充分发挥环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优化和保障作用、对经济转型的倒逼作用，要进一步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经济政策。绿色信贷是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企业节能减排、促进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力量。今后，应在总结和分析“十一五”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的经验、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充分发挥绿色信贷在服务节能减排、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进绿色转型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经济政策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十一五”时期，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在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情况下，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超额完成。2010年全国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比2005年分别下降14.29%和12.45%。污染治理设施快速发展，城市污染处理率由2005年的52%提高到72%,火电脱硫装机比重从2005年的12%提高到82.6%。环境质量有所改善。我国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于Ⅲ类的比重提高到51.9%，全国城市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下降26.3%。但是，我国环境状况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环境矛盾凸显，压力继续加大。2010年，我国地表水劣Ⅴ类水质仍占到16.4%，国控重点湖库中Ⅴ类及劣Ⅴ类所占比例分别为23.1%、38.5%。全国酸雨程度严重或较重的城市占21.6%，部分区域和城市大气灰霾现象突出。30多年来，全国工业固体废物增加约4倍，2010年已达到24.1亿吨。

“十一五”期间，危险废物产生量增加46.4%；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而无害化处理率仅为70％左右。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7.2%。污染正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并有加速趋势，部分地区生态损害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当前我国环境形势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即环境风险上升、突发环境事件的数量居高不下，环境问题已成为威胁人体健康、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2009年，陕西凤翔、湖南武冈、云南东川等地发生12起重金属、类金属污染事件，致使4035人血铅超标、182人镉超标，引发32起群体性事件。2011年云南曲靖发生剧毒工业废料铬渣非法倾倒案件，2012年初广西柳江龙江河段发生重大镉污染事件，给当地饮用水安全、农牧渔业生产和人体健康造成重大危害。另外，大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也越来越多，包括交通、电力、垃圾焚烧厂等；大型现代工业企业由于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的流域性、区域性的污染事件增多。“十一五”时期，国家更加重视充分发挥经济手段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国务院的《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十一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等文件，均对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服务节能减排提出了明确要求。环保部门积极配合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等有关部门，推动出台了绿色信贷、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燃煤机组脱硫电价、绿色税收等环境经济政策。通过有效运用经济政策，促进污染减排和环境保护，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转型，取得积极成效。我国绿色信贷取得积极进展绿色信贷是“十一五”期间我国实施的一项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在引导资金流向节能减排、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包括两方面核心内容：一是利用优惠的信贷政策和手段支持环保、节能项目或企业；二是对违反环保和节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项目或企业采取停贷、缓贷甚至收回贷款等信贷处罚措施。我国绿色信贷的发展历程起步阶段（1995～2005年）：绿色信贷的理念开始在一些政策中得以体现。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在信贷工作中注重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2004年，发改委、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2005年，人民银行与原国家环保总局建立了环境执法信息纳入征信管理系统的合作机制。但是由于当时环保部门和银行业对绿色信贷政策的需求不足，缺乏促进政策执行的内在动力，加之约束机制不强、信息沟通不畅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早期的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稳步推进阶段（2006～2008年）：绿色信贷政策得到稳步发展，环保和金融部门建立了信息交流共享机制。2006年以来，原国家环保总局和银监会、人民银行等部门共同开展了绿色信贷的政策调研。2007年，环保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绿色信贷政策在全国全面正式启动。随后有关部门又出台了一系列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的政策性文件。

较快发展阶段（2009年以来）：绿色信贷政策在我国取得了较快发展。金融部门越来越重视环保在信贷中的重要作用，了一系列文件（见表1），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了开展绿色信贷，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明确要求。今年2月，中国银监会印发《绿色信贷指引（银监发[2012]4号）》,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绿色信贷作出了具体的规范要求。在信息沟通与共享方面，2008年初，银监会和环保部签署环境信息交流与共享协议；2009年，环保部和人民银行共同《关于全面落实信贷政策进一步完善信息共享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信息交换的范围、时限和方式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4万多条企业环境违法信息和7000多条项目环评审批、竣工验收、强制清洁审核等信息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1.3万条企业环境违法信息被银监会转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将环境信息作为信贷审批、贷后监管的重要依据，从源头切断了一大批污染企业的资金链条。以严格信贷管理支持环境保护、以严格环保监管防范信贷风险的良好机制正在形成。

地方积极开展绿色信贷试点地方积极开展信贷试点，结合当地特色，开展了创新性的尝试。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20多个省份和城市（福建、山西、江苏、浙江、河南、河北、江西、辽宁、黑龙江、四川、陕西、青海、广东、辽宁、北京、重庆、深圳、沈阳、宁波和西安）的环保部门与所在地的银行部门，联合出台了有关绿色信贷的实施方案和具体细则。一些地方政府将企业环境行为表现评价结果与实施绿色信贷政策相结合，创新绿色信贷政策。如从2009年起，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三省市联合对长江角洲区域内的企业，按照其环境行为表现，分为5个等级，并将评价结果及时通报金融管理部门，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上述企业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政策。2010年，广东省环保厅印发了《广东省环境保护厅重点污染源环境保护信用管理办法》，对各排污单位开展环境信用状况评价，并将评价结果抄送给广东省金融监管机构，作为其贷款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实施绿色信贷效果评价，考评银行绿色信贷绩效。如河北省和山西省相继颁布了绿色信贷效果评价方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环保信贷政策的情况开展考核评价，考核结果作为银行评优重要依据。

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取得初步成效近年来，银行业金融机构以绿色信贷为抓手，创新信贷产品，调整信贷结构，积极支持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取得了初步成效。许多银行将支持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作为自身经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了有效的绿色信贷促进机制和较为完善的环境、社会风险管理制度。一些银行已制定了相应的绿色信贷政策和实施办法，从操作层面上落实国家绿色信贷政策，逐步减少或退出“两高一剩”和落后产能的信贷投放，逐步增加对节能环保项目的支持。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11年年底，仅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等6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有关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相关贷款余额已达1.9万亿元。全国19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水泥制造业、炼焦业和印染业等“两高一剩”行业贷款增速比全部贷款平均增速低3.3个百分点。深入开展绿色信贷面临的主要问题绿色信贷政策体系尚不完善。因行业、区域不同，执行绿色信贷政策应遵循的环保标准和规范均有不同，但现有的绿色信贷政策多为综合性、原则性的要求，缺少具体的绿色信贷指导目录、环境风险评级标准和行业环保绩效评价指南等技术性政策，银行难以制定有效的信贷实施细则，降低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可操作性。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绿色信贷的有效实施。通过调研了解到，最近一些地方出现了提供的企业环境信息数量下降、不及时提供等情况。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目的，限制环保部门将相关环境信息提供给银行机构。

地方保护主义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绿色信贷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障碍。环保部门与金融部门的有效沟通机制还有待完善。从目前来看，环保部门自身的环境信息交流体系还不完善，向银行提供的环境信息不完整或没有及时更新，而不完善或者未及时更新的环境信息，有可能使银行对企业的环境行为出现判断失误，从而影响其作出正确的信贷决策。绿色信贷的执行能力不足。环保部门和银行业在绿色信贷政策执行方面的能力不足，也制约了绿色信贷的贯彻落实。主要表现在：环境金融风险评估能力不足，缺乏专业人员和社会中介力量；绿色信贷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不足，信息对接和及时交换等方面存在障碍；人力资源和管理能力缺乏，不能为执行绿色信贷政策提供有效支持。完善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建议抓紧制定配套的实施规范，提高绿色信贷政策的可操作性。目前，需要抓紧制定与绿色信贷政策配套的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便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判断贷款企业或者项目的环境风险。建议：进一步推进环保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建立一套基于环保要求的产业指导目录，制定操作性强的绿色信贷的准入标准，特别是重点行业的绿色信贷指南和标准；借鉴国外经验，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也需要在环保部门的协助下，构建一套完整的企业或者项目环境风险评估体系。建立完善的信息沟通机制。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的基础是获取企业环境行为表现信息。这首先要求环保部门要建立完善的环境信息库，进一步健全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和信息公开制度。其次，搭建环保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和银行业金融机构间的信息沟通平台，建立部门间有效的环境信息共享机制，保证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时获取企业环境表现信息，供其作出是否发放贷款的决策。今后可以结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求，逐步构建一个统一标准、细化分类、动态管理的数据中枢，以及时向环境保护部门和相关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数据与决策支持信息，并能够与其他行业相关数据信息系统进行关联。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大家好！

今天，我很荣幸能够代表农商行参加这次企业老板座谈会。借此机会，首先代表农商行向一直对我们金融事业发展给予关心、支持和帮助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和各位企业家及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

回顾十二五期间，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带领下，在地方企业的支持下，我行按照“支农扶企、共同成长”的发展理念，深化各项业务，积极支持地方企业经济做强做大，实现转型升级发展，在扶持地方企业科学发展，在扶持地方经济良性发展等方面，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根据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我行各类信贷资金达到万元。

2019年是我国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面对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和地方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形势、新状态，面对未来，我行将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继续坚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地方企业发展的经营理念，支持地方企业转型升级，做强做大。同时，我行将结合地方企业的发展实际，对产业升级、发展经营前景广阔的企业，提供更加优惠的金融服务策略。

二是加快产品创新步伐，满足地方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尤其针对地方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实际困境，我行将充分利用银企洽谈会、银企对接会等多平台，加强与地方企业的信息交流，进一步优化信贷业务流程，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如流动资金贷款、票据融资等业务，更好更快的支持地方企业的发展。

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宏观调控是保持全社会供求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保证。在诸多调控政策中，通过信贷政策对投资的调控往往起到了从源头上调节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的效果，是调控投资资金的重要“闸门”。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高度依赖信贷资金的特殊原因

中国经济目前仍是投资主导型经济，投资占GDP比重不断提高，信贷增长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重要来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信贷资金的高度依赖，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第一，经济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位置和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对信贷资金的需求有所不同。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信贷需求增加。每一轮经济快速增长之前，投资开始加速，物价开始回升，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资金也开始高增长。近年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正值我国进入资本密集型增长阶段，不仅是传统的重化学工业，而且新兴产业和技术的不断出现，也使得企业和社会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资本深化不断推进，创造单位GDP需要的资金存量增加，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客观上需要更多的资金供给。

第二，我国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导致企业融资高度依赖信贷资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达到1∶1左右，我国直接融资比例长期较低，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贷款在全部非金融机构的融资中占近80%的比重，在企业融资中占90%左右，企业长期资金需求绝大部分通过银行中长期贷款来满足。

第三，政府国债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增长，客观上需要银行配套资金，从而导致信贷资金需求的增长。以国债投资为例，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银行配套贷款1.32万亿元，银行配套贷款是长期建设国债的2倍。也就是说，1000亿元的国债投资需要2000亿元的银行配套贷款。

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后，其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央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新政策”)的出台，更被房地产商称作为央行十年来出台的最严厉的措施。众所周知，房地产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和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非常大，但如果在发展中不谨慎，一旦出现问题，将导致商品房贬值，空置房增多，以及银行贷款变成负资产等一系列问题。

一、新政策出台的背

1.央行检查房地产货饮问题显现。“十五”期间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管理层一向非常重视。为了监控房地产信贷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对部分城市商业银行2(X)1年7月1日至2仪犯年9月3O日发放的房地产贷款进行检查。调查发现违规贷款和违规金额分别占总检查笔数和金额的9.8%和24.9%，这一比例引起了管理层的极大关注。因此，在银监会还未成立时，央行就开始着手起草相关文件来减少房地产业迅速扩张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

2.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货欲增长迅速。根据央行的统计，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的增速都远远超过同期GDP的增速。2(X犯年下半年以来，部分地区出现了房地产投资增幅过高、商品房空置面积增加、房价上涨过快以及低价位住房供不应求和高档住宅空置较多等结构性问题。部分地区的商业银行违反有关规定，放松信贷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些地区房地产投资的过热倾向。这种情况再次加大了管理层对房地产业出台“新政策”的决心。

3.央行货币供应1增长过快。今年上半年，央行两次统计均表明货币供应量过快。而近年来不少房地产巨头依靠银行信贷和不规范的土地批租暴富起来，近期某些房地产民营企业因为违规使得这一问题再次基露。为保证房地产业今后的良好发展，为减少金融风险，上述几方面综合作用，就促成了管理层近期开始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来规范房地产企业的经营发展。

二、新政策调整的实质

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37号，以下简称《通知》）中明确规定：从20****年6月1日起，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但对购买自住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下的仍执行首付款比例20%的规定。为贯彻落实《通知》精神，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商业银行要高度重视、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决策和部署，严格按照《通知》要求，紧密结合实际，及时制定实施办法，落实新的住房信贷政策。

二、各商业银行在受理住房贷款申请时，应要求贷款申请人如实填写购房用途，并严格按照《通知》规定确定住房贷款的最低首付比例，同时，按有关规定将住房抵押贷款信息及时录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三、中国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应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变化，加强监测分析，强化“窗口指导”，督促商业银行贯彻落实上述规定，并及时上报有关情况。

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区内各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