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渠道范文10篇

一、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理论及过程

信贷渠道是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中比较新且有争议的理论。早期由凯恩斯提出，后经希克斯等人的发展，形成了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理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动通过影响资本成本(利率)从而达到影响实际经济变量。由于货币传导途径忽视了信息的不完全和金融市场的自身结构问题，从而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信贷传导途径理论的挑战。伯南克、布林德等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证明了信贷配给行为是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发产物，在基础理论上说明了信用传导机制，即信息不对称性催生了金融中介机构，中介机构可以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因而对整个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信用机制的建立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借款人对银行贷款的依存度是否足够高，以致借款人外部融资费用的变化对其投资等行为将产生直接、决定性的影响；二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银行贷款行为。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过程是(以扩张货币政策为例)：扩张货币政策→利率↓→企业净价值↑→外部融资成本↓→投资需求↑→产出↑→GDP↑，或是扩张货币政策→利率↓→股票价格↑→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银行贷款↑→I↑→Y↑。货币政策的变化通过影响银行贷款的可用性，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最终影响实体经济。其强调的不仅是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增加银行的存款，并通过银行存款的增加起到降低债券利率的效应，更重要的是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使银行的贷款增多，而增大了的信贷供给，会使投资水平上升，从而使产出也处于上升态势。

二、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现状

依据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观点，货币政策所提供的名义货币量虽然是金融中介机构影响实体经济部门的关键变量，但并不是连接实际部门和金融部门最合适的指标，因为传导机制并不能保证名义货币量变动能够全部反映在实体经济中。在我国，出现了信用传导机制扭曲、信贷传导渠道不畅的现象，其体现在：

1.货币增长与存差同时存在。尽管2002-2006年期间，先后升息3次，两次上升存款准备金率，但一方面，货币供应量仍旧增长，到2006年底，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34.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6.9%，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2.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5%。另一方面，银行系统内存在大量的存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06年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含外资机构)余额为23.9万亿元。巨额存差的出现，使央行的货币政策大打折扣。

2.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结构不对称。实体经济结构与金融经济结构的不对称阻碍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在实体经济领域，我国已形成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同在、大型企业与中型企业并存的二元结构。而在金融经济领域，则形成了计划性的正规金融体系和市场性的非正规金融体系构成的二元结构。从资金需求层面看，当前，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对资金产生了强烈需求，而国有企业对信贷需求增长缓慢。从资金供给层面看，正规金融体系中的国有商业银行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国家信誉”优势吸收了大量存款，支配了绝大多数的贷款资金供应，但它们的资金供给在制度上仍局限于国有经济部门，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它们的主要贷款对象。而非正规金融体系中的中小金融机构由于自身规模的限制，又缺乏国家信誉做担保，因而存款增长缓慢，贷款能力不足，对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也相当乏力。虽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正在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经营，但由于其自身经营受到其成本、规模及政策的制约，因而无法在短期内与一些非国有经济的中小企业建立良好的银企关系，也就无法形成合理的资金对应关系。也正是由于资金需求结构和资金供给结构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问题，使得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不对称，拥有我国银行业80%以上的资产和负债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事实上长期存在着“信贷偏向”。另外，近年来一些国有控股的股份制银行的资金运用结构似乎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趋同，在信贷政策的贯彻落实上出现了“能贷的不愿贷(国有商业银行)，愿贷的贷不了的(中小金融机构)”的情况，这就直接紧缩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来源，也将中小金融机构游离在货币政策之外，导致货币政策在“金融机构——投资者——消费者”环节上传导不充分，使货币政策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即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信号是扩大货币供应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经济中的中小企业感受到的却仍是持续的“信贷紧缩”。

引言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不断完善,农村金融深化加速并已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农村金融体系,农户家庭信贷需求也发生深刻的变化,生产经营的多元化导致农户开始转向农业之外的生产与投资,其信贷资金需求也愈加强烈。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显示,1986~2009年间农户年内累计借入款金额年均增长9•74%,农户生活性借款总额大于生产性借款总额,其占比保持在55%~65%之间,农户信贷资金需求主要通过非正规金融机构来满足,正规金融机构能力有限(肖海霞,2004),农信社难以承担全部的供给任务(朱守银,2003),农村金融市场二元性特征明显(迈因特,1978)。非正规金融的形成与繁荣是正规金融组织弱化农村信贷服务功能的一种结果(史清华和卓建伟,2003),两者并存的二元化结构是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主要特征(朱信凯,2009)。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离不开对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农户的信贷渠道选择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探究影响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的因素,从农村金融需求角度设计出金融服务“三农”的最佳路径和最优模式,无疑对农村金融理论发展乃至我国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将以涉及全国12个省市的农村家庭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户分层信贷渠道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一、相关文献评述

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市场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其主要原因在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因信息不对称而在筛选、监督和合约实施成本等方面的差异(Hoff和Stiglitz,1990)。Kochar(1997)、Mohieldin等(2000)分别对印度和埃及农村的研究证实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经验上存在的合理性。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金融结构中,非正规金融已经成为农户融资的主要渠道,而且对农户经济福利的改善发挥着重要作用。Bell(1993)的研究表明,尽管印度政府尽力通过官方渠道去拓展农村信贷,但村庄放贷者仍然占有24•3%的市场份额。在尼日利亚,只有7•5%的贷款来自正规金融部门(Udry,1990)。在我国,1995~1999年间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在农户借款总额中占20%~25%,私人借款占到70%左右(曹力群,2000),这与李锐和李宁辉(2004)研究发现农户借款数额中有72•8%来自各种非正规渠道以及韩俊(2007)研究发现非正规借款占农户所有借款的60%以上的结论相一致。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农户贷款覆盖面偏低等客观条件对农户信贷需求的约束仍然比较严重,并制约了农户家庭的生产(Khandker和Faruqee,2001)和人力资本投资(Carneiro和Heckman,2002),削弱了其平抑收入风险和消费波动的能力(朱信凯,2005)。这进一步验证了由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资源供给不足而导致非正规金融成为农户获取贷款资源的重要替代途径(叶敬忠等,2004)。

发展中国家农村的二元金融结构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很少有二元金融结构特征下的农户分层信贷渠道的选择行为的经验研究。而实际上在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特征下,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农户对融资渠道的偏好(Komicha,2007)、农户个体信息(Kochar,1997)、农户的声誉(赵丙奇,2008)以及农户借款用途等(Duong和Izu-mida,2002),同时,非正规金融渠道的交易成本优势使之具有较强的竞争力(Kochar,1997;Mushinski,1999)。在我国,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保险性需求以及利率水平等是农户偏好于非正规金融渠道的主要因素(马晓青等,2010),农户的固有特点决定了其信贷渠道选择的特殊性。叶敬忠等(2004)从社会学视角对农户金融需求与农村地区金融供给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资源主要流向了那些相对富裕的或者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户,他们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及其优越的社会网络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而普通农户,尤其是那些相对贫困、人力资本不足的农户则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朱守银(2003)研究发现不同收入水平对农户选择借款渠道有一定影响。尽管总体上说农户借贷资金大多数都来源于亲友邻居,但调查显示,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向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和高息借款者借款的比例要高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户,而向亲友邻居借款的比例则要低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收入越高,这一趋势就越明显。张新民等(2001)还研究了农户借贷渠道对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正式渠道借款与投资有明显正相关关系(1996~1997年,相关系数达到0•7左右),而非正式渠道借款与长期投资的关系则相对较弱,相关系数即使在最高的年份也不过0•3,而且呈现越来越低的态势。上述成果为理解中国农户的信贷渠道选择行为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但是,这些针对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的研究不够全面,尤其是使用大规模农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更为少见。鉴于农户信贷行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委托北京师范大学进行的涉及全国12个省市农户家庭实地抽样调查获得数据,通过Probit模型考察二元金融结构下的农户分层的信贷渠道选择行为。通过分析高收入与低收入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特征以及农户居住地的金融生态环境等因素,我们希望了解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户的信贷渠道选择行为。高收入与低收入农户家庭哪个更可能从正规金融渠道或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贷款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除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特征这些变量,我们还将考察金融生态环境能否对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有显著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文献回顾

Bernanke和Blinder首先开创了银行信贷渠道的研究，以一个类似于IS－LM模型的理论框架，说明在传统的利率传导机制无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也可以通过影响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实现对实体经济的调控，银行借贷为货币传导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4］。Kashyap等利用银行借款替代的融资方式———美国短期融资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的银行借款出现明显下降，而同期的短期融资券发行量却出现显著的增长［2］。Bernanke和Gertler通过对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实证研究证明，政府在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之后，银行收到存款（负债来源）的减少，使得银行将被迫减少贷款供给。而且由于信贷渠道具有“金融加速器”的作用，因此能够迅速把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放大和传播到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中［1］。Kashyap和Stein提供了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更为直接的实证证据，他们利用美国银行1976年一季度至1993年三季度的数据研究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发现货币政策的紧缩对小银行和资产流动性差的银行影响会更大［5］。另一方面，当从银行获得的借款因货币紧缩而减少或需要支付更多利息时，企业就会转而求助于其供应商，需求导向促使企业间商业信贷成为银行借款的一种重要的替代融资方式，这也意味着商业信贷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利用企业数据，Atanasova和Wilson发现在货币紧缩期，银行借款约束的企业比例上升，银行借款约束企业会以商业信贷来替代银行借款，这一证据支持货币政策商业信贷传导渠道的存在［6］。Choi和Kim发现，在控制了商业信贷的交易动机与资产管理动机后，企业应收与应付的商业信贷在货币紧缩期都会增加，意味着商业信贷能够帮助企业吸收信贷紧缩带来的影响［7］。Mateut等利用英国企业的数据得出商业信贷有助于缓解货币紧缩程度结论［8］。Guariglia和Mateut利用1980－2000年609家英国企业的面板数据检验商业信贷渠道的存在，结果显示，在英国，银行信贷渠道和商业信贷渠道都发挥作用，而后者会削弱前者的效力［9］。zlü和Yaln通过比较商业信贷与银行贷款的运用，发现易遭遇融资约束企业在货币紧缩期会使用商业信贷来代替减少的银行信贷，这一结果暗示商业信贷会减弱传统信贷渠道的效应［10］。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数据进行分析，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问题，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货币政策的研究绝大多数仍停留在宏观层面，着眼于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作总量的解读，从微观的层面、公司的角度研究货币政策传导的文献较少，与国外的系统性研究相比还远远不够。因此，本文的研究力图为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做一些补充性贡献。

研究假设与实证检验的方法

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会存在信息的不对称，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必然导致信贷配给的发生，即如下两种情况：（1）在看来完全相同的贷款申请人中，一部分得到贷款，另一部分被拒绝，被拒绝的申请人即使愿意支付更高的利息也得不到贷款；（2）从人群中可以识别出这样一组人，当信贷供应额给定时，无论什么利率他们都得不到贷款，尽管当信贷供应额有所扩大时他们能得到贷款［11］。而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比如货币紧缩），则会加剧这种信息的不对称，进而导致更严重的信贷配给。与国外市场存在的信贷配给不同，我国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有商业银行将大部分银行信贷资源提供给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而效率较高的非国有企业却难以得到银行信贷的支持，即我国银行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存在明显的"信贷歧视"，有大量的实证文献证明了这一现象［12－13］。当中央银行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基准利率、提高再贴现率等措施紧缩银根时，货币政策的调整会通过信贷渠道影响到实体经济，具体表现为企业银行信贷融资额度的大幅度降低［14］。当货币紧缩时，会进一步加剧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融资饥渴"，而同期国有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却依然保持较快增长［15］。这意味着，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信贷歧视问题会更加严重。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本文待检验的第一个假说。假说1：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非国有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其银行信贷融资下降的幅度更大。当非国有企业在货币紧缩时期面临融资困境时，就会加剧其对商业信贷的需求，有可能转而向其供应商积极寻求融资支持。而国有企业由于能够较方便的获得银行贷款，也可能为非国有企业提供这种替代性融资。但另一方面，在市场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的谈判能力处于相对弱势地位［16］，在货币紧缩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有可能要求更多的商业信贷融资支持，非国有企业反而可能难以获得更多的商业信贷。因此，我们提出本文待检验的两个相对假说。假说2a：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非国有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其商业信贷融资上升的幅度更大。假说2b：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非国有上市公司商业信贷融资上升的幅度并不比国有上市公司更大。而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企业可以较为便利地获得银行贷款，融资成本也更低，而且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与经济萎缩有关，在经济萎缩时期，企业可以便利地、低成本地获得银行贷款［15］；企业拥有充足的银行信贷之后，可以不再过多需要商业信贷融资。因此，基于这一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说。假说3：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非国有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其银行信贷融资上升的幅度更大，而商业信贷融资的变化则没有显著差异。检验假说的实质是研究货币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公司银行信贷融资与商业信贷融资的影响差异，其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货币政策引起的信贷供给外生变化从其它影响因素中区分出来，本文计划采用自然实验框架下的DID分析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所使用的双重差分模型分别设定如下，首先，我们构建如下模型来检验货币政策对上市公司银行信贷融资的影响：Bankcrediti，t＝α＋β1Eventt＋β2Groupi＋β3DIDi，t＋δXi，t＋εi，t（1）其中，因变量Bankcredit表示企业获得的银行信贷，我们在实证过程中以公司长期借款与短期借款之和占总资产的百分比表示。自变量Event表示货币政策事件虚拟变量，事件发生前的年份为0，事件发生及以后的年份为1。现实中，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对公司债务融资的影响往往是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的。只观察某一指标，实际上很难判断货币政策究竟是紧缩还是宽松。对于货币紧缩事件的确定，通过对中国人民银行各年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阅读，以及对各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化比较，我们选择2002年作为货币政策宽松的事件年份，以2000－2004年作为事件窗口，2007年作为货币政策紧缩的事件年份，以2005－2009年作为事件窗口①。自变量Group为组别虚拟变量，公司属于处理组为1，属于控制组为0。本文按照两种方法分别构建两种不同的处理组和控制组，即：（1）按照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划分，实际控制人类型为国有控股的，作为控制组，其余为非国有公司作为处理组。（2）分别将2001年和2006年各上市公司的国有股的比例排序，以最低1／4分位的样本公司作为处理组，以最高1／4分位的样本公司作为控制组。已有文献指出，在DID方法中事件虚拟变量和组别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实际包含了事件发生后时间趋势以及其他各种事件的平均影响，本身并不可靠，真正可以度量货币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影响效应的是双重差分变量DID的估计系数［17］。双重差分变量DID＝Event×Group，DID前的系数β3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双重差分系数。对于β3，有如下解释：β3＝［E（Y｜Event＝1，Group＝1）－E（Y｜Event＝0，Group＝1）］－［E（Y｜Event＝1，Group＝0）－E（Y｜Event＝0，Group＝0）］如果货币政策对不同组别公司的债务融资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则β3应当显著的不等于0。Xit是由企业规模，有形资产比率，资产利润率和企业年龄等控制变量构成的向量，其中Size代表企业规模，以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Col代表有形资产比率，定义为有形资产总额与总资产的百分比，用来衡量企业的抵押品价值；Roa代表资产利润率，定义为净利润与总资产的百分比，用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Age代表企业年龄，以企业成立年数加1的自然对数表示。我们同时构建如下模型来检验货币政策对上市公司商业信贷融资的影响：Tradecrediti，t＝α＋β1Eventt＋β2Groupi＋β3Didi，t＋β4Bankcrediti，t＋β5Cashflowi，t＋δXi，t＋εi，t（2）其中，因变量Tradecredit表示企业从其上游企业那里获取的商业信贷，定义为应付账款与总资产的百分比。解释变量中，货币紧缩事件虚拟变量Event，组别虚拟变量Group和双重差分变量Did的定义与模型（1）一致，如果假设2成立，β3应当显著大于0。其他解释变量还有Bankcredit表示企业获得的银行信贷资源，由长期借款加短期借款之和与总资产的百分比构成，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作为替代的商业信用融资也就越少。Cashflow代表经营现金流，定义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总资产的百分比，用来衡量企业的流动性和企业产生现金的能力，如果企业的经营现金流越多，则越不需要采用商业信用的方式。在本文的所有模型中，我们还设置了年度虚拟变量Year来控制时间对企业的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的可能影响。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制环境以及地方政府干预等因素差异较大，我们也以各省虚拟变量Eegion作为控制变量，来控制未观察到的区域效应对企业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的可能影响。此外，我们还设置了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来控制未观察到的行业差异对企业的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行业分类代码，我们除了将制造业按二级代码分类外，其余行业按一级代码分类。模型中相关变量的定义见表1。本文选择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我们按照以下标准对数据进行了筛选：（1）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公司的数据结构与普通公司存在很大区别；（2）剔除了ST、＊ST公司；（3）剔除了资产小于负债的公司；（4）剔除了相关年份银行贷款、商业信用、资产等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为了防止数据的异常值干扰实证结果，本文采用winsorization的方法对连续变量两端的异常值在1％的水平下进行了处理，即对所有小于1％分位数和大于99％分位数的变量，令其值分别等于1％分位数和99％分位数。文中所使用的最终控制人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CCER色诺芬数据库。文中所有的数据整理、计算与实证检验均利用STA－TA11软件完成。

实证结果分析

在进行正式的实证检验之前，我们首先对不同组别公司的关键变量在两个事件窗口下如何变化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首先观察2002年货币政策宽松前后的情况，无论是按照实际控制人分组，还是按照国有股比例分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银行信贷Bankcredit在2002年前后的变化一致，均值都在2002年之后有所上升，说明上市公司的银行信贷在货币宽松时期会上升；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商业信贷Tra－decredit均值在货币宽松之后也都有所上升。我们接着观察2007年货币紧缩前后的变化，从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按照实际控制人，还是按照国有股比例分组，处理组与控制组的银行信贷Bankcredit均值都在2007年货币紧缩之后有所下降。我们同时注意到在2007年货币紧缩之后，处理组的商业信贷Tradecredit均值有所下降，控制组的商业信贷Tradecredit均值则有所上升。当然描述性统计仅仅只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直觉信息，还不足以作出最终判断，在下文中，我们将在控制了企业特征、年度效应、区域效应和行业效应之后，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相关问题进行严格的检验。本文的回归分析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行估计，由于是时间跨度小而横截面观察点多的面板数据，对于这类数据来说，使用常用的估计方法会低估标准误差，进而导致高估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而对标准误差进行聚类（cluster）调整后得到的标准误差才是无偏的。所以在对本文模型进行检验时，对标准误差在公司层面进行了聚类调整，采用稳健的标准差。表3是2007年货币政策紧缩事件的双重差分实证结果，我们首先看银行信贷融资Bankcredit的结果，在以实际控制人分组的方程（1）中，Event2007年前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在以国有股比例分组的方程（2）中，Event2007年前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货币政策紧缩引起上市公司整体银行借款的减少，符合货币政策传导银行信贷渠道的预期；组别变量Group的系数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在2005－2009年，处理组平均获得JINRONGYANJIU｜金融研究的银行信贷融资比控制组的更多；对于双重差分变量，在以实际控制人分组的方程（1）中，DID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在以国有股比例分组的方程（2）中，的系数则是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处理组的银行信贷融资相对于控制组下降的幅度更大，也说明货币政策紧缩对非国有上市公司银行信贷融资的影响更大，这一实证结果也验证了假说1的成立。对于商业信用Tradecredit来说，E－vent2007的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货币紧缩之后，上市公司整体获得的商业信贷融资会上升；对于组别变量Group来说，其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在2005－2009年，处理组平均获得的商业信贷融资与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别；对于双重差分变量，在以实际控制人分组的方程（1）中，DID的系数为负但是不显著，而在以国有股比例分组的方程（2）中，DID的系数则是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货币紧缩之后非国有上市公司并没有比国有上市公司获得更多的商业信贷融资，这一结果基本上验证了假说2b的成立。表4是2002年货币政策宽松事件的双重差分的实证结果，我们首先看银行信贷融资Bankcredit的结果，在以实际控制人分组的方程（1）中，Event2002前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在以国有股比例分组的方程（2）中，这一系数为正不显著，但事件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实际包含了事件发生后时间趋势以及其他各种事件的平均影响，本身并不可靠；在方程（1）和（2）中，组别变量Group的系数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在2000－2004年，处理组平均获得的银行信贷融资比控制组的更多；对于双重差分变量DID的系数，方程（1）的结果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方程（2）的结果也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处理组银行信贷融资的上升幅度相对控制组更大，非国有上市公司在货币宽松期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信贷，这与假说3基本是一致的。对于商业信用Tradecredit，无论是以实际控制人分组的方程（1），还是以国有股比例分组的方程（2），Event2002前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货币政策宽松引起上市公司整体获得的商业信贷融资上升；对于组别变量Group来说，方程（1）和（2）中的结果一正一负，但都不显著，说明在2000－2004年，处理组平均获得的商业信贷融资与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别；对于双重差分变量DID的系数，方程（1）中的结果为负，方程（2）中的结果为正，但也都不显著，表明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处理组获得的商业信贷融资变化幅度相比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因此，表4的实证结果基本验证了假说3的成立。

一、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理论及过程

信贷渠道是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中比较新且有争议的理论。早期由凯恩斯提出，后经希克斯等人的发展，形成了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理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动通过影响资本成本(利率)从而达到影响实际经济变量。由于货币传导途径忽视了信息的不完全和金融市场的自身结构问题，从而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信贷传导途径理论的挑战。伯南克、布林德等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证明了信贷配给行为是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发产物，在基础理论上说明了信用传导机制，即信息不对称性催生了金融中介机构，中介机构可以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因而对整个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信用机制的建立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借款人对银行贷款的依存度是否足够高，以致借款人外部融资费用的变化对其投资等行为将产生直接、决定性的影响；二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银行贷款行为。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过程是(以扩张货币政策为例)：扩张货币政策→利率↓→企业净价值↑→外部融资成本↓→投资需求↑→产出↑→GDP↑，或是扩张货币政策→利率↓→股票价格↑→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银行贷款↑→I↑→Y↑。货币政策的变化通过影响银行贷款的可用性，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最终影响实体经济。其强调的不仅是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增加银行的存款，并通过银行存款的增加起到降低债券利率的效应，更重要的是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使银行的贷款增多，而增大了的信贷供给，会使投资水平上升，从而使产出也处于上升态势。

二、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现状

依据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观点，货币政策所提供的名义货币量虽然是金融中介机构影响实体经济部门的关键变量，但并不是连接实际部门和金融部门最合适的指标，因为传导机制并不能保证名义货币量变动能够全部反映在实体经济中。在我国，出现了信用传导机制扭曲、信贷传导渠道不畅的现象，其体现在：

1.货币增长与存差同时存在。尽管2002-2006年期间，先后升息3次，两次上升存款准备金率，但一方面，货币供应量仍旧增长，到2006年底，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34.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6.9%，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2.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5%。另一方面，银行系统内存在大量的存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06年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含外资机构)余额为23.9万亿元。巨额存差的出现，使央行的货币政策大打折扣。

2.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结构不对称。实体经济结构与金融经济结构的不对称阻碍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在实体经济领域，我国已形成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同在、大型企业与中型企业并存的二元结构。而在金融经济领域，则形成了计划性的正规金融体系和市场性的非正规金融体系构成的二元结构。从资金需求层面看，当前，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对资金产生了强烈需求，而国有企业对信贷需求增长缓慢。从资金供给层面看，正规金融体系中的国有商业银行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国家信誉”优势吸收了大量存款，支配了绝大多数的贷款资金供应，但它们的资金供给在制度上仍局限于国有经济部门，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它们的主要贷款对象。而非正规金融体系中的中小金融机构由于自身规模的限制，又缺乏国家信誉做担保，因而存款增长缓慢，贷款能力不足，对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也相当乏力。虽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正在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经营，但由于其自身经营受到其成本、规模及政策的制约，因而无法在短期内与一些非国有经济的中小企业建立良好的银企关系，也就无法形成合理的资金对应关系。也正是由于资金需求结构和资金供给结构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问题，使得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不对称，拥有我国银行业80%以上的资产和负债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事实上长期存在着“信贷偏向”。另外，近年来一些国有控股的股份制银行的资金运用结构似乎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趋同，在信贷政策的贯彻落实上出现了“能贷的不愿贷(国有商业银行)，愿贷的贷不了的(中小金融机构)”的情况，这就直接紧缩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来源，也将中小金融机构游离在货币政策之外，导致货币政策在“金融机构——投资者——消费者”环节上传导不充分，使货币政策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即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信号是扩大货币供应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经济中的中小企业感受到的却仍是持续的“信贷紧缩”。

[摘要]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出现了明显的阻塞现象，资金无法顺畅地从金融机构内部进入到实体经济中。本文通过对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现状的分析，得出微观传导主体——金融机构、企业、消费者的市场化行为不够是引起传导渠道不畅的主要原因。为理顺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作用，政府需从规范传导主体行为上着手。

[关键词]信贷渠道；微观主体；货币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货币政策工具逐渐发展，货币政策的传导开始从单纯的直接信贷传导向信贷、利率和资产价格多渠道过度。但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任务没有完成，预算软约束依然存在，对利率调整的反应不够敏感；资本市场发展处于初期阶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够密切，资本市场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作用不甚明显，利率和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比较有限；虽然初步形成了多种货币传导渠道，但仍然以信贷渠道传导为主。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微观传导主体——金融机构、企业、消费者的市场化行为不够。为理顺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政府需从规范传导主体行为方面着手。

一、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理论及过程

信贷渠道是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中比较新且有争议的理论。早期由凯恩斯提出，后经希克斯等人的发展，形成了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理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动通过影响资本成本(利率)从而达到影响实际经济变量。由于货币传导途径忽视了信息的不完全和金融市场的自身结构问题，从而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信贷传导途径理论的挑战。伯南克、布林德等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证明了信贷配给行为是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发产物，在基础理论上说明了信用传导机制，即信息不对称性催生了金融中介机构，中介机构可以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因而对整个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信用机制的建立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借款人对银行贷款的依存度是否足够高，以致借款人外部融资费用的变化对其投资等行为将产生直接、决定性的影响；二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银行贷款行为。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过程是(以扩张货币政策为例)：扩张货币政策→利率↓→企业净价值↑→外部融资成本↓→投资需求↑→产出↑→GDP↑，或是扩张货币政策→利率↓→股票价格↑→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银行贷款↑→I↑→Y↑。货币政策的变化通过影响银行贷款的可用性，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最终影响实体经济。其强调的不仅是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增加银行的存款，并通过银行存款的增加起到降低债券利率的效应，更重要的是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使银行的贷款增多，而增大了的信贷供给，会使投资水平上升，从而使产出也处于上升态势。

二、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现状

摘要：通过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采集2004—2015年的货币、信贷、消费、物价和产出的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到信贷市场的传导渠道是顺畅的，信贷和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物价指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间存在长期稳定性关系，但不明显，说明传导过程中存在一定梗塞，货币政策的传导已不再以信贷传导机制为主。今后可以从加强信贷管理、进一步调整贷款结构、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鼓励发展消费贷款等方面，提高信贷传导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果。

关键词：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有效性

一、引言

目前，许多国家都把货币政策作为抵抗经济周期的一种重要政策工具。与美国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是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市场环境、经济主体、利率传导方式等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培育与成长，这说明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环境、调控模式、传导机制等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国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化和金融业的快速发展，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GDP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等方面的关系越来越显著。信贷传导是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手段，通过金融市场和商业银行等载体向实体经济注入货币。因此，研究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与效应，一直是一个非常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正是从上述背景出发，研究当前由于金融市场的变化而给货币政策传导可能带来的影响，帮助我们分析影响信贷渠道传导的结构性因素，同时，提出央行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对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效应是指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并进而对产出与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也即是货币政策能否影响银行信贷及产出，以及能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国外的研究方面，Bernanke和Gertler（1995）指出，对于克服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银行信贷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因此，信贷渠道在货币政政策传导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使更多企业的融资渠道比较单一，仅仅依赖于银行贷款。Eh-rmann(2003)也指出，银行信贷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的作用越重要，银行信贷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就越大，经济发展对银行体系的依赖程度也会较高。我国国内有大量学者对信贷渠道进行实证研究。主要观点有两种：一是是否存在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二是信贷渠道在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中是否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学者支持信贷渠道的存在，并实证分析了信贷渠道与货币渠道的关系，信贷渠道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肖新成（2009）使用VA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同时存在，其中，短期内，信贷渠道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为直接迅速，长期来看，货币渠道的影响更为明显[1]。

一、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重要性及其实证

(1)狭义信贷渠道。此渠道强调的是银行在信贷市场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基本原理可以用Bernanke和Blinder的CC-LM模型来说明：在标准的IS-LM模型中，IS曲线表示商品市场均衡，厂商投资是通过债券市场融资完成的。而在现实经济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等问题，债券并不可以完全替代银行贷款，有些企业是银行贷款的依赖者，所以厂商的投资需求不但和债券利率负相关，也受到银行的信贷资金的约束，这样标准的IS-LM模型中的IS曲线就变成了CC(商品和信贷)曲线。当紧缩的货币政策实施时，银行体系的准备金便会减少，这不但使货币数量减少，LM曲线上移，而且使银行信贷量减少，进而使得厂商投资需求减少。也就是说，此时CC曲线也要下移，从而使经济活动会比标准模型有更大幅度的放缓。关于信贷渠道的重要性，最有力的说明是Bernanke(1983)对大萧条有影响力的研究。他认为仅用货币因素来解释大萧条的深度和持久性是“数量不充分”的，而金融体系的崩溃(1930年到1933年期间半数的美国银行倒闭，金融市场出现全球性的暴跌)才是至关重要的原因。Kashyap，Stein和Wilcox(1993)通过研究发现，当银行贷款下降时，商业票据的发行增加，这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确实能够减少贷款的供给，从而证明了银行贷款渠道的存在。已有文献也证明，在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信贷供给比货币供给与经济行为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BernankeandJames，1991；Schreft，1990)。(2)广义信用渠道。此渠道也叫资产负债表渠道，主要由Bernanke和Gertler(1989)提出。他们认为同样是由于在信贷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为了减少道德风险，银行发放贷款需要有抵押品，或者要求企业有一定的“净值”——企业拥有的流动性资产和可以用于抵押的资产的加总。此“净值”的多少与外部融资支付的溢价成反比，净值的下降一方面提高了借款人为外部融资所付出的溢价，另一方面提高了外部融资的需求量，从而影响企业的消费和投资。此渠道也被称为金融加速器，意指由政策导向而引致的利率变化效应被宏观放大。其传导机制如下：中央银行实施紧缩性政策→货币供给减少→利率上扬→企业净现金流入减少，同时可用于抵押的资本品价值缩水→企业的“净值”减少→企业获得银行信贷的自身条件恶化→外部融资成本加大→其投资性支出下降。

在西方发达经济国家，信贷渠道只是众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一种，利率渠道、财富渠道和汇率渠道都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我国经济而言，由于当前经济规模和外向度较小，财富渠道和汇率渠道的作用都十分有限，即使利率渠道这个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最重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在我国作用也不明显①，银行信贷渠道则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这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直接融资不发达，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本主要来自于银行，国内信贷占GDP的比重远远超过欧美国家，银行信贷量的变化对我国企业的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周英章、谢振声(2002)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银行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3)也认为贷款增长比货币增长更能解释经济波动。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对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1986年～2003年度的GDP和信贷量数据进行分析，进一步说明信贷量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GDP表示第i个地区第n年的GDP数据；LOAN表示第i个地区第n年的信贷量数据，i=1，2，3；n=1，2，……，18。1986年～2003年各省名义GDP数值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1986年～1998年金融机构贷款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98年～2003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年鉴》。由于两者统计口径不一致，本文按照1998年度两个数据口径的差异程度，把1998年～2003年的贷款数据进行了调整。物价指数采用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GDP平减指数，并把它换算成以1986年为定基的物价指数。这样就得到各省的实际GDP数值和金融机构实际贷款量。按照官方分类，2003年前，东部地区包括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福建、天津、辽宁、海南11个省市；中部包括河南、湖北、山西、湖南、安徽、江西、黑龙江和吉林8个省；西部有四川、陕西、云南、重庆、广西、新疆、内蒙古、甘肃、贵州、宁夏、青海、西藏12个省市；合计相应省份数据得到各地区数据。

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回归方程高度显著，各系数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值也比较大，东部地区为10.14，中部地区1.11，西部地区仅为0.82。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贷款对不同地区GDP影响的差异比较大，其中东部最为明显，西部最不明显。

二、1998年～2006年我国货币信贷的特点

［提要］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力是中央银行十分关注的问题。我国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以及金融体系结构中银行起主导作用等原因，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银行信贷传导机制发挥作用。因此，银行信贷行为会对货币政策效力产生直接的影响。本文针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问题建立VAR模型，探究法定准备金率调整对信贷供给的作用，结果表明：法定准备金政策效力会因为商业银行的行为而被削弱。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存款准备金政策；银行信贷供给；政策建议；VAR模型

一、引言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货币政策引起社会经济生活变化，并最终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主要有信贷传导机制、利率机制、资产价格机制等。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由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结构，以及资本市场不发达、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等因素，信贷传导渠道目前仍然是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存款准备金政策作为一个作用强烈的政策工具，常为我国中央银行所使用。近年来，中央银行多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降低融资成本，优化商业银行流动性结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从理论上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会使得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增加，使银行可贷资金增多而扩大信贷供给。但在实践中，由于商业银行信贷供给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显著效果。为此，综合分析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果，研究传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模式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二、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学者已有不少的研究。周英章、蒋振声实证表明了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信用渠道占主导地位。蒋瑛琨等建立VAR模型，比较了信贷渠道和货币渠道的效果，证明信贷渠道效果更显著。徐明东使用动态面板估计方法，证明流动性较低银行和中小型银行受存款准备金率变动的影响较大。岳隆杰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后，认为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存在偏离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的现象。曹小艳分时段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效果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不同时段政策工具效果差异的原因。邵汉华等利用我国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同业业务在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传导中的作用，证明银行同业业务扩张显著地弱化了银行信贷渠道的传导。董华平研究了银行贷款渠道的传导效率，指出了市场结构改革的重要性。陈荆松从金融脱媒的角度，探究不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果。顾海峰利用门限面板模型，表明银行信贷行为呈现逆周期性特征。杨彬荃分析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的梗阻，指出货币政策对货币市场影响较弱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正文】

关于货币传导机制，在西方经济学界现在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各种观点强调不同因素在货币传导机制中的作用。这些观点可以分为三类：传统的利率渠道、其它资产价格渠道以及信贷渠道。

一、传统的利率渠道

从希克斯于1937年提出is—lm模型到现在，已有60年了。60年来，该模型一直是大多数西方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主要内容，也一直是西方国家政策讨论中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到现在依然如此。在这一模型中，货币政策是通过利率的变化来传导的。货币存量的增加将降低利率即借贷成本，借贷成本的降低增加厂商的投资支出和消费者对耐用品的消费支出。这样需求将增加，从而导致总产量和总收入的增加。这就是利率渠道。就是说，货币存量的变动将导致利率的变动，而利率的变动又将引起投资的变动，从而引起总需求的变动，最终导致总产量的变动。因此，在is—lm模型中利率渠道是主要的货币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强调真实利率而非名义利率。另外，人们通常认为，对支出有主要作用的是长期真实利率而非短期真实利率。但是，如果中央银行使得短期名义利率发生变化，就会导致短期以及长期债券的真实利率发生相应变化。由于价格粘性的存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降低了短期名义利率，也就降低了短期真实利率，即使在理性预期的世界中也是如此。利率期限结构中的预期假说指出，长期利率是预期的未来短期利率的平均数，因此短期真实利率的降低将导致长期真实利率的降低。真实利率的降低导致企业固定投资、住宅投资、耐用消费品支出和库存投资的上升，所有这些又将导致总产量的上升。

对支出起作用的是真实利率，而非名义利率。这一事实对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即使名义利率在通货紧缩时期到达零限，货币政策依然有用。如果名义利率在零限上，货币扩张将提高预期价格水平从而提高预期通货膨胀率，进而降低真实利率。真实利率的降低将使投资支出增加，从而导致总产量的增加。

【正文】

关于货币传导机制，在西方经济学界现在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各种观点强调不同因素在货币传导机制中的作用。这些观点可以分为三类：传统的利率渠道、其它资产价格渠道以及信贷渠道。

一、传统的利率渠道

从希克斯于1937年提出IS—LM模型到现在，已有60年了。60年来，该模型一直是大多数西方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主要内容，也一直是西方国家政策讨论中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到现在依然如此。在这一模型中，货币政策是通过利率的变化来传导的。货币存量的增加将降低利率即借贷成本，借贷成本的降低增加厂商的投资支出和消费者对耐用品的消费支出。这样需求将增加，从而导致总产量和总收入的增加。这就是利率渠道。就是说，货币存量的变动将导致利率的变动，而利率的变动又将引起投资的变动，从而引起总需求的变动，最终导致总产量的变动。因此，在IS—LM模型中利率渠道是主要的货币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强调真实利率而非名义利率。另外，人们通常认为，对支出有主要作用的是长期真实利率而非短期真实利率。但是，如果中央银行使得短期名义利率发生变化，就会导致短期以及长期债券的真实利率发生相应变化。由于价格粘性的存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降低了短期名义利率，也就降低了短期真实利率，即使在理性预期的世界中也是如此。利率期限结构中的预期假说指出，长期利率是预期的未来短期利率的平均数，因此短期真实利率的降低将导致长期真实利率的降低。真实利率的降低导致企业固定投资、住宅投资、耐用消费品支出和库存投资的上升，所有这些又将导致总产量的上升。

对支出起作用的是真实利率，而非名义利率。这一事实对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即使名义利率在通货紧缩时期到达零限，货币政策依然有用。如果名义利率在零限上，货币扩张将提高预期价格水平从而提高预期通货膨胀率，进而降低真实利率。真实利率的降低将使投资支出增加，从而导致总产量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