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创新范文10篇

在国际上,小额信贷已经进入成熟发展阶段,与此相比,我国的小额信贷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扶贫方式,小额信贷成为我国农村金融研究中备受关注的一个焦点。目前,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小额信贷进行研究,如孙若梅的《小额信贷在农村信贷市场中作用的探讨》,张绍瑞的《小额贷款公司:创新与挑战》,何广文的《“只贷不存”机构运作机制的特征与创新》,成涛林的《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向与政府的功能定价》等,分别从小额信贷的作用、从事小额信贷的机构及机构创新面临的问题等方面进行探讨,而这篇文章则通过对农村信用社和小额贷款公司对比分析,提出小额贷款公司在小额信贷市场上的生力军地位。

1小额信贷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小额信贷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孟加拉国,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扶贫手段,它是基于农户的信誉,向处于贫困阶层、低收入的农户提供小额的、短期的贷款,贷款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家庭应急之需。自创立以来,小额信贷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热烈欢迎,成为一种非常可行的扶贫方式。1996年,我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引进孟加拉小额信贷模式,此后在陕西、山西、四川等地的贫困地区进行试点,并大范围推广。按照运作方式和运作主体的不同,小额信贷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4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半官方组织或民间组织运作模式。主要的运作载体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自负盈亏、完全自治的社团性的扶贫经济合作社,工作人员从社会招聘,资金来源主要是国际资助。但是由于这种模式强调政府不得干预,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资金来源无法持续,使得这种模式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种模式,政府+银行运作模式。即在政府的监督指导下,由农业银行直接发放贷款。具体来看,由政府规划到户,农行直贷到户。资金来源为国家财政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

第三种模式,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办小额信贷业务。作为国家正规农村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培养了一批了解农村、熟悉农村业务的专业人员,也形成了完备的组织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农村金融工作经验。这一切决定了,从农村信用社介入小额信贷市场开始,6年多时间,农村信用社占据了农户小额信贷业务的主力军地位。第四种模式,小额贷款公司运作模式。小额信贷公司按照公司的形式运作,政府不得介入,而且“只贷不存”,属于特殊的私营金融机构。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明天的钱今天花，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这种消费行为方式就是信用消费。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为满足消费者购买商品或劳务需求所提供的一种超前信贷支持就是消费信贷。消费信贷伴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兴起，已经有近三百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在中国，消费信贷尚处于起步或初期发展阶段，所以，顺应国际大趋势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发展消费信贷的意义

消费信贷最早兴起于17世纪20年代的英国，其本质是适度超前消费，缓和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消费信贷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被称之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杠杆。在我国现阶段，发展消费信贷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能够刺激居民的有效需求，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和长期战略选择，而采取发展消费信贷等措施刺激消费需求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保证，因为近些年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呈现供给相对过剩的局面。

(二)发展消费信贷可以提高生活水平，促进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升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我们的生活水平仍然偏低，所以，采取各种措施，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仍然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重大任务与奋斗目标。而发展消费信贷正是扩大有效需求，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有效举措。不仅如此，目前我国正处于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的阶段，发展消费信贷无疑对我国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升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发展消费信贷有利于缓解金融机构的闲置资金，提高其经济效益。近些年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有或国有控股银行的经营风险意识得到极大的加强，在这种形势下，银行出现了较为普遍的“惜贷”现象和大量的闲置资金，这是财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而发展消费信贷业务，银行把一部分信贷资金以消费信贷的方式投放到风险相对较小的消费领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金闲置与浪费的问题，提高金融机构的经济效益。

在加入WTO后过渡期，我国银行业消费信贷创新迎来了新高潮。按照银行监管的六条良好标准和持续监管工作思路，促进消费信贷创新，鼓励创新、支持创新、规范创新、防范风险，关注消费信贷创新理论的新进展，探索消费信贷监管的新举措，加强消费信贷风险管控，成为银行业监管的新课题。

一、准确把握消费信贷创新的结构与内涵

奥地利学者约瑟夫•熊彼特最早提出创新概念时，就指出创新就是在原有的制度结构里增加“新的组合”，引起“生产函数的变动”，即通过引入新技术、采用新方法、开辟新市场、构建新组织，改变生产函数的技术构成，引起效率提高和产出增长。笔者认为，金融创新就是一种针对银行活动的创造，一层意思是创造一种新的制度、市场、机构与产品，表现为一种金融制度增量；另一层意思就是对现行制度的一种否定与扬弃，表现为一种金融制度质的规定性的提高。据此，我国消费信贷创新最主要的就是消费信贷增量创新，即制度、市场、机构与产品的创新。这些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沿着特定的路径演进，形成内在的创新模式与机制。如何看待和监管消费信贷的创新？对于微观上的消费信贷创新的监管，由于我国目前消费层次还比较低、技术含量也不很高，目前尚未成为银行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但正在密切关注住房消费按揭贷款的风险问题，特别是“房奴”问题，笔者认为，“房奴”问题实质上是掠夺性开发住房消费信贷者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如果濒临枯竭，就会传导和表现在银行的账簿上。消费信贷风险具有长期性、隐蔽性。住房按揭贷款过度发放，造成房地产虚假繁荣，甚至是泡沫问题、“房奴”问题。经历一个经济周期的冷热叠加，会加剧宏观经济的动荡，甚至是经济倒退，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引发的严重经济低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消费信贷过度引致。

二、正确把握消费信贷创新的现状与趋势

银监会唐双宁副主席将我国金融创新状况评价为“起了步，上了路，水准低，不平衡”。笔者认为，这不仅符合中国实际，也符合当前消费信贷创新的特点与现状。过去几十年，银行业务一直是传统的老三样：“存贷汇”，但贷款的业务领域则发生了深度变化，表现在消费信贷创新则是住房按揭、汽车按揭，贷款范围更是扩大到教育贷款、医疗贷款、婚丧嫁娶、休闲旅游贷款、信用卡消费透支等，以及与消费结算相适应的电话银行和网上银行业务。2004年，针对房地产不良资产，尝试“准资产证券化”品种，募集资金支持各种“胡子工程”和“烂尾楼”建设资金需求，由于缺乏切实可信的信用担保、“资产池”难以保证未来收益要求权等问题，未能全面推开，但是消费信贷创新由此迈出了“实质性创新第一步”。由于我国消费信贷的蓬勃发展，业务规模快速增长，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2006年4月末，某市消费贷款规模达到39.7亿元，较年初增加3.03亿元，增长8.27%，同比增加7.8亿元，增长24.4%。其中：住房消费贷款余额28.9亿元，较年初增加0.68亿元，增长2.4%，同比增加4.7亿元，增长19.6%；汽车消费贷款余额5.6亿元，较年初增加0.03亿元，增长0.5%，同比增加0.09亿元，增长1.6%。置放POS机613台，工行“金融e通道”、农行“金e顺”、中行个人网站、建行e路通、华夏互联通等网上银行全部开通运转，各类银行卡持有量达到116.4万张，2006年1-4月份累计刷卡消费15亿元。传统的“节约就是节俭”、“消费就是浪费”的观念正在发生悄然变化，当然也出现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超前消费问题。在消费信贷创新水平上，消费信贷制度趋于规范统一，行为更标准，发展更理性；消费信贷市场趋于完善和发达，容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消费信贷品种趋于多元化，信贷方式更加丰富和灵活。金融创新的层次、技术含量、附加值还较低。消费信贷产品主要也是简单地复制与模仿国外产品，特别是机械地营销上级行推出的相关产品，服务的同质化现象严重，人无我亦无，人有我亦有，怠于创新，惰于开拓。消费信贷市场容量相对狭窄，市场环境有待完善，商业银行消费信贷营销的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消费信贷创新意识差、运作经验少。各机构、各地区之间差距较大。在产品开发、市场营销、风险控制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

三、辩证看待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问题

摘要：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深化，传统的农村金融信贷产品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群众需要，所以，我们必须要推陈出新，抓住当前大好的经济形势，转变思想，拓宽视野，做好农村金融信贷产品的创新工作，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本文笔者就从农村金融信贷产品的现状出发，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并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以期促进农村金融产品的创新工作朝着一条健康、有序的道路去发展。

关键词：农村金融信贷；创新度；农村信用体系；金融超市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农村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农村金融信贷产品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群众需要，所以，开展多元化的农村信贷金融产品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农村地区，交通不是很便利，资金的运行受到了极大的阻碍，所以，开展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信贷产品，也可以很好的解决当地融资难的实际问题，促进金融市场朝着一条健康、有序的道路去发展。

一、农村金融信贷产品现状分析

1.思想观念因循守旧，信贷产品品类较少。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民的生产生活需求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农民不光重视农业的生产发展需求，也对房屋的休憩与改善、子女出国留学、婚丧嫁娶等生活事宜有了更高的追求，对于资金量的需求不断加大。但是，现有的信贷模式还比较传统，信贷产品额度也比较低，无法满足老百姓的实际需要，所以，亟需要开展多样化的金融信贷产品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群众需要。另外，由于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一些上岁数的农民对于高风险的金融信贷产品还存有一定的顾虑，不敢“贸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信贷金融工作的顺利开展。2.企业员工不具备专业的金融素质，创新性较弱。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一直处于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企业员工固步自封，工作“求稳”，不求发展，抱着一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消极怠工心理，不愿意发挥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工作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缺乏创新意识，不愿意接受新鲜的事物，与当前瞬息万变的金融形势“脱轨”，员工的这一现实情况严重阻碍了金融服务工作的有效开展。3.宣传力度不够，忽视农村地区信贷产品的创新。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农民对于金融信贷产品的认知能力还停留在传统的观念当中，所以对于新的信贷产品缺乏一定的了解，所以金融信贷产品利用率与普及率都较低。另外，金融行业忽视了农村地区信贷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宣传工作，错误的低估了农民的信贷消费能力，所以，农民对于新的金融信贷产品不够了解，更谈不上利用新型的信贷金融产品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了。很显然，这是与大力发展新农村经济建设，加大对于农村金融信贷产品创新工作的初衷相背离的。4.金融体系不健全，缺乏前瞻性。由于新农村经济建设发展时间不长，所以，金融体系的建设还不完备，整个金融机构业务工作开展形式和内容较为单一，面对的目标人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信贷金融服务工作的开展缺乏一定的前瞻性，很难为农村经济的长效发展“保驾护航”，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

二、农村金融信贷产品的创新性研究

一、无锡市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农村经济多元化进程不断深入。随着城乡一体化规划和建设的稳步推进，无锡市农村工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各县、区、乡镇纷纷建立体现各地优势的产业园区，产业集群化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支柱产业和特色工业，而传统农业在农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逐步下降。2009年，无锡市实现农业增加值93.6亿元，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为1.86%。同时，现代服务业也在不断向农村渗透，农村经济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二）农村土地集约化及城市化步伐加快。随着十大强农惠农工程的实施，农田水利建设、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等工程稳步推进。为了改善农业与农村生态环境，无锡市大力实施农村造林绿化工程，并在重点水源保护区和环太湖周边地区实施面源污染治理和退耕还林还湖。根据国土资源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的要求，2008年起实施了以土地整理改造为中心的“万顷良田”建设工程，还积极开展“两置换一转化”试点探索工程。

（三）发展现代农业成为战略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无锡市高效农业、特色农业、观光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一批新兴农业主体应运而生，现代农业产业化呈现加速发展趋势。目前全市现代高效农业面积108.5万亩，占耕地面积比重达52%。同时，工商资本投资开发农业、建设高效农业园区的农业经济“捆绑式”发展模式也逐渐兴起，2003年以来工商资本累计投入农业超过120亿元，华西集团、阳光集团、红豆集团等企业集团都对建立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方兴未艾。在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趋势的带动下，能人带动、农学联手、龙头带动等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为农户扎根农村、发展农业的自觉选择。2010年6月末，无锡市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发展到582家，经营范围包括粮油、蔬菜、花卉、苗木、畜禽、特种养殖等10多个门类100多个种养品种，在组织农民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发展产业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无锡市信贷支持“三农”的基本情况

摘要三峡库区农村小额信贷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许多障碍，这些障碍主要表现在：小额信贷的发放主要由农村信用社承担，凸显独木难支的境况；农户能用于贷款抵押的财产缺乏，且其价值也远低于贷款额：专门为农户和农村小型企业服务的小额信贷担保公司极为有限。为此，应在三峡库区组建多种形式的专营小额信贷业务的新型金融机构；建立与多方利益主体紧密联系的小额信贷新模式；创新小额信贷抵押机制，用投资项目的未来现金流来替代不动产抵押；构建不同形式的小额信贷担保机构；设立小额信贷偿还预垫付基金。

关键词三峡库区；农村小额信贷；障碍；多元化创新

一、三峡库区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状况

三峡库区是全国重点贫困区之一，在19个县、市中，有12个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实现百万移民的脱贫致富，任务十分艰巨。经过各个方面10多年的努力，这项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其中，农村小额信贷在支持库区许多农民尽快脱贫致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小额信贷已成为库区农民解决温饱、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农村小额信贷在三峡库区各县：市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模式趋于多样化。具有典型特征的运作模式有：财政贴息扶贫小额信贷模式、农村信用社主导的小额信贷模式、社区性民间互助资金组织模式。在这三种典型模式中，以农村信用社主导的小额信贷模式在库区各县、市最为常见。经过10来年的发展，三峡库区农村小额信贷有了几个可喜的变化：一是农村小额信贷的目的由最初的单纯扶贫拓展至帮助库区农民致富奔小康；二是农村小额信贷的对象由传统种养农户拓展至与农业相关的多种经营户、规模大户和农村小型加工、运销企业；三是农村小额信贷额度由3000—5000元拓展至1—30万元；四是农村小额信贷期限由当年发放当年收回拓展至1—5年收回；五是由农村小额信贷信用村户的评定拓展至以农村文明建设的动态综合评价作为农村小额信贷依据的探索。为了更具体地了解三峡库区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情况，现通过对三峡库区农村小额信贷发展较具有代表性的开县的调研来反映其发展的脉络。

(一)开县小额信贷业务的启动。重庆开县地处三峡库区，全县人口150多万，其中贫困人口就达30万，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了实现农民的自主脱贫致富，开县从1998年就启动了小额信贷业务。由于开县许多农村地区只有农村信用社，金融网点较少，特别是撤乡并镇以后，金融网点变得更少，所以，农户小额信贷业务主要是由农村信用社承担，从1998年开县各乡镇农村信用社就开展此项业务。同时，还成立了开县小额信贷服务总社，专门从事小额信贷业务，其资金来源于县扶贫公司在农业银行承贷的扶贫贷款。该社内设信贷技术服务部、财务部、稽核监测部三个部门，以“县服务总社——乡镇服务站——联保小组——农户”四级管理模式进行运转。并且，开县小额信贷服务总社又是从事财政贴息小额贷款的小额信贷服务总社。2007年11月，在开县被确定为“重庆市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试点县”后，在6个贫困村建立了互助合作扶贫协会，筹集村级基金124.05万元，人会农户701户。

(二)开县小额信贷的成效。开县小额信贷业务的开展，成效是显著的。例如，2007年开县信用社共建农户经济档案28.54万户，评级户数21.90万户，核发贷款证19.50万户，颁证率89％，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7.39亿元。开县小额信贷服务总社到现在为止在全县20个乡镇建立了486个小额信贷服务中心、3270个联保小组，服务覆盖到321个村、10.9万农户、30.5万农民。11年来累计发放小额贷款113亿元，其中，种养殖业1569万元，农村加工业413万元。使许多农村移民走上了自主致富的道路。

一、“供应链一信誉链一融资链”联动中的社会资本效应

据上分析，为化解信贷配给难题和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必须以金融制度与非金融性制度的创新，深化与拓展小额信贷的研究和实践，因而对于“供应链—信誉链—融资链”联动中的社会资本效应的探析就水到渠成。

持续地对具有一定负债能力、但被正规金融组织拒之门外的人或企业授信的小额信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难的金融问题之一；作为最接近穷人的信贷，它又具有很强的社会道德魅力——一旦运作良好意味着大量人口脱贫。因而其研究与实践对于“和谐中国”建设具有特别意义。然而，中国这方面的成就也是乏善可陈。其因在于，小额信贷的风险判断(小额信贷组织对于“真扶贫”或“扶真贫”的只说不做直至退却，往往是基于收入难以覆盖成本的考量)，其实很大程度上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更多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直白地表达了小额信贷的经济学困境：借款人从抵押资产等财务指标考察上的资格欠缺，使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异常严重，利率价格机制的失灵使逆向选择不可避免。因而面对控制风险的本能方式——利率上调，即使借款人同意，贷款者由于更担心道德风险仍不敢放贷。这样，面对财务资料未达标、借款信用等级缺失和利率机制失灵的困局，经济学的评价体系就变得混乱不堪。于是，人们转求于社会学的考察。当一个经济上的行为演化为一个社会学问题时，这种经济行为的不经济就不难想象：小额信贷的交易成本和运作成本均很高，对贷款的监测很难；笔数很多而业务琐碎，人手不足而效率低下，等等。鉴于此，小额信贷的主旨由最初的扶贫向实现扶贫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目标(1997年全球第一次小额信贷高峰会议首次提出了双赢目标)的转变，就顺理成章。于是就有了关于社会问题经济化抑或经济问题社会化的“相机抉择”或兼得的诉求与实践。庆幸的是，有这样的成功范例——尤努斯和他的乡村银行(GB模式)以共享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成就做了很好的诠释。

尤努斯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所创设的小组(著名的“五人小组”)联保贷款制，通过穷人之间的“自由结社”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将一般商业信贷所固守的财产抵押担保教条巧妙地取而代之。令人称奇的是，格莱珉银行以帮助639万借款人中的58％成功脱贫并保持连续9年盈利记录的骄人业绩，成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标杆。这不能不归功于其运用了社会资本的原理——作为黏合剂，社会资本成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接。作为最初由经济学的“资本”演变而来的概念，最早将社会资本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定义——是实现或潜在的资源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通过科尔曼、普特南等的建设性贡献，得以深化和完善。尽管界定至今尚未统一，但一般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共同体中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长期交往形成的，嵌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以态度、信任、习俗、惯例、规则、网络、制度等多种形式存在的，被社会结存中的行动者(个人或组织)所获得和利用，并为行动者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提供便利的一种资源；并具有公共物品性、不可转让性、可转换性、层次性、无形性以及分布的非均衡性等特征。社会网络、互惠行为以及促进互惠行为的规范(显性契约等)和信任(隐性契约等)是其基本要素。特别指出，社会资本对于反贫困有重要的观测和警示作用，从而给小额信贷创新以启示。根据世界银行对社会资本关于紧密型(家庭成员与其他具有紧密关系的人之间的纽带)、跨越型(不同类型的人之间较弱些的联系纽带，主要指各类组织的成员纽带)和垂直型(通常指贫困者与那些对他们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员或组织之间的纽带)的划分，贫困群体(含中小企业)显然具有很强的紧密型社会资本。在此，“信誉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命题，通过“圈内人”的互动得以印证。作为主体认真履行承诺所赢得的声誉，以及关于主体可信任度的信息和有价值的资产，信誉很好地因应了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合作中产生的资源的内在规定性。因信誉同样作为人际互动合作的产物，其建立与维护需要投入资源从而产生收益；信誉也是一种存量——人际互动中形成的资本净流量之和。同时，贫困群体只有较少的跨越型社会资本而基本没有垂直型社会资本表明，对于社会资本的效应及其分析应全面审视——从“圈内”扩展到“圈外”是必然。因后两个资本恰是助推贫困群体成长的关键性内容。

二、构建对称互惠连续共生的中小企业融资机制

看来，倚重甚至迷信这种基于“熟人”网络的社会资本效应失之偏颇。毕竟从以族缘、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即传统的乡土社会，向以社会经济主体间的合约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即现代契约社会过渡，或者说，从单重隐性的契约(信誉等)的社会向更重显性的契约的社会转型，虽然必历经陈痛——分娩出新秩序中的道德断裂和失序，但为大势所趋。而这样的过渡期很容易造就这样的“道德悖论”：一个在共同体内部恪守道德要求的人，当这个“差序格局”(费孝通关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格局极有创意和深度的说法)扩展到距离“波纹核心”遥远的地方从而远离这个共同体时，其自我道德约束就非常脆弱。这根本源于他对于共同体内外不同的成本～收益的权衡：行为的被观测性(决定信息是否对称与完善)、长短期变化以及非道德行为是否受到经常监督、约束和惩罚的属性，都是重要的审视变量。显然，社会资本也有“塌陷”，也有不同的适应性——依存于不同社会结构的社会资本，其功能有相对应的规定性。就格莱珉模式来讲，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风险，而只是一种风险转移——五人小组机制的相互监督与激励的“双刃剑”，在使各成员将还贷压力外化为求生存与发展动力的同时，银行也由此实现了成本转移，即将成本外化给贫困者自治组织。这种个人风险向团队风险的转移，虽减少了信贷审查成本，但也有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尤其是个别贷款会传染成整个组织的共同违约。随着市场化进程和人口流动的加快，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可见，原生态的信任与信用，难免有局限性；“信誉+合约”，才使“信誉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命题具有普适性。

随着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农业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日益突出,作为金融部门,如何支持农村劳务输出,解决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对此,人民银行衡水市中心支行积极发挥货币政策指导作用,引导和支持相关部门积极开展信贷产品创新,指导衡水市农村信用社于2004年11月在全省率先推出“农村劳动力输出贷款”,有力地支持了衡水市农村劳务输出工作,取得了初步效果。

一、推出业务的背景

(一)劳务输出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衡水市是传统的农业地区,历史上工业基础相对薄弱,辖11个县(市区),414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344万。随着衡水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农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劳务输出成为发挥人力资源丰富优势,增加农民收入的首选。

(二)劳务输出费用偏高,农民遭遇资金瓶颈。由于办理各项手续、人员管理、培训等费用持续上涨,特别是出国外派劳务人员的支出费用也由原来的每人1万元增加到每人5万元。这对年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的农民可谓望而生畏。由于各金融机构没有开办此类贷款业务,导致农民筹资难。有的农民为筹集中介费,不惜去借高利贷,受资金制约一些想外出打工的人打了“退堂鼓”。针对部分农民缺少资金,无法实现务工愿望的实际情况,2004年11月,该市农村信用联社适时推出了“农村劳动力输出贷款”业务。

二、主要做法

(一)摸清底数,逐户建档。该市农村信用社联社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积极与村委会及县、乡有关部门协调,了解农户家庭经济状况及生产经营情况,配合地方党政部门及时了解农民输出劳务期间发生的单位转换、出国、退出及伤亡情况,积极争取政府职能部门对农村信用社进行外出劳务人员的信息反馈。同时,农村信用社与政府劳务输出部门签订了协议,规定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强化了彼此间的协调与配合,避免了劳务输出与信贷支持“两张皮”的现象。在此基础上,逐户建立了个人信用档案,为开展贷款工作夯实了基础。

摘要：本文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角度分析了科技型企业融资困境的原因，同时还分析了交易成本和声誉约束对科技型企业融资困境的影响。本文认为传统的交易型信贷约束了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支持，进而提出发展金融机构与科技型企业之间关系型信贷，通过关系型信贷可以在创新投入、创新成果、创新效率三个方面为科技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最后，本文还从银行和企业两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关系型信贷的建议。

关键词：关系型信贷；企业创新；科技型企业

一、引言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的战略目标。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占全国研发经费投入的77.6%，在各类创新活动主体中企业已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其创新水平是决定国家创新能力的核心要素，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关政策的落实，中国企业创新能力快速提升，其中科技型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共有工业企业数量为364.9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7.3万家，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58854家，其余90%以上都是中小企业，表明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吸纳就业人口、提供丰富产品、提高GDP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然而，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却困境重重，中小企业在本身资金不足的情况下难以从银行获得必要的资金1，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惜贷现象加重了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困境。科技型中小企业除了规模上相对较小之外，有着显明的科技特色：研发人员多，研发投入金额大；专利或专有技术多，产品科技含量高。科技型企业的高成长性对资金有着很高的需求，但是由于规模相对较小，可抵押资产少，在发展中面临的风险较大，因而很难从银行获得信贷支持。因此，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为其提供更好的信贷服务对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二、科技型企业融资困境分析

科技型企业虽然有多种融资渠道，比如资本市场上存在着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等融资渠道，但是通常上市的门槛较高，大量科技型企业难以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获得所需资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往往偏好IT行业，其他行业机会有限。科技型企业规模小，创始人也会担心权益融资会带来控制权稀释的问题。从总体上看，科技型企业的融资相对于其他企业存在着不同。一是科技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技术的研发与创新，由于技术门槛，银行很难评估企业创新活动的相关信息和项目风险。二是科技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主要体现为专利技术，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很难将专利技术作为抵押品。三是企业创新活动的风险高，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创新活动的预期回报难以确定和估算。四是许多科技型企业为了保留控制权和保守技术秘密，在融资渠道的选择上更倾向于银行贷款。科技型企业融资难的根源在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具体可以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逆向选择。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借款人比银行拥有更多关于风险水平和偿债能力的信息，银行无法准确识别每一个借款人的风险水平和偿债能力，只能将借款人按某些标准划分为不同类别，根据不同类别确定贷款额度和利率水平。由于科技型企业的资产主要表现为无形资产，无法作为贷款的抵押品。因此，对于科技型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银行给予的贷款额度较低，且利率较高，这样只有风险更高的借款人才愿意接受银行的出价，相应的贷款合约违约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大。为了对冲违约风险，银行则会进一步提高利率水平，如此循环下去，科技型企业将被挤出信贷市场。所以，在信贷市场上出现了资源配置扭曲的现象：银行更青睐于放贷给大型国有企业，而且利率水平更低，科技型企业或创业企业往往融资困难。二是道德风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之后，银行不可能全面监督借款人对资金的使用情况。科技型企业由于经营风险高、可抵押品少，获得的银行贷款成本相对较高。在银行与借款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科技型企业由于本身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投资不确定性较高，更可能将贷款资金投入高风险项目，加大了贷款的违约风险。因此，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道德风险也使得银行对科技型企业或创业企业往往表现出“惜贷”现象。除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科技型企业融资难之外，银行与科技型企业之间交易成本高、科技型企业声誉约束机制不健全也加重了科技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是交易成本。银行向企业发放的每一笔贷款都有相应的固定成本，科技型企业由于自身规模比较小，从银行取得的贷款金额往往也比较小，但是频次较高，每一次的贷款都会发生固定成本，从而抵减了银行的名义收益。在相同的贷款利率水平下，大额贷款产生的利息收入可能比多次小额贷款高得多。在贷款额度一定的情况下，银行贷款给科技型企业的交易成本将远大于贷款给大型企业的成本。二是声誉约束。在信贷市场上，企业的软实力也是银行考虑的因素。大型央企或国有企业一般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或者是地方经济龙头企业，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会自觉维持自身信誉，这些企业的企业家也会注重个人信誉。因此，大型企业存在着有效的声誉约束机制，不会轻易违约。中小企业一般生命周期较短，多数处于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市场份额小、盈利能力较低。中小企业往往信用自觉意识相对较差，恶意逃债、抽逃企业资金现象比较普遍。为了降低不良贷款率，银行会实行信贷配给，科技型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所需资金。

一、库伦地区农村信贷资金需求的新变化

（一）农村信贷需求呈多元化，信贷额度也呈急速上扬之势

库伦地区的经济结构具有多层次性，从产业结构看，除了第一产业外，第二、第三产业在各地农村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从地区结构看，各地农村的经济发达程度差异较大，具体表现在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城乡一体化水平等方面。从农村地区的经济主体结构来看，有独立从事纯粹农业活动的普通农户；有以雇佣工身份参与经济活动的农户；有从事各种生产经营的个体经济组织，还有各种类型的工商企业。经济结构的这种多层次性决定了农村地区金融需求的多元性特征。

（二）信贷资金需求地域不均，城乡结合部贷款需求量大

库伦地区交通闭塞，一些地区属于生产与生活条件相对落后的边远山区（如茫汉苏木、三道洼苏木等），农民以农耕为主，很多青壮劳力都靠外出打工，没有新上致富项目的冲动，贷款需求较小。而靠近库伦的元宝山、三家子等苏木乡镇，离镇区较近，近年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让农民得到了实惠，农民在温饱之余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养殖业，热衷于经商办实业，大力发展蔬菜、水果、肉食品加工等产业，一般规模大，实行“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对贷款的需求量较大。从金融机构角度分析，在交通闭塞，条件相对落后的偏远山区，由于当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经济发展滞后，使驻地农村信作社放贷困难，存贷比普遍较低；而交通便利，靠近城区由于个体户和外出经商户较多，当地金融需求旺盛，驻地农村信用存贷比例普遍较高。

（三）生活性贷款需求逼近或超过生产性贷款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