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民国时期;西南地区;边疆教育;学校教育

论文摘要：国民政府为实现民族同化，而重视边疆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许多法令，制定计划大纲，专门成立了教育部蒙藏教育委员会、蒙藏教育司，负责边疆教育事项，并在边疆各省建立了各级边疆学校。边疆地方政府也兴办了大量的边疆学校，培养边疆人才。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教育。

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教育称为“边疆教育”、“边地教育”、“边民教育”、“边胞教育”、“苗夷教育”等。边疆教育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边疆教育是以边疆所居住的人民为教育对象，狭义的边疆教育是以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为教育对象，这是通常所称的边疆教育，也即是本文研究的边疆教育。为保持原貌，按当时的语境，仍然称少数民族教育为边疆教育。本文所指的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四省。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边疆教育的法令，专门成立教育部蒙藏教育委员会、蒙藏教育司，负责边疆教育事项，并在边疆各省建立了各级边疆学校。

一、国民政府发展边疆教育的政策

1929年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于首都建立蒙藏学校，作为储备蒙藏训政人员及建设人才之机关。由蒙藏各地选送优秀青年应试人学，并附设蒙藏研究班，指导促进关于蒙藏事情之专门研究。”“通令各盟旗及西藏、西康等地主管官厅，迅速创办各级学校，编译各种书籍……，在教育部内特设专管蒙藏教育之司科。”同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待遇蒙藏学生章程》，要求蒙古各盟旗、西藏地方政府、蒙藏各级学校及蒙藏相连的沿边各省县政府，在每学期开始之前，向蒙藏委员会或其驻一平办事处保送蒙藏学生。凡经蒙藏委员会或其驻平办事处介绍的蒙藏学生，在公立学校应免全部学费，在私立学校应酌量减免。

西南民族民间舞蹈多是由西南少数民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在与自然、敌人斗争的历史中，出于表达感情的需要，自发集体创作的，不断的积累延续下来的原生态的舞蹈。它们是西南少数民族人民对生活，对自然的感悟，这些舞蹈和本族人的生活习俗、文化信仰息息相关。由于西南地区的地理因素，长久以来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因此他们还很好的保存着传统的文化、习俗和信仰。这从民间舞蹈中宗教祭祀舞蹈的数量之大就可以看出来。因此，西南民族民间舞蹈与民族信仰的关系的密切是显而易见的。

在众多的祭祀、礼仪活动中，舞蹈都是主角。这些舞蹈形象的向我们展示了西南少数民族神秘的精神信仰。如白马藏族的吉祥面具舞，汉语又称"十二相舞"。它源于白马人崇尚“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观念。远古时期，以游牧部落方式生存的藏族先民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活，猴、牦牛等聪明或有力量的动物被赋予了神奇的色彩，并成为崇拜、信仰和祭祀的对象。白马藏族有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就是部落的名称都是动物的名字:有黑熊部落、猴子部落、蛇部落，每当逢年过节，各个部落就戴上他们本部落的动物代表的标志性面具，在浑厚有力的鼓号声中，跳起驱邪祈福的舞蹈。他们以碎步沿逆时针方向转圈而舞，舞姿多模拟各种禽兽的动作，这是白马人最重要的群众性娱乐活动，旨在祭祀神灵、祈求平安、驱鬼避邪。也代表了白马藏族希望与自然界的野兽和谐相处的思想。

羌族民间舞蹈中的宗教祭祀舞的形成与发展也与原始巫文化及古代战争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在以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祖先祭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信仰的支配下，在羌族地区，无论是在庄严的宗教祭礼活动，还是还愿、求雨、占卜、丧葬、驱魂避邪以及各类节日、春耕秋收等祭祀活动中，为了敬神、娱神、媚神，为了消灾避难，祈求神灵降福保佑，无不以音乐歌舞贯穿始终。他们怀着赤诚的心向天神祈求风调雨顺，平安幸福;求山神，地神保佑年年丰收，人畜兴旺;亲人归天时，祈告阴魂的安宁。在羌族民间祭祀活动中为主要表演形式的“莫思纳莎”(羊皮鼓舞)就是由历代巫师(羌语称“释比”或“许”)主持表演的。羊皮鼓舞分独舞、对舞、集体舞等形式。对舞和集体舞主要用于上坛和中坛的祭祀活动，独舞主要用于下坛的占卜和驱魔活动。舞蹈时，多是沿反时针方向围圈而跳，领舞者头戴金丝猴皮帽，左肩扛神棍，右手执响盘(铜铃)，其他表演者身穿羊皮褂，手执羊皮鼓，以鼓声、铃声两种不同的音响的有机交融为主旋律，舞蹈随着人的情绪变化而转换，具有敏捷、粗犷、虔诚之特点。鼓铃声时而稳健优美，时而欢快跳跃，时而粗犷热烈，其节奏有力而和谐，及富鼓动性和感召力，既起到了抒发人们情感的作用，也真实地再现了远古时代，羌族人民同大自然作斗争的悲壮情怀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祭祀性舞蹈都保留着“万物有灵”原始崇拜的自然特征，羌族这些原始信仰的崇拜方式，虽然缺少理论色彩，但却显示出羌族先民祈求祖先和神灵能庇护自己的后代，家族兴旺，无灾少难，生活安宁。可以说是远古时代羌族历史的一种艺术再现，带有极为古朴的原始风貌。此舞虽随着生产社会的发展而成为全民性的风俗活动，但至今仍保留着“万物有灵”、“以舞示神”的原始自然崇拜的共同特征。

又如彝族通过舞蹈表演的形式加上歌师的诉唱来祭奠死者的舞蹈“铃铛舞”。在古代，《铃铛舞》作为军事舞蹈，表现的是战斗的场面，有着战争场面的描写，刻画有彝族传统的民族尚武的意识。之后，逐渐演变为安抚战死在战场上的战士的灵魂慰藉死者的舞蹈。彝族宗教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崇奉多神，主要是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中，最主要是对精灵和鬼魂的信仰。所以彝族很注重死去人们灵魂的安抚。原始的彝族铃铛舞仅限男性演跳，铃铛舞表现形式雄浑悲壮、豪放粗犷，两队舞者作跃马扬鞭状，相向而来，纵横有序，变幻无常。舞蹈以鼓、铜铃铛为节拍，控制节奏的铃声，它以协调的叫喝声起舞，用铃声调节动作，有时嘈嘈如急雨，撼人魂魄。有时切切如私语，动人心扉。一个连一个的高难动作，翩若惊鸿，舞如蛟龙。把战场上勇猛威武、彝山汉子的血性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铃铛舞的肢体动作力度很大，伴唱的词曲悲壮感人，为的是表现死者亲属沉痛的心情。它用叙述的形式，从歌词上表现死者的生平事迹，同时也用叙述的方式给死者开出一条沿历史上老祖宗的迁徙路线去老祖宗的归宿地的路，摇响铃铛是通知孤魂野鬼别挡路，而铃铛恰恰也成为祭祀中主要的道具。在丧事中使用铜铃和马铃串，有与死者灵魂沟通之意。随着时代的发展，铃铛舞所表现的内容也产生变化，现在主要表现传统的生产生活场景，内容健康，风格朴实。彝家女子的加入，使舞蹈更加绚丽多彩，唯独不变的是古朴雄浑的风格，是大气磅礴的感染力。而且场景不限，节日、喜庆、农闲时都可以演跳。由于彝族有婚嫁、丧葬皆歌舞的习俗，铃铛舞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因而得以世代相传，并保持着完好的原生状态。四川省凉山地区彝族所特有的舞蹈《披毡舞》也与彝族古代的多神和图腾祟拜有着密切的关系。舞者披着毡，通过双臂的伸展、收拢、摆动与身体旋转，来模仿鹰、熊的姿态。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彝族远古时代的人们模拟动物的情态，看到反映人们劳动生活的原始而古拙的舞姿。这无疑是彝族先民“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的民族信仰的表现形式。

西南民族民间舞蹈作为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深受民族信仰的影响。这种对超自然神灵的崇拜及由此产生的民族信仰是对社会和自然界的主宰者的神灵的膜拜，作为人类和民族精神支柱，有净化个体灵魂、提升社会道德、凝聚民众人心的意义。它自民族文明的一开始就作为一种精神风俗，深深地扎根在文明的最深层。因此，在那个自然科学极其贫乏，“万物有灵”，图腾崇拜等原始自然崇拜的、巫文化盛行的远古时代产生的西南民族民间舞蹈本身，深刻的体现了西南少数民族人民的原始信仰，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南民族民间舞蹈仍然很好的保持着它与自己民族信仰的密切联系，包容了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一、军事地理意义上的大西南

“大西南”概念，首先是军事意义上的。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甚至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人都没有意识到大西南之于中国的意义。直到1939年，长沙武汉相继失守，国民政府退守重庆，中国人才普遍意识到大西南乃是中国最后的屏障，是保存和重振中华文明的最后根据地，进而意识到大西南是中华文化的第二个摇篮。1939年12月29日，《西南青年》杂志在广西桂林创刊，主编程思远正式提出“大西南”概念，发表《保卫大西南与广西青年的当前任务》，发表里君的文章《论目前的抗战形势与保卫大西南》，号召广西青年和全国青年积极投身抗战，对青年进行抗战救国教育。程思远在文章中不但把广西看作大西南的一部分，而且称大西南为“抗战堡垒西南屏障”。与此同时，其他刊物的不少文章标题也开始出现“大西南”的口号，例如1939年《大夏周报》第7期登载千心的文章《保卫大西南》，1939年《战时教育》第8期登载文章《我们幼稚团怎样进行“保卫大西南”》，1940年《时事类编》第58期登载刘惠之的文章《保卫大西南》，张谔1941年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漫画自选集》的三大主题之一是“保卫大西南”，等等。随着“保卫大西南”口号的不断使用，“大西南”也就逐渐成为一个能够给中国人带来温暖与安慰的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最后根据地的象征，例如，1944年，闻一多在昆明发表《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的演讲时将大西南称为“抗战的最后根据地的大西南”〔1〕，意味着大西南与最后根据地的联系已经成为中国人普遍的共识。在这个时期，大西南主要包括广西、贵州、云南、重庆、四川、西康等省，大西南与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内涵几乎相等，“如何牢牢控制川、黔、滇、康等西南诸省，稳固大西南，是关心的首要问题”〔2〕。即是说，抗日战争时期的大西南，主要是指西南地区依靠天然地理上的天然屏障而尚未沦陷的省区。对大西南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大西南战略地位的认识几乎是同步的。1938年10月，《西南边疆》月刊创刊于云南昆明，以学术研究的立场，把西南边疆的一切介绍给国人，目的是期望对抗战建国的政策方面有所贡献。这也说明，处于大西南范围内的各省区，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自觉地把本区域内的战略资源和文化资源进行了整合，自觉地将大西南的文化血脉融入整个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且试图为重振中华文华做出贡献，表达了大西南文化向母体文化皈依的愿望。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军队继续利用大西南天险负隅顽抗，使西南地区成为解放战争中的最后取得胜利的区域。为了解放大西南，中国人民解放军调用了二野全部和一野、四野部分军队作为作战兵力，进行了艰苦的战斗。1949年7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正式成立。1950年2月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管辖云南、贵州、西康、川北、川南、川西、川东等7个省区。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不同是少了广西，西藏的大部分地区也不在此范围内。后来，西南军政委员会承担了解放西藏的任务。1951年10月，西藏解放。在当时领导者和后来叙述者的心目中，西藏理所当然就成了大西南的一部分。例如袁德金在叙述西藏解放时的用语：“西藏解放了，整个大西南解放了。至此，除台湾地区以外，中国全部解放了。”〔3〕。朱寿桐认为，“既然是‘大’西南文化地理概念，就应该将广西、西藏纳入其中”〔4〕。将此二省纳入，不但有充足的文化形态理由，而且有历史依据。在军事政治地理的意义上，大西南给人带来的文化想象是安全、稳定、顽强、自信。从《史记》的《西南夷列传》开始，对西南夷的记录和想象，都体现了这一特点。西南夷地区物产丰富，道路艰险不通，地域辽阔，夜郎自大，始终保持了一种政治独立、经济独立、文化独立的自足社会体系。《汉书》和《后汉书》对西南夷的叙述与此类似。《后汉书》直接将书写西南夷的部分命名为《南蛮西南夷列传》，对该地区未“开化”的人民多有贬损之意：“百蛮蠢居，仞彼方徼。镂体卉衣，赁深阻峭。”然而该地区民风纯朴，地理位置重要，所以征服管理并不太难。“蛮夷虽附阻岩谷，而类有土居，连涉荆、交之区，布护巴、庸之外，不可量极。然其凶勇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5〕在汉朝中原人眼中，西南夷是连接身毒国（今印度）等东南亚地区的枢纽和门户，地理位置重要，文化原始落后，等待开化。虽然“服叛难常”，然而却可“威泽时旷”，改变其“缓耳雕脚之伦，兽居鸟语之类”，就会“莫不举重尽落，回面而请吏”，〔6〕最终归附中原。由此可见，用中原文化同化西南夷，是自汉朝开始就在施行的一项基本措施。大西南地区很早就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但由于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加上各郡各部落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又能够保存一定的本地文化特点。段渝认为，中国西南的多民族分布和多民族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就初现端倪，在向青铜器时代过渡完成后，这种文化格局更加明显地凸显出来，“西南地区也因此成为了众多古代族群活动的面布区域，他们聚族而居，各自拥有大致稳定的活动范围，形成了西南夷地区的多族群分布格局。”〔7〕

二、经济圈意义上的大西南

在中国知网上以“大西南”为关键词按篇名搜索，1979年之后的文献有近900条，仅发表在期刊上的文章就有460多篇。再做一个粗略的观察就会发现，其中一半以上与经济有关。即是说，在中国的整体经济格局中，西南各省有相似性，与全国其他各省的经济条件、资源储备、交通运输、经济地位等均有相当大的不同。从经济上考虑，有人把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五省视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8〕，也有人把大西南经济区域概括为五省区七方（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藏、重庆、成都）。〔9〕总之，在经济学上说，人们普遍接受的大西南，广西和西藏都必须纳入其中。广西的存在使大西南经济区有了出海口，西藏的存在使大西南经济区有了尚待进一步开发的资源储备。从经济建设实践方面看，各省政府间的经济协作，也是按该格局进行的，西南六省区经济协调会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举行的，其中包括“贵州、四川、云南、广西、重庆、西藏、成都六省区市七方”。〔10〕除了这个划分，还有将海南和广东西部的湛江、茂名、肇庆纳入大西南经济区的说法。〔11〕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上的合作取代了之前军事、政治上的一致性，大西南各省高层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区域经济是互相依存的，要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定地位，具有共同条件的地方，就要团结互助，互相支持，优势互补，形成“大西南经济圈”和良好的经济生态环境。大西南经济圈之中的共省有许多天然共性。一是有集中的旅游资源，适合创建旅游经济发展圈，〔12〕以南方丝绸之路为纽带，加强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旅游合作，建立“南海国际文化旅游圈”〔13〕，各省政府之间正在加强合作，加速开发。〔14〕二是水电、天然气和石油储量方面丰富，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能源供给地。三是森林、矿产资源丰富，是中国最重要的木材和有色金属供给地。四是交通建设困难，许多地区闭塞、偏远，民族众多混杂，贫困人口多，是国家重点扶贫地区。五是文化资源丰富，保存了众多的民俗、民风、方言、口传文学等活态文献资料，这些文化资源都有被转化为旅游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可能性。大西南各省在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自足性、完整性、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强化了大西南文化的特质，使其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既相同又相异。1986年，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广西五省区文学家经过多年酝酿，于5月17日至22日在宜宾召开了“竹海笔会”，标志着五省作家对此概念的认同。〔15〕

三、文化意义上的大西南

程妮娜在《中国地方史纲》中论述说，春秋战国时期，“四夷地区在文化面貌上一方面表现出迥异于诸侯国文化的区域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受诸侯国文化影响以及区域内各民族文化交流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因素。”〔16〕四夷是指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西南属于南蛮。中国文化视华夏正统，地处中原，乃为“中国”。四夷的命名，体现了早期中原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初级看法。处于中原地区的部族自称华夏。华，是个会意字。“華”的本字，上面是“垂”，象花叶下垂形，本义“花”，可能反映了华夏得名与植物、鲜花崇拜有关。华夏崇拜对象是龙，龙是由许多种不同的动物图腾糅合而成的一种综合体，徐华铛认为：“龙的图腾透露了我们的祖先——氏族或部落合并的痕迹。”“龙图腾是古代各氏族、部落、民族相互融洽的结合，也是先祖们相互谅解、尊重、团结的象征。”〔17〕这是有道理的。以龙为图腾的部族，就是被统一、被驯化后的部族，定居下来，以农耕生活为基本生活方式，又有各自间生活产品的互补，因而越来越强大。这可能会导致那些尚未加入华夏族的部落而依然以个别动物为图腾的部族被视为“夷”、“蛮”的结果。他们生活方式单一，因而落后，不开化。北方少雨，农耕生活固然稳定，但主要是靠天吃饭，希望风调雨顺，所以后来龙图腾也多了一重意味，龙掌管雨水，龙王是水神，这也就应证了华夏文明以定居的农耕文明为主的特点。华夏民族以此为骄傲。东方夷，夷是个会意字，从大从弓，与打猎有关，本义东方之人，反映了东部少数民族以骑射文化为特点。一说东方人为貉，从豸。北方为狄，是个形声字，从犬，亦声，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以养犬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该特点还可从北方的蒙古族等民族的狼崇拜、狼图腾中得以说明。西方戎，从戈，从十，本意兵器，反映了西方少数民族文化以尚武为特点。一说，西方民族为羌，羌从羊，反映了其畜牧文化的特点。南方蛮，蛮为形声字，从虫，反映了南方少数族文化以蛇崇拜或以饲养昆虫为生的特点。由于“古人的生物学分类知识粗浅，鱼、虫、蛇相混不分”〔18〕，所以南方文化也带有渔文化的特点。比如南方的闽，也从虫。简单地说，远古时期，华夏文化以植物为崇拜对象，以农耕为基本生活保障，根基是农耕文明。四夷以动物为崇拜对象，以狩猎、畜牧、饲养、渔业为生活保障，根基是是畜牧文明与渔业文明。四夷又各有特点，西南夷以饲养昆虫、捕鱼为主要生活来源。概而言之，远古文化因受制于远古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与地方出产和生活来源有极大的关系。西南地区森林茂盛，蛇虫众多，水资源丰富，因而大量出产鱼类、昆虫类食物，这一切物产，在华夏先民眼中都是“虫”，因而大西南地区的文化也就被视为虫文化了。从造字来看，重庆为“巴”，象形字，本义为“蛇”；四川为“蜀”，象形字，从虫，本义为蛾蝶类的幼虫，特指蚕。“巴”“蜀”的命名都与虫相关。在巴蜀文化的古老传说中，蚕丛教民养蚕，鱼凫教民捕鱼，而这两种蜀人最先掌握的生存方式，在华夏文化中就被视为虫文化。三星堆出土文物也证明：“对蚕的崇拜可能是古蜀族最悠久的传统”〔19〕。“蛮”的古字为“蠻”，字形中既表示“丝”又表示“虫”，并无贬义，而是描述了一种生活方式，此生活方式创造了南方丝绸之路的灿烂文明。甚至有学者认为，龙图腾的最初形象，就是蚕图腾。李康学甚至认为，嫘祖与黄帝的结合，“促成了蚕图腾向龙图腾的飞跃转变”，并引《周礼注疏》卷三十《夏官•马质》郑玄引《蚕书》解释“蚕为龙精，月直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作为证据。〔20〕骆宾基也提出了龙图腾起源于蚕图腾之说，一则以古汉字“龙”的象形为证，二则以金石学、考古学为证，此论点引起了海峡两岸华夏后裔很大反响。〔21〕若此论点成立，那么以蜀文化为代表的大西南文化，不但不代表落后原始，而且它才是华夏文化的真正源头。由于造字时代对云南、贵州诸省的认识可能还不清楚，所以没有特别的字带有类似特征。但是有文献记录保存了该二省对昆虫的崇拜或文化，留下了一些痕迹。石朝江考证过：“从《苗族古歌》来看，黔东南苗族曾把蝴蝶作为自己的图腾”〔22〕。乌丙安记述过：“白族中传说人祖阿布贴和阿约帖之三女儿与青蛇成婚、繁衍了白族、怒族、傈傈族人。侗族崇蛇，祭祖母神时跳蛇舞，穿蛇皮衣。”〔23〕高山族、哈尼族、柯尔克孜族、佤族、藏族传说中都有蛇崇拜的迹象。在中国所有民族中，有蛇崇拜的民族，西南地区最多。除了蛇崇拜，壮族、傈傈族、藏族、傣族有蛙崇拜或关于蛙的神话传说。布朗族视蟾蜍为神物。侗族、傈傈族、壮族都有蜂神的传说。〔24〕以上证据表明，有虫类崇拜的民族，在西南地区最多，分布范围最广。另有资料显示，古代“巴”与“鱼”是同义字，“巴涪”是“鱼凫”的通假，巴人又叫“鱼凫巴人”；土家族远古图腾为鱼，至今赶年察祖还要煮鱼冻，而且不准送外族人吃。〔25〕黄桂秋论述过水族社会存在过鱼崇拜的事实。〔26〕这也就说明，大西南地区自远古以来就产生了以鱼、虫、蛇等为崇拜对象或图腾的共同文化基因。蚕丝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被世界视为中华文明的标志和象征，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靠丝绸连接起东西方的文明。因而，以蚕丝为代表的虫文化，在古时候不但没有“粗野、凶恶、不通情理”“蛮荒”的意思，反而象征、代表了中华文明最辉煌灿烂的历史阶段。早期大西南文化圈不但养虫，而且食虫。从原始人生存的角度看，在大西南地区采集昆虫为食能够获得比较高的蛋白质和热量回报率，而且可能比捕猎哺乳动物更为方便快捷。从药用价值来看，藏药、傣药、壮药和苗药中以昆虫入药的比例更高，“昆虫的药用价值在各民族的医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27〕，然而以大西南地区各民族医药中最为普遍。食虫文化，古已有之，据《礼记》记载，周代帝王食谱中有蝉、蜂、蚂蚁；《尔雅》记录了食用蚕蛹；东汉时蜂、蝉是贡品。〔28〕中原汉族人食虫习惯是否来自大西南地区，尚不可考，但是从现在的仍然在继续的民族食材成份来看，处于西南边疆的苗、傣、佤、哈尼等少数民族，确实还在继续“食虫文化”。〔29〕“云南十八怪”还保留了不少食虫的民俗，诸如“三个蚊子一盘菜”“蚂蚱叫跳菜”“竹虫蜂儿炸盘菜”等文化遗存。

本文作者：付令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一、航空枢纽建设的条件

（一）什么是枢纽

枢纽是指事物的关键部分，相互联系的中心环节。交通枢纽一般指代多种交通运输方式并存，干支线交汇，能够办理综合业务的交汇点。而航空枢纽是指在航空运输网络中具有重要中转功能和组织功能的大型航空港。现代航空枢纽的发展趋势是多种交通方式配合的综合交通枢纽，并突出航线中枢轮辐网络结构。其特点是客货运输规模大，中转比例高。

（二）航空枢纽的条件

交通枢纽形成的重要因素有：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历史交通线路与网络，运输技术，大宗客货流的集散。西南地区的重庆、昆明、成都、贵阳，甚至拉萨，具备航空、公路、铁路、航运、管道交通中的三种以上交通方式，已成为或正在成为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一般认为，航空枢纽的形成条件：地理位置优越，便于中转与经济成本最小化；航权与航线资源，具体体现在政策支持和基地航空公司的实力上；有足够基础设施，包括跑道、航站楼、各类系统等；空管、地面服务等综合保障能力；多种交通方式接驳与分工合作。

摘要:文章采用问卷调查、访问调查和电话调查等方法,对水泄彝族乡和李市镇这两个西南农业乡镇的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归纳出了中国西南地区农业乡镇金融存在对经济发展贡献率低、村民融资热情高但融资难、金融网点不全以及小额信贷数额小范围窄等现象;分析了中国西南农业乡镇金融发展资金来源少、融资意识不强、信贷成本高、风险大等问题的根源;提出了创新土地使用权流转办法、成立私募农业发展基金、设立农业乡镇创业协会和农村乡镇金融信贷补偿基金等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西南地区;农业乡镇;金融;对策建议

在当前世界环境压力不断增大、人们对健康要求越来越高的背景下,我国亟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发展低碳经济以及扩大内需完善经济增长结构。发展低碳经济、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除了传统的政策支持、资金扶持外应通过发展金融和以金融为依托的产品、产业来实现。笔者耗时半年之久,对地处西南地区云南省水泄彝族乡和重庆市李市镇的金融和经济状况进行了深入调研,在此基础上归纳出西南地区乡镇金融发展的困境及其根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期通过繁荣西南农村金融来促进西南农村经济的腾飞。

一、案例和数据来源说明

中国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四个省(市)。这四个省(市)地域相邻、气候相近、习俗趋同,广大农村乡镇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水泄彝族乡是云南省内的一个偏远少数民族农业乡,全乡山高坡陡,谷大箐深,交通不便。2008年全乡的总户数为4705户,农业户达4229户,占总户数的90%,一二三产业产值之比为:1.15:1:0.57。李市镇是重庆市江津区下辖的一个镇,2008年全镇共有34248户人家,其中有23559为农业住户,农业住户占68.5%。第一、二、三产业总产值分别是27557、17626、30281万元。李市镇还是一个典型的劳务输出型农业乡镇,劳务输出率高达73.4%。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和电话调查三种方式了解情况和采集数据。问卷题目为《李市镇经济、金融发展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被访户主的基本信息,家庭收入和支出,融资目的和途径、以及融资意愿、融资难易变化情况、金融对日常生活影响的感受等。问卷以户为单位,一户一份,共368份。问卷收发方式为现即发、即填、即收回。问卷涉及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的11个社村中的7个,这七个社村分别为:林家嘴社区一社和二社、两岔村、牌坊村、沙埂村、双河村、孔目村。水泄彝族乡的调研方式主要通过走访和电话调查的方式进行。电话调查对象包括村民和金融机构相关工作人员,电话调查农户的样本为随机样本,样本总数共31户,随机抽取了咱咧村、啊波村、水泄村、啊林村、瓦厂村五个村寨。

根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巴蜀西南外蛮夷有西南夷，其中较大的部落有夜郎、滇、邛都、嗜雟、昆明、徙、筰都、冉尨和白马，包括了今天云南以及贵州、四川两省西部在内的广大地区。对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交通的课题，学术界虽然有所涉猎，但目前尚无专门的研究。通过对古代西南交通的发展史，特别是汉武帝在“大一统”思想指导下对西南夷地区交通经营史的研究，除能弄清有关道路修筑的基本史实外，还对于我们以史为鉴、开阔眼界、拓展思路等具有重大意义。

一、本课题的研究状况及存在的不足

关于研究状况，有如下几篇文章值得关注:其一，朱惠荣的《汉承秦制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1］，立意着眼于边疆开发，交通仅是各方面开发措施的一部分，虽对西南夷道的情况有所涉猎，但毕竟角度不同，也只是略微提及。其二，李珍焱的《秦汉时期巴蜀地区通“西南”的道路及其意义》［2］，虽然通篇论述开西南夷道的过程，但是就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却言之不详，使人难以了解开道的艰辛以及更深刻地理解开道成功的伟大历史意义。其三，高荣的《汉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3］，虽对西南夷道路进行了较好叙述，但其主要侧重于边疆地区的经营，即由于道路的开辟给西南夷地区带来的有利的发展条件。其四，李正周的《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4］、黎小龙的《战国秦汉西南边疆思想的区域性特征初探》［5］、武宝宁和吴硕的《西汉经营西南地区的政策及其分析》［6］等文均是从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的角度对西南夷道的开发进行评价和总结，并未详细提及其他诸问题。关于汉武帝所修西南夷道路的具体路线，目前仍存在着一些分歧。朱惠荣的《汉承秦制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认为西南夷道由四条路组成:灵关道(旄牛道)由今天的四川峨边县到西昌;夜郎道由今四川宜宾到贵州西;夷道由巴符关到夜郎，东边由夷道县(今湖北宜都附近)西进;博南山道由洱海地区到保山县。李珍焱在《秦汉时期巴蜀地区通“西南”的道路及其意义》一文中则认为西南夷道由南夷道(唐蒙道)和西夷道(零关道和博南山道)组成。高荣的《汉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认为西南夷道由南夷道(夜郎道)、西夷道(零关道、灵关道)和博南山道组成。笔者认为，朱惠荣所谓的四条道路提到的“夷道”仅仅根据《水经•江水注》所言“汉武帝伐西南夷，道从此路出”，显然缺乏可靠的支撑材料，尚有待进一步考证。而根据汉朝时把滇、黔以及川南称为“南夷”，川西称为“西夷”的说法，把川西的零关道和云南的博南山道合并为西夷道略显牵强。根据古代科技落后的特点，道路修筑大都沿河沿江。笔者经过对比地图、查阅史籍、综合分析后认为，西南夷道由南夷道、西夷道、博南山道组成，即基本赞成高荣的观点。不过，对于西南夷具体的路线经过，高荣叙述得不太详尽。本文拟在高荣观点的基础之上，根据古代生产力限制，陆路交通往往沿河而修的特点，对此作详细的叙述，并且通过图1来对比秦朝的“五尺道”和汉朝“南夷道”路线，更直观地体现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对于高荣略述的灵关道和博南山道进行较为细致的论述，着重揭示其他学者未曾详细研究的在开路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难题，以及解决难题的政策、措施，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显示其在现当代开发西南的借鉴意义。

二、汉武帝以前西南夷道路开发的基本状况

西南夷地区的开发最早开始于战国晚期。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7］。可见，在战国晚期已经有一条水路可以通往西南夷地区。西南夷地区民族众多，物产丰饶，但是地形复杂，交通阻塞，社会发展不平衡，整个地区内有农耕、半农耕半游牧、游牧等不同的生产方式，可见其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受地形地势条件所限，秦汉以前虽然有商路可通外界，但仅满足于各地互通有无的需求。随着秦汉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和巩固，这种民间的商业交往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政府支持商路开发是大势所趋。公元前316年，秦国先后灭掉蜀、巴，秦昭王任命李冰为蜀郡太守。李冰先对青衣江和岷江合流处进行河道疏浚夷险，“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8］，避免继续“破害舟船”。又从成都循岷江而下，辟山修筑通往当时“僰人”［9］聚居地区(今四川宜宾市)的道路，这条道路也称为“僰道”。因“其崖崭峻，不可凿”，李冰采取积薪烧岩的办法，即先火烧山崖，再浇上凉水，利用热胀冷缩原理使岩石质地变松，易于开凿。李冰的这些措施为西南夷的开发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方法。图1五尺道和南夷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加强对“西南夷”地区的经略，派“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10］。常頞将“僰道”延伸，在李冰所筑的由成都至宜宾的“僰道”基础上，开通南广到朱提的道路。此道南经高县、筠连，渡筠连河，西至云南盐津，渡横江，沿横江北岸西行，经豆沙关至大关、彝良，渡洒鱼河南到昭通［11］。由于地势险峻，开凿困难，宽仅五尺，只能过人、畜而不能通车，称“五尺道”。“五尺道”是官方修筑通往西南夷的第一条道路，它的成功开辟，不仅密切了中央王朝和西南夷地区的经济联系，还成就了“栈道千里，无所不通”［12］的王朝新局面。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在汉初的60多年里，内则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外则抵御匈奴滋扰。西南夷地区自从秦开“五尺道”后，“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10］。汉为巩固新生政权，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停止了巴蜀与西南夷的往来，“五尺道”废。《华阳国志•蜀志》说:“(汉高祖)虽王有巴蜀，南中(指今滇、黔和川西南地区)不宾也”，“高后六年(前182年)，城僰道，开青衣”［8］，重新建立了内地和西南夷的联系，到汉武帝时，大规模开发西南夷的条件成熟。

三、汉武帝开“西南夷道”的简单经过及有关线路的厘清

摘要：作为民航运输的重要环节之一，航空气象服务在航空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民航事业的快速发展，航空气象服务能力不足与用户需求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如何提高航空气象服务能力以满足航空用户的需求，是当前航空气象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对当前西南地区航空气象服务现状进行了分析，探讨如何提高航空气象服务水平的对策。

关键词：航空气象服务；预报；现状；对策

1天气对航空运行的影响

天气是影响航空运输安全、正常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统计：约1/3的航空事故与天气有关。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飞机的性能和智能化程度都有了明显提高，飞机机械故障逐渐减少，而由于天气原因造成的延误及事故比例相对增加。西南地区地形复杂，既有海拔较高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又有地势较低的丘陵地带及四川盆地，错综复杂的地理条件使得西南地区的气候特征复杂，天气多变，高原地区大多具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气候特点。尽管机场助航设施和飞机的性能越来越先进，但对于具有复杂气候环境和气象条件的西南地区，不利天气条件的影响所造成的旅客滞留、航班大面积延误随着航班量的增大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特别是雷暴、雾等不利于飞行的天气造成的延误仍是航空运输延误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民航运行各部门间信息共享程度偏低、缺乏有效的决策工具，空中交通管制部门要对航班的预计起飞时间做出恰当的估计存在很大难度，机场、航空公司等运行部门也无法准确地预计航班起飞时间，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造成了日趋严重的航班延误现象与正常率偏低的航班运行状况。

2航空气象服务现状及问题分析

航空气象服务是指为航空活动提供的气象服务。其基本任务是探测、收集、分析、处理气象资料，制作航空气象产品，及时、准确地提供民用航空活动所需的气象信息，为飞行安全、正常和效率服务。目前西南地区航空气象服务主要分为针对机场的气象服务和针对区域的气象服务。针对机场的气象服务，涵盖机场和终端区，为用户提供机场天气实况以及各种气象要素预报，如风向风速、能见度、云量、云高、温度等，做出可能发生各种天气现象预报，如雷暴、雾、降水等。针对区域的气象服务，主要涵盖昆明飞行情报区（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大部），提供飞行航路上的气象要素（风向风速、温度、云高、云状、雷暴、颠簸、积冰等）的预报。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服务方式从传统的报文、电话、短信转变为互联网、微信、移动APP等方式，气象信息的获取渠道增多，获取更加方便快捷。较之服务方式的创新发展，航空气象服务的核心——预报能力的提高却十分有限。预报产品的精细化、客观化程度仍然偏低，对重要天气的定量化预报能力不足，制约了航空气象服务水平的提高。

一、内涵与外向功能———文化置换之于少数民族音乐

民族音乐作为民族文化的具体的门类化表现形式，是世界各民族从古到今在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上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能体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音乐形式。中华民族音乐在世界民族音乐宝库中的地位独树一帜，基于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包括以五声调式为基础的旋律设定，横向展开的旋律表现传统，以及跨艺术类型的表现格局等等。从广义上讲，世界任何音乐都是民族音乐，都是特定的民族族群在各自的生活历史上用旋律表达各自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和民族心理的结晶。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然过度宣传这种广义论，容易形成一种依赖传统精华的怠惰和盲目自大情绪。因为从狭义角度来讲，传统与现代的分界是有明确的历史阶段分化的，即以工业生产方式的世界性建立。传统的民族音乐均是形成于农耕时代甚至更久远的人类生产方式时代，总之是形成于工业生产方式形成之前。而中国作为一个高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工业生产方式的快速建成和迅速成熟，并伴之以工业化理性在文化创新领域的干预性指导，也决定了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民族音乐文化必然要面临迅速崛起的工业文明的挑战和改造。文化置换的整体效应就隶属于这个背景，并以一种量变与质变首尾衔接、宏观与微观并行不悖的态势生成和嬗变。以化学上的置换反应来看，一种单质与一种化合物化合，产生了另一种单质和另一种化合物，而变化的机理是较为活跃的离子将化合物中相对惰性的离子挤出成为单质形态。而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也类似这一化学反应，即处于自然自发生成、生长的民族音乐体系面对自觉自为的工业化文明体系的强势影响力，其内在的弱势因素便会被挤出和放弃，从而使整个民族音乐体系产生异变，其原生态的完整性受到影响而改组为一种全新的模态。比如，西南少数民族原生态歌手参加青歌赛，初登舞台展现了一种原始的、不为现代音乐表演、创作和评价方法所浸染的天籁之音，但经过参赛之后，得到了专业音乐导师的指点后，再次登台，则原生态唱法已经为标准化的、经院派的专业唱法所取代，实现了一次比较典型的文化置换。从正面意义来讲，文化置换是民族音乐现代化必须经历的阶段，也展现了民族音乐在现代化过程中所保持的接纳而非抗拒、开放而非封闭的自明姿态。当然，从负面意义来讲，文化置换的过度化和非合理性因素也导致了民族音乐优秀精髓的部分流失。

二、西南民族音乐的文化置换问题诊断

（一）文化置换的成员结构

1.单质———原生态的西南民族音乐。之所以说西南民族音乐是“单质”，体现的就是一种完整性和不可分性。我国西南地区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西藏自治区5个省级行政区，也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有藏族、白族、水族、傣族、苗族、佤族、门巴族、怒族、彝族、土家族等。西南地区保留着我国少有的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且类型多样，因此经济形态以特色农业、特色矿产输出和特色旅游为主要支柱产业。西南地区因没有内源性工业生产体系，因此在物质生产上保留着原生态地理环境，而建基于此的社会意识体系，包括区域文化，也不遗余力地体现出了自然产业形态基础上的民族原生态文化。西南民族音乐严格意义上是少数民族音乐，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在农耕生产中进行的自然自发的表达，是一种目的散漫的创作。这种纯粹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毫无刻意表演意图的音乐形式，就如同化学领域作为单质的纯净物一样，以完全的游离态形式存在，因惰性而稳定。西南民族音乐，如侗族大歌、苗族的赛咳、土家族的哭嫁歌，流传千百年，都是当地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风俗本身，并非一般认知意义上的音乐表现，而是音乐部分。这种自然自发的音乐样式不会内生出具有工业文明体系认知下的现代性，而是它赖以生成的自然农业生产方式所形成的现代性的不自觉顺延，就如同单质一样可以构成一种稳定态纯净物存在于自然界。

2.化合物———融入西南民族音乐元素的现代流行音乐体系。显而易见，流行音乐是一种商品音乐概念，自然是工业生产体系建立之后商品化的、市场化的、规模化的音乐形态，主要功能是商业性，艺术性次之。流行音乐的创作理念、表演形式、评价体系以及制作、营销策略都完全呼应成熟的现代工业生产体系，表现为强大的开放性、包容性、扩张性和全球性。中国流行音乐发展三十余年，从最初一边倒的港台中心主义，发展为逐渐北上的港台内三足鼎立，而到现在为内地流行音乐中心主义。凭借庞大的消费市场、雄厚的音乐资源（教育、人才、产业体系）内地流行音乐开始自觉而广泛的吸收各方面各领域的音乐类型，对外吸收欧美流行音乐元素，对内便吸收民族民间音乐元素，尤其是后者，其成功本土化、流行化的过程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一支强劲的力量，而形成的产品则以现代流行化的民族音乐形象示人，形成了一支庞大而稳定的“产成-消费”群体结构，如凤凰传奇、高原红、徐千雅、龚琳娜，都是立足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风格、唱法和创作传统，运用现代流行音乐的制作、营销模式，最终都登顶流行音乐的前沿领域。抛开艺人个人的品质因素，流行音乐体系的作用可谓执掌关键。同样，还有一些诸如《印象丽江》、《印象刘三姐》等综合性舞台音乐作品，也都是以现代流行音乐模式挖掘西南民族音乐风情元素的成功尝试。这些充分体现了现代流行音乐体系中的活跃元素强大的“化合”能力，能够吸纳西南民族音乐中原生态的、本土特色的创作、表演理念和形态，加以现代化和流行化，形成一种良性杂糅的高品质音乐消费体验。单质与化合物在工商业成熟的现代社会这样的环境下必然会形成一定形式和程度的文化置换反应。

编者按:西南地区的干旱已经持续数月，一些地方的灾情达到百年一遇，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造成极大威胁，给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带来很大困难。要打赢抗旱救灾这场硬仗，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必不可少，抗旱体系和抗旱措施的科学高效同样至关重要。同时采取水库供水、应急调水、打井取水、拉水、送水等各种应急措施，优先保障群众生活用水，妥善安排好生产用水。扩大旱作物种植面积，适时补种、改种农作物，推广抗旱节水技术，力争做到小春损失大春补，粮食损失经济作物补，种植业损失养殖业补，农业损失非农业补，努力实现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敬爱的党组织：

我国西南地区的干旱已经持续数月，一些地方的灾情达到百年一遇，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造成极大威胁，给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带来很大困难。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统一部署下，各相关地区的党委和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迅速行动起来，资金、人力、物资源源不断投向灾区。灾区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心，日夜奋战在抗旱救灾第一线。

要打赢抗旱救灾这场硬仗，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必不可少，抗旱体系和抗旱措施的科学高效同样至关重要。

首先，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既发挥各自优势,又形成一股合力。保证信息通畅，指挥有力。做好监测预报，加强对雨水情、旱情的分析、会商和研判，为科学制定应对旱情措施提供决策依据。各级抗旱组织要互相配合，协调行动，提高抗旱效率，把人力、物力、财力用到刀刃上。

其次，要科学管理调配抗旱水源，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供水方案。对旱区的缺水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摸底，算清水账。按照“先生活、后生产，先地表、后地下”的原则，重点抓好现有水源的统一管理和调配。同时采取水库供水、应急调水、打井取水、拉水、送水等各种应急措施，优先保障群众生活用水，妥善安排好生产用水。把有限的水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编者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西南地区历史罕见的大旱炙烤着人们的眼睛。我国作为严重缺水国家是不争的事实，但即便在如此缺水的情况下，国内水资源在生产和生活中的浪费却依然令人触目惊心。河水断流、农田龟裂，千万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旱区群众需要支持，但不等不靠，奋力自救，互帮互助，乐观坚守。引导农民合理调整种植结构，扩大旱作物种植面积，适时补种、改种农作物，推广抗旱节水技术，力争做到小春损失大春补，粮食损失经济作物补，种植业损失养殖业补，农业损失非农业补，努力实现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

敬爱的党组织：

西部数省的持续旱情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面对持续升级的旱情，从中央到地方，从干部到群众，各方力量汇聚到一起，上下一心、众志成城，一场抗大旱、保民生、夺丰收的战斗在西南大地打响。

大灾面前，各地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党员“突击队”“先锋队”正奋战在西南地区抗旱救灾第一线，涌现出了一批党员、干部组织群众，勇战“旱魔”的感人事迹，鼓舞人心。他们用切身行动，践行着一个党员、干部的职责与使命，激励着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战胜灾害的信念和决心。我们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抗旱救灾正是检验党员干部党性、品行的“试金石”。在抗旱救灾这个群众最需帮助的紧要关头，有许多边远贫困群众饮水十分困难，大面积的田土迫切等待灌溉、翻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就是要求共产党员能豁得出来、冲得上去，冲锋在前，真正成为查实情、解民困的“主心骨”；就是要深入一线，尤其要到灾情最重、抗灾难度最大的地方解民忧，要带领和组织群众打赢抗旱救灾这场硬仗。

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既发挥各自优势,又形成一股合力。保证信息通畅，指挥有力。做好监测预报，加强对雨水情、旱情的分析、会商和研判，为科学制定应对旱情措施提供决策依据。各级抗旱组织要互相配合，协调行动，提高抗旱效率，把人力、物力、财力用到刀刃上。要科学管理调配抗旱水源，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供水方案。对旱区的缺水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摸底，算清水账。按照“先生活、后生产，先地表、后地下”的原则重点抓好现有水源的统一管理和调配。同时采取水库供水、应急调水、打井取水、拉水、送水等各种应急措施，优先保障群众生活用水，妥善安排好生产用水。把有限的水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自身的职能，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根据水源现状，引导农民合理调整种植结构，扩大旱作物种植面积，适时补种、改种农作物，推广抗旱节水技术，力争做到小春损失大春补，粮食损失经济作物补，种植业损失养殖业补，农业损失非农业补，努力实现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

作为一个入党积极分子，我们应该在思想行动上去帮助灾区人民抵抗旱灾，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并不能改变很多，但我们可以通过节约一点水，捐赠一分钱去帮助灾区人民。作为21世纪的公民，我们更应该在理性上认识到“西南旱灾”不应止步于抗旱，我们更应该听到旱灾敲响“水资源短缺”的警钟。有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国作为严重缺水国家是不争的事实，但即便在如此缺水的情况下，国内水资源在生产和生活中的浪费却依然令人触目惊心。童话大王郑渊洁为此在博文中建议，在云贵大旱之际，利用一个周末全国停水一天，以让全国人民体验旱区同胞之苦，体验水之珍贵；争取设立“无水日”呼唤公民节约用水。面对如此情况，我觉得国家与党组织除了在抗旱方面为灾区群众减轻灾难外，更应该提早敲响水资源短缺的警钟，呼吁全国人民要节约用水，领导人们走向高效利用水资源的社会，让人们的节水意识称为一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