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范文10篇

在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三种主要的创作潮流，它们分别是：机智化、世态化和英雄化。二三十年代的机智化回应的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在其初创期对于新型话语形式的建设需要；三四十年代的世态化试图满足的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对于丰盈肌肤、壮健骨骼的艺术成长的需要；而三四十年代之交开始的英雄化，努力实现的则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希望更为紧密地拥抱时代与人生的现实情怀。

本文拟就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英雄化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英雄化取向的确立

大多数世态化喜剧的作者，都不缺少对于人或人生的哲理思考。这种思考，概括地说，主要体现在人和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在分析那些世态化的中国现代幽默喜剧作品时，我们会发现它们一般都有着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对于人性的信赖，二是对于社会缺失的表现。为了在表现缺失的同时不伤及人性优美的根性，它们往往将人物身上的缺点或错误归结为环境影响的结果，所以它们在世态展现和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总爱描写人物身不由己的苦衷。换句话说，它们强调的是环境对于人的支配。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这类作品表达了自身对于社会世态、风俗或传统的批判性认识。

人的确是环境的产物，但环境——这里当然是指社会的和人文的环境——同时又必然是人的产物。人拥有在一定条件下改造和创新自身生存环境的能力与义务。

正是在如何描写人支配环境的问题上，世态化作品表现出了某种局限。中国历史进入抗日战争阶段以后，这种局限与时代的精神氛围形成了日益明显的反差。在一个需要英雄并且已经产生出无数英雄的时代里，现代喜剧不能不对时代的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中国的现代讽刺喜剧在政治化的进程中凸现出愈来愈浓重的崇高色调，而中国的现代幽默喜剧也随之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英雄化。

21世纪之初,韩国电影异军突起。在这股电影韩流中,喜剧电影扮演了十分突出的角色,以《我的野蛮女友》《超速绯闻》等喜剧影片为先锋,迅速地入主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各国。韩国喜剧电影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已经成为韩国新世纪以来商业电影的主流。韩国喜剧电影之所以能够获得快速发展,除去制作成本低廉、商业推广成熟等原因外,探究其电影本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类型杂糅、风格类型混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业电影类型的多元化和杂糅化发展趋势愈发明显,世界各国类型电影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附和着这个趋势发展。韩国喜剧电影在其发展的起步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发展趋势,在许多的韩国喜剧影片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喜剧类型元素,甚至可以看到动作、爱情等其他各类型电影元素。事实上,韩国喜剧电影呈现出的最大优势便是和不同类型杂交与糅合,喜剧类型电影最能彰显电影的娱乐化要求,和其他电影类型都有结合,形成了青春爱情电影、政治喜剧、历史喜剧、黑帮喜剧、惊悚喜剧、家庭喜剧等电影类型。

在《我的野蛮女友》《我的老婆是大佬》《我的野蛮女教师》等这一系列“野蛮”电影中可以看到多种类型风格的混用。比如《我的野蛮女友》是“爱情片和浪漫喜剧的混合类型”。女友不论是如何的“野蛮”,其行为是如何的打破观众的固定思维方式,很明显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女友的“野蛮”依旧来自于爱情(女友失去前男友之后一直沉浸在痛苦中无法摆脱,为了掩饰这种痛苦她用“野蛮”来伪装自己),只是这种爱情的表达方式比较个性、独特罢了,所以其归根到底是一部爱情片。

然而从叙事策略上看,《我的野蛮女友》又并不是一部单一的爱情片,而是在爱情的进展过程中加入了其他的类型元素———浪漫喜剧元素。影片之所以受到年轻观众的喜爱,就是因为在这部喜剧中加入了诸多的浪漫元素,如男女主人公在公园漫步的桥段,“野蛮女友”发起小脾气,突发奇想地让男友和自己换鞋穿,最后又诱惑男友穿着自己的鞋,满场飞奔,玩起了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当看着男主人公,穿着“野蛮女友”的高跟鞋,痛苦又幸福地追逐着女友,笑料百出的同时,又让我们羡慕这对情侣的浪漫风情。

二、反传统、反类型的叙事结构和叙事风格

关键词喜剧歌舞剧

摘要电影《高兴》讲述了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为自己的事业和爱情打拼的励志故事。影片整体基调明朗，表现诙谐、新颖。片中融歌舞于喜剧的做法是这部电影的最大特色，轻松愉快的歌舞剧形式既契合了人物的情绪，又促进了剧情的发展，是对中国电影创作表现方式的大胆尝试与探索。

继《疯狂的石头》着实让国人兴奋了一把之后，导演阿甘带着他的新片《高兴》在09贺岁档的拥挤空间中用“喜剧片加歌舞片”的崭新形式为自己独树一帜，以轻松愉悦的情调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让观众在大悲大喜的年份中感受到了一丝的惬意与舒心。《高兴》凭借着扎实的故事基础和有质感的人物原型，突破之前中国电影大片式华丽空洞的意象封锁，揭示出了一种有生活脉搏的现实。

影片《高兴》的背后站着的是原著小说《高兴》及其作者——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贾平凹，贾平凹的的现实主义在影片里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奇幻浪漫主义。在阿甘的电影镜头里，流落在城市的拾荒者，生存的焦虑和困顿仿佛只是遮盖在身体上的一层薄衣衫，骨子里的浪漫和梦想被当作传奇过分书写。如果要讨论这部电影，比较厚道的做法就是完全抛开小说原著，把它当作一曲单纯快乐的抬荒者之歌。就此而言，影片《高兴》的确能让人高兴，一部用梦想包裹而成的电影，梦想的一切又都能实现。地位卑微的街头拾荒者尚能做到如此，更何况你我这些能买票进电影院看电影的人?总结起来，这部电影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想象丰富、趣味十足、个性张扬

影片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收破烂的农民赢得了一个美艳女郎的爱情故事。这种内在的体现在剧作上的想像力加上飞机坠河、黄包车上天等奇特景象硬是把一个不可能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如假包换!其次，贾平凹的农民式幽默加阿甘的导演风格构成了影片妙趣横生的喜剧效果，精彩绝妙的台词在片中数不胜数、俯拾可见。再者，片中大小角色个个出色，虽角色不同，差别各异，但这种差别产生出夸张、张扬的个性，正所谓有差别，才有戏，有个性，才出彩!

民间美术的美学体系具有鲜明的人类群体性特征，这是由创作者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根源、创造动机、思维方式和文化模式所决定的。喜剧性则是民间美术美学体系中善良祝愿的乐观理想对美感形态范畴的必然规定，主要可以分为：

一、稚拙美。这是民间美术从原始艺术那里直接继承来的、最能体现人类童年的天真憨稚的美感范畴。稚拙美在儿童绘画中有充分的体现，即是指儿童绘画中那种幼稚天真的风格。这种风格在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民间美术的各品种门类中，都是贯穿全局的共性的风格，形成了民间美术天真烂漫、异想天开的审美趣味，就像以儿童的好奇的眼光看世界、想宇宙、表达意义。这种稚拙美按照中国美学的传统格式，可以称为“稚趣”。它不是以和谐为标志的优美，而是一种不和谐带来的趣味，令人由衷地绽开笑颜。但它又不是像崇高那样严重的令人震惊的不和谐，甚至也还达不到“滑稽”的不和谐程度，它是一种最轻量级的不和谐形态，它带来的笑，是如同大人看到小孩子那种不准确、不熟练的憨稚举动而觉得可亲可爱的笑，而不是滑稽带来的嘲笑或大笑。

民间美术的作者大多是成人而不是儿童，它为什么会具有这样广泛而鲜明的稚拙特征呢？这是因为：第一，非专业性。民间美术的作者绝大部分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劳动者，即使像木版年画、皮影、陶瓷（区别于宫廷用品）等具有专业作坊性质的品种，也是下层劳动者的一种副业。由于农业生产和物质条件、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进行十分精制的、费时费料的制作，只能采用身边廉价的材料，以很快的速度制作，因此不可能拥有玉雕、牙雕之类的高贵材料和悠闲的情致。在全民性的制作活动中，老百姓的作品不是按专业训练的技术来“正确地”描绘出事物的比例、结构，而是写其大意，表现出不准确、不合比例、粗疏等特点。第二，自娱性。普通老百姓创作民间艺术品时，不是强制性的劳动，而是表达理想愿望、富有创造力的活动，具有自娱性。人们按自己的想象即兴制造，随意性强，自由度大，不受别人的限制，结果就有了如儿童画般的异想天开的趣味。第三，传承性。由于民间美术创作者世代集体传承的程式是在很久以前就定型了的，他们世世代代继承着这种程式，并且在这种程式的教育下形成自己的艺术思维能力，因此，他们历代新的创造也是在这种浑沌结构的造型规律的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历代民间美术作品总是透露出生命初期的蓬勃和天真。第四，表意性。民间美术的创作动机决定了他们不追求写实与模仿的逼真，而是注重表达意义。出于表意符号性的目的，他们有意识地突出表意需要强调的部分，而缩小、简化表意不需要强调的部分。这样就使物象失去了本身形态的自然比例结构，而造成不和谐——儿童画般的稚气。

民间美术的稚拙美，是人类童年浑沌思维方式在艺术形态上的体现，所以它并不等同于儿童画的稚气，正如人类童年不等同于个体的儿童一样。因此，不能简单地以为民间美术就像儿童画一样，它其实比儿童画要成熟、丰厚得多，它只是具有这种天真憨稚的审美趣味，而在其内涵上、体系上却完全是社会文化性质的。

二、滑稽。《史记·滑稽列传》说“滑稽”指“擅隐语”“善为言笑”“滑稽多辩”。《史记》索引中说：“滑，乱也，稽，同也。以言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言能乱异同也。”这里所说的“乱异同”，即是指出了滑稽的基本形态特征：不和谐。印度公元2世纪的《舞论》中提到，滑稽是由于颠倒的装饰、不正常的行为、言语、形体动作以及不正常的服装等使人发笑。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认为：“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现成的例子如滑稽面具，它又丑又怪，但不使人感到痛苦。”近代的美学家们，则从内在形态上深入探究着“滑稽”的本质。黑格尔认为，喜剧（滑稽）是感性形式压倒理性内容，表现了理性内容的空虚。在我国1987年出版的《美学教程》中，童坦从黑格尔的思路出发，对滑稽的本质做了更为深入的理论探讨：“滑稽作为实践与现实相抗争的痕迹特色”，是“善（目的性）对真（规律性）的压倒……在这种对立中，善不符合甚至反对真……因而在这善反对真的现象形式上就表现为善对真的戏弄、压倒，其形式是轻松的。也就是说，主体的合目的性的实践在斗争过程中已确定地占据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客体现实作为敌对力量已成为缺乏存在根据的事物，成为可以任意摆弄的存在……这种失去存在根据的存在，自然暴露出它内容的空虚，暴露出它的违反规律性，实质上成了假的、可笑的形式。”这就是说，在这个斗争中，善以假的外在形态战胜了恶的真实（规律性），从而体现了善战胜恶的人民理想，体现了善战胜恶的历史发展趋势的本质规律，暴露了恶的真——局部的、暂时的现实规律实为违反本质规律的假与丑。曹雪芹的诗句极恰当地体现这个善的胜利：“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滑稽的审美效应和美学价值，也是一切艺术假定性的美学基础。

滑稽在民间美术中是重要的审美范畴，按中国美学术语的格式，可将滑稽称为“谐趣”，即谐谑之美。大量的民间美术作品以善（目的性）压倒真（规律性），而构成了象征、写意、主宰万物的自由。凡属比例、结构的失调，都可以造成滑稽的审美感受。如《西游记》的猪八戒、孙悟空都具有滑稽性，而唐僧因其是正常人体而无滑稽性。河南太昊庙会上传统的人祖（猴头人身）、动物头人身的十二生肖等都是滑稽造型。这其实就是一切建立在艺术假定性上的美的生命和价值的根本依据。民间许多石刻人物的头部都特大，表情鲜明，而身躯特别是下肢很小。民间艺人为了突出强调人的表情，为了传达所想表现的谐谑趣味，也为了适应石料形状的局限，创造出这种不合比例的生动活泼的造型，获得了打破人体比例和谐的平衡而具有的生机蓬勃的运动感。

在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三种主要的创作潮流，它们分别是：机智化、世态化和英雄化。二三十年代的机智化回应的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在其初创期对于新型话语形式的建设需要；三四十年代的世态化试图满足的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对于丰盈肌肤、壮健骨骼的艺术成长的需要；而三四十年代之交开始的英雄化，努力实现的则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希望更为紧密地拥抱时代与人生的现实情怀。

本文拟就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英雄化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英雄化取向的确立

大多数世态化喜剧的作者，都不缺少对于人或人生的哲理思考。这种思考，概括地说，主要体现在人和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在分析那些世态化的中国现代幽默喜剧作品时，我们会发现它们一般都有着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对于人性的信赖，二是对于社会缺失的表现。为了在表现缺失的同时不伤及人性优美的根性，它们往往将人物身上的缺点或错误归结为环境影响的结果，所以它们在世态展现和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总爱描写人物身不由己的苦衷。换句话说，它们强调的是环境对于人的支配。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这类作品表达了自身对于社会世态、风俗或传统的批判性认识。

人的确是环境的产物，但环境——这里当然是指社会的和人文的环境——同时又必然是人的产物。人拥有在一定条件下改造和创新自身生存环境的能力与义务。

正是在如何描写人支配环境的问题上，世态化作品表现出了某种局限。中国历史进入抗日战争阶段以后，这种局限与时代的精神氛围形成了日益明显的反差。在一个需要英雄并且已经产生出无数英雄的时代里，现代喜剧不能不对时代的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中国的现代讽刺喜剧在政治化的进程中凸现出愈来愈浓重的崇高色调，而中国的现代幽默喜剧也随之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英雄化。

摘要：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关于艺术创作手法的重要思想。在形式主义看来，艺术的过程就是事物“陌生化”的过程，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让表现客体“陌生”。目前，陌生化已被大量运用于文学作品的批评和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就；而情景喜剧作为艺术表现形式的一种，则少有人从陌生化的角度进行分析，阐释他们受欢迎的原因。所以，本文拟从陌生化角度分析美国热播情景喜剧《生活大爆炸》，进而得出它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受欢迎和追捧的原因。

关键词：陌生化；情景喜剧；热播剧

一、引言

2007年9月美国CBS电视台新推出一部情景喜剧《生活大爆炸》（TheBigBangTheory），该剧从开播之初的默默无闻的边缘题材到如今的黄金档王牌剧集，其收视率居高不下，并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培养了大量的影迷，得到评论界和观众们的一致认可。它不仅获得第61届艾美奖3项提名，还荣获2009年美国电视评论委员协会“喜剧突出成就奖”、“喜剧个人成就奖”等两项大奖。在竞争激烈的电视剧市场，该剧为何能够脱颖而出，广受好评？下面本文将运用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中关于艺术创新的手法——陌生化对其原因进行探讨。

二、生活大爆炸简介

《生活大爆炸》讲述了一个美女和四个科学家宅男的故事。主人公Sheldon和Leonard是一对好朋友兼同事，共同租住在一间公寓。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的量子物理学家，他们有着超高的智商，对于工作上面的事情游刃有余，但是对于日常生活，这两个大男人就显得比较笨拙了。直到有一天隔壁帮来了一位性感貌美的女孩Penny，他们两人的生活渐渐不同往昔。在Sheldon和Leonard的两位好朋友兼同事，也同为科学家的Howard和Raj的加盟下，四个科学宅男和一位美女共同演绎了一幕幕滑稽搞笑的剧集。

韩国电影以其产业化模式、类型化发展和独特的影像风格在亚洲喜剧电影中独树一帜。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产业化发展，韩国喜剧渐渐成为韩国主流电影的一个重要的类型。进入新世纪，韩国电影得到更好的发展，佳作不断，2001年的《我的野蛮女友》使“韩流”席卷亚洲。之后，日本、中国、好莱坞都相继翻拍了同名的影视作品，由此韩国喜剧电影渐渐受到关注。

一、喜剧策略

新世纪以来，韩国的喜剧风靡亚洲，成为特定的类型片种，运用了独特的韩式喜剧策略。综合而言，可以归为以下几点：

首先，温柔的暴力成为了营造喜剧化效果的策略之一。自《我的野蛮女友》大获成功以来，“野蛮”成为了韩国喜剧中的关键词。随后的《我的老婆是大佬》系列（2001、2003、2006），《我的野蛮女教师》系列（2003、2007），《我的野蛮初恋》（2003）等电影都延续了银幕上的“野蛮”风格。这种“野蛮”的角色通常为面部表情丰富、肢体语言夸张、对白语速快且音量大、塑造行为粗鲁、言语粗俗的漂亮女性形象。如《我的野蛮女友》中的“她”（全智贤饰）从外表上看是男性主人公牵牛（车太贤饰）倾心的形象，但动作粗鲁、性格乖张。由于明星靓丽的外形使其在形象上得到了观众的认同，即这样的女孩虽然粗鲁，但漂亮可人，于是她是可以被原谅的；另一方面，每当“她”出手教训男友牵牛的时候，原本男性/女性—权威/温柔被倒置成为男性/女性—温顺/强势，这种差异性倒置和东方文化中男权至上的传统正好相反，同时这种倒置却是无害的（最终女性依然归顺于男性），由此产生了喜剧效果。可以说，“野蛮女友”是新世纪以来韩国喜剧最为独特也最为成功的喜剧策略。正如李孝仁在《追寻快乐：战后韩国电影与社会文化》中所说：“在这样一个阶层鲜明的社会中，‘女友’的野蛮形象即便只在银幕上亮亮相，也能给观众带来无穷的快乐和欣慰。”（1）如果说“野蛮女友”是女性角色的喜剧化变体，那么“搞笑大佬”则是男性角色在韩国喜剧电影中的演变。韩国黑帮喜剧中常见暴力场面，但这些场面却是为了营造喜剧氛围的。（2）例如《家族荣誉2》（2005）中开篇的一场打斗，先以动作电影一贯的模式表现暴力场面，但在这段情节的结尾，观众出乎意料地发现之前的打斗全然是黑社会老大——母亲大人用来考验儿子的玩笑。观众由暴力性的场面突然抽离到喜剧性的结尾，消解了暴力，将暴力演变为喜剧性的元素。

其次，将民族的分裂植入喜剧中，在笑中产生了思索。韩国电影一向关注人性本质和民族创伤，喜剧也不外如是。新世纪以来的韩国喜剧电影常将民族的分裂作为喜剧性元素来展现，通过“笑”表达其分裂的民族创痛。如《朝鲜男人在韩国》（2003）、《南男北女》（2003）、《间谍女孩》（2004）、《大胆家族》（2005）、《欢迎来到东莫村》（2005），《相会的广场》（2007）等电影都有分裂导致民族差异的喜剧桥段。在叙事策略上，韩国喜剧常将主要人物出身分别设置为南北韩，于是地域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差异造成了喜剧效果。《朝鲜男人在韩国》中的朝鲜士兵漂流到了韩国，见到了光怪陆离的世界；《间谍女孩》则在浪漫爱情喜剧中加入民族分裂的元素，最后设置开放性的结局——男女主人公或许能够开花结果的爱情，象征着民族统一的希望；《欢迎来到东莫村》则更加深刻，在民族分裂的主题上更加深对人性的思考，在封闭的时空中，考验同一民族两种意识形态的生存之道。

另外，新世纪以来的韩国电影常使用明星令角色和演员形象形成对应关系。喜剧电影常由固定的明星来打造喜剧品牌，如美国的基顿、卓别林、金凯瑞、本•斯蒂勒等；法国的林戴、路易•德•菲耐斯；日本的寅次郎系列；香港的许氏三兄弟（许冠文、许冠英、许冠杰）、周星驰；内地的冯小刚葛优系列喜剧等，都是利用固定的明星或导演打造系列喜剧电影。

地税廉政喜剧小品剧本:见面礼

时间：入秋时节

入物：李光明，轮岗新任的地税分局局长，简称李。

孙大发，大发酒楼老板，圆滑世故，简称孙

孙小梅，孙大发独女，李光明女朋友，是公务员，简称梅

［幕启，舞台设带门窗的硬背景，后书有“聚财为国、执法为民”字样，门的上方有“分局长办公室”牌，台上摆有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桌上电脑、电话、帐簿、文件等。

在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三种主要的创作潮流，它们分别是：机智化、世态化和英雄化。二三十年代的机智化回应的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在其初创期对于新型话语形式的建设需要；三四十年代的世态化试图满足的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对于丰盈肌肤、壮健骨骼的艺术成长的需要；而三四十年代之交开始的英雄化，努力实现的则是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希望更为紧密地拥抱时代与人生的现实情怀。

本文拟就中国现代幽默喜剧的英雄化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英雄化取向的确立

大多数世态化喜剧的作者，都不缺少对于人或人生的哲理思考。这种思考，概括地说，主要体现在人和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在分析那些世态化的中国现代幽默喜剧作品时，我们会发现它们一般都有着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对于人性的信赖，二是对于社会缺失的表现。为了在表现缺失的同时不伤及人性优美的根性，它们往往将人物身上的缺点或错误归结为环境影响的结果，所以它们在世态展现和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总爱描写人物身不由己的苦衷。换句话说，它们强调的是环境对于人的支配。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这类作品表达了自身对于社会世态、风俗或传统的批判性认识。

人的确是环境的产物，但环境——这里当然是指社会的和人文的环境——同时又必然是人的产物。人拥有在一定条件下改造和创新自身生存环境的能力与义务。

正是在如何描写人支配环境的问题上，世态化作品表现出了某种局限。中国历史进入抗日战争阶段以后，这种局限与时代的精神氛围形成了日益明显的反差。在一个需要英雄并且已经产生出无数英雄的时代里，现代喜剧不能不对时代的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中国的现代讽刺喜剧在政治化的进程中凸现出愈来愈浓重的崇高色调，而中国的现代幽默喜剧也随之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英雄化。

摘要:历观中国喜剧历程，它的潮起潮落是随着时潮而变化的。依据中国大众的审美标准，喜剧片符合民众的心理结构需求，可是，我们往往忽视了喜剧片中所隐含的悲情情怀。本文将从《非诚勿扰》和《海角七号》两部影片分析悲情基调在喜剧影片中的体现和作用。以启示我们不能仅仅沉迷于喜剧影片带来的表象的心理收获中，更应该读懂潜伏在其后的悲情世界所散发出的淡雅而浓厚的美和力量情怀。

关键字:喜剧片；悲剧片；悲情基调；

中国喜剧经历了20年代谐噱片，30年代悲喜剧与社会喜剧，40年代讽刺喜剧与风俗喜剧，50年代人民生活喜剧，70年代幽默喜剧，80年代家庭喜剧，90年代诙谐喜剧，世纪之交贺岁喜剧等变化。零八岁末贺岁片《非诚勿扰》和喜剧片《海角七号》如火如荼的上映，又给身心疲惫的国人呈上了一道可谓是“心灵鸡汤”的温馨慰藉。冯氏幽默和经典台词依旧使我们乐滋不疲，魏德圣执导的激情爱情剧更是令人沉醉。试问，我们的收获只是感觉到幽默感和情感冲击带来的喜悦吗？试问，它们留存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余味，我们有思考过吗？带着这样的问题，书写本文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悲情的美学基调

喜剧是世界电影通用的类型，喜剧电影类型以实现笑为标准。中国电影发展中，30-40年代的喜剧片的出现，把中国喜剧片推到较好的水平上。尤其是40年代喜剧片的形态比较完整，既有的很热闹会风俗式的《太太万岁》等悦众化的戏剧作品，也有《乌鸦与麻雀》式的隐喻化讽刺喜剧，80年代“荒诞”哲思的《阿Q正传》，90年代形式到观念创新的《甲方乙方》等，“中国喜剧的本质是连接着悲剧因子的，特别在政治形态化的喜剧中极为明显。”①所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②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华民族积淀生成了“凄婉”、“哀怨”、“悲凉”的特质的审美心理结构。这一审美结构以强大辽远的影响力滋养着我们的审美情趣和格调。屈原《离骚》的哀怨气绝，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李清照词的忧愁伤感，曹雪芹《红楼梦》的楚苦悲切，都体现出悲情情怀的审美风格。有人评价张爱玲说道“她认为苍凉的悲剧美，并不属于特定的时代和个人，而属于一种普遍而永恒的个性，苍凉的悲剧美才是人生朴素的根底，富有普遍意义的代表性和回味悠长的启发性”。③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精神消遣方式主要由文字文本转移到影像文本，自从影像文化的诞生，大众娱乐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影像艺术波涛汹涌般的涌进我们的生活，悲情基调也贯穿于整个发展过程之中，例如本文将要分析的两部新电影。

悲凉情怀的抒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