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范文10篇

教学目标

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有：汉武帝的用人政策；“推恩令”；盐铁专营，五铢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办太学。

二、通过了解汉武帝用人政策、兴办太学的做法等，认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后世封建统治思想的影响。

三、通过本课的教学以，使学生了解到汉武帝的大一统是西汉强盛的顶点，同时要认识到经济上的发展是大一统的物质基础，说明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是实现强盛的重要原因。对待汉武帝要辩证地认识：他作为一个封建帝王，确是雄才大略，更可贵的是他有勇气承认错误。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摘要：自古治史者对西汉前期相权对皇权的制约以及西汉中期的外戚专权，尤其是霍光二十余年的秉国多有议论，然在达成外戚专权的原因方面论述颇少，且过于注重伦理政治方面的探究，而在政治制度层面与政权组织结构方面的研究稍显薄弱。本文拟从武帝时裁抑相权、设立内朝造成的中央集权强化方面，以及西汉中央政权权力结构层面对西汉中期政治进行解读。

关键词：西汉中期；政治；宰相制；内朝；外戚专权

考察西汉前期两种中央政权的组织模式，即宰相统领百官与武帝时期的以内统外，下就两种组织模式的优势与缺陷进行一一阐述。

西汉初高帝即位，承秦制，“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孝惠、高后时期分为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①其职权大抵如陈平所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抚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焉。”②据相关学者研究，将宰相的具体权力分为五个方面：选官权、督察百官并有一定的执法权、上计考课权、总领朝议与奏事权、封驳与谏诤权。③总的说来，宰相兼具一定程度上的决策、执法和监督权。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上讲，宰相兼具数权本身就是集权制的一种体现，而结合西汉前期的政治局势，宰相一度程度上的集权恰恰是有益于中央政权的统治的。从制度层面来看，宰相制的施行固然可以看做是上古三代共和政治体制的遗存，在排除西汉前期君臣间的相对和谐的特殊情况下，也是实际政治局势的要求。高惠二帝时期面临着异姓诸侯王对皇权的威胁，皇帝的关注点一直在剪除异姓诸侯王上，而文景时期，皇帝又面临着同姓诸侯王对皇权的威胁，当此情形，宰相集权恰恰可以整合中央政权各级官吏的凝聚力，并成为皇帝削弱诸侯王巩固皇权的相关战略的有力支撑。同时，一个强有力的管理集团也可以使得皇帝免除后顾之忧，进而致力于巩固中央政权的活动中。宰相集权制的优势即在于此。

然而，矛盾总是相互转化的，一旦外部威胁逐一消除，宰相制的优势也渐渐转换成劣势。同样地，中央集权制的专制性不允许存在一个能够较大限度地对之形成制约的制度存在，虽然西汉前期的相权并未危及刘氏皇权的存继。当时至武帝，由于外部威胁消除，而此时的宰相集权已经使皇帝颇为忌惮，进而对之裁抑。出于加强皇权、弱化相权的目的，武帝自亲政起设立内朝逐步对相权进行削弱，并通过频繁更换宰相以及以细事诛杀宰相来加强皇权、树立自身对中央政权的绝对控制。毫无疑问，内朝的设立在完成上述目的之后，在武帝统治期间对外战争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内朝作为一项制度其自身的就不是完善与成熟的。

内朝的设立，其先天上就有削弱与之对应的宰相为首的外朝的内在要求，同时由于内朝以皇帝为领导中心，其权威与权限与皇帝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内朝具有根源于皇权的巨大的依附性，脱离皇帝的领导，内朝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存在。同时，宰相不得过问内朝事务，也使得内朝成为政权内部一个相对于外朝的独立单位。其次，内朝发挥作用的大小也依赖于皇帝个人的威信与手段。组成内朝的人员来源复杂，虽然多为皇帝的侍从官员，但成分繁多，士人、军人、外戚，获得加官的外朝官吏以及宦官。内朝组成人员的繁杂虽然可以使皇帝在施政决策的时候能够兼顾各个集团、阶层的利益，从而施行最有利有效的方针政策，但是，也会造成内朝内部成员之间的争论与矛盾。当一个强有力的皇帝领导内朝时，内部纷争或许会被皇帝压制；当作为领导者的皇帝幼弱或怠政之时，往往也是内部矛盾凸显之时。再次，内朝作为一个直属于皇帝的行政中心，其官长设置也有一定程度上均衡政治的体现，例如武帝晚期，更设中书令，任用宦官，以与尚书令互相督察。总之，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内朝的设立增强了皇帝对朝政的控制权，使得专制制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重农政策

纵观西汉历史，可以看出，国家实行重农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想大幅度提高粮食供给量，以供给社会各方面之需要，特别是军队之需要。

（一）国家需要大量粮食以满足基本需求

西汉建立后，由于国家刚刚从战争中解脱出来，农业生产一篇片凋零，大部分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战国年间因土地制度之变革而造成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现象，到汉初依旧是这种局面，而其严重程度则又超过战国。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生存艰难，文帝时采取了三十税一制，减轻农民负担，还曾一度免除一切田赋，景帝以后三十税一成为定制，使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经过“文景之治”，社会安定，人口增加，需要农人以事耕耘。至汉武帝时，又开凿水渠，大修水利工程，农业空前繁荣。《史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仓库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史记》P2536）足见其农业之发达。

然而，汉武帝并未趁此机会大力发展工商业，而是先后数十次出动十万大军进攻匈奴。随后，平两越、灭朝鲜、伐西羌，战事不断，军队供给之需使粮食消耗量陡然增加。“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赡。”（《史记》P627）《史记》载：“武帝内兴土木，外事甲兵，中外骚扰，财用衰耗，富商大贾，滞财役贫……，于是黎民重困，而摧浮淫并兼之议起矣。”汉武帝穷兵黩武，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扩张领土，消耗了七十余年的积累。

汉初还没有规定举人的数目。到汉武帝时“初令郡国举一人”同时规定地方官吏必须举人。

但是汉承秦制举人失当者有罪。诏书的出现使得地方各级官吏不得不对辖区内人才的关注。在西汉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地方官吏如何得知本辖区的人才。才不会“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本文主要对西汉基层政权在这方面的作用做一些探索。

汉代具有十分完备的基层政权。《汉书•高帝纪》：

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

《汉书•韩延寿传》

武帝时，戾太子受江充诬陷，不能自辩，遂矫诏捕杀江充，兵败亡匿，武帝震怒，群下忧惧无所出，“壶关三老茂上书曰：‘……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书上，武帝为之感悟。又《汉书•京房传》：“（焦赣补小黄令）爱养吏民，化行县中，举最当迁，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赣。有诏：许增秩留，卒于小黄。”汉成帝时，京兆尹王尊免官，“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讼尊治京兆功效日著……书奏，天子复以尊为徐州刺史，迁东郡太守。”后王尊不避危殆，亲率吏民治水，“吏民嘉壮尊之勇节，白马三老朱英等奏其状。”王尊因而受到嘉奖。

摘要：西汉私营商业具有促进农业手工业生产、加强区域分工、实现社会储备、帮助国家财政货币化等重要经济功能，这使其有条件与国家进行博弈。西汉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了商业的总体规模，从而也限定了私商的发展空间。国家与私商的利益冲突导致抑商政策，其目的是将商利从私商转移于国家手中。在国家与私商的博弈中，双方各有多种策略选择，作为主导方的国家通过“试错”找到了最佳策略，在国家与私商之间实现了最优策略均衡。

关键词：西汉私营商业；国家；博弈

Abstract:PrivatecommerceintheWestHanDynastywasabletocompetewiththeStatebecauseitsimportantroleinpromotingagriculturalandhandicraftproduction,strengtheningregionaldistributionofproduction,actualizingsocialreservesandhelpingmonetizeStatefinance.Thelevelofeconomicgrowthinthedayrestrictedthegeneralscaleofcommerceandlimitedthespaceofgrowthofprivatecommerce.Asaresult,conflictsbetweeninterestsoftheStateandprivatemerchantsledtoimplementationofacommerceoppressingpolicytotransfermerchantprofitsfromprivatemerchantstotheState.Insuchconflicts,theStateastheleadingpartyfoundthebeststrategyandrealizedastrategicbalancebetweentheStateandprivatemerchants.

KeyWords:theWestHanDynastyprivatecommerce;theState;competition

战国以后，私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抑商政策也逐渐实施并强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私商被贬低、丑化甚至妖魔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斥责的对象。笔者已经指出，抑商政策并非抑制商业，而是国家从私商手中争夺商利［1］，那么，这种争夺是如何具体实现的呢？是不是国家可以为所欲为，而私商毫无还手之力呢？似乎并不是这样，二者处于势均力敌的博弈之中。本文试图以西汉为对象，具体探讨一下国家与私商之间的博弈关系。

一、私商的经济功能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并大量使用货币的国度之一，形制规范的商代"海贝币"的不断面世，即是实物证明。中国亦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金属铸币的国家，始见于西周晚期，后流行于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候争霸，列国并存，故当时的金属铸币因国别呈现为币制不一、品类繁多。秦兼并六国，统一度、量、衡，统一铸行"半两"流通天下，但时间短暂。在中国货币史上，真正使金属铸币币制不二通行天下，实行中央王朝统一铸行，实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B.C118年）铸行"五铢"币到其彻底进行币制改革之后。

"五铢"币的统一铸行，彻底改变和基本消除了西汉王朝初年以来币制不一、铸行紊乱而带来的种种弊端，为汉武时期及之后的中央皇权统治和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试从西汉武帝统治措施中的统一币制之举，再行探究其因果，并就此略陈管见。

一、西汉初期币制状况

研究西汉武帝统一币制的因果，不得不先看西汉初期的币制状况。

秦并六国，国家暂趋统一，社会经济尚未恢复，秦末农民起义蜂起，强秦遂之国亡，继而楚汉相争，社会生产力严重衰退，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西汉初立，自天子至民间实景，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候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为了巩固初创的西汉王朝，挽救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自然成为汉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既采取了较秦时尚为宽松的经济治理策略，其中很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在流通货币政策上采取了"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2〕的放铸措施。此措施的制定，基于汉高祖对货币职能的片面认识，意为钱多既富，钱多便能很快恢复社会经济；加之统治者又意为放铸能取悦天下之民众。故汉初币制一改秦之半两币量，铸行薄如榆荚、重约"三铢"的"榆荚钱"。在铸行中既有官铸，亦有民铸，币重有别，形成了秦"半两"、汉"荚钱"纷杂并行局面。今从诸多出土实物资料中可得确证。就钱范看，山东地区除前人已著述者外，近年有1982年博兴县店子乡辛张村同时出土的十三件钱范中，既有"榆荚"范，也有"四铢半两"范，其中的"榆荚"范："钱横径1.1、穿宽0.7厘米"〔3〕。又如该县1986年贤城村出土的"榆荚"钱范，其Ⅰ式范："钱模直径1.2，穿0.7厘米，钱面文刻’半两’二字"。其Ⅲ式范"钱模径最大不足0.6厘米，小的仅0.4厘米，穿宽有者仅0.2厘米"〔4〕。再如，莒县孙家庄子村1985年发现的"榆荚"钱范，其："A型：’半两’钱范。……模径1.2厘米，钱模圆形方孔，方孔边长为0.7×0.7厘米。……从钱范的磨损程度可以看出，汉人用此范铸钱行之甚久"〔5〕。此地点同出的B型"榆荚"钱范，从文中拓本看，与A型范外径大小相似，而穿宽尺寸要大于A型范。

【摘要】漆器是我国工艺美术史上璀璨的明珠，起源于战国，发展于秦汉，至今已有近几千年的历史。漆器的黄金时期在汉代,是目前出土漆器最多的时期，汉代漆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中的装饰纹样能够体现汉代的人文精神与审美理想,因而在中国传统纹样中,汉代漆器装饰纹样独树一帜。在我国，漆器是历史悠久，独具魅力的一门民族文化遗传，如今这门经历了中华文明发展全过程的艺术种类，面对商品大潮及信息时代的冲击，其自身的发展急需同当代的生活相协调，将中国传统漆器纹样融入现代文创产品设计中，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是现代艺术设计的创新。

【关键词】漆器纹样；文创产品；创新

一、西汉漆器装饰纹样类型

纵观西汉漆器纹样，按照特征与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四大类别：几何纹样、植物纹样、动物纹样、神话传说纹样，在漆器表现上，这些类别的纹样观物取象，以线写形，从娴熟的技法上来看，汉朝人们对于线的运用已达到了高峰，通过大胆而又夸张的形式表现出具象的装饰图案，体现出西汉时期人们不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更对精神需求充满着向往。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汉时期，漆器纹样不仅仅是出于审美的需要，比如一些符号、动物，或是神话纹样，也是古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比如信仰、精神力量，寄托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望。（一）植物纹样。植物纹样是汉人们通过观察自然界的花草树木，通过概括、抽象等艺术手法，利用线条表现在漆器上具有装饰性的纹样，以四叶草纹、卷草纹、蔓草纹为主，这类纹样在漆器装饰中通过局部的点缀，或是衬托其他纹样，反映出人们当时的审美观以及生活的乐趣，植物纹样有的是现实中的形象，有的则是根据神话故事所创造的，但大多都具有祥瑞寓意，人们通过流动线条的描绘，不追求结构形式，不去刻意模仿自然形态，利用卷草纹的循环往复，表现出气韵生动、大气磅礴、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因此，汉代人在创作漆器纹样时，提取植物的特征，不断地通过艺术手法，将植物最美的一面提取出来作为装饰纹样融于漆器中，不局限于植物本身，因为每个人对美的理解都不一样，于是呈现出来的作品都别具一格。（二）几何纹样。在西汉漆器中使用题材最广泛的就是几何纹样，人们从大自然中观物所演化出各式各样的图案，有太阳纹、云纹、雷纹、水波纹、以及一字排列的圆点纹、山纹、斜线纹还有S形纹等，通过不断的重复变化、分散排列，构成丰富的连续图案，用色块区分物体与纹样，将纹样凸显出来，用于漆盘、漆壶、漆瓶等大量漆器中，沿用至今，审美风格由简到繁，具有强烈的平衡美以及重复美，可以看出汉代人们对于美的形式以及技法掌握得十分娴熟，也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自然事物的理解，标志着汉代人们对于美学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一个民族艺术成熟的标志，也是汉代艺术的特征。（三）动物纹样。自古以来，人们都崇拜图腾，因此在汉代漆器中大量使用了动物纹样，除了常规的虎、鸟、牛、龟、鱼等动物造型之外，还有许多神话传说中的动物纹样，例如蛟龙、凤鸟、云豹、狸猫等动物造型，在漆器装饰纹样中，动物纹样常用夸张手法表现，求其意而不求其形，神似大于形似。经常与云纹出现，各式各样的动物纹样与云纹交替出现，仿佛与动物穿梭于其中，活灵活现，呼之欲出。自古以来人们都对龙十分崇拜，龙在神话典籍中历代相传，被奉为神物，其本身就具祥瑞寓意，因此龙纹也是在漆器装饰纹样中作为主要装饰纹样出现次数最多的一种。（四）神话传说纹样。神话传说纹样多为象征意义，古代人们在不同事情不同地点所赋予它特殊的意义，例如：马王堆中出土的一块漆盘中所描绘着神明立于澎湃雄伟的云层中，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电闪雷鸣，而地上的人们跪地祈福，目的是求得神明帮助人们避过干旱、饥荒之灾。体现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渴望。

二、漆器装饰纹样特点

（一）纹样构成形式。从纹样构成形式上来看，大致分为独立纹样、连续纹样、适合纹样三种，独立纹样是指可以单独运用的纹样，常用于画面的中心或某一面中的个体单位，与其他纹样无联系无冲突，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成为图案组合。连续纹样可分为两方连续和四方连续，呈现方式一般为带状图案，应用广泛，通常用于装饰器皿的沿口处，例如马王堆中的云龙纹漆盘，云龙纹以两方连续的方式围绕边缘形成带状云龙，云龙飞舞翻腾，将漆盘衬托得更加气韵生动，引人夺目。适合纹样又称团纹，以单位纹样为主题，可对称，可旋转或变化，不断交替重复所形成的图案称之为团纹形式。这三种纹样构成形式是西汉时期纹样基本的排列方式，相辅相成，既可以聚合又可以分散，既能交错也能重复，无限的排列，形成美丽的装饰纹样。（二）色彩特征。汉代漆器装饰纹样的色彩搭配，是其区别于其他类别载体纹样的重要特点。黑色、黄色、红色是漆器装饰纹样中“最汉代”的色彩元素。从目前出土的西汉漆器来看，器皿的颜色主调大多为红色和黑色，红色代表生命、喜庆和吉祥，黑色代表着庄重、神秘。明艳的中国红，和庄重严肃的墨黑色相匹配，红与黑是冷与暖的协调，也是阴和阳的协调，同时再搭配少许的黄、白、绿、金、青等颜色作为点缀，表达一种规律又富有变化的色彩搭配组合，让画面中的图案更加栩栩如生。（三）文化寓意。西汉漆器纹样题材样式丰富，动物纹样体现着西汉时期人们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以及图腾的信仰，这是人们的精神载体，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植物纹样反映着人们对植物的观察，将植物纹样概括，夸张或通过抽象的艺术来表现植物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神话传说纹样题材表达的是宗教信仰，也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在不同场景有着丰富的寓意，这与人们当时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

[摘要]在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西汉文景时期以政富民，以德化民，维护稳定，社会和谐，是封建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次成功尝试。“文景之治”有许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借鉴。

[关键词]文景之治；和谐社会；启示

一、治世之构建：无为之本，刑德兼施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但由于秦的严刑酷法、横征暴敛，引起了天下大乱。“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谨。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惠帝和吕后时期，为稳定政局、恢复秩序，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状况逐步好转。文帝即位后，面临许多新的矛盾和社会问题：一是诸侯王强大骄纵，分裂割据倾向日重；二是北方匈奴时侵边塞，抢掠骚扰；三是商贾豪民巧法使假，社会奢侈之风渐长；四是农民生计贫困，衣食不能自给。对此，文景二帝沉着应付，坚持“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经济逐渐恢复，国力不断上升，国库开始充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辉煌，史称“文景之治”。

(一)无为而治，政策稳定。“无为而治”是先秦老子政治学说的总原则。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烹小鱼，最忌不停翻动，治理国家就像烹小鱼，应以不扰民为上。如果统治者以个人的主观愿望去改变社会，朝令夕改，百姓就无所适从，国家就动乱不安；如果国家制定的政策法令能够得到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就会收到富国强兵的效果。

西汉初年，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高帝、惠帝、吕后时期，“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思想得到推行。萧何死后，曹参为相。到了文景时期，黄老道家的“清静无为”之学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应邵在《风俗通·正矢》中说：“文帝本修黄老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景帝与窦太后，更是笃信黄老，推崇备至。《史记·外戚世家》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文帝即位后，面对大批开国元老，能够礼敬大臣，取得了他们的衷心支持，孝惠高后时期的政策得到了延续。在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上，也很慎重，不主张或不实行频繁的调动，有的官员因为长期在一地做官，他的子孙就在那里长大，甚至把他的姓氏都改换了，就按照他所做的官来做自己的姓氏。一个人在一个职务上有较长的时间来任职，他就不会追求短期的效应，不会搞“政绩工程”。如果官员频繁地调动，送往迎来，既会给地方和百姓带来额外的负担；同时政策也会随之多变，会造成人力、财力的浪费。汉初七十余年，政策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生产持续发展。文景之治的出现，是和文景时期政策的长期稳定分不开的。

[摘要]东汉初期，皇帝宗庙制度沿袭西汉中、后期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庙议后，宗庙之制有所变革，表现为：变以往异庙之制为“同堂异室”之制；除殇、冲、质、灵四帝外，其余东汉诸帝庙皆谥以“祖”、“宗”庙号，宗庙毁庙礼制废而不行。直至东汉献帝时，在蔡邕建议下，重新实行皇帝宗庙立庙、毁庙礼制。

[关键词]东汉皇帝宗庙礼制同堂异室七庙

自西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在传承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理论，并大量吸收秦汉以来诸子学说而形成的新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当时社会主导思潮。元帝永光年间，依据儒家经典，对西汉初期确立的与周礼不合的皇帝宗庙制度进行了变革。虽然两汉之际因为朝代的更嬗引发了社会的巨大变动，但是，由于东汉统治阶层秉承西汉中、后期尊崇儒学的传统，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观。作为西汉王朝法统上的继承者，东汉建国伊始，沿袭西汉中、后期确立的“一祖二宗四亲庙”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43）宗庙礼议后，由于受政治、思想领域中诸多因素的影响，东汉皇帝宗庙制度逐渐发生了一系列背离儒家礼论的变化：变以往每帝异庙之制为“同堂异室”之制；东汉诸帝（除殇、冲、质、灵四帝外）庙皆因谥以“祖”、“宗”庙号而世世不毁，宗庙毁庙制度废而不行。东汉献帝时，在蔡邕建议下，重新实行皇帝宗庙毁庙礼制。由于史书记载的歧异、疏略，因而，历代学者在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后确定的四亲庙、同堂异室庙制出现原因、蔡邕奏立实行的七庙制度等问题上往往各执一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文试图在借鉴前人有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对东汉一代皇帝宗庙礼制具体形态，及其在不同时期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进行粗略的探讨。一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与“四亲庙”问题王莽新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割据势力利用当时人心追念汉德的思潮，或拥立刘氏宗室为主，或立西汉帝庙以为号召。刘秀为了获取舆论、道义上的优势，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自称是西汉高帝九世孙。东汉自建国伊始，就以西汉王朝法统上的继承者作为立国的基本国策。加之当时统治集团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也深受儒学的熏染。因此，东汉遵循儒家典籍记载的周代礼制，以及西汉元帝永光年间宗庙改制后逐渐形成的皇帝七庙制度定制。光武帝将为亲生高祖父以下所立四世祖先庙纳入皇帝宗庙系统中，而置西汉皇帝大宗于不顾。由于西汉中、后期以后，儒家思想已经逐渐成为社会正统思想，以遵循儒家经典记载的周礼相标榜，秉持以尊祖、敬宗为核心内容的宗法伦理原则的士大夫阶层，难以容忍皇帝对传统礼制的漠视与践踏，遂有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事的发生。从表面上看，是否应以西汉四帝庙代替光武帝高祖父以下四庙，是此次宗庙礼议发生的原因所在，但其实质，却是当时“君统”与“宗统”、情与礼的矛盾与冲突的具体体现。由于史书在此次礼议涉及的四亲庙指代问题上的记载存在分歧，因此有必要结合两汉时期关于皇帝世数的观念，对此问题略加分析。建武元年，东汉在洛阳立庙，祭祀西汉高、文、武三帝，以明正朔所在。次年，汉军进占长安，邓禹“修礼谒祠高庙，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诣洛阳。”[1](p.604)因为当时与各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尚在继续，东汉王朝暂时无遑“制礼作乐”，于是采取权制，“乃合高祖以下至平帝为一庙，藏十一帝主于其中。”[1](p.27)随着东汉政权逐渐巩固，一统天下已是指日可待。自然应依据礼经的记载，恢复、健全各项象征皇帝统治源出神授的礼制，重建因战乱而遭到破坏的社会礼治秩序。而恢复、实行西汉中、后期确立的“天子七庙”制度，则是体现东汉政权作为西汉王朝政治继承者基本国策的重要举措。既然洛阳已经有西汉高帝、太宗文帝、世宗武帝三座不迁毁的“祖”、“宗”庙，那么，再建高祖父以下四座随亲尽而依次迁毁的祖庙，就可与儒家经典中记载的周礼及西汉之制相吻合。出于这种考虑，建武三年，光武帝在洛阳立四亲庙，祭祀亲生高祖父刘买以下四世祖先。这样，从庙数上来说，东汉庙制与古礼及西汉制度虽然并无不符之处，但是，光武帝承统西汉皇帝大宗而崇祀本生私亲的举措却违背了宗法原则。因为，按照宗法原则，宗族大宗的血缘统系不可以中绝。如果大宗统系中绝，则应选择同宗族中血缘关系未尽之支子承嗣“宗统”。承嗣者应虔敬于所承大宗，对其私亲（如亲生父、母及其他直系祖先）所执之礼则相应有所减损。尽管现在难以从传世文献中钩稽出自建武三年至十九年庙议前，尊奉礼教的士大夫阶层对光武帝这种违礼之举有无异议的史实，但是不难推测，这种异议事实上是存在的，并且可能还有愈演愈烈之趋势，以至于光武帝不得不通过廷议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谙习礼制尤其是西汉典章制度的张纯认为，既然光武帝已经确认西汉皇室正统地位，那么，应以西汉四帝庙为四亲庙，代替光武帝亲生高祖父以下四庙。由于刘秀本人受儒学思想浸润较深，所以，他接受了张纯等人的建议。同时，光武帝也采取折中举措以兼顾情、礼：西汉大宗四帝中，只有元帝在洛阳宗庙中受祭，而成、哀、平三帝则在位于西汉故都长安原高庙中，由有关官吏代表皇帝进行祭祀，待亲尽后依次迁毁。此次宗庙礼议虽因光武帝抑情从礼而得以妥善解决，但是问题在于，因有关文献记载歧异，导致后世在当时所立四帝庙的指代问题上莫衷一是。西晋司马彪记载曰：“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庙，代今亲庙。”[2](p.3193)司马彪实际上是以元、成、哀、平四帝作为光武帝的高、曾、祖、父四世祖先。南朝宋范晔则记载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亲庙，”[1](p.1194)哀、平二帝既为兄弟同辈，四世自然应向上追溯至宣帝。但是他记载的“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1](p.70)却又难免使人感到前后淆乱。既然已经以宣帝以下五帝庙为光武帝四世祖先庙，又为何在宗庙中加祠昭帝呢？范晔对此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清代学者钱大昕依据司马彪的记载，认为范晔此处记载有误。[3](p.237)王先谦则依据范晔的记载，认为司马彪的记载有不实之处。[4](p.1)通过对两汉魏晋时关于皇帝世数，尤其是对相继即位为君的兄弟世次观念的前后演变，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分析表明，司马彪的记载似符合史实。司马氏、范氏记载之所以存在歧异，则是受兄弟相继为君究竟是同世还是异世观念影响所致。稽诸《史记》、《汉书》中关于皇帝世数的有关记载，至少在两汉时期是按照皇帝即位的先后次序来计算其世数的。“从禹至桀十七世。……从汤至纣二十九世”。[5](p.494、500)《史记·殷本纪》记载的自汤至辛三十王中，依据兄弟同世计算，商王世数应为十七世，而不应该是司马迁所记载的“二十九世”，“二十九世”说可能是司马迁依据父子、兄弟皆为异世观念进行计算而得出的结论。西汉元帝时，翼奉曰：“今汉初取天下，……至于陛下八世九主矣。”如淳解释说：“吕后为主，不得为世，故八世九主矣。”[6](pp.3177-3178)西汉自高帝至元帝恰有高、惠、文、景、武、昭、宣、元八帝，翼奉、如淳“八世”之说盖本于此，“八世”之说也反映出当时以相继即位为君的兄弟为异世而非同世的观念。东汉、三国时期，视兄弟相继为君为异世的观念仍有存留。东汉蔡邕曰：“昔……国享十有一世，……世祖复帝祚，……享一十一世，”[7](p.899)如果以相继为君的兄弟为同世的话，那么自光武帝至汉献帝，共计八世十三帝。而如以兄弟为异世，则除被废黜的少帝外，自光武帝至灵帝恰为十一帝，与蔡邕所说“十一世”相吻合。从西晋惠帝卒后，迁毁本是其亲未尽的六世祖豫章府君庙事，可以推测，征西府君庙已经因司马炎庙列入宗庙庙数中而被迁毁了。这表明，西晋时确实以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为异世。因而，自两汉至东晋初期，曾依王（或皇帝）在位的先后次序计算其宗庙世数，不仅父子为异世，兄弟相继也为异世。建武十九年立大宗“四世”之庙，无疑应立元、成、哀、平四帝庙。尽管哀、平二帝为兄弟，似乎不宜为二世，但在古代极重家族宗法统绪背景下，许多在后世看来或许是荒诞不经的事情，当时却因受正统观念支配而被虔诚地实行着。范晔之所以忽而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为“四亲庙”，忽而又加昭帝庙的原因，大概在于受西汉末年刘歆以及东晋初年贺循的有关论述影响所致。当时已经沿用东晋初期贺循“兄弟旁亲，同为一世”[8](p.1828)说，改变了自先秦迄东晋初期以相继为帝的兄弟为异世的旧制。范晔以元、成、哀、平四帝为三世。为凑足四世庙数，不得不上溯至宣帝。由于光武帝追谥宣帝“中宗”庙号，依据刘歆之说，宣帝庙不应在随“亲尽”而迁毁的庙列中。这样，“四亲庙”庙数出现空缺，为凑足四庙数，范晔可能进而上溯至昭帝，由此导致范晔的有关记载也前后抵牾。二“同堂异室”庙制的形成从文献有关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至少在秦至西汉时期，每个王（或皇帝）都单独立有宗庙，在宗庙建筑形制上实行的是每王（帝）异庙的制度。①东汉在沿袭古礼以及西汉皇帝七庙制度的同时，改变传统的为去世的王（或皇帝）单独立庙的成法，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导致东汉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制度的原因是什么？历来学者虽然对此问题多有阐述，但似乎皆过于注重特定历史条件下、具体历史阶段中某些因素的影响，忽视了诸多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影响强弱程度的变化。“同堂异室”宗庙建筑形制出现于东汉光武帝时，定制于明、章时期。建武元年，光武帝在洛阳立一庙，祭祀西汉高、文、武三帝，次年在该庙中合祭西汉高帝以下诸帝。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后，又在太庙（“高庙”）中合祭高、文、武、宣、元五帝，并沿袭以为定制，不复改作，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的雏形开始出现。光武帝卒后，因为有中兴汉室的功德，明帝为其特立一庙，谥曰世祖庙。这样，洛阳就有两所皇室宗庙，一是祭祀西汉五帝的“高庙”，一是祭祀光武帝的“世祖庙”。永平十八年（75），明帝卒，遗诏毋特修造寝庙，藏其神主于世祖庙更衣别室，并且规定：“敢有所兴作者，以擅议宗庙法从事。”[1](p.124)章帝去世前，亦遗令藏其神主于世祖庙。此后东汉历代诸帝皆承而不违，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于是形成，并为后世历代王朝相沿用。虽然西晋武帝泰始二年（266）、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皆曾经有恢复周礼，实行每帝异庙制度的议论，但是都未曾付诸实施。其对后世皇帝宗庙制度产生的深刻影响由此亦可见一般。东汉初期既然在洛阳立高庙，合祭西汉五帝。作为刘氏后裔，将世祖及以后历代皇帝神主纳于高庙中序昭穆、享祭祀，属于合乎情理的举措。但明帝为光武帝单独立世祖庙，随后诸帝又皆立神主于世祖庙，却似乎隐隐含有与西汉帝系截然有别的蕴

意。因此，此举亦被后世视为违礼之举而加以掊击：“永平所立世祖庙，又与高庙异处，无复昭穆之序。……其渎乱不经，未有如是之甚者。”[9](p.39)导致东汉骤然变革往制的原因是什么呢？东汉蔡邕首先从“遵俭”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孝明立世祖庙，……后嗣遵俭，不复改立，皆藏主其中。”[2](p.3196)但细思其说，不免有牵强之嫌。如果说东汉肇建之际，因军国事繁、财力匮乏而事事从俭，那么，经过建武、永平将近40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经济已经初步摆脱两汉之际因战乱导致的残破局面，摹拟古礼釐定庙制亦非难事。单纯将“同堂异室”庙制的出现与“遵俭”联系起来，很难圆成其说。顾炎武则从东汉时期陵、庙关系的演变角度对此问题加以阐释：“后汉……上陵之礼始兴。……故陵之崇，庙之杀也。”[10]近人杨宽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详细加以论证。[11]上述二说无疑对探讨东汉时期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问题有所裨益，但其将通过归纳某一阶段现象而得出的观点用于诠释动态的、整体的社会历史的方法却似有不妥，促使东汉一代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的因素在东汉一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许不尽相同。东汉建国初期之所以权立一庙，可能与当时大乱甫定、财政衰竭有关，其时即便欲有所兴作，可能也无力实现。明帝特立世祖庙，已经隐含有沿袭光武帝成制并以此突出褒崇光武帝的意图。或许出于“遵俭”心理及受当时盛行的陵祭习俗因素的影响，明帝将宗庙“同堂异室”建构制度化。章帝以后历代诸帝沿用此制，除了受上述因素影响外，两汉时期标榜的“孝”观念也是一重要因素。皇帝在“孝”观念的压力下，只能主动或被动的沿袭祖宗遗制，不便轻易对之加以改正。三蔡邕“宗庙迭毁议”与对东汉末年皇帝庙制的蠡测东汉光武、明、章时，由于皇帝精明有为，统治尚称清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自和帝以降，皇帝或年少无知，或昏庸无为，政权为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统治逐渐混乱，礼法败坏，各种矛盾渐趋激化，最终导致东汉政权处于分崩离析，名存实亡的境况。依据古礼对以往违礼的诸制度进行变革，重新构建受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礼治秩序，成为当时希冀借此延续东汉政权寿命、稳定社会秩序的统治阶层，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共识。变革自东汉明帝以来逐渐背离古礼以及祖宗旧制的皇帝宗庙制度，就是此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东汉时，受祭于洛阳高庙的西汉高、文、武、宣、元五帝世世不毁。至献帝时，除殇、冲、质、灵四帝庙外，其余东汉诸帝庙皆因有“祖”、“宗”庙号，世世不毁，皇帝宗庙毁庙礼制实际上已经废弃不行。至灵帝时，皇帝宗庙庙数竟达十二庙之多，这不仅已经远远超出了儒家礼经“七庙”的规定，而且滥用“祖”、“宗”谥号也无以体现尊崇祖先功德的用意。在蔡邕等人倡议下，于献帝初平元年（190）依礼轨范皇帝宗庙制度。蔡邕撰奏的“宗庙迭毁议”完整地反映了此次宗庙改制的基本思想。或许受转抄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诸文献关于蔡邕奏议中涉及东汉“七庙”问题的记载竟多有不同，由此导致后人往往因依据不同的文献记载而得出互相歧异的结论。为釐清此一疑案，此处拟将诸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先行简要胪列，然后结合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以考究其实。司马彪曰：“初平中，……以和帝以下，……不应为宗，……皆奏毁之。四时所祭，高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2](p.3197)袁宏曰：“元帝今于庙九世，非宗，亲尽宜毁。……孝安、孝桓在昭，孝和、孝灵在穆，四时常陈。孝和以下，穆宗……之号，皆宜省去，”[12](p.742)范晔曰：“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不宜称宗，……皆请除尊号。”[1](p.370)刘昭注曰：“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为宗不毁。……光武皇帝受命中兴，庙称世祖。孝明皇帝……庙称显宗，孝章皇帝……庙称肃宗，比方前世，得礼之宜。……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之号皆宜省去。”[2](p.3199)严可均辑录曰：“元帝于今朝九世，……亲尽宜毁。……孝章皇帝、孝安皇帝、孝桓皇帝亲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顺皇帝、孝灵皇帝亲在三穆。庙亲未尽，四时常陈。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之号，皆宜省去。”[7](p.871)上述文献记载多提到元帝庙已经亲尽应毁，这表明，献帝时，西汉成、哀、平三帝庙已经因世次递进亲尽被迁毁，而同样应被迁毁的元帝庙却存而未毁。由此可见，东汉初期虽然曾依据古礼以及西汉庙制，实行过皇帝宗庙毁庙制度。但或许受西汉刘歆有“祖”、“宗”庙号皇帝庙不在“七庙”中学说之影响，在将世次等同或低于光武帝的成、哀、平三帝庙陆续迁毁后，就废而不行了。这也反映出东汉初期实行的宗庙毁庙之制与以往传统制度并不相符。尽管上述诸文献都反复提及迁毁和、安、顺、桓四帝庙，但并不是指当时立即迁毁其庙，而是指取消其庙号，将其列为随亲尽而迁毁的宗庙，亲未尽时不毁。[13](p.200)考虑到当时尚以相继为帝的兄弟为异世，四近帝庙应是指安、顺、桓、灵四帝庙，而不是指光武、明、章、灵四帝庙。②从司马彪的记载来看，蔡邕所说的“七庙”似乎应是指西汉高帝（太祖）庙、文帝（太宗）庙、武帝（世宗）庙与献帝高、曾、祖、父四世亲庙。就宗法行辈而言，袁宏记载的四帝恰恰是献帝的高、曾、祖、父，符合四亲庙之数。严可均辑文以章、安、桓三帝为三昭，和、顺、灵三帝为三穆。但就宗法行辈而言，章帝是献帝的五世祖，已经越出了四世亲尽的范围。况且，这份文献也没有明确记载太祖庙究竟是指西汉高帝庙，还是指东汉光武帝世祖庙。因此，由于文献记载的歧异、阙略，导致后人在当时确立的七庙问题上众说纷纭，难以定论。研究者或许囿于上述文献“七庙”的记载，为求与此数目相符，主张七庙是指东汉光武、明、章、和、顺、桓、灵七帝庙，不包括西汉三帝（一祖二宗）在内。[14](p303)此说令人费解之处在于，为什么将上述文献皆提到的安帝庙排除于四亲庙外？两汉三国西晋时期或许以相继为帝的兄弟为异世之观念暂且毋论，即便以兄弟为同世，对献帝而言，安帝血缘关系也较和帝为近，就宗法行辈而言，安帝是献帝的曾祖，如果将其排除于四亲庙外，恐未必妥当。此外，持此说者似乎还忽略了上述文献记载反映的一个重要史实，诸文献虽然对迁毁西汉元帝宗庙一事皆有记载，但并未记载一并迁毁因有功德而有“祖”、“宗”庙号的西汉高、文、武、宣四帝庙，这意味着，献帝时上述四帝庙仍被列为世世不毁之庙。如果“七庙”仅指东汉七帝庙，那么，又如何解释西汉四帝庙存而不毁的事实呢？如果将西汉四帝庙排除于皇帝宗庙系统外，那么，蔡邕提及殷祭时祭祀因亲尽而已迁毁的西汉惠、景、昭、成、哀、平诸帝意义又何在？“高庙”作为庙号，其指代具有专一性，这与东汉“世祖庙”只能是指光武帝庙相同。两汉时期，“高庙”只能是西汉高帝刘邦庙专有庙号，不能与“世祖庙”名称相混淆。娴习礼制的蔡邕不可能将西汉四帝庙排除于皇帝宗庙系统外，同样，有“祖”、“宗”庙号的东汉光武、明、章三帝庙因“得礼之宜”，其庙亦世世不毁。显然，东汉末年虽然仿照周礼，实行七庙制度，但皇帝宗庙庙数并不限于文献记载的“七庙”，而应为十一庙。西汉高帝庙为太祖庙，文、武、宣、光武、明、章诸有“祖”、“宗”庙号之帝庙并为世世不毁之庙，安、顺、桓、灵四帝庙为“亲庙”，四时与祭，亲尽迭毁。尽管这一蠡测与儒家礼书及诸文献记载颇有差异，但是如果对西汉中、后期及王莽新朝庙制略加回顾，不难看出，这基本是沿袭西汉元帝以后，包括王新以及东汉建国初期的有关制度，其中或许还有西汉时尚屡屡被提及的“五庙”说以及刘歆学说的痕迹。所谓十一庙，实际仍是在“五庙”基础上，增加因有功德而有“祖”、“宗”庙号且世世不毁的六庙而成。由于西汉中、后期以后，儒家思想正统独尊地位的逐渐确立，由于东汉建国初期就以西汉法统的继承者作为基本国策，因此，东汉自建国至建武十九年前，基本遵循儒家典籍有关记载，沿袭西汉中、后期确立的皇帝宗庙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东汉皇帝宗庙制度逐渐出现了背离古礼和西汉制度的迹象。东汉献帝时，在蔡邕建议下，才重新恢复宗庙毁庙礼制。由此也可以看出，尽管传统礼制对东汉皇帝宗庙礼制的影响仍相当巨大，但社会现实诸因素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师古与适时双重因素的交互影响，导致东汉一代皇帝宗庙礼制时常处于一种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

注释：①参见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载《文物》1985年第2期；考古研究所汉城发掘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0年第7期；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汉长安城南郊一组建筑遗址的定名》，载《考古》1960年第9期、1989年第3期

②宋马端临曰：“但以和、安、顺、桓四帝功德无殊，而有过差，奏毁之。则所谓近帝四者，乃光武、明帝、章帝、灵帝也。”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92《宗庙考二》，第83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王柏中持论与此相同，参见王柏中：《汉代庙制问题探讨》，《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参考文献[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2]司马彪．续汉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3]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4]王先谦．后汉书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7]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8]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9]徐天麟．东汉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10]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11]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12]袁宏著．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13]万斯同．庙制图考[M]．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年[14]陈戍国．秦汉礼制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本文已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

内容提要：南越的兴亡与西汉的强弱紧密相连。汉初，财力不足，内忧外患，内有诸侯王的威胁和叛乱，外有匈奴的进攻和掠夺，又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虚弱的西汉无力进攻南越，只好对其实行带有政治妥协性质的安抚羁糜政策，使南越获得了一个生存和发展的机遇。汉武帝时，财富充足，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解除了匈奴的威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了思想。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明显增强，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完全具备了消灭南越的条件。元鼎六年（前111年），南越内乱，西汉乘机消灭了南越。

关键词：南越；西汉；兴亡；强弱

一

秦末汉初的南越国（前203~前111年），又叫南越或南粤，在越南被称为赵朝或前赵朝。都城番禺（今广州）。疆域包括今天广东、广西两省的大部分地区，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一小部分地区，以及越南的北部。它是由秦末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建立的，自赵佗共传五世九十三年，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被西汉灭亡。公元前196年和公元前179年，南越虽曾两次臣属于西汉，成为西汉的藩属国。但赵佗表面称臣，背后称帝，南越国实质上是与西汉并立的封建政权。

二

秦汉之交，南越为何能够兴起并延续近百年呢？除与内部因素有关外，还与西汉前期的国情紧密相关。原因大致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