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范文10篇

关键词：西方学者文明问题哲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哲学研究的重心，已经逐渐转移到文明、文化问题的研究。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和以下三个方面有直接的联系：其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将现时代人的命运和价值问题凸显出来，对文明问题的深入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人的现实和未来的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和发展的国际报告》提出：要探索和阐明文化与发展的某些关键问题，研究文化因素如何决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看待自己的未来和选择各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一种新的以人为中心、重视文化发展的战略。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领袖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政治、经济、乃至意识形态的变革并不决定文明的生死，文明却暗中对这些变革施加有力的影响。“谁想认识和影响当今的世界，它就必须化点力气在世界地图上辨认现有的各种文明，确定它们的界限、中心和边缘，弄清每个文明中各地区的区划和气氛，以及那里的一般生活方式和特殊生活方式，否则那将会出现多少差错和灾难”。其二，一些西方大国极力使“西方文明”成世界的主流文明，用西方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包括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托夫勒认为，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不再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目标，知识的控制是明日世界争夺的焦点。谁的文明成为主流文明，谁将掌握世界。美国则将新经济、高科技和美国文化三者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将共同成为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支柱。其三，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提出。他认为冷战后人类世界将进入“文明冲突”的新的历史时期。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最根本的差异，文明的冲突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内容。距西方最为遥远的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有可能联合起来向西方的利益和价值观提出挑战。这个理论提出后立即在世界引起广泛的反响。

20世纪初，西方学者关于文明研究的著述陆续问世。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有以下著作：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卡尔·亚斯贝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阿诺尔德·汤因比《历史研究》；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罗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西格蒙特·弗罗伊德《文明及其缺憾》；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精神的重建》；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日本学者的著作主要有：福泽谕吉《文明论概论》、《劝学篇》；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伊东俊太郎《比较文明》；神川彦松《从文明的视角看世界现状和未来》；岸根卓郎《文明论——文明兴衰的法则》。这些著作大多有中文本，为中国读者进行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便。

关于文明的定义，是了解西方文明问题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拉丁文中较早有“文明”一词，（civils），意思是指“城市公民的”或“国家的”。“文明”一词产生近代的英国。中世纪时的英语中没有“文明”一词，18世纪初，英国合并苏格兰后，苏格兰的民法开始与英国的普通法融合起来。产生了“文明”这个词汇，指法律或审判。1755年，《英国语言辞典》对文明作了解释，指民法专家或罗马法教授。18世纪后半叶，启蒙思想家法抨击中世纪的黑暗统治时，使用了“文明”一词，与“野蛮”相对，“法律”上的意义降为第二位。《韦氏大辞典》确定文明的定义为“教化的行为”。在19世纪，特指开化、文化、文雅，已经具有了现代“文明”的意义。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关于文明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内容：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文明是文化的没落阶段，“文化和文明——前者是一个灵魂的活生生的形体，后者却是灵魂的木乃伊”；阿诺尔德·汤因比：文明是社会的整体。“文明乃是整体，他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美好的平衡关系”；威尔·杜兰：文明是社会秩序。“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含了四大因素：经济的供应、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以及知识与艺术的追求”；西格蒙特·弗罗伊德：文明是人类抵御自然和调剂人际关系的结果、以及制度的总和。“文明只不过是意指人类对自然之防卫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所累积而造成的结果、制度等的总和”；菲利普·巴格比：文明就是都市化的文化。文明是“那些大规模的、复杂的、都市化的（通常是有文字的）文化。这些文化的发展进程包含了历史学家所描述事件的大部分”；塞缪尔·亨廷顿：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乡村、宗教、种族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威廉·麦克尼尔：文明是“生活方式”相同的社会群体。四种主要的文明分别兴起于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现在，这四种文明都融于以西方为主的全球性世界主义。威廉·麦克尼尔认为各种文明是自治的社会实体，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世界历史的特点；福泽谕吉：“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狭义：单纯地以人力增加人类的物质需要或增多衣食住的外表装饰；广义：不仅在于追求衣食住的享受，而且要励智修德，把人类提高到高尚的境界；伊东俊太郎：文明是物质的，文化是精神的，应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二者结合起来；韦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为基础，以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为精神支柱，以自由市场经济、商业经营和资本核算为本质。当前西方文明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文明的现代转型问题，强调资本主义在欧洲产生、逐渐向全球扩展的过程，就是人类文明的现代转型过程，即现代化过程。

他们认为，东方文明是文化的先进到现代化的后进；而西方文明，则是现代化的转型：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市场拓展、资本增值，以至社会变革等。美国左派学者伊马纽尔·沃勒斯坦近年提出“世界体系”理论。这一理论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在政治、经济、文明三个层面重新建构新的世界秩序。作者以新的历史视角研究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兴盛和衰落的历史，论证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后即处在剧烈的斗争和变动之中，现已进入“混乱和告终”时期，21世纪中叶，它必然被一个或多个后继的体系所取代。“我们不能预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的和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而“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作用”。这一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注意。

[摘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学科地位、主要内容、与当代一些重要国际关系理论派别的关系以及帝国主义论方面对西方学者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总体的梳理,指出西方的研究既有客观的一面,能为国内学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提供借鉴,同时也有不少错误,并对其主要观点进行了剖析和驳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帝国主义论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应该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学科地位

西方学者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学科地位时,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无系统的国际政治理论,绝大部分学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例如,马丁·怀特认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并没有对国际政治理论作出系统的贡献,惟一接近国际政治理论的是帝国主义论。[1](P1)罗伯特·吉尔平也有同样的看法:“尽管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作为一种全球的经济,但他并未发展一套系统的思想理论来阐明各种国际关系,这一重任落在了后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肩上”。[2](P45,54-55)金伯利·杭特切斯(KingberlyHutchings)在《国际政治理论:反思全球化时代的伦理》(InternationalPoliticalTheory:RethinkingEthicsinaGlobalEra)一书中称,总体上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写多少与国际政治相关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国际政治的鼓舞人心的著作是自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到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3](P63-76)

尽管如此,西方学者还是都视马克思主义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流派之一。怀特划分了国际关系的三大流派: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视为革命主义在近现代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4]乔舒亚·哥德斯丁(JoshuaS.Goldstein)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主义视角的重要体现。[5](P8-10)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W.Doyle)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同列为解释战争与和平的三大范式。[6]同样,也有很多西方学者视帝国主义理论为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例如约翰·瓦斯奎兹(JohnA.Vasquez)在《国际关系经典》(Classic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一书中节选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部分内容,作为国际关系的经典文本之一,与多伊奇、摩根索、沃尔兹等人的文献并列。[7](P261-264)马丁·格里弗斯(MartinGriffiths)也视列宁为20世纪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作家。他在《国际关系的五十位重要思想家》(FiftyKeyThink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一书中介绍了列宁的生平、革命生涯,并详细论述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后人的评价。[8](P134-137)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被西方大学列为国际关系专业课程的必读书目和考试书目之一。[9]

【关键词】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建/创新

【正文】

从90年代初苏东剧变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的时间。这10年来，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外理论界也经历了一个由受挫转而走向复苏的过程。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来说，总结这段时期以来有关国外著名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点，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身建设，应该起到一种借鉴作用。在今天的国外理论界，仍旧活跃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依然繁多，诸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流派在其论述中当然都涉及到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但是并不是每个派别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主题来论述，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将主要选择那些专门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派别和个人作一点介绍，以为国内学界提供一些参考。

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的重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在现在仍然活跃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它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重要话语的派别。与绝大多数西方学者一样，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也把它主要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而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它在苏联的特殊形态。以此为基点，早在70年代它刚刚兴起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尤其重视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研究。因此，这一时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着重关注的都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譬如剥削、阶级、历史唯物主义、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以及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等。而在80年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偏好便已发生了转移，即“由狭隘的马克思主义的论题转向更一般的社会科学哲学的问题”。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受苏东剧变的影响，有的流派和代表人物退出了马克思主义，成了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者，有的甚至走向反面，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者。在此背景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于1992年出版了由E.O.赖特和A.列文等人主编的《重建马克思主义〈论解释和历史理论〉》一书，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重要性，而且还对“重建”马克思主义作了学理上的深入探讨。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现代西方学者；股份制；资本主义；企业

论文摘要：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都对股份制企业的由来、发展和运行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理论观点。两者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马克思是将股份制企业的存在放在一个资本主义总图景中来分析，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西方学者则是在否认企业本质的基础上侧重于企业各种表象的分析，更多地从企业本身的角度议论问题。所以，在阶级本质和科学体系上，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是不一样的。但在研究单个企业如何演进到股份制企业等方面，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的理论又有一定的相通性和互补性。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子项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韩玉玲,女,山东邹平人,山东教育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都对股份制企业的由来、发展和运行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理论观点。马克思是将股份制企业的存在放在一个资本主义总图景中来分析，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从整体上看，马克思是在确认企业表象的基础上侧重于企业本质状况的分析，并更多地着眼于资本主义总体经济关系的分析和经济关系的演变。西方学者则是在否认企业本质的基础上侧重于企业各种表象的分析，更多地从企业本身的角度议论问题。所以，在阶级本质和科学体系上，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是不一致的。但是，在研究单个企业如何演进到股份制企业等方面，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的理论又有一定的相通性和互补性。具体讲，两者的共同点和差异可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学者对股份制理论研究的共同点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作为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思想家的地位。本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西方世界骤然刮起了一股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旋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又面临了“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引人注目的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当以“胜利者”自居的西方意识形态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之际，面对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新问题，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从世界范围看，马克思的思想近年来一直为那些试图寻求历史之谜的人们所关注，其价值也一直在被人们重新发现和认识。

西方社会这种“回归马克思”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热烈回应。西方思想界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作了深入的解读，重点涉及如何应对后冷战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提出的挑战，以及如何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积累了不少具有启示意义和创新意义的思想资料，并面临着新的发展态势和可能的重大的理论突破。

他们讨论的主要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造问题

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实际上先后提出过三个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疗法。第一种疗法是众所周知的废除私有财产；第二种方案有着更为广泛的用途，这就是靠所谓的“渐进社会主义”逐步去蚕食私有制，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10条改造性措施；第三种独特的疗法没有被马克思认可，但同样适合他的目的，即既不蚕食私人产权，也不废除私人财产本身，而是把资本所有制从极少数人扩大到许多人。美国哲学家莫迪默•阿德勒认为，马克思在《宣言》中暗示的一种有着广泛基础的个人所有制，会提供同样令人满意的所有制解决方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尤里•普列特尼科夫认为，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第一，要区别剥削(资本)所有制和劳动(非剥削)所有制；第二，直接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是社会所有制本身，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产生的，必然导致“取消”私有制的社会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第三，个人所有制可以是分散私有制、消费者(个人)所有制和派生于社会所有制的生产所有制；第四，没有个人所有制，社会所有制也不能得到发展。确切地说，只有在新的基础上恢复个人所有制并在使集体活动、个人劳动活动首先是智力活动相互补充的基础上，才能为“自由个性”或“个人全面发展”的形成创造条件。

本文作者：魏文想工作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在20世纪即将翻过最后一页之际,“近代科技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8月15~20日在绿树如云的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世界各国的40余位学者集聚一堂。分别从不同侧面,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种方法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1近代科技传播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科技传播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表现之一。如何评价近代科技传播过程中中方地位的问题引起众多与会者的关注。美国学者认为,近代科技传播主要是由西方传人中国,但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由东方传向西方。有的学者提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既有被动,也有较主动的时候,中方不是完全的被动,传统的东西也不是一下子被改变的。许多改变是中方主动选择、适应的结果。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踏上特殊的近代化道路的,而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则是这种演变的缩影。另有学者强调,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看待传统,分析传统中缺少哪些现代成分,并指出缺少科学精神是传统的一重大缺陷。时至今日,仍面临从缺少科学的文化向科学文化转型的任务,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合流是一个必然趋势。关于近代科学在中国传播与中国反应的阶段问题,有学者从总体上作了如下划分: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至1757年乾隆禁教为第一阶段,从近代史开端的1840年至1900年为第二阶段,本世纪前20年和“五四”时期是为近代科学的全面移植奠定思想和物质基础的第三阶段。有的学者提出在这3个阶段之前应还有一个阶段,即鸦片战争前后,世界史地知识的引进和更合理的世界历史观念的输人以及中国有识之士对这些知识和观念的吸收采纳的独特阶段。近代科技在中国传播的途径是多样的。有的学者认为在19世纪,传教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一环,且因组织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体系,如广学会体系、内地会体系等。有的学者则以近代博览会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为透视点,从一个新的侧面研究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认为中国官方和民间对博览会的认识经历了从玄奇到邦交再到商利和文明交流的若干阶段,随着对博览会社会功能认识的逐步加深,开始以博览会作为传播科技和文明的重要形式和手段。无可置疑,近代科技传播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些与会代表从纵的方面对不同历史时段进行了考察。有的学者分析了洋务运动时期的科技传播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关系,认为这一时期的科技传播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传统政治产生了变革性的历史影响。有些学者则分别分析了西方现代化和近代西方科技译著对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士的影响。对于“五四”时期提倡“科学”效应的评价,有的学者认为“赛先生”二仁要体现在思想方法上而不在科技上,后来则走上整理国故与国史辩之途.另一些代表从横的社会层面对近代科技传播的影响予以分析。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对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提醒人们不能忽视科学技术给生活方式带来的负面效应。在经济方面,有的学者认为民国时期科学技术的大量应用与发展促进了发明创造,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改善,创造了一批名牌产品,增强了民族工业对外资企业的竞争力,是民国时期经济获得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民国时期科技及其应用水平仍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及其在华企业。另有学者从文化学的角度认为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是近代中国文化递进媲变的关键因素之一。还有些代表细致分析了某些具体学科技术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近代西方矿冶技术知识的传播不但促进了中国矿冶业本身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亦是长期以来对封建势力所固守的封闭、僵化的思想文化藩篱造成的有力冲击。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实验农业科学技术的传播推动了农业教育的改革,引进了大量的优良物种、农业机械,并指出西方近代农学的传人的观念层面冲击了中国知识分子“士不习农”的旧观念,引人了科学的思维方法。

2西学东渐与各学科技术引进

从各学科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对西学东渐的影响加以具体考察是本次会议呈现出的一个鲜明特色。在物理学方面,有学者认为近代物理学并非古代物理学的直接继承,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整个过程中,我国对科学知识的探讨胜于对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追求。作者进一步阐述近代物理学是近代科学中的先驱学科,它所引起的思想方法上的变革尤其是对哲学的影响不可低估。在化学方面,有学者分析了近代化学发展轨迹并对中西化学思想作了比较。认为中国化学的发展经历了古代经验性和近代科学意义上的理论系统阶段。理论系统阶段的理论基础、方法、科学规范基本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中国化学与西方缺少可比性。作者转而将中国古代炼丹术与西方炼金术予以比较,对中国炼丹范式未能走向近代化学的原因作了剖析。在近代造船业方面,有学者认为引进西方技术建厂造船,创办翻译馆出版科技译作,创建船政学堂及派遣留学生是中国学习西方造船技术的3条有效途径。在近代海军教育方面,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海军教育是随洋务运动而兴起的,是“师夷长技”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还通过对福州船政学堂的具体考察,指出近代海军教育不但培养了各种专业人才,促进了海军的发展,且对我国近代的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验问题

在现代历史上，并不乏非西方国家而建立起自由宪政的成功案例，最典型的是日本和土耳其。战后的麦克阿瑟强加给日本一个自由宪法，一个自由宪政制度，在军事占领体制下，这套体制落实，并且到目前为止，平稳地运行了数十年，而比任何战后同期建立的极权主义政体稳固得多，从经济上看，也有效率得多。同为儒家文化背景的新加坡，也建立起一定程度的自由政体。台湾更不用说。而台湾的自由政体是在军事专制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同样是非西方国家，甚至完全是反基督教的土耳其，基末尔革命之后用军队为依托建立起自由宪政政体。此一政体在伊斯兰全面陷入失败的时候，稳固地维持了近一个世纪。

上面的历史事实提示了一个问题：没有基督教的超验之维，同样可以建立起从基督教的超验背景中发展出来的自由政体。它甚至更提示我们：在不管什么样的超验背景下，均可以建立起自由宪政政体。甚至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没有任何超验之维，也同样可以建立起自由宪政。

这一经验事实可以给我们以信心。但我一写道，经由上述事实我们只能得到一些薄弱的暗示，这些暗示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真理与直觉并不总是重合。所谓的信心，也只有经过理性的论证之后才是稳固的。因而，我们需要一个自由宪政政体与超验之维的关系的理论。

方法论问题

如果说，西方的宪政理论，作为一种回顾性的、历史学的理论构建，需要将更为具体的基督教作为宪政的超验之维护来予以探讨的，那么，中国的宪政理论，应当是一种更抽象层面上的纯粹政治科学的理论建构。在这里，需要探讨的宪政的超验之维，而不再是作为一种超验之维的具体的基督教，而应当是更为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观念。

经验问题

在现代历史上，并不乏非西方国家而建立起自由宪政的成功案例，最典型的是日本和土耳其。战后的麦克阿瑟强加给日本一个自由宪法，一个自由宪政制度，在军事占领体制下，这套体制落实，并且到目前为止，平稳地运行了数十年，而比任何战后同期建立的极权主义政体稳固得多，从经济上看，也有效率得多。同为儒家文化背景的新加坡，也建立起一定程度的自由政体。台湾更不用说。而台湾的自由政体是在军事专制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同样是非西方国家，甚至完全是反基督教的土耳其，基末尔革命之后用军队为依托建立起自由宪政政体。此一政体在伊斯兰全面陷入失败的时候，稳固地维持了近一个世纪。

上面的历史事实提示了一个问题：没有基督教的超验之维，同样可以建立起从基督教的超验背景中发展出来的自由政体。它甚至更提示我们：在不管什么样的超验背景下，均可以建立起自由宪政政体。甚至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没有任何超验之维，也同样可以建立起自由宪政。

这一经验事实可以给我们以信心。但我一写道，经由上述事实我们只能得到一些薄弱的暗示，这些暗示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真理与直觉并不总是重合。所谓的信心，也只有经过理性的论证之后才是稳固的。因而，我们需要一个自由宪政政体与超验之维的关系的理论。

方法论问题

如果说，西方的宪政理论，作为一种回顾性的、历史学的理论构建，需要将更为具体的基督教作为宪政的超验之维护来予以探讨的，那么，中国的宪政理论，应当是一种更抽象层面上的纯粹政治科学的理论建构。在这里，需要探讨的宪政的超验之维，而不再是作为一种超验之维的具体的基督教，而应当是更为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观念。

摘要：新时期初，出于策略性考虑，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以误读的方式进行阐释，以期促进其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与接受。这种误读是如何发生的，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客观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武汉大学叶立文教授的新著《“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就此带来了全新的、富于启示意义的学术成果，并为中国当代文学传播史与接受史的书写做出了重要的、开创性的贡献。

关键词：误读

近现代以降，伴随着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与西学东渐的推移，中国文学已先后在晚清、五四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与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的交流与对话，并从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中获取了宝贵的思想与写作资源，从而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然而，在20世纪50－70年代，缘于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国大陆文学只保持了与前苏联文学以及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联系，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则采取了关门拒斥的态度，并造成了与世隔绝的局面。新时期到来后，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再次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提供了历史契机，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西方文学最新成就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因此成为历史的必然。在新时期初展开的“要不要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讨论中，虽然不能排除一些人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偏见、仇视、畏惧与排斥，但更能看出中国人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性认知态度及向其学习、与其交流的强烈意愿。很明显，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诉求构成了新时期初中国人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强大内驱力。

然而，正是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新一轮交流与对话中，新时期初的中国学者以及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误读。这种误读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错位式误读，即认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虽然形式与技巧上有其所长，但从思想上看却是一种腐朽、没落与反动的文学，是资产阶级阶级本质的集中体现，因此也是无产阶级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敌人，主张抵制、声讨与批判之。这种误读现在看来是一种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严重的形而上学偏见，是人们在长期的意识形态遮蔽中形成的臆断，曾严重阻碍了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其二是策略性误读，即为了实现与意识形态文化的共谋与合力，以及规避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同时实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学者们有意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加以曲解或误读，这种误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偏离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本义，但却对于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极其关键的推动作用。

实际上，最值得关注与研讨的是策略性误读的展开方式与具体图景。对此，武汉大学青年学者叶立文教授的新著《“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下简称《“误读”的方法》)进行了专题探讨，并带来了全新的创造性成果。该著认为，在意识形态开始“解冻”与文学现代性诉求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为了谋求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合法性，中国学者以误读的方式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进行了阐释，因此客观上开启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拉开了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再次复兴的序幕。这种误读虽然难免中国学人的“偏见”，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出于一种传播与接受策略的考虑。这种策略性误读主要以四种方式表现出来。其一是政治误读，即将波德莱尔。布勒东、萨特、马尔克斯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定性为政治立场进步或同情无产阶级的作家，以便取得意识形态话语的许可，从而达到传播这些作家的目的，但无疑又造成了对他们自由知识分子立场与人类立场的误读，模糊了他们的阶级属性与真实政治身份。其二是思想误读，即将萨特、卡夫卡等作家理解为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通的作家，理解为资本主义罪恶制度的批判者，乃至把他们作品的异化主题等同于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或者“力图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之间去寻求一种思想的共通性，从而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赋予意识形态合法性”(叶立文98)，但由此却严重忽略了萨特、卡夫卡等人对人类普遍生存困境的揭示与他们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忧虑，误解了他们真实的创作思想与作品主旨。其三是美学误读，即将以卡夫卡为代表的表现主义文学、以普鲁斯特为代表的意识流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与结构现实主义文学等等统统理解为意识形态话语所推崇的现实主义文学，而抹去了现代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的界限，曲解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独特美学特质。其四是历史误读，则是中国学者为了便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有意强化甚至虚构五四新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传承关系，不是“巧妙地淡化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师承关系，转而刻意强化意象派与中国新文学的内在关联”(叶立文184)，就是在五四新文学旗手鲁迅与西方存在主义、意识流之间划等号，无中生有地对鲁迅创作进行过度阐释，结果在不少方面造成了对文学历史的歪曲，尤其是对某些西方现代主义流派历史渊源的误读。这些归纳独具慧眼，显示出全新的学术视野，也道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奥秘，富于力度，令人信服。

伽达默尔指出：“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354)。在他看来，理解是历史性的，也是开放的。一方面，如同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人的理解总是事先存在一个理解的前结构或文化传统，而且理解也只有在这种前结构中才能产生，这便注定理解中无法消除“偏见”或先入为主式的成见。另一方面，理解是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产生的“视界融合”，这种“视界融合”具有开放性与未完成性。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是一场中国学者理解与阐释西方现代文学的过程。叶立文教授在其著作中阐明，主张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国学者们秉承着意识形态话语与启蒙话语双重知识体系，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体现出一种矛盾的认知态度。一方面，他们具有启蒙意识，希望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接轨，同时需要与意识形态话语达成共谋，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采取现实可行的传播策略。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又没有完全脱离意识形态话语的控制，所以必然继续运用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这样，他们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解必然伴随着误读，甚至不得不借助于误读。比如，他们在政治上长期形成了“阶级决定论”的理论图式，所以便试图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挂靠在无产阶级的“战车”之上；在价值观念上，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价值观，所以便力求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从思想上加以“马克思主义化”；在美学上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一无独尊的思维定式，所以便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纳入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体系，而这样做并不是受加洛蒂“无边的现实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在文学传统上，由于五四新文学被确认为光辉传统，便借助五四新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师承关系建构新时期文学现代化的合法性。诸种策略性误读，正是这样形成的。当然，正如叶立文教授所察觉的那样，在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人中国的过程中，由于“偏见”所导致的对原典精神的背离，也很可能会在现实中付出极大的代价，原本是有着科学精神的学理阐释很可能蜕变为偷梁换柱的语言游戏，或不着边际的过度诠释，这种理解必然走向极端，也会滑入解释的死胡同。毕竟，现实的功利或临时的策略都不能代替学理的规范与科学的精神。

摘要：新时期初，出于策略性考虑，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以误读的方式进行阐释，以期促进其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与接受。这种误读是如何发生的，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客观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武汉大学教授的新著《“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就此带来了全新的、富于启示意义的学术成果，并为中国当代文学传播史与接受史的书写做出了重要的、开创性的贡献。

关键词：误读

近现代以降，伴随着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与西学东渐的推移，中国文学已先后在晚清、五四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与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的交流与对话，并从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中获取了宝贵的思想与写作资源，从而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然而，在20世纪50－70年代，缘于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国大陆文学只保持了与前苏联文学以及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联系，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则采取了关门拒斥的态度，并造成了与世隔绝的局面。新时期到来后，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再次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提供了历史契机，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西方文学最新成就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因此成为历史的必然。在新时期初展开的“要不要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讨论中，虽然不能排除一些人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偏见、仇视、畏惧与排斥，但更能看出中国人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性认知态度及向其学习、与其交流的强烈意愿。很明显，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诉求构成了新时期初中国人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强大内驱力。

然而，正是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新一轮交流与对话中，新时期初的中国学者以及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误读。这种误读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错位式误读，即认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虽然形式与技巧上有其所长，但从思想上看却是一种腐朽、没落与反动的文学，是资产阶级阶级本质的集中体现，因此也是无产阶级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敌人，主张抵制、声讨与批判之。这种误读现在看来是一种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严重的形而上学偏见，是人们在长期的意识形态遮蔽中形成的臆断，曾严重阻碍了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其二是策略性误读，即为了实现与意识形态文化的共谋与合力，以及规避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同时实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学者们有意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加以曲解或误读，这种误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偏离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本义，但却对于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极其关键的推动作用。

实际上，最值得关注与研讨的是策略性误读的展开方式与具体图景。对此，武汉大学青年学者教授的新著《“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下简称《“误读”的方法》)进行了专题探讨，并带来了全新的创造性成果。该著认为，在意识形态开始“解冻”与文学现代性诉求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为了谋求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合法性，中国学者以误读的方式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进行了阐释，因此客观上开启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拉开了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再次复兴的序幕。这种误读虽然难免中国学人的“偏见”，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出于一种传播与接受策略的考虑。这种策略性误读主要以四种方式表现出来。其一是政治误读，即将波德莱尔。布勒东、萨特、马尔克斯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定性为政治立场进步或同情无产阶级的作家，以便取得意识形态话语的许可，从而达到传播这些作家的目的，但无疑又造成了对他们自由知识分子立场与人类立场的误读，模糊了他们的阶级属性与真实政治身份。其二是思想误读，即将萨特、卡夫卡等作家理解为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通的作家，理解为资本主义罪恶制度的批判者，乃至把他们作品的异化主题等同于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或者“力图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之间去寻求一种思想的共通性，从而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赋予意识形态合法性”(98)，但由此却严重忽略了萨特、卡夫卡等人对人类普遍生存困境的揭示与他们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忧虑，误解了他们真实的创作思想与作品主旨。其三是美学误读，即将以卡夫卡为代表的表现主义文学、以普鲁斯特为代表的意识流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与结构现实主义文学等等统统理解为意识形态话语所推崇的现实主义文学，而抹去了现代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的界限，曲解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独特美学特质。其四是历史误读，则是中国学者为了便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有意强化甚至虚构五四新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传承关系，不是“巧妙地淡化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师承关系，转而刻意强化意象派与中国新文学的内在关联”(184)，就是在五四新文学旗手鲁迅与西方存在主义、意识流之间划等号，无中生有地对鲁迅创作进行过度阐释，结果在不少方面造成了对文学历史的歪曲，尤其是对某些西方现代主义流派历史渊源的误读。这些归纳独具慧眼，显示出全新的学术视野，也道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奥秘，富于力度，令人信服。

伽达默尔指出：“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354)。在他看来，理解是历史性的，也是开放的。一方面，如同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人的理解总是事先存在一个理解的前结构或文化传统，而且理解也只有在这种前结构中才能产生，这便注定理解中无法消除“偏见”或先入为主式的成见。另一方面，理解是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产生的“视界融合”，这种“视界融合”具有开放性与未完成性。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是一场中国学者理解与阐释西方现代文学的过程。教授在其著作中阐明，主张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国学者们秉承着意识形态话语与启蒙话语双重知识体系，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体现出一种矛盾的认知态度。一方面，他们具有启蒙意识，希望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接轨，同时需要与意识形态话语达成共谋，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采取现实可行的传播策略。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又没有完全脱离意识形态话语的控制，所以必然继续运用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这样，他们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解必然伴随着误读，甚至不得不借助于误读。比如，他们在政治上长期形成了“阶级决定论”的理论图式，所以便试图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挂靠在无产阶级的“战车”之上；在价值观念上，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价值观，所以便力求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从思想上加以“马克思主义化”；在美学上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一无独尊的思维定式，所以便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纳入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体系，而这样做并不是受加洛蒂“无边的现实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在文学传统上，由于五四新文学被确认为光辉传统，便借助五四新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师承关系建构新时期文学现代化的合法性。诸种策略性误读，正是这样形成的。当然，正如教授所察觉的那样，在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人中国的过程中，由于“偏见”所导致的对原典精神的背离，也很可能会在现实中付出极大的代价，原本是有着科学精神的学理阐释很可能蜕变为偷梁换柱的语言游戏，或不着边际的过度诠释，这种理解必然走向极端，也会滑入解释的死胡同。毕竟，现实的功利或临时的策略都不能代替学理的规范与科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