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宪政范文10篇

弹劾是西方国家议会对政府官吏和法官犯罪或有严重失职行为进行控告和制裁的制度。弹劾制度起源于14世纪的英国，当时英国议会不仅弹劾大臣，而且还两次弹劾并废黜国王。此后，没有一个英国国王敢于把个人权力置于议会之上。在王权显赫的年代里，弹劾被认为是议会对付专制的、除战争之外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在世界其他民族还苦于找不到一个对付王权独裁的时候，英国就已经利用弹劾这个工具制止了国王的专权，富有成效地保护着贵族进而也保护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权利和自由。可以说，英国之所以能比较顺利地走上民主宪政之路，弹劾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继英国之后，弹劾作为监督政府和法官的一种手段，被其他国家的宪法普遍采用。但由于各国宪政制度的历史背景、运作程序存在差异，决定了各国在实施这项制度时又有不同规定。

（一）弹劾对象。在实行君主立宪制国家，议会可以通过不信任案的形式迫使内阁辞职，这比运用弹劾权要方便得多，因此，内阁制的议会多无须用旷时费事的弹劾手段。英国议会自1805年以来就将该制度束之高阁；日本宪法也仅对法官有弹劾权的规定。而在共和制国家，被弹劾的对象则相当广泛，如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法官和合众国的所有文职官员都在弹劾的范围之内。

（二）弹劾标准。在西方历史的演进中，弹劾标准并不确定，人们甚至认为一项可被弹劾的罪行就是在历史上的特定时刻由众议院中一个多数人所认为的罪行。17世纪英国发生的弹劾案将弹劾标准由犯罪扩大到滥用权力、玩忽职守及不称职，后来甚至将管理上的不善、做法上的不公道和行为上的不人道都列为弹劾的理由。美国宪法第2条第4项规定：“总统、副总统和合众国的所有文职官员，因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和轻罪而受到弹劾并被定罪时，应予免职。”至于什么是“重罪”和“轻罪”并无固定用法，根据该宪法被弹劾和定罪的第一位官员-联邦地方法院的约翰。皮克林法官因为嗜酒如命且患有精神病，但并没有犯罪，即是以不称职而遭到弹劾的。

（三）弹劾程序。各国弹劾程序的启动和审理机关不尽相同。美国宪法规定，众议院有权提起弹劾案，参议院负责审理。参议院审理弹劾案时，由参议院议长担任审判长，但如弹劾的对象是总统，得由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任审判长进行审理。无论何人受审，未经出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不得对其判处惩罚。此外，经参议院审判过的弹劾案，若被弹劾者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则应就处刑部分移送联邦最高法院审判。联邦德国基本法规定，联邦议院或联邦参议院得因联邦总统或法官故意违反基本法或任何其他联邦法律而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弹劾。对总统弹劾应由联邦参议院提起，需得到该院二分之一以上的议员同意，若对总统定罪，还需征得该院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同意。宪法法院在确认总统犯有前述罪行后，即可宣布总统职权失效并可诉诸临时安排手段来阻止其行使职权。日本宪法规定，由参、众两院议员中互选20人组成追诉委员会负责对受弹劾的法官的调查追诉，由两院议员中互选7至14名议员组成弹劾裁判所（即弹劾法院）负责对受到追究的法官进行审理。比利时宪法规定，凡弹劾案由下议院过半数通过后，提交最高法院审判。

从西方国家弹劾制的历史实践来看，英国除在弹劾制度创立的几百年中成功地实施过两次弹劾外，自1805年以来就不曾用过，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的精神已融入到其责任内阁制中。美国自1789年宪法生效以来，共有14名联邦官员受到众议院的起诉，13人受到参议院的审讯。13人中，法官9人（其中1人为大法官）、参议员1人，总统2人、部长1人。参议院的审理结果是：9名法官中，4人被审判有罪而被免职，5人被宣布无罪；以无管辖权为由驳回对参议员的起诉；2名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克林顿）和1名陆军部长被宣告无罪。法国只有1972年对篷皮杜政府的弹劾获得了必要的多数通过，自1958年至1979年的24次弹劾案中，成功率仅为4％。由此可见，西方各国享有弹劾权的立法机关很少动用这一严厉手段来惩处违法失职的政府官员和法官，人们甚至把这种骇人的权力称为“生了锈的大口径手枪”。但是，议会的弹劾权对维护西方国家的宪政制度，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化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弹劾制的存在本身就具有足够的威慑力，至少可以防止国家官员明目张胆地违法犯罪。某些高级官员在受到议会的强烈谴责时，出于对可能遭到弹劾的担心、惧怕，因而被迫辞职以平息风波，例如美国20世纪70年生的“水门事件”，就曾导致尼克松总统对“弹劾魔鬼”的畏惧而被迫辞职。因而，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对于弹劾制，宁可置而不用，不可弃而不置。

一

研究西方宪政的发展及其变革，必须首先考察西方国家的宪法史。

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也有所谓“宪法”，即其民众大会可以制定关于国家根本组织的法律，但与普通法律的形式和效力并无差异，散见于单行法律及习惯之中，特别在当时并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在中世纪欧洲的文献中，虽然出现过英文中的constitution一词，也并非现在所讲的宪法，而是用以表示对封建主和教会的各种特权以及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的确认，通常是普通的法律，但含有组织法的意思。日本则是在明治维新时期，随着西方立宪政治概念的传入，才有相当于欧美宪法概念的出现。因此，近代意义的宪法，首先是由资产阶级搞起来的。正如所指出：“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的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

近代意义的宪法，是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同封建专制制度长期斗争并战胜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结果。首先，为了发展已经在封建社会内部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激发出民主政治和制定宪法的要求。欧洲封建社会末期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求冲破封建等级制度、行会制度和封建特权的束缚，使劳动者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通过自由竞争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反映在政治上，便必然引起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即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为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不继巩革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标榜自由、平等、人权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便需要制定宪法，以维护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其次，为了巩固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防止封建势力的复辟，也要求制定宪法。由于在斗争中遭受失败的封建势力，总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而千方百计地进行复辟活动。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从1640年革命开始，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历时近半个世纪之久，方粉碎了封建复辟势力，维护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成果。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爆发以来，斗争异常激烈，国内的封建复辟势力还与欧洲的封建制国家勾结在一起，组成“反法同盟”，妄图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绞杀在摇篮里”，经历了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和帝制与共和之争，前后长达八十余年。因此，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有必要将其在革命斗争中争得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把确认的民主制度的法律，提到特殊崇高的地位。这种法律就成了根本法，即近代意义的宪法。

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启蒙思想家，如英国的洛克（1632—1704）、法国的卢梭（1712—1778）和孟德斯鸠（1689—1755）等人所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分权与制衡论、人民主权论等民主、自由的思想理论和主张，不仅为资产阶级革命作舆论准备，提供思想武器，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契约论和分权与制衡论更奠定了近代宪法的思想基础。

社会契约论的代表人物首推洛克和卢梭。他们从古典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根据人们相互间的同意，订立了一种契约，社会即由自然状态过度到国家状态，由此构成其国家起源说.洛克认为，当人们在订立社会契约的基础上，摆脱了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建立了政府以后，便将自己执行自然法和惩罚违反自然法的这部分权利交给了社会，同时也就由立法机关按照社会利益所要求的程度加以处理，但只是为了用来为人们谋福利和保护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如果社会或立法机关行使权力超出了“公众福利”的需求，人民就有权进行反抗，这也是人民的一项自然权利。卢梭则强调人们在缔结社会契约时，要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自愿联合起来建立国家，所有的人均把自己的全部权利毫无保留地转让给整个社会，而人们也就可以从社会获得同样的权利，通过制定法律，以保护每个人的天赋权利—自由、生命和财产。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洛克的人民主权思想，反对洛克所提倡的代议制，认为主权是公意的运用，永远属于人民，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从而引伸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结论。资产阶级为了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便以“天赋人权”反对“君权神授”，以“民权”反对“君权”，以“法治”反对“人治”，以“平等”反对“特权”，以民权反对专制，由此而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法治国”和“民主共和国”的方案。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为了巩固其革命成果，维护其统治地位，便把革命斗争中提出来的民主、自由口号和政治主张确立为宪法原则。于是，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上述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便成为了资产阶级制定宪法的理论根据。

一

研究西方宪政的发展及其变革，必须首先考察西方国家的宪法史。

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也有所谓“宪法”，即其民众大会可以制定关于国家根本组织的法律，但与普通法律的形式和效力并无差异，散见于单行法律及习惯之中，特别在当时并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在中世纪欧洲的文献中，虽然出现过英文中的constitution一词，也并非现在所讲的宪法，而是用以表示对封建主和教会的各种特权以及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的确认，通常是普通的法律，但含有组织法的意思。日本则是在明治维新时期，随着西方立宪政治概念的传入，才有相当于欧美宪法概念的出现。因此，近代意义的宪法，首先是由资产阶级搞起来的。正如所指出：“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的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

近代意义的宪法，是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同封建专制制度长期斗争并战胜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结果。首先，为了发展已经在封建社会内部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激发出民主政治和制定宪法的要求。欧洲封建社会末期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求冲破封建等级制度、行会制度和封建特权的束缚，使劳动者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通过自由竞争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反映在政治上，便必然引起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即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为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不继巩革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标榜自由、平等、人权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便需要制定宪法，以维护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其次，为了巩固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防止封建势力的复辟，也要求制定宪法。由于在斗争中遭受失败的封建势力，总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而千方百计地进行复辟活动。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从1640年革命开始，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历时近半个世纪之久，方粉碎了封建复辟势力，维护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成果。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爆发以来，斗争异常激烈，国内的封建复辟势力还与欧洲的封建制国家勾结在一起，组成“反法同盟”，妄图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绞杀在摇篮里”，经历了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和帝制与共和之争，前后长达八十余年。因此，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有必要将其在革命斗争中争得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把确认的民主制度的法律，提到特殊崇高的地位。这种法律就成了根本法，即近代意义的宪法。

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启蒙思想家，如英国的洛克（1632—1704）、法国的卢梭（1712—1778）和孟德斯鸠（1689—1755）等人所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分权与制衡论、人民主权论等民主、自由的思想理论和主张，不仅为资产阶级革命作舆论准备，提供思想武器，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契约论和分权与制衡论更奠定了近代宪法的思想基础。

社会契约论的代表人物首推洛克和卢梭。他们从古典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根据人们相互间的同意，订立了一种契约，社会即由自然状态过度到国家状态，由此构成其国家起源说.洛克认为，当人们在订立社会契约的基础上，摆脱了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建立了政府以后，便将自己执行自然法和惩罚违反自然法的这部分权利交给了社会，同时也就由立法机关按照社会利益所要求的程度加以处理，但只是为了用来为人们谋福利和保护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如果社会或立法机关行使权力超出了“公众福利”的需求，人民就有权进行反抗，这也是人民的一项自然权利。卢梭则强调人们在缔结社会契约时，要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自愿联合起来建立国家，所有的人均把自己的全部权利毫无保留地转让给整个社会，而人们也就可以从社会获得同样的权利，通过制定法律，以保护每个人的天赋权利—自由、生命和财产。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洛克的人民主权思想，反对洛克所提倡的代议制，认为主权是公意的运用，永远属于人民，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从而引伸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结论。资产阶级为了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便以“天赋人权”反对“君权神授”，以“民权”反对“君权”，以“法治”反对“人治”，以“平等”反对“特权”，以民权反对专制，由此而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法治国”和“民主共和国”的方案。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为了巩固其革命成果，维护其统治地位，便把革命斗争中提出来的民主、自由口号和政治主张确立为宪法原则。于是，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上述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便成为了资产阶级制定宪法的理论根据。

经验问题

在现代历史上，并不乏非西方国家而建立起自由宪政的成功案例，最典型的是日本和土耳其。战后的麦克阿瑟强加给日本一个自由宪法，一个自由宪政制度，在军事占领体制下，这套体制落实，并且到目前为止，平稳地运行了数十年，而比任何战后同期建立的极权主义政体稳固得多，从经济上看，也有效率得多。同为儒家文化背景的新加坡，也建立起一定程度的自由政体。台湾更不用说。而台湾的自由政体是在军事专制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同样是非西方国家，甚至完全是反基督教的土耳其，基末尔革命之后用军队为依托建立起自由宪政政体。此一政体在伊斯兰全面陷入失败的时候，稳固地维持了近一个世纪。

上面的历史事实提示了一个问题：没有基督教的超验之维，同样可以建立起从基督教的超验背景中发展出来的自由政体。它甚至更提示我们：在不管什么样的超验背景下，均可以建立起自由宪政政体。甚至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没有任何超验之维，也同样可以建立起自由宪政。

这一经验事实可以给我们以信心。但我一写道，经由上述事实我们只能得到一些薄弱的暗示，这些暗示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真理与直觉并不总是重合。所谓的信心，也只有经过理性的论证之后才是稳固的。因而，我们需要一个自由宪政政体与超验之维的关系的理论。

方法论问题

如果说，西方的宪政理论，作为一种回顾性的、历史学的理论构建，需要将更为具体的基督教作为宪政的超验之维护来予以探讨的，那么，中国的宪政理论，应当是一种更抽象层面上的纯粹政治科学的理论建构。在这里，需要探讨的宪政的超验之维，而不再是作为一种超验之维的具体的基督教，而应当是更为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观念。

经验问题

在现代历史上，并不乏非西方国家而建立起自由宪政的成功案例，最典型的是日本和土耳其。战后的麦克阿瑟强加给日本一个自由宪法，一个自由宪政制度，在军事占领体制下，这套体制落实，并且到目前为止，平稳地运行了数十年，而比任何战后同期建立的极权主义政体稳固得多，从经济上看，也有效率得多。同为儒家文化背景的新加坡，也建立起一定程度的自由政体。台湾更不用说。而台湾的自由政体是在军事专制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同样是非西方国家，甚至完全是反基督教的土耳其，基末尔革命之后用军队为依托建立起自由宪政政体。此一政体在伊斯兰全面陷入失败的时候，稳固地维持了近一个世纪。

上面的历史事实提示了一个问题：没有基督教的超验之维，同样可以建立起从基督教的超验背景中发展出来的自由政体。它甚至更提示我们：在不管什么样的超验背景下，均可以建立起自由宪政政体。甚至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没有任何超验之维，也同样可以建立起自由宪政。

这一经验事实可以给我们以信心。但我一写道，经由上述事实我们只能得到一些薄弱的暗示，这些暗示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真理与直觉并不总是重合。所谓的信心，也只有经过理性的论证之后才是稳固的。因而，我们需要一个自由宪政政体与超验之维的关系的理论。

方法论问题

如果说，西方的宪政理论，作为一种回顾性的、历史学的理论构建，需要将更为具体的基督教作为宪政的超验之维护来予以探讨的，那么，中国的宪政理论，应当是一种更抽象层面上的纯粹政治科学的理论建构。在这里，需要探讨的宪政的超验之维，而不再是作为一种超验之维的具体的基督教，而应当是更为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观念。

一般认为，宪政作为一种合理的制度，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回首百年宪政与实践的，这一进程与国人变法图强、试图回应现代化的主观努力息息相关，也是中国在寻求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立宪主义思潮的客观反映。本文对近百年来中国宪政理论作一梳理和简介。

一、中国近代以来宪政思想发展阶段的划分

一般认为，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起点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该过程进行了分类，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

以政权性质为标准，有学者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宪法学和成立以后的宪法学。有学者依据这一标准，分为清末立宪、北洋政府立宪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宪法，孙中山资产阶级宪法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

以社会性质为标准，有学者认为可分为两个阶段：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的宪法学、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宪法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学。

以文化特性为标准，有学者认为可分为四个阶段：“输入期”（1902～1911）、形成期（1911～1930）、成长期（1930～1949）和现代中国宪法学时期（1949～）。这种分类主要依据外来文化的移植以及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程度。依据单纯移植和移植理论与本土结合程度，还有学者将这一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清末移植立宪时期，该时期主要受日本较深；二是寻求移植理论与本土文化结合时期，该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五权宪法”时期和社会主义民主宪法时期。

一、精英意识与“没有出场的角色”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思想运动与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的时代。宪政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历史运动，仅靠求生本能是不够的，而必须从关照作为个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实现社会精神（文化）的再生，从而使宪政运动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与支撑，形成一种持久的、延续不断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自觉运动。近代宪政理论是以欧洲话语来表述的。在西方本土，宪政的确立是建立在以“法律之下的自由（freedomunderlaw）”5为指导性原则的传统西方文化基础上的一种自然生长的过程，是其自由传统的一种必然逻辑结果。戴雪指出：“……英吉利宪章不纯是一项政制，可以比较世间所有庸俗政制，却是神秘而不可强以言语形容的政治功业，甚至自我们在少年时即熟闻一语，即谓：英宪‘决不能以人力强为，只由自然生长。’而且他的生成并不是根据抽象理论而得到的结果，这种结果实产生于英吉利人们所有一种政治天性，依之，他们的远祖远宗，当尚在野蛮时代，得以建筑坚固而又远大的制度。”艾沃•詹宁斯爵士在总结英国宪政经验时也认为，“成文宪法以政府理论或原则为基础；但理论是根据经验提出来的，那些自许‘自由之邦’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英国的经验建立起来的。英国的宪政史表明它是一种为满足不断变化的文明的需要而对机构加以发展和修正的持续实验的过程。”7著名的现代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从“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order）”这一核心概念出发，认为：“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8

注重考察西方宪政运动的文化根基及自然进化并不等于承认现代社会的发展是纯粹自主变迁的，而在于注重从文化基础上构建宪政良性运动的平台，找出宪政运动的主体性力量。然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宪政运动始终停留在“精英意识”的状态上，远远没有形成全民族的文化上的整体自觉与诉求，突出表现为民族整体宪法意识、宪法信仰的淡薄与匮乏。龚自珍、魏源、徐继畲等思想家和封建士大夫虽然看到了大清王朝“盛世”背后的严重危机，提出了变法改制主张，但无论思想本身还是社会影响的历史局限性却是显而易见的。与洋务派存在着密切联系的早期改良派虽然在内忧外患、民族危机加重的情况下清醒地看到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对国家富强、进步的直接影响，提出了“君民共生”的君主立宪主张，但时代的局限性同样不可避免，只不过“…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批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权思想和民主宪政思想的朦胧的追求。”9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只在物质技术方面学习西方而保留君主专制制度的洋务派式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方案的破产。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推动了以君主立宪为中心的，但失败的命运同样不能避免，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沦为宫廷权力争斗的牺牲品。缺乏人民支持的维新派在强大的传统守旧势力面前显得脆弱不堪。八国联军、辛丑条约及其以后的社会政治形势迅速地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推进到中国近代宪政运动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以革命的暴力推翻了封建王朝，但结果是“旧巡抚穿上了新都督的外衣”10，被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所鼓舞的广大人民群众被“不准革命”的禁令挡在宪政运动的门外，而“戴着革命派的假面具的军阀和流氓政客在革命的浪潮中上升为当权派。”而此后的北洋军阀以及国民党政府成为典型的“立宪独裁”（ConstitutionalDictatorship）统治，形式上制宪活动频繁，但宪法大都是装饰性或名义性的宪法。直至新中国的建立才翻开了中国宪政运动的新篇章。中国近代宪政问题从思想理论到社会运动始终存在着自上而下的运动态势，主体力量遵循以下次序演进：开明的封建士大夫→洋务派官僚→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维新派）→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或者囿于历史的局限不能看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或者囿于阶级的局限出于本能而不敢发动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没有出场的角色”——缺席宪政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制度

作为制度意义上的宪政，就是要通过一系列制度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保证它作为一国政治生活的基准和法律体系中最高规范的地位。因此，实施宪政意味着一个政治社会的框架，它通过并依据法律组织起来，其目的是为了制约绝对权力11。然而，这些制度背后深藏着一种构成宪政秩序文化底蕴的观念形态或价值体系。“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西方宪政文明建立的基础是社会的二元观——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国家有权力处理世俗事务，教会有权力处理属灵事务。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自然法理论成为将不同信仰甚至无宗教信仰的人们结合在一起的普遍规范，公民社会取代教会社会。这样，自然法理论基于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并获得了同样的道德权威。对于宪政运动，西方文化中的“高级法”、“自然法”等观念为此提供了深厚的精神资源，文化的演进与制度创新是同步协调的。

对中国而言，现代性制度与传统文化之间、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化（文化抵抗）的矛盾与冲突是深刻的。宪政作为一种运动必须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形成一种文化上的整体自觉，而社会动员必须弘扬、强化民族意识，而弘扬民族意识只能依靠传统民族文化的支持与支撑，但传统文化是一种专制主义的文化，是与现代化、与宪政背道而驰的文化，因此，作为制度上的现代化越进步，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裂痕越深。这是始终存在于中国近代宪政历史进程中的两难境遇12。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赖肖尔也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宪政制度的抵抗，“1900年以前，大批有才能的人并没有致力于真正的革命或改革。在旧制度下，没有人具有根本改变这一制度的坚定信念。中国国内变革力量的弱小与其归咎于西方帝国主义倒不如归因于中国的社会秩序、国家和文化之强大。阻碍中国对西方的威胁作出迅速反应的抑制因素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坚强内聚力和稳固的结构。13梁漱溟先生从对英国宪政的研究中看到，“近代西方政治组织方式与运作规范是西方社会生活衍生出来的自然结果，并且是在长期的运用中已然达到与其人生与人心丝丝入扣的磨合程度的一种纯熟技巧”，宪政不赖于宪法条文“却托于政治习惯而立”。辛亥革命后，中国只从制度层面上具备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外形，而“大多数人的根本精神却不能与之相应”。在传统的乡土中国，硬性横向移植西方的宪法与宪政，缺乏事实根据，“与中国的社会无据，与中国的人心讨不着‘说法’”。因此，宪政是解决“中国问题”这一过程的结果而不是这一过程的起点14。宪政运动没有文化的跟进，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很难建构起全民族的宪政信仰，宪政就成为纯粹的功利性的制度或政策，这就是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在中国只开花不结果的原因之一。

现代化是从经济、政治、文化到民族习惯、文化心理的综合性社会变革。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不同，自清末改制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与民族国家的建立纠结在一起，因此中国不可能如西方那样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逻辑地展开宪政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独特景象与道路。以“分权让利”为根本特征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中国当代宪政建设的引擎，以宪政为标志的政治现代化成为中国人继经济建设以后所面对的又一时代课题1。然而，“中国自有宪法已将近百年，然中国之宪政建设尚待完成。盖宪政之与宪法，犹如法治之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故修宪法虽易，行宪政实难。”2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在《永久和平》一文中指出的“人类最后解决的”命题是：“人类最大的实际问题，就是解决自然强加给他们的如何建立一个文明社会并根据法律和谐一致地执行公正的原则。”3人类社会已有的所有学说与制度安排，其目的都在于为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存续，宪政的立场首先就是人的立场，关注人的幸福与生存状况是理论创新与制度安排的逻辑起点。本文拟站在这一立场上以历史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宪政运动，找出影响中国宪政运动的历史症结，以期对当下正在进行的宪政建设有所启迪。因为“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4

一、精英意识与“没有出场的角色”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思想运动与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的时代。宪政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历史运动，仅靠求生本能是不够的，而必须从关照作为个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实现社会精神（文化）的再生，从而使宪政运动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与支撑，形成一种持久的、延续不断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自觉运动。近代宪政理论是以欧洲话语来表述的。在西方本土，宪政的确立是建立在以“法律之下的自由（freedomunderlaw）”5为指导性原则的传统西方文化基础上的一种自然生长的过程，是其自由传统的一种必然逻辑结果。戴雪指出：“……英吉利宪章不纯是一项政制，可以比较世间所有庸俗政制，却是神秘而不可强以言语形容的政治功业，甚至自我们在少年时即熟闻一语，即谓：英宪‘决不能以人力强为，只由自然生长。’而且他的生成并不是根据抽象理论而得到的结果，这种结果实产生于英吉利人们所有一种政治天性，依之，他们的远祖远宗，当尚在野蛮时代，得以建筑坚固而又远大的制度。”艾沃•詹宁斯爵士在总结英国宪政经验时也认为，“成文宪法以政府理论或原则为基础；但理论是根据经验提出来的，那些自许‘自由之邦’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英国的经验建立起来的。英国的宪政史表明它是一种为满足不断变化的文明的需要而对机构加以发展和修正的持续实验的过程。”7著名的现代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从“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order）”这一核心概念出发，认为：“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8

注重考察西方宪政运动的文化根基及自然进化并不等于承认现代社会的发展是纯粹自主变迁的，而在于注重从文化基础上构建宪政良性运动的平台，找出宪政运动的主体性力量。然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宪政运动始终停留在“精英意识”的状态上，远远没有形成全民族的文化上的整体自觉与诉求，突出表现为民族整体宪法意识、宪法信仰的淡薄与匮乏。龚自珍、魏源、徐继畲等思想家和封建士大夫虽然看到了大清王朝“盛世”背后的严重危机，提出了变法改制主张，但无论思想本身还是社会影响的历史局限性却是显而易见的。与洋务派存在着密切联系的早期改良派虽然在内忧外患、民族危机加重的情况下清醒地看到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对国家富强、进步的直接影响，提出了“君民共生”的君主立宪主张，但时代的局限性同样不可避免，只不过“…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批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权思想和民主宪政思想的朦胧的追求。”9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只在物质技术方面学习西方而保留君主专制制度的洋务派式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方案的破产。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推动了以君主立宪为中心的，但失败的命运同样不能避免，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沦为宫廷权力争斗的牺牲品。缺乏人民支持的维新派在强大的传统守旧势力面前显得脆弱不堪。八国联军、辛丑条约及其以后的社会政治形势迅速地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推进到中国近代宪政运动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以革命的暴力推翻了封建王朝，但结果是“旧巡抚穿上了新都督的外衣”10，被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所鼓舞的广大人民群众被“不准革命”的禁令挡在宪政运动的门外，而“戴着革命派的假面具的军阀和流氓政客在革命的浪潮中上升为当权派。”而此后的北洋军阀以及国民党政府成为典型的“立宪独裁”（ConstitutionalDictatorship）统治，形式上制宪活动频繁，但宪法大都是装饰性或名义性的宪法。直至新中国的建立才翻开了中国宪政运动的新篇章。中国近代宪政问题从思想理论到社会运动始终存在着自上而下的运动态势，主体力量遵循以下次序演进：开明的封建士大夫→洋务派官僚→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维新派）→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或者囿于历史的局限不能看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或者囿于阶级的局限出于本能而不敢发动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没有出场的角色”——缺席宪政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制度

作为制度意义上的宪政，就是要通过一系列制度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保证它作为一国政治生活的基准和法律体系中最高规范的地位。因此，实施宪政意味着一个政治社会的框架，它通过并依据法律组织起来，其目的是为了制约绝对权力11。然而，这些制度背后深藏着一种构成宪政秩序文化底蕴的观念形态或价值体系。“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西方宪政文明建立的基础是社会的二元观——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国家有权力处理世俗事务，教会有权力处理属灵事务。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自然法理论成为将不同信仰甚至无宗教信仰的人们结合在一起的普遍规范，公民社会取代教会社会。这样，自然法理论基于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并获得了同样的道德权威。对于宪政运动，西方文化中的“高级法”、“自然法”等观念为此提供了深厚的精神资源，文化的演进与制度创新是同步协调的。

一、精英意识与“没有出场的角色”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思想运动与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的时代。宪政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历史运动，仅靠求生本能是不够的，而必须从关照作为个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实现社会精神（文化）的再生，从而使宪政运动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与支撑，形成一种持久的、延续不断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自觉运动。近代宪政理论是以欧洲话语来表述的。在西方本土，宪政的确立是建立在以“法律之下的自由（freedomunderlaw）”5为指导性原则的传统西方文化基础上的一种自然生长的过程，是其自由传统的一种必然逻辑结果。戴雪指出：“……英吉利宪章不纯是一项政制，可以比较世间所有庸俗政制，却是神秘而不可强以言语形容的政治功业，甚至自我们在少年时即熟闻一语，即谓：英宪‘决不能以人力强为，只由自然生长。’而且他的生成并不是根据抽象理论而得到的结果，这种结果实产生于英吉利人们所有一种政治天性，依之，他们的远祖远宗，当尚在野蛮时代，得以建筑坚固而又远大的制度。”艾沃•詹宁斯爵士在总结英国宪政经验时也认为，“成文宪法以政府理论或原则为基础；但理论是根据经验提出来的，那些自许‘自由之邦’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英国的经验建立起来的。英国的宪政史表明它是一种为满足不断变化的文明的需要而对机构加以发展和修正的持续实验的过程。”7著名的现代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从“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order）”这一核心概念出发，认为：“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8

注重考察西方宪政运动的文化根基及自然进化并不等于承认现代社会的发展是纯粹自主变迁的，而在于注重从文化基础上构建宪政良性运动的平台，找出宪政运动的主体性力量。然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宪政运动始终停留在“精英意识”的状态上，远远没有形成全民族的文化上的整体自觉与诉求，突出表现为民族整体宪法意识、宪法信仰的淡薄与匮乏。龚自珍、魏源、徐继畲等思想家和封建士大夫虽然看到了大清王朝“盛世”背后的严重危机，提出了变法改制主张，但无论思想本身还是社会影响的历史局限性却是显而易见的。与洋务派存在着密切联系的早期改良派虽然在内忧外患、民族危机加重的情况下清醒地看到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对国家富强、进步的直接影响，提出了“君民共生”的君主立宪主张，但时代的局限性同样不可避免，只不过“…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批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权思想和民主宪政思想的朦胧的追求。”9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只在物质技术方面学习西方而保留君主专制制度的洋务派式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方案的破产。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推动了以君主立宪为中心的，但失败的命运同样不能避免，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沦为宫廷权力争斗的牺牲品。缺乏人民支持的维新派在强大的传统守旧势力面前显得脆弱不堪。八国联军、辛丑条约及其以后的社会政治形势迅速地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推进到中国近代宪政运动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以革命的暴力推翻了封建王朝，但结果是“旧巡抚穿上了新都督的外衣”10，被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所鼓舞的广大人民群众被“不准革命”的禁令挡在宪政运动的门外，而“戴着革命派的假面具的军阀和流氓政客在革命的浪潮中上升为当权派。”而此后的北洋军阀以及国民党政府成为典型的“立宪独裁”（ConstitutionalDictatorship）统治，形式上制宪活动频繁，但宪法大都是装饰性或名义性的宪法。直至新中国的建立才翻开了中国宪政运动的新篇章。中国近代宪政问题从思想理论到社会运动始终存在着自上而下的运动态势，主体力量遵循以下次序演进：开明的封建士大夫→洋务派官僚→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维新派）→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或者囿于历史的局限不能看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或者囿于阶级的局限出于本能而不敢发动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没有出场的角色”——缺席宪政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制度

作为制度意义上的宪政，就是要通过一系列制度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保证它作为一国政治生活的基准和法律体系中最高规范的地位。因此，实施宪政意味着一个政治社会的框架，它通过并依据法律组织起来，其目的是为了制约绝对权力11。然而，这些制度背后深藏着一种构成宪政秩序文化底蕴的观念形态或价值体系。“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西方宪政文明建立的基础是社会的二元观——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国家有权力处理世俗事务，教会有权力处理属灵事务。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自然法理论成为将不同信仰甚至无宗教信仰的人们结合在一起的普遍规范，公民社会取代教会社会。这样，自然法理论基于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并获得了同样的道德权威。对于宪政运动，西方文化中的“高级法”、“自然法”等观念为此提供了深厚的精神资源，文化的演进与制度创新是同步协调的。

对中国而言，现代性制度与传统文化之间、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化（文化抵抗）的矛盾与冲突是深刻的。宪政作为一种运动必须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形成一种文化上的整体自觉，而社会动员必须弘扬、强化民族意识，而弘扬民族意识只能依靠传统民族文化的支持与支撑，但传统文化是一种专制主义的文化，是与现代化、与宪政背道而驰的文化，因此，作为制度上的现代化越进步，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裂痕越深。这是始终存在于中国近代宪政历史进程中的两难境遇12。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赖肖尔也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宪政制度的抵抗，“1900年以前，大批有才能的人并没有致力于真正的革命或改革。在旧制度下，没有人具有根本改变这一制度的坚定信念。中国国内变革力量的弱小与其归咎于西方帝国主义倒不如归因于中国的社会秩序、国家和文化之强大。阻碍中国对西方的威胁作出迅速反应的抑制因素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坚强内聚力和稳固的结构。13梁漱溟先生从对英国宪政的研究中看到，“近代西方政治组织方式与运作规范是西方社会生活衍生出来的自然结果，并且是在长期的运用中已然达到与其人生与人心丝丝入扣的磨合程度的一种纯熟技巧”，宪政不赖于宪法条文“却托于政治习惯而立”。辛亥革命后，中国只从制度层面上具备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外形，而“大多数人的根本精神却不能与之相应”。在传统的乡土中国，硬性横向移植西方的宪法与宪政，缺乏事实根据，“与中国的社会无据，与中国的人心讨不着‘说法’”。因此，宪政是解决“中国问题”这一过程的结果而不是这一过程的起点14。宪政运动没有文化的跟进，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很难建构起全民族的宪政信仰，宪政就成为纯粹的功利性的制度或政策，这就是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在中国只开花不结果的原因之一。三、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

一、对抗性理念与宪政文化

对抗理念是从对专制统治的对抗到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对抗，对抗的本质也从反抗压迫，追求自由、平等到不受国家权力的干涉，以权利对抗权力，追求人权的信念。宪政，是指一种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和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宪政意味着从对抗到妥协，是一种对抗制度下的状态，而这种制度的孕育并成熟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之下的，这个背景，就是我们所说的宪政文化。宪政文化植根于各个国家独特的文化背景之下，受着不同因素的不同影响，使整个世界的宪政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是这种文化的发展背景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宪政文化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共性，我们发现对抗性就是这样的一种共性。笔者试从西方宪政发达国家的宪政的发展历史人手，并通过对西方和我国对抗性理念差异的分析，提出提高我国公民对抗性宪政意识的解决方案。

二、西方宪政发展史中的对抗意识

(一)英美法系

英国宪政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多元主体对抗性的历史。对抗性理念从最开始只存在于贵族到后来普及到民众，随着对抗性理念的增强和统一，反抗压迫，制衡强权的宪政的意识逐步蔓延，使得英国宪政的建立。它最早源于“国务需协商决定”的悠久历史传统。1066年前夕，已形成这样一条公认的准则：“国王未征求意见和得到同意不得行动。”可见英国从很早开始就存在着与国王对抗的理念。1215年英国《大宪章》是世界第一部具有宪政意义的文件，就是当时英国贵族成功迫使国王妥协的产物。近代，对抗性理念不但在当时的贵族阶层得到了体现，随后爆发了苏格兰人民起义，在人民的压力下，议会和军队组成的最高法庭处决了查理一世，标志着对抗专制统治的一大胜利。

美国是世界上成功实现宪政的国家之一。美国的对抗性的宪政文化，体现了一种多元主体性和普适性，无论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还是适用范围最小的规章，都体现出了一种对抗后妥协；无论是上至掌管国家立法的议会，还是下至普通的老百姓，都不轻言妥协和放弃，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而与对手抗衡，而这种对抗性的理念正是现代多元主义的立宪主义理论的思想根基。首先，美国宪法的诞生是一部从反抗殖民压迫到权力之间相互对抗的历史。其次，美国宪法基本原则与制度上，对抗性理念也得以体现。如三权分立和联邦制度。两种制度的精髓充分体现了对抗性的理念。再次，在美国宪法实施过程当中对抗性理念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使公民具有提起违宪审查的资格，任何受到法律损害的公民都有权提起违宪审查。正是由于防止政府权力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为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创造“良好”的理由，它赋予了公民对抗“恶法”的可能性，增强了公民对抗公权力侵害的反抗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宪政意识，使宪法真正融人公民的生活，成为真正保护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公权力的法律。